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在位期间、在治国方面有哪些伟大事迹,为何后人那么崇拜他的无为而治
汉武帝个人性格
时期情况决定的
A.内政:汉武帝即位本身就经历过曲折,然后即位后,因为西汉初年设立的番王众多,拥兵自重,对中央政权造成很大的威胁,同时中央政权中,当时的很多官职掌握的权力过大,威胁到帝王统治。同时外戚宦官和太后等干政很严重。
B.外患:当时的北方匈奴强大,时刻威胁西汉的统治,为了富国强兵,乱世当用重典的原则。
汉文帝刘恒,作为我国历史上封建帝王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切最高统治者与剥削者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共同本质。但是,他又有区别于其他封建帝王的一面,这便是他有生活节俭、胜残去杀、与民休息和励精图治的品格特征,这就是他的个性。如果只看到前者而忽视后者,或者只看到后者而忽视前者,甚至无限夸大、拔高后者,都不能准确反映出汉文帝的形象来。
评价汉文帝,还有一个不为表面现象所蒙蔽的问题。因为从表面上看,汉文帝只是继承了惠帝、高后时期的黄老思想,推进了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实行了轻徭薄赋的传统政策,采取了一些重视农业与工商业的措施而已。以致于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既没有大兴土木的建设措施,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兴革举措,还没有兴师动众的壮烈行为,在他统治的二十余年中,好像一切都很平静,连《史记·孝文本纪》与《汉书·文帝纪》载其事迹也十分简略,有的年份,甚至无事可记,给史书留下了空白年代,从而给汉文帝造成了无所作为的印象。然而,这并不是汉文帝的真实形象。他提倡的清静无为政策,为的是防止官吏扰民,藉以保证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与条件,并不是真正无所作为,更不是毫无兴革与建树。实际上,他的一生都在切切实实地为铲除亡秦暴政而努力为之;也在不声不响地为清除诸吕造成的消极影响而不懈奋斗;还在为维护与巩固刘邦开创的政治基业而煞费苦心,更在为不断实行旨在减轻劳动人民的租税徭役负担和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而采取各种措施。正是通过他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才踏踏实实地奠定了西汉前期长期稳定的政治基础,开创了社会经济迅速恢复与蓬勃发展的良好基地,实现了儒家所倡导的“仁政”局面,为景、武二帝时期准备了丰厚的物质条件,也为后世帝王树立了勤政爱民的典范。正如司马迁所云:“汉兴,至孝文四十余哉,德至盛也”[1];也如司马贞所说:“孝文南面而让,天下归诚。务农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谤,政简刑清。绨衣率俗,露台罢营。法宽张武,狱恤缇萦。霸陵如故,千年颂声。”[1]时人晁错说他“绝秦之迹,除其乱法;躬亲本事,废去淫末;除苛解娆,宽大爱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谤不治,铸钱者除;通关去塞,不孽诸侯;宾礼长老,爱恤少孤;罪人有期,后宫出嫁;尊赐孝悌,农民不租……亲耕节用,视民不奢。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数十,皆上世之所难及”[2]。后世史家,也称颂开创于文帝和继续于景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局面为“文景之治”时期。因此,汉文帝虽无雄心勃勃的改革家形象,也无气势汹汹的张扬表现,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改革者,正是他寓改革兴建于清静无为口号下的实干作风,开创了西汉王朝的新局面。故文帝决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皇帝,更不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而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改革家,一个西汉王朝的忠实维护者。这就是他的个性特征的集中表现。
二
汉文帝的上述个性特征,既不是先天赋予的,也不是他个人的爱憎好恶决定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质言之,是西汉初期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铸造了他的品格特征,决定了他的所作所为。
汉文帝即位前和即位之初,亡秦的苛法暴政仍然严重地困扰着当时的劳动人民,对此如不彻底予以改变,就有蹈亡秦覆辙的危险。这是汉文帝所面临的第一大社会问题,也是铸造他以行仁政的形象出现的关键性因素。
我们知道,秦的苛法与暴政,是导致秦王朝速亡的重要原因。秦末农民起义,就以“诛暴秦,伐无道”[3]相号召,可见秦法与暴政是当时劳动人民所反对的核心问题。刘邦入关后之所以立即与关中父老相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正是顺应当时关中“父老苦秦苛法久矣”[4]的心态而采取的措施。然而,事实证明,刘邦的这一作法只是临时性措施,他并没有来得及“悉除去秦法”,同时也无条件在推行这一措施,故秦的苛法如故,以致于到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正月,她还在说:“前日孝惠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5]新近出土的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载,更明显地证明从汉高祖初年到其十二年中所使用的法律基本上仍是秦律。因为这个《奏谳书》所收十多个案例所依据的法律,在刑罚名称、罪犯类别、量刑标准和计赃数量等方面,都同云梦出土的秦律相同,却不同于萧何制定的汉律九章,则刘邦确未曾“悉除秦法”。正因为如此,故惠帝时才有“欲除三族罪、妖言令”之议,高后才有除此苛法之诏[6][7]。
