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与苏轼是什么关系

米芾与苏轼对饮挥毫苏轼为什么笑~

元祐末，米芾知雍丘县，子瞻自扬州召还京，米乃具饭。既至，则对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妙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于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座。每酒一行，即展纸共作字。二小史磨墨，几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终，纸亦书尽，更相易携去。
米乃具饭：意思是米芾于是置办饭食，所以“具”是置办的意思。
既至：这句话的意思是到了以后。其中“既”是副词，意思是已经，......以后
各以精笔：这个就简单了，是“用”的意思。
薄暮：是一个词，指的是傍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薄可以理解为“迫近”的意思。

　苏轼 的书法重在写“意”，走自己的路。“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谓“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气韵，可以说是他的书法最大特点。明董其昌更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故世称苏的书法之美乃“妙在藏锋”、“淳古道劲”、“体度庄安，气象雍裕”、“藏巧于拙”，是“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的大家风度，而他的书论寓意之说则更加精辟，既为当世直视，又为后世楷模。
　　苏轼因元祜党人案受牵连，不仅《宣和书谱》等对他没有记载，而且书法作品也被大量毁去。世传苏轼书法真迹有近30件，早中期作品以《治平帖》为最，帖后有明文徵明跋，考为其30余岁所作。至中期，名作较多，如楷书《前赤壁赋》和《祭黄几道文》；行书《杜甫桤木诗》、《黄州寒食诗》和《新岁展庆，人来得书二帖》等都是中期的代表作。苏轼的楷书极少，从《前赤壁赋》和《祭黄几道文》二作可以看出，书作与严谨的唐楷大相径庭，不仅字形多欹侧而向左倾斜，且笔法自然不拘、多带行书意。有人说他的书法，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黄庭坚为之辩白，说这是以“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来看待苏书。也就是说，苏轼并不强调书法的严谨法度，即便楷书也是如此。从墨迹上看，苏书并非“卧笔”，不过是执笔稍偏下，依然运笔中锋，故有笔圆韵胜之姿。他的行书，更是随行大小，肉丰骨劲，拙中藏巧，兼有颜真卿、杨凝式二家长处。
苏轼晚年作品相对较少，以《答谢民师帖》、《渡海帖》、《江上帖》等最知名。其中《答谢民师》是给谢举廉的手札，前部已缺损，文载入《东坡集》，是苏轼表白个人文学创作见解的一篇重要文章，书法老劲，不似《黄州寒食诗》那样变幻多端。清代顾文彬跋中引用前人书评“东坡尺牍狎书，姿态横生，不矜而妍，不束而严，不轶而豪”，来称赞此帖书法之妙。苏轼不计较书法的工拙、丑妍的得失，在学术的创作上取得了最大的自由，因而成为北宋的书法大家。
苏轼在谈到自己的书法时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正是这种追求意趣的书法风格取向，这种注重书法的表现形式，努力丰富各种对比关系的做法，影响了他身后的每一代人。
黄庭坚 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结构上明显受到怀素的影响，但行笔曲折顿挫，则与怀素节奏完全不同。在他以前，圆转、流畅是草书的基调，而黄庭坚的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与苏轼成为一代书风的开拓者。后人所谓宋代书法尚意，就是针对他们在运笔、结构等方面更变古法，追求书法的意境、情趣而言的。黄庭坚的书法，小字行书以《婴香方》、《王长者墓志稿》、《泸南诗老史翊正墓志稿》等为代表，书法圆转流畅，沉静典雅。大字行书有《苏轼黄州寒食诗卷跋》、《伏波神祠字卷》、《松风阁诗》等，都是笔画遒劲郁拔，而神闲意秾，表现出黄书的特色。草书有《李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帖》等，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动隽逸,在继承怀素一派草书中,表现出黄书的独特面貌。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结体从颜鲁公《八关斋会报得记》来，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


