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主流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对当今社会发展有何现实意义~

它规范了人类的行为，有助于维护人类社会的秩序。而一个社会要发展，秩序是必不可少的，或者说，没有秩序，就没有社会这一说。所以推崇儒家思想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而社会稳定发展了，人民的幸福感也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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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一、知识梳理：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即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春秋末期产生，战国时期初步发展，两汉时期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与佛教、道教的渗透与融合，宋明时期形成新的儒学体系——理学，并得到发展；明清之际，对儒学的批判和继承，使传统文化思想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永恒的生命力；20世纪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儒家思想遭到猛烈抨击，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宣告结束。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两千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儒家思想的创始
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和“礼”。“仁者爱人”，“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思想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孔子提倡“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重要发展。孔子对“礼”的解释是“克己复礼”，这体现了其政治思想保守的一面。
孔子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体系的基础，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
2、儒家思想的重要奠基
战国时期的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仁政”学说是孟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他要求统治者以仁爱之心对待人民，以德服人，争取民心。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荀子也主张施政用“仁义”和“王道”，并提出“君舟民水”的观点。荀子认为治国应以礼教为主，主张礼法并施。
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奠基人。荀子杂取百家，对儒家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思想经过孟子和荀子的总结和改造，体系更加完整。
3、儒家思想主流地位的确立
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联系在一起，而形成新儒学思想体系。新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天人感应”，他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如果人君无道，天就会降下来灾异来谴责和威慑，所以人君必须遵循天道，实行仁政。 “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的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大一统事业的需要，使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儒学在政治上占据了统治地位，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4、儒家思想的新发展——宋明理学
汉代儒学虽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来，佛教、道教迅速传播使儒学的发展出现了危机。在与佛教、道教的相互辩驳中相互渗透。儒学从佛道中汲取了有益的内容，完成了更为理论化、思辨化的过程，成为新兴的儒学——理学。
两宋之际，二程和朱熹逐渐确立了以“理”或“天理”为核心的观念系统，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体现在社会上就是儒家的道德伦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天与人以“理”为原则，“天理”的核心是“仁”。明朝中期，王阳明在南宋陆九渊的基础上把“理学”发展到“心学”的新阶段。其思想的核心是“致良知”，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
理学从哲学方面发展了儒学，为封建等级制度制造理论根据，因此成为官方哲学。理学是宋明时期儒学的主流，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5、儒学思想在批判与继承中重焕生机
明清时期程朱理学仍占据统治地位，但随着明清之际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一批思想家强烈反对程朱理学和孔孟之道的“教条主义”、反对专制主义，倡导“经世致用”，重视手工业、商业，主张批判地继承传统儒学。
明末思想家李贽否定孔子是“圣人”，否定“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否定儒家经典的绝对权威，反对理学家的虚伪。明末清初的一批思想家，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面对社会现实，提倡以史为鉴，将学术研究和现实结合起来，强调“经世致用”，同时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要求个性解放、平等和自由，并提出了种种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是倡导言论自由，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机构，以保证各级政权机关清正廉洁、决策正确和国家社会安定。这些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对以往正统宋明理学做出了总结性批判，开创了具有深刻而新颖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批判、务实精神的一代进步思潮。

6、儒家思想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冲击下丧失主流地位
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冲击下，为抵御外侮、谋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而学习西方的思想成为中国近代前期思想的主流。这一主流以林则徐、魏源为先导，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则将这思想主流发展到高潮。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时代宣告结束，为民主、科学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但对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也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重创。


