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形态的四个阶段？各个阶段的建筑特色是什么?

中国古代城市发现分为那几个阶段~

　一、乡村式城堡阶段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城堡阶段，大致是指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部落联盟间发生战争至夏代前期。它既是文明曙光初现时野蛮人掠夺性战争的产物，又是原始人类长期同自然界斗争的结果之一。
　　这种乡村式的城堡，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多称作“城”或“城邑”等。关于“城”的概念，《说文解字》载：“城，以盛民也。”清段玉裁注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9〕《释名》也说：“城，盛也。盛受国都也。”晋崔豹更是明确地指出：“城者，盛也，所以盛受大物也。”〔10〕这些虽然是从城的作用来解释城的含意，但都反映出城是一种特殊的防御设施。它的产生，其最初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防御上的需要。故《墨子・七患》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可以说，这种概括性的解释是相当恰当的、符合史实的。
　　既然当时城的主要功能体现在防御方面，因此，它必须首先具备防御的设施――城墙。这在古代科学技术不甚发达的条件下，难以逾越的城墙，自然就成为城的最主要的标志。在人们看来，只要有了城墙，城才有了防御的屏障，其防御功能才能得到体现。当城中居民遭遇人为或自然灾害时，才能充当其城堡的作用。
　　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认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在我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可以溯源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代前期，持续了数百年之久。”〔11〕从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一时期正是部落联盟阶段。这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产生了乡村固定居民点，而且产品的剩余、增多等导致了各部落联盟间相互发生战争，如黄帝和蚩尤、黄帝与炎帝之战。在战争中为了防御敌人，保存自己，同时为了抵抗、预防自然界中野兽与洪水等的侵害，人们开始在较为集中的居民点，即驻地周围筑起简陋的夯土墙垣，或是在居住地周围挖出一定宽度和深度的壕沟，同时用沟里返到地面的土筑成一道坚固的土墙。另外，也有些较大的居民点或部落联盟中心在其周围修筑出质量更好，形式更复杂的城墙。至此，最原始的乡村式城堡就开始出现了。
　　这种城堡的产生，可以从我国古代大量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中得到印证。《轩辕本纪》载：“黄帝筑城邑，造五城。”《黄帝内传》曰：“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除“黄帝筑城说”以外，还有“夏鲧造城说”。据载：“尧听四岳言，鲧曰：‘帝遭天灾，厥黎不康’。乃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12〕《吕氏春秋・君守篇》也有：“夏鲧作城”，《淮南子》中也有“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的记载。《管子》也说：“夏人之王，……民乃知城郭门宫闾室之筑。”这种城，显然是指简陋的城堡建筑。因为除了其有关城墙的记载外，其他资料所反映的多与以农耕为主而定居的乡村毫无二致。
　　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上这种乡村式城堡阶段的存在还可以从已取得的考古发掘的材料得到证实。龙山文化中城子崖、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遗址中就发现有夯土城墙、城堡等距今约4200年左右的遗迹。
　　早在30年代初，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章丘发掘龙山文化遗址时，就在城子崖发现一个围绕遗址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约390米的长方形城墙，住房多在城内。该城墙是以夯土筑成的，距今约4250年左右〔13〕。197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县告成镇西王城岗上也发现了一座城堡遗址。其中上、下夯土墙内有龙山文化晚、中期遗物，根据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应该在距今4340―3870年之间，“可能相当于夏王朝”。故有人据此认为，“原始社会的部落也可能有了城堡”，“时间应早于夏代，可能属于原始社会晚期”〔14〕。1980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淮阳县城东南发现了又一个古城址，即平粮台古城址。“城址高于地面二至五米，面积约百亩”〔15〕。其城墙近正方形，城内长宽皆为185米，西南城墙角略呈弧形。在城址中发现城墙有南北城门和排水陶管等遗迹。据碳14测定，其年代当距今4010年左右，树轮校正年代为4515年左右〔16〕。