吕后虽有除秦苛法之诏,却并未实行,或者说实行不久,又恢复了诽谤妖言之法,唐人颜师古即持此看法,故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五月,依然存在“诽谤妖言之罪”[8]。由此可见,文帝即位之初,仍然面临一个必须彻底废除秦的苛法这一重大社会问题,不如此,就无以求得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事实证明,正是这样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了汉文帝采取了彻底清除亡秦的苛法与暴政的一系列措施:
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十二月,即文帝即位后第三个月,便发布了“尽除收帑相坐律令”的诏书。
前元二年五月,又颁“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其除之”之诏,并规定“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前元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即除去擅征捕之苛法。
前元十三年五月,又颁“除肉刑法”之诏。
汉文帝所采取的上述一系列措施,就给他塑造了一个“除帑削谤,政简刑清”的仁者形象。实则他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仁者”,而是在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下不得不顺应民心而为之,否则,既无以树立西汉政权不同于亡秦的形象,也无以巩固他自己的统治,故曰是时代铸造了他的品格特征。
孝文帝即位之后,摆在他面前的另一个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就是经过秦末汉初动乱造成的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生产严重破坏、粮食奇缺、粮价飞涨等状况,使早已疲于亡秦徭役、兵役和赋税的劳动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就迫使汉文帝必须缓解这一矛盾,否则随时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
我们知道,在秦末汉初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汉高祖时期由于此起彼伏的异姓诸侯的反叛,仍然缺乏恢复与发展的条件。是以“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9]。惠帝、高后时期,因鉴于社会经济状况的严峻形势,采取了“俱欲休息乎无为”[10][5]的政策,虽然一度出现了“衣食滋殖”[10][5]的局面,但是,由于时间短和基础不牢,以致直到汉文帝时期,仍然是“岁一不登,民有饥色”[8]。因此,继续实行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进一步减轻劳动人民租税徭役负担,这又是时代赋予汉文帝的历史使命。
事实又证明,汉文帝果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采取一系列旨在减轻劳动人民的赋、役负担和促进社会生产迅速恢复与发展的改革措施:
文帝前元元年六月,“令郡国无来献”(注:见《汉书》卷4《文帝纪》;《史记》卷10《孝文本纪》缺载。),即取消各郡国的岁贡,等于间接减轻劳动人民的经济负担。
前元二年九月,再下重农之诏,并以“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的办法以劝农(注:见《汉书》卷4《文帝纪》;《史记》卷10《孝文本纪》缺载。)。此前田租率为十五税一,今收其半,实开三十税一之先河。
前元五年四月,“除盗铸令。更造四铢钱”(注:见《汉书》卷4《文帝纪》;《史记》卷10《孝文本纪》缺载。)。即开放钱币铸造权,同时由国家铸造新币,以促进商业的发展。
前元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注:见《汉书》卷4《文帝纪》;《史记》卷10《孝文本纪》缺载。)。即取消关卡检查制度,以促进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和货物流通。
前元十三年六月,又下重农之诏,并颁“除田之租税”的诏令[8],即全部取消田租的征收。
前元十三年,颁布“除戍卒令”[11],等于取消劳动人民的戍边之役。
后元六年四月,“令诸侯无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庚以振民。民得卖爵。”所谓“民得卖爵”,即文帝允许百姓将官府奖励他们从事农耕所赐给的“民爵”出卖给无爵者。
