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美的轶事典故

　　嵇康（224年—263年 ，一作223—262年），字叔夜。汉族，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三国曹魏时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 ，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为曹魏宗室的女婿，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 ，官至曹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因得罪钟会，为其诬陷，而被司马昭处死，年仅三十九岁。
　　轶事典故

　　从容受刑：
　　吕安之妻徐氏貌美，被吕安的兄长吕巽迷奸，吕安愤恨之下欲状告吕巽。嵇康与吕巽、吕安兄弟均有交往，故劝吕安不要揭发家丑，以全门第清誉。但吕巽害怕报复，遂先发制人，反诬告吕安不孝，吕安遂被官府收捕。嵇康义愤，遂出面为吕安作证，触怒大将军司马昭。此时，与嵇康素有恩怨的钟会，趁机向司马昭陷害嵇康，将吕安、嵇康都处死。
　　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求让嵇康来太学做老师，这些要求并没有被同意。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如同平常一般。他顾看了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向兄长嵇喜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道：“从前袁孝尼（袁准）曾跟我学习《广陵散》，我每每吝惜而固守不教授他，《广陵散》现在要失传了。”（《广陵散》并不是嵇康独作）说完后，从容就戮。海内的士人，没有不痛惜的。司马昭不久后才意识到错误，并深为后悔。谢万将其列为“八贤”之一。袁宏在《名士传》中称嵇康等七人为“竹林名士”。
　　狂放任性:嵇康旷达狂放，自由懒散，“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养，不能沐也”，再加上他幼年丧父，故而经常放纵自己，“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成年的他接受老庄之后，“重增其放，使荣进之心日颓”。在懒散与自由里孕育着嵇康的狂放和旷达。
　　嵇康年轻时傲世，对礼法之士不屑一顾。向秀曾叙述其与嵇康的友谊：“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42] 钟会陷害嵇康时，给其安上的一个罪名就是“言论放荡，非毁典谟”。
　　鄙视权贵:钟会身出名门，是钟繇之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年少得志，十九岁入仕，为秘书郎，三年后又升为尚书郎，二十九岁时就已进封为关内侯。但是嵇康拒绝与其交往。但钟会对年长其两岁的嵇康，却敬佩有加。《世说新语》记载：钟会撰写完《四本论》时，想求嵇康一见，可又怕嵇康看不上，情急之中，竟“于户外遥掷，便回怠走”。[43] 显赫后的钟会再次造访嵇康，嵇康不加理睬，继续在家门口的大树下“锻铁”，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钟会觉得无趣，于是悻悻地离开。嵇康在这个时候终于说话，他问钟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对此记恨在心。
　　隐于竹林:嵇康回归自然，超然物外得自在，不为世俗所拘，而又重情谊。《文士传》里说嵇康“性绝巧，能锻铁”。嵇康爱好打铁，铁铺子在后园一棵枝叶茂密的柳树下，他引来山泉，绕着柳树筑了一个小小的游泳池，打铁累了，就跳进池子里泡一会儿。见到的人不是赞叹他“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就是夸他“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晋书·嵇康传》写道：“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他在以打铁来表示自己的“远迈不群”和藐视世俗，这是其的精神特质的体现。