　　从上述各个城址的遗迹可知，它们既与一般的村落有某些区别，但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因此，其生产与生活状况又与乡村无明显的差异。城里城外居民的利害是协调的，并未因城墙的存在而被分割。而且，不论是据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证实，当时围有城墙的城内范围，大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并不同于欧洲中古时期那种狭小的城堡，故城内不仅有相对集中的居民区，还有一些由城里人耕种的农田、菜地等。其目的就是为了在特定情况下，以备较长期防御、守城的物资需要。或许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城市早已形成的2000多年以后的部分近代城市中，仍有农田、菜地等分布在围有城墙的城内。如“福建的泉州城，在1945年经航空测绘订正的地图上，仍有四分之一是空地。民国初年完成的二万分之一的苏州城图，城内也还有不少农田”〔17〕。城中有农田和水利等设施，可以大大减轻外力围城的威胁;同时也表明古代早期城中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乡村农耕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差别。中国古代的城，尤其是如此。这种乡村式城堡的存在，可以认为是以后城市形成的原形之一，是城市产生的最初萌芽或城市雏形。
　　二、城、市分离阶段
　　城、市分离阶段，大致始于夏，迄于西周前期。如上所述，在乡村式城堡阶段，城堡只具有极其单一的防御性功能。到夏、商时期，伴随着统治阶级机构的逐渐增大，单纯的对外防御性城堡逐渐发展为不仅对外具有防御性作用，而且对内也具有政治中心职能的都城。不过，这种都城与地方性政治中心“城邑”同以前的“城”或“城堡”相比较，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从“市”的历史来讲，在乡村式城堡阶段，由于生产力的相对低下，加上城堡规模小，人口少，人们互相之间的商品交换极其有限，即使偶尔为之，也是临时性的，因此，当时很少有固定的生产物的交换场所――市。但到夏、商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手工业与商业的分工，开始出现了日益增多的商业活动，相对固定的商品交换场所――市，也因此产生。作为物资交换场所的市，在其形成初期，是与城邑完全分离而单独存在的一种既不同于都邑，又有异于乡村的单纯的经济活动场所。因此，当时的城与市是两个无任何内在联系的独立体，完全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在中国古代从城到城市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城、市分离阶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在许多历史文献与大量已有的考古资料中已经得到了证实。
　　据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已知最初的“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单概念，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地理实体，其性质、功能等相互有别。如上所述，城，是指四面围以城墙，扼守交通要冲，具有防卫作用的军事据点。故文献上载道：“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资保障者也”〔18〕。在此，城、郭、城邑、都城、都邑等，都是指单纯的“城”而言，其间并无质的差别。
　　市，指的是交易市场。《易・系辞》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说文解字》也认为：“市，买、卖所之也”，“贸、贾，市也”〔19〕。可见，凡进行买卖的交易场所即为市。从古代文献记载城与市的基本特征看，城与市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城不一定有市;相反，市场也不一定围筑墙垣。可以认为，最初的城或市，皆不包括复合名词“城市”的含意。
