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

周祯伟：《“叫魂”》读后感~

[周祯伟：《“叫魂”》读后感]



1768年，清乾隆32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突然在帝国内部爆发，周祯伟：《“叫魂”》读后感。这一妖术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与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相信通过人的发辫等物可以来盗取他人的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会立即死亡。从春天到秋天大半年，整个帝国都被这种恐惧动员起来。


百姓们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忙于追缉流窜各地频繁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室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上谕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终于大白，所谓“叫魂”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乾隆只得终结此案。


以上是整本书讲述“叫魂”这一案件的大概内容，在这场全民运动中主角有三个：乾隆，大清官员，小民百姓。先从乾隆的角度分析，乾隆应该说一开始就对“叫魂”这一事件保持了极高的关注，对于此案件，他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热情。不管他是否相信妖术本身，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是确实存在的，无论怎样，辫子都是大清王朝强加给汉人的东西，它可以视为王朝统治力的象征，剪去辫子其所代表的政治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更令人揣测的是剪辫的施舍者，正是道士、和尚，我们有理由怀疑前朝开国皇帝的创业史会让乾隆回忆时产生多少不快的情绪。作为异族统治者对剪辫这一行为所蕴藏的政治象征意义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对普通百姓来说，术士的妖术威胁到灵魂和躯体之间的脆弱关系，而对皇朝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是皇朝与上天力量的脆弱关系。如果僧侣道士或乞丐也能作法与神鬼进行交流对话，这将会严重影响到君权神授的合理合法性。而作为一个江南文化的崇拜者和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乾隆对江南感情复杂，愚民百姓的无稽之谈，他是相当怀疑的，他大张旗鼓的目的在于借机打击甚至根除因汉化而腐败堕落的江南官僚们以及江南书生的桀骜不驯。因此，我觉得君主和官僚的矛盾问题，才是全书的重点，而官僚与君主之间并非和平共处，因为君主对官僚的有效控制本应是常规框架之内的安排，而无须借助政治罪这样的非常事件来做文章，这里的政治罪指的是运用“叫魂”这一案件，对官员进行控制，强化对官僚的控制。而乾隆认为正是官僚们的颟顸怠惰，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腹心横行无阻，对帝国说，这场官场的腐败积习是以江南为中心的汉官僚的毒瘤，它侵蚀着满清帝国的活力，腐化满洲精英的朝气，因此清剿妖术，也是对官僚机器加以整肃。


我们再来看官僚阶层对“叫魂”这一事件的反应，他们本作为社会的精英，经过科举选拔，对“子不语怪力乱神”之类的古训是了熟于胸的，读后感《周祯伟：《“叫魂”》读后感》。作为地方长官，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他们推崇的是无为而治。不希望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出现对自己名声不利的事情，即使真的出现也会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以说中国的封建政权对儒家的尊崇，一方面形成了儒家传统文化，同时也在不同时代造就了一批这样的官员。即在肉身上他们忠君爱国，但在内心深处是以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的浓厚情结，他们构成了社会结构中砥柱的作用，防止社会在疾风骤雨中偏离方向。所以，官员在这场大恐惧中并非积极推动者，甚至他们起到了缓冲的作用。这表明，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威权时还是受到某种限制的，在这些限制因素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和历史经验对之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


真正让人吃惊的是，这场大恐惧的闹剧当中推动者与受害者都是同一阶层--普通民众。满清王朝在经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和休养生息后，到了乾隆时代达到了鼎盛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百姓安居。然而这些在作者看来所谓的盛世也不过是个镀金时代，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繁荣，也造成了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口压力的增加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加剧的竞争可以随时夺去他们生存的机会和权力，将他们赶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正是他们成了民间妖术恐惧所攻击的首当其冲的目标，也官府清剿的主要对象。如书中所说，在近代前夜，整个社会充满着一股戾气，即以冤冤相报为形式弥漫的社会敌视，于是，人们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牺牲别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并受社会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当官府发动清剿，则把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变成一种实在的生存斗争，把广泛弥漫社会的冤冤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实实在在的相互攻击，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于任何受到横暴族人或贪婪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解脱。对于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任何想捞好处的人，他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他是一种补偿，对恶棍，他是一种权力，对于孽待狂，它是种乐趣，而在也没有什么能伫立其间，阻碍他们的疯狂。