二、总结升华：
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牛耕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导致井田制瓦解，封建经济的发展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私有制的确立、诸侯士大夫的崛起，导致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争霸、兼并战争频繁发生。面对现实的纷争，孔子提出了“仁”的思想，主张为政以德，爱惜民力，要求严格等级秩序。汉武帝时期，边境不宁王国势力壮大，阶级矛盾激化，需要加强中央集权以适应统一国家的形势，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君权神授”等主张，适应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得到汉武帝的肯定，确立了儒学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地位。明清之际，君主专制统治空前强化，政治统治黑暗，文化上的“八股取士”和“文字狱”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头脑，而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社会风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发生巨大变化，人们竞相逐利，从而造就了一批反传统的思想家。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否定孔孟权威，提倡个性自由，批判封建专制，主张“人民为主”，提倡经世致用，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变化。
2、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是一个不断吸纳，融合各种思想流派观点的过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荀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一位重要代表，杂取百家，在主张以礼治国的同时，对法家思想也有所吸收，主张礼法并施。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是以《公羊春秋》为基础，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新的思想体系，将孔子正名分的政治观与《公羊春秋》主张大一统的思想结合，适应了西汉中期社会发展的需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儒学与佛教、道教彼此反复辩驳、相互渗透，宋代儒学吸收佛、道哲学思想部分成果，逐渐确立了以“理”或“天理”为核心的观念系统——“理学”。

（一）儒家文化不适应现代社会。
参考资料一.从新加坡看儒家文化：
新加坡重视传统的儒家文化，但同时更加重视西方文化。很多人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尊重儒家文化的事实，来说明儒家文化是新加坡崛起的根基。其实，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新加坡的整个法律结构是英国留下来的，并在它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新加坡现在的法庭审判中法官仍然戴英国法官式的帽子，新加坡的法制结构恰恰是英国的价值结构，是欧洲法制精神的结果。

正是尊重儒家文化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对儒家文化的弊病也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李光耀认为，儒家文化强调长者权威，不适应现代世界，现代世界是年轻人创造历史的世界。

在1999年上海“财富”论坛上，李光耀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出不了企业家。因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叫学而优则仕。而美国只改了一个字，叫学而优则商。

因此，新加坡十分重视以西方文化弥补儒家文化的不足。这里所说的西方文化，并不是中国式管理所限定的“西方科技”，而是包括哲学、人文精神、和宗教信仰在内的整个西方文化。

新加坡是一个全球性的城市国家，在新加坡400万人口中有100万是外国人。新加坡以海纳白川的精神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新加坡文化也是一种混沌文化。在新加坡，我们看不到中国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也看不到中国式管理的痕迹。

尽管在新加坡企业中存在着明显的等级观念和服从文化，但主导新加坡企业的却是西方管理制度。新加坡有着亚洲最为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而支撑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是背后的西方哲学。因此，新加坡企业管理模式是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的结果，而不是以单纯的儒家文化为根基。

参考资料二：儒家文化与法制、文明、自由的冲突。
当今世界是民主、自由、法治的世界，我们的儒家文化及其他传统文化已经在这一点上表现了明显的不适应。日本人改变自己适应了，所以日本人现在就是比我们发达。而我们在这一点上还存在着许多心理与制度上的障碍，所以还是不及人家。你可以有权讨厌人家，但是，这是没有用的。你还得比人家强，自己才会有安全感，才不会有生存上的威胁。这不是什么自卑，正是自信才有这样的勇气。一个有强烈自卑情绪的人，是不敢承认自己的缺点的，只有充满自信的人才敢大方地说出自己的缺点，才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才会努力向人家学习。一个宽容的人、善于学习的人，正是有十足的底气的人，是充满自信的人。那种说西方人开始向中国文化寻找归宿的想法是天真幼稚的，自欺欺人的。这个说法，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时著名儒家学者梁潄溟先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著作里已经说过。说我们的文化是精神的，外国文化是物质的。外国开始要向我们中国文化学习了。当时就被胡适先生批驳了。这些说法并不新鲜啊。如果我们是一个热爱学习的民族的话，我们应该不会这样容易健忘的。其实我们越是一个贫弱的民族，这样急于得到人家西方认同的心理就越强。这正是民族自卑情结的表现。

