哪位好心人告诉我 孔子思想的缺陷 详细些谢谢
你好
儒学不错，你很有品味。
我现在看的是《弟子规》，我建议你从四书开始读起，而后五经。注意一点：读书的真谛不是在乎你读了多少书，而是在乎你能不能读懂书中的精髓，不要为了读书而读书，是为了读书而读书。
摘 要：春秋时期,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贵族与国君、奴隶主贵族之间的夺权斗争中,大大提高了“民”的社会地位；殷商以来逐步确立的宗法体制以及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面临土崩瓦解,“人道”与“天道”溶为一体的神学思想体系受到冲击；一些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在总结和借鉴尧舜时代以及夏、商、周时期提出的“民惟邦本”的道德论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社会化人文主义思想的新的道德论说, 逐步形成思潮而勃然兴起,为孔子仁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民”的地位变化,“天道”、“人道”分离, 社会化的人文主义思潮兴起,就是孔子仁学的文化背景。
关键词：民；人道；天道；民惟邦本；人文主义
孔子仁学产生于春秋晚期,是中国社会由禅让到父传子的家天下、历经三代至春秋的社会政治伦理的理论概括, 是世界文明轴心时代东方社会化人文主义的一朵奇葩,是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由乱而治的理论指导。
孔子仁学的核心内容是“克己”[1]、“爱人”[1]、“力行”[2]。“克己”, 克尽己私。“爱人”,与他者和谐一致。“力行”,所行无私无畏。克尽己私是体“仁”的重要途径, 与他者和谐一致是行“仁”的重要内容, 所行无私无畏是践“仁”的重要保证。体“仁”、行“仁”、践“仁”都是对“人”而言,“仁者人也”, 没有“人”的主导作用,就没有“人”的体“仁”、行“仁”、践“仁”。“民”（人）的地位变化,“天道”、“人道”分离, 社会化的人文主义思潮兴起,就是孔子仁学的文化背景。
1、“民”的地位变化
泛指的“民”，与“人”同义。《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朱熹集传:“民,人也。”《左传·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孔颖达疏:“民者,人也。”人与天地并,是现实世界的主人。《说文》:“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列子·黄帝》:“有七尺之躯,手足之异,戴发含齿,倚而趣者,谓之人。”特指的“民”、“人”各有所指。《诗·大雅·假乐》:“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朱熹集传:“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
中国社会，在《尚书》中记载的尧舜时代,进入原始社会末期,即部落联盟时期。尧、舜是在黄河流域先后相继的两个部落联盟首领。部落联盟时期,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的不断改进,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在财产公有的原始公社内部,逐渐出现了家庭私有经济。私有制产生和发展, 原始公社内部出现了贫富分化。部落首领和一些家长们不再杀害对外战争的俘虏, 将他们作为奴隶,强迫他们劳动,榨取他们的劳动成果。因此, 原始社会末期，在出现贫富的差别和对立的同时，也出现了自由人和奴隶的差别和对立。这时“民”和“人”便开始具有了各自特有的意义。
“民”和“人”是两个象形字,都属于初文。《说文》:“民,众萌也。从古文之象。”“人,……籀文,象臂胫之形。”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 民,“（在周代彝器中）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周人初以敌囚为民时,乃盲其左目以为奴隶。”看来,以“民”指称奴隶是尧舜时代以后的事。尧舜时代虽然出现了“自由人和奴隶的差别和对立”,但“民”和“人”的社会地位并无多大悬殊。
据《尚书·虞书·尧典》记载, 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首领称之为“帝”, 帝“克明俊德”、“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尧舜时代的“帝”有别于“秦始皇”以后的“帝”。《说文·上部》:“帝,谛也。”《说文·言部》:“谛,审也。”《广雅·释诂三》:“帝,諟也。”《说文·言部》:“諟,理也。”王筠句读:“谓料理之也。”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首领之所以称之为“帝”,是因为他们的主要社会责任是调查、研究、料理天下大事、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他们不同于后世的“君主”、“皇帝”。“百姓”,即百家（众多的氏族）。“姓”是家族的标志。《诗·唐风·杕杜》“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毛传:“同姓,同祖也。”一姓,就是一家（一个氏族）。“万邦”,众多的部落。《玉篇·邑部》:“邦,界也。”部落联盟内有众多的部落,一个部落生活在一定的地域里。《周礼·地官·小司徒》:“……乃分地域而辨其守。”郑玄曰:“故书‘域’为‘邦’。”“万邦”,意为万方,即众多的部落。“帝”与“百姓”（众多的氏族）、“万邦”（众多的部落）不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是联合关系,许多氏族（家族）联合成一个部落, 若干个部落组成联盟,以贤能者为首领,这个首领就是“帝”,“帝”对于“百姓”之事仅仅是“平章”（辨别、彰明）而已, 对于“万邦”也仅仅是“协和”（调和、和谐）而已。
尧舜以后,特别是大禹以后,随着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剩余生产物丰富,家庭私有经济逐渐发展, 私有制和阶级产生。在大禹当部落联盟首领的后期,将其直接控制的区域“敷土”为九州,“奠高山大川”以为州境,委派州“牧”,“锡土姓”,九州以外的部落首领封建为诸侯。其地域“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3]这时的大禹已变成名副其实的国王了。
大禹死后,尧舜时代的禅让被废除,代之以王位世袭。大禹的儿子启袭取了王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启杀伯益,灭有扈氏,将其部落成员罚为“牧竖”（畜牧奴隶）。启的家族及拥护启的各部落首领、族长成为奴隶主,中国历史进入奴隶社会, 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奴隶主不仅把战俘变为奴隶,也随意把一部分“民”罚为奴隶。在奴隶社会, “民”大部分沦为奴隶,成为被统治阶级。中国奴隶社会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朝开始,中经商、西周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后的春秋时期崩溃,维系了近十二个世纪。
