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简介_刘向圆_刘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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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年仅12岁时便任专为皇帝引御车的辇郎，20岁时官任谏义大夫。为人聪明好学，精通儒家和道家方术之学，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常被汉宣帝重用。后因所献炼金术不灵验，被宣判死罪。不久被赦免复出，任郎中，给事黄门，升散骑、谏大夫、给事中。汉元帝时又被提升为散骑、宗正、给事中，成为当时辅政4位大臣之一。曾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并弹劾外戚，抨击宦官专权误国。前后两次入狱，免官数年。汉成帝即位，他更名刘向，复出任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升光禄大夫，官至中垒校尉。

刘向为人随和，廉靖乐道，不争世俗，专心研思儒家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终于成为一代宗师。刘向的著作有《洪苑行传论》、《新序》、《说苑》、《别录》及辞赋等数十篇，其中《别录》为我国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刘向也因此被公认为中国目录学之祖。

史载刘向在汉成帝时受命在皇家图书馆天禄阁校刊《五经》和各种秘籍。

某日夜暗独坐，忽有一个黄衣老人，手持青藜手仗，叩门进来，吹燃藜杖，以藜光照明，传授刘向《五行洪范》之文。刘向问老人姓名，老人说："吾乃太乙之精，天帝悯卯金之子，特派我来传道给你。"并把怀中竹牒和典天文地图之书赠给了刘向。正是因为有此神授，刘向才能成为一代经学大师。

刘向的子孙后裔，便以"天禄"、"藜照"、"藜阁"等为堂号，自称藜阁刘氏，以纪念刘向这位杰出的显祖。

刘向生了3位优秀的公子：长子刘伋，《易》学教授，官至郡太守；中子刘赐，官任九卿丞，早逝；少子刘歆，便是西汉末年著名的大学者和政治家。

刘歆自幼受父亲熏陶，勤奋好学，后又受诏与父亲一同在天禄阁校刊秘籍，成为一位对六经、传记、诸子、诗赋、术数和方技无所不精的渊博学者。

刘歆初为黄门郎，父亲去世后他继位中垒校尉。汉哀帝时，任侍中、太中大夫、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成为当时刘氏宗室中最受宠幸的人物。

刘歆好古，曾建议为《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学设学官，现在的《左传》，就是由他整理后流传于世的。他因此成为西汉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他又承继父业，集六艺群书，加以整理，所著《七略》，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

刘歆因少时与王莽同为黄门郎，关系密切，王莽篡汉后，刘歆被王莽重用，任右曹太中大夫、中垒校尉、京兆尹、羲和等职，并被封为红休侯，后又升任新朝国师，封嘉新公，成为新朝群臣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太傅王舜和大司徒平曼的显贵重臣。

无论从学上还是政治上，刘歆都走了一条与父亲刘向不同的道路。

刘向崇尚今文经学的《谷梁传》，而刘歆则是古文经学的代表，推崇古文《左传》；刘向对汉家王朝是忠心耿耿，誓死效力的，而刘歆则成为王莽的帮凶、汉家王朝的罪人。刘歆为王莽篡夺刘氏汉家政权，确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刘歆虽然投靠了王莽，但他毕竟还是汉朝宗室刘向简介，还是姓刘，因而对王莽篡汉，在内心感情上也非常痛苦和矛盾。当王莽篡汉称帝后，社会危机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严峻，这时的刘歆便对王莽开始失去信心。后来王莽诛杀大批刘氏宗室成员，并把刘歆的两个儿子也杀了，这时刘歆对王莽已心生怨恨。最后终于决意背叛王莽，图谋政变，以推翻王莽，取而代之，重振汉家天下。但事情败露，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七月，刘歆被迫自杀而死。一代儒学大师，最终落得个家破、国亡、身死的悲惨下场。

刘歆生有3子1女，当刘歆红极天下的时候，他的子女也鸡犬升天：长子刘叠，被王莽任命为侍中、五官中郎将，封伊休侯；次子刘棻，深得王莽赏识，官任侍中、东通灵将、五司大夫，封隆威侯；三子刘泳，官任右曹长水校尉，封伐虏侯；刘歆的女儿，则嫁给王莽的儿子王临为妻。后来，刘歆失宏，刘歆的儿子们也立即大祸临头，次子刘棻和少子刘泳，均因谋反罪被王莽处死，刘棻死后尸体还被抛到幽州（今河北、辽宁一带）。

