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婕抒生平

王昌龄得一生是怎样的？~

王昌龄，宇少伯，盛唐著名诗人，约生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约卒于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

王昌龄的籍贯，有多种说法，太原之外，又有江宁、京兆两说。《新唐书》本传与《唐诗纪事》说他为江宁人，但并无直接材料，大概是因为王昌龄被时人称作“王江宁”而致误。王昌龄曾任江宁丞，李肇《国史补》与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均称他为王江宁，与宋考功、韦苏州、王右丞等同列，而宋、韦、王诸人都是以官职称，所以玉江宁也是以官职称，而不是以籍里称。

《旧唐书》本传云王昌龄为京兆（即唐西京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大概是因为他在《别李浦之京》诗中说：“故园今在霸陵西”，又有《霸上闲居》之作。唐代许多山西诗人因为洛阳、长安为当时文化中心，多游洛阳、长安，有的甚至多年住于京城，不能因为居住在京城便说他们为京城人。《河岳英灵集》为唐人殷番所编著的唐人诗集，载王昌龄为太原人，当可信，所以《唐才子传》从《河岳英灵集》，认为王昌龄为太原人，现在一般人也认为他为太原人。

《两唐书》本传都未载王昌龄登进士第的时间，徐松《登科记考》也未载。《唐才子传》说他为开元十五年的（727年）进士。又唐诗人顾况《监察御史储公集序》说开元十五年“擢第常建少府、王龙标昌龄，此数人皆当时之秀。”顾况之序所记当确。王昌龄进土及第后，补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自古由文学之士充任，为当世所重，所以学者称校书之所为志氏之藏室、道家之蓬莱山。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王昌龄选博学宏词科，超绝群伦，于是改任汜水县尉。

詹锳先生据王昌龄诗文，考证他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被贬岭南，这是未见于史籍记载的一个新发现，详《李白诗文系年》。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王昌龄即北归，游襄阳，访著名诗人孟浩然。孟浩然患疽病，快痊愈了，两人见面后非常高兴，由于喝酒过多而病复发，竟因此而死，在这时期，王昌龄又结识了大诗人李白，有《巴陵送李十二》诗。与孟浩然、李白这样当时第一流的诗人相见，对王昌龄来说，自是一大乐事，可惜与孟浩然一见，竟成永诀，与李白相见，又都在贬途。当时李白正流放夜郎。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冬，王昌龄离京赴江宁丞任，此时已与名诗人岑参相识，岑参有《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王昌龄也有诗留别。途经洛阳时，又与綦毋潜、李颀等诗人交游，也都有诗。

王昌龄作为一代诗杰，流传下来的资料却很少。除了上文所说贬岭南外，还曾遭过贬，具体时间和原因也不太清楚。《詹才子传》说他“晚途不谨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河岳英灵集》说他“再历遐荒”，《旧唐书》本传也说他“不护细行，屡见贬斥”。看来这位诗人屡次遭贬斥，仕途极不顺利。

更为可悲可叹的是，王昌龄后来连龙标尉这样一小小的职务也没能保住，离任而去，迂回至毫州，竟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唐才子传》载：王昌龄“以刀火之际归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忌而杀。后张镐按军河南，晓衍期，将戮之，辞以亲老，乞恕，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晓大渐沮。”一向同情诗人的张镐终替王昌龄报了仇。

王昌龄是盛唐诗坛一著名诗人，当时即名重一时，被称为“诗家夫子王江宁”。因为诗名早著，所以与当时名诗人交游颇多，交谊很深，除上文谈到与李白、孟浩然的交游外，还同高适、綦毋潜、李颀、岑参、王之涣、王维、储光羲、常建等都有交谊。他因数次被贬，在荒僻的岭南和湘西生活过，也曾来往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原和东南地区，并曾远赴西北边地，甚至可能去过碎叶（在今吉尔吉斯）一带。因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广泛的交游，对他的诗歌创作大有好处。王昌龄擅长七言绝句，被后世称为七绝圣手。如《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慨叹守将无能，意境开阔，感情深沉，有纵横古今的气魄，确实为古代诗歌中的珍品，被誉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又如《从军行》等，也都为脍炙人口的名作。反映宫女们不幸遭遇的《长信秋词》、《西宫春怨》等，格调哀怨，意境超群，抒写思妇情怀和少女天真的《闺怨》、《采莲曲》等，文笔细腻生动，清新优美。送别之作《芙蓉楼送辛渐》同样为千古名作。沈德潜《唐诗别裁》说：“龙标绝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

