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的形成时期

．忠的形成时期，最早对忠做出明确解释的史料；忠烈的典型人物并能凝练概括出他们的事迹；忠的四个主要层~

形成时期：春秋时期
最早对忠做出明确解释的史料：《左传》
层次：1、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是一种责任；2、忠于事业、忠于职守是一种态度；3、忠于真理、忠于正义是一种精神；4、与人忠、忠于己是一种品格。
人物及事迹：
西周太公望夜行至国
太公望，姓姜，名子牙，人称姜太公。因西伯侯与其垂钓时惊叹“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而号“太公望”，又因其封地故称为吕尚、师尚父太公望自从获得西伯侯信任和赏识后，便竭尽全力，辅佐周文王、周武王，为周灭商出谋划策。
也许是长年辅佐政事的艰辛和灭纣征战的疲惫，太公望自分封齐地，就国东行，车旅途中显得非常迟缓而且漫不经心。这时，同住的旅客就提醒他说：“我听说历来时机得到时很艰辛，失去时却非常容易。客人在外住宿如此安稳，大概不是去封国吧？”太公望一听此话，当天夜里裹上衣服上路，第二天一早就回到了自己的封地。正巧赶上邻近都城营丘的蛮夷民族莱国的侵占，太公望及时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周国更大的战事和灾难。
西汉晁错“为国远虑、祸反及身”
汉文帝继位时，为加强汉王朝中央至高权利，就采用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书》卷48《贾谊传》）的策略，就是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同姓王国分解为若干了小国，这样就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但是就这样诸侯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后来景帝继位，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晁错提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减诸侯封地的政策并辅佐景帝实施，但最终却遭到了闹市腰斩的惨烈下场，逝世时仅四十六岁。
东汉马援马革裹尸
马援,东汉名将,他骁勇善战为东汉王朝立下赫赫战功。他曾任命于新莽王朝，后来受到汉光武帝的重用。马援曾说：“我立志做一个有志向的男儿。男儿本应战死于边疆荒野的战场上，不用棺材敛尸，而只用马皮裹着尸体来埋葬，怎么能躺在温暖的床上，死在儿女的身边？！”
不久，匈奴和乌桓发起进攻，马援主动请求出征，前往北方迎战。马援在出征之前与朋友告别时说：“我一生承蒙皇帝错爱，现在时不我待，年事已高，害怕自己以后不能再为国家效汗马功劳。今天终于得偿所愿，即使这次出征死也瞑目了。” 于是，六十二岁的马援率兵远征武陵、五溪蛮夷之地。建武二十五年，马援受困阻于壶头山，即今湖南沅陵县城壶头山，水势很急，马援军队的船又难逆流而行，再加上天气极其炎热，军队中瘟疫流行，许多将士都死在了军中。马援也因病不治，死于军中，应验了自己当年“马革裹尸”的豪言壮语。
文天祥
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正月，因元军大举进攻，宋军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朝廷下诏让各地组织兵马勤王。文天祥立即捐献家资充当军费，招募当地豪杰，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开赴临安。宋朝廷委任文天祥知平江府，命令他发兵援救常州，旋即又命令他驰援独松关。由于元军攻势猛烈，江西义军虽英勇作战，但最终也未能挡住元军兵锋。
文天祥转移到汀州（治今福建长汀）、漳州、龙岩、梅州等地，联络各地的抗元义军，坚持斗争。景炎二年（1277）夏，文天祥率军由梅州出兵，进攻江西，在雩都（今江西于都）获得大捷后，又以重兵进攻赣州，以偏师进攻吉州（治今江西吉安），陆续收复了许多州县。元江西宣慰使李恒在兴国县发动反攻，文天祥兵败，收容残部，退往循州（旧治在今广东龙川西）。祥兴元年（1278）夏，文天祥得知南宋行朝移驻厓山，为摆脱艰难处境，便要求率军前往，与南宋行朝会合。由于张世杰坚决反对，文天祥只好作罢，率军退往潮阳县。同年冬，元军大举来攻，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兵败被俘。
文天祥服毒自杀未遂，被张弘范押往厓山，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不听，一再强迫文天祥写信。文天祥于是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不禁也受到感动，不再强逼文天祥了。
鸦片战争中的爱国志士 林则徐 关天培
19世纪初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纷纷进行工业革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并大肆对外扩张的时候，死守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的清政府却日趋没落，并坚持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最先崛起的资本主义殖民大国英国企图用商品贸易打开中国大门，以便向中国倾销其工业产品，但是一直被拒之门外，于是英国用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的方法来达成其赚取利润的目的。鸦片贸易给英国带来了惊人的利润，也使中国大量白银外流，造成财政枯竭、国库空虚。鸦片的泛滥使得中国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败坏了社会风尚，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鸦片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林则徐这样力主禁烟并开创了一整套禁烟方法的官员走向历史前台。
林则徐硝烟是忠于祖国、维护民族尊严的壮举，是中国反侵略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林则徐预见到在禁烟政策下利益受损的英国人不会善罢甘休，所以组织翻译了很多外国论著，以增进中国对西方军事、政治、地理、历史、法律的了解，还从翻译的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中找到了支持中国禁烟的规定：“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进口的权利”。他一边禁烟一边积极备战，为改进军事技术组织搜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并买来多门新式大炮加强海防力量，还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
为了保卫建设祖国，英勇献身的最可爱的人  黄继光 邱光华
1951年，20岁的黄继光响应祖国号召，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所在部队受阻于零号阵地。关键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带领两名战士冲了上去，连续摧毁敌多个火力点。两名战士一名牺牲，一名负伤，他也身负重伤。美军照明弹将阵地照得如同白昼，几条火力点交叉扫射。他趁手榴弹爆炸烟雾，拖着受伤的身体顽强爬向最后一个火力点。接近美军中心火力点时，他用力甩出最后一颗手雷。手雷在离美军不远的地方爆炸了，美军火力点被炸掉半边，美军的机枪顿时停止了射击，黄继光也被震昏了。就在部队发起冲锋时，美军火力点内残存的机枪又吼叫起来，向志愿军冲锋部队疯狂扫射，部队攻击再次受阻。这时，黄继光醒来了，但弹药已经用尽，他便忍着伤痛，艰难爬到地堡射孔，毅然跃身而起，张开双臂，向火力点直扑上去，用胸膛堵住疯狂扫射的敌枪眼，以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他牺牲时年仅21岁。在黄继光英雄壮举的激励下，部队迅速攻占零号阵地，全歼守敌两个营。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它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对于宗教的起源和形成，只能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与此相适应的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水平方面，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在人类的幼年时期，也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的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初期，人类依靠植物果实之类生活，他们的头脑很简单，不能对比较复杂的问题进行抽象的思维，因而还不可能产生宗教观念，也不可能有什么宗教信仰活动。

