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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七一二-七七零),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县),是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故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712壬子睿宗太极一(玄宗先天一),杜甫生于河南巩县。
717丁巳玄宗开元五,杜甫六岁。尝至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
718戊午玄宗开元六,杜甫七岁。始作诗文。
720庚申玄宗开元八,杜甫九岁。始习大字。
725乙丑玄宗开元一三,杜甫十四岁。壮游诗曰:「习年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从,以我似班扬。」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
726丙寅玄宗开元一四,杜甫十五岁。百忧集行曰:「忆昔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730庚午玄宗开元一八,杜甫十九岁。游晋,至郇瑕(今山西猗氏县),从韦之晋、寇锡游。
731辛未玄宗开元一九,杜甫二十岁。游吴越。
732壬申玄宗开元二〇,杜甫二十一岁。游吴越。
733癸酉玄宗开元二一闰三月,杜甫二十二岁。游吴越。
734甲戌玄宗开元二二,杜甫二十三岁。游吴越。
735乙亥玄宗开元二三闰十一月,杜甫二十四岁。自吴越归东都,举进士,不第。
736丙子玄宗开元二四,杜甫二十五岁。游齐赵。交苏源明。
737丁丑玄宗开元二五,杜甫二十六岁。游齐赵。
738戊寅玄宗开元二六,杜甫二十七岁。游齐赵。
739己卯玄宗开元二七,杜甫二十八岁。游齐赵。
740庚辰玄宗开元二八,杜甫二十九岁。游齐赵。
741辛巳玄宗开元二九,杜甫三十岁。归东都。筑陆浑庄,于寒食日祭远祖当阳君。
742壬午玄宗天宝一,杜甫三十一岁。在东都。姑万年县君卒于东京仁风里。六月,还殡于河南县,公作墓志。
743癸未玄宗天宝二,杜甫三十二岁。在东都。
744甲申玄宗天宝三,杜甫三十三岁。在东都。五日,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之私第。八月,归葬偃师,公作墓志。是年夏,初遇李白于东都。秋,游梁、宋,与李白、高适登吹台、琴台。尝渡河游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而其人已亡。
745乙酉玄宗天宝四,杜甫三十四岁。再游齐、鲁。是时李之芳为齐州司马。夏日,李邕自北海郡来齐州,公尝从游,陪宴历下亭及鹤山湖亭。旋暂如临邑(属齐州)。秋后至兖州,时李白避归东鲁。公与同游,情好益密。公赠白诗所云「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者是也。俄而工将西去,白亦有江东之游,城东石门一别遂无复相见之日矣。
746丙戌玄宗天宝五闰十月,杜甫三十五岁。自齐、鲁归长安。从汝阳王琎、驸马郑潜耀游。
747丁亥玄宗天宝六,杜甫三十六岁。在长安。
748戊子玄宗天宝七,杜甫三十七岁。在长安。屡上诗韦济,求汲引。与书家顾诫奢订交,约当此时。
749己丑玄宗天宝八,杜甫三十八岁。在长安。冬日,归东都,因谒玄元皇帝庙,观吴道子所画壁。
750庚寅玄宗天宝九,杜甫三十九岁。来长安。初遇郑虔。
751辛卯玄宗天宝一〇,杜甫四十岁。在长安。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秋,病疟。友人魏君冒雨见访,因作秋述贻之。病后过王倚,王饷以酒馔,感激作歌赠之。是年,在杜位宅守岁。
752壬辰玄宗天宝一一,杜甫四十一岁。在长安。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暮春,暂归东都。冬,高适随歌舒翰入朝,与公暂集,俄复别去,公有诗送之。
753癸巳玄宗天宝一二,杜甫四十二岁。在长安。首夏,同郑虔游何将军山林。次子宗武约生于此年秋。
754甲午玄宗天宝一三闰十一月,杜甫四十三岁。在长安。进封西岳赋。自东都移家至长安,居南城之下杜城。因田梁丘投诗河西节度使歌舒翰。岁中,张�自卢溪召还,再迁为太常卿,公复上诗求助。又进雕赋,表中词益哀激。秋后,淫雨害稼,物价暴贵,公生计益艰,遂携家往奉先,馆于廨舍。
755乙未玄宗天宝一四,安禄山反。杜甫四十四岁。在长安。岁中往白水县,省舅氏崔十九翁。九月,同崔至奉先。十月,归长安,授河西尉(河西县故城在今云南河西县境),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又赴奉先探妻子,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岁暮,丧幼子。
756丙申肃宗至德一(玄宗天宝一五)七月改元,安禄山称大燕皇帝。玄宗奔蜀。杀杨国忠、杨贵妃。杜甫四十五岁。岁初,在长安。五月,至奉先壁难,携眷来往白水,寄居舅氏崔少府高斋。六月,又自白水取道华原,赴鄜州(今陜西鄜县)。至三川县同家洼,寓故人孙宰家。闻肃宗及位灵武,即留妻子于三川,孓身从芦子关奔行在所。途中为贼所得,遂至长安。九月,于长安路隅遇宗室子弟,乞舍身为奴,感恸作哀王孙。
