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辛弃疾的词创作的年代？

求辛弃疾生平和他在不同人生阶段写的诗词~

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就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另一方面，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辛弃疾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美芹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实施。
辛弃疾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在各地上任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伟大志向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其独特的词作风格被称为“稼轩体”。
晚年被起用知绍兴府兼浙江安抚使、知镇江府。在镇江任上，他特别重视伐金的准备工作，但为权相韩侂胄所忌，落职，一生抱负未得伸展，1207年10月3日，终因忧愤而卒。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后赠少师，谥号忠敏。
不同人生阶段的诗词
1、青年时期：《汉宫春·立春日》。
作于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作者寓居京口时，当时作者刚刚成家。此词可能是作者从金人占领区南归的第一首作品。此词写民间立春日习俗，表达自己对天时人事的感触，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深情，以及对南宋君臣苟安江南、不思恢复的不满，并传达出时光流逝英雄无用的无限清愁。
2、青壮年时期：《菩萨蛮·赏心亭为叶丞相赋》。
这首词作于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这时辛弃疾被叶衡推荐为江东安抚司参议官，到南宋已十二年。长期奔忙于各地州府，甚至屡遭诽谤打击，恢复中原的大志一再受阻，壮志未酬却被迫闲居。词人临亭而立，远看巍巍青山，胸中思绪不免激荡，万般感慨，于是写下了这首词。
3、中年时期：《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此词是辛弃疾被弹劾去职、闲居带湖时所作，创作时间在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至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间。辛弃疾在带湖居住期间，常到博山游览，博山风景优美，他却无心赏玩。眼看国事日非，自己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遂在博山道中一壁上题了这首词。
4、晚年时期：《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
此诗作于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十一月四日。当时诗人已经68岁，虽然年迈，但爱国情怀丝毫未减，日夜思念报效祖国。诗人收复国土的强烈愿望，在现实中已不可能实现，于是，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夜里，触景生情，由情生思，在梦中实现了自己金戈铁马驰骋中原的愿望。

扩展资料
辛弃疾的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辛弃疾以词唱和的陈亮、刘过等，都与他的创作倾向相近，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
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
他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
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
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辛弃疾

辛弃疾词作的艺术成就主要有哪些？
答：首先，他继承了苏轼以诗为词的创新精神，进一步以文为词。即将散文的章法句法入词，将议论、对话的手法移到词中。他还大量引用经、史、子、诗、赋入词，因此他的词词汇丰富，而且生动、形象、幽默，雅俗共赏。
其次，他的词善于塑造奇伟不凡的形象，如“水随天去秋无际”，“红旗马响春冰”，“倚天万里须长剑”，“乱云急雨，倒立江湖”，“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等等，这些奇特壮伟的景象以及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形象，激扬着作者建立功业的强烈愿望和血性男儿的阳刚之气。
其三，辛弃疾词能刚能柔，既有雄深雅健、沉郁顿挫的一面，又能兼收并蓄，化刚为柔。辛弃疾发扬了苏轼词的豪放清雄，又继承了传统词的婉约含蓄，所以形成了他的刚柔相济的词风。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影响深远而持久，这不仅是因为他创作的作品数量最多，还因为他思想的深刻、艺术手法的丰富、他在改革词体方面所作的贡献。

下面是我能找到的最详细的资料：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比陆游小十五岁，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女真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
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而是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如《清平乐》写农家生活的情调：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但这类词作，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读一下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

二、辛词的艺术创造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
……。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晚年一度起用，不久病卒。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辛弃疾是“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范开《稼轩词序》）。和陆游一样，是南渡后坚决主张北伐恢复的代表人物。他还能用以民为本的思想看待北伐事业，他说：“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九议》）他还能用战略家的眼光，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提出抗敌救国的三原则：“一日无欲速，二日宜审先后，三日能任败。”（《九议》）

辛弃疾虽没留下系统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从一些词句中也能看出他的一些文学倾向。他说：“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说明他不但重视文学作品的感情作用，而且强调文学应反映重大的社会内容。又说：“诗在经营惨淡中”（《鹧鸪天）》，“诗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工。”（《水调歌头》）说明他提倡严肃的写作态度。又说：“有意雄华泰，无意巧玲珑。”（《临江仙》）说明他特别推崇豪放风格。他还对陶渊明在静穆恬淡之中带有一股兀傲不乎之气深表推崇。这种审美情趣也直接影响了他的词风。

二 辛弃疾词的思想内容

辛词的内容比苏词更为广阔，真正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的地步。

辛词中思想内容最集中、最进步的当属爱国词。辛弃疾具有一般作家所不具备的戎马生涯，他首先是一个爱国斗士，然后才是一个词人，因而他的爱国词最自然真切，“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词。”（徐釚《词苑丛谈》卷4）

因此，在爱国词中尤值得重视的是那些表现自我经历、自我形象、自我感触的作品。

那些记录自己战斗生涯，或借助追念自己战斗生活而抒发感慨的词，当属词史上独一无二的作品，如：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

这首词上阕所描写的正是“粤辛巳岁，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尝鸠众二千，隶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复，共籍兵二十五万，纳款于朝”（《美芹十论·序》）的经历。下阕写因追念往事而引发的理想落空的悲哀与感慨。但辛弃疾痛苦悲愤，却不消沉，在苦闷时依然能保有昂扬奋进的精神，如在与另一爱国志士陈亮的酬唱中，他既道出了自己不被重用的悲愤心情，又道出了他的坚定信念：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辛弃疾还有很多评议时局，议论世事，关心国家命运，陈述恢复大业，批判投降苟和势力的词。在这些词中，他不是空泛地去议论、陈诉，而是用全身心的感情去倾诉、哭泣、呼号、鼓动。如《菩萨蛮》：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以“无数山”比兴抗金事业的重重阻力，以江水东流比兴抗敌救国力量是阻挡不住的，真可谓忠愤之气，拂拂指端。