奴隶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左传·昭公七年》载:“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 公臣大夫, 大夫臣士, 士臣皂, 皂臣舆, 舆臣隶, 隶臣僚, 僚臣仆, 仆臣台。以待百事。”王是最高统治者,王以下有公卿、百官, 公卿是高级官吏, 百官是一般官吏。担任公卿、百官的都是奴隶主贵族。奴隶主贵族又有卿、大夫、士三等, 卿、大夫、士又各分为上、中、下,共有九级。
“民”是被统治阶级,被称之为“平民”、“百姓”。“平民”的身份高于“百姓”,是有人身自由的“民”。“平民”,有的由没有贵族身份的部落成员繁衍而来, 有的从贵族分化而来。贵族中最低一级的士与平民又统称“国人”。
“百姓”已不是尧舜时代“平章百姓”的“百姓”,而是天下众民的总称。“皂”、“舆”、“隶”、“僚”、“仆”、“台”是等级不同的家庭奴隶。“皂”、“舆”是看家护院的奴隶,“有员额者”（正式的）为“皂”,“无员额者”（非正式的）为“舆”。“隶”是获罪的奴隶,“僚”是罪人罚做苦役的奴隶。“仆”是世代为奴的奴隶,帮助主人驾车的“仆”,又称之为“驭”。“台”,罪人逃亡复为奴的奴隶。还有服务于主人起居生活的奴隶,称之为“臣妾”；从事农业劳动的奴隶, 称之为“众人”、“庶人”（或简称为“庶”）；从事手工劳动的奴隶, 称之为“工”。另外,“奚”、“人鬲”也是奴隶。《周礼·天官·冢宰》:“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 奚三百人。”郑玄注:“古者从坐男女,没入县官为奴,其少才知者以为奚。”《大盂鼎》:“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 人鬲千又五十夫。”郭沫若认为:“人鬲中包括‘自驭至于庶人’,‘驭’是家内奴隶,‘庶人’的地位是在家内奴隶之下的。”所谓“人鬲”,是家内奴隶和生产奴隶的统称。奴隶社会的“民”,除“平民”以外,都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统称为“百姓”,是奴隶社会物资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灭绝人性的奴隶统治的承受者。
奴隶社会的历史进入西周以后,以周公旦为代表的统治阶段,他们在吸取夏、商灭亡的教训的同时,借鉴、总结了尧舜时代治理天下的历史经验,认识到“民”的力量，认为“人”是天地间的灵秀者,而“圣人”又是最灵最秀者,只有那些诚实无妄、天性聪明的先知先觉者,那些能使天下之疲癃残疾得其生、鳏寡孤独得其养、举万民之众无一而不得其所的人，才能作天子（元后）, 才能为民之“父母”。天是惠爱天下众民的, 作天子的人,奉承天意,就是顺乎民意。
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产生，“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早在西周末年,有些奴隶主贵族已经使用奴隶开辟了一些新的耕地,占为己有,成为他们的私田。这些占有私田的奴隶主贵族，为了吸引因反抗奴隶制残酷剥削和压迫而逃亡的奴隶到自己的私有土地上劳作, 不得不改变剥削方式。占有私田的奴隶主贵族, 后来逐渐转化为封建地主,在他们私有土地上劳作的劳动者也由奴隶转化为佃农。还有些奴隶和破产的平民,逃到山林川泽地带,开辟耕地,进行个体生产,便成为自耕农民。
春秋前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公室强盛；中叶以后, 诸侯国的卿、大夫的“私家”势力发展,逐步掌握了诸侯国的实际统治权力。于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贵族与国君、奴隶主贵族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新贵族为了取得对国君、奴隶主贵族斗争的胜利,利用各种方式争取“庶民”的支持。
《左传·哀公二年》载:晋赵鞅在一次争取对国君、奴隶主贵族斗争的胜利的战前誓师中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 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遂”,得遂进仕；“免”,焚丹书,使为自由民。庶人、工、商这类奴隶可以上升“士”,人臣、隶圉, 这类奴隶可以成为自由民。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贵族与国君、奴隶主贵族之间的夺权斗争中,大大提高了“民”的社会地位。
2、“天道”、“人道”分离
人生天地之间, 天地万物,与人的生存紧密联系着。“人”有“人道”，“天”有“天道”。“人道” 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天道”有两层含义，一是天地化生万物的自然之道；一是人出于生存需要而产生的对天地万物的认识所形成的思想体系。人类的幼年时代,对人所赖以生存的天地万物包括对人自身的认识是混沌的。随着人类的进化, 人类社会的形成和进步, 人在认识自身的同时,也逐渐认识了人所赖以生存的天地万物。中华民族早在尧舜时代就对人所赖以生存的天地万物有了明确的认识,“天道”、“人道”已经产生,但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不得不受制于天地,“人道”与“天道”溶为一体。《尚书·虞书·尧典》载:古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之后,“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虞书·舜典》载:古帝舜“受终于文祖,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这里已叙述了关于人对自身以及对人所赖以生存的天地万物的明确认识,只不过将“人的生存之道”溶于“天道”之中,“人道”与“天道”混然不可分。
人类幼年时代将“人道”与“天道”溶为一体,其标志就是巫觋的存在。“天道”的本质是“历象日月星辰”以及万物变化的自然规律, 幼年时代的人类,只知道它与人的生存紧密相关,由“恐惧”而生“敬畏”,以为是“天地神灵”或“鬼怪”,于是虔诚祭拜。巫、觋便是接事鬼神的人。《说文·巫部》:“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又《见部》:“觋, 能斋肃事神也。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巫、觋又统称“巫”,或曰“巫师”。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为了生存,只有靠“巫师”祓除不祥。
巫师主要是以歌舞事神,其具体活动有祈祷、卜筮、星占,并兼用药物为人求福、却灾、治病。巫师既晓人事又知天命。对“人”来说,他可以行“天道”,传达“皇天”、“上帝”的意志；对“神”来说,他可以行“人道”,娱“神”、驱“鬼”,表达人世间的美好愿望。夏、商、周三代,巫风盛行,不仅民间,朝廷也大兴巫风。《尚书·商书·伊训》云:“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巫师在朝廷不仅以歌舞事神,有些大巫师还辅佐国王治理天下。《尚书·周书·君奭》载:“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 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 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 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 时则有若甘盘。”这是周公挽留召公时所讲述的有关商代良相的故事,其中“巫咸乂王家”的“巫咸”,就是商代有名的大巫师,《韩非子·说林下》、《吕氏春秋·勿躬》、《楚辞·离骚》、《史记·殷本纪》均有记载。“巫咸治王家有成”,其子巫贤, 在祖乙时代,继续为王室服务,与其父以及伊尹等,同为商代的圣贤君子。