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

　　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

　　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几十年集古字的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不矫揉造作。学米芾者，即使近水楼台如者也不免有失“艰狂”。宋、元以来，论米芾法书，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褒而不贬，推崇甚高；一种是有褒有贬，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种态度的，可以苏轼为代表。
蔡襄书法学习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前人在评论蔡襄书法时，都认为它“形似晋唐”。他的行书《澄心堂纸尺犊》可以看作是蔡襄传世墨迹中最典型、最遵循晋唐风格的代表作品。信札上署有“癸卯”年，蔡襄当时五十二岁，正是他晚年崇尚端重风格的代表作。
楷书进入宋代以后，蔡襄应是宋代楷书的第一人。《昼锦堂记》宽博大度，是蔡襄大字楷书的代表作品。这副作品是蔡襄为韩琦书写的。为了表示对韩琦的敬重，蔡襄在创作过程中别出心裁，每字单独写上几十遍，选择其最佳的字进行拼合，所以《昼锦堂记》又称“百衲碑”。把一幅完整的作品拆开来写，无论字间的呼应，还是章法的连贯都会受到破坏，所以《昼锦堂记》是得失参半的。单个字是完美的，整体的排布上却存有顾盼失神的缺点。
古人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蔡襄的一生可以用“立德、立功、立言”来概括，书法可以说是属于“立言”。蔡襄作为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世人推崇更多的往往是他的书法造诣，却经常忽略了蔡襄的其它方面。蔡襄所著《荔枝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果艺栽培学专著。《荔枝谱》详细记载了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地的荔枝品种，主要对福建的三十二个品种进行比较鉴别，对荔枝的栽培做了具体论述。
蔡襄对品茶、鉴茶很有研究，是一位爱茶如命的茶博士。蔡襄写字时必须以茶为伴。蔡襄对福建茶业有过重要贡献，可以称得上是茶学家。蔡襄的《茶录》以记述茶事为基础，分上下两篇。《茶录》最早记述制作小龙团参入香料的情况，提出了品评茶叶色、香、味的内容，介绍了品饮茶叶的方法。《茶录》是陆羽《茶经》之后最有影响的论茶专著，是论述宋代茶文化的名著，被译成英文、法文，传播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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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1051－1107），北宋著名书法家、书画理论家，鉴赏家、收藏家。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时人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自号鹿门居士。祖籍太原（今山西太原），后迁居湖北襄阳，长期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善诗，工书法，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传世的书法墨迹有《向太后挽辞》、《蜀素帖》、《苕溪诗帖》、《拜中岳命帖》、《虹县诗卷》、《草书九帖》、《多景楼诗帖》等，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代四大书法家。其书画理论见于所著《书史》、《画史》、《宝章待访录》等书中。因其衣着行为以及迷恋书画珍石的态度皆被当世视为癫狂，故又有“米颠”之称。
苏轼年长米芾十五岁。苏轼与米芾的交往始于苏轼被贬黄州期间。
元丰五年（1082）三月，米芾卸任长沙掾，经黄州回都城东京候补。当时，苏轼遭遇“乌台诗案”，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米芾专程前往拜访求教于东坡雪堂。苏轼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运思清拔。米芾问道：“何不一节一节画呢？”东坡回答道：“你什么时候看见竹是一节一节长出了的呢？”又作枯木、怪石，枝干虬屈无端，石皱硬。米芾有《题苏东坡木石图》诗：“四十谁云是，三年不制衣。贫知世路险，老觉道心微。已是致身晚，何妨知我口。欣逢风雅伴，岁晏未言归。”
米芾在《画史》中说：“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苏轼）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竹枝、一枯树、一怪石见与。”苏东坡曾在《偃松图》上自题云：“怪怪奇奇，盖是描写胸中磊落不平之气，以玩世者也。”苏轼笔下的枯木怪石反映了作者壮志未筹、积压在胸中的郁结，淋漓尽致地抒写出了苏东坡胸中的抑郁与不平之气。其间米芾向苏轼请教了画竹之法，苏轼也对米芾的书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提出了学晋的建议。