阎丘晓因忌才而杀害了王昌龄，实在是对我国古代诗歌的一大破坏，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据叫《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知王昌龄有集五卷，唐时传世之本，今已难觅，《全唐诗》收王昌龄诗四卷，《全唐文》收其文六篇。目前能看到的王昌龄诗文便只这些了。


附：王昌龄诗选

出塞（其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出塞，古代军歌的一种题目。龙城，一作卢城，唐北平郡（汉代右北平郡）郡治。“秦时明月”两句互文见义，诗人把镜头直拉回到秦汉，为了引起人们对于历史无限久远、空间无限广阔的想象和联想，说明战争从古到今未曾休停，征人的勤苦和牺牲没有尽头。后二句感叹边将无能。沈德潜《说诗卒语》云：“秦时明月一章，前入谁奖之而未言其妙。盖言师劳力竭而功不成，由将非其人之故，得飞将军备边，边烽自熄。”

从军行（其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行，诗歌的一种体裁，从军行，写军队生活的乐府古题，王昌龄共写《从军行》七首，这是第四首。这首诗反映了戍边将士杀敌立功、保卫国家的豪情壮志。诗的前两句描绘边地风光，借以渲染战争气氛。后两句集中概括了戍边将士长期参与的酷烈战争生活以及决心破敌的豪情。壮阔的塞外景色与将士宏伟的抱负融合在一起，气魄雄阔，风格浑豪。“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常被用来表现杀敌卫国的英雄气概和坚强意志。中唐诗人戴叔伦写有“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雄豪诗句，同此两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塞上曲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

出塞入塞寒，处处黄芦草。

从来幽并客，皆共尘沙老。

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好。

萧关，在今甘肃省固原东南，此处泛指边关。幽并，幽州、并州，古时民以尚气任侠、慷概悲歌著称，诗文中常并举。紫骝，泛指良马。这首诗赞颂边塞健儿勇武善战、终老疆场的报国精神，讽刺了那些以骑射为游戏，只知炫耀马匹装备，并不能为国尽力耐劳。诗中以自然环境的荒落寒冷来渲染军士们的吃苦耐劳，形成苍凉慷概的格调。

塞下曲

饮马度秋水，水寒风似刀。

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

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

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塞外战场严寒荒凉的图画。疾风如刀，黄沙遮天，白骨散乱，揭露战争的残酷，对战死的将士表示哀悼。

芙蓉楼送辛渐（其一）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这首诗是王昌龄贬为江宁（今南京）丞时所作，诗人送友人辛渐赴洛阳，在芙蓉楼钱别。首句以江南无边的烟雨渲染离情别绪，第二句以孤峙的楚山自比，意象鲜明而新奇，两句虽然抒写凄黯的心情，却大笔挥洒，境界开阔，不作小儿女态。王昌龄为人疏放不羁，屡被贬谪，但他总以傲然的态度对待不公平的命运，三四句就是诗人庄严的自白，他赞誉自己冰清玉洁的品格和操守，并以此昭示远方的亲友，铮铮如金石之声。

同从弟南斋玩月忆山阴崔少府

高卧南斋时，开帷月初吐。

清辉澹水木，演漾在窗户。

茬苒几盈虚，澄澄变今古。

美人清江畔，是夜越吟苦。

千里共如何，微风吹兰杜。

此诗描写了诗人赏月时清雅的情趣，以及由月亮盈虚引发世事无常的感慨和对友人的思念，本二句宕开一笔，以虽与友人远隔千里却能感受对方德行的馨香作结，不落俗套。

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一位深闺中的少妇，在春光明媚时，刻意打扮好登上高楼去观赏春色，忽然看见大路上青青的杨柳，许多感触顿时涌上心头：回忆起与丈夫折柳相别的情景，想到如今大好春色无人共赏，继而想到柳色年年依旧，青春却难持久……因此忧从中来，深自悔恨当初让丈夫离家去觅取封侯，那曾被她看作无上荣耀的事，在失落爱情欢乐的今天，忽然变得微不足道，本诗摹写少妇的心理变化，极其细致深刻，奇而入理，耐人吟味。

