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妮的神经症理论的详细内容是什么?

简述霍妮的社会文化神经症理论？~

霍妮认为导致人的内心冲突的社会文化基础是现存文化的矛盾。第一个矛盾是竞争、成功与友爱、谦卑的矛盾，文化对个人提出的这两方面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第二个矛盾是人们不断被激起的享受需要与人们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实际受到的挫折之间的矛盾。第三个矛盾是所谓的个人自由与实际受到的各种限制之间的矛盾。这些社会文化困境使人们陷入难以调和的内心冲突之中。霍妮将这些矛盾在人的心理上产生的后果称为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这是一种在内心不知不觉地积累并到处蔓延渗透的孤独和无能之感，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依无助、被抛弃、受威胁的体验，一种置身于一个充满欺诈、妒忌、怨恨、背叛和荒诞的世界中的感受。

卡伦·霍妮(
Karen
Horney
,1885
—1952)
是著名的新精神分析先驱,社会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妮最初是因反对弗洛依德关于女性心理的论述而扬名精神分析界,尽管如此,当她发现“不可能区分出什么实质上是女性的时候,毅然放弃了探讨‘女性本质’,转而研究一种能推动整个人类人格完善的理论即神经症理论”。霍妮本人关于神经症的著述很多,对其神经症理论的总结得很困难,国内心理学界鲜有关于其神经症理论的总结就是一个例证。对霍妮神经症理论的疏理总结,不仅有利于我们能够系统的把握其思想,而且对于丰富咨询理论、启示临床经验,对于建构和谐的社会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霍妮对神经症的论述抛弃了弗洛伊德的本能论,从阻碍儿童心理自由成长的环境因素着眼,以追求安全感、消除基本焦虑的神经症驱力为线索,纵向地探讨了神经症的动态过程,揭示了神经症的心理历程,并最后回观了社会文化的和谐建构问题。虽然霍妮的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神经症成熟理论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但这一理论线索贯彻了霍妮神经症研究的始末。本文正是依据这一理论线索对霍妮成熟的体系化的神经症理论进行述评。

霍妮对神经症人格的分析
姬雪松

如果说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经典精神分析学说是维多利亚时代所孕育的，即它是弗洛伊德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精神的反映，那么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经典精神分析学说所赖以产生的时代精神已开始发生变化，正如著名的心理学家墨菲所描述的：“20年代以后，心理学家开始在每一次有关人类行为的概述以后都加入‘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一短句，正如在上一个20年代中开始给‘本能’一词加引用号一样。”霍妮（Horney, K）这个曾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典精神分析训练的人格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家，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切，并力图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把它反映到学术研究和治疗实践中。她说：“虽然我保留着我所重视的弗洛伊德教导的基本理论，但是我觉得，为了得到更好地理解，使我的研究走向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方向。”这里所谓的“不同方向”，便是指否定“性”因素的突出地位、摒弃本能论和力比多的概念，转而把焦点集中于文化因素如何对人产生影响；社会条件如何制约心理与行为；以及社会文化与神经症有怎样的关联等等。在霍妮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围绕着神经症人格问题所展开的讨论。

基本焦虑

霍妮确信，神经症是由不适当的人际关系造成的，并把分析重点置于儿童和双亲的关系即亲子关系上。她认为，儿童最基本的需要是获得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恰是由父母提供的。若父母能予子女以真正的关心和爱抚，他们的安全需要得到满足，其身心便可得到正常的发展；相反，若父母不能提供甚至损害儿童的安全感，将会导致神经症的产生。

在霍妮看来，父母损害儿童安全感的行为方式主要有：冷漠、拒斥、敌意、奚落、羞辱、怪癖、不守诺言等等，父母如果总是采用上述某种或几种方式对待儿童，儿童就会产生出一种对父母的敌意，然而社会文化对此是不容许的，所以儿童必须要压抑它。由此，儿童会被置于一种不幸的处境之中：一方面对父母怀有敌意；另一方面必须压抑敌意，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依赖他们。更为不幸的是，由父母不当的教养方式所造成的这种敌意还会泛化和投射到周围的世界和所有的其他人身上，儿童会认为身边的一切人和一切事都是不可信赖的，都存在着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势必会体验到一种“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即“一个儿童在潜伏着互相敌视的世界里所产生的那种孤立无援的情感。”霍妮说：“我所提及的这些因素产生孕育出的那种状态，在不知不觉中增强，并向各方面渗透，它是一块随时都有可能滋生神经症的沃土。因为它在神经症中起着根本的作用，我给它冠以一个特定的名称：基本焦虑，它与基本敌意不可分割地相互交织在一起。”

简言之，父母与儿童不当的关系引起儿童的敌意，敌意又被投射到身边的一切人和一切事上，从而引起基本焦虑，正是这种焦虑，为神经症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神经症人格

如前所述，基本焦虑是一种孤立无助的痛苦体验，所以，个体必然要发展出若干的行为策略尽可能地将其降低到最小程度。霍妮把这些行为策略叫做神经症性的需求或神经症人格的表现，她创造性地将其归纳为如下10种：
1、对爱和被赞许的神经症性需求：活着就是为了得到爱和赞扬；
2、对求助于伙伴的神经症性需求：依附于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伙伴，以免遭受伤害；
3、对囿于自己狭隘生活圈子的神经症性需求：为避免失败而无所事事；
4、对权力的神经症性需求：崇拜强权、蔑视弱小；
5、对剥削他人的神经症性需求：害怕别人占他（她）的便宜，但却认为自己从别人身上得到好处是理所应当的；
6、对社会声望的神经症性需求：活着是为了得到认可，获取在别人心目中的威望；
7、对个人钦慕的神经症性需求：活着是为了被别人奉承和恭维；
8、对个人成就的神经症性需求：不顾后果地追求名声、财富和社会地位；
9、对自足和自立的神经症性需求：极力避免对任何人承担责任，不愿为任何事和任何人所累；
10、对完美的神经症性需求：对任何批评都极为敏感，力图成为完美无缺的人。