　　仗义执言:本来吕巽、吕安两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但这两兄弟突然间闹出了一场震惊远近的大官司。吕巽见弟媳徐氏貌美，乘吕安不在，指使其妻用酒把弟媳灌醉，将其奸污。事发后，吕安欲诉之于官。吕巽急忙请嵇康从中调停。嵇康因与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遂应吕巽之请，出面调停，把这件事情按了下来。可是，事后吕巽却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说吕安不孝顺，竟然敢挝母亲之面。有口难辩的吕安想到了他心目中最尊贵的朋友嵇康。嵇康拍案而起。嵇康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痛骂吕巽一顿。他想通过绝交来表白自身的好恶，他也想通过绝交来论证朋友的含义。吕安入狱后，为了说明真相，自然要涉及嵇康调停之事，嵇康也因此被投入监狱。

　　嵇绍不孤
　　嵇康临死前，将自己的儿女托付给了山涛，并且对自己的儿子嵇绍说：“山公尚在，汝不孤矣。”（一说“巨源在，汝不孤矣。”） 嵇康死后，山涛对待嵇绍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没有辜负嵇康的重托，一直把嵇绍子培养成才。这就是成语“嵇绍不孤”的由来。

邓通是深受汉文帝宠信和喜爱的佞臣。一天，文帝叫一个看相的术士给邓通看相，相士直言不讳地对刘恒说：“邓大夫以后会因贫困而饿死。“文帝听后大不高兴，愤愤地对邓通说：“朕要想让你富，有何难哉？“说完即下了一道诏书，把蜀郡严道县的铜山赐给邓通，并允许他铸钱。邓通从此富可敌国。邓通既蒙文帝宠爱，感激涕零，更加想要有所报答才行了。一天，文帝的毒疮突然发作，红肿流脓，溃烂不堪。刘恒痛得钻心，整天伏卧床上，哀号不已。一帮御医药开了不少，文帝吃了却不见疼痛稍减分毫，最后竟痛得晕了过去。邓通在旁急得抓耳挠腮，一见皇帝竞昏死过去，于是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竟一下子扑到文帝身上，也不管那脓血有多污秽腥臭，就张开嘴巴，对着文帝背部的烂疮就吸。说来也奇怪，邓通才吸了几口，文帝的疼通便减了几分，竟悠悠地醒了过来。邓通又吸了几口，然后伸出舌头，往疮口里舔了几舔，文帝竟觉得一下子疼痛全消了。等他舔完，文帝扭过头一看，见是邓通，大受感动，心想关键时刻又是邓通对自己最忠心，总算不负对他的一番提拔和宠爱。以后几天里，邓通又给他吸了几次，文帝的疮慢慢好了起来。一天文帝问邓通：“你说天下谁最爱我？“邓通说；“那自然是太子。“这时正好太子刘启进来问安，文帝便叫刘启来给他吮疮。刘启无奈，跪在榻前，对着刘恒溃烂的背，勉强把嘴巴凑上去，还没碰到疮口，竟一个恶心，呕吐起来。文帝见了大不高兴，刘启只好怏怏退出。后来刘启听说邓通曾为刘恒吮疮，大为愧恨，从此记恨在心。几年后文帝驾崩，刘启即位，这就是汉景帝。景帝一即位，首先便把邓通革职，追夺铜山，并没收他的所有家产。可怜富逾王侯的邓通，一旦竟与乞丐一样，身无分文，最后竟应了那个相士的话，饿死街头。 西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在西汉的齐国（在今山东淄博市），有个被人称为淳于公的太仓令淳于意因为犯了罪要受刑。在当时，受刑就是受肉刑，这是残害人身体的刑罚。按照汉朝的法律，官员犯罪要解送到京师长安去受审。淳于意本来是个读书人，因为喜欢医学，经常给人治病，在当地有点小名气。后来他做了太仓令，但他不会拍上司的马屁，就辞了职，当起医生来了。有个贵妇得了重病，请淳于意到家诊治。贵妇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但是贵妇家人再三恳求，淳于意只好勉强给她服了几服草药。不久，贵妇病重逝世。贵妇的家人一口咬定是淳于意错开药方，把病人置于死地，并把淳于意告到了官府，昏庸的官吏不分青红皂白，判淳于意有罪，须受肉刑。