儒家思想在21世纪的前景
张庆松
问题的原由
问题的出现，据说是由著名华人新加坡政府资政李光耀先生的一段话引起的。李先 生在一次国 际会议上，同美国的著名企业家戴尔电脑公司的创办人戴尔坐在一起。李先生称赞戴 尔年青有为，并谦虚地说自己老了，不适应新的信息科技时代了。他又说，儒家文化尊重老人，但是信息时代 需要年青人。老人虽有经验，却没有青年人的活力和创意，所以儒家文化的尊老观不适应现代社会了。这段文字可能并没有精确地反映李先生的原话，但是这是“儒家文化过时论”争论的起源。
李先生的这段话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论和反响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李先生一直是儒家文化(亚洲东方文化价值)的捍卫者。他并且为此还受到西方学派的猛烈攻击。他却没有屈服，而是在亚洲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把新加坡建成了一个既有秩序，又有活力，既有市场经济，又有强有力政府的东方模范社会。成了传统儒家文化适应新时代社会的典范。但是，这一位始终信仰儒学传统的人，突然会宣称儒家思想过时。这种震动当然就会超过一般人对儒学的批判了。
但是，由于大众传播业向来有三人成虎的弊端，李先生的原话和真实涵义难以确认。因此，也就不能匆忙地就下断定说，李先生认为儒家文化过时了。这很可能是媒体的误导，背离了李先生的愿意。
从事件发生的背景看，李先生只是就年青人与老年人能力比较的角度发表的意见。他举出儒学中的老人观是用来说明在新时代，年青人比老年人更有能力办事情。而不是用年龄之比来否定儒学。这就是偏和全的问题。李先生可能是说，儒学中的尊敬老人，服从长辈这一概念，在新时代已经不完全适用。但这充其量只能说是儒家思想中的某个方面需要修改。否定局部不等于否定全部。所以，网络上所传的“儒家文化过时论”是误解误传了李先生的本意。笔者断定，李先生没有提出“儒家文化过时”这一观点，而只是认为儒家文化中的某些观点需要修正，以适应当代社会的特点。
从这个角度上说，李先生没有错。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
外界如果只是因为李光耀先生提出了儒家思想中的尊老观，就断定李先生认为“儒家思想过时了”，这是不适当的。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尊老思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不能因为某个局部出了问题，就否定全部的合理性，那就失之武断。

什么是儒家思想呢？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正如笔者在《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将来也会适用。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并没有错。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
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其他形式都不适用都不合理。
既然儒家思想有如此多的内容(本文列举尚不完全)，人们就不能仅凭某个事件和某个方面妄下“儒家思想过时”的断语。

儒学继承和创新
儒家思想能够传承数千年而不衰，必然有其独到之处。儒家经典文献里的许多概念警句含有非常精辟的义理。过去的中国社会受益于儒学，今后的中国社会仍然会向这一宝库中去寻求智慧。
人类的文化知识是一种传承积累的运动。过去的知识日积月累，形成了新知识发展的基础。古人告诉我们，要“通古知今”。这句话也可理解为，“通古才能知今”。要想理解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否认过去，也就等于否定了现在。不了解现在，也就不能够预测将来。
像儒家思想这种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思想宝库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不要说今天，以后一代代的学子都会继续到儒学宝库中去寻求知识和智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是冷门，明天可能会变成大热门。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绝对会发生的。
当然，儒家文化是古代的东西，与今天的社会确实会有不一致，不协调的地方。这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任何学说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和条件。时代变了，观念变了，学问也需要调整。这就是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文化要继承，但是，同时文化也需要创新。没有继承，就无法创新。没有创新，知识就不会发展，社会也不会进步。所以，说“儒家思想完全适用”现代社会是不对的，说“儒家思想过时了”也是不正确的。
正确的态度，是避免使用“儒家学说过时了”这种过于夸张、否定一切的说法，而采用实事求是，就事论事的态度。当我们谈儒家文化有没有过时时，一定要精确地讨论到底谈的是儒家文化的哪个方面，这样才能够把事情谈得清楚。要不然肯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儒家辩护的人谈什么“学习的重要性”，“道德的重要性”等儒家的优点，而反对的人就用“三纲五常”这样过时的伦理规范来反驳。这两派谈的是不同的方面，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只会争论不休。但是，采用就事论事的方法，问题就解决了。
就拿李先生提出的儒家的尊老观来说吧，他对戴尔的年青有为感到欣赏，并由此怀疑儒家的老人观是否适用。他并没有错，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有重老轻幼的特征。儒家的三纲五常中有儿子服从老子的要求。这是因为老人经验丰富，年轻人没有经验，所以应该由老人做主。婚姻大事，也由老人包办。中国成语中有“老马识途”一说。在社会生活中，也常见到老人骂儿子：“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懂什么？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
老人与年青人相比，孰优孰劣，应该是见仁见智的，无法做一个定论。年青人确实有活力和创意。但是老人的社会阅历丰富也是不争的事实。应该是各有所长。因此，年青人无条件服从老年人的要求就显得过于僵化。
但是，并不能据此就完全否定儒家的尊老观。儒家的尊老观也包含有尊敬老人，抚养老人的意思。这可是永远也不会过时。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这是告诉人们，子女对长辈有照顾的责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子女也可能因工作关系做不到，但是这份对老人的知恩图报的孝心还是应该有的。比如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在任何地方都会享有优惠和折扣。这不是同中国儒家的尊老思想相符合的吗？
前两天，笔者的女儿从小学回来后说，她的美国同学在班级上讲，将来可能所有的人都需要要学中文，讲中文。我对她说，这是很可能的。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同世界的接轨，中国的贸易在世界的份额也占的越来越大。中国的文化在全球也会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全世界的人也必然会更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所以，笔者相信，中国的儒学将会在21世纪有更辉煌的前景。