　　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情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这种神秘感，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人的意识和思维能力有了相应的发展，达到足以形成宗教观念的时候产生的。这就是说，当人有了自我意识，并能把自然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在支配着人本身和人周围的一切事物，因而产生了最初的宗教观念。据有关考古史料证明，人类最早的宗教观念和宗教仪式出现在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当时，原始人已经形成某种与死后生活相联系的灵魂观念，并产生了氏族成员埋葬死者尸体的仪式。

　　在原始氏族社会，人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构造，不懂得作梦的科学道理，认为梦境里的景象不是人身体的活动，而是独特于人身体外的灵魂活动。人活着，灵魂寄居于人身体之中；人死后，灵魂就可以离开人身体而单独活动，便产生了灵魂不死观念。后来，人们把这种灵魂观念扩大到他们所接触的自然界的万物，又产生了万物都有灵魂观念。人们面对纷繁复杂和变幻莫测的各种自然现象，觉得在自己周围的各种事物中都存在着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主宰或影响着自己的生活，进而把这种力量神秘化、人格化，作为神灵加以崇拜，并企图通过祈祷、祭礼、舞蹈、音乐等形式对其施加影响，使之给人类带来"恩赐"。在原始社会的各个阶段中，尽管宗教观念的内容日益增多，崇拜仪式也日趋复杂，但人们幻想中主要反映为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和氏族祖先的崇拜。至于其它的崇拜对象都是这两个主要崇拜对象衍化而来的。由于氏族社会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人们幻想中反映的仅仅是对于自然力量的歪曲、恐惧和崇拜。由此可见，原始社会人类生活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是原始宗教观念和崇拜仪式的基础。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就在于人们受这种社会的盲目的异己力量支配而无法摆脱，在于劳动者对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在于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随着阶级的形成，国家和王权的产生，宗教也不断发生演变。从原始的多神教演变为一神教；从"自发宗教"发展为"人为宗教"；从部落宗教发展为民族宗教或国家宗教。由于阶级的出现，形成了阶级和阶级压迫，宗教也赋予了阶级的内容，自然宗教也逐渐演变为奴隶主阶级利益服务的宗教，它神化王权和剥削制度，成为统治阶级的精神武器。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和剩余产品也随之日益增多，社会上开始有了私有财产，富有的人家开始蓄养奴隶，剥削奴隶的劳动，使奴隶为他们生产更多的剩余产品，这就开始分化为奴隶和奴隶主两个对立的阶级，而奴隶主阶级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政权，镇压奴隶的反抗。在奴隶制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除受自然力量的压迫外，又增加了社会力量的压迫。奴隶们为了摆脱这种阶级压迫，在历史上曾不断出现奴隶暴动。这种奴隶暴动的结果，最多也只是摆脱旧的枷锁而又带上新的枷锁。因此，人们对社会力量的压迫同对自然力量的压迫一样，感到难以理解和捉摸，就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信仰上，祈求"来世"的幸福或者死后灵魂升入"天国"或"极乐世界"。随着奴隶制社会的演变，许多弱小的古老民族被征服或同化，走向灭亡而不复存在。一些民族宗教吸收其它宗教的某些教义，从而发展成一种新的宗教。有些宗教则随着世界性帝国的建立及其对外扩张而发展成世界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是人类历史出现帝国后宗教发展到最完备的形态，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趋频繁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它所信奉的神不再是某一民族特有的保护神，而被认为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它的信仰者不只限于某一民族的人，许多不同民族的人可以信奉同一宗教；它具有系统而完整的教义，有较严密的教会组织和受过系统神学教育的教职人员。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和扶植，世界宗教得到长足发展，并成为某些国家的国教，至今极大地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宗教是在人类认识世界的漫长过程中，随着人类思维能力逐步提高而产生的。