春宫怨

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

平阳歌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锦袍。

平阳歌舞，指汉武帝与卫子夫事。本诗以汉武帝故事隐喻唐朝的宫廷生活，抒写皇帝爱情的不专，宫妃失宠的幽怨。这首诗“只说他人之承宠，而己之失宠可会，此国风之体也”（沈德潜语）。前两句写春风吹开桃花，时气已暖，“未央前殿月轮高”，有好几层意思，一则表明女主人公长夜难寐，再则以他人得意欢乐反衬自己的失意孤寂，连明月也偏照得宠之人，语含忿怨。末句见出天子对新宠的宫人体贴惟恐不及的情状，虽当春暖花开，天子却生怕新人受寒，特赐锦袍。本诗语言委婉含蓄，只从侧面映衬，宫人失宠的幽怨自见，令人玩味不尽。

长信怨

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这首诗咏叹成帝时班婕妤的故事。班婕妤曾受成帝宠爱，后来成帝又宠幸起飞燕姐妹，她看到自身处境孤危，自请去长信宫侍奉太后，从此凄寂地度过一生。本诗抒写她失宠的幽怨，在客观上谴责了帝王用情不专，造成宫妃们极大的痛苦。沈德潜说三四句写“寒鸦带东方日影而来，见己之不如鸦也。优柔婉丽，含蕴无穷，使人一唱而三叹。”叶燮《原诗》说这两句是绝不能有其事的情至之语，奇而入理。

从军行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答五陵太守

仗剑行千里， 微躯敢一言。

曾为大梁客， 不负信陵恩。

送郭司仓

映门淮水绿， 留骑主人心。

明月随良掾， 春潮夜夜深。

驾幸河东

晋水千庐合，汾桥万国从。

开唐天盛业？入浦圣恩浓。

下辇回三象，题碑驻六龙。

睿明光日月，千载此时逢。

千庐：众多的房屋。合：闭，收拢。全句说众多的房屋聚集在晋水边上。汾桥句：各国使节跟随圣驾走过汾河桥。开唐：创立唐朝。盛业：大事业。辇：天子的车舆。三象：古乐名。六龙：皇帝车驾的六匹马，马八尺称龙，故称六龙。睿明：睿（音瑞），通达、明智。睿明：圣明。全句说圣上通达明智，如日月的光辉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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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1898年，18岁的鲁迅，揣着慈母多方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寻求新的出路。他先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又改入路矿学堂。在求学期间，鲁迅开始接触物理、数学、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并阅读外国文学与科学著作。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更给他带来了一阵惊喜，他从《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里，接受了一种自强、自立、自主的人生哲学，同时强烈地感受到在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华民族的危机。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两年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希望毕业以后回国救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在仙台，他虽然也遇到了像教解剖学的藤野严九郎先生那样关心自己的老师，但也不时受到歧视；特别是有一次课堂里放映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看到一个替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旁边竟站着一群中国人在围观。鲁迅受到极大刺激，由此觉悟到医治精神上的麻木比医治身体上的病弱更为重要，改变中国第一要著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推文艺。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他和朋友们热烈地讨论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并于1903年、1907年、1908年公开发表了第一批论文，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于1909年回国后，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才在朋友的鼓动下，提笔写了《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小说通过一个“狂人”之口，对几千年的旧传统提出了大胆的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鲁迅一发不可收，连续写了多篇小说，后来编为《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后来对自己的创作追求作过说明，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始终关注的是“病态社会”里的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贫困，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吃人血馒头的精神的愚昧。在《故乡》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穷，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鲁迅同样严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时期独战多数的英雄，在强大的封建传统的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鲁迅还说过，他写小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许多痛苦的记忆，使他不能忘却。于是，当年在日本幻灯片里所看到的那些围观的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称之为“看客”)，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孔乙己》里，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举人残忍地打断了腿)，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围观着取笑他；在《祝福》里，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去听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求点刺激。而这些人在听厌了之后，又立刻唾弃，对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们就是这样鉴赏着他人的痛苦，这不仅是麻木，更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酷。而在《药》里，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怀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信念，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却急急忙忙赶着去“看”他被杀，茶馆里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为闲聊的谈资。先驱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与流血牺牲，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表演。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读者不难感觉到，鲁迅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说正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如此无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开拓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毒害与咀嚼。