读毕此书，可谓获益良多，对于十八世纪乾隆统治下的大清有了更深的了解，鉴于作者深刻的洞察力与艺术化的笔法，此书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研究仍有启发意义，作者在此书中的一些论断与总结，仍敲打着今日国人的心灵，对于历史研究者，我们应当感谢孔飞力先生，让我们对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看的更深，了解更进一步！
　　〔周祯伟：《“叫魂”》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周祯伟：《上海罢工》读后感]


作者在序中言，对上海工人运动发生兴趣，源于自己对近代中国的民众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的长期痴迷，周祯伟：《上海罢工》读后感。并认为传统形式的农民暴动之所以发生，亲缘与地缘关系比起阶级地位更重要（这一论断无论放在淮北农村（作者另一本书）还是上海都成立）。


作者认为工人的分裂或者称为阶级的分裂，能为具有政治影响的工人阶级提供基础，不只是在支持这个或者那个政党，而是在是否支持新成立的政权，他们可以构成与政府官员的不同联系，可以改变各自命运的联系。总之，分裂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无论他们当中存在着如何重要的地缘、祖籍、性别和技术熟练程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正是有了这种差异，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完全有能力采取有影响的政治活动。


工人运动无疑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变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上海作为产业中心更为显著。而工人运动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如由政治化工人阶级的幽灵所造成的恐惧常导致政府采取与许多上海工人愿望相违背的政策。故关键之点，不在于政治反映了工人的要求，而在于工人在现代政府的定义和发展中一直是一支特别重要的力量。本书从探求工人阶级分化演变的原因（从地缘政治和产业政治的角度），探索此种分化对于政治动员（或党派）的影响。如此便可分为分析工人在现代中国政治形成过程所起的作用打下基础，这也本书的任务之一。虽然中国各种被冠以“专制”的统治给社会力量以最小的空间，但作者的研究强调地方社会尽管四分五裂，但对政府的演变仍有能动的影响，工人的政治影响远比我们想的大。这些传统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进入这一地区开展动员农民工作的共产主义革命者陷于两难境地。尽管共产党干部吸收利用了既有的暴动模式，但在1949年后，他们也将全新的阶级斗争方式引入中国农村。当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干部着手在上海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时，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队伍中既有壁垒的深刻影响。反之，这两个政党的不同社会基础也深深刻画出了先是国民党政权然后是共产党政权的不同特性。


作者从三部分即“地缘政治”“党派政治”“产业政治”来阐释工人运动的政治含义，而在该项研究中，作者着力于罢工，这一普通形式的集体行动作为探索政治变动的工具，因为罢工是一种特别有效而且重要的武器，其价值超出了罢工者针对特定企业采用行动的实际经济成本，因而罢工常常招致政府干预。由于工业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使罢工具备了独有的政治特性。本书从三个不同的但又密切联系的角度对工人阶级的行动加以综合研究。第一部分着重于民间文化（限于祖籍故土），这是一个属于社会史范畴的主题。第二部分考察了党的组织者所采取的策略以及党与党之间、党内的竞争方式。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学主题。在第三部分，注意力转到工作场所，属于工业社会学范畴。而这种三部分绝不是互不相关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工作条件，然后又对不同的政治党派产生了影响。作者将工人群体分为技术性工人（白领）、非技术性工人、工匠（拥有独立的工人运动的社会基础，有能力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激进的模式）按一般思维，共产党应在非技术性工人中拥有优势，而国民党在技术性工人中占有优势，因为前者是无产阶级政党，而后者一般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政党。但作者称上述猜测模式是无法成立的。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仅保守派的挑战令人烦恼，军阀的镇压更是他们控制工人运动的障碍。二七罢工后，工运主导权再次落到保守工会领袖手中，其中许多人喜欢与帮会和国民党右派保持密切联系。共产党的工运组织者强调以团结、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为主导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国民党着力于强调阶级调和（劳资合作）的必要性，即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工人与资本家应当携手合作。然而，共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和国民党的工业化梦想都很难符合上海工人之实际。饱受苦难的工人削弱了劳资合作的可能性，频繁的斗争也不表明他们具有一致的阶级觉悟。工人阶级中存在深深地裂痕，国共两党因此都能利用其中一些裂痕。