宗教的产生和发展，说明人类从最初不能抽象地思考比较复杂的问题发展到能够抽象地思考比较复杂的问题，这标志着人类的思维能力提高到了一定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否具备宗教观念，几乎是非人与现代意义上的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人之间的一种界线。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认识了天体构造和运动的规律、地球起源和形成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等等，这就为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宗教的消亡要晚于阶级消灭和民族融合，不是一朝一夕能出现的。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宗教存在的必然性、现实性和长期性，在此基础上确立我们的立场和观点。

笼统来说，是在先秦。具体的演变就看下面的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宗法体系影响力的日益降低和郡县制的初步确立，君权得以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开始逐渐形成。与此相适应，“忠”的观念在战国时期亦体现出了新的内容和要求，具体表现为“忠”的规范开始走向单向化，“忠君”的观念被大力提倡并逐渐普及。

战国时期，“忠”观念的内容日渐集中，由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要求转变为一种具体的道德规范，由对于君臣双方的道德要求而转变为对于臣下的单方面的道德约束。《管子·形势解》提出“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就已经将“忠”视作是臣下的单向义务了。与此相应，“忠臣”观念也日益体现出普遍化的趋向。《墨子》、《商君书》、《慎子》、《管子》等文献均有“忠臣”一词，而在《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当中，关于“忠臣”一词的使用更是比比皆是，俯首可拾。这说明“忠臣”的观念已经被社会生活所广泛接受和认可，这也同时说明“忠”作为臣德已经深入人心。

在春秋时期，道德对于君臣双方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一般表述为“君仁臣忠”、“君令臣共”、“君义臣忠”等。孔子也认为君臣作为社会伦理关系的双方，其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因此才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到了战国中叶，孟子秉承了这一思想旨趣，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事君如有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事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而《管子·君臣上》亦提出“上之人务德，而下之人守节”的观点。显然，这是对君臣双方都提出了各自的道德要求，甚至臣之“忠”或“不忠”都是以君之德为前提和条件的。因此，《管子·形势解》明确指出：“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尽力事上，则当于王……主苛而无厚，则万民不附……臣下随而不众。”基于这种观念，孟子甚至主张诛杀“不道之君”。“(齐宣公)曰：臣弑君，可乎？(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一般认为，“忠君”观念的绝对化是伴随着封建所有制关系的确立和君权绝对化的过程而出现的。在战国时期，弑君主、陪臣执国命的情况时有发生，这说明时人的“忠君”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并不强。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紊乱和不安，于是呼吁加强君权，强化“忠君”观念的思想被提出来。《管子·君臣上》认为“上下之分不同，而复合为一体”，描述了君臣之间相辅相成的依赖关系。但必须指出的是，它更加注重臣对于君的依附关系，提出“为人臣者，仰生于上者也”。总的来说，在《管子》那里，君臣之间的关系还是相对和谐的。而到了法家那里，君臣之间则更多体现为对立和交易的关系，更加强调臣下对于君主的单向的人身依附关系。韩非子是以利益关系来看待君臣关系的，“君以计蓄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以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臣之惰，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也”(《韩非子·饰邪》)，基于对君臣关系的此种认识，《韩非子·有度》提出：“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庭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可见，这里对于人臣的道德要求是十分苛刻的。而“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的要求更是把“忠君”的观念推向了极致，“君为臣纲”的观念已初具规模了。