当时肉刑有三种：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足或右足。由于淳于意曾做过官，所以要被押送到京师长安去受刑。淳于意离家那天，感叹自己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现在自己有难，谁也帮不上忙。淳于意最小的女儿缇萦又是悲伤，又是气愤。她决定陪父亲去长安，替他申冤，家人再三劝阻都没用。临淄相距长安两千余里，缇萦随父亲好不容易到了长安，淳于意被押入狱中，等待处罚。缇萦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她靠着敲打皇宫外设置的报警用的“路鼓”，才得以向汉文帝上书申诉。文帝接到奏章，知道上书的是个小姑娘，就仔细阅读起来。缇萦的奏章是这样写的：“我叫缇萦，是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齐地的人都说他是个清官。他如今犯了罪，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砍去脚就成了残废；割去了鼻子，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情愿给官府没收为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文帝看了小女子缇萦的上书，觉得这个小姑娘说得有道理，被缇萦的孝心深深感动，并自我责备道：“据说舜帝在位的时候，若有人犯罪，便在其衣服上做记号，或让犯人穿戴与众不同的服饰，以此作为对他们的惩罚和羞辱。惩罚虽如此之轻，可百姓却没有犯法的，这是多么高明的统治啊！现今的法律中有三种肉刑，即黥刑、劓刑和刖刑，戕害人的生理，但作奸犯科的行为却依然屡有发生，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无非是我的德行不足以服人，且对百姓的狡猾不明。为此，我感到非常的惭愧。所以说，若不对百姓加以正确的引导，就会使他们走向犯罪。《诗经》上说：“道德修养很高的君子，如同百姓的父母一般。”现在有人触犯了法律，尚未对其进行教育，便施以肉刑，即使他们之中有人想改恶从善，却也没有机会了。我非常同情这种人。肉刑到了断人肢体、毁人肌肤的地步，终身也无法去掉，这种刑罚使人痛苦不堪，多么不道德啊！难道身为百姓父母的君王就能对此称心如意吗？现在下令废除肉刑，已经定罪尚未施刑的要予以纠正，不再施刑。此外，犯罪之人无论量刑轻重，只要在服刑期间不逃亡，期满后即可免罪成为平民。要注意完善这条法令……”于是，文帝便给御史大夫（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丞相，位列三公）冯敬下了一道诏书，要他修订有关律法，废除肉刑。

民国初年陈其美在上海查禁假钞
方一戈（文）
1912年6月11日那天，《申报》、《时报》、《新闻报》、《民立报》等上海知名大报，都在当天显著版面，刊布了一则由沪军都督陈其美（即陈英士）签署的军政府公告。该公告称：军政府业已饬令（上海）中华银行，自即日起，全数收回其之前发行的所有“中华民国军用钞票”（纸币，简称“军钞”）；凡军民人等持有“军钞”者，“皆可在中华银行办公时间，前赴兑换现洋，该行当依照各国银行兑现办法，决无留难之理”。
此公告一出，原先流言纷飞、人心疑惶的上海金融市面，很快风波平息，工商百业的经营交易也日趋稳定。事实上，之前，申城坊间有关“军钞”的种种“马路传闻”，原本就不尽是空穴来风——军政府的那则公告，确乎事出有因，其背后牵涉到一宗非同小可的“假军钞”案，当时人们鲜有知悉内情的；而这宗假钞大案的破获，居然又与陈其美的故里浙江湖州，有着直接联系。事情需要从1911年11月3日的上海“辛亥光复”说起。
当时，随着黄浦江畔那一声声惊心动魄的枪吼弹鸣逐渐停歇，上海这座被孙中山称作神州“东南锁钥”的大都会，“全境扯弃清朝龙旗，宣告独立”，开启了它“呼应武昌首义、共奠民国之基”的崭新一页。起义的革命党人公推陈其美为沪军都督，主掌上海军政府。
