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音乐发展状况

作者&投稿:闻项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唐朝音乐的发展~

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不断吸收他方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步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乐、安国(今乌兹别克布哈拉)乐、天竺(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 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风靡霓裳羽衣舞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 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 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唐代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大面、踏摇娘、拨头、参军戏等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 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

先秦时期的乐器,见于文献记载的有近70种。仅在《诗经》一书中提及的即有29种,打击乐器有鼓、钟、钲、磬、缶、铃等21种,吹奏乐器有箫、管、埙、笙等6种,弹弦乐器有琴、瑟等2种。由于乐器品种的大大增加,于是在周代时产生了根据制作乐器的不同材料而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称作“八音”分类法。
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大墓的地下音乐殿堂中,保存了124件古乐器。无论是重达五千多斤的乐器巨人——64件编钟,或是在造型、制作和彩绘都很精致的鼓、排箫、笙、瑟等,都向我们揭示了春秋战国时中国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的状况,它是中国古代乐器光辉创造的见证。
自秦汉以来,又不断涌现出新乐器。如秦时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弹弦乐器——“百姓弦鼗而鼓之”。弦鼗是一种圆形音箱、直柄的琵琶,后至汉代发展成四弦十二柱的“汉琵琶”,又称“阮咸”。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的民族,自汉以来,广泛吸收了大量的外来乐器。如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时张骞通西域时传入的横吹(亦称横笛);汉灵帝时传入竖箜篌(曾称胡箜篌;约在公元350年前后的东晋时,从新疆、甘肃一带传入了“曲项琵琶”,明代传入了扬琴和唢呐等。这些外来乐器,经过不断地改进,使它们逐渐成为中国民族乐器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
在中国乐器发展史中,值得注意的是拉弦乐器的出现大大晚于打击乐器、吹管乐器和弹弦乐器。据文献记载,唐代(公元618—907年)才出现以竹片轧之的“轧筝”和“奚琴”(在宋时作“嵇琴”)。宋时的嵇琴用马尾弓拉奏,并出现了“胡琴”的名称。如宋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云:“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如怨单于。”自元代之后,在奚琴、胡琴的基础上发展成各种类型的拉弦乐器。
中国的“吹、打、弹、拉”四大类乐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对传承乐器的音质不纯、音律不统一、音量不平衡、转调不方便、固定音高乐器之间的音高标准不统一、在综合乐队中缺少中低音乐器等不足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并涌现了许多成果。