儒家思想在整个二十世纪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而且直到最近几年，大体上说，这是一条下坡路，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我们应该可以超越一切激情和成见，重新估计儒家思想在下一个世纪的中国可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里所用「可能」两个字是很吃紧的，因为我们必须将人的主观努力估计在内，如果中国人继续视儒学为现实化的障碍，那么我们的估计便仅仅是一种可能而己。

任何关于儒家前景的估计都不能不以儒家以住的历史为依据；只有以儒学的传统功能作对照，我们才能在儒家思想和现实社会之间试求一种整合的方式。

如所周知，儒家思想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从个人道德、家族伦理、人际关系，到国家的典章制度以及国际间的交往，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儒家原则的支配，从长期的历史观点看，儒家的最大贡献在为传统的政治、社会秩序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精神基础。

但儒家之所以能发挥这样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则显然与儒家价值的普遍建制化有密切的关系，上自朝廷礼乐、国家典章制度，中至学校与一般社会礼俗，下及家族和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或多或少体现了儒家的价值，诚如史学陈寅恪所指出:「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式。」我所谓「建制化」或陈寅恪所谓「法典化」，都是取其最广义而言，并不如近人所说，儒家的建制化完成出于政治的动机，即为便于帝王统治而设计的。这种简单的概括与历史事实不符，广义的建制化是长期历史演变中逐渐形式的，其动力主要来自社会与民间。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儒家思想和建制化截然分开，并进而肯定前者，否定后者，这是今天一般为儒家辩护者所最常采用的策略。从历史的观点看，一二分法是不能成立的。儒家思想与建制化之间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因此必然具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与紧张，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二者又是互相维系的，事实上，如果不是由于建制化的发展，儒家想想便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主流了。

无论儒家建制在传统时代具有多大的合理性，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个建制开始全面地解体了，儒家思想被迫从各层次的建制中撤退，包括国家组织、教育系统以至家族制度等，其中教育系统尤为关键所在，儒家与有组织的宗教不同，它的想想传播中心不是教会组织而是各级的公私学校，而中国传统的教育则又直接与科举制度连成一体，一九零五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早的信号，其事尚在辛亥革命之前。

儒家建制不能适应现实社会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新式学校代科举而起，自然是一项重大的改进。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儒家基本经典在新式教育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减轻。民国初年，中、小学堂的修身和国文课程中还采用了不少经训和孔子言行，「五四」以后一般中小学校教科书中所能容纳的儒家文献便更少了。