757丁酉肃宗至德二闰八月,安庆绪杀禄山。张巡、许远战死。郭子仪复东京。史思明等降。杜甫四十六岁。春,陷贼中。在长安时从赞公苏端游。四月,自金光门出,间道窜归凤翔。五月十六日,拜左拾遗。是月,房管得罪,公抗述救之。肃宗怒,诏三司推问,张镐、韦陟等救之,仍放就列。六月,同裴荐等四人荐岑参。闰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于是徒步出凤翔,至邠州,始从李嗣业借得乘马。归家卧病数日。作北征。十一月,自鄜州至京师。
758戊戌肃宗乾元一(至德三)二月改元,复以载为年,史思明反。杜甫四十七岁。任左拾遗。春,贾至、王维、岑参皆在谏省,时共酬唱。时毕曜亦在京师,居公之邻舍。四月,玄宗亲享九庙,公得陪祀。六月,房管因贺兰进明谮,贬为邠州刺史。公坐管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是秋,尝至蓝田县访崔兴宗、王维。冬末,以事归东都陆浑庄,尝遇孟云卿于湖城县城东。
759己亥肃宗乾元二,史思明称燕王。杜甫四十八岁。春,自东都归华州(陜西华县),途中作三吏、三别六首。时属关辅饥馑。遂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甘肃天水)。是时有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白二十韵。又有寄高适、岑参、贾至、严武、郑虔、毕曜、薛据及张彪诗。时赞公亦谪居秦州,尝为公盛言西枝村之胜,因作计卜居。置草堂,未成,会同谷宰来书言同谷可居,遂以十月,赴同谷。途经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皆有诗。至同谷,居栗亭。贫益甚,拾橡栗,掘黄独以自给。居不逾月,又赴成都。以十二月一日就道,经木皮岭、白沙渡、飞仙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岁终至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方刺彭州,公甫到成都,适即寄诗问讯。
760庚子肃宗上元一(乾元三年)闰四月改元,杜甫四十九岁。在成都。春,卜居西郭之浣花里。表弟王十五司马遗赀营造,徐卿(疑即知道)、萧实、何雍、韦班(应物侄)三明府供果木栽,开岁始事,季春落成。时韦偃寓居蜀中,尝为公画壁。初秋,暂游新津,晤裴迪。秋晚至蜀州,晤高适。冬,复在成都。
761辛丑肃宗上元二,史朝义杀史思明。杜甫五十岁。居草堂。开岁,又往新津。二月,归成都。秋,至青城。旋又归成都。是时多病,生计艰窘。始有迁地吴楚之念。冬,高适至成都,尝同王抡过草堂会饮。
762壬寅肃宗宝应一年四月改元,帝及玄宗崩,太子豫及位。诗人李白死(701-762)。杜甫五十一岁。自春至夏,居草堂。与严武唱和甚密。武时有馈赠。七月,送严武还朝,以舟至绵州,抵奉济驿,登陆,遂分手而还。会徐知道反,道阻,乃入梓州。秋末,回成都迎家至梓,然颇有东游之意。十一月,往射洪县,到金华山玉京观,寻陈子昂读书堂遗迹。又访县北东武山子昂故宅。旋复南之通泉县,访郭元振故居,于庆善寺观薛稷书画壁。又于县署壁后观稷所画鹤。
763癸卯代宗广德一(宝应二)七月改元闰正月,李怀仙杀史朝义。杜甫五十二岁。正月,在梓州,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欲还都,俄而复思东下吴楚。间尝至阆州(四川阆中),因游牛头、兜率、惠义诸寺。既归梓,又因送辛员外,至绵州。自绵归梓。又往汉州。夏,返梓州。初秋,复别梓赴阆。九月,祭房管。秋尽,得家书,知女病,因急归梓。十一月,将出峡为吴楚之游,于是命弟占归成都检校草堂。
764甲辰代宗广德二,杜甫五十三岁。春首,自梓州絜家东荍出峡,先至阆州。会朝廷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以行程既定,不赴召。二月,离阆东去,闻严武将再镇蜀,大喜,遂改计却赴成都。三月,归成都。六月,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秋,居幕中,颇不乐,因上诗严武述胸臆。遂得乞假暂归草堂。是时,曹霸在成都,公作丹青引赠之。弟颖往齐州。岁晚,因事寄诗贾至。是年与严武唱和最密。
765乙巳代宗永泰一闰十月,杜甫五十四岁。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自春徂夏,居草堂。五月,携家离草堂南下。至嘉州(四川乐山)。六月,至戎州(四川宜宾)。自戎州至渝州(重庆)。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入秋,至忠州(四川忠县),居龙兴寺院。九月,至云安县(四川白帝城)。因病,遂留居云安,馆于严明府之水阁。
766丙午代宗大历一(永泰二年)十一月改元,杜甫五十五岁。春,在云安。时岑参方为嘉州刺史,寄诗赠之。春晚,移居夔州。初寓山中客堂。秋日,移寓西阁。秋后,柏茂琳为夔州都督,公颇蒙资助。是年多追忆旧游之作。
767丁未代宗大历二,杜甫五十六岁。在夔州。春,自西阁移居赤甲。三月,迁居瀼西草屋。附宅有果园四十亩,蔬圃数亩,又有稻田若干顷,在江北之东屯。弟观自京师来。秋,因获稻暂住东屯。适吴司法自忠州来,音以瀼西草堂借吴居之。是时,始复动东游荆湘之意。十月十九日,于夔州别驾元持宅观李十二娘舞「剑器」。本年冬,仍复多病。秋,左耳始聋。
768戊申代宗大历三闰六月,杜甫五十七岁。正月中旬,去夔出峡。临去,以瀼西果园赠南卿兄。三月,至江陵。夏日,暂如外邑。留江陵数月,颇不得意。秋末,移居公安县。遇顾诫奢、李晋肃(贺父)及僧太易,留憩公安数月。因公安治安太差,遂移衡州。
769己酉代宗大历四,五十八岁。正月,经岳州至衡州(衡阳),游南岳道林二寺,观宋之问题壁。宿青草湖,又宿白沙驿。过湘阴,谒湘夫人祠。更溯流而上,以二月初抵凿石浦,宿之。又过津口,次空灵岸。三月,抵潭州(湖南长沙)。发潭州,次白马潭,入乔口。至铜官渚,阻风。发铜官,宿新康江口。次双枫浦,遂抵衡州(湖南衡阳)。然故人衡州刺史韦之晋任潭州刺史,杜甫又奔潭州,希望在他手下谋一份差事。但韦之晋忽然病卒。时苏涣居江侧,忽一日,访公于舟中,公请涣诵诗,大赏异之,遂订交焉。