事实上，对正常人来说，他们也有譬如获得爱和赞许、求助伙伴、追求个人成功等等的需求，但正常的人能根据实际情况来加以调整和选择，不会不顾一切地缠结于某一种而舍弃其他。但神经症患者却强烈地偏好某一种需求，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并以忽略和丢弃其它需求为代价。对神经症患者而言，执着于某种需求是为了降低或去除“基本焦虑”，可是，由于其它对人也十分重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致使他们更为焦虑。为对付这种焦虑，他们就更为刻板地抓住那种特定的需求不放。如此反复，陷入恶性循环不能自拔。在划分10种神经症人格表现或神经症性需求的基础上，霍妮又进一步把它们概括为三个类型：趋向人的活动模式、反对人的活动模式和避开的人活动模式。

趋向人的活动模式包括对爱和被赞许、对求助于伙伴和对囿于自己狭隘生活圈子的神经症性需求。“这种类型的人需要受别人喜爱、想念、期待和爱慕，希望得到承认、赞扬和赏识，同时愿意为别人所需要，成为在其他人，尤其是对某个特别的人看来是重要的和不能缺少的，他还期望得到来自别人的帮助、保护及指导。”这类人生活的逻辑是：“如果我顺从，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反对人的活动模式与趋向人的活动模式刚好相反，它是由对权力、对剥削他人、对社会声望、对个人钦慕和对个人成就等神经症需求组合而成的。这类人看待任何事情和关系都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能从它那儿得到什么？”，这类人有意或似乎有意地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因此，要考虑的是如何才能比别人获得更多一点儿。"这类人生活的逻辑为：“如果我有权力，谁也不能伤害我。”

避开人的活动模式包含对自足自立、对完美的神经症性需求。这类人“内心需要在他们自己和别人之间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更确切地说，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决心不以任何方式与他人发生情感上的联系，无论是爱情的方式、斗争的方式、合作的方式还是竞争的方式。他们在自己周围筑起一个任何人也无法穿透的圈子。”这类人生活的逻辑是：“如果我离群索居，什么也不能伤害我。”

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

每个人都有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就正常人而言，二者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现实自我决定了个体如何选择理想自我，而理想自我又给现实自我的发展提供指导和动力。但在神经症患者那里，二者的关系却与此迥然不同。霍妮指出，由于父母不适当的对待方式，如前面提到的冷漠、拒斥、敌意和羞辱等等造成了个人对自己现实的自我产生歪曲的印象和负面的估价，现实的自我是低下的、被人瞧不起的；相反，理想的自我是完美的、能够被接受认可的。理想自我决不会是那个可鄙的现实自我的延伸，而毋宁说是对现实自我的摆脱。这样，一端是不值一钱、猥琐龌龊的现实自我；另一端则是尽管美好但却不着实际、幻想味十足的理想自我。既然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有天壤之别，神经症患者势必倾全力把自己的活动方式指向理想的自我。于是，虚无缥缈的理想自我支配一切，成了发号施令的“暴君”。霍妮称之为“专横的必须”。她详致地描述了这种异化的状态：“成为这个理想的自我是一切的一切……他必须极其诚实，极其慷慨，极其体谅，极其公正，极为端庄，极有勇气和大公无私；他必须是个完美的情人，完美的丈夫，完美的教师；他必须能忍受每一件事情，必须喜爱每个人，必须爱他的父母，必须爱他的妻子，必须爱他的国家，或者他必须不爱慕任何事情或任何人，什么东西都必须与他无关，他必须从来也没有受伤害的感觉，始终保持安详和沉着。他必须总能获得生活的快乐，或者，他必须超脱享受与快乐，他必须神态自若，必须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必须见多识广，必须有超人的理解力，必须能预见万事万物。他必须能解决自己的和别人的每一个问题。他必须在面对困难时总能有效地处理，他必须从不感到疲倦和从不生病，他必须总能找到工作，他必须在一小时内完成二、三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任务。”

显然，神经症患者越是追求理想的自我，他背离真实的自我就越远，这种背离使他们总是陷于失败的感受中，从而导致更为严重的病症。在霍妮看来，心理治疗者的工作就是帮助神经症患者在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之间建立起一种切合实际的联系，把他们从“专横的必须”中解放出来，像常人一样地去体验成功和失败。她相信人们在交互作用中产生的问题，也同样能在交互作用中得以解决。