　　近几十年以来，许多有关夏、商时期城址的考古发掘，所发现的也多为城、城郭、都邑或宫殿遗迹，发展水平较高的都邑，也仅存一些单纯供应王室、而非用于交换的手工业生产作坊。即使是可能与城邑有关的手工业作坊，也大都分散设置在城外或其他地方〔20〕。至于作为以商品交换为目的商业市场，一是不可能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完全形成，二是少量的临时性的商品物物交换，由于它与官营手工业作坊相比较，与政治、军事中心的城邑的关系更趋松散。因此，它更缺乏条件在都城大邑中占有一席之地。市、城分离的状况更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废墟、郑州商城遗址以及湖北盘龙商城和安阳殷墟都城遗址等，尽管各个都邑城址分布较大，遗物收藏颇丰，既有城垣、宫殿基址，又有手工业作坊等遗迹，但商代的都邑经济，仍以农业生产为主。如规模宏大的商城遗址，其东墙、南墙各长1700米，北墙长约1690米，西墙长约1870米，周长大致为7公里。四周城墙共发现有十一个缺口，这些缺口有的可能是该城毁损过程中产生的，有的可能是该城的城门。但从城址中“其出土物看，这些居民大半是农业人口，同一般村落遗址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21〕。这也正好反映了早期城邑的某些特点。不过，与一般村落遗址又有所不同的是，商城外围还有一批按照一定布局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如南北近郊各发现一处铸铜器遗址，西郊有烧陶作坊遗址，北墙处发现制骨器作坊遗址。只是这些作坊中所制作的各种手工业品还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主要是专门为统治者所制作的〔22〕。
　　由上可知，从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城址发掘中，都还没有发现夏商时期的城邑中有市场的任何痕迹。尽管这一时期市场已经出现，但它与当时的城或都邑仍处于分离或相对隔绝的独立状态，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
　　三、城、市合一阶段
　　在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过程中，城与市自渐趋结合到最终合二为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经历了几百年之久。在时间上大致包括西周至春秋时期。可以认为，春秋战国之际，才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诞生之时。
　　从城市的起源看，“城”是适应统治集团的需要，统治者利用它行使国家职能，由于政治力量的作用自上而下形成的;而“市”则是由于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商品交换以及伴随出现的手工业的逐渐发展，剩余产品的不断增多，由“下”而“上”形成的。在城、市分离阶段，由于城的功能偏重于政治中心与军事堡垒的作用，因而抑制了具有经济性质的市与城邑的有机结合;同时，由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能完全冲破人为的某些束缚向城邑内部“进军”;此外，当时城邑农产品的主要供应途径，是通过军事性的野蛮掠夺和强制性的征收，而有市无市对于早期国都或城邑则并不那么重要，况且，设市人多又杂，更容易增加城邑防卫上的困难，削弱了城邑的政治、军事功能。因此，至商代中后期，城郭之内虽然开始设有为王公贵族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和极个别临时性的集市，但仍然改变不了当时的都城突出的单纯军事防卫性质。对此，从当时的城或都邑的特殊性质所反映的地理特点，即夏、商时期的城多筑于易守难攻的依山傍水之处就可得到佐证〔23〕。
　　在中国古代究竟从什么时候起于城邑中设有市场，文献史料中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但从《周礼》等早期经史中与市场相关的记载可知，在西周时城邑中已开始设有市场，从而拉开了中国古代早期城与市结合的序幕。
　　在周代，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聚居点增加，手工业与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城、市观念上的变化。人们一方面逐步认识到工商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富强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诸侯割据，各国认识到仅有城墙的防御功能而无经济实力的城难以长期固守。同时，随着统治集团地域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统治者为使其生活更为便利和舒适，并为增强都城的防卫能力，在开始仅建有宫殿或衙署等政治、军事性建筑的“城”里，允许在“城”的城厢设“市”贸易，进而手工业作坊等也不断随之出现并增多，“城”的规模由此相继扩大，人口增加，逐渐形成了“前朝后市”的格局。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的逐渐发展，市场的增多，促进了一些交通发达的商品集散地或繁华的市场，因军事、政治等原因，围“城郭沟池以为固”，从而出现了“市”、“城”合一的情况。所以，“市”有大市、小市，早市、晚市，定期与不定期市等之分。《周礼・地官》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师莅焉。”所谓“市师”，即“司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24〕。即是说，当时“市”中所设的管理官员，其职责不仅在于监督商贩货物等出入城门，整顿摊肆货店排列场所，甚至确定物价、限制违禁品买卖等，而且自身有专设的吏所治舍及其管理制度等。可见，当时城中有市是毋庸置疑的。
