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2003年左右看到的文章 应该是叫“宿命”

我想找的是一篇文章，大概是在2002-2003年左右一个网站上看到的，大致内...~

看文章的话，摘文网那个网站还不错啊，好像是刚建没多久还很小。不过里面的文章找的倒是都还不错，推荐楼主去看看呀~
纯手打求采纳

老文章啊。没印象。如果没人回答，建议发到科幻世界贴吧或者豆瓣科幻世界小组问问。

——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书面讲演

在一次座谈会上我说，中国文学正在寻找着自己的宗教。话说得乱，引得别人误会了。现在容我引一段既洋且古的名人的话，来说明我的意思吧。

罗素说：“现在，人们常常把那种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人，说成具有宗教观点，尽管他也许并不接受传统的基督教。”

中国文学正做着这样的探究，越来越多了这样的渴望。

罗素说：“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就是哲学。”

科学确切吗?站在爱因斯坦的时代看，牛顿并不够确切。而现今又已有人发现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可超越”说也不够确切。哲学呢?先承认自己不在确切之列。这样看来，科学与哲学在任何具体的时候都不确切得像是神学了。差别在于这二者都不是教条。看来只有教条是坏宗教，不确切是宇宙的本质。所以罗素又说：“只要宗教存在于某种感觉的方式中，而不存在于一套信条中，那么科学就不能干预其事。”

宗教的生命力之强是一个事实。因为人类面对无穷的未知和对未来怀着美好希望与幻想，是永恒的事实。只要人不能尽知穷望，宗教就不会消灭。不如说宗教精神吧，以区别于死教条的坏的宗教。教条是坏东西。不图发展是教条。

什么是发展呢?让精神自由盛开吧。精神可以超越光速。也许，科学的再一次爱因斯坦式的飞跃，要从精神这儿找到生机。

智性与悟性的区别，恰似哲学与宗教精神的区别。哲学的末路通入宗教精神。哲学依靠着智力，运用着与科学相似的方法，像科学立志要为人间建造物质的天堂一样，哲学梦寐以求的是要把人的终极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以期根除灵魂的迷茫。但上帝设下的谜语，看来只是为了让人去猜，并不想让人猜破，猜破了大家都要收场，宇宙岂不寂寞凄凉?因而他给我们的智力与他给我们的谜语太不成比例，之间有着绝对的距离。这样，哲学越走固然猜到的东西越多，但每一个谜底都是十个谜面，又何以能够猜尽?期待着豁然开朗，哲学却步入云遮雾障，不免就有人悲观绝望，声称人大概是上帝的疏忽或者恶念的产物(这有点像九条绝路之上智性的大骂和懊丧)。在这三军无帅临危止步之际，宗教精神继之行道，化战旗为经幡，变长矛作仪仗，续智性以悟性，弃悲声而狂放(设若说哲学是在宗教之后发达起来的，不妨记起一位哲人说过的话：“粗知哲学而离弃的那个上帝，与精研哲学而皈依的那个上帝，不是同一个上帝。所以在这儿不说宗教，而是以宗教精神四个字与之区别，与那种步入歧途靠贩卖教条为生的宗教相区别)。如果宗教是人们在“不知”时对不相干事物的盲目崇拜，但其发自生命本原的固执的向往却锻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便是人们在“知不知”时依然葆有的坚定信念，是人类大军落入重围时宁愿赴死而求也不甘惧退而失的壮烈理想。这信念这理想不由智性推导出，更不由君王设计成，甚至连基本内容都不重要(譬如爱情，究竟为了什么呢?)毋宁说那是自然之神的佳作，是生命故有的趋向，是知生之困境而对生之价值最深刻的领悟。这样，它的坚忍不拔就不必靠晴空和坦途来维持，它在浩淼的海上，在雾罩的山中，在知识和学问捉襟见肘的领域和时刻，也依然不厌弃这个存在(并不是说逆来顺受)，依然不失对自然之神的敬畏，对生命之灵的赞美，对创造的骄傲，对游戏的如醉如痴(假如这时他们聊聊天的话，记住吧，那很可能是最好的文学)。