许多人认为，对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学说加以修正，放弃本能论，把社会因素视为心理发展和变化决定力量的新精神分析学派，是由阿德勒（Adler A.）、霍妮和弗罗姆（Fromm, E.）组成的。而事实上，把阿德勒纳入其中是不确切的，因为，一方面阿德勒并没有受过如霍妮和弗罗姆一样的系统的精神分析训练，只是到后来他对精神病产生了兴趣，才结识弗洛伊德，一起讨论有关的学术问题。但两人很快便因观点上的不同而分道扬镳；另一方面，阿德勒也从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精神分析家，他十分明确地把自己的研究称为“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以示与精神分析的区别。阿德勒的确对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学说过分强调人的生物性冲动的观点作过诸多的批评，并努力尝试把视角转移到人际关系和文化因素上。但是，阿德勒的上述工作只能被视为是来自圈外的冲击，而第一个从精神分析内部对弗洛伊德提出挑战并力图改变其研究方向的当属霍妮。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不仅具有对时代精神敏锐的察觉和感受能力，更具有过人的胆量、勇气和才识。坦白地讲，霍妮的理论在结构的严密程度、逻辑的一致性以及所涉猎的内容上都逊于弗洛伊德，但无论如何，它大大扩展了人们的视野，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新思考维度，而且它是出自于精神分析的圈内。此外，还应特别指出，霍妮的研究为后来弗洛姆集新精神分析之大成，创立其气魄宏大的理论体系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我们无论从弗洛姆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论述中，还是从他对人的社会性格的分析中，都可找到霍妮的强有力的影响。

如果说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经典精神分析学说是维多利亚时代所孕育的，即它是弗洛伊德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精神的反映，那么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经典精神分析学说所赖以产生的时代精神已开始发生变化，正如著名的心理学家墨菲所描述的：“20年代以后，心理学家开始在每一次有关人类行为的概述以后都加入‘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一短句，正如在上一个20年代中开始给‘本能’一词加引用号一样。”霍妮（Horney, K）这个曾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典精神分析训练的人格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家，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切，并力图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把它反映到学术研究和治疗实践中。她说：“虽然我保留着我所重视的弗洛伊德教导的基本理论，但是我觉得，为了得到更好地理解，使我的研究走向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方向。”这里所谓的“不同方向”，便是指否定“性”因素的突出地位、摒弃本能论和力比多的概念，转而把焦点集中于文化因素如何对人产生影响；社会条件如何制约心理与行为；以及社会文化与神经症有怎样的关联等等。在霍妮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围绕着神经症人格问题所展开的讨论。

基本焦虑

霍妮确信，神经症是由不适当的人际关系造成的，并把分析重点置于儿童和双亲的关系即亲子关系上。她认为，儿童最基本的需要是获得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恰是由父母提供的。若父母能予子女以真正的关心和爱抚，他们的安全需要得到满足，其身心便可得到正常的发展；相反，若父母不能提供甚至损害儿童的安全感，将会导致神经症的产生。

在霍妮看来，父母损害儿童安全感的行为方式主要有：冷漠、拒斥、敌意、奚落、羞辱、怪癖、不守诺言等等，父母如果总是采用上述某种或几种方式对待儿童，儿童就会产生出一种对父母的敌意，然而社会文化对此是不容许的，所以儿童必须要压抑它。由此，儿童会被置于一种不幸的处境之中：一方面对父母怀有敌意；另一方面必须压抑敌意，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依赖他们。更为不幸的是，由父母不当的教养方式所造成的这种敌意还会泛化和投射到周围的世界和所有的其他人身上，儿童会认为身边的一切人和一切事都是不可信赖的，都存在着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势必会体验到一种“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即“一个儿童在潜伏着互相敌视的世界里所产生的那种孤立无援的情感。”霍妮说：“我所提及的这些因素产生孕育出的那种状态，在不知不觉中增强，并向各方面渗透，它是一块随时都有可能滋生神经症的沃土。因为它在神经症中起着根本的作用，我给它冠以一个特定的名称：基本焦虑，它与基本敌意不可分割地相互交织在一起。”

简言之，父母与儿童不当的关系引起儿童的敌意，敌意又被投射到身边的一切人和一切事上，从而引起基本焦虑，正是这种焦虑，为神经症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神经症人格

如前所述，基本焦虑是一种孤立无助的痛苦体验，所以，个体必然要发展出若干的行为策略尽可能地将其降低到最小程度。霍妮把这些行为策略叫做神经症性的需求或神经症人格的表现，她创造性地将其归纳为如下10种：
1、对爱和被赞许的神经症性需求：活着就是为了得到爱和赞扬；
2、对求助于伙伴的神经症性需求：依附于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伙伴，以免遭受伤害；
3、对囿于自己狭隘生活圈子的神经症性需求：为避免失败而无所事事；
4、对权力的神经症性需求：崇拜强权、蔑视弱小；
5、对剥削他人的神经症性需求：害怕别人占他（她）的便宜，但却认为自己从别人身上得到好处是理所应当的；
6、对社会声望的神经症性需求：活着是为了得到认可，获取在别人心目中的威望；
7、对个人钦慕的神经症性需求：活着是为了被别人奉承和恭维；
8、对个人成就的神经症性需求：不顾后果地追求名声、财富和社会地位；
9、对自足和自立的神经症性需求：极力避免对任何人承担责任，不愿为任何事和任何人所累；
10、对完美的神经症性需求：对任何批评都极为敏感，力图成为完美无缺的人。

事实上，对正常人来说，他们也有譬如获得爱和赞许、求助伙伴、追求个人成功等等的需求，但正常的人能根据实际情况来加以调整和选择，不会不顾一切地缠结于某一种而舍弃其他。但神经症患者却强烈地偏好某一种需求，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并以忽略和丢弃其它需求为代价。对神经症患者而言，执着于某种需求是为了降低或去除“基本焦虑”，可是，由于其它对人也十分重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致使他们更为焦虑。为对付这种焦虑，他们就更为刻板地抓住那种特定的需求不放。如此反复，陷入恶性循环不能自拔。在划分10种神经症人格表现或神经症性需求的基础上，霍妮又进一步把它们概括为三个类型：趋向人的活动模式、反对人的活动模式和避开的人活动模式。