自黄州拜访求教以后，米芾就潜心魏晋，以晋人书风为指归，寻访了不少晋人法帖，崇宁三年（1104），米芾知无为军时，修宝晋斋，把自己收藏购买的晋人真迹，如王羲之的《王略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谢安的《八月五日帖》等收藏起来。米芾下功夫研究晋人书法，他的书法开始变化，由早期的欧阳洵遗风，到元丰六年（1083）《杭州龙井方圆庵记》，已经明显带有王羲之的雅韵了。《跋米帖》：“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今传王献之墨迹《中秋帖》，据说就是他的临本，形神精妙至极。
米芾在无为时，有人告诉他城外河边有一怪石。米芾一听，立即叫人“移来”。怪石运到，米芾一看，眼中立即放出异样光彩。只见此石，高八尺有余，周身两人合抱不及，状貌奇伟，多孔多窍，皱似人形。米芾一边围着怪石打转，一边口中喃喃说道：“吾欲见兄二十年矣。”摆设席案，自己穿上官服，恭敬地对其下拜。并自此，又将“石兄”改为“石丈”尊呼。在礼部任职的无为人杨杰听说米芾的这些事，便戏称他为“米颠子”。几年以后，苏轼知扬州，米芾问苏轼：“世人认为我癫狂，你说呢？”苏轼笑着回答：“吾从众。”
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五十一岁的苏轼六月知登州，十月以礼部郎中召回京，十二月二十日到京。有《与米元章书》：“某自登赴都，已达青社……。复思东坡相从之适，何可复得？”“惟千万节哀自重。”由此推知，芾父当逝世于本年或本年前一、二年。芾父有“中散大夫，会稽（县）公”之赠，会稽距杭州甚近。时年米芾官杭州从事。
元祐二年（1087）秋，在京师驸马都尉王诜府西园宴集。当代文人墨客多雅集于此。王诜请善画人物的李公麟（1049—1106年，字伯时，号龙眠居士），把自己和友人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陈师道、张耒、李之仪、晁补之、蔡天启、李公麟、米芾、蔡肇、郑靖老、王钦臣、刘泾以及僧圆通、道士陈碧虚画在一起，取名《西园雅集图》。主友16人，加上侍姬、书僮，共22人。松桧梧竹，小桥流水，极园林之胜。宾主风雅，或写诗、或作画、或题石、或拨阮、或看书、或说经，极宴游之乐。李公麟以他首创的白描手法，用写实的方式，描绘当时16位社会名流，在驸马都尉王诜府邸做客聚会的情景。画中，这些文人雅士风云际会，挥毫用墨，吟诗赋词，抚琴唱和，打坐问禅，衣着得体，动静自然，书童侍女，举止斯文，落落大方。表现出不同阶层人物的个性和情态。米芾为此图作《西园雅集图记》。记文曰：
李伯时效唐小李将军为著色泉石，云物草木花竹皆妙绝动人，而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之气。其着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观者，为王晋卿；幅巾青衣，据方几而凝伫者，为丹阳蔡天启；捉椅而视者，为李端叔；后有女奴，云环翠饰侍立，自然富贵风韵，乃晋卿之家姬也。孤松盘郁，上有凌霄缠络，红绿相间。下有大石案，陈设古器瑶琴，芭蕉围绕。坐于石磐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书者，为苏子由。团巾茧衣，秉蕉箑而熟视者，为黄鲁直。幅巾野褐，据横卷画归去来者，为李伯时。披巾青服，抚肩而立者，为晁无咎。跪而作石观画者，为张文潜。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视者，为郑靖老。后有童子执灵寿杖而立。二人坐于磐根古桧下，幅巾青衣，袖手侧听者，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为陈碧虚。唐巾深衣，昂首而题石者，为米元章。幅巾袖手而仰观者，为王仲至。前有髯头顽童捧古砚而立，后有锦石桥、竹径，缭绕于清溪深处，翠阴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团而说无生论者，为圆通大师。旁有幅巾褐衣而谛听者，为刘巨济。二人并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于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嗟呼！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览者，不独图画之可观，亦足仿佛其人耳！
哲宗元祐四年（1089）六月，时年五十四岁的苏轼知杭州，四月出京，六月路过扬州，与章资平一起造访米芾。米芾时为淮南东路幕掾。米芾设宴款待，席间米芾出二王（王羲之的《王略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张长史、怀素等帖，请苏轼跋之。又出九江石砚，苏轼为之作铭文。苏轼离开扬州，米芾追饯舟中。并作诗祝贺苏轼得知杭州。苏轼《书米元章藏帖》：“元佑四年六月十二日与章资平同过元章。”《与米元章》书三则，中有言曰：“某以疾请郡，遂得余杭…，重辱新诗为送，词韵高雅，行色赠光，感服不可言也。”又《与钱穆父》书曰：“前日作《米元章山砚铭》。此砚甚奇，得之于湖口石钟山之侧。……因山作砚其理如云。过扬且伸意元章，求此砚一观也。”
元祐七年（1092）三月，苏轼除守扬州，米芾将赴任雍丘县令。苏轼设宴，招待客人。一时名士十余人与宴，米芾在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米芾起立，对苏轼说：“米元章有事，请求大人做主，主持公道。”苏轼问：“什么事？请讲！”米芾说：“世人皆以米芾为颠，请大人说说，我米芾颠还是不颠？”苏轼笑着说：“既然大家都说你颠，我当从众！”坐客皆笑曰：“我们也从众呀！”米芾无可奈何，大呼：“冤枉啊，冤枉！”从此，米芾的颠名更加远扬。