认为“天”主宰人世间的一切,称“天”为“皇天”、“上帝”,这是“人道”与“天道”溶为一体的又一标志。《尚书·虞书·大禹谟》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帝尧为什么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除了“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之外,最关键的还是“皇天眷命”,也就是说帝尧“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是“天”的意志。夏、商、周三代的立国和更替,《尚书》以为完全是“皇天”、“上帝”的安排, 是“天”的意志的表现。
《尚书·夏书·甘誓》载:“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罚。”大禹的儿子启,夺取了大禹在部落联盟会议上推举的继承人伯益的王位,打败了有扈氏,《甘誓》认为这是顺从天的意志。因为有扈氏暴殄天物,轻忽不敬,废弃正朔,虐下背上,获罪于天,天用剿绝其命。启攻伐有扈氏,只不过是敬行天之罚而已！
《尚书·商书·汤誓》载:“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汤誓》认为夏桀暴虐,逆天意而行,天命要杀死他,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汤灭夏是天意, 成汤取代有夏是顺从天意的义举。《尚书· 商书·说命下》载:“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保衡,即成汤时的贤相伊尹。伊尹助成汤伐夏桀,佐卜丙、仲壬二王,放太甲而相之,其功感通皇天。伊尹的所作所为,体现了“天”的意志,所以能与“皇天”、“上帝”相感通,而成其伟业。
《尚书·周书·泰誓上》载:“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泰誓上》认为周文王兴兵讨伐商纣王（受）,是因为商纣王暴虐无道,使皇天震怒, 周文王受命将天威,以除邪虐。
“皇天”、“上帝”是人类社会的主宰。惩恶扬善,铲除暴虐,是“皇天”、“上帝”对黎民百姓的恩泽。“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 元后作民父母。”[4]如果“作民父母”者,“弗敬上天,降灾下民”,必将受到惩罚。
认为自然灾害以及各种怪异现象是“皇天”、“上帝”不同情感的表达, 这是“人道”与“天道”溶为一体的第三标志。《尚书·夏书·胤征》载:“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揍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 杀无赦。”羲和, 羲氏、和氏,主历象授时之官。天纪,指岁、月、日、星辰、历数。岁、月、日、星辰、历数属于天道,其变化有自身的规律性,《胤征》记述了一次因日蚀产生的混乱:“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天子恐惧于上, 啬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日之变。《胤征》认为日蚀的发生,不是大自然规律性的表现,而是的“皇天”、“上帝”对人世间“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的情绪反映,是因为“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的结果。
《墨子·兼爱下》载:“（汤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据《帝王世纪》云,汤自伐桀后,大旱七年,曾以己身为牺牲,祷于桑林之社,以其词[5]说于“皇天”、“上帝”，愿以身赎罪。《汤诰》以为天大旱是“皇天”、“上帝”的情感表达,所以“以己身为牺牲,祷于桑林之社”，请求“无及万方”。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53年）,中国社会进入大动荡的转型期。殷商以来逐步确立的宗法体制以及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面临土崩瓦解,“人道”与“天道”溶为一体的神学思想体系受到冲击,一些处在社会大变革前沿的思想家们,根据自己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天”和“人”的关系。《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十六年（公元前644年）春,陨石于宋五, 陨星也。六鷁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十八年（公元前524年）……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宋、卫、陈、郑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 郑皆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左传》分别记述了周内史叔兴、郑子产对当时人们认为要给人世间带来灾难的“怪异现象”的不同看法,揭示了在天人关系认识上的严重对立。宋襄公认为“陨石于宋五”、“六鷁退飞,过宋都”是“凶兆”,是“皇天”、“上帝”某种情感的表达。而周内史叔兴却认为是“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裨灶由“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宋、卫、陈、郑皆火”预言“郑皆又将火”。子大叔认为“若有火,国几亡”。子产却认为“风”助“火”势是自然之理,属“天道”；“国几亡”、“救亡”是人世之理, 属“人道”；“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这里, 周内史叔兴冲破了将“人道”与“天道”溶为一体的神学思想体系,肯定了大自然变化属“阴阳之事”,由“天”不由“人”；吉凶祸福是人世间的事, 由“人”不由“天”。把“天道”、“人道”分离为二。子产在叔兴把“天道”、“人道”分离之后的一百二十年,又从理论上区分了“天道”与“人道”。从而揭开了中国思想史上“有天有人,天人有分”观念的新篇章。
3、社会化的人文主义思潮兴起
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 孕育于将“人道”与“天道”溶为一体的人类的幼年时代,以“人道”与“天道”交互影响所产生的有关道德论说为基本标志。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不存在西方哲学的人文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深刻批判,也不存在西方哲学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彻底决裂,而是在“人道”与“天道”的统一中,将人性及其全部特质溶于宇宙；其人文主义观念中,包容着精神的和自然的层面。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以人,特别是以人的行为的社会评价、人对社会的责任为出发点。对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来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谐、有序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重要原则。