此外,《汉书》卷64《贾捐之传》论文帝时,“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把丁男每年应服的一月“更役”,减少为每三年服一月更役。《汉书》卷51《贾山传》在其《至言》中,用汉文帝的改革措施同秦的暴政作对比时说:“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厩马以赋县传,去诸苑以赋农夫,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赐天下男子爵……亡不被泽者;赦罪人,怜其亡发,赐之巾,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平狱缓刑,天下莫不悦喜。”除贾山所反对的“除铸钱令”等措施外,他几乎对文帝的改革措施作了一个总结。
文帝时,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表现在农业方面,除了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个体小农经济获得了发展之外,还出现了专门种植经济作物而致富的单一经济经营户,正如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在武帝之前,早已出现了许多拥有“千树枣”、“千树栗”、“千树楸”、“千亩漆”、“千亩巵茜”和“千畦姜韮”的单一经济作物经营者,其中无疑包括文帝时期。随着单一经济作物经营者的出现,全国各地的农副产品也形成了地区分布的特征,如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鲁地“颇有桑麻之业”;越、楚之地,也“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燕代之地,善“田畜而事蚕”;渤海与碣石这些地区,也有“鱼盐枣栗之饶”;巴蜀地区,“亦沃野,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12]。这些不同地区产品特色的形成,必萌始于文帝时期。由于各地区桑麻种植与养蚕业的盛行,就为纺织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仅以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前期的纺织品来说,就有绢、纱、绮、锦、刺绣与麻布等多种丝麻织品;在这些丝麻织品之上,还饰以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及人物等花纹,其色彩之鲜艳,织、绣之精美,达到了巧夺天工的程度[13],这难道不说明包括文帝时期在内的西汉前期的纺织手工业的高度发展状况吗?
至于“千亩漆”的经营者的兴起,无疑是漆器制造业兴起后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会推动漆器制造的发展。上述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五百余件包括食器、沐器、酒器和装饰性器皿的漆器,就是以反映出包括文帝时期在内的西汉前期漆器制造业的发达水平。
西汉前期新产生的大冶铁业主,则更是文帝实行弛山泽之禁、除关津检查制度和允许自由冶铸政策的直接产物。如吴王刘濞,就是在文帝时期“即山铸钱,富埒天子”的人物;大夫邓通,亦于文帝时“铸钱财过王者”,出现了“吴、邓氏钱布天下”状况[9]。故文帝的改革措施,直接导致了西汉前期冶铁与铸币业的发展,从而出现了“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2]的工商业兴盛发达的局面。
汉文帝8岁的时候被封为代王。他从小博学,所以长大后很有志向。
刘恒正式称帝后,体贴百姓、爱民如子,深受天下百姓的爱戴。
汉文帝很重视农业,见到战争过后,老百姓很穷,粮食捐税上不来,他就下令:恢复农业生产,减免捐税。
到了播种的时候,汉文帝亲自带领大臣去乡下帮助农民耕地、播种,在百姓之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汉文帝还下乡体验民情,他知道百姓最痛恨的是秦朝定下的规矩——肉刑。比如在脸上刺字、割鼻子、砍脚等,于是汉文帝减轻了刑罚,改成了打屁股,人民并未因此而随便犯法,相反,天下安全,百姓团结。
汉文帝非常虚心,而且知错就改。汉文帝在位23年,没有建新房子,把省下的钱用来照顾孤儿和老人。
汉文帝治国有方,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贤明的皇帝。
其实说到伟大事迹倒并没有什么,文帝之所以能够名垂千古,在于在他登基后继续汉初轻徭薄赋的政策,与民休养生息,使得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同时他本人作风简朴,亦带领了很好的风气,为后来汉武帝反击匈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切的指导思想就是无为而治。
简单的说,其实汉文帝没有做劳民伤财的工程,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到之后武帝时期,汉朝的国力鼎盛。并不是一朝之功,是继承了高祖以来的基业。起得是巩固作用。
所谓无为而治是指“无为无不为也”。
看似无所作为,却实则有大作为。
只是愚者未必看得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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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城县13228514402: 文帝采取了怎样的治国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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