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的李大钊

李大钊在狱中的故事~

这不写的很明显吗！李大钊自（从）束发（少年）受书（接受教育），即（便）矢志（立下誓愿）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实际行动）其所信（信仰）,励行其所知。

　　狱中自述

　　李大钊

　　（一九二七年四月）

　　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现年三十九岁。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
　　又鲜秭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幼时在乡村私校，曾读四书经史，年十六，应
　　科举试，试未竟，而停办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校肄业，在永读书二载。其时祖
　　夫年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
　　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校为袁世凯氏所创立，收录全国人士。钊既入校，习法政
　　诸学及英、日语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亦日益腾高。钊在该校肄业
　　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
　　借，始得勉强卒业。

　　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
　　本科。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后应北京
　　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
　　国大学教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科。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
　　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
　　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
　　势而趋于破产。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从前英
　　法联军有事于中国之日，正欧、美强迫日本以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之时，日本之税权
　　法权，亦一时丧失其独立自主之位置。厥后日本忧国之志士，不忍见其国运之沉沦，
　　乃冒种种困难，完成其维新之大业，尊王覆幕，废止不平等条约，日本遂以回复其民
　　族之独立，今亦列于帝国主义国家之林。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
　　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
　　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
　　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
　　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心时代之政策，因
　　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
　　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
　　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
　　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
　　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因
　　此，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

　　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则亲赴上海与
　　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
　　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
　　始。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粤一次，讨论外交政策。又一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集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钊曾被孙先生指派而出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前岁先生北
　　来，于临入医院施行手术时，又任钊为政治委员。其时同被指认者，有：汪精卫、吴
　　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诸人。后来精卫回广州，政治委员会中央仍设在广
　　州，其留在北京、上海之政治委员，又略加补充，称分会。留于北京之政治委员，则
　　为吴稚晖、李石曾、陈友仁、于右任、徐谦、顾孟余及钊等。去年国民党在广州开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执行部系从前之组织，自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后已议决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中之全党最高中央
　　机关，现设于武汉，内分组织，宣传、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海外等部。
　　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系汪精卫，从前只在上海、北京设分会，今则中央已迁往武汉，广
　　州遂设立一分会。北京分会自吴稚晖、于右任等相继出京后，只余李石曾及钊。此时
　　南方建设多端，在在需人。目下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亦只设法使北方民众了解国民
　　党之主义，并且增收党员而已。

　　此外，则中外各方有须与党接洽者，吾等亦只任介绍与传达之劳。至于如何寄居
　　于庚款委员会内，其愿委亦甚简单。盖因徐谦、李石曾、顾孟余等，皆先后任庚款委
　　员，徐谦即寄居于其中，一切管理权皆在徐、顾，故当徐、顾离京时，钊即与徐、顾
　　二君商，因得寄居于此。嗣后市党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于此者，并将名册等簿，寄
　　存其中，钊均径自润许，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盖彼等似已默认此一隅之地，为中国
　　人住居之所，一切归钊自行管理。至于钊与立石曾诸人在委员会会谈时，俄人向未参
　　加。我等如有事与俄使接恰时，即派代表往晤俄使。至如零星小事，则随时与使馆庶
　　务接洽。

　　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联俄联德，因其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也。北上
　　时路过日本，曾对其朝野人士，为极沉痛之演说，劝其毅然改变对华政策，赞助中国
　　之民族解放运动。其联俄政策之实行，实始于在上海与俄代表越飞氏之会见。当时曾
　　与共同签名发表一简短之宣言，谓中国今日尚不适宜施行社会主义。以后中山先生返
　　粤，即约聘俄顾问，赞助中山先生建立党军，改组党政。最近蒋介石先生刊行一种中
　　山先生墨迹，关于其联俄计划之进行，颇有纪述，可参考之。至于国民政府与苏俄之
　　外交关系，皆归外交部与驻粤苏俄代表在广州办理，故钊不知其详。惟据我所知，则
　　确无何等秘约。中山先生曾于其遗嘱中明白言之，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
　　斗！”如其联俄政策之维持而有待于密约者，则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尚何友谊
　　之可言？而且国民党之对内对外诸大政策，向系公开与国人以共见，与世界民众以共
　　见，因亦不许与任何国家结立密约。

　　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之用款，向系由广州汇寄，近则由武汉汇寄。当徐谦、顾孟
　　余离京之时，顾孟余曾以万余元交付我手，此款本为设立印刷局而储存者。后因党员
　　纷纷出京，多需旅费及安置家属费，并维持庚款委员会一切杂费及借给市党部之维持
　　费。数月间，即行用尽。此后又汇来数万元，系令钊转交柏文蔚、王法勤等者，已陆
　　续转交过去。去岁军兴以来，国民政府之经费亦不甚充裕，故数月以来，未曾有款寄
　　到。必需之费，全赖托由李石曾借债维持。阳历及阴历年关，几乎无法过去。庚款委
　　员会夫役人等之月薪，以及应交使馆之电灯、自来水等费，亦多积欠未付。委员会夫
　　役阉振，已经拘押在案，可以质证。最近才由广州寄来两千元，由武汉寄来三千元，
　　除陆续还付前托李石曾经借之债，已所余无几，大约不过千元，存在远东银行。历次
　　汇款，无论由何银行汇来，钊皆用李鼎丞名义汇存之于远东银行，以为提取之便。

