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在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没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

作者&投稿:村闸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三大盛世~

所谓“三大盛世”,是指中国历史上社会环境较为安定,人民生活相对富足,最为后人称道的三个时期,即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清代的康乾盛世。“三大盛世”的出现,总的看属于历史的偶然。这种偶然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统治者吸取“官逼民反”的教训而产生的民本思想。他们重视人民群众在国家统治和治理中的地位,妥善处理君民关系和官民关系,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可以说,民本思想的兴起和实践是三大盛世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当代中国“以人为本”思想的源头。

文景时期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宽慈待民的众多社会政策上。为了提高民众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汉文帝下令免除田租赋税的一半,由汉初的“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后来还免除农民的土地租税。文帝在减免税收的同时,还采取一定政策改善社会底层人民生活。《资治通鉴》记载,文帝在即位当年就给鳏、寡、孤独及穷困之人提供资助,对于8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都赏赐米、肉和酒。

贞观之治是指唐太宗在位的23年盛世。唐太宗继位时,自然灾害不断,社会经济凋敝,人口大量流亡。唐太宗实行以人为本的开明政策,重视人才,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贞观初年,唐太宗一方面大规模精兵简政,淘汰庸员,将中央官吏由2000人减少到600人,另一方面多次下达求贤举才的诏会,以种种形式发现和使用人才。在他重用的高官中,魏征、张亮等人出身寒门,杜淹、李靖、秦叔宝等人甚至来自于敌对的政治集团。最可贵的是,唐太宗重视人民群众在国家中的作用。《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对侍臣强调“国以民为本”,当时名臣马周上书时也指出“治天下者以人为本”。唐太宗认为自己皇帝的地位,不是来自于上天授予,而是来自于人民推举。“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这些观点极具进步意义,有效地缓解了阶级矛盾。

康乾盛世的出现关键在于开明的用人制度。200万满族人入主中原,一统江山,赢来盛世,一方面是由于极高的统治手腕和政治智慧,但至关重要的是满族人能够积极打破民族壁垒,不拘一格重用汉人,并由此赢得汉族官僚和士大夫集团的支持和认可。例如,明朝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在兵败降清后,被清廷委以重任。洪承畴提出了许多治国安邦的建议,并招来一批明将明臣为清朝效命,为清朝迅速统一国家并巩固新兴政权立下大功。洪承畴在立功回到北京后,皇帝“特召赐宴及赐大蟒袍、靴袜等项”,太皇太后“特恩赐宴”。他死后,清廷“赐祭莽如例,谥文襄公”,还立碑称赞他是“贤良之臣”。如此重用前朝重臣在封建社会是不多见的。

巩固法律权威,用法律手段对官吏进行权力制约,促进了“三大盛世”的政通人和

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权力几乎不受制约,而法律不过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占有太大权威。然而,一些精明的统治者认识到权力是双刃剑,不受制约的权力可能给国家进而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巨大的危害。因此,他们也经常通过种种途径进行法制改革,巩固法律权威,用法律手段对官吏进行权力制约,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在“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秦朝采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崇尚严刑峻法。汉初刑律在很大程度上承接秦律,仍保留宫、刖等极为残忍的肉刑。汉文帝当政时,逐渐开始废除肉刑。《汉书·刑法志》记载,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其小女儿缇萦随父至长安,上书表示自己愿意去做官婢,以赎父亲所犯的罪,使父亲有机会改过自新。当时文帝很受感动,决定废除肉刑。汉文帝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以身作则遵守法律。《汉书·张释之》记载,有一次汉文帝坐马车外出经过中渭桥,刚好当时有人从桥下走出,惊吓了文帝拉车的马,文帝自己也受惊了,很生气,要求法官严惩该人。法官张释之只对该人判处4两罚金,并解释说,法律应该以同样的标准对待天子和百姓,如果该人无意中让其他人受惊了只接受这样的惩罚,不能因为受惊吓的是皇帝就加重该人的处罚。文帝认为有道理,就接受了张释之的看法。