趋向人的活动模式包括对爱和被赞许、对求助于伙伴和对囿于自己狭隘生活圈子的神经症性需求。“这种类型的人需要受别人喜爱、想念、期待和爱慕，希望得到承认、赞扬和赏识，同时愿意为别人所需要，成为在其他人，尤其是对某个特别的人看来是重要的和不能缺少的，他还期望得到来自别人的帮助、保护及指导。”这类人生活的逻辑是：“如果我顺从，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反对人的活动模式与趋向人的活动模式刚好相反，它是由对权力、对剥削他人、对社会声望、对个人钦慕和对个人成就等神经症需求组合而成的。这类人看待任何事情和关系都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能从它那儿得到什么？”，这类人有意或似乎有意地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因此，要考虑的是如何才能比别人获得更多一点儿。"这类人生活的逻辑为：“如果我有权力，谁也不能伤害我。”

避开人的活动模式包含对自足自立、对完美的神经症性需求。这类人“内心需要在他们自己和别人之间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更确切地说，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决心不以任何方式与他人发生情感上的联系，无论是爱情的方式、斗争的方式、合作的方式还是竞争的方式。他们在自己周围筑起一个任何人也无法穿透的圈子。”这类人生活的逻辑是：“如果我离群索居，什么也不能伤害我。”

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

每个人都有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就正常人而言，二者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现实自我决定了个体如何选择理想自我，而理想自我又给现实自我的发展提供指导和动力。但在神经症患者那里，二者的关系却与此迥然不同。霍妮指出，由于父母不适当的对待方式，如前面提到的冷漠、拒斥、敌意和羞辱等等造成了个人对自己现实的自我产生歪曲的印象和负面的估价，现实的自我是低下的、被人瞧不起的；相反，理想的自我是完美的、能够被接受认可的。理想自我决不会是那个可鄙的现实自我的延伸，而毋宁说是对现实自我的摆脱。这样，一端是不值一钱、猥琐龌龊的现实自我；另一端则是尽管美好但却不着实际、幻想味十足的理想自我。既然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有天壤之别，神经症患者势必倾全力把自己的活动方式指向理想的自我。于是，虚无缥缈的理想自我支配一切，成了发号施令的“暴君”。霍妮称之为“专横的必须”。她详致地描述了这种异化的状态：“成为这个理想的自我是一切的一切……他必须极其诚实，极其慷慨，极其体谅，极其公正，极为端庄，极有勇气和大公无私；他必须是个完美的情人，完美的丈夫，完美的教师；他必须能忍受每一件事情，必须喜爱每个人，必须爱他的父母，必须爱他的妻子，必须爱他的国家，或者他必须不爱慕任何事情或任何人，什么东西都必须与他无关，他必须从来也没有受伤害的感觉，始终保持安详和沉着。他必须总能获得生活的快乐，或者，他必须超脱享受与快乐，他必须神态自若，必须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必须见多识广，必须有超人的理解力，必须能预见万事万物。他必须能解决自己的和别人的每一个问题。他必须在面对困难时总能有效地处理，他必须从不感到疲倦和从不生病，他必须总能找到工作，他必须在一小时内完成二、三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任务。”

显然，神经症患者越是追求理想的自我，他背离真实的自我就越远，这种背离使他们总是陷于失败的感受中，从而导致更为严重的病症。在霍妮看来，心理治疗者的工作就是帮助神经症患者在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之间建立起一种切合实际的联系，把他们从“专横的必须”中解放出来，像常人一样地去体验成功和失败。她相信人们在交互作用中产生的问题，也同样能在交互作用中得以解决。

许多人认为，对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学说加以修正，放弃本能论，把社会因素视为心理发展和变化决定力量的新精神分析学派，是由阿德勒（Adler A.）、霍妮和弗罗姆（Fromm, E.）组成的。而事实上，把阿德勒纳入其中是不确切的，因为，一方面阿德勒并没有受过如霍妮和弗罗姆一样的系统的精神分析训练，只是到后来他对精神病产生了兴趣，才结识弗洛伊德，一起讨论有关的学术问题。但两人很快便因观点上的不同而分道扬镳；另一方面，阿德勒也从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精神分析家，他十分明确地把自己的研究称为“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以示与精神分析的区别。阿德勒的确对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学说过分强调人的生物性冲动的观点作过诸多的批评，并努力尝试把视角转移到人际关系和文化因素上。但是，阿德勒的上述工作只能被视为是来自圈外的冲击，而第一个从精神分析内部对弗洛伊德提出挑战并力图改变其研究方向的当属霍妮。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不仅具有对时代精神敏锐的察觉和感受能力，更具有过人的胆量、勇气和才识。坦白地讲，霍妮的理论在结构的严密程度、逻辑的一致性以及所涉猎的内容上都逊于弗洛伊德，但无论如何，它大大扩展了人们的视野，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新思考维度，而且它是出自于精神分析的圈内。此外，还应特别指出，霍妮的研究为后来弗洛姆集新精神分析之大成，创立其气魄宏大的理论体系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我们无论从弗洛姆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论述中，还是从他对人的社会性格的分析中，都可找到霍妮的强有力的影响。