新生的共和政权成立伊始，即面临极度沉重的财政压力：一方面，要大力扩充民军，支援长江沿线诸省的“光复”并筹备北伐；另一方面，又要维持本埠的经济、民生，确保社会秩序安定——名目浩繁的经费需求，潮水般地压向军政府，仅军饷一项，就得“每日应付三万元（现洋）”。可是，由于外国敌对势力（驻沪领事团）的蓄意阻梗，上海海关(旧称“江海关”）的日常关税以及大清银行滞留在沪的巨额资本银，均被强行截扣于英美租界，军政府一时难以追缴征用，致使财政来源几近匮竭，开支却与日俱增，资金的窘迫愈益严峻。
所幸申城各界热切拥戴共和，市民自发的捐款助饷，源源不绝；众多工商士绅也争相慷慨解囊，不遗余力，一定程度纾缓了军政府的财政危机。资深金融家沈缦云（时任军政府财政总长）向陈其美建议：应当在积极“振兴实业、广拓财源”的同时，再设法聚合民间资金，创办一家“由军政府担保并委派监理”的股份制华商银行，以发行短期“军用钞票”的方式，来“流通泉货，周转头寸，酌济盈虚，应对当前之急需”。陈其美批准了沈的建议，这家银行就定名为“中华银行”。随即，军政府在报端披露了“筹立中华银行”的计划，全文公布该银行的《招募股本简章》。
同年11月21日，“中华银行”在上海南市开业。当天，冠名为“中华民国军用钞票”的纸币正式面世，进入金融流通，可以在申城的所有华商银行间自由兑付。此种军钞，共有伍角、壹元、伍元、拾元四种面额，分为海蓝、赤褐、橙黄、石青四个不同币色，以示区别。军钞的正面，除了印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吉日（发行）”和“上海通用，只认票不认人”的字样，还盖着“沪军都督”与“财政总长”两方鲜红大印。
然而，军钞顺利流通数个月后，翌年春末，上海市面上突然发现有伪造的“军钞”在“欺罔耳目，到处混用，滋歹渔利”。这不免引起人们的惊疑和恐慌，各种流言开始不胫而走，军钞的信用动摇，流通“顿陷阻遏”。陈其美接到报告。事关重大，他立刻指示军政府财政司会同治安机构，对“假军钞”的来历展开侦查。由于作案者十分狡猾，形迹诡秘，侦查线索迷茫。
就在这当口，一件来自湖州军政分府的紧急密函，送到了陈其美的案头。原来，上海的“假军钞”竟已扩散到了浙江地面。5月21日，一个名叫陈燮三的男子，在湖州以大笔假钞购货，被商号识破，当场扭执报官。据该男交代，他系受人指使，潜来湖州“混用”假钞，已陆续流出一千多元；之前，则与同伙在上海多处作案，经手“混用”假钞逾二十万。而他们那帮团伙的主谋，便是隐居于沪东铁马路（今河南北路，当时属英租界区）钱业会馆对门2007号的陈少春。
这件密函于6月2日清早送达，对于陈其美，实在是来得太及时了！他当即命令军政府的侦缉科员，将案情火速通知“汇司捕房”（英租界所设的沪东警务点），要求对方派人（俗称“西探”），一同前往铁马路捉拿陈少春。凑巧的是，中西侦探一行，半道上恰好与陈少春迎面相遇，逮了个正着。众人来到陈宅，正欲实施搜查，神色阴森的陈少春却掏出一本外国护照，声称自己已入籍英国，依照租界规矩，“非经英领事签字认可，华探不能搜问”。几个西探见情，立马改变态度，主张推延搜查并带走陈少春。军政府的侦缉科员也只得暂且退出陈宅，先去交涉“领事签字”——当天，又凑巧是星期日，驻沪领事团无人办公。转天，待侦缉科员们拿到“签字”、再度进入陈少春住处，哪里还搜得到一星半点“假军钞”的赃迹？
陈其美对此的反应相当果决。他一边以沪军都督的名义，严正照会“会审公廨”（租界审判机关——作者注）：强烈要求会审官“迅将陈少春传案讯明，追惩罪责”，如需陈燮三到堂对质，军政府将随时派员去湖州押来；一边，又指令财政司督促各华商银行“整顿军钞使用”，凡有零散假钞流回银行，一律加盖“伪票”的印戳给予销废，以防再次流入市面。几天后，鉴于市面上“人心扰动，纷纷兑现，而伪票仍未绝迹”，陈其美拍板：干脆将中华银行已经发行入市的所有“军钞”，全数收兑，停止流通，以“彻底断绝假钞之贻害”。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说到的那则6月11日的上海军政府公告。