唐太宗十分重视法制改革和法律的作用。他即位之初,就让人修订当时的《武德律》,并花十年时间制定《贞观律》。《武德律》很大程度上继承隋朝的法律,不仅仍保持一些肉刑,而且规定比较严厉。《贞观律》与其相比,不仅削繁为简,变重为轻,废除肉刑和兄弟连坐等落后的制度,更重要的是,《贞观律》逻辑严密体系完善,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法典的高峰,并成为后世法典效法的对象。唐太宗对判处死刑很重视,每次决定判处死刑,必须由下面主管官员连续五次上奏,以避免错判错杀。唐太宗还特别强调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严格规定了修改法律的程序,很好地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和谐社会应该是可持续的美好状态,不是一劳永逸的目标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谓和谐也都是相对的、历史的,由于固有的阶级矛盾和封建帝制的诟病,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更不能同我们今天建设的和谐社会同日而语。如果说统治者有一些利民的思想和行为的话,那也不过是他们害怕人民群众的反抗,为延长自己的统治而采取的不得已措施罢了。事实上,上述“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此,“三大盛世”的和谐终究只是暂时的,是几颗历史的流星。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上述根本性的原因之外,还有:一,国家的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和一贯的进取精神,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在出现后,都不可避免地趋向守成,社会的主导思想逐渐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保泰”,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纵情于声色犬马,陶醉于歌舞升平,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不断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二,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大清盛世的缔造者,不仅忽视了国内社会的潜在矛盾和问题,而且完全看不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沉溺于“盛世”之中,最终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肇端。三,盛世的统治者都往往陶醉在已有的成就中,生活糜烂,不思上进。这表现在大小官员纷纷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为所欲为,不受制于外部监督,整个官吏队伍素质严重下降。这在康乾盛世表现得尤为突出。康熙在位时,腐败之风已经蔓延。虽然他曾一度惩治贪官,强化吏治,但一方面随着他年事渐高,对政事越来越消极,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经常宽容官员贪污受贿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由于他自己生活奢侈,爱好出行,并大讲排场,上行下效,整个社会都弥漫着骄奢淫逸的风气。雍正上台后,励精图治,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并采取“火耗归公”与“养廉银”的做法,不仅减少了官吏以权谋私的途径,还大幅度提高官吏工资待遇,一定程度抑制了贪污的风气,为康乾盛世的维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一者,雍正在位时间很短,乾隆上台后,朝廷反腐败的热情迅速降低,并宽赦了大批在雍正期间由于贪污受贿而受处分的官吏,这使得腐败之风急剧兴起,贪污者为所欲为,清廉者屡受排挤。二者,封建制度也决定了它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乾隆后期,由于国库空虚,朝廷甚至实行议罪银制度,几乎是公开买官卖官,煽风点火鼓励贪污,这导致当时的吏治腐败几乎到了无可复加,空前绝后的程度。严重的吏治腐败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使清王朝经历康乾时期表面的繁荣之后,急剧衰败。