770庚戌代宗大历五,五十九岁。正月二十一日,检故帙,得高适上元二年人日见寄诗,因追酬一首,寄示汉中王瑀及敬超先。暮春,逢李龟年。四月,避乱入衡州(今衡阳)。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欲往郴州依舅氏崔伟,因至耒阳。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杜甫而还。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这一时期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返成都。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饮中八仙歌 杜甫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饮中八仙歌》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八个酒仙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长安生活过,在嗜酒、豪放、旷达这些方面彼此相似。诗人以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 八仙中首先出现的是贺知章。他是其中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的一个。在长安,他曾“解金龟换酒为乐”(李白《对酒忆贺监序》)。诗中说他喝醉酒后,骑马的姿态就象乘船那样摇来晃去,醉眼朦胧,眼花缭乱,跌进井里竟会在井里熟睡不醒。相传“阮咸尝醉,骑马倾欹,人曰:‘个老子如乘船游波浪中’”(明王嗣奭《杜臆》卷一)。杜甫活用这一典故,用夸张手法描摹贺知章酒后骑马的醉态与醉意,弥漫着一种谐谑滑稽与欢快的情调,维妙维肖地表现了他旷达纵逸的性格特征。 其次出现的人物是汝阳王李琎。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宠极一时,所谓“主恩视遇频”,“倍比骨肉亲”(杜甫《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因此,他敢于饮酒三斗才上朝拜见天子。他的嗜酒心理也与众不同,路上看到�车(即酒车)竟然流起口水来,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封地迁到酒泉(今属甘肃)去。相传那里“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见《三秦记》)。唐代,皇亲国戚,贵族勋臣有资格袭领封地,因此,八人中只有李琎才会勾起“移封”的念头,其它人是不会这样想入非非的。诗人就抓着李琎出身皇族这一特点,细腻地描摹他的享乐心理与醉态,下笔真实而有分寸。 接着出现的是李琎之。他于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丞相,雅好宾客,夜则燕赏,饮酒日费万钱,豪饮的酒量有如鲸鱼吞吐百川之水,一语点出他的豪华奢侈。然而好景不长,开宝五载适之为李林甫排挤,罢相后,在家与亲友会饮,虽酒兴未减,却不免牢骚满腹,赋诗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旧唐书•李琎之传》)“衔杯乐圣称避贤”即化用李琎之诗句。“乐圣”即喜喝清酒,“避贤”,即不喝浊酒。结合他罢相的事实看,“避贤”语意双关,有讽刺李林甫的意味。这里抓住权位的得失这一个重要方面刻画人物性格,精心描绘李琎之的肖像,含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很耐人寻味。 三个显贵人物展现后,跟着出现的是两个潇洒的名士崔宗之和苏晋。崔宗之,是一个倜傥洒脱,少年英俊的风流人物。他豪饮时,高举酒杯,用白眼仰望青天,睥睨一切,旁若无人。喝醉后,宛如玉树迎风摇曳,不能自持。杜甫用“玉树临风”形容宗之的俊美丰姿和潇洒醉态,很有韵味。接着写苏晋。司马迁写《史记》擅长以矛盾冲突的情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杜甫也善于抓住矛盾的行为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苏晋一面耽禅,长期斋戒,一面又嗜饮,经常醉酒,处于“斋”与“醉”的矛盾斗争中,但结果往往是“酒”战胜“佛”,所以他就只好“醉中爱逃禅”了。短短两句诗,幽默地表现了苏晋嗜酒而得意忘形,放纵而无所顾忌的性格特点。 以上五个次要人物展现后,中心人物隆重出场了。 诗酒同李白结了不解之缘,李白自己也说过“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兴酣落笔摇五岳”(《江上吟》)。杜甫描写李白的几句诗,浮雕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李白嗜酒,醉中往往在“长安市上酒家眠”,习以为常,不足为奇。“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一句,顿时使李白的形象变得高大奇伟了。李白醉后,更加豪气纵横,狂放不羁,即使天子召见,也不是那幺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而是自豪地大声呼喊:“臣是酒中仙!”