哲宗元祐七年（1092）九月，四十二米芾在雍丘县任知县，苏轼自扬州以兵部尚书召还京师。米芾邀请至雍丘，设宴招待。既至，又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纸三百列其上。又在几案旁边摆放菜肴果蔬酒浆。苏轼见之，大笑就座。米芾说：“坡公！今日我们一边喝酒，一边作书。可好？”苏轼说：“好哇！每酒一行，即伸纸作字。”米芾令二小史以四方砚台磨墨，几乎来不及供应。直到太阳下山之时，酒行既尽。苏轼说道：“今日所书，不比往日！”米芾说：“酒能通神，平日书莫及也。”乃相互交换书法作品，各自携之而去。
东坡有《与米元章》二书。其一中曰：“过治下得款奉，辱至礼之厚，愧幸兼极。”其二中曰：“临辱访，欲往谢，又蒙惠诗，欲和答，竟无顷刻暇，愧负可谅。”由此知，米芾在这期间也访过苏轼，雍丘距京较近。
建中靖国元年（1101）夏天，米芾在真州发运司。苏东坡遇赦北还。正月度岭至虔州，四月抵当涂。五、六月到仪真，住白沙东园。
《京口耆旧》云：“建中改元（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即1101年，—笔者注），坡归自岭外，与客游金山。有请坡题名者。坡云：‘有元章在’。米云：‘某尝北面端明，某不敢。’坡抚其背云：‘今则青出于蓝矣’。元章徐曰：‘端明真知我者也’。自尔益自负矣。”
苏轼染疾，米芾多次前往白沙东园探视，并冒暑热送麦门冬饮子。为此，苏轼写了《睡起闻米元章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诗。诗曰：
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
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
麦门冬饮子，主治膈消胸满心烦，津液短少，消渴。药的成份有：五味子（五分）、知母（一钱）、甘草（炙，三分）、栝蒌仁（五分）、人参（一钱）、干葛（五分）、生地黄（八分）、茯苓（七分）、麦冬（一钱），上水二钟，竹叶十四片，煎一钟，温服。
米芾看到了苏轼题在扇面的秦观的词《踏莎行·郴州旅舍》及苏轼的跋语，顿生无限感慨！遂当着苏轼的面，书写下了这首词和跋语，让苏轼观看。苏轼看后不住点头称善，感叹道：这样做，我们对得起少游了！此帖后来传至郴州，郴州人为了纪念秦观，将米芾书写的秦观的词，苏轼的跋语，刻在一块石碑上。
这期间，苏轼与米芾多有书信往还，或探讨书文艺术，或通报病情，或致思念之意。
《与米元章》（二十一）曰：“两日来，疾有增无减。虽迁闸外，风气稍清，但虚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儿子于何处得《宝月观赋》，琅然诵之，老夫卧听之未半，跃然而起。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章不尽，若此赋，当过古人，不论今世也。天下岂常如我辈愦愦耶！公不久当自有大名，不劳我辈说也。愿欲与公谈，则实能，想当更后数日耶？”此信表达了对米芾《宝月观赋》的极力赞美之情。
《与米元章》（二十五）曰：“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年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言者。”眷念之情溢于言表。
米芾还邀请东坡到海岳庵，同游了西山。逭暑西山书院南窗松竹下，话罗浮见赤猿之事。
苏东坡将离开真州，带病来别。对米芾说：“待不来，窃恐真州人俱道放着天下第一等人米元章，不别而去也。”谁知，这竟是永别！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病逝于常州。八月中秋，米芾得苏东坡去世的噩耗，作《苏东坡挽诗》五首。序中有云：“辛巳中秋，闻东坡老向以七月二十八毕此世。”
其三曰：
小冠白氎步东园，元是青城欲度仙。六合著名犹似窄，八周御魅讫能旋。道如韩子频离世，文比欧公复并年。我不衔恩畏清议，束刍难致泪潸然。
其五曰：
招魂听我楚人歌，人命由天天奈何。昔感松醪聊堕睫，今看麦饮发悲哦。长沙论直终何就，北海伤豪忤更多。曾借南窗逃蕴暑，西山松竹不堪过。
苏轼与米芾自元丰五年（1083）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两人相交近二十年。期间有书简往来、诗词唱和，会面晤谈，足见两人交谊之深厚！

附录
1．宋·赵令畴《候鲭录》卷七载：“东坡在淮扬，设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坡云：‘吾从众’。坐客皆笑”。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云：“此事当发生在苏轼知扬州之后，米芾令雍丘之前”。
2．翁方纲《米海岳年谱》云：“七年壬申九月，苏子瞻自扬州召还，元章知雍丘，具饮饷之。既至，则又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其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洒一行，即伸纸共作字。以二小吏磨墨，几不能供。薄暮，洒行既尽，乃更相易携去，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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