第一部分阐述的是地缘政治（1839---1919），作者从大量史料中进行筛选提炼，得出无论是技术工人还是非技术工人，同乡关系有助于其团结和反抗模式的形成，但是这种地缘政治以两种很不相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工匠中，他们主要来自比较富裕的南方地区，行会乃同乡认同、工作机会和罢工方式的媒介。公所会馆的公共仪式有利于滋生表现民族主义和革命色彩的工会、工党和政治。对于非技术工人而言，他们绝大多数，都来自多灾多难的北方地区，权力主义的帮会为他们提供了进入令人生畏的上海劳动市场的入场券。这一群体劳工力量的反抗，常常在工头兼帮会中人的煽动下进行，明显的带有防御姿态。从总体上来说，江南籍工人比起来自北方乡村的工人，无论是工作保障还是收入情况，都要好一些。性别差异使得非技术工人中的地缘政治进一步复杂化，读后感《周祯伟：《上海罢工》读后感》。从同一地区来的工人中，男性显然要比女性更热衷于加入帮会。也许男性非技术性工人要比其女性同类更热衷于都市生活，他们更有可能接受工厂训练，得到提升，步入半技术性职业行列。随着时间的推移，半技术性男工与帮会政治分子之间的联合变得越来越重要。非技术性女工与农村的联系更紧密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却作用甚微。


第二部分阐述的是党派政治（1919---1949），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工贼取代激进派，成为上海地区工人运动中党派的主要角色。青帮大亨杜月笙的迅速崛起，乃是秘密帮会之重要性在新的国民政府统治下得以戏剧性体现的证明。这十年间，中国仍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没有哪个阶级能独占上风。国民党不但要对付新的老的地主资产阶级，还要对付新出现的政治化的工人阶级。共产党在控制上海工人的过程中，变节帮会分子的合作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作为不可靠的盟友，帮会首领在国共两党权力交替之际选择了接近共产党。在这些黄色工会领导人的帮助下，共产党得以扩大在上海工人中特别是在那些较缺乏技术的工人中的影响。当然，地位较高的工人、尤其是白领职员和工厂工匠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中仍是主干力量。抗战的胜利后内战来临，国民党策略的改变及其随之而来的垮台，使共产党组织者更容易在上海工人的同情者中找到共同点，也迎来了大革命之后的发展转机。然而，强调共产党与熟练工匠的结盟，并不能解释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革命胜利的原因更多地存在于农村，而不是上海工人运动。但是，革命者与工匠之间的合作关系并非无关痛痒。正如国民党深受他们与帮会领导的半技术性工人之间的关系影响一样，建立在工匠而非无产者支持的基础上的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还是对后来的中国共产主义特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部分阐述的是产业政治，分别通过烟草业、纺织业、运输业的罢工情况进行阐述，在烟草中以英美烟的案例为例，让我们认识到这并不是一部爱国的、革命的工人阶级为了他们的利益在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历史。相反它是帮会、政府当局以及年轻的共产党知识分子，通过种种重要的竞争途径而形成的一部历史。最重要的是这是一部揭示工人自身复杂性的历史。英美烟公司的工人虽然有时会采取联合行动，但他们本身却被技术程度、性别和地缘祖籍等因素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使得工人运动复杂化，有些参加者成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热情拥护者，有些则追随国民党及其青帮走狗，有些则自行其是。而以国内资本为主导的上海丝织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启迪意义的案例，其罢工的起因不完全是出于对洋人的愤怒，关键在于该行业自身的发展。纺织工人中不同群体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种有规则的导致工人阶级生活分裂化的联系，这些关系又与共产党、国民党和独立的运动交相发生作用，才使特定的政治分野显露出来。正因为如此，阶级内部的分裂并没有使上海工人陷于无所作为，相反，他们能很好的组织起来，发起富有特色的斗争，虽然其内部仍常常充满冲突。上海运输业内部的分裂状况也是其他行业和其他城市情况的反映，因为上海运输行业中缺少女性而不存在男女差异的问题，地缘政治和产业政治便以特别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必须强调地缘、工种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是间接性的，以工人的思想和群体习惯为中介。而且这种中介过程既受到上海劳动力市场的制约，又受到该市政党政治举动的作用。非技术性劳动力的过剩和技术性工匠的濒临消亡，两者相结合，使得工人之间的分裂尤其剧烈。但这种现象只是在政党政治意义上即外来组织者力图吸引工人阶级追随者时才表现的特别明显。他们取得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对工人力量掌握的程度，还取决于当时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