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则其政举,朕有治人即有治法”。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西方历史上没有盛世这个词,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历史上没有过辉煌的时代,在西方历史上,它们往往被称为“黄金时代”,比如大英帝国的“伊丽莎白时期”。与中国的盛世比起来,西方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则没有这么短命。 伊丽莎白时代与乾隆时代有许多巧合。伊丽莎白女王与乾隆同是25岁即位,与乾隆一样,她也是一位理智又灵活的政治家。她即位之初,英格兰内部因宗教分裂而处于混乱状态,对外则面临与法国的战争和与苏格兰及西班牙的紧张关系。她以高明的妥协策略使英国摆脱了宗教战争的阴影,又以灵活的外交与周围大国周旋,结束了与法国的战争,为英国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期。 伊丽莎白统治英国45年。她登基时英国还是个贫穷衰弱的二流小国,而当她逝世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海军大国。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她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她的统治期因此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伊丽莎白时期”。 与中国的盛世不同的是,“黄金时代”之后,英国并没有衰败。“黄金时代”成了一个国家长久上升的起点,在那之后,英国国势继续蒸蒸日上,在随后的几百年间一直领先于世界。 原因是英国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随着制度创新。一部英国政治史就是一部制度演进史,虽然英国社会始终存在种种无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政治进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冲突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化解,英国也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会很容易发现,重提“盛世”二字,许多时候已经不合时宜。 第一,中国历史上,“盛世”两个字叫得最响的时代,往往问题重重。 一个蒸蒸日上、富于自信的政权并不需要通过自我宣传来为自己壮胆。相反,在一些有问题的时代,人们却常常会高唱盛世的调子。 因为“盛世”是传统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有力证明。历经暴力夺权后,一个政权就需要以“养民”“牧民”的成绩来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现,当然是统治成绩的最佳证明。 在一个王朝埋头开拓进取的过程之中,统治者们并不会经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于发现和解决问题。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从来没有帝王和大臣自夸为盛世。相反,那些底气不足的统治者却常把“盛世”挂在嘴边。宋高宗因动乱而幸得大宝,偷安一隅,大敌在侧,却无心进取。这种治绩,无论如何与盛世不沾边。然而宋高宗却常常自诩为“中兴”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励下,大臣们称颂盛世之声铺天盖地,应接不暇。他们说皇帝“于皇睿明,运符中兴,绵于肃清,乾夷坤宁”。“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过于尧禹”。他们夸秦桧“心潜于圣,有孟轲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负伊尹觉民之任”,“大节孤忠,奇谋远识”,“圣贤一出五百岁,开辟以来能几人”。这些当初精心撰写的谀词,今天听起来只是讽刺。 中国历史上另一个“盛世”声音叫得最响的时代是清代。众所周知,清代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内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一代的诏书中,连篇累牍的内容是宣传大清政权的“深仁厚泽”。 但是,在整个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响的又是两个特殊阶段,一个是身背篡位恶名的雍正统治时期,另一个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经渐行渐远之际。康熙时期,对盛世二字并不那么感冒。康熙平定三藩后,群臣请上尊号,康熙明智地拒绝了,他说:“贼虽已平,疮痍未复,君臣宜加修省,恤兵养民,布宜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正是这种难得的清醒,才有了以后一系列正确政策的出台。 第二,“盛世”是循环论的产物,而今天的中国历史已经摆脱循环。“天道极即反,盈则损,物盛则衰,日中而移,月满则亏,乐终而悲。”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多元交错发展不同,中国历史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线性循环体,其线性发展的规律是一治一乱,一盛一衰。《易经》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无陂不平,无往不复”。就是说,凡事发展到顶点后,无不向反方面运动。这确实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运转规律。《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左传》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老百姓则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无一不证明着中国人治循环规律的牢不可破。在传统政治中,一个社会如果达到了“盛世”阶段,那么就意味着眼前无路,只有持盈保泰一法,尽量推迟那不可避免的衰败来临了。 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从自身的一治一乱循环转向与世界大潮合流。跳出中国文明的视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并不是只有盛极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这一条路可走。 全球化使中国人有机会吸收和借鉴其他人类社会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虽然中国自我运转的规律仍然在深层次地起作用,但是无论是谁,都已经不希望中国再次回到盛极而衰的旧有轨道。正如梁启超说: 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乱如循环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说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然后以之立国而国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盛世只有三次,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这三大盛世,一方面确立了中国传统“盛世”概念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也都没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而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与思索。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唐朝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世。康乾盛世是何等辉煌,但乾隆刚退位就猛然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四境骚乱,清朝自此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研究“盛极而衰”这一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重要原因。