　　通过上述城内部市的建立以及外部城的修筑这样两条主要途径，最初各自独立的城与市便渐趋融合，缓慢地发展为统一的、有机的复合体――城市。这样的有机整体性的城市，不再仅仅是“王宫的营垒”，尽管最初只是城与市的简单结合，但愈到后来，其职能、成分和基本特征等都已大大复杂化、多样化。这种具有复合性的一体化城市的产生，它不仅事实上已成为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对中心，而且还是行政、生产、文化、居住和交通等系统在空间的统一体，同时还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一个有机联系的环境。它构成了一种区别于乡村的独特的生活方式，表明中国古代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的形成。
　　只有城市已经成为人们在生活中感觉到的客观实体，城与市已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在语言中出现“城市”这一复合名词。正因为如此，在城堡和城、市分离阶段，中国古代文献上和成语中只有城、邑、都和市等单概念，直至春秋战国之际，载有复合概念“城市”的文献才开始流传。《韩非子・爱臣》篇载：“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羽虽众，不得臣士卒。”这与前面所引文献中仅存城、邑等单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本质上具有质的差别。对此，《战国策・赵策》中也有相似的记载。《赵策》中云，韩国上党守冯亭使使者对赵王说：“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此外，《周礼・地官・司徒》(下)篇中有关周代各种专门管理都城市场官吏及其职责分工和国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妇过市应有不同赏罚等具体规定的系统记载，诸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财而行市”等，说明当时不论是天子王都，还是诸侯国邑，其性质已明显地反映出都城与市肆逐渐有机地结合的事实。这既是周代城邑发展的自然需要，又是当时社会经济、特别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据考古发掘古城址的资料证明，西周曲阜鲁国故城〔25〕、燕国的下都城址〔26〕、楚国郢都故城〔27〕等遗址中，不仅发现在作为君王宫城的屏障――郭城中有手工业、商业和居住区的分布，而且在内城除了发现宫殿为主的建筑外，也多发现有手工业作坊和居住区。郢都就分为宫廷区、手工业区及平民居住区，其中手工业作坊发现多处〔28〕。而下都城址所属手工业作坊中，不仅东城有大型官营铸铁、铸钱、兵器、制骨、烧陶作坊等多种，而且在城西南居住区还发现有一些小型的手工业作坊，这些以农用铁器为主的个体手工业作坊，显然不是为官府生产而是作为商品出售给农民或从事耕作种植者的，从而说明燕下都已具有某些商业色彩〔29〕。
　　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期间较大的都城几乎都附筑一个以手工业、商业和居住为主的城区，作为君王宫城的屏障――郭城。郭城不仅可作军事屏障，更重要的是增强长期固守的经济实力”〔30〕。这种城市布局模式，以河南境内的郑韩故城较为典型。据考古勘察发现，郑韩故城由城墙分为东城、西城两区。西城是君王和王室贵族居住的宫殿区，而东城则是从事手工业、商业的平民区，今已发现大面积的铸铜、制骨等作坊以及熔铜炉、骨锥、骨珠、骨环等产品。而城西南还有大规模的铸铁作坊，面积达4万平方米。其遗物表明，当时作坊中不仅铸造剑、戟、箭等武器作为军用，而且还铸造大量的锄、镰、铲、锛、凿等农业和手工业工具〔31〕。很显然，这些大量用于日常生产的工具制作是为了出售而不仅仅是为了自用。由此表明，郑韩故城已开始摆脱过去仅具有政治、军事中心功能的地位，渐趋向具有商业经济性质的“城市”新阶段迈进，进入了城、市结合，以致二者最终合二为一的新时期。
　　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城、市结合的新情况，所以历史文献中也出现了有关在城市形成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的记载。有人认为：“工肆之人”〔32〕即是指手工业与商人而言;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中的“百工”，大概就是指自产自销的民间手工业者〔33〕。《墨子》和《论语》中的有关这类记载，也从城邑的人口组成这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城、市合一的状况。