唐代音乐发展状况,参考: http://www.wenhuacn.com/guoyue/article.asp?classid=55&articleid=6251唐代音乐发展刍议作者:唐明务  来源:拙风文化网 翻开中国音乐历史的画卷,唐代音乐发展的繁荣图景定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音乐机构设置方面,其分工之精细,规模之宏大,技艺之高超,均非历代所能及;在音乐教习考核方面,其要求之高,制度之严,也堪为历代之首。更值得一提的是,有了音乐皇帝唐玄宗李隆基的亲自倡导与积极参与,因而使得整个盛唐音乐高度发展,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音乐发展鼎盛时期。纵观整个唐代音乐发展历程,我们能从中受到很多启发。 一、唐代社会的 “政策导向” 我国历史上向来不乏爱好音乐的帝王诸侯,像周穆王、秦始皇、汉高祖、武则天等,他们都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但真正像唐玄宗李隆基这样既酷爱音乐又具有极高音乐天赋和才能的皇帝,却是独一无二的。唐玄宗生于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史载其“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自幼便受到严格的音乐教育。唐玄宗的一生与音乐创作密切相联,如其青年时期的《龙池乐》,中年时期的《得宝子》,为悼念杨贵妃而作的《雨霖铃》等。作曲水平之高,非一般可言。在乐器方面,《唐摭言》称唐玄宗“尤爱羯鼓、横笛。”羯鼓乃是“八音之领袖”,相当于如今合奏中的“指挥”。唐玄宗演奏羯鼓最为出色,宰相宋璟赞扬他是“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技艺极为高超。此外,在宫廷音乐的排练方面,唐玄宗也是一位难得的人才。《旧唐书·音乐志》载:“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起飞,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唐代宫廷音乐有了这样一位内行皇帝的亲自训练和指导,其水平其他朝代又怎么能及?! 盛唐音乐发展的过程中,唐玄宗个人的历史作用显然不可忽视。上行下效,因为他身居九五之尊,他个人的种种偏好,无疑对整个社会风气起着明显的导向作用。由此,我们联想到现阶段我国的音乐发展。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整个国家虽然已认识到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大片农村地区,音乐教育仍处于冰冻状态,大量的中小学生失去了接受音乐教育的权利,更别提音乐素质的提高了。因而,我们的教育部门,完全可以从历史中得到一些启发,推出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通过现代化的广告宣传和舆论导向等手段,最终使音乐这枝艺术奇葩在全社会绽放开来。 二、唐代社会的“爱才风尚” 唐代是一个比较尊重知识、爱护人才的社会。尤其在盛唐开元天宝时期,“虽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整个社会“君臣求贤若渴,名士逢人说项。”唐玄宗尤其爱才,并大大提高了民间艺术家的地位。音乐家李龟年、舞蹈家公孙大娘以及被誉为“吴带当风”的画家吴道子,均曾侍奉宫廷左右,为时人所羡尚。“草圣”张旭和大书法家颜真卿、李邕,则均系朝廷命官。比照贞观年间,著名贤臣马周尚不耻于乐工“比肩而立,同座而食”(事见《唐会要》),可见唐代艺人的地位在玄宗一朝为最高。不仅如此,唐统治者还认识到“若师体卑”,学生就“无所取则”,只有师尊,学生才能敬师勤学。为了树立师道尊严,唐代政府提高了教职官品,国子祭酒宫至从三品;博士,正五品至九品;助教,从六品至九品。同时,统治者还大力提倡尊师,通过《唐律》加强对学生的管理与控制,以确保教师的切身利益与人身安全。有了这样的爱才风尚,唐代音乐怎能不兴盛? 时至今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教师的地位日渐提高,但作为音乐教师,尤其是中小学的音乐教师,他们仍有诸多“难言之隐”。例如:在评优评先时,音乐教师往往被拒之于优秀教师或先进工作者的门外,让人大有音乐教师在学校矮人三分,低人一等之感;音乐教师参与社会艺术实践比如某些音乐比赛,往往被某些领导视为不务正业,其他学科的教师获了奖学校可以张榜广而告之,可是,音乐教师获了奖,却常常得不到认可,如此等等。由此可见,教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音乐工作者仍然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处于被歧视、被冷落的状态之中。而当我们再回到唐代看看当时社会对人才、对教师的尊重与爱护,就不难发现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我认为要改变目前音乐教师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尤其是“待遇不公”的问题,必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学校要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以保障音乐教师拥有与别的科目老师同等的地位,另一方面,要从制度落实方面来确保音乐教师的地位得到切实的提高,不再让“音乐课”成为“副科”、“小三门(音乐、体育、美术)”。只有这样,音乐教师才能直起腰杆,堂堂正正地去做“音乐教师”,真正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音乐教育事业中去。 三、唐代社会的“考核制度” 唐代的音乐机构,共有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四个部门。前两个部门属政府的太常寺管辖,后两个部门隶属宫廷。从以下有关“大乐署”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窥见唐代音乐考核制度之一斑。