总之，宗教精神并不敌视智性、科学和哲学，而只是在此三者力竭神疲之际，代之以前行。譬如哲学，倘其见到自身的迷途，而仍不悔初衷，这勇气显然就不是出自哲学本身，而是来自直觉的宗教精神的鼓舞，或者说此刻它本身已不再是哲学而是宗教精神了。既然我们无法指望全知全能，我们就不能指责没有科学根据的信心是迷信。科学自己又怎样?当它告诉我们这个星球乃至这个宇宙迟早都要毁灭，又告诉我们“不必惊慌，为时尚早，在这个灾难到来之前，人类的科学早已发达到足以为人类找到另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了”，这时候它有什么科学根据呢?如果它知道那是一个无可阻止的悲剧，而它又不放弃探索并兢兢业业乐此不疲，这种精神难道根据的是科学吗?不，那只是一个信心而已，或者说宁愿要这样一个信心罢了。这不是迷信吗?这若是迷信，我们也乐于要这个迷信。否则怎么办?死?还是当傻瓜?哀叹荒诞，抱怨别无选择，已经不时髦了，我们压根儿就是在自然之神的限定下去选择最为欢乐的游戏。坏的迷信是不顾事实、敌视理智、扼杀众人而为自己谋利的骗局(所以有些宗教实际已丧失了宗教精神，譬如文革中的疯狂、中东的战火)。而全体人类在黑暗中幻想的光明出路，在困惑中假设的完美归宿，在屈辱下臆造的最后审判，均非迷信。所以宗教精神天生不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政治派别，那些被神化了的个人，它必属于全人类，必关怀全人类，必赞美全人类的团结，必因明了物之目的的局限而崇尚美之精神历程。它为此所创造的众神与天界也不是迷信，它只是借众神来体现人的意志，借天界来俯察人的平等权利(没有天赋人权的信念，就难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觉醒。而天赋人权和君权神授，很可以看作宗教精神与迷信的分界)。

这样的宗教精神，拿来与艺术精神作一下比照。想必能得到某种深刻的印象。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话似乎有毛病：四十已经不惑，怎么五十又知天命?既然五十方知天命，四十又谈何不惑呢?尚有不知(何况是天命)，就可以自命不惑吗?

斗胆替古人做一点解释：很可能，四十之不惑并不涉及天命(或命运)，只不过处世的技巧已经烂熟，识人辨物的目光已经老练，或谦恭或潇洒或气宇轩昂或颐指气使，各类作派都已能放对了位置，天命么，则是另外一码事，再需十年方可明了。再过十年终于明了：天命是不可明了的。不惑截止在日常事务之域，一旦问天命，惑又从中来，而且五十、六十、七老八十亦不可免惑，由是而知天命原来是只可知其不可知的。古人所以把不惑判给四十，而不留到最终，想必是有此暗示。

惑即距离，空间的拓开，时间的迁延，肉身的奔走，心魂的寻觅，写作因此绵绵无绝期。人是一种很傻的动物：知其不可知而知欲不泯。人是很聪明的一种动物：在不绝的知途中享用生年。人是一种认真又倔犟的动物：朝闻道，夕死可也。人是豁达且狡猾的一种动物：游戏人生。人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不仅相互折磨，还折磨他们的地球母亲。因而人合该又是一种服重刑或服长役的动物：苦难永远在四周看管着他们。等等等等于是最后：人是天地间难得的一种会梦想的动物。

这就是写作的原因吧。浪漫(不主义)永不过时，因为有现实以“惑”的方式不间断地给它输入激素和多种维他命。

我自己呢，为什么写作?先是为谋生，其次为价值实现(倒不一定求表扬，但求不被忽略和删除，当然受表扬的味道总是诱人的)，然后才有了更多的为什么。现在我想，一是为了不要僵死在现实里，因此二要维护和壮大人的梦想，尤其是梦想的能力。

至于写作是什么，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并不是说命运不要我砌砖，要我码字，而是说无论人干什么，人终于逃不开那个“惑”字，于是写作行为便发生。还有，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说过：“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更像是宿命，与主义和流派无关。一旦早已存在于心中的那些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声音要你写下它们，你就几乎没法去想‘应该怎么写和不应该怎么写’这样的问题了……一切都已是定局，你没写它时它已不可改变地都在那儿了，你所能做的只是聆听和跟随。你要是本事大，你就能听到的多一些，跟随的近一些，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你与它们之间都是一个无限的距离。因此，所谓灵感、技巧、聪明和才智，毋宁都归于祈祷，像祈祷上帝给你一次机会(一条道路)那样。”