总之，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这就是本书的论点。技术水平是识别工人的一个关键变数。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在地缘祖籍、性别构成，以及教育、文化和适应城市生活的程度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思想上，也反映在他们的抗议中。但正如书中反复强调的正因为有这些差异，反而使得他们可以构成与政府官员的不同联系，可以改变各自命运的联系，成为各方政党都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最后阅读完此书，不由感叹青帮在上海各个时期的工人罢工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以五卅运动为例，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帮会方面的关系，上海总工会（共产党人领导）得以将五卅运动发展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罢工运动。因此五卅运动并不是共产党单方面取得的完全胜利，将它归因于一个结构松散而脆弱的联盟产物可能更为贴切。从五卅到北伐的时期，共产党大规模的发动工人还必须依靠国民党和帮会的合作，他的每一步胜利都离不开一些臭名昭著且朝三暮四的盟友的参与。当然这种联盟无疑是不可靠的，以至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不过数星期，悲剧便出现了，帮会大亨黄金荣和杜月笙找到了一个更可靠的为其违法的鸦片买卖撑腰者。而且租借本身直接参与到反共行动中，于是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不由避免的发生了。及至抗战时期的上海，帮会势力的衰落和激进的工人运动取代工贼操纵的工会运动，与国民党政权走下坡路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而随着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青帮这一历史产物也被扫如尘埃了。


　　〔周祯伟：《上海罢工》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政治史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然而政治史研究成果虽丰富，但有关政治派系的研究却不多，石泉先生这本书就是研究派系斗争的佳作，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政治派系研究的著作，在综合运用史料、梳理历史脉络、揭示事件与人物关系等方面，开挖必须极深，这一切都有赖于研究者有家世渊源或相应学术师承，或需要极高明的领悟力与洞察力，必须掌握相关史料到烂熟于胸的程度，偶尔要参用“以诗证史”之法，所以非学术素养深厚者不能为之。