以上只是从传统教育建制的解体说明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纪的困境，这和西方近代政治分离的情况截然不同，基础教与政治建制划清界线之后，仍有教会_建制作为它的托身之所，特师继续在教育中讲解教义；神学家也继续在神学院中阐释经典；而一般信徒阅读《新旧约》更未曾因政教分离而中断，相形之下，儒家思想与传统建制分手以后，则尚未找到现代的传播方式。康有为、谭嗣同等有鉴于此，所谓才有组织「孔教会」的倡议，但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便由于儒家的根本性质与一般宗教截然有别，这一尝试络无所成。我曾将现代儒学比作「游魂」，其根据即在此。

今天我们首先必须认清儒家思想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已成为「游魂」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然后才能进一步讨论儒者的价值意识怎样在现代社会中求体现的问题。认清了这一事实，我们便不得不承认: 儒者通过建制化而全面支配中国人的生活秩序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有志为儒家「招魂」的人不必再在这一方面枉抛心力。但是由于儒者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凭藉深厚，取精用宏，它的游魂在短期内是不会散尽的。只要一部分知识分子肯认直致力于儒家的现代诠译，并获得民间社会的支持与合作(大陆上的民间社会现在也有开始复活的迹象) ，则在民主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儒家仍能开创新的精神资源。(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对于儒家的新发展最多只能处于从旁赞助的地位，而不应直接干预。)

近年来我对儒家究竟怎样融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的问题曾反覆思索。我所得到的基本看法是儒家的现代出路在于日常人生化，唯有如此儒家似乎才可以避开建制而重新发生精神价值方面的影响力。但「日常人生化」只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下面将对这一概念作一点初步的分疏。

从历程上观察，儒家的日常人生化最迟在明清时代已开始萌芽，唐宋的儒家从全体安排生活秩序的观点出发，依然对朝廷抱著很大的期待，因此「圣君贤相」的格局在他们的政治理想中占据著中心的位置。杜甫的诗句「至君尧舜上，要使风俗淳」具体表达了这一向往。王安石以「贤相」自许，所以也要求宋神宗上法尧、舜，不能仅以汉唐为典范。南宋以后儒家虽已重视教育过于政治，但朱熹仍念念不忘「正心、诚意」四字说皇帝。他发挥二程的主张，编成一部《四书》，首出《大学》为之纲领，于是「内圣外王」的儒家规模便清楚地呈现出来了。据朱熹自述，〈大学〉的注释是他平生最用心之所在，甚至死前尚在改定「诚意」章的注语。这正是因为〈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最能表现儒家全面安排生命秩序的整体观念及其进行次第。总之朱熹认为「道」的完全实现，最后还是需要一位「圣君」，因为权力中心之地，如果不能净化，则儒家建立的整体运行络将为之失灵，「得君行道」仍是儒家建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但明、清以来，特别是王阳明以来的儒家显然有一个重要的转变。他们似乎不再把「道」的实现完全寄托在建制上面；对于皇帝以至朝廷的作用他人也不像宋儒那样重视。我们试比观朱熹和王阳明的文集，前者为向皇帝陈治道，上了无数「封事」或「札子」，而后者在这一方面几乎是一版空白。不但如此，朱熹的学说，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主要是以皇帝以至士大夫为对象；王阳明的「致良知」则专就日常生活处指点，而且遍及于「愚夫愚妇」。所以王阳明要强调「与愚夫愚妇同的便是同德」。他又有诗句论「道」云: 「不离日用常行外，直至先天未画前」。这是把先天妙道通贯到日用常行，尤其生动地说明了儒家日常人生化的动向，所以阳明的后学，特别是泰州王门，强调「满街都是圣人」的观念，又喜欢以「端茶童子」之类的眼前例子发明「良知」的妙用。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日常人生化带来一种重点的转移，以前儒者把希望寄托在上面的「圣君贤相」，现在则转而注重下面的普通百姓怎样能在日常人生中各自成圣成贤。王阳明用黄金比喻圣人，在此便显出了重大的意义。圣人如黄金，在成免不在分量。这就打破了以政治社会地位判断个人的价值的俗见。我们也可以说，阳明又回到了先秦儒家「人皆可以成尧舜」的原始命题，这是儒家的温故知新，而不是直线的新陈代谢。