刘歆家族当日因投靠王莽而成为刘氏宗室中最显赫的家族，如今却因反对王莽而又一落千丈，迅速衰败。但刘向、刘歆的家族，毕竟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宗室分支，所以后来刘向的子孙们又兴旺发达，并繁衍成今日刘姓中的重要分支--藜阁刘氏。

《元和姓纂》记载：刘向后裔世居彭城，分居丛亭里、绥舆里、安上里和丰县、沛县、吕县等处。今天的刘姓人群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宣称出自刘向之后。

刘向、刘歆的学术活动

刘向、刘歆在政治上的各异，在学术上也有所反映，但他们父子在学术上基本是子承父业。

刘向、刘歆的神学思想

刘向早年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刘向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这也由于刘歆的政治态度跟父亲不同，在学术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刘氏父子学术见解的不同，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

刘向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说法了。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①。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

当刘向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在经学上，刘向治《春秋榖梁传》，参与石渠阁讲论，刘歆治《左传》，坚持立《左传》于学官。《榖梁传》属于今文经学，《左传》属于古文经学。从经学派别来看，父子二人是对立的。

古今典籍的校雠

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刘向奉命校古今典籍，把它们分成六类，由他负责经传、诸子、诗赋三类，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过一书，“向辄条其篇目，录而奏之”。他作了这个工作约二十年之久，刘歆在他死后奉命完成了未竟之业。刘歆把父亲的叙录，按照典籍的分类，分别概括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另加辑略，成为《七略》一书②。刘向的叙录后来别辑成书，称为《七略别录》。

依现存《别录》零篇和《汉书·艺文志》所删存《七略》的材料来看，刘氏父子在思想上，第一，发展了学术分类的概念。先秦评论学术流别者，多以学术思想接近的学者并举，不称学派。孟子和韩非始并称“杨墨”或“儒墨”。司马谈始区别六家，加以评论。刘氏父子增六家为十家九流，作为诸子一类。另外又分诸子以外的典籍为五类。他们把皇家藏书定为六类、三十八种、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多篇。他们在总的分类上是按着皇室进行统治的需要来安排次第的。六艺、诸子和诗赋都是属于文治方面的，列在最前。兵书属于武备，列于其后。术数和方技，或在统治上起补充作用，或与生活上有联系，就放在最后。这当然谈不上是科学的分类，在思想本质上反映了皇权思想。但这毕竟在学术分类的概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典籍的具体分类、典籍的保存和检寻上是可以起一定的作用的。第二，刘氏父子注意了学术源流及其政治背景，对各家各派作出了评述。他们一方面肯定了各种学术、各个学派在不同方面的作用，论其短长，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继承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形式。在另一方面，他们把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都说成是出于王官之守，把诸子、诗赋都说成是六经的支流余裔而为衰世的产物，这里就贯穿了尊崇儒术的思想。把这两方面合起来看，好象是给了诸子一定的地位，而实际上是在有限度地承认诸子的现实影响下为儒术独尊提出了历史的根据。第三，刘氏父子称《易》为五经之原，“与天地为始终”，而五经之学则“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他们肯定数术各家能测吉凶、候善恶。这又是神学思想的表现。

在技术上，刘氏父子创造了大规模校雠的范例，大规模缮写定本、编撰叙录的范例和制成系统目录的范例。这对于后来所谓“校雠学”“目录学”有很大的影响刘向简介，被称为它们的始祖。同时《七略》的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成为学术史的主要的表达形式。

看起来，刘氏父子是很淹博的，但在淹博的华贵外衣下掩遮着虚弱的贫困的思想。这是他们父子学风上的特点。班固称赞他们“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班固的赞语表明了他的思想，班固正是刘氏学风的很好的继承人。

刘向、刘歆父子还续补了司马迁书，未传于世。刘向采摘先秦旧事及汉初遗文，撰《新序》、《说苑》二书，又撰《列女传》，这是记载妇女史事的第一部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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