说道晚清派系研究中的清浊流区分，在石先生这本书的序言中也提到，我们应该参考阅读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其中陈寅恪先生在“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一章中说：同治至光绪末年，京官以恭亲王、李鸿藻、陈宝琛、张佩纶等，外官以沈葆桢、张之洞等为清流，京官以醇亲王奕譞、孙毓汶等，外官以李鸿章、张树声为浊流。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机、张之洞等，外官以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镶为浊流。但清流浊流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先后互易，亦难分划整齐，此仅言其大概，读者不必过于拘泥也。陈寅恪先生在此文中多采纳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内容。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一旦给人物贴了标签，这些先入之见往往成了我们了解历史的障碍”如张佩纶以“清流健将”闻名，攻击洋务人物不遗余力，但一辈子没有攻击过李鸿章，最后甚至成为李鸿章的女婿。因盛宣怀发迹得自李鸿章提携就以为他一辈子对李氏忠心耿耿，这也是极大的误解。甲午战争时，李鸿章极力主和，盛宣怀却主战，与翁同龢联络甚为频密。而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出自荣禄举荐，故戊戌政变后荣禄要自请处分，所以治史者不可不警惕。剑桥晚清史中有这么一句话“所谓的帝党不意味着更倾向改革，后党也不意味着更保守。”谨记之。

石泉先生通过以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南派与李鸿章为代表的北洋之间的权力抗衡、逐渐形成的帝后党争及和战演变之关联勾勒出当时的权力网络，堪称清晰明了，虽史料略显陈旧，但仍不失为晚清政局研究之典范。

读后，脑中渐渐勾勒出晚清政治派系活动的大致情况，谈及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我们可以把目光放的更远些，因为很多问题其实从太平天国战役而来，简述之。清廷为应对太平天国之役，而不得不进行政治权力的释放。其中与晚清国运关系最密切者，乃汉族士大夫实际权力的提升。人数众多的汉族精英官僚一旦被允许参与权力分配，则相对开放之政治格局，几乎令汉族官僚遵循传统之政治文化线索，如地域、学派、师生等，展开更直接的合纵连横。也因汉族官僚所展现出的政治实力，往往成为满洲亲贵集团拉拢对象，二者之合流，遂令同光两朝政局呈现出多变的面貌。

一向被认为是导致明代后期官僚派系急剧斗争的因素之一，南北地域抗衡。于清室入关之初进一步深化，因多尔衮领导的清廷有意争取北方士大夫集团的合作，逐渐渐染北俗，遂亲北而疏南。而及至咸丰肃顺秉权期间，肃党掌握的中枢皆重用北人，在重南轻北的局面下，南人皆站在恭亲王一边，这也间接促成新局出现。奕与慈禧联合发动了辛酉政变，重返权力巅峰，因此期间倚助南人甚多，于是南人亦获得重用，再加上恭亲王热衷洋务，而南派偏重经世致用，强调务实，恰投恭亲王所好。南派领袖沈桂芬1847年进士出身，此榜乃晚清有名之榜，所出人物众多，此一丰富人脉，自为沈桂芬提供诸多帮助，而沈桂芬本人与恭亲王、慈禧关系皆好。与南派的经世致用相比，北派更注重气节，于是在恭亲王主导的洋务中，沈桂芬常为臂膀，北派李鸿藻多钳制。北派领袖李鸿藻与其北派在决策核心也面临着边缘化，为摆脱这一困境，以及对恭亲王主导的洋务路线表示不满，北派渐与醇亲王产生共鸣，近而亲近，由此，光绪十年前，满汉两大阵营恭醇之争与南北之争渐次交集，由交集面扩大而愈见波澜。但前期大致保持分享权力的稳定，至1876年，文祥死，景廉入枢而把这种权力分享上的平衡打破了，概景廉与李鸿藻交好，沈桂芬产生了危机感。1877年，李鸿藻丁忧，沈桂芬引恭亲王之力，使弟子王文韶顶李鸿藻之缺，此举打破了十年来南北同治的格局。而在野的李鸿藻积极培植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即所谓清流党，展开对南派的攻击。如在此期间，奉命出使俄国的崇厚即是沈桂芬所推荐的，而《里瓦几亚条约》的签订，使得朝野皆惊，清流党立即推出他们心仪人物曾纪泽出使俄国，《伊犁条约》的签订，使得北派在气势上颇为昂扬。1880年，李鸿藻丁忧毕，重回军机，而当年沈桂芬病逝，南北实力至此此消彼长已现。1882年，王文韶为清流攻击去，北派势力达到高峰。