如果说,开始于启蒙运动的特别重视“个人”价值的现代西方人文主义,不依靠宗教来回答问题,而且对超自然的解释一般被忽略, 因此,人们将其称之为“西方世俗化的人文主义”；那么, 对特别重视“社会”责任的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虽然没有现代意义的所谓宗教的影响,但却并不否定“皇天”、“上帝”的最高权威,而且以追求和谐有序、天下太平为生活目标,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将其称之为“东方社会化的人文主义”！
社会化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民惟邦本”。这一思想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产生。古帝尧“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功绩,就是“黎民於变时雍”[6]。“黎民”，众民。“於”,音wū,叹词,表示赞美。“变”，蔡沈注：“变, 变恶为善也。”“雍”，和也。“黎民於变时雍”的意思是众民赞美善道,时世雍和太平。由“尧”而“舜”而“禹”,“黎民”都是部落联盟首领（“帝”）的服务对象, 部落联盟首领（“帝”）都以“黎民於变时雍”为大治天下的标准。《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夏启之子,太康之弟。《五子之歌》,乃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皇祖”,指“大禹”。“皇祖有训”,即大禹之训。“民可近,不可下”,是“大禹”对后人的训戒,“大禹”告诫他的后人,对“民”要亲近,不能疏远。“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乃邦国之根本,作为邦国之根本的“民”安定了, 时世才能雍和太平。
社会化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有关道德论说,在中国历史与社会的演进中,在“人道”与“天道”交互影响中不断积淀, 逐步形成为社会化的人文主义思潮, 而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春秋时期勃然兴起。
从有夏（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七世纪）、经有商（公元前十七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到西周（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771年）的一千三百多年间, 中国奴隶社会的开始和发展经历了三次大动荡。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禹的儿子启为了袭取王位,以“恭行天之罚”相号召,指责“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五行”,《孔子家语·五帝》:“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三正”,指夏历正月建寅, 殷历正月建丑, 周历正月建子。“威侮五行, 怠弃三正”,意思是暴殄天物,对五行化育万物的自然规律轻忽不敬；废弃正朔,虐下背上。公元前十七世纪初,成汤克夏,夏桀王被放逐到南巢,夏朝灭亡。《汤诰》指出:“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凡我造邦,……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 弗敢自赦。”“灭德作威”,言夏桀没有仁爱,但为杀戮。“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 弗敢自赦”, 言人有善不敢以不达,己有罪不敢以自恕。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了新的奴隶制王朝。《泰誓上》宣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 元后作民父母。”“亶”,诚实不欺。“元后”,天子。“亶聪明作元后”,言君临天下的人,必须是对天下诚实不欺,且先知先觉的人中最灵、最秀者。“元后作民父母”,言任元后之职者,对天下百姓应尽作父母之义。《泰誓中》宣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思是天之视听皆出自于民, 任元后之职者,应以民心而察天意。这三次大动荡中,奉“天命”而君临天下者都围绕着“民惟邦本”这一中心议题,提出了有关道德论说。“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灭德作威”是从反面提出的道德论说；“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 弗敢自赦”、“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是从正面提出的道德论说。
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一些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他们在总结和借鉴尧舜时代以及夏、商、周所提出的“民惟邦本”的道德论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有关社会化人文主义思想的新的道德论说。
春秋前期,周天子王室衰微,诸侯国公室强盛起来；春秋中叶以后, 公室的统治力量削弱,卿大父的私家势力发展起来,并且逐步掌握了诸侯国的实际统治权力。诸侯国强盛, 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动摇了,如何处理周天子与诸侯国的关系成为辅佐王室的思想家、政治家考虑的首要问题；诸侯国争使霸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日趋紧张, 如何处理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 成为辅佐诸侯国公室的思想家、政治家考虑的首要问题。在如何处理周天子与诸侯国以及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关系的考虑中, 有关社会化人文主义思想的新的道德论说得到了发展。
《国语·周语上》载:公元前635年,周襄王派太宰文公及内史[叔]兴出使晋国, 晋文公完全按照规定的礼节接待了周襄王的使者。内史[叔]兴告襄王曰:“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礼义成。敬王命,顺之道也；成礼义,德之则也。则德以导诸侯, 诸侯必归之。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忠所以分也, 仁所以行也, 信所以守也, 义所以节也。忠分则均, 仁行则报, 信守则固, 义节则度。分均无怨, 行报无匮, 信固不偷, 节度不携。……中能应外,忠也；施三服义,仁也；守节不淫,信也；行礼不疚,义也。”