强烈地表现出李白不畏权贵的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虽未必是事实,却非常符合李白的思想性格,因而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杜甫是李白的知友,他把握李白思想性格的本质方面并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将李白塑造成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豪放纵逸,傲视封建王侯的艺术形象。这肖像,神采奕奕,形神兼备,焕发着美的理想光辉,令人难忘。这正是千百年来人民所喜爱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李白形象。 另一个和李白比肩出现的重要人物是张旭。他“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臆》卷一)。当时人称“草圣”。张旭三杯酒醉后,豪情奔放,绝妙的草书就会从他笔下流出。他无视权贵的威严,在显赫的王公大人面前,脱下帽子,露出头顶,奋笔疾书,自由挥洒,笔走龙蛇,字迹如云烟般舒卷自如。“脱帽露顶王公前”,这是何等的倨傲不恭,不拘礼仪!它酣畅地表现了张旭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性格特征。 歌中殿后的人物是焦遂。袁郊在《甘泽谣》中称焦遂为布衣,可见他是个平民。焦遂喝酒五斗后方有醉意,那时他更显得神情卓异,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惊动了席间在座的人。诗里刻画焦遂的性格特征,集中在渲染他的卓越见识和论辩口才,用笔精确、谨严。 《八仙歌》的情调幽默谐谑,色彩明丽,旋律轻快,情绪欢乐。在音韵上,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一首严密完整的歌行。在结构上,每个人物自成一章,八个人物主次分明,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多样而又统一,构成一个整体,彼此衬托映照,有如一座群体圆雕,艺术上确有独创性。正如王嗣奭所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它在古典诗歌中确是别开生面之作。
春日忆李白 杜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杜甫同李白的友谊,首先是从诗歌上结成的。这首怀念李白的五律,是天宝五载(746)或六载(747)春杜甫居长安时所作,主要就是从这方面来落笔的。开头四句,一气贯注,都是对李白诗的热烈赞美。首句称赞他的诗冠绝当代。第二句是对上句的说明,是说他之所以“诗无敌”,就在于他思想情趣,卓异不凡,因而写出的诗,出尘拔俗,无人可比。接着赞美李白的诗象庾信那样清新,象鲍照那样俊逸。庾信、鲍照都是南北朝时的著名诗人。庾信在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司徒、司空),世称庾开府。鲍照刘宋时任荆州前军参军,世称鲍参军。这四句,笔力峻拔,热情洋溢,首联的“也”、“然”两个语助词,既加强了赞美的语气,又加重了“诗无敌”、“思不群”的分量。 对李白奇伟瑰丽的诗篇,杜甫在题赠或怀念李白的诗中,总是赞扬备至。从此诗坦荡真率的赞语中,也可以见出杜甫对李白诗是何等钦仰。这不仅表达了他对李白诗的无比喜爱,也体现了他们的诚挚友谊。清代杨伦评此诗说:“首句自是阅尽甘苦上下古今,甘心让一头地语。窃谓古今诗人,举不能出杜之范围;惟太白天才超逸绝尘,杜所不能压倒,故尤心服,往往形之篇什也。”(《杜诗镜铨》)这话说得很对。这四句是因忆其人而忆及其诗,赞诗亦即忆人。但作者并不明说此意,而是通过第三联写离情,自然补明。这样处理,不但简洁,还可避免平铺直叙,而使诗意前后勾联,曲折变化。 表面看来,第三联两句只是写了作者和李白各自所在之景。“渭北”指杜甫所在的长安一带;“江东”指李白正在漫游的江浙一带地方。“春天树”和“日暮云”都只是平实叙出,未作任何修饰描绘。分开来看,两句都很一般,并没什幺奇特之处。然而作者把它们组织在一联之中,却自然有了一种奇妙的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当作者在渭北思念江东的李白之时,也正是李白在江东思念渭北的作者之时;而作者遥望南天,惟见天边的云彩,李白翘首北国,惟见远处的树色,又自然见出两人的离别之恨,好象“春树”、“暮云”,也带着深重的离情。故而清代黄生说:“五句寓言己忆彼,六句悬度彼忆己。”(《杜诗说》)两句诗,牵连着双方同样的无限情思。回忆在一起时的种种美好时光,悬揣二人分别后的情形和此时的种种情状,这当中该有多幺丰富的内容。这两句,看似平淡,实则每个字都千锤百炼;语言非常朴素,含蕴却极丰富,是历来传颂的名句。清代沉德潜称它“写景而离情自见”(《唐诗别裁》),明代王嗣奭《杜臆》引王慎中语誉为“淡中之工”,都极为赞赏。 上面将离情写得极深极浓,这就自然引出了末联的热切希望:什幺时候才能再次欢聚,象过去那样,把酒论诗啊!把酒论诗,这是作者最难忘怀、最为向往的事,以此作结,正与诗的开头呼应。言“重与”,是说过去曾经如此,这就使眼前不得重晤的怅恨更为悠远,加深了对友人的怀念。用“何时”作诘问语气,把希望早日重聚的愿望表达得更加强烈,使结尾余意不尽,令人读完全诗,心中犹回荡着作者的无限思情。 清代浦起龙说:“此篇纯于诗学结契上立意”(《读杜心解》),确实道出这首诗内容和结构上的特点。全诗以赞诗起,以“论文”结,由诗转到人,由人又回到诗,转折过接,极其自然,通篇始终贯穿着一个“忆”字,把对人和对诗的倾慕怀念,结合得水乳交融。以景寓情的手法,更是出神入化,把作者的思念之情,写得深厚无比,情韵绵绵。