最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这种“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特点的，无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国的读者也就永远记住了，并且永远摆脱不掉这位头戴毡帽的阿Q。鲁迅在他身上发现的是“精神胜利法”：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的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以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类)发泄，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来，也是做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因为鲁迅，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说的结尾，阿Q在走向法场前的一瞬间，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样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高声一叫：“救命……”所有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被震动了。小说后来翻译成多种外文，许多外国读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发现了阿Q，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表示，阿Q让他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或许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部“为人类写作”的作品，它不仅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鲁迅的《呐喊》《彷徨》不只是以“表现的深切”震撼人心，而且以“格式的特别”吸引了广大读者。早就有人指出，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试验着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很少有雷同，充分显示了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例如，他的《狂人日记》用的是“日记体”，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孔乙己》又别出心裁地选用酒店的“小伙计”来讲述故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酒客与老板)的麻木与残酷，而“他”自己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终于成为“看客”中的一员。《药》更是出人意料地将小说的主人公夏瑜置于“幕后”，而以主要篇幅描写人们对他的牺牲的种种反应，让读者在自己的想象中来完成他的形象。《故乡》《祝福》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都讲了两个故事：在讲述“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杨二嫂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我”的故事，因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两类故事互相渗透、影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鲁迅这样自觉的形式试验，使他成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作者。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诗《野草》(作于1924－1926年，1927年出版)。这是两部写法与风格迥异的现代散文的经典。《朝花夕拾》最初陆续在报刊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鲁迅大概是回想起幼时，水乡的夏夜，在大树下乘凉，听老人们谈闲天、说故事的情景。《朝花夕拾》也是在谈闲天，是对生命的童年时代(“朝花”)的回忆与重提。于是，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留下印记的人和事都一一流泻在鲁迅的笔端：民间传说中的“无常”，父亲的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还有我们没有提及的幼时的保姆“长妈妈”，一生坎坷的老友范爱农，等等。鲁迅是怀着温馨的爱去回忆的，从中显露出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又内含着一种深沉的悲哀。《野草》是另一类散文，是“梦”的产物：全书三分之一的篇章都以“我梦见”为开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奇诡的世界：夜半时分的幻觉中听见“吃吃”的声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影”来“告别”(《影的告别》)；青白的冰谷中看见“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死火》)；“狗”追着“人”，大声质问，“人”拼命“逃跑”(《狗的驳诘》)……鲁迅把他在儿时敷演童话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借以表达自己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情绪与心理，对人的生命进行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鲁迅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读者也因此有机会借《野草》去窥见鲁迅灵魂的深处。

鲁迅在进行小说、散文创作的同时，又在《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杂文。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期间所写的杂文，编有《热风》《坟》(其中一部分是世纪初写的论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集。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因北方反动势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收在《而已集》里。1927年底，鲁迅定居上海，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并以主要精力进行杂文创作。先后出版有《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等。