借助电脑，我刚刚写完一个长篇(谢谢电脑，没它帮忙真是要把人累死的)，其中有这样一段：“你的诗是从哪儿来的呢?你的大脑是根据什么写出了一行行诗文的呢?你必于写作之先就看见了一团浑沌，你必于写作之中追寻那一团浑沌，你必于写作之后发现你离那一团浑沌还是非常遥远。那一团激动着你去写作的浑沌，就是你的灵魂所在，有可能那就是世界全部消息错综无序的编织。你试图看清它、表达它——这时是大脑在工作，而在此前，那一片浑沌早已存在，灵魂在你的智力之先早已存在，诗魂在你的诗句之前早已成定局。你怎样设法去接近它，那是大脑的任务；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它，那就是你诗作的品位；你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它，那就注定了写作无尽无休的路途，那就证明了大脑永远也追不上灵魂，因而大脑和灵魂肯定是两码事。”卖文为生已经十几年了，惟一的经验是，不要让大脑控制灵魂，而是让灵魂操作大脑，以及按动电脑的键盘。

写《务虚笔记》的时候，我忽然明白：凡我笔下人物的行为或心理，都是我自己也有的，某些已经露面，某些正蛰伏于可能性中待机而动。所以，那长篇中的人物越来越互相混淆——因我的心路而混淆，又混淆成我的心路：善恶俱在。这不是从技巧出发。我在哪儿?一个人确切地存在于何处?除去你的所作所为，还存在于你的所思所欲之中。于是可以相信：凡你描写他人描写得(或指责他人指责得)准确——所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惟妙惟肖——之处，你都可以沿着自己的理解或想象，在自己的心底找到类似的埋藏。真正的理解都难免是设身处地，善如此，恶亦如此，否则就不明白你何以能把别人看得那么透彻。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读者也一样，在迷途面前都不要把自己洗得太干净，你以什么与之共鸣呢?可有谁一点儿都不体会丑恶所走过的路径吗?

这便是人人都需要忏悔的理由。发现他人之丑恶，等于发现了自己之丑恶的可能，因而是已经需要忏悔的时刻。这似乎有点过分，但其实又适合国情。

因此我向往着这样的写作——史铁生曾称之为“写作之夜”。当白昼的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很可能是第五只眼睛，第三他不是外来者，第四他也没有特异功能，他是对生命意义不肯放松的累人的眼睛。如果还有什么别的眼睛，尽可都排在他前面，总之这是最后的眼睛，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秉有期盼的眼睛。这样的写作或这样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缕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种种可能的去向，看重那徘徊所携带的消息。因为，在这样的消息里，比如说，才能看见“我是谁”，才能看清一个人，一个犹豫、困惑的人，执拗的寻觅者而非潇洒的制作者；比如说我才有可能看看史铁生到底是什么，并由此对他的未来保持住兴趣和信心。

幸亏写作可以这样，否则他轮椅下的路早也就走完了。有很多人问过我：史铁生从二十岁上就困在屋子里，他哪儿来那么多可写的?借此机会我也算作出回答：白昼的清晰是有限的，黑夜却漫长，尤其是那心流所遭遇的黑暗更是辽阔无边。

历史可能顾不得那么多，但写作应该不这样。历史可由后人在未来的白昼中去考证，写作却是鲜活的生命在眼前的黑夜中问路。你可以不问，跟着感觉走，但你要问就必不能去问尸骸，而要去问心流。这大约就是克尔凯戈尔所说的“主观性真理”。他的意思是：“在这些真理中，是不存在供人们建立其合法性以及使其合法的任何客观准则的，这些真理必须通过个体吸收、消化并反映在个体的决定和行动上。主观性真理不是几条知识，而是用来整理并催化知识的方法。这些真理不仅仅是关于外部世界的某些事实，而且也是发扬生命的难以捉摸、微妙莫测和不肯定性的依据。”