前出塞九首(其六) 杜甫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诗人先写《出塞》九首,后又写《出塞》五首;加“前”、“后”以示区别。《前出塞》是写天宝末年哥舒翰征伐吐蕃的时事,意在讽刺唐玄宗的开边黩武,本篇原列第六首,是其中较有名的一篇。 诗的前四句,很象是当时军中流行的作战歌诀,颇富韵致,饶有理趣,深得议论要领。所以黄生说它“似谣似谚,最是乐府妙境”。两个“当”,两个“先”,妙语连珠,开人胸臆,提出了作战步骤的关键所在,强调部伍要强悍,士气要高昂,对敌有方略,智勇须并用。四句以排句出之,如数家珍,宛若总结战斗经验。然而从整篇看,它还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而只是下文的衬笔。后四句才道出赴边作战应有的终极目的。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诗人慷慨陈词,直抒胸臆,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他认为,拥强兵只为守边,赴边不为杀伐。不论是为制敌而“射马”,不论是不得已而“杀伤”,不论是拥强兵而“擒王”,都应以“制侵陵”为限度,不能乱动干戈,更不应以黩武为能事,侵犯异邦。这种以战去战,以强兵制止侵略的思想,是恢宏正论,安边良策;它反映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愿望。所以,张会在《杜诗府粹》里说,这几句“大经济语,借戍卒口说出”。 从艺术构思说,作者采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前四句以通俗而富哲理的谣谚体开势,讲如何练兵用武,怎样克敌制胜;后四句却写如何节制武功,力避杀伐,*出“止戈为武”本旨。先行辅笔,后行主笔;辅笔与主笔之间,看似掠转,实是顺接,看似矛盾,实为辩证。因为如无可靠的武备,就不能制止外来侵略;但自恃强大武装而穷兵黩武,也是不可取的。所以诗人主张既拥强兵,又以“制侵陵”为限,才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很有体会地说:“上四(句)如此飞腾,下四(句)忽然掠转,兔起鹘落,如是!如是!”这里说的“飞腾”和“掠转”,就是指作品中的奔腾气势和波澜;这里说的“兔起鹘落”就是指在奔腾的气势中自然地*出“拥强兵而反黩武”的深邃题旨。在唐人的篇什中,以议论取胜的作品较少,而本诗却以此见称;它以立意高、正气宏、富哲理、有气势而博得好评。
李白和杜甫诗歌风格比较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唐代诗歌的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他们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动乱的历史。面对这个乱世,他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和个人性格。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中国文学史》)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到的风格。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杜甫“没饭不忘君”,艺术风格沉郁顿挫.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诗派更是杜甫视为宗祖.他的影响力巨大.

李白年少时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还仗剑任侠,“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中国文学史》)他年少是曾广有游历。这一切都对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轻儒,轻财好施,喜欢豪饮。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他的人格魅力也是别人所不能及的。

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重要诗人,所以对杜甫来说从仕与诗歌都是家业。他曾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养,终身都有辅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他的诗歌也因此偏重于现实主义。