民国元年，陈其美在申城禁治“假军钞”，整个事件从风起青萍到基本平息，前后大约一个多月时间。由于陈的当机立断、雷厉风行，一场极可能引发金融动荡、进而祸殃民众、危及社会稳定、毁损新生共和政权公信力的“假钞”风波，得以及时、快速、有效地消弭。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这位辛亥元勋的非凡识见与才干，诚无愧孙中山对他的评誉：“任事勇锐”，“乃吾党（国民党）健者”！此事件不久，神州风云变幻，窃国大盗袁世凯上台。当年8月，陈其美被迫辞去沪军都督职务，军政府也遭袁氏裁撤；先前那两个被抓获的假钞案犯，最终如何处置了，自亦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初，那些假军钞绝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刚刚“光复”的上海。而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上的此番“禁假”史实，之后似乎鲜有人提及，本文就算是为他作一笔简略的追叙罢。 蒋介石与陈其美的公谊私交非同一般。1906年，陈其美经同乡兼盟兄周淡游的荐介，结识了正在东京求学的蒋志清（蒋介石）。两人一见如故，很快结为义兄弟。蒋介石经陈其美介绍于1908年加入同盟会，并结识了孙中山。蒋对这位年长十岁的良师益友的知遇之恩铭感不忘，自诩为“陈（其美）烈士的化身”，“没有陈（其美）烈士就没有国民党”。陈其美的挚友张群、黄郛、邵元冲、吴忠信等人后来均成为蒋氏政权的中坚，其侄儿果夫、立夫兄弟也深获蒋介石的重任。青年时代的蒋介石很穷困，18岁到日本留学认识了大他9岁的陈其美。陈其美是同盟会员，回国以后，陈其美跟随孙中山，当上了上海督军，黑白黄道“路路通”。蒋介石在陈其美等上海名流的引见下认识了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和黄金荣，从而奠定了蒋介石在上海的基础。陈其美在38岁时，为孙中山筹款被暗杀，有两个侄儿子参加了革命：果夫（兄）、立夫（弟），蒋介石为师傅陈其美的死亡痛哭流涕，于是他要善待陈其美的两个侄儿子。于是陈果夫和陈立夫成为民国的重要人物，著名的“四大家族”之一，陈果夫在1951年去世，陈立夫寿命很长，101岁去世。
暗杀陈其美的杀手就是他自己的下属程国瑞，为了升官发财，程国瑞被军阀冯国璋的部下张宗昌收买了，冯国璋的“后台”就是袁世凯！张宗昌化装成富商携巨款 70万“现大洋”赴上海‘捐款’给同盟会，陈其美于是带自己的部下程国瑞直接去了，结果被程国瑞在上海萨坡赛路枪杀（按：另有记载称，受袁世凯指使的张宗昌派出程国瑞，假借签约援助讨袁经费，于日本人上田纯三郞寓所中将陈其美当场枪杀 ）。陈其美死后，袁世凯的70万‘现大洋 ’就成为冯国璋、张宗昌和程国瑞的赏金了。
1916年陈其美被刺死以后，蒋介石失去了上海靠山，在经济上也开始拮据，他需要另辟门路，由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活动投资失败，为了躲债决定去广州去投奔孙中山先生。但是债务人不让他走，而且没有路费，蒋介石只好去找上海商界‘大老板’虞洽卿，虞洽卿也是陈其美的朋友。但虞是个商人，绝不肯做这种赔钱的事，就介绍蒋介石去投帖拜黄金荣为老头子：一可以用黄金荣的牌子挡住债权人，没人敢收青帮弟子的债务。二可以向黄金荣借路费去广州。蒋介石没有办法，就和虞洽卿一起去了。蒋介石递上“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的大红帖子拜门，黄金荣因为有求于虞洽卿，于是就赠送蒋介石旅费，现大洋200元，并且鼓励他去广州革命。
蒋介石在广州受到孙中山重用，成为黄埔校长，孙中山死后，逐步掌握了国民党军事大权。结果11年以后的1927年，蒋介石领导北伐军从广州出发，一路占领到上海，成为名震中国的北伐军总司令，成为当时的第一号大人物。青帮老大黄金荣又喜又怕：喜的是自己的‘弟子’蒋志清（化名）有了大出息；怕的是堂堂民国领袖不能沾上“黑社会”的污点。所以战战兢兢的将蒋介石的门生帖子亲自上门送还。蒋介石很客气的收回自己的门生帖子，并且口口声声感谢黄金荣当年的帮助，黄金荣受宠若惊，他们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上海“三大亨”，定计密谋，以“中华共进会”名义，在上海发布反共启事，随后召集大批流氓手持武器，武装袭击工人纠察队，配合蒋介石部队抓捕上海共产党员，为蒋介石巩固上海立下汗马功劳！今在黄家花园，如今上海的桂林公园（黄金荣的公馆）四教厅前面，还竖立着一块高六七尺的石碑，上刻“文行忠信”四个大字，上面记着“中华民国十九年”，下面题字为“蒋中正赠”。可见蒋介石对黄金荣这个青帮老大一直保持着师徒般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