难以捉摸、微妙莫测和不肯定性，这便是黑夜。但不是外部世界的黑夜，而是内在心流的黑夜。写作一向都在这样的黑夜中。从我们的知识(“客观性真理”)永远不可能穷尽外部世界的奥秘来看，我们其实永远都在主观世界中徘徊。而一切知识都只是在不断地证明着自身的残缺，它们越是广博高妙越是证明这残缺的永恒与深重，它们一再地超越便是一再地证明着自身的无效。一切迷团都在等待未来去解开，一切未来又都是在迷团面前等待(是呵，等待戈多)。所以我们的问路，既不可去问尸骸，又无法去问“戈多”。

但这并不证明人生的无望，那内在的徘徊终于会被逼迫出一种智慧——正如俄罗斯思想家弗兰克在其《生命的意义》中所说：生命的意义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提出的。

我无法全面转述弗氏伟大精妙的思想。我只有向读者推荐他，并感谢刘小枫先生和徐凤林先生让这个只懂中文的史铁生读到了他。我的简陋理解是：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内在的建立。那意义本非与生俱来，生理的人无缘与之相遇。那意义由精神所提出，也由精神去实现，那便是神性对人性的要求。这要求之下，曾消散于宇宙之无边的生命意义重又聚拢起来，迷失于命运之无常的生命意义重又聪慧起来，受困于人之残缺的生命意义终于看见了路。

我正在读刘小枫的一篇文章，谈卡夫卡的，《一片秋天枯叶上的湿润经脉》。其中有这样一段：“这种受苦是私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不是现世社会意义上的，所以根本不干正义的事。为这私人的受苦寻求社会或人类的正义，不仅荒唐，而且会制造出更多的恶。”我想，这就是写作永远可以生存的根据。人的苦难，很多或者根本，是与生俱来的，并没有现实的敌人。比如残、病，甚至无冤可鸣，这类不幸无法导致恨，无法找到报复或声讨的对象。早年这让我感到荒唐透顶，后来慢慢明白，这正是上帝的启示：无缘无故的受苦，才是人的根本处境。这处境不是依靠革命、科学以及任何办法可以改变的，而是必然逼迫着你向神秘去寻求解释，向墙壁寻求回答，向无穷的过程寻求救助。这并不是说可以不关心社会正义，而是说，人的处境远远大于社会，正如存在主义所说：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人的由来，注定了人生是一场“赎罪游戏”。

我经常觉得，我与文学并不相干，我只是写作(有时甚至不能写，只是想)。我不知道写作可以归到怎样的“学”里去。写作就像自语，就像冥思、梦想、祈祷、忏悔……是人的现实之外的一份自由和期盼，是面对根本性苦难的必要练习。写作不是能学来的(不像文学)，并无任何学理可循。数学二字顺理成章，文学二字常让我莫名其妙，除非它仅仅指理论。还是昆德拉说得对：任何生活都比你想象得复杂(大意)。理论是要走向简单，写作是走进复杂。

大概是我总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惟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形而上”。想，或者说思考，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不想纠正，因为并没有什么纠正的标准。总去想应该怎样，倒不如干脆去由它怎样。惟望您能忍受。

所以语言重要。语言的重要并不仅在于能够说明什么，更在于可以寻找什么，描画理想，触摸虚幻，步入可能。甚至，世界的无限性即系于语言的无限可能。

写作所以和爱情相近，其主要的关心点都不在空间中发生的事，而在“深夜的戏剧”里，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我想，关键是要解除白昼的魔法(即确定所造成的束缚)，给语言或思悟以深夜的自由(即对可能的探问)。要是看一出戏，其实在大街上或商店里也能看到，又何必去剧场?要是一种思绪独辟蹊径，拓开了生命的可能之地，没有舞台它也已经是艺术(艺术精神)。有，或者没有这样的思绪在飘动，会造就两种绝然不同的现实。

您说“也许爱的最大敌人就是恐惧了”，我非常同意。我所说的理想，恰恰是源于这“最大的敌人”。恐惧当然不是由性产生，人类之初，一切性活动都是自然而然。只当有了精神寻求，有了善恶之分、价值标准，因而有了物质原因之外的敌视、歧视和隔离，才有了这份恐惧，或使这恐惧日益深刻。人们于是“不敢打开窗户”。倘其不必打开倒也省事，但“不敢打开”恰说明“渴望打开”，这便是理想或梦想的源头。这源头永远不会枯竭，因为亚当夏娃永远地被罚出了伊甸园，要永远地面对他者带来的恐惧，所以必然会永远怀着超越隔离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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