李白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与高蹈之间。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在他的《行路难》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等太行雪满山”来形容自己艰难处境。由于当时高力士杨国忠的受宠,贤士都被据在朝门之外,因此他发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叹,但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追求都是执着的。他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在《夜泊牛渚怀古》中他写道“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借用谢尚知遇袁宏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怀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以上都说明李白对仕宦生涯是积极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响,不时又有高蹈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隐居过。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现了他对道家的崇信和对儒家的嘲弄和摆脱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描写奇幻的梦境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说“安能催眉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表明了自己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着。

而杜甫就简单的多。他一生都在谋求获得官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精神一直渗透在杜甫诗的字里行间他的七律《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这首诗十分能体现杜甫诗歌的特点,诗开头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绪,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有动人的对比。其后写出“万方多难”的境况,最后写出个人报负,他想像诸葛亮一样建功立业。全诗即景抒情写山川联系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说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感于一炉,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写的是唐军攻克安史老巢后诗人听到消息后的喜悦。全诗以流走的音韵真挚的情感快速的节奏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登高》全诗对仗工整,写景抒情融合一体。前两联写景,后两联结合自身衰老,归结到零落潦倒的根源。其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名句。

在诗体上说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七绝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他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云》的前两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在诗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逊于杜甫。而在风格美方面,李白的飘逸豪迈,谈吐天然是别人所不能学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这也是年轻人多喜欢李白而思想成熟的人多喜欢杜甫的一个原因。

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务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所牢笼却不愿接受想征服现实的的态度,与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本质又相同的。用韩愈的话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艺术成就和高风亮节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杜甫生于712年,死于770年。他所处的时代,是唐帝国由胜转衰的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755年的安史之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他经历了乱前的开元盛世,也经历了乱后的全部过程。杜甫的一生是和他的时代息息相关的。他和人民共度乱离的生活。这就使他能深刻的描绘出那个苦难时代的生活图画。而诗,便是他有利的武器
杜甫出生一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他的一生可分为四期。35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游历时期。35--44是困守长安时期,是安史大乱的酝酿时期。35--48是陷安史叛军与为官时期。是最剧烈的时期。759年是漂泊西南时期.