《左传·成公九年》载:公元前582年,晋景公到战俘营去见被俘的楚人钟仪,为其解除挚缚拘禁,并致问候。钟仪感激景公,如实地回答了景公所提出的问题, 景公很赏识钟仪,把钟仪的情况告诉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
周内史[叔]兴所阐述的“忠、仁、信、义”是处理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晋范文子所阐述的“仁、信、忠、敏”是处理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这些考虑周天子与诸侯国以及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时所阐述的“忠、仁、信、义、敏”等有关社会化人文主义思想的道德论说,在新兴地主阶级向国君、奴隶主贵族夺取统治权的斗争中形成一股思潮,为孔子仁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方面，其实孔子的思想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他讨厌种田这项工作，太死板，不懂变通肉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名叫“盗泉”的水不饮。肉切得不方正他不吃，他把肉块的方正与品性的端正联系起来，“滑溜肉片”肯定会吃出一个滑头的家伙。席子摆得不正他不坐，他把座席的方正与人心的正派联系起来，躺椅能坐出一个人格匍匐的人，转椅呢？那就一定坐出一个见风使舵的家伙。皆为封建统治者的垃圾推崇所致，其思想真死板。 ，1.复古，反对进步。2.反对平等。3.反对自由。4.歧视劳动。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比较反感用语言上的辩说宣扬，而主张埋头苦干，这在当今社会难以立足。不过总的来说 利大于弊。
【主要是：】
（1）.复古，反对进步。
（2）.反对平等。
（3）.反对自由。
4.歧视劳动。
1.孔子的思想是复古。2.孔子觉得农业是下贱的工作，鄙视农民。
孔子思想一般来讲既适应官，也适应民（礼教），但对不愿为官、不愿叩头的人就不太适合。尤其不适合追求自我式信仰（学术、艺术、与世有别的不据小节者）、追求与自然为互、对礼教悲观者。
孔子思想束缚太多，基本属于都市哲学，适合底层追求上层生活的人。都市生活是靠法、秩序而存，下层向上层攀登就得有教育和守纪律。但对向往田野生活的人就不太适用，他们靠天吃饭、靠地栽种、靠季收获，教育礼仪似乎没用。
林语堂说：“孔子思想教育就象要饮消毒牛奶”大概因为从牛场到城市有了许多病源，如渗水、添加剂，因为商人为了钱。但是农夫从农场乳桶中的鲜乳直接饮用，从没怀疑有问题的存在。
孔子思想对自然的取用是消极的，所以对修剪、约束（教育、礼仪）十分积极。有人说孔子是人工培植师，破坏了自然的鲜美，很多想享野味的人就去反对孔子，五四运动就是这样。
南怀谨说，孔子儒学是粮食，不能没有。我想这只能对上层和向往上层的人而言才正确，如果放在有自我追求、自我目标者，他们就不会享用。因为他们所需的粮食就不是这些，就象北方人离不开的面食，南方人就不能当为主食。所以使我想象到新中国以来对孔子思想排斥的原因和开放之后对孔子推崇的民意背后的情结。同时也使我清楚地弄懂了西方为什么引起孔子热潮的由来。
有人说孔子思想是投机思想、人情思想。人类从孔子思想中学会了圆滑、中庸、投其所好，从而得到了很多好处，所以人们毫无疑虑地推崇孔子思想是引导人们向上爬的标准。但当人们看清了那些活学活用孔子思想的人，厚颜无耻地捧着名利，心厚感激地呼唤“圣人”时，觉得真的要砸烂孔家店。但当长久缺乏孔家店的供给时，大家却又难以忍受清贫，所以就会有孔子命运的时好时坏。同样信奉孔子思想一心向上爬的人肯定命运也是时好时坏的。
孔子思想很现实，缺少意象成分，扼制了宗教信仰。东方人富有幻想，创造过很多幻异奇术，到孔子思想全被抛弃，以至后人学孔子思想者把古人幻想成果归为迷信。由于缺乏了神本思想，由于太现实，所以至今没有真正东方意义上的信仰。自孔子以来，中国百姓一直以生官发财，光宗耀祖为首要信仰，而对信仰的延世、对民风的原始淳朴、对田野风尚的文艺活动、对奇幻想象的神话天地则不屑一顾，这是中国大文化建设的桎梏。
孔子思想教育我们如何好好工作，这是现代管理中可借鉴的。但是工作之乐是要娱乐游戏的，娱乐游戏没有特定规则，孔子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去娱乐、游戏。娱乐是消费，是会丧志的，是向下走，而工作是积累，是向上爬，所以孔子思想教你如何去获得成功，想成功的人要多看孔子思想。但是由成功就有失败，失败了怎么办，孔子没有说，因孔子思想为兴奋剂，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南怀谨说“道家”是药品，当失败后，回归田野、回归自然、回到基层，你就不会有精神的包袱，就不会想从前的光环和辉煌，道家自然主义是镇痛剂，可以抚慰创伤了的灵魂。
孔子思想被称为阴谋哲学。他要求求积极进取、钻营官职、以期救世、积聚财物、厚葬祖辈，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而反对消极避世的阴谋哲学，使很多人忽视了阴阳平衡，而这阴阳平衡也是道家法宝之一。
孔学思想没有天堂地狱、没有完神精灵，他解决了人类天性问题，但却不顾及和人体生理的根本问题，所以人们在碰到无法解释的神秘问题时，就会抛弃孔学而去。所以在健康时用孔子，生病时用道学，想改善生活时就用佛家，会有不同结果。南怀谨曾说；“儒家是粮食店、道家是药品店、佛家是百货店。
孔子教育思想的缺点：
1、忽视科学
忽视科学这点是中外不少人对孔子的批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孔子那个时代，中国自然科学已经有了惊人的发展和积累，主要有：
在天文学方面，如李约瑟先生所讲：“中国是文艺复兴以前所有文明中对天象观测得最系统、最精密的国家。”而且中国天文学自始就使用赤道坐标系，不同于古希腊的黄道坐标系和阿拉伯的地平系统，而现代天文学采用的是中国式的赤道坐标系。世界上最早的日食纪录是《尚书•胤征》中的记载，发生在公元前1970年或前2019年。世界上第一次新星爆发纪录也是中国殷商甲骨卜辞中的“新大星并火”，约为公元前1300年。
在数学方面，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中有：“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东汉郑玄在注疏引郑众所言：“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也。”这同后来的《九章算术》差不多少。从任何知识所需要的积累、发展的时间过程判断，西周时即有“九数”的教学内容是合乎情理的，当然也许不会有《九章算术》中的内容那样高深。但只要有这些概念和最粗浅的运算技巧，在当时世界上也明显居领先地位。
但在《论语》和其它有关孔子的言行记录中，无论是数学物理还是机械工艺，均无丝毫反映。如果考虑到西周教学中本来有重数的传统，我们只能说孔子未能全面地继承和发扬他之前的文化知识。
依照“无求备于一夫”的古训，孔子忽视科学最多只能说缺憾、而不能说是过错。如果将孔子视为与其他诸子和古希腊哲人一样的杰出文化人士的话，孔子对知识有个人偏好是正常、无害的。但后来孔子被君主们尊为“至圣先师”，他的话被认为句句是真理、是社会思想的准则，这样，他的忽视科学这一个人偏好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很不利、甚至可以说是危害了。
2、 缺乏尚武精神
如果说忽视科学是先秦多数士人之通病的话，那缺乏尚武精神恐怕只有孔孟、杨朱等少数学派了。以军事见长的孙子等人就不用说了，主张耕战强国的商韩吴起等人也不必说了，就是《墨子》、《管子》中也有相当篇幅、很高明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连主张虚静无为的《老子》中，虽然多有反战言论，但也讲独特的用兵之道，如：“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第六十八章》）等。