明代中叶以后儒家的基础动向是下行而不是上行，是面对社会而不是面对朝廷。唐宋时代「致君尧、舜上」的意识也渐渐淡薄了。试举一个有趣的例子: 泰州王门的罗汝芳问张居正:「君进讲时，果有必欲尧、舜其君意否?」张居正沉吟久之，答道:「此亦甚难。」从这一番问答中，我们清楚地看到: 不但问者已不相信「致君尧、舜」的儒家理论，而且答者也对此失去了信心。以张居正与万历的师生关系之深，在进讲时已不敢奢望能使青年皇帝成为「圣君」了。明清儒家不再期待「圣君」还有另一个理由，即他们已逐渐了解: 普遍百姓都能为自己的利益作最大的努力，这远比等待「圣君」从上而下的施德为可靠。所以顾炎武说:「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己然矣。」这句话说得十分透辟。「三代以上」正是儒家所谓圣君尧、舜的时代，尧、舜为百姓之心尚且不如百姓自为，则后代的帝王便更不必说了。

明清儒家日常人生化发展至此事实上已打破了「内圣外王」的古老神话。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我们不能不重新检讨一下〈大学〉的八条目，因为这是后世「内圣外王」说的最主要文献根据。前面已提到，程、朱提倡〈大学〉确有他们的苦心。如果儒家思想必须通过政治建制而实现，则「内圣外王」说是有其坚强的理由的。但是一旦儒家因日常人生化而摆脱了政治建制的纠缠，那么整个情况便改变了。〈大学〉八条目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依照原文的次序，这似乎是一个由内而外的必然历程。修身以上属「内圣」的范畴，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层层向外推扩，而所谓「外王」主要是指最后两项。明代有关〈大学〉的争议大体上集中在「内圣」的功夫上面，其中「格物」两字尤其异说纷纭。现在为了讨论「内圣外王」说的方便起见，仅以修、齐、治、平为限，即以「修身」代表「内圣」(包括了格、致、诚、正) ，以治、平代表外王，而齐家则为内圣与外王之间一种过渡。

依照一般的理解，「内圣」是「外王」的精神内核，故必先修身有成始能齐家，齐家有成始能治国，治国有成始能平天下。这个看法在儒家久已变成天经地义，几乎没有人曾对它正式提出过疑问，甚至在今天也还拥有不少信徒。但是明末清初的陈确，由于怀疑〈大学〉不是「圣经」，竟连带不相信古人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有必然的关联。说: 「古之人慎修其身也，非有所为而为之也。而以之齐，而国以之治，而天下以之平，则固非吾意之所敢必矣。」这一见解确有根据。孔子说: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正是视修身为目的，而不是实现「外王」的手段。孟子曾引当时的「恒言」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段话在字面上虽与〈大学〉的「仅以修、齐、治、平」相似，但并不蕴涵〈大学〉原文中「内圣」必然推出「外王」的一番意思。〈大学〉中与孟子引言最相契的毋宁是「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那句话。

下及明清，谭嗣同则致疑于「齐家」何以能推出「治国」。他讨论，「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问题说:

「彼所言者，封建世之言也。封建世，君臣上下，一以宗法统之。天下大宗也，诸侯、卿大夫皆世及，复各为其宗。宗法行而天下如一家。故必先齐其家，然后能治国、平天下。自秦汉以来，封建久湮，宗法荡尽，国与家渺不相涉。家至齐，而国仍不治，家虽不齐，而国未尝不可治。大抵经传所有，皆封建世之治，与今日事势，往往相反，明者决知其不可行。」

谭氏从历史观点解释〈大学〉的「家齐而后国治」，眼光甚为锐利。「五四」以后史学家也进一步支持了他的观察。如顾颉刚曾指出，〈大学〉中「齐家」并非一般人民之「家」，而是鲁之三家、齐之「高、国之家」，即「一国中之贵族，具有左右国之政治力量者。」