安史之乱中杜甫曾任华州司功参军,从洛阳赶往华州时写《三吏》,《三别》然后弃官。到秦州,难以度日,又听说成都有亲戚,老友高适也在四川,于是再次踏上漂泊的旅途。肃宗上元元(760),初夏的一天,成都西三里的地方,一座不太简陋的草堂刚刚建成。主任选择建房地址是费了一番苦心的,东边有清澈见底的浣花溪,南边有红莲放香的百花潭。西边可以远眺山颠终年积雪的西岭,更妙的是,草堂就建在一株高大的楠树下面,亭亭挺立,据说有200年的历史了。此后一年的多时间,杜甫的生活是闲适的。心情是平静的(这在杜甫的后半生中是仅有的一段时期,此后他一直生活在极其困顿的境况之中,让我们先非常珍稀的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吧。我写到这里百感交集)。在风和日丽的季节,他常常捧着一卷书,在楠阴下,吟一会,写一会,然后倾听枫叶的低吟,燕子的絮语,翠竹的和鸣。他也经常拄着一个藤杖,走到溪边江畔,看出水的红莲,逐浪的白鸥,渔人的网罟,贾客的商船。他热爱大自然的美,不管是绝岸颓峰的气势还是飞鸟的轻盈,蝴蝶的翩前(足迁),野花的幽香,他都热爱。他的朋友也慢慢多了起来,诗人,文人,画家,隐士,僧侣,但是最多的还是那些田父,野老,花农,以及左邻右舍。
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夏天天的一个夜晚,风雨骤至,将那棵老楠树连根拔起。八月的一天下午,大风怒号,又将茅屋吹破,后来在邻居和朋友的帮助下才重修好茅屋。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这年12月严武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此前老友高适代理一段节度使),大地回春,草堂同它的主人一样,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遗憾的是这年四月,玄宗和肃宗先后死去,代宗即位,召严武入朝,接着四川又发生了叛乱,杜甫只好赶到梓州。结束了在草堂的第一阶段的生活。
763年他听说安史之乱已经平定,写下“平生第一快诗”《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但是当死仍然到处有军阀割据,杜甫回洛阳仍然没有归期。当他准备冒险出川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严武重回四川任剑南节度使!严武邀请杜甫到他的幕府工作,他答应了。后来严武又向朝廷推荐他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不久杜甫因为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做好工作很惭愧,多次请求辞去职务,严武答应了。草堂用他固有的风光迎接杜甫的到来,他又过了一段自己看来神仙般的生活,散散步,喝喝酒,写写诗,尽情追求大自然赐予他的美的享受,他打算长期住下去,只是偶尔才想起他隐藏在心中的东游计划: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草堂的风光这样迷人,严武的情谊更是他不忍离开,但是他还是希望有一天能重温青年时的旧梦。 4月的一天噩耗突然传来,40岁的严武突然去世!杜甫失去了依靠,只得另谋出路。此后杜甫流落夔州,出四川到岳州,写下“昔闻洞庭水”泪洒岳阳楼。顺湘江而下,到潭州,到郴州,走到耒阳时,郴水大涨,进退两难,杜甫的生命也到了尽头。
一叶扁舟,载着这位创作了1400多首惊风雨,泣鬼神诗篇的诗人, 在寂寞的湘江上继续北行。歌声渐渐消失在烟波浩淼的洞庭湖上,消失在廖廓无际的太空之中,诗人终于停止了他那感人至深的歌喉。
只有万古青蒙蒙的群山,永远伴随着他--------那个最伟大时代的最伟大的歌手和他的歌声!