辛弃疾的爱国词是通过各种题材加以表现的，最主要的一是酬唱词。辛在酬唱词中很少写尔汝相思的陈词，而多以北伐恢复大业共勉，使酬唱词内容为之一新。仅以祝寿词为例，他写道：“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

二是登临写景词。辛词中许多爱国名著，如《念奴娇·我来吊古》、《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永遇乐·千古江山》、《南乡子·何处望神州》都是这类作品。如《水龙吟》曰：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共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勾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三是怀古词。如被杨慎评为辛词第一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上阕“意在恢复，故追述孙刘”（宋翔凤《乐府余论》）；追述孙刘，即是批判“三国两晋形势与今日不同”，“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中原”，“天下无事，须南自南，北自北”的苟和派论调。下阕意在慎兵，故感慨宋文帝；感慨宋文帝即是提醒当局不要重蹈草率用兵而失败的覆辙。最后感伤廉颇，感伤廉颇即是感伤自己生不逢时，不得重用。由于借助了咏古，使讽今具有了更深沉的内含。

除爱国词外，辛弃疾还有许多其它题材的词。直接或间接描写农村的约有三四十首。如《清平乐·茅檐低小》、《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等都是词史上难得的农村词。辛弃疾曾赋闲家居近20年，因此又写有很多闲适词，但闲适非其所愿，故尔这类词又常包含着怨艾的感情，成为表现其爱国思想的一种变调。辛弃疾也偶作情词，但“绝不作妮子态”《毛晋《稼轩词跋》），更有一种他人难以企及的高远之怀，如：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玉案》）

与其说是写对情人的追求，不如说是“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艺衡馆词选》引梁启超语）的自白。

辛弃疾一生的四个阶段

一、青少年时期。止于23岁南渡以前。这是他一生最为意气风发的时期。

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22岁的辛弃疾聚众二千人树起抗金旗帜。未几，率部归耿京起义军，并力劝耿京归宋，以图大业，1162年，辛弃疾奉命南渡，联系起义军的归宋问题。不料叛徒张安国杀了耿京，率部投金。辛弃疾在返回途中得知此消息。辛弃疾率领五十余名骑兵，奇袭金营，生擒叛徒张安国。此举“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从此辛弃疾投奔南宋，官为江阴签判。

二、青壮年时期：

1162年至1181年，从辛弃疾23岁到42岁，是一生中游宦时期。这一时期的辛弃疾，雄心勃勃，壮志凌云。他先后上了一系列奏疏，力陈抗金抚国方略。但他的意见并未被当权者采纳。

在此期间，他由签判到知州，由提点刑狱到安抚使，虽然宦迹无常，但政绩卓著。他出任滁州知州仅半年，当地“荒陋之气”一洗而空。他在湖南帅任，创置“飞虎军”，“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他不失为一个有清醒政治头脑忧国忧民的好官。

三、中晚年时期：

1182年至1202年，从43岁到63岁。这期间除了53岁至55岁一度出任闽中外，两次遭弹劾，有18年在江西家中度过，是他一生被迫归隐时期。在长期隐居生活中，他寄情田园，留恋山水，追慕陶渊明，写了大量田园词，山水词，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他的爱国激情在某些唱和赠答词中，也有强烈表达。

四、晚年时期：

1203年至1207年，辛弃疾64岁到68岁四年间。辛弃疾64岁高龄时，仍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奉令出任。但事未成就又遭罢免。

辛弃疾自66岁秋，罢居铅山后，虽屡见封召，乃至授以兵部侍郎，枢密院都城旨要职，但总以年老多病，力辞未就，卒年68岁。

辛弃疾留下的词作，有620多首。无论数量之富，质量之优，皆雄冠两宋。词评家曰：嫁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

辛弃疾的词，继承苏东坡豪放词风而有所发展。后人把苏辛并称，魄力之大，苏不如辛；气体之高辛不如苏。

光复故土，还我山河，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辛弃疾的词作里也得到充分的表现。

由于辛弃疾被迫长期在乡村隐居，所以以农村生活，田园风光入词，使词作中洋溢着新鲜的生活气息，散发着沁人的泥土芳香，也是辛弃疾词作的一大特色。

和其他文人一样，辛弃疾非常喜欢喝酒，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他曾下决心戒过酒，但半途而废。他的饮酒词写得深刻、幽默，极富生活气息。

与辛弃疾同时代的人陈亮，字陈同父，也叫陈同甫（1143～1194），是南宋杰出的思想家。为人才气豪迈，喜谈兵，主抗战，因此屡遭迫害，曾三次被诬入狱。与辛弃疾志同道合，交往甚密。1188年冬辛弃疾在上饶罢居时，陈亮从浙江东阳来拜访辛弃疾，两人甚是情投志和。辛弃疾写了一首词《贺新郎》，记述他们这次交往。词前有序：

陈同父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且会朱晦庵于紫溪，不至，飘然东归。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鹚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闻邻笛悲甚，为赋《乳燕飞》以见意。又五日，同父书来索词，心所同然者如此，可发千里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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