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李世民,李隆基都是如何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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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李世民李隆基李治是如何评价的?~

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为人所津律乐道,颂扬备至。学界对他的雄才伟略和他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都给予积极的肯定。李世民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反隋建唐的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唐太宗玄武门之变的胜利,在客观上对唐初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唐太宗不歧视少数民族,除对突厥的侵扰用兵外,主要是采用怀柔的政治手段处理民族问题,方法妥当,政策开明,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唐玄宗前期重用贤臣,励精图治,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出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但他在位的后期,沉湎酒色,荒淫无度,重用奸臣,政治腐败,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朝由此转衰。所以说,唐玄宗是一位功过都很突出的历史人物。

朱熹眼中的唐太宗:善于假仁借义行其私欲

《新唐书·食货志》这么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就是说,贞观四年时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复,社会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观,商业状况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转。
其实,用“米斗四五钱”来强调政绩显然缺乏说服力。《汉书·食货志上》就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意思是粮价过低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粮价过高又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说粮价过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反倒可能酿成普遍性的社会危机。
再说,唐代京畿地区根本不可能会有“米斗四五钱”的咄咄怪事。同样是《新唐书·食货志三》,开篇就说唐都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虽称沃野,然幅员有限,所出并不足供京师消耗,所以常要靠东南漕米的接济。而漕米须经水、陆转运,水路自江淮至东都洛阳“率一斛得八斗”,也就是说漕米自出产地至东都洛阳,运价便要占去货物本身价值的二成。再以车或驮转运至陕,仅三百里地,“率两斛计佣钱千”,算下来每斗又需费去运价五十钱。如此一路折腾,纵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来的,不要一文钱,“米斗四五钱”,也仅及洛阳至长安那段旱路运费的十分之一呢!
长安米贵,本是不争的事实。大诗人白居易当年游学公卿,便有当路权臣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嘲讽他。贞元年间,关中和三辅地区的米价更有“斗千钱”的高纪录,而当时的国家储备粮库——太仓的储米,也仅能维持“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所以,单高宗一朝,政府班子就曾有数次就食东都洛阳的经历。
贞元初年,当时的关中地区,还真有过一次谷贱的特例,宰相陆贽便建议政府趁机以平价向民间购买,计在途所费,到太仓后每斗谷子也得费“钱四十有余”,每斗米则要费“钱七十”。元和十五年(820年),李翱在《疏改税法》一文中介绍说,建中元年(780年),“米一斗为钱二百”,经过政府的平抑,到元和十五年,“米一斗为钱五十”。(事见《李文公集》卷九。)
贞观时的米价,仅为谷贱时米斗“钱七十”的十四分之一,是经过政府平抑之后“米一斗为钱五十”的十分之一,这可信吗?这样的数字只能是史官的伪饰。

那么出现在初唐那一幕天下大同的治世,就很值得怀疑了。
一个国家的国力如何,还要看局外人的评价,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便一直认为初唐时的国力,根本比不上前朝,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语见《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五卷。)麴文泰在贞观四年(630年)十二月入朝,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见,却是“城邑萧条”,完全不同于《新唐书·食货志》的说法。
其实,终李世民一生,大唐帝国不仅在经济上无法与前朝比匹,在人口上也不及前朝甚远。李世民故去三年之后,有一次,他儿子高宗皇帝李治问户部尚书高履行道:“去年户口增加了多少?”高履行答道:“去年共增加十五万户。”李治顺便又问起隋代及现在的人户情况,高履行答道:“隋代开皇年间全国有八百七十万户,现在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事见《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九。)说明经过唐代立国之后近四十年间的休养生息,其人口仍不足隋代全盛时的一半。
从两代经济与人口情况的对比,贞观时的国力可见一斑。
《新唐书·食货志》所谓“人行数千里不赍粮”,也就是说行旅于途有得到食物补给的足够保障,无需自备干粮,这仅能说明商业的初步恢复。至于所谓的“外户不闭者数月”,只要参照麴文泰的“非复有隋之比也”的感慨,便不难明白。
其实,贞观之治的由来,是有其现成的摹本的,也就是说,“盛世”造假,早有人为之。所谓的贞观之治,不过是一帮御用史家依样画的葫芦罢了。晋人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提到太康时的社会现状时,就有这样的溢美之词:“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其口吻与贞观之治的描述何相似耳。如此的太平盛世,却是不三代而亡,这牛皮未免吹大了,难怪后来房玄龄在主修《晋书》时,要弃干宝的《晋纪》如敝屣了。