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务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所牢笼却不愿接受想征服现实的的态度,与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本质又相同的。用韩愈的话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艺术成就和高风亮节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杜甫生平介绍
  《杜甫生平介绍》第1页
  杜甫(712~770)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
  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
  生平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 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的生活从20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漫游时期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 至天宝四载(745) 。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
  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可能在这时与夫人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这时唐王朝还强盛,仓廪相当充实,可是玄宗开始好大喜功,开拓边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上已经隐伏着不安定的危机。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并未正视。他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他在这时期写的诗,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可能已有数百首,不过只有二十几首流传下来,主要是五言律诗和五言古体诗。其中虽有象《望岳》那样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超越杜审言那一时期名诗人的水平。
  长安时期 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天宝六载,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变了他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优良政风,一任宰相贪污骄横,边将穷兵黩武,自己则在宫中寻欢作乐。人民受到的租税与征役的残酷剥削日益加剧。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同时,他结交一些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也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走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
  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天宝十四载冬,杜甫探视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深情,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概括了社会上尖锐的矛盾,又描绘了“入门闻号□,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景况,这是他十载长安生活的总结,也标志着唐朝盛世最后的总结。这时期流传下来的诗约一百余首,其中优秀的诗篇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 从肃宗至德元载(756) 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这时正在□州,他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杜甫陷贼中将近半年,看着庄严整饬的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不久因为疏救房□,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八月,他回到□州探视妻子,完成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后媲美的长诗《北征》,描绘了旅途上凄凉的惨景和家境的贫穷,表达了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
  这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这时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
  “三别”。
  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辅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等被排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朝廷对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经济上,由于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农村一片萧条,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反而有增无已,造成人口锐减,生产力降低。杜甫也亲身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荒凉的洛阳道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无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都有很大的悬殊。这样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漂泊西南时期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5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象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上元二年末,严武来成都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过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变,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
  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乐的高歌。但快乐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杜甫对此表示无限的关切:“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早花》)他写出许多首诗,陈述他的政治思想。
  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个阶段。
  杜甫于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成诗四百余篇,占杜诗全部的七分之二强。诗中歌咏了夔州穷苦的劳动人民,描绘了这里险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动乱和对于长安、洛阳的思念,怀友忆旧之作也大量增加。可是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他。
  杜甫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写出生动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岁晏行》。
  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
  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在这11年内,写诗1000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三强,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长篇排律。
  诗歌创作 杜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在艺术方面也达到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
  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象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元代鲜于枢书杜甫《兵车行》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
  此外,杜甫也写了一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的气氛,可以看作是有声有色的文化史。明代祝允明书杜甫《秋兴八首》
  杜集里也有一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的感情也较为淡泊,比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杜甫在长年的转徙流离之后,到了成都,建立草堂,开辟田亩,得到暂时的休息,因此对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动态进行了细腻的观察,感到无限的热爱,具有深刻的体会。如《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从诗题上就可以想象出杜甫当时的心境。这类诗当然不能和前边论述的诗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爱好。他“幽居近物情”(《屏迹》),喜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感到“花柳更无私”(《后游》)。
  杜甫写过一些怀念家属、朋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怀念妻子的有陷贼时写的《月夜》,怀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写的《月夜忆舍弟》;在许多怀念朋友的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杜甫自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赠李白、忆李白、怀李白、梦李白、寄李白以及其他涉及李白的诗,有十余首之多,几乎首首都显示出对于李白深厚的情谊、热烈的关怀和衷心的钦佩。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直到死亡前夕,没有停止过写诗,他从安史之乱起,至抵达成都前,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的诗歌思想内容最为深刻;他在夔州身体衰弱多病,写作的数量最为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在艺术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说明他创作的严肃态度。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和《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他继承优良传统、评骘古今诗人的主张。 杜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明代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签》)这句话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象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陶融在“惊人”的诗句里,却是少有的。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杜诗镜铨》卷五)这虽然是“三吏”、“三别”的评语,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诗篇。元稹给杜甫写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里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杜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杜甫最能驾驭诗的各种形式,并能使每种形式都得到新的发展。他在五言古体诗里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写来十分生动,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语调的自然,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他在七言古体诗中擅长于抒写他豪放的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杜甫的五、七言律诗功力甚深,达到很高的成就,数量占杜诗的一半以上,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在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九日登梓州城》、《征夫》、《旅夜抒怀》、《宿江边阁》、《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恨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宿府》、《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的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如《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竟长达1000字。是除少数比较自然的以外(如五排的《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七排的《清明二首》),大都堆砌过多的典故,掩盖了丰富的情感或填补了应酬之作内容的空虚。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11年内写的。由于杜甫的古体诗和律诗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反映蜀中的骚乱与人民的生活,吸取民歌的精华,杜甫在绝句方面仍有不少贡献。杜甫诗意图轴 清代张□作
  当然,杜甫也写过一些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比较无聊的诗。当他在长安充当贵族的“宾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职的时候,当他漂泊西南,为了衣食,不得不与地方官吏们相周旋的时候,所写的一部分诗,其中有好些五言排律,用大量的典故颂扬对方如何贤明,申述自己如何贫困,以乞求怜悯与恩赐,格调是不高的。宋代淳熙刻本《杜工部诗集》
  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 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逝世40年以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在文艺思想方面显然受到杜诗的影响。李商隐近体诗中讽喻时事的名篇,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深得杜诗的精髓。宋代著名诗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对杜甫都推崇备至,他们的诗歌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传统。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囚居狱中,用杜甫五言诗句集诗200首,在《集杜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杜诗的影响所及,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爱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到今天还有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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