　　霍妮是新精神分析学派的重要代表人之一，她的理论早期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后期霍妮由于对自我冲突的不同理解(她不太认同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的冲突论）而背叛了正统的精神分析学。她强调一个人的心理冲突和心理问题是由环境影响的，但她还是非常强调早期经验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很多地方她还是没有完全抛弃弗洛伊德的理论，后来的人格理论家把霍妮的理论归到社会--文化理论派别。
　　《神经症与人的成长》是一本非常惊心动魄的精神分析书籍，是霍妮的巅峰之著。该书从不同角度和类型上深刻地分析了个体的挣扎，在台湾版译成《自我的挣扎》。
　　本文简单地介绍一下霍妮对心理障碍者的解释。
　　霍妮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一个人的心理问题起源于儿童与父母的交互关系。一个真正得到父母的关怀和肯定的孩子就有安全感，这样的孩子长大后有充分的弹性应付和适应外在的变化，否则既会陷入早期形成的某种固定而僵化的人际模式中不能自拔。这种早期的"防御机制"会以破坏性的行为和思想模式来对待生活，个体与自己越来越疏远。霍妮把早期没有得到基本安全而来的不安称之为基本焦虑。另外这些人对现有问题的理解不切实际，他们在做人和做事方式上不加选择地以自己原有的固有模式去应付，当这种模式不适应与外界时，就会激起他们强烈的不安和恐惧。以下是霍妮讲的十种人（神经症）对外界的不协调需求。
　　1，对友爱和环境的神经症需求。具有这种需求的人依靠外在的友爱而生存。他们的价值总是由外在得到赏识才能肯定自己。
　　2，对支配其生活的伴侣的神经症性需求。这种人的需求附属于某人，以得到他的保护，免于一切灾难，并满足其生活需要。
　　3，对狭小生活范围内的神经症性需要。这些人极其保守，他们不敢冒险，因为他们害怕失败。
　　4，对权力的无上崇敬。这种人崇拜权威，轻视弱者。
　　5，利用他人的神经症需求。这种人最担心被他人利用，但自己又总想利用他人。
　　6，为得到社会的认可做事。这些人做事的目的就是得到他人的注意和承认。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想得到威望。
　　7，对称赞的神经症性需求。这些人需要他人的恭维和吹捧。他们希望他人把自己作为理想人物看待。
　　8，野心和个人成就的神经症性需求。他们极力想成为著名的、有影响的人。为了这些他们会不顾一切。
　　9，自我满足和独立性的神经症性要求。这种人极力避免对任何人负责，不愿有任何束缚。
　　10，对完美无缺的要求。这种人对批评极为敏感，他们极力想成为完美无缺的人。
　　其实正常人都有上述的大多数要求。但正常人的要求是适可而止的，不会在自己需要的前提下与人产生强烈的内心冲突。正常人的满足不局限于一种形式，他们有更大的灵活性。而神经症性的人恰恰相反，他们不顾其他的重要的生活需求，而围绕在一种满足上"拼命挣扎"，越是得不到满足，他们越是"执著于它"，于是他们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霍妮把十种神经症性需求事例归为三类，每一类都是指一种特殊的适应范围的神经症性模式。
　　1，趋就人：这种适应模式包括友爱和赏识的神经症性需求，对支配人的神经症性需求以及生活限制在狭小范围内的神经症性需求。霍妮称这种人是依从性的人。这种人内心里似乎在说"如果我顺从，我就不会得到伤害"他们总是需要他人的喜欢和爱，他们总是需要他人的认可、赞赏、欢迎而去无条件地趋就人。他们不太清楚自己的内心感受，他们的付出都是为了得到上面的要求。所以在他们内心里依然是敌视人的，他们的友情也是表面上的，是建立在受压抑的攻击性基础上的。
　　2，反对人：很大程度上，他们是顺从性的反面。它包括对权力的神经症性要求，对荣誉和个人成就的神经症性要求。霍妮把这种类型称之为"敌对类型"。这些人的内心似乎在说"如果我有力量，没有一个人能够伤害我"。他们总是以"我能从中得到了什么"来看待一切事物，他们也在有意无意地认为他人也在这种心理模式下行事。他们看起来可能彬彬有礼，但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权利目的。
　　趋就人和反对人的基本心理都是对外在的不信任，他们的"手段"虽不同，但基本的动机就是不想"失去自己"。
　　3，离开人：这种适应模式包括自我满足和独立性的神经症性需要，完美无缺和不受指责的神经症需要。霍妮称之为"撤退类型"。这种人的内心心声似乎在说"如果我后退，没有任何人能够伤害我"他们的内心强烈地想与人保持距离，在任何时候他们不想与别人有情感上的联系，他们既不想与他人对立，也不想与他人友好。这很像生意人说的那句话"我不投资，我自然不赔本"。但这些人的心理是持续的，于是他们远离人群，独来独往。
　　这种类型也是对他人的基本不信任。
　　我们不难看出，正常人也有上述的情况。但正常人根据外在的具体情况，比较灵活的改变自己的态度来适应外界。而神经症性的人则不同，他们强烈地依赖一种模式，他们看起来不够灵活性。他们在一种破坏性的模式下恶性循环。
　　霍妮的理论思想是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间的矛盾统一学，在这一点上也很像弗洛伊德的理论，但霍妮对现实自我的理想自我间的失调更多的是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明的。
　　霍妮认为，一个相对健康的人，他们知道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距，他们在生活中能够面对现实的情况下作切实可行的事情，他们的解决方法是灵活的，他们可以根据外在的环境变化，调整现实做法。而心理失调的人在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对立。
　　霍妮认为，当一个人完全受限制于理想自我并只服从于他的指引时，他们就总是以"应该是什么"来支配自己的思想。霍妮用"应该的暴虐"来形容他们的自我破坏。他们在太多的"应该下"越来越远离自己。用霍妮的话说"和自我疏远"。他们生活在无数的应该下，他们越来越失去了"此时此刻"的感觉，他们渐渐地与现在疏远，但他们在理想的应该下，"暴虐地对待自己"。他们的这种认识因投射到外部世界，所以他们又认为他们必须这么做，他们进入了"恶性的魔宫"的不能自拔。
　　在以上的理论思想下，霍妮对治疗的目标是：在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间建立一种合理的，符合现实的关系，使病人接受现实的自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未来的，合理的目标。把自己从自己的"应该的暴虐"中解放出来，并勇敢地尝试正常人的成功和失败。
　　我们用威廉，詹姆斯的话结束本文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领域中，我们都不关心，都不去帮助那些感觉不到危险的人。