孔子和鲁儒们依自己的爱好和愿望，只把周公说成是制礼作乐的先驱，从不提周公也是位军事家，不仅参与了武王伐纣，而且后来还亲率大军东征，讨平叛乱。
孔子无疑是位礼仪方面的专家，但对军事没有兴趣。《论语•卫灵公》中讲：孔子在卫国时，卫灵公问孔子有关打仗的事，孔子答道：“礼仪方面的事我学过，打仗的事我没学过。”并且第二天就离开卫国了。（“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有人曾为孔子辩护说：孔子是不满卫灵公内政不修，因此不同他讨论军事。但在有关孔子比较可靠的言行记录中，也未见他同任何人讨论过军事。
我们都知道，上古时代的“五礼”中是有军礼的，但现存《仪礼》中只有四礼，没有军礼。章太炎在《经学略说》一文中这样讲：“五礼著吉、凶、宾、军、嘉之称，今《仪礼》十七篇，只有吉、凶、宾、嘉，而不及军礼。不但十七篇无军礼，即《汉书》所谓五十六篇《古经》者亦无之。《艺文志》以《司马法》二百余篇入《礼》类（今残本不多），此军礼之遗，而不在六经之内。孔子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盖孔子不喜言兵，故无取焉。”
《逸周书》普遍被认为是孔子选了一百篇古代文献集成《尚书》后剩下的周代文献。《逸周书》中有多篇军事文献，如《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武顺》、《武穆》、《武纪》等。但在经孔子选编的《尚书》中，迄今还未发现有军事文献。
前述《周礼》中所讲周代青少年学的“六艺”中有“五射”。汉代郑玄注引郑众曰：“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也。”后来唐代贾公彦作了进一步注疏：白矢，即箭不仅射中、而且要射穿靶子，因此才见到白色箭头，表明发矢准确有力；参连，即连续放箭，有如连珠；剡注，疏曰：“剡注者，谓羽头高镞低而去，剡剡然”；襄尺，疏曰：“襄尺者，臣与君射，不与君并立，襄君一尺而退”，襄，让也；井仪，连发四矢皆中靶，并成井字状。显然，这“五射”中除“襄尺”外都是要求很高的实战技术。
孔子也讲“射”：“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又讲：“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这里的“皮”是指箭靶子。孔子讲射箭不一定要射穿靶子，因为人的力气大小不同；而且射箭时“无所争”，要“揖让”，射完了再饮杯酒。显然，孔子所讲的“射”并不是实战技术，而是一种礼仪，类于《仪礼》中的“乡射礼”或“大射仪”，是上不得阵的。
以前讲过，我们中国的道德观念本来一直是以“德”为中心的，而孔子将以“德”为中心转变为以“仁”为中心。这种以“仁”为中心的道德观念带来了至少两个相当负面的作用：一是注重尊尊亲亲，使法制不彰；二是弱化了尚武精神，使人变得温顺柔弱。
客观地讲，孔子倒也还并不是完全回避、反对战争，而是强调“仁”和“义”、不讲战争自身规律艺术。（见《论语》的《述而》、《子路》、《卫灵公》、《季氏》等篇中有关内容和《左传》的“哀公十一年”、“哀公十四年”及《史记•孔子世家》等。）孟子进一步发展或者说进一步扭曲了孔子这一思想：“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孟子•尽心下》）然而把“善为战”与“仁”对立起来、不讲战争自身规律艺术、只讲“好仁”，果能无敌于天下吗？韩非在《五蠹》中曾举过徐偃王的例子：“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后来曹操在注《孙子兵法》序言中也举了徐偃王的例子，并总结道：“恃武者灭，恃文者亡。”
古代汉族人的体质是非常强健的。荀子在《议兵》篇中曾举例道：“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这同古希腊武士轻装跑马拉松而累死的例子可做对照（当然这位希腊武士也有可能原本心脏就不大好）。《汉书》中载西汉名将陈汤对汉成帝讲：“胡兵五而当汉兵一”，因为“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可见即使除去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后，汉兵的体能也至少决不次于游牧民族。
3、缺乏务实精神
如上文所讲，孔子不讲科学、不讲军事；以前也曾述及，孔子不讲经济、不讲法制。那么孔子讲什么呢？只讲两类内容：一类是《诗》、《书》、《春秋》等“文”类；一类是礼仪、道德、伦理等“礼”类。因为孔子认为有这两类东西来维护君主统治、防止犯上作乱就已经够了，这就是他的那句名言：“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这句话在《雍也》和《颜渊》中重复出现，可见这是孔子本人所注重的观念。
孔子还有另一句名言：“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器”是器具，孔子这句话是说：理想的君子是不像器具那样，具有某方面用途。
那么，孔子是不是说“君子”应该有多方面用途、有多方面能力呢？不是。孔子的意思是说“君子”应该坐而论道、不做任何具体事。孔子并不欣赏有多方面实际才能的人。
孔子诸弟子中最有才能的要说是子贡了：政治上“常相鲁、卫”，外交上出使一次使“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学术上被孔子称为“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并且经商能力突出，是位商业巨子，因此当时有“子贡贤于仲尼”（《论语•子张》）的说法。而且子贡对孔子的贡献也可以说最大，孔子厄于陈蔡时，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史记•孔子世家》）；由于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因此“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
但孔子并不很欣赏子贡。他曾当面对子贡说：“汝器也”（《论语•公冶长》），联系他所讲的“君子不器”，“汝器也”并不是一句好话。（不过当子贡进一步问“何器也？”他答曰：“琏瑚也。”还是肯定子贡是庙堂之器。）另一次他还故意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子贡自然回答：“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进一步肯定：“你的确不如颜回。我和你都不如他。”（“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同上》）
孔子最看重、最喜欢的弟子是颜回。颜回的确聪明好学，上文中讲子贡曾称赞颜回“闻一也知十”；颜回去世后，孔子甚至认为再没有好学的人了：“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他的心地也很善良，孔子称赞他：“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他的性格比较温顺，孔子曾讲：“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论语•为政》）甚至认为他过于温顺了：“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悦）。”（《论语•先进》）他的修养也很好，孔子说他：“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同上》）但颜回做过什么具体事情吗？什么也没做过，连谋生也是个问题。（“回也其庶乎，屡空”《论语•先进》；“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