(一)国家的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和一贯的进取精神,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国家的不断发展,繁荣的持久延续,需要不断地向社会注入新的动力,向社会成员提出理性而富有刺激性的新的奋斗目标,再辅以正确的政策指导,使整个社会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活力。安于现状、墨守成规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繁荣的。然而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在出现后,都不可避免地趋向守成,社会的主导思想逐渐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保泰”,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国家的发展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社会一旦丧失了开拓的动力,迷失了努力的方向,陶醉于眼前的繁荣,沉湎于已有的辉煌,各种问题和矛盾就会逐渐滋生和酝酿。而睿智的领袖和领导集团后继乏人,又直接加剧了这种局面。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有明智的领袖和领导集团为之领航。汉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们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知人善任,身旁都有一批志在高远、才具卓越的名臣襄助。这是促成盛世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封建社会,归根到底属于人治,并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在实行家天下的专制王朝中,君主的素质总体上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数世之后,继位者全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才略根本不能与其太祖太宗相比,朝中则老成凋零,往往裙带风行,宦官当道。守成已难,更何言开拓进取。汉朝在武帝后期,因征发过甚,社会扰动,国家已呈现虚耗之象。武帝之后,几位君主都不免孱弱,昭、宣两代,赖有老臣辅佐,国势尚有起色,再往下,外戚擅权,朝政日益混乱败坏,贵族官僚大量兼并土地,社会矛盾愈加激化。西汉王朝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下坡。
(二)忧患意识丧失,歌舞升平,忽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中国先哲一再强调:“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但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大多趋向“持盈保泰”、“护守成宪”,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纵情于声色犬马,陶醉于歌舞升平,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不断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一朝爆发,遂致不可收拾。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晚年也因滋生自满之心,无法真正做到善始善终,幸有良臣辅佐,及时提醒。贞观十三年,魏徵针对唐太宗渐好奢纵的倾向,呈上直言进谏的名篇《不克终十渐疏》,指出唐太宗的志业与贞观初年相比,在十个方面都出现了今不如昔的变化,求治之心锐减而骄逸之心渐萌。唐玄宗的悲剧,则直白地印证了骄纵误国、懈怠败事的道理。玄宗英武有才略,曾将武后末年濒于内乱的唐朝导向“开元盛世”,但在晚年耽于享乐,无心理政,把朝廷政事交付给外戚杨国忠之流,全然不顾政治的不断败坏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对关乎国家大计的均田之法和府兵之制日趋瓦解不事补救,坐视藩镇权势积重和中央武备的不断削弱,以至造成“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悲惨结局,百年基业与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三)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大清盛世的缔造者,不仅忽视了国内社会的潜在矛盾和问题,而且完全看不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沉溺于“盛世”之中,最终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肇端。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1787年出版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状态表示了如下看法,大清帝国的“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发迹时间相当于乾隆后期的拿破仑,则把中国称为“东亚睡狮”。确实,从1662年到1796年这135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经文艺复兴之后持续二三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最终促成了如火如荼的资本主义革命和工业革命,经济、科技和军事踏上了不断加速发展的轨道。当此世界剧变的关键时期,康、雍、乾三朝却进一步强化了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社会更加趋向于封闭愚昧、妄自尊大,深陷封建时代的隧道之中,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从而与西方的发展势差越拉越大。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大清朝,就在自我陶醉的“盛世”荣华之中,不知不觉地成了世界潮流的落伍者。落后就要挨打。乾隆退位仅仅不到半个世纪之后,清王朝就在鸦片战争的中西碰撞中不堪一击,成了不折不扣的挨打者。

盛极必衰,当一个王朝强盛到极时,势必衰落,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则。

当一个王朝发展到顶峰时 必定会开始衰落下去
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不止是历史发展的规则,是所有的事物发展的规则。辟若一个“人”、辟若一个“星球”。。。

盛极必衰,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盛和衰是两个矛盾体,即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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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浩复方: 有一篇文章可以供你参考: 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的理性审视“盛世”是近年来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所谓“盛世”,在历史上是指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些特定的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

蓝山县18043836528: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大盛世?分别是在哪几个年代? -
藩浩复方: 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盛世只有三次,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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