大乐署既管《雅乐》,又管《燕乐》,内部有若干位乐师担任教学。当时政府对于音乐艺人的训练与成绩考核有着相当严格的制度。《旧唐书·职官志三》记载了大乐署音乐教育过程中的教习、考核制度:凡习乐,立师以教。每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上、中、下三等,申礼部。十年大校之,量优劣而黜陟焉。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著簿簿,核其名数,分番上下。由此记载可知,大乐署中的考核,不仅针对学习音乐的乐人,同时也包括教导学生的乐师。对于乐师的专业业务(“课业”)每年都有一次考核,成绩会分成三等并报太常寺“礼部”。每过十年,对任教的乐师还要进行一次大考,根据其成绩优劣,决定其职务是降级、罢黜还是晋升、提拔。显然,这对于整个社会音乐教育的更好发展起了强有力的监督辅助作用,而盛唐音乐教育的高明之处也正体现于此。 由此又想到了现阶段的音乐教育,虽然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仍然有不足之处。就专业音乐教育来说,一些教学单位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把重点仅仅放在“学生”身上,拼命提高对学生的要求,声乐专业学生毕业时,一定要唱多少首咏叹调,学会几种语言,钢琴要弹到几级,等等,否则,不予毕业。试想,对于音乐这种技术性很强的专业,若没有好的老师,学生又怎么可能学得好!因此,教育部门和相关的机构,应借鉴一下盛唐在音乐教育方面的高明做法——在重视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同时,也要强调对教师的充分关注。对于音乐教师,我们可运用更为科学和规范的评价标准与方式,对其实行严格的学期和学年考评,既让考评成绩与个人的经济收入直接挂钩;又让成绩的优劣与岗位的任职与否密切相联,让那些不认真工作、对学生不负责任的教师深刻认识到:不进步、不教好就无立足之地,无生存之本。 四、唐代社会的“音乐风气” 唐代教育打破了严格的等级界限,教育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把教育普及到了整个社会。在教育方面,唐政府曾有明确规定:“各里置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唐代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按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全国有九百余万户推算,则全国共有乡里之学九万余所。而且在唐代,私人办学兴盛,尤其在开元天宝之际,私塾的数量和质量都很有优势。如此种种使唐代社会的教育具有相当的普及性。《凉州行》中“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即是对当时音乐教育普及程度的真实描绘。此外,在唐玄宗的亲自倡导下形成的“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的爱乐局面,更体现了当时音乐教育所具有的全民性、普及性的一面。由此可见,唐代的音乐教育没有专门地面对宫廷贵族,也不只是培养专门的音乐人才,它是面向全社会各个阶层的。 联系到现阶段的音乐教育,我们不难发现其存在的不足。第一,重视学校音乐教育而不重视社会音乐教育。国民素质包括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了解音乐、普及音乐和运用音乐的程度,这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一个现代人的文化修养、文明程度、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唐代音乐教育的全民性、普及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标志着它发展到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巅峰。第二,重视专业音乐人才的培养而忽视面向全体学生。当前,人们常常会不自觉地用专业音乐教育的眼光来看待音乐教育,因而往往会使音乐教育的发展,偏离素质教育的方向,重视提高,忽视普及;重视比赛,忽视教学;重视音乐尖子人才,忽视面向全体学生等,这些都违背了真正的素质教育的原则,不利于全面人才的培养。 综上所述,唐代音乐的高度繁荣,是当时社会各个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当时的“政策导向”、社会的“爱才风尚”、考核制度的“高明”以及音乐教育的“全民性和普及性”等,时至今日,对振兴我们的音乐教育事业,甚至是整个教育事业,仍然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 原载《黄河之声》2006年第9期

贞观年间,唐太宗鉴于隋代承袭的前代雅乐,“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于是命张文收等人“为之折衷”,作《大唐雅乐》,已具有多种成分交融的特点。而《秦王破阵乐》等一些乐曲,则既用于燕乐,也用于雅乐。明显地表现出燕乐对雅乐的影响。唐朝政府设立了庞大的音乐机构——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统领各色音乐,总人数达数万人,唐初的大乐署,其职能与前代大乐署不同,它不是专管雅乐的机构,而是兼管雅乐与燕乐,也负责各类音乐人员的训练与考绩。到开元年间,才部分地将燕乐从大乐署中分出来,各类燕乐(包括散乐、百戏)统归左、右教坊和原来的内教坊,又专为表演法曲而在宫中设了梨园(包括一个30余人的少年班“小部音声”),并在西京和洛阳分别设了“太常梨园别教院”和“梨园新院”。梨园的人员是从燕乐的“坐部伎”中挑选,由唐玄宗亲自审听确定,是各类音乐人员中专业水平最高的一部分;

摘自中国古代音乐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9439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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