　　不仅如此，城、市合一的状况在当时的都邑政区的划分与管理等方面也表现出来。如管子在齐都临淄“定民之居”，制国为21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34〕。按规定，“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可见城邑中工商户占整个临淄城民户的近30%。当时每乡2000户，“二十一乡凡四万二千家”(《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每户皆以平均4口计，临淄城中即有十多万人。与夏商时期的都邑相比，显然，二周时期城与市的合一较为明显，城邑也有较大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城邑点的增多，城区分布范围扩大，城区区域结构的变化，而且还表现在人口有较快的增加，城内人口构成也日趋复杂化。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的城与市已逐渐结合为一体，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在与乡村分离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乡村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居住形态体系的。自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时期，主要经历了乡村式城堡，城、市分离，城、市合一三个阶段。尤其是从西周开始至春秋时期，由于城邑规模、区域及人口构成等的变化，已明显地反映出当时城与市合一的趋势，且由最初个别的、临时的、偶然的结合，逐渐发展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较经常的、带有趋势性的合二为一，从而在春秋战国之际，宣告了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的诞生。

中国古代城市很早就已经出现了，总体说是先“城”后“城市”。
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到了相关的理论影响。概括地说，这种理念应该包括选址思想、城市平面规划布局、城内建筑体量规模等几大方面。就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国古代城市在选址、平面布局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也证明了这种理论的存在。
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理论体系从萌芽到出现，再到完善成熟的大致发展脉络，基本可以分作两大主要阶段：龙山时期，出现了城市规划思想的萌芽，有些城市至少已部分地付诸了实践；三代时期，这个理论体系则基本完善，并指导了大部分的城市建造。
龙山时期，“筑城以卫君”，城市的防御功能是占在首位的，最突出的表现则是夯土城垣及护城壕的修建。但同时也考虑到了政治上的一些需要，目前的发现主要表现在位于中轴线附近的建筑基址上，这可能是上层权力中心所在。
三代时期，则更是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社会实际需要密不可分的。当时，国家政权建立，而“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所以，城市建设亦会较多地考虑到这两方面的需要。“祀”在城市布局上的表现，即为“左祖右社”，位于宫之前。虽不在中轴线上，但其重要性亦见一斑。“戎”在城市上的表现则更加突出，宽大的城墙，双重城垣的较多出现，位于中轴线附近的宫城，等等。
政治上，最突出的表现是《考工记》中将“宫”置于中心位置，以突出君王的身份和地位。同时将朝寝前后毗邻，突出“家天下”的思想。经济上，此时只在城北设一市，且仅一夫之地，可见，其地位并不是很重要。总之，《考工记》中对中国古代城市布局的规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吸纳了上千年城市建造活动的理论和实践，并充分考虑到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社会实际。
此时：城市是早期的“城”，的主要作用概况来说最基本的是防御、而后衍生了祭祀的作用，因为祭祀是神圣的，具有先天政治特性，又产生了政治意义，特点是庄严、森严等。而交易没有正式成文的规范地点，交易地点都是约定俗成的这是早期的“市”。
因为祭祀活动和等等政治行为的需要，城产生了结构布局的问题，“城”基本上是夯筑而成。很显然用方形平面、网格式的布局，在夯打时直线要比圆弧容易得多，而且在外形上容易控制，建造的城垣也可更加规整、美观。这也可更好地体现君王高贵的身份和威严的气度。贺云翔先生也曾有过类似看法⑨。中期的“城”规范化。但仍与“市”分离。