孔子自己只注重“文”和“礼”，不喜欢实用学问，因此也最欣赏颜回这种没表现过实际能力，但好学、在为人上温顺谦恭的人。
孔子和颜回如果只是做人文和伦理方面的学者或朝廷供养的博士，那会是很出色的。但一个国家如果只讲人文和伦理，不讲科学、不讲军事、不讲经济、不讲法制、不注重实际做事的人，那能好的了吗？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将孔学立为思想正统后，直到清末，除乱世外，二千年间中国的科学、军事、经济、法制等各方面的进步似乎与孔学受尊崇程度成反比例起伏，一些方面比起先秦来甚至可以说退化了。科举制度自然有其平等的一面，经科举选拔出的人中也有一些有才干的人；但由于科考内容的局限和在不同时期的侧重，也选拔出了不少只空谈道义而缺乏实际能力的人。
4、二分法思维，缺乏包容度
二分法思维是指那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我即敌、否认或忽视中间状态存在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必然导致缺乏包容度。
孔子二分法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的“君子”、“小人”之辨。《论语》中提及“君子”的有一百零几处，提及“小人”的有24处，其中将“小人”和“君子”作鲜明对照的据我数为19次。也就是说，孔子在提到“小人”时，几乎都是用来与“君子”作对照的。其中为人们所熟知的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等等。那么，除了“君子”和“小人”外，还有没有第三类人、第四类人呢？在孔子的言论中没有发现。
我国上古传统中一直是主张“既要德政也要法治”、“德政和法治相辅相成”；而孔子则把命题转换为“德政好还是法治好”、“要德政还是要法治”。孔子的这一命题转换也反映了他二分法思维的特点，缺乏兼容并包的观念和胸怀。
孔子是很爱好音乐、很懂音乐的。他曾在齐国听到“韶”乐，之后三个月仍沉浸在该乐曲中，以至吃肉都觉不出滋味（“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他也曾修正了“雅”乐和“颂”乐中的不正确之处（“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但他讨厌郑国音乐，主张排斥、禁绝郑国音乐（“放郑声”），因为“郑声淫”（《卫灵公》）。“淫”是过分、过度的意思。人们解释说郑国的音乐节奏比较强烈，容易激动人心，不符合孔子中正平和的音乐标准。
孔子喜欢韶乐和雅颂，这无可非议，但主张“放郑声”就缺乏包容度了。这就如同不能因为喜欢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古典音乐就主张排斥、禁绝爵士乐和摇滚乐一样。
在另一处，孔子又重复了讨厌、憎恨“郑声”，并加进了新的内容：“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家邦者。’”（《阳货》）据载古时有些人认为朱色即大红色是本色、正色，而紫色是由红色参杂其它颜色而成，是杂色。孔子看来是认为紫色不纯并夺走了一些人对红色的喜好，因此讨厌、憎恨紫色。其实红色固然好看，紫色也很漂亮，五彩缤纷不是更好吗？
自朱熹起，多人质疑、否定孔子诛少正卯的真实性。但将“恶利口之覆家邦者”与他所讲的“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等联系在一起看，孔子执政搞“以言治罪”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无论如何，孔子的这些观念言论与周公的对百姓抱怨指责“不敢含怒”、要“永念厥辟”“宽绰厥心”、《国语》中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子产的“不毁乡校”相较，胸襟气度之高下立判。（《荀子》、《吕氏春秋》等古籍中也载子产诛邓析，非是。子产前522年去世，而邓析前501年被诛。当以《左传•定公九年》中记载为准：“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驷歂是继子产和太叔之后的郑国执政者。）
5、缺乏平民情怀
孔子是很好学、很有学问的人。但有些知识精英高傲、冷漠、轻蔑普通百姓，孔子也有这个毛病。以前曾讨论过，孔子之前的上古传统中有明确的“忠于民”的思想，孔子之后的《管子》《荀子》中也能见到“忠于民”的言论。孔子从未有“忠于民”的言论或思想，而是冷漠、轻蔑地讲：“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
人们都熟知这个故事：孔子的弟子樊迟（樊须）向孔子请教怎样种庄稼，孔子答道：“吾不如老农。”又向孔子请教怎样种菜，孔子答：“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因为孔子认为读书人应该学习怎样管理百姓，而不用学习种地种菜这些“小人”们干的事。（《论语•子路》）孔子这番话倒也不是全无道理，但语气中的轻蔑感可以说对后来中国人的行为影响是很大的。
孔子对平民百姓的蔑视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有关“小人”的观念上。“小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尚书•大禹谟》中：“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这个“小人”是为人低劣的意思，但《大禹谟》为古文尚书，这句话是否可靠还需要进一步考证。相当可靠的“小人”一词最早出处是《商书•盘庚上》中的“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这里的“小人”明显是“小民”“百姓”的意思。周公的言论中有九个“小人”，全都是“小民”“百姓”的含义，如“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康诰》）、“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小人怨汝詈汝”（《无逸》）等等，均无丝毫轻蔑的意思。
到了春秋时代，从《左传》中看，“小人”普遍用于自称的谦辞，如《隐公元年》（孔子出生前约170年）有“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再如《昭公三年》（孔子13岁时）中，晏婴就在齐景公面前多次自称“小人”。春秋时代，“君子”“小人”也用来分指贵族和平民，并不带什么贬义，如《宣公十二年》（孔子出生前约50年）有“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昭公六年》（孔子16岁时）有“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但那时“小人”也在具贬义的含义上使用，如《昭公八年》（孔子18岁时）有“小人之言，僭而无征，故怨咎及之。”再如《哀公十一年》（孔子68岁时）有“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