〈大学〉修、齐、治、平说的历史背景既获得澄清，「内圣」与「外王」之间自秦汉以后便已不可能存在著必然的联系，而历史事实也是如此。明、清儒家日常人生的大趋势更推远了修、齐和治、平之间的距离，以此为起点，我们才能进一步推测儒家的价值意识怎样在现代社会中落实的问题。

明清儒家曾提出了公与私的分际，自十六世纪至十九年世纪论辩甚多，这一点早已引起现代学者的注意。儒家论「公」与「私」虽与西方近代所谓「公领域」和「私领域」不尽符合，但毕竟有可以相互发明的地方。我们不妨借用之以说明儒家的现代定位。如果继续运用〈大学〉的语言，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修身、齐家」划归私领域，把「治国、平天下」划归公领域。这两领域还是互相影响的。日常人生化的现代儒家只能直接在私领域中求其实现，它和公领域之间则是隔一层的关系。这大致类似西方现代政教分离的情况。换句话说，儒家在修身、齐家的层次上仍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但相对于治国、平天下而言，儒家只能以「背景文化」的地位投射间接的影响力。我们如此划分公私二领域并非完全效法西方，而是进一步发展明清以来儒家日常人生化的大潮流。西方在此仅处于参照的地位。这是上面所已明白指出的，而且日常人生化在原始儒家中也不是毫无根源的。试看《论语?为政》的记述:

「或谓孔子曰: 『子奚不为政?』子曰: 『《书》云: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朱熹《集注》解释这一段话说:

「《书》言君陈能孝于亲，友于兄弟，又能推广此心，以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则是亦为政矣，何必居位乃为为政乎?」

所以孔子也肯定修身、齐家具有自足的价值，不必一定要直接参政。这段话对于儒家价值意识的现代重建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西方基督教自宗教改革以来也走的是「肯定日常人生」的道路，新教反抗中古教会的建制化，让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直接面对上帝，并执行上帝交给他的人间使命。这个使命可以是科学济世、企业成就、社会改进或任何其他有益于人类的工作，明清儒家日常人生化的具体内容虽与西方新教异趣，但以大方向而言，中西双方有互相比照之处。这是至可惊异的。

现代儒家不再直接插手公领域，这在上面已说过了，然而这不是说儒家已与公领域完全断绝了关系。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在《民主与领袖》一书中特别以孔子与亚里斯多德并举。他认为孔子之教能够提供民主领队所最需要的品质。儒家「以身作则」精神可以塑造「公正的人(just man)」, 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公正原则(justice in the abstract)」。这是儒家可以贡献于现代民主之所在。白氏所看重的显然便是儒家的修身理论。举此一例，便可见日常人生化的儒家通过间接的方式仍然可以继续有助于治国、平天下。

余英时著《现代儒学论》，刘述先主编，页171-179，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6年9月

儒家讲究柔治天下,逆来顺守,是旧帝王麻痹民众,消磨人民意志的得力工具,因此在这点上不适合现代社会,然而有些思想现在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比如儒教在尊师重道上的观点~~~

http://www.gmw.cn/01gmrb/2006-12/14/content_5219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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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19658959201： 近代以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人们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文化虚无主义.他们认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和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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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19658959201： 儒家管理思想如何适应当今社会? - ？
傅矩引阳： 我觉得不是什么古代知识都可以套用到现今.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出版,到现在已经100年了,现代管理思想已经成为各大企业和世界强国的管理准则.虽然现代管理思想中,会出现儒家的一些思想,但是我们不能就说儒家思想早就包含了现代管理学,这是无知的.现代管理,是以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为灵魂而开创的管理学科,我们可以用其他知识充实其内容,丰富其内涵,但是不能随意替换其核心.即便儒家思想在历史上有光辉的一笔,在现今仍有许多借用之处,但是它已经不适合成为现今社会的管理主体.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19658959201： 有什么东西不能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拜托各位了 3Q - ？
傅矩引阳： (一)儒家文化不适应现代社会. 参考资料一.从新加坡看儒家文化: 新加坡重视传统的儒家文化,但同时更加重视西方文化.很多人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尊重儒家文化的事实,来说明儒家文化是新加坡崛起的根基.其实,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