随着时间推移掌权者要分割不同身份、权力人群的需要。如《逸周书•程典》：“士大夫不杂于工商。”《逸周书•作雒》：“凡工贾胥市臣仆州里俾无交为。”为了分割不同的人群，则需要划定出固定的区域，而在方形平面内，以围墙、街巷分割，整齐划一地设置网格式的功能分区，既便于规划，又比较统一、实用，无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其三，是安全防卫的需要。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筑城以卫君”，城市的军事防御职能是占主要地位的。将宫殿区放置在城的中心，外围以网格状道路，与其它功能分区隔离，以诸道路作为一条条安全警戒线，便于对宫殿区或宫城的实施有效的安全保卫。同时，宫居中，四周均为军事缓冲区域，若被敌人攻破城池，也可延缓攻打到中心的时间。这可能是《考工记》“择国之中而立国”最初的实际考虑。
由此，审视以前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布局受井田制、“天圆地方”思想以及矩形四合院房屋布局形式影响而呈现出的方形网格状布局的认识，均可知根据是不够充分的。因为目前这几点均无法证实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萌芽出现的龙山时期即已存在。而当我们脱离古人在社会实践中总是受到某种思想影响甚至制约的认识误区后，却发现这些实践活动有着它直接的社会需要和作用。因为有了详细的分区，“市”进入了“城”最后成为“城市”。

最初的城市建造，如仰韶和龙山时期的城市，应该是为了安全防卫而建造的。夏商时期，则是奴隶主的政治堡垒，既有军事因素，又有政治因素，而前者所占比重可能更重一些。到了封建社会，随着旧的社会体制的打破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因素在城市建造中的比重愈来愈浓。《考工记》中已有了“市”的设置规定，但并未予以高度重视。而在《管子》中，则将城市建造中的经济因素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贺业炬在《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认为：“（管子）书中就有一套代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意识的城市规划理论。从基本概念直到具体的规划措施，都是和西周旧制针锋相对的。”并从城市分级、规划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阐述，认为“《管子》却是按城市大小、居民多寡为标准划分城市等级……。这就彻底推翻了西周城邑建设体制，否定了城就是政治城堡的旧概念，赋予城市以新的经济内容。”而在其后的大部分城市建造中，无一例外地都将经济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加以考虑。如“市”的数量增加，布局更加灵活、实用，尤其是到了北宋东京城，更是废除了里坊制，改为沿街设置店铺，也是完全顺应城市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举措。可见，经济因素在城市建造中的重要影响力。较早注意到经济因素，并予以作出较为具体规定的，正是《管子》。可见其价值之重大，其见识之深远。
可以看出，管子在城市的规划思想上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指导思想，它在选址思想、平面布局及以经济因素指导城市布局的理念方面既可作为《考工记》的补充，更多的则是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而做出的重要发展。虽然它的规定并未被后世全部认同，但它的大部分理论和观念影响后世深远。综合言之，《考工记》与《管子》对后世的影响的主要方面不同。《考工记》讲究的是政治的、城内的平面布局，《管子》则更看重经济的、城市的选址问题，而且在城内的平面布局方面也作了有益的补充规定。可以说，后世的城市建造，根据需要合理地吸纳二者中契合实际的东西，使二者相辅相承，共同指导城市建设。所以，在对后世城市建设的思想指导上，二者具有同样的重要地位，应予以同等重视。

一、原始社会建筑
长江流域多水地区的干阑式建筑和黄河流域的木骨泥墙房屋.浙江余姚河姆渡村发现的建筑遗址距今约六七千年是我国已知的最早的采用榫卯技术构筑的木结构房屋的一个实例.它说明当时长江下游一带木结构建筑的技术水平高于黄河流域.
二、奴隶社会建筑
春秋：木匠公输般（鲁班）.建筑上的重要发展是瓦的普遍使用和高台建筑的出现.在山西侯马晋故都、河南洛阳东周故都、陕西凤翔秦雍城、江陵楚 都等地的春秋时期的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的板瓦、筒瓦以及一部分半瓦当和全瓦当,在凤翔秦雍城遗址中还出土了砖及质地坚硬、表面有花纹的空心砖,这说明了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开始有了用砖的历史.