《论语》一书中计有24个“小人”，据笔者分析，其中有三个侧重指“小民”、“平民”，没有太大的贬义，这三句话是：“言必信，行必果，胫胫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子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其余21句都带有明显贬义，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等等。有人会为孔子辩护说：孔子这里只是讲“卑劣之人”而没有指“小民”，就是说，孔子并不是把“小民”和“卑劣”混为一谈。但在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等句子中，如果“小人”不是指“小民”，就会成为同义反复、没有意义；或者我们再退一步说：至少在一部分言论中，孔子是把“小民”和“卑劣”视为一回事。
周公虽然出身于王室、贵族，但颇具平民情怀。他曾对成王讲：“要先知道百姓耕作收获的艰难，这样在身处安逸时，也会知道百姓的苦衷。”（“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又讲：“一些王孙贵族生于安逸，不知耕作收获的艰难，不知百姓的劳苦，只知道享乐。”（“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无逸》）他还有一些名言，如：“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怀保小民，惠鲜鳏寡”（《无逸》）等等。
我国上古时代一直有关心平民疾苦、同情弱势群体的传统。《虞书•大禹谟》中即有“不虐无告，不废困穷”。《夏书•五子之歌》中有“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意思是：大禹先祖讲，他视天下普通男女同他自己一样）。《商书•汤诰》中有“惟皇上帝,降衷下民”。《商书•太甲下》中有“无轻民事，惟艰；无安厥位，惟危”。周初除周公外，召公也讲：“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周书•召诰》）。《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皇矣》中有“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瘼）”，等等。
孔子的确有“惠民”思想（见下文），但在孔子的言论中，找不到这类同情弱势群体、具平民情怀的例子。
孔子在权贵面前一直是很谦恭甚至谦卑的。《论语•子罕》中讲：孔子遇见穿丧服的人、穿官服的人和盲人时，虽然他们年轻，也一定会站起来；从他们面前经过时，一定会快步走过。（“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见到穿丧服的人站起来，是表示对死者的尊重；对盲人尊重可能是古代人们相信盲人有特异能力，如《国语》中有“吾非瞽史,安知天道?”；但见到穿官服的人，虽然年轻也一定站起来，是否有点过？
孔子对人说话的态度也是因人而异、等级分明的。《论语•乡党》中讲：孔子上朝时，与下大夫说话理直气壮、能言善辩，与上大夫说话和颜悦色、温良谦恭（“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唁唁如也。”）
孔子在国君面前就更谦卑了。据《论语•乡党》，如果国君在场，孔子总是恭敬而心中不安的样子，谨慎小心（“君在，椒错如也，与与如也”）。进入朝廷之门，总是弓腰曲背，好像没有容身之地的样子（“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在国君面前，说话总象中气不足的样子（“其言似不足者”），连大气也不敢喘（“屏气似不息者”）。
对孔子的这些举止，当时肯定也有人看不惯，因为孔子曾为自己辩护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论语•八佾》）
但孔子对非权贵者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他有句名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其中的“如”与“不如”显然以是否能成为权贵为标准：年轻人前途远大，怎么会知道他不能成大人物呢？但到了四五十岁还功不成名不就，也就没什么指望了。这倒也是实话，但讲“畏”与“不足畏”却让人觉得有点没必要：无论是“畏大人”还是“民斯为下”都无助于形成健全的心理和思维。
孔学不仅没有这种平等思想，反而是在原本相对平等的民本思想中加进了或强化了尊君抑民、尊卑等级、贵贱不愆等观念，加进了或强化了对权势者谦卑、对普通百姓轻蔑的礼数。因此，虽然从整体上讲，孔学应该说还是要优于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但他礼教这部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没法继承，也无法改造，只能扬弃。
桂叶坤灵：[答案] 1.忽视自然科学 《论语》和其它有关孔子的言行记录中,无论是数学物理还是机械工艺,均无丝毫反映.如果考虑到西周教学中本来有重数的传统,我们只能说孔子未能全面地继承和发扬他之前的文化知识. 2.忽视尚武精神 上古时代的“五礼”中是有...
德令哈市15639519904： 孔子儒家思想弊端 - ？
桂叶坤灵：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这种“仁”,是有等级的.孔子认为贵贱有序,亲疏有别.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关系是恒定的 不可打破.这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劣根性. 所以统治阶级才会把孔子的儒家思想奉为正统思想,是愚民的思想武器.
德令哈市15639519904： 孔子的思想是否存有缺陷,又在哪方面? - ？
桂叶坤灵： 当然有..主要表现在他维护周礼,主张贵贱有序,这是他保守的地方.
德令哈市15639519904： 孔子思想诞生后,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伪君子,而且一直延续下来?它的思想基因哪里出现了缺陷需要补充的是:礼、义、廉、耻、忠、信、仁... - ？
桂叶坤灵：[答案] 因为孔子思想要求太高了,一些人效法不成便成了伪君子.
德令哈市15639519904： 谁能告诉我些孔孟之儒家思想的弊端 - ？
桂叶坤灵： 儒家过分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要求的是人的自我约束 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仁”,要达到“仁”的境界就要不断的对自己进行修身的锻炼.到最后,达到人人都成为“君子”的境界,到时候就没有纷争,没有了不平,也就社会和谐大同了. 儒...
德令哈市15639519904： 介绍孔子 200字 谢谢哪位好心人了这是我回答好吗？
桂叶坤灵：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汉族.英文:Confucius, Kung Tze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祖上...
德令哈市15639519904： 北京欢乐谷的门票现在是多少钱呀?？
桂叶坤灵： 215元
德令哈市15639519904： 锦州到锦州南的208/209路车在哪里坐车(在线等答案) - ？
桂叶坤灵： 208运营时间:6:00--18:00 票价:二元 锦州站 - 金百合 - 南桥 - 市中医院 - 转盘 - 光彩市场 - 大碑北 - 大碑 - 阻燃电缆厂 - 沙河沟 - 工业园 - 道东(善缘老年看护中心) - 老爷庙 - 大岭 - 大岭西 - 昌华印刷包装 - 松山东 - 南站新区中心小学 - 南站新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