鲁迅曾经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作为一种报刊文体，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作出最迅速的反应，并及时得到社会的反响。因此，它是鲁迅这样的时刻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民众疾苦的知识分子，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密切联系的最有效的方式。鲁迅又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并因此把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类。鲁迅一生都在战斗，怀着“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民族的奴役、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老人对少年的摧残、强者对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个人的意气，而是为了中国与人类的“将来”，因此他的一切批评“实为公仇，绝非私怨”。鲁迅的15本杂文集，就是从五四前后到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就是一部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而作为一个作家，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在历史事变背后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应与变动。鲁迅曾充满自信地说：“‘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杂文就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特别是要了解中国人，那就读读鲁迅的杂文吧。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奉献出了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除3篇写于20年代，其他大都写于1934年和1935年，1936年出版)。这是身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对“故事”(古代神话、传说与史实)的“新编”(新的阐释与激发)。进入鲁迅文学世界的古人，或是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女娲(《补天》)、后羿(《奔月》)、夏禹(《理水》)；或是历史中的圣贤人物：孔子、老子(《出关》)、墨子(《非攻》)、庄子(《起死》)、伯夷、叔齐(《采薇》)，等等。在传统文本里，这些人都居于高堂圣殿，神圣不可侵犯，但到了鲁迅的笔下，却全都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的神光，还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因此，《奔月》不写射日英雄后羿当年的赫赫战功，而竭力写他功成名就“以后”，成为普通人的遭遇：天下的鸟兽全被射死，再无用武之地，只能整日为吃食而奔波；被人们冷落、遗忘不说，学生也来暗算自己了，最后连老婆(嫦娥)也远走高飞：这“先驱者的命运”的思考与表现，发人深省。《非攻》里的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历史业绩“以后”，并没有成为英雄，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倒霉事：被搜检了两回，募去了破包袱，“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这最后一笔苦涩的幽默，才真正令人难忘。整部《故事新编》充满了鲁迅式的幽默，而骨子里仍然藏着固有的悲凉；此时的鲁迅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身心交瘁之中，却能写出如此从容、洒脱的文字，这正意味着他的思想与艺术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1936年10月19日，这位本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大师，放下了手中的笔；这位思想的巨人，停止了思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三个字：“民族魂”。