三、封建社会建筑
木架建筑渐趋成熟l
砖石建筑和拱券结构有了发展l
迭梁式和穿斗式两种主要木结构已经形成,多层木架建筑已经较普遍l
斗拱在汉代已经普遍使用,但形式很不统一,结构作用较为明显——保护土墙、木构架和房屋的基础,而用向外挑出的斗拱承托屋檐,使屋檐伸出足够的宽度l
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特色之一的屋顶形式也多样起来——悬山顶和庑殿顶最为普遍,攒尖、歇山与囤顶也以应用l
制砖和拱券结构方面,墓砖多样化（楔形砖、有榫的砖、企口砖等）,筒拱顶有纵联砌法与并联砌法,并出现穹隆顶l
石建筑得到突飞猛进的进步,在岩石上开凿岩墓,或利用石材砌筑梁板式墓或拱券式墓,地面的石建筑有墓阙、墓祠、墓表以及石兽、石碑等遗物l
四、城市建设
1．记载都城制度: 匠人营国, 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涂经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2．城市居民的娱乐场所,从南北朝到唐代多依靠佛教寺院以及郊区的风景区.
3．城市道路系统绝大多数采取以南北向为主的方格网布置,这是由建筑物的南向布置延伸出来的.
4．城市绿化
5．城市防火
6．城市排水处理,汉长安采用陶管和砖砌下水道,唐在街道两侧挖土成明沟,宋有四条河道穿城而过,明设有沟渠专门排泄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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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港区19737021538： 中国古代各时期的城市形态分为那几个阶段?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 ？
僪融苦参： 体现在文化和习俗上,元宵节,端午,中秋,过年,七夕满意请采纳

黄石港区19737021538： 古代中国城市的发展 - ？
僪融苦参： 古代城市发展的规律在不同的朝代会有所不同,大概有如下几个特点: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城市的职能多样化,由原来的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等综合发展.出现了夜市,草市等,打破了时间空间的界限.打破了坊市的界限,在居民区也出现了商业活动的集中地.城市由北向南逐渐增加,南方城市多于北方,最终城市职能化出现.

黄石港区19737021538：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演变过程 - ？
僪融苦参： 我国古代城市从以政治为主到以经济为主最后发展为政治经济军事一揽的综合性城市,均伴随着城市规划的演变.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是“市”的发展:从没有到有,从“日中为市”到集中设市,从封闭型市场到开放性商业街,这完全体现了经济区域规划的发展. 另一方面,居住区的规划集中体现在里坊制的兴废中.封建中央集权制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固然大,但是城市规划要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为宗旨,宋东京的规划特点就说明了这点.

黄石港区19737021538： 古代城市的发展是怎样的?古代城市的发展是怎样的? ？
僪融苦参： 古代城市的发展 1、城市与防御要求 中国古代城市的两套城墙,都城三套城墙;罗马营寨城 2、社会形态发展与城市布局 社会阶级分化与对立在城市建设方面有明显的反映; 曹魏邺城 隋唐长安城 卡洪城 3、政治体制对城市的影响 中国封建城市的中心——宫殿、官府衙门 欧洲封建城市的中心是神权统治的中心—教堂 4、经济发展对城市的影响 经济制度影响城市的发展形态 中国的城市是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 欧洲政治中心在城堡,经济中心在城市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促进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

黄石港区19737021538： 我国古代城市发展特点 - ？
僪融苦参： 从《周礼 考工记》中的记载,古代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庙,前朝后市,市朝一夫....＂ 这一套完整规格的理论,或者说几乎成为一套定式.一直影响着我国数千年来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尤其是帝王的都城的规划和建设方面被严格遵循.

黄石港区19737021538： 中国古代城市化是怎样的 - ？
僪融苦参：城市化,通常指农业人口有较大数量转化为城市人口,并在特定空间集聚到一定规模的过程,以及随之引起的社会一系列变化.杭地自秦置县、隋建州后,人口不断集聚,促使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当...

黄石港区19737021538： 中国古代城市是如何形成的 - ？
僪融苦参： 根据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史实所表现的情况看,我们认为:城市,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从萌芽到形成,即城与市有机地结合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诞生,在历史上主要经历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