四

在“忠君”观念还没有在社会生活中产生足够的影响力以与“孝”形成对抗的时候，就还谈不到忠孝关系问题。在西周时期严密的宗法体制下，独立的“忠君”观念还没有产生，“忠孝”关系问题自然也就无从产生。而到了春秋时期，由于宗法体制依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忠”与“孝”之间的对立往往都可以在宗法范围内获得一定程度的解决。虽然此时二者的关系问题已经出现，但是还没有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因此，对于“忠孝”关系问题的解决也并没有成为社会亟待完成的任务。然而，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宗法体系的崩溃，“忠君”的观念和要求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显著地凸显出来。由于二者在内容、对象以及所协调的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当君权与父权发生矛盾、冲突，甚至是对抗的时候，“忠孝”关系问题就迫切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

《礼记·祭统》说：“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这个能表现二者之“一”的“本”就体现在“忠”与“孝”在道德精神的要求上是一致的，均体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顺从，因此二者往往被联系在一起。《论语·学而》对此有过很好的说明：“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以“孝”为“忠”之本。《论语·为政》亦言“孝慈则忠”，这也非常符合“忠”观念的产生。这种思想基本上是基于孔子关于“爱人”的理论而提出的，因为“爱人”是一切具体的道德观念的精神本质，“忠”自然也是以此为基础的。根据孔子关于“孝弟”的观念、“亲亲为大”的原则以及“推己及人”的方法来看，显然，君被看成了被推及的对象，所以“忠君”的观念也应被视为是对“孝亲”原则的推衍。战国时期的人在“忠孝”关系的一致性方面继承了孔子的这种看法。《管子·度地》有“不孝则不臣矣”的说明，也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而《吕氏春秋·孝行览》更是提出了忠孝合一的观念，认为“事君不忠，非孝也”。不过，在忠君观念凸显之后，如何处理忠孝二者之间的矛盾，便成为需要面对的问题。就其基本倾向来说，在先秦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前，“孝”优先于“忠”，这是由“亲亲”的传统所决定的。《孟子·尽心上》载：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桃应对于舜的责难，在孟子看来，似乎不应成为问题，它一方面显示人们对于“亲亲”的价值定位，认为“孝亲”重于天下；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时人对于“忠”的观念的重视亦在不断提高。为了“孝”而完全抛弃“忠”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孝”并不能代表一切的价值和道德，舜“窃父而逃”的这种自我放逐的做法也算是对于天下臣民的一种交代吧！然而，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忠”获得了与“孝”同等的价值和地位。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瞽瞍因此而顺利地逃避了应得的惩罚，舜也因此而实现了其“孝亲”的心愿和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舜而言，“孝”无疑还是首要的，这或许也代表了先秦儒家的共同价值与追求。

此外，从管仲的“三战三走”、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而鞭尸平王，以及聂政以“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为由而拒绝严仲子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中，我们都可以明显看出当时“孝亲”相对于“忠”或“忠君”而言的优先地位。除此之外，郭店楚简《六德》还从丧服服制的角度对此给予了理论上的说明，其文如下：

[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也。疏斩布实(绖)丈(杖)，为父也，为君亦然。疏衰罚戊(牡)麻实(绖)，为昆弟也，为妻亦然。袒免，为宗族也，为朋友亦然。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杀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人有六德，三亲不斩。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掩恩。]