　　党中之左、右派向即存在，不过遇有政治问题主张不一致时，始更明显。其实，
　　在主义之原则上原无不同，不过政策上有缓进急进之差耳。在北京之党员，皆入市党
　　部，凡入市党部者，当然皆为国民党员。市、区党员之任务，乃在训练党员以政治的
　　常识。区隶属于市，积若干区而成市，此为党员之初级组织，并无他项作用。北京为
　　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只有党之组织，而无工会之组织。在国民军时代，工人虽
　　略有组织，而今则早已无复存在。党籍中之工人党员，亦甚罕见。近来传言党人在北
　　京将有如何之计划，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望当局悟勿致轻信，社会之纷
　　扰，泰半由于谣传与误会。当局能从此番之逮捕，判明谣诼之无根，则对于吾党之政
　　治主张，亦可有相当之谅解。苛能因此谅解而知吾党之所求，乃在谋国计民生之安康
　　与进步，彼此间之误会，因以逐渐消除，则更幸矣！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
　　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惟
　　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
　　文化。谨呈。

　　李大钊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平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中国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李大钊。在狱中，李大钊留下了两份珍贵的文献资料--《狱中供词》和《狱中自述》。《狱中供词》是李大钊被敌人审问时的回答，而《狱中自述》则是他以书面形式向敌人作出的回答。文中李大钊以国民党人自称，从未谈及中国共产党。李大钊为何要以国民党人的身份写自述呢?
这还需要从李大钊被捕前的工作谈起。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一直在北京负责党在北方的主要领导工作。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国共合作以“党内合作”方式正式开始，李大钊按照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要求加入国民党，担负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领导责任。此后，他领导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党组织，充分利用革命统一战线，团结各界群众，扩大革命势力，促进了北方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政府统治运动的蓬勃发展，有力配合了五卅运动后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和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因此，北洋政府一直视李大钊为“心腹大患”。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执政府紧急下令，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的罪名，通缉李大钊。形势危急，李大钊考虑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坚持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工作，并于1926年3月底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驻华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
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占领北京，加紧对共产党人及倾向共产党的革命者进行迫害。当时，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就连一些主张进步的报纸主编，如《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等，也都被残酷枪杀。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李大钊不顾生命危险，秘密开展工作，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断壮大。自1926年“三一八”惨案至1927年2月，仅北京一地，共产党员就由三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国民党员也由两千多人发展到四千多人，共青团员也有了很大发展。同时，李大钊组织国共两党深入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和武装，使直隶、内〖JP〗蒙古、山西等地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惴惴不安，逐步联合起来进行干涉。1927年4月6日，在获得帝国主义公使团的默许后，张作霖不顾国际公法，悍然派兵闯进苏联驻华使馆，实行蓄谋已久的疯狂搜捕，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人员和苏方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也发生反革命政变。一时黑云滚滚，白色恐怖笼罩四方。
在这种险恶形势下，李大钊在生死抉择面前，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党的组织再次遭受破坏。这就需要在恪守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鉴于张作霖极端仇视共产党，如果李大钊在狱中明确亮出自己中共领导人的身份，其结果可想而知。如果考虑到孙中山曾与张作霖结成军事联盟，国民党在北方处于半公开地位，张作霖正在拉拢国民党这层关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与敌周旋，则可以在最大限度内保护被捕同志。所以，李大钊在狱中绝口不谈共产党，却谈国民党，这是正确运用革命的策略，来反对反革命的策略。
从《狱中供词》和《狱中自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无论是敌人动用酷刑，还是威逼利诱，都没有动摇李大钊维护革命利益的坚定意志，都没有说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泄露党的任何秘密，没有说一句有损党的荣誉和利益的话。这一点，就连敌人也不得不对报界承认“李无确供”。在《狱中供词》中，他明确说“我在(国民党)北方区担任特别市党部政治委员”、“我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中的共产派”、“(国民党)北方首领只我一人”。在《狱中自述》中，他介绍了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国民党的经过。经过慎重考虑，还谈了一些国民党众所周知的情况。此外，为了迷惑敌人，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还写了一些假情况，例如，说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说“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无工会之组织”，说传言党人在北京有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等等。事实证明，李大钊以其国民党人身份在狱中与敌周旋的立场、做法，正是为了掩护和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表现出他高超的政治智慧。
在《狱中供词》和《狱中自述》中，李大钊还借国民党人的身份申明共产党人的一些“目的”和“主张”。例如，在《狱中自述》中，李大钊说：“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又如，他在《狱中供词》中阐述道：“我的目的在建设良好政府、恢复国权、定出新经济政策，用国家的力量发展财〖LL〗力，使国民贫富阶级不至悬殊。”“我是国民党左派，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最主要的是希望民族在世界上得一平等地位”;“我是拥护农工利益，要完成中国国民革命”;“中国革命紧接着就是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完成即促进世界革命”等。处此危难时刻，李大钊依然坚定地宣传救国救民的真理，这需要何等的勇气!
在狱中的22天里，李大钊对同时被捕的妻女及家事从不提及，却希望敌人对于被捕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为了使党组织不再遭受损失，其他同志不再做出牺牲，他不同意北方铁路工人的劫狱计划，并向敌人说明这是谣言，不要轻信。他还希望敌人能够保存他平时搜集的书籍，以利文化。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秘密进行军法会审，以所谓“宣传赤化”、“意图扰乱公安”、“颠覆政府”的罪名，悍然对李大钊等20人宣判死刑。李大钊视死如归，首登刑架，神色不变，从容就义，时年38岁。对于李大钊的殉难，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的陈毅后来写诗缅怀称颂：“先驱好肝胆，松柏耐岁寒。”
李大钊的《狱中供词》和《狱中自述》，充分显示了他身陷囹圄却心系党的事业，胸怀人民大众，志在民族解放的精神，展示了他坚贞不屈的崇高革命气节，以及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和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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