婕妤并非班的名字，而是汉代后宫嫔妃的称号。因班曾入宫被封婕妤，后人一直沿用 班婕妤
这个称谓，以至其真实名字无从可考。后迁居长安延陵（今陕西西安）西郊。少有才学，善诗赋。成帝时入宫，初为少使，不久立为婕妤。乃是楚令尹子文的后人。父亲越骑校尉班况在汉武帝出击匈奴的后期，驰骋疆场，建立过不少汗马功劳。班况生三男一女，4个儿女都有上乘表现：老大班伯，是一位精通《诗》、《书》、《论语》的学者，曾数次聘书使匈奴，为定襄大守。他精选取掾吏，收捕盗贼，郡中称为神明；老二班施，官拜谏大夫，以博学有俊才深受皇帝器重；老三班稚，以方直自守见称，终官延陵郎；其女儿就是著名的才女班婕妤。幼子班稚生班彪，班彪又生班固（著《汉书》）、班超和班昭。 班婕妤是汉成帝的后妃，在赵飞燕入宫前，汉成帝对她最为宠幸。班婕妤在后宫中的贤德是有口皆碑的。当初汉成帝为她的美艳及风韵所吸引，天天同她腻在一起，班婕妤的文学造诣极高，尤其熟悉史事，常常能引经据典，开导汉成帝内心的积郁。班婕妤又擅长音律，常使汉成帝在丝竹声中，进入忘我的境界，对汉成帝而言，班婕妤不止是他的侍妾，她多方面的才情，使汉成帝把她放在亦可亦友的地位。 汉朝时期，皇帝在宫苑巡游，常乘坐一种豪华的车子，绫罗为帷幕，锦褥为坐垫，两个人在前面拖着走，称为“辇”；至如皇后妃嫔所乘坐的车子，则仅有一人牵挽。汉成帝为了能够时刻与班婕妤形影不离，特别命人制作了一辆较大的辇车，以便同车出游，但却遭到班婕妤的拒绝，她说：“看古代留下的图画，圣贤之君，都有名臣在侧。夏、商、周三代的末主夏桀、商纣、周幽王，才有嬖幸的妃子在坐，最后竟然落到国亡毁身的境地，我如果和你同车出进，那就跟他们很相似了，能不令人凛然而惊吗？”（原句是：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汉成帝认为她言之成理，同辇出游的意念只好暂时作罢，当时王太后听到班婕妤以理制情，不与皇帝同车出游，非常欣赏，对左右亲近的人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在这里，王太后把班婕妤与春秋时代楚庄公的夫人樊姬相提并论，给了她这个儿媳妇最大的嘉勉与鼓励。楚庄王才即位的时候，喜欢打猎，不务正业，樊姬苦苦相劝，但效果不大，于是不再吃禽兽的肉，楚庄王终于感动，改过自新，不多出猎，勤于政事。后来又由于樊姬的推荐，重用贤人孙叔敖为令尹宰相，三年而称霸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王太后把班婕妤比作樊姬，使班婕妤的地位在后宫更加突出。班婕妤当时加强在妇德、妇容、妇才、妇工等各方面的修养，希望对汉成帝产生更大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个有道的明君。可惜汉成帝不是楚庄王，自赵飞燕姐妹入宫后，声色犬马，班婕妤受到冷落。 赵氏姐妹入宫后，飞扬跋扈，许皇后十分痛恨，无可奈何之余，想出一条下策，在孤灯寒食的寝宫中设置神坛，晨昏诵经礼拜，祈求皇帝多福多寿，也诅咒赵氏姐妹灾祸临门。事情败露以后，赵氏姐妹故意讲，许皇后不 班婕妤题跋全身像
[1]仅咒骂自己，也咒骂皇帝，汉成帝一怒之下，把许皇后废居昭台宫。赵氏姐妹还想利用这一机会对她们的主要情敌班婕妤加以打击，糊涂的汉成帝色昏头脑，居然听信谗言。然而班婕妤却从容不迫地对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得福，为邪欲以何望？若使鬼神有知，岂有听信谗思之理；倘若鬼神无知，则谗温又有何益？妾不但不敢为，也不屑为。”意思是“我知道人的寿命长短是命中注定的，人的贫富也是上天注定的，非人力所能改变。修正尚且未能得福，为邪还有什么希望？若是鬼神有知，岂肯听信没信念的祈祷？万一神明无知，诅咒有何益处！我非但不敢做，并且不屑做！”汉成帝觉得她说的有理，又念在不久之前的恩爱之情，特加怜惜，不予追究，并且厚加赏赐，以弥补心中的愧疚。 班婕妤是一个有见识，有德操的贤淑妇女，哪里经得起互相谗构、嫉妒、排挤。陷害的折腾，为免今后的是是非非，她觉得不如急流勇退，明哲保身，因而缮就一篇奏章，自请前往长信宫侍奉王太后，聪明的班婕妤把自己置于王太后的羽翼之下，就再也不怕赵飞燕姐妹的陷害了，汉成帝允其所请。 从此深宫寂寂，岁月悠悠。班婕妤悯繁华之不滋，藉秋扇以自伤，作《团扇诗》，又称《怨歌行》：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作合欢扇，团圆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 弃捐荚笏中，恩情中道绝。 班婕妤自知，自己如秋后的团扇，再也得不到汉成帝的轻怜蜜爱了。不久，赵飞燕被册封为皇后，赵合德也成了昭仪，然而这一切在班婕妤看来，似乎都与她毫无关联了，心如止水，形同槁木的她，除了陪侍王太后烧香礼佛之外，长昼无俚，弄筝调笔之余，间以涂涂写写，以抒发心中的感慨，从而为文坛留下了许多诗篇。 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讲过这样一段话；“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至必传于后于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这话用来讲班婕妤也适合，倘若班婕妤一直得到汉成帝宠幸，她是否会为文坛留下许多优美的诗篇呢？两者相比，孰得孰失，谁又能讲得清呢？ 汉成帝在绥和二年三月，崩于未央宫。汉成帝崩逝后，王太后让班婕妤担任守护陵园的职务，从此班婕妤天天陪着石人石马，谛听着松风天籁，眼看着供桌上的香烟缭绕，冷冷清清地度过了她孤单落寞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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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购芙瑞： 新制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作合欢扇,团圆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意夺炎热; 弃捐箧奁中,恩情中道绝. 以上是原文 下面是缘由 据《玉台新咏·序》曰,班为赵飞燕所谮、失宠、幽居于长信宫,“乃作赋自伤,并为怨诗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