而南北之权力竞争也成为慈禧瓦解恭亲王权位之工具，中法越南冲突的效应，引爆了清廷内部权力结构的巨大变动，慈禧借助北派力量发动甲申政潮后，建立起以醇王为核心，孙毓汶为其代理人的中枢，使过去十余年来，基本以满营恭醇之争与汉营南北之争为主线的派系斗争告一段落，读后感《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同时为防止清流党阻碍新军机，慈禧大力排斥清流党，方有张佩纶、陈宝琛因中法战事仕途基本断送。

然而顶替恭亲王的醇系人马综合素质不如前任，难以避免沦为慈禧操纵权力的个人工具，至于汉官僚南北关系，则北派人马势弱，欲求振作，李鸿藻亦无人可用，而此前北派与神机营之关系，尤其与醇王及其爱将荣禄之友谊，遂使北派之政治资源终为神机营系统所吸收，此神机营系统即为日后之后党。而南派则因翁同龢反见活跃，翁同龢以帝师之位吸纳门生不遗余力，一时南派实力大增。这里提下，光绪初年，翁同龢还与北派对手李鸿藻交情深厚，与荣禄更是结为金兰。但当翁氏政治地位荣升到本派系核心地位时，与李鸿藻、荣禄的关系剧变，这就不仅仅是个人恩怨了，主要是形势转变了，日后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政治交手也因此，翁同龢的政治野心必定使得李鸿章成为其施展政治手腕的主要敌人。翁李之间的主要矛盾，实由1884年后，汉族官僚集团中北派一蹶不振，李系北洋取代之，成为翁系南派主要权力竞争对手之现实下的产物，恰翁同龢于1885年底总管户部，在国家财政紧缩的状况下，遂为彼此间竞争手段更添一合法性，对立情势更复杂，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而当道德与政治利益相纠结成一团时，对李鸿章与北洋更加不利，概李操办之洋务多涉及事功，其间难免有经济问题为人攻击，而李对部下多有大家长之作风，呼来喝去，用人之明，察人之实皆有不足，不乏授人以柄之处。

1884年后北派想在决策圈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得不向西后靠拢，而与北派交好的，都成为了后党中坚，荣禄尤其是，这更加大了北派残余势力的政治倾斜。而李鸿章为首的北洋，在甲申政潮后，通过对中央决策的支持，换取到了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稳固，如海军衙门与北洋海军的建立，即为醇亲王与李鸿章合作愉快的具体表现。然而随着1889年，慈禧正式交出权力，李鸿章所面对的最高领导人已成为德宗，此时，李自知其影响力当然不如德宗之师，翁同龢。1890年，醇王死，李顿失去一中介，原醇系人马自孙毓汶以下，尽归西后，后党已然呼之欲出，李鸿章向西太后靠拢以求政治自保之迫切性亦增加。

随着年龄的增长光绪帝欲求得他日于巩固权力格局时具更大之主动性，势必壮大亲附于己之官僚势力。由此帝后与翁李，满汉两条派系对抗已然呼之欲出，遂带动其余派系资源渐投于帝后权力矛盾之下，而成日后党争之基本阵势。甲午战争后，李黯然退去，德宗一心整顿原决策核心团队，不少久居中枢而向被视为后党的，如孙毓汶等被罢黜。遂在军机与总理衙门中，南派占据一定优势，然而外部环境之逐渐恶劣，使得以翁为首的南派深感自身缺乏全面执政实力之现实。此非翁同龢与南派之困境，更是无法摆脱慈禧与后党牵制的德宗之最大忧患，因此无论是挽救朝廷还是突破现实权力的窘境，压制敌对派系之斗争实力，都需要一场进一步强化德宗与南派执政合法性的政治改革，1898年的维新运动，就派系之争的角度观，便是在帝后两党的互博中写入史册的。