这里明确提出了“忠孝”关系的问题。尽管学者在对于“绝”字的具体释义上存在分歧，但“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一语当指古代丧服服制中的规定，大家在对此语的本旨意在说明“父丧重于君丧”的结论上是完全一致的。对此，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的文献依据。《韩诗外传》卷七曾记载，齐宣王向田过提出了“君与父孰重”这样一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田过立刻作了“殆不如父”的回答。如果所记可信的话，则正与同一时期的郭店楚简在理论上相互对应，这恐怕并不能仅仅算是历史的巧合吧！另外，在《仪礼·丧服》的规定中，虽然子为父、臣为君都需要服斩衰三年，均是由“父至尊也”、“君至尊也”的无上地位所决定的。但是，子为父服斩衰为“正服”，而臣为君服斩衰则为“义服”，贾公彦疏为“君者，臣之天。故亦同之于父为至尊，但义故，还著义服也”(《仪礼注疏·丧服》)。这种“正服”与“义服”的差异所体现的正是先秦时期的制礼者和执行者在君与父、忠与孝的关系问题上的情感倾向，这与郭店楚简中关于丧服的描述是完全一致的。

到了战国末期，《吕氏春秋》中“泛孝论”的提出，使原本“孝亲”大于“忠君”的观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劝学》首先提出“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这句话看起来是把“忠”与“孝”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但将二者并列使用本身就体现了对于“忠君”观念的提升。虽然《孝行览》指出“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把“孝”的地位推到了极致，然而同时又认为“事君不忠，非孝也”，纳忠于孝，使“忠”借着“孝”的名义实现了与之同等的社会价值，这恐怕也是《吕氏春秋·孝行览》的初衷之所在吧！从此，“忠君”与“孝亲”的关系展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

---

玛曲县18110478992： 忠的形成时期,最早对忠做出明确解释的史料;忠烈的典型人物并能凝练概括出他们的事迹;忠的四个主要层次 - ？
舟哀复方： 形成时期:春秋时期;最早对其作出明确解释的是《左传》. 层次:1、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是一种责任;2、忠于事业、忠于职守是一种态度;3、忠于真理、忠于正义是一种精神;4、与人忠、忠于己是一种品格.

玛曲县18110478992： 何谓 忠孝义 - ？
舟哀复方： 忠 中国古代道德规范之一.原指为人诚恳厚道、尽心尽力,后有忠于他人、忠于君主及国家等多种含义,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有时特指臣民对君主和国家应尽的道德义务.随着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和加强,“忠”成为臣民绝对...

玛曲县18110478992： 忠孝仁义礼智信24个字是什么? - ？
舟哀复方： 正确顺序应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 “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指的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士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

玛曲县18110478992： “仁”的意思 - ？
舟哀复方： “仁”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

玛曲县18110478992： 水浒传中人物的忠义和正义描写的评价? - ？
舟哀复方：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传奇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忠,即是对祖国、亲人、朋友尽心竭力...

玛曲县18110478992： 孔子思想主张中的“仁”是什么意思 - ？
舟哀复方： 孔子把仁视为最高品德,并以此为据形成了“仁政”理想政治.关于仁的内涵,孔子认为主要有两层,一是克己复礼;二是仁者爱人.对内克己,对外爱人,最终在思想和行为上符合礼的要求,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仁是一种美德,可以把人培养成谦谦君子,但也容易使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又在性善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发挥,并将之应用于政治,提出了仁政思想.仁政的主要内容有四项.其一,制民以恒产.其二,赋税徭役有定制.其三,轻刑罚.其四,保护工商业.

玛曲县18110478992： 历史上的忠义之士有哪些? - ？
舟哀复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同样养育着一方人.受三晋文化滋养的三晋儿女,积淀了太多的三晋文化的遗风余韵,对萦绕着、支配着或影响着他们的三晋文化,或偏爱之于颂扬,或批判之于继承,或离经之于叛道.然而,谁也不可否认,“忠...

玛曲县18110478992： “孝”与“忠”有什么关系?？
舟哀复方： 摘要:“孝”是儒学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孔孟时期,出现了阐发儒家孝道观的经典著作《孝经》.历代儒学之士都大力宣扬“孝道”;封建帝王也利用“孝道”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这二者的合力在民间的影响就是《二十四孝》的产生和...

玛曲县18110478992： 三国演义第三回感受300字以内 - ？
舟哀复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提起这首词,人们都会想到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文学家罗贯中编著而成的.由题目可知,这部小说是依据《三国志》写的,但是不向正史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