霍妮思想概述
谢博（广东医学院）

[摘要]

凯伦_ 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是一位著名的美籍德裔女精神分析学家，是新精神分析学派的先驱。她和弗洛伊徳一样，从临床实践中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也发展了自己的焦虑理论，并且在此焦虑理论上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神经症理论。本文将介绍其神经症理论并对其理论进行简要评述。

[关键词]

霍妮；基本焦虑；神经症；人格分型；人性

[正文]

一、基本焦虑

霍妮认为社会文化的矛盾所造成的人际关系困难是神经症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我将环境及其困难置于问题的中心。但在全部环境因素中，涉及性格形成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一个孩子成长于其中的人际关系。”神经症“最终是由人际关系的障碍决定的” 。这种障碍往往首先存在于神经症病人童年的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亲子关系之间。儿童必须得到成人的帮助才能满足需要，如果父母不能给予儿童真正的爱，就会造成儿童的不安全感。霍妮将这类父母行为称为“基本罪恶”。一个儿童的父母如果经常表现出这类行为，就会使儿童产生敌意，霍妮称这种敌意为基本敌意。这样，儿童就陷入一种既依赖父母又敌视父母的不幸处境之中。由于无能无助之感，由于害怕，由于敌意所导致的内疚之感等等，使他不得不压抑这种敌意。基本敌意很容易泛化到整个世界和一切人，使人感到世间的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潜伏着危险。基本敌意及其压抑使人陷入焦虑，霍妮称之为基本焦虑。这是一种在内心不知不觉地积累并到处蔓延渗透的孤独和无能之感，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依无助、被抛弃、受威胁的体验，一种置身于一个充满欺诈、妒嫉、怨恨、背叛和荒诞的世界中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一块随时有可能滋生神经症的肥沃土壤”。

可见,霍妮的焦虑理论还是在精神分析理论框架里，其将焦虑最终归因于童年的亲子关系中。

二、神经症需要

由于处于一种被设想为具有的一种潜在敌意的世界中,孩童感到孤独和无助。其基本焦虑的限制性压力阻止儿童以其自发的真正情感与他人打交道,而且，更主要的是，敌意和焦虑导致更深的不安全感和更深的痛苦，为了减轻这些基本焦虑，不安全感，儿童就会形成一些防御性策略。这些策略是一些无意识的驱动力量，霍妮称之为神经质需要。她在《自我分析》一书中，列举了10种常见的神经质需要：

1、对友受和赞许的神经质需要。2、对主宰其生活的伙伴的神经质需要。3、将自己的生活限制在狭窄范围内的神经质需要。4、对权力的神经质需要。5.对利用他人、剥削他人的神经质需要。6、对社会认和声望的神经质需要。7、对个人崇拜的神经质需要。8、对个人成就和野心的神经质需要。9、对自足和自立的神经质需要。10、对完美无缺的神经质需要。

上述需要的内容本身并非神经质的，正常人也需要友爱、赞许、伙伴、回避、节俭、权力、声望、成就、完美等等，但神经症的需要盲目地偏执于一种或少数几种，强迫地、无意识地、不由自主地去追求满足，而不能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而主动地选择适当的目标。

三、神经症人格

于是，由于神经症需要的出现，她开始疏离真我。除此之外，她还要发展一些人为的，战略的方法来和他人打交道，这些需求迫使他无视自己真正的情感，愿望和思想，即他的真我。于是霍妮说“他不再是一个追求者，而是一个被迫者”。

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就可能发展出霍妮所谓的“神经症人格”，主要有以下三种：

1．顺从型。其行为方式是接近人的。这种人对友爱、赞许、伙伴或者将自己的生活限制在狭窄范围内怀有神经症的需要。主要特征：甘居从属地位，常有一种“我多渺小可怜”的感觉，总认为别人比自己强，无意识地倾向于以别人的看法来评价自己。他的安全感建立在这种逻辑上：如果我顺从了，那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2．敌对型。其行为方式是对抗人的。这类人对权力、剥削、声望、个人崇拜、成就野心等怀着神经症的需要。主要特征：将生活视为一场博斗，适者生存，必须控制别人以掌握主动权；一心想超群出众、事事成功以至功名显赫；千方百计利用他人给自己带来好处；好斗但输不起;努力工作但并不真爱工作；压抑感情，不愿为感情而“浪费时间”；彬彬有礼的外表隐藏着老谋深算的狠毒。他的安全感建立在这种逻辑上：如果我有权力，那就没有人能伤害我。