后党在戊戌政潮中的获胜，也彻底改变了同光两朝延续三十年的派系结构，作为汉族官僚核心之南北派系，在帝后党争中，消融瓦解，汉族官僚之决策影响力掉落到1860年来的最低点，满洲官僚重新抬头，掌握主动，重新压制汉人势力。不久废帝的议题被摆上台面讨论，后党内部亦分裂，以荣禄为首的满族官僚不赞同废帝，而以载漪为首，则主张废帝。为达目的，载漪举起排外的旗帜，企图以激进之方式，向慈禧施压，要求放权。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背景，实肇于此。最终以荣禄为首的保帝派获胜，调整完成后之后党保持了基本稳定，直至清亡。令人感慨的是经历三十余年派系之斗争，于清廷最大的伤害在于汉士大夫集团之沦落凋零，士大夫虽因政治理念、立场几乎每个朝代都介入党争，然而士大夫自有其门风与读书人之操守，虽党同伐异，却总能因清流自负而有所不为。晚清三十余年之派系斗争，最伤其根基者，莫过于将汉族士大夫推到第一线，几经倾轧消耗，至晚清最后十余年，汉族士大夫阶层作为一股势力，几从政坛消失，而代之以的是手握军权财权的政治人物与看似当道实则孤立的满洲贵族，汉族士大夫作为一股政治制衡力量的消失。而无论革命党与立宪派把改变现状的目光放在了体制外，一旦他们得到地主乡绅阶层的同情与呼应，那在也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阻挡革命的疯狂与帝国的覆灭了。

最后，派系竞争向来多为负面论述之题材，但其实它有正面功能，当人主可居于制高点，而掌握派系间之互动平衡时，则此时政治，未必不能使最高领导人更全面地吸收决策信息，从中形成更见稳妥之决策模式，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此一情形尤为明显，如同治朝，虽南北壁垒清晰，恭醇王分立明显，但仍能创造后世史家所称赞的中兴之世。究其原因，当时垂帘之两宫未逾越人主之尺度，能收并取之用，乃为重要原因，以此观之，慈禧无疑应为晚清政局之动荡负极大责任。

　　〔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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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河区18830387909： 清朝时期张佩伦统帅的福建水师战力到底如何 配置了什么样的军舰武器 曾经有没有重创过法国海军 - ？
琴刚益妥： 张佩纶的水师不是水师,是法军试炮的靶子.清政府花了大量的银子,创办了福建船政局,培养了福建水师,结果在马尾让法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端了,除了扬威号等两艘军舰奋起反击外,其余的一炮未发便被击沉.张佩纶一直古板的遵守清政府衅不可我开的旨意,命令全体将士一律躲在船舱中,没有他的命令不可先开炮,而在战斗中,张佩纶始终没有发布一条作战的命令.直到法军的炮弹打到张佩纶的官邸,他才如梦初醒,这时福建水师已经全军覆没,张佩纶只有灰溜溜的逃跑了.

细河区18830387909： 试述清代晚期中央政局变动的表现及影响 - ？
琴刚益妥： 你这是课本的知识,翻书就有了,政局变动从鸦片战争起描述,各类不平等条约中逐步散失主权,特别提到领事裁判权.另外晚清的法理之争也是转折点~

细河区18830387909： 大家谈谈对李鸿章的看法 ？
琴刚益妥： 李鸿章是晚清伟大的人物,他继承老师曾国藩的事业,开启中国看世界的眼光,他是一个真正看世界的中国文人与官吏.他的看世界当然比林则徐来得伟大.林则徐也是看...

细河区18830387909： 洋务运动时的背景、结果、作用？
琴刚益妥： 洋务运动,又称晚清自救运动、自强运动.该运动是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前期口号为“自强”,后期口号为“求富”)洋务运动进行30多...

细河区18830387909： 中国第一种自己制造的巡洋舰是? ？
琴刚益妥： 是清朝晚期造的扬武号轻巡洋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