3．退缩型。其行为方式是回避人的。这类人对自足自立、完美无缺怀着神经症的需要。主要特征：为逃避与他人的紧张关系而离群索居；;保持与他人的距离，不以任何方式与他人发生感情上的联系，好比在自己周围画了一个魔圈，任何人不得侵人；不介入；自立自强；限制自己的需要；凡事力求完善，以避免他人的帮助或指责。他的安全感建立在这种逻辑上：如果我离群索居，什么也不能伤害我。

在正常人身上，这三种行为方式可以根据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他既能顺从，又能反抗，也能回避，三者相互补充。但神经症病人缺乏变通的能力，他仅仅运用其中一种来应付一切生活难题。结果不仅不能克服焦虑，反而陷人更深的焦虑。

四、理想自我

神经症需要的出现，使个体有了大量的需求，然而这些需求却在潜意识中逐渐地变为了个体对外界的要求，他认为“他应该被满足这些需求，他应该拥有他所需求的各种的品质和优点”

但是我们毕竟生活在现实之间。被当作要求的需求在现实之间往往无法得到满足。个体体会到了痛苦。如何消除痛苦呢？个体通过想象发展出了“理想自我”。霍妮的理想自我指的是：个体凭空在头脑中设想的形象，是不可能实现的纯粹虚幻的形象。因此又称为不可能的自我。在理想自我中，个体是各种完美的集合体，靠着想象，靠着理想自我，个体以最轻的努力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即：无法得到的神经症需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但毫无疑问，这也带来了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能量的消耗在理想自我而忽略了真实自我的需要，从而失去真我。但是当安全感和归属感成为首要时，内心的情感和思想，愿望，就退而成其次了。

五、基本冲突

内心冲突是神经症的基本特征。霍妮将神经症病人在基本焦虑基础上所形成的内心冲突称为基本冲突(basic conflict)。综观霍妮的理论，基本冲突包括三种情形：一是各种神经症需要之间的冲突。神经症病人为克服焦虑而强迫性地追求一种或少数几种需要，就压抑了其他的需要。二是对待他人的三种行为方式之间的冲突。由于神经症病人强迫性地使用一种方式，需要的追求和行为方式的使用都不是自发的合适的选择，这样，其他的需要或行为方式就可能有自发地发挥作用的倾向，而神经症的需要或人格又与它们互不相容，于是有压抑，压抑则导致冲突。第三种冲突的情形是理想化自我与真实自我和现实自的冲突，其核心是真实自我的建设性力量与理想化自我的阻碍性力量之间的冲突。

为解决自我的冲突，可能形成三种策略:一是自谦，贬低自己、常有失败感、自恨、自卑。二是夸张，美化自己、有强烈的优越感、自信、好胜。三是放弃，放弃努力、逃避冲突、习惯于独处。这三种解决自我冲突的策略分别对应于三种对待别人的行为方式：接近人、对抗人、回避人。

六、治疗观点

霍妮的神经症理论是服务于治疗目的的。从上述霍妮关于神经症的揭示可以看出她对神经症的实质的独特理解。她认为神经症是焦虑、由对抗这些焦虑的防御策略、由缓和内心冲突的努力等等所造成的心理紊乱，当这种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的共同行为模式，就是所谓神经症。霍妮认为人生来具有实现自己潜能的建设性力量，神经症治疗就在于使病人发现并发展自己的潜能，将其天赋中的建设性力量引向自我实现的轨道。

霍妮虽然也使用弗洛伊德创立的诸如自由联想、梦的分析等技术，但使用这些技术主要不是挖掘与性有关的早期经验。霍妮重视的是早期的亲子关系。尽管如此，霍妮还是反对夸大早期经验的作用。霍妮主张把分析治疗集中于病人的神经质需要和人格结构，以帮助病人克服冲突，实现与他人的和谐关系和与自我的和谐关系。

七、评述

一、霍妮的人性观是性本善论。她认为人天生就有一种建设性力量，它促使人们实现自身的潜力。但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文化的冲突和人际关系的障碍导致了人的神经症，而神经症病人又凭借自身的神经症倾向的驱动发展过程，最终导致脱离真实自我。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就是“从内部束缚中解脱病人，从而使他自由发展自己的最大潜能”霍妮认为，真实自我的建设性力量与自负系统的阻碍力或者正常发展与要实际证明理想化自我的完美的驱力之间的冲突构成神经症病人主要的或核心的内心冲突，因此，帮助神经症病人认识其神经症倾向及其对神经症发展的影响，帮助他们寻回真实自我，使其建设性力量朝着实现自我的方面发展，就是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这样，霍妮就一扫了弗洛伊德给精神分析所蒙上的悲观气息。霍妮的新精神分析取向，无疑给其后继者以极大的影响。弗罗姆的著作所体现出的浓厚的人本主义气息，可以捕捉到霍妮思想的痕迹。

二、在理论定位上，弗洛伊德的理论是生物学定位，霍妮则代之以社会文化定位。霍妮批判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过分强调人类行为中的生物学因素而忽视社会与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的倾向。霍妮在移民美国后的治疗实践中发现，美国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性欲问题，而是当时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特殊环境条件下的失业、房子、食品等问题，这些问题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导致了人们的神经症。应用弗洛伊德的生物本能理论显然解决不了当时的治疗问题，这使她认识到造成人们心理冲突的根源主要不是生物本能，而是社会环境。因此，霍妮说，“弗洛伊德对文化因素的轻视不仅导致了错误的结论，而且极大地阻碍了对导致我们的态度和行为的那些真正力量的理解”。正是由于霍妮对弗洛伊德强调人的心理的生物学倾向这一基本前提和基本取向的批判，使她的理论和传统的精神分析发生了偏离，也正是由于她的理论的社会文化定位改变了整个精神分析的方向。

但是霍妮在具体分析个体焦虑产生的时候，却将社会文化因素淡化了。她认为社会文化环境只有通过个体环境这过中介才能对焦虑的发生、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她最终将个体环境归结亲子关系，这样一来霍妮便削弱了社会文化对基本焦虑所起的作用，因而霍妮并没完全摆脱生物学倾向，因此，霍妮也始终坚持自己的精神分析立场。

三、霍妮的神经质理论，是基于她的基本焦虑理论而发展起来的。她指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式，患者所追求的都不是外在的财富、权势或地位，而是一种安全感，以抵消敌意环境造成的无助和孤独。在笔者看来，她对人性的看法是极其深刻的。在所有的神经症人格和神经症患者，其人格和症状的发展无不是基于“安全感”为始发点。个体正是因为为了寻求“安全感”，进而得到“归属感”等更高层次需要，才建立起自己的防御机制，利用种种防御策略以保存自己。这种人的“自我保存性”，是所有个体发展自己，进而表现出自己独特人格类型的根本动力。

[结束语]

作为新精神分析的先驱，霍妮以极大的气魄和胆识对弗洛伊德经典的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挑战。她从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微观的个体环境中去寻找的焦虑的根源，把环境的作用提高到首要地位。她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包括“基本焦虑”，“神经症需要”，“理想自我”等基本概念。虽然她的理论体系没有也不可能超出弗洛伊德的框架，但是她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

[参考文献]

霍 妮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霍 妮 《神经症与人的成长》，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

王国猛 《霍妮的焦虑理论述评》 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第23 卷 第3 期

顾 蓓 《古犹太民族精神分析新探》 求是学刊 第30卷 第3期

汪新建 《霍妮对神经症人格的社会文化视角分析》 医学与哲学第21卷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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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介绍
广东医院院附属医院心理科 邹晓波

凯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是一位杰出的女心理学家。
她是犹太人，出生于德国汉堡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父亲是一位远洋轮船长，笃信宗教，沉默寡言。在霍妮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使她害怕的人，他觉得这个女儿长相丑陋，缺乏天资。
霍妮说父亲长着一双钢铁般灰蓝色的眼睛，手里挥舞着《圣经》。父亲不在家时，母亲和我们都感到快乐。

母亲比父亲小17岁，性格泼辣豪放，对霍妮影响较大。霍妮说：“母亲是我们最大的快乐，我们唯一的所有的快乐。”在父母的冲突中，霍妮总是站在母亲一方反对父亲。
霍妮幼时活泼好动而又喜欢交友，据说她8岁时曾与一位好友刺血为盟，以示友谊长存。

霍妮自幼聪颖好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2岁时因治病而对医生产生了崇敬和羡慕之情，便决心当一名医生。
尽管当时女性从医者十分少见，父亲又坚决反对，但霍妮在母亲的鼓励下坚持自己的志愿。
1906年，霍妮考入柏林大学医学院。
三年后她与一位律师结婚，婚后生了三个女儿，两人于1926年离婚。

霍妮在大学时期，开始对精神分析产生兴趣。大学毕业后钻研了三年精神医学。
1915年，柏林大学授予她医学博士学位。在1914至1918年间，她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得到弗洛伊德的著名弟子卡尔·阿伯拉罕的指导。
1917年发表第一篇精神分析论文《精神分析的治疗技术》。从1918至1932年，她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并且开办了一个私人诊所。在此期间，霍妮写了几篇对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学表示异议的文章。

1932年，霍妮为逃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接受了美国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所长弗兰兹·亚历山大的邀请，赴美任该所副所长。
两年后，移居纽约，创办了一所私人诊所，并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任职，一面行医、一面执教、一面著述。她言语流畅而幽默，待人热情而坦诚，深受学生的爱戴。

由于霍妮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传统观点分歧越来越大，1941年，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在半数以上与会者拒绝表决的情况下，还是决定将她解聘。
但霍妮迅速创建了自己的机构，取名为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并担任所长直到1952年去世。

霍妮认为导致人的内心冲突的社会文化基础是现存文化的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竞争、成功与友爱、谦卑的矛盾，文化对个人提出的这两方面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
第二个矛盾是人们不断被激起的享受需要与人们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实际受到的挫折之间的矛盾。
第三个矛盾是所谓的个人自由与实际受到的各种限制之间的矛盾。

这些社会文化困境使人们陷入难以调和的内心冲突之中。
霍妮将这些矛盾在人的心理上产生的后果称为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这是一种在内心不知不觉地积累并到处蔓延渗透的孤独和无能之感，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依无助、被抛弃、受威胁的体验，一种置身于一个充满欺诈、妒忌、怨恨、背叛和荒诞的世界中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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