除了夜不闭户的和谐局面外,李世民最为后世推崇的,还有两桩事,便是白居易在《新乐府》诗里所歌颂的“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的民本精神。
“怨女三千出后宫”,事在武德九年(626年)。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载,是年八月初九日,太宗以皇太子的身份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十八日,太宗即颁诏:“宫女众多,幽閟可愍,宜简出之,各归亲戚,任其适人。”
这事儿言之凿凿,好像假不了,仔细一论,似乎又不尽然。要知道那时大内的主人还是退位为太上皇的高祖李渊,李世民还不是大内的真正主人,直到李世民登基三年之后的贞观三年(629年)四月,李渊才迁出大内,移居大安宫,李世民当月才开始在太极殿听政。所以,李世民所放者乃是他老子的宫人,并不是他自己的宫人,太宗的行为不过是慷他老子之慨,拿他老子的宫人来为自己收揽人心。
再说,放宫人出宫,亦非太宗首倡。汉文帝生前,就曾“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这是连孝惠帝的小老婆们都统令改嫁了。文帝死后,同样在遗诏中道:“归夫人以下至少使。”文帝的儿子景帝死后也有遗诏道:“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汉平帝死后也有遗诏道:“出媵妾,皆归家得嫁。”(事见《汉书》卷四《文帝纪》、卷五《景帝纪》、卷十二《平帝纪》。)就连太宗皇帝的老子李渊,同样也有过“出宫女五百人”的所谓德政。(事见《新唐书·高祖本纪》。)
“死囚四百来归狱”,事在贞观六年(632年)。《新唐书·刑法志》记载:“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
李世民纵囚在历史上也并非都是颂声一片。北宋的欧阳修在他《纵囚论》里道:“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意思是这不过是太宗和罪囚们事先约定的一场政治秀,太宗借此以成贤君之名,罪囚们也得不死之惠。
清代大儒王夫之同欧阳修一样,也认为李世民纵死囚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局:“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交相隐以相饰,传之天下与来世,或惊为盛治,或诧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机械所笼致而如拾者也。”王夫之以为,李世民之所以敢铤而走险,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不怕死囚们不按时来归,因为“(太宗之世)法令密而庐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逋逸,抑谁为之渊薮者?”(语见《读通鉴论》卷二十《太宗》之十一。)意思是太宗时的法令严密,户籍和连坐制度尤为完备,边关的管理也相当到位,要想逃出去,几无可能。列位可别以为古时候的国境线都是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可以任人自由出入。要知道,当年玄奘法师因未取得政府的通关文牒而偷渡出境,过五烽,涉大漠,九死一生,如果没有第一烽校尉王祥和一干关吏的帮助,恐怕早成一堆白骨了。(事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死囚们既无处可逃,又无处可藏,还得冒宗族亲戚遭受株连的风险,他们怎么可能不乖乖回来?
再者,这其实也不是一件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为在李世民前,早有人干过。清人赵翼的《陔余丛考》卷十九“纵囚不始于唐太宗”条谓,纵死囚归家始于后汉的马援,自后汉、两晋、南北朝至于隋、唐、宋、元、明,其中皇帝和官吏纵囚的,共有二十余次。而只有李世民一人独得大名,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用心。
“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功耳。”(语见《朱子文集·卷一·答陈同甫书》。)

欧阳修说太宗好名,特别是好身后之名,其间的细故,除了人性的通病无法克服之外,便是得国时的做贼心虚使然。
在传统中国的权谋诈术中,早就有这么一说:正人行邪法,邪法亦正;邪人行正法,正法亦邪。意思是说所谓的手段其实并无正义和邪恶的区分,之所以会有正义和邪恶的差别,主要是因为其行为主体的不同属性造成的。同样是一把杀人的刀,在坏人的手里,就是凶器,在好人手里,就是主持正义的力量。如何让邪恶的行径转正,首先便得把己方的行为包装成正义的行为。唯有把己方的行为包装成正义的行为,方能使自己变成当然的好人。反之,如果自己是一个当然的好人,那么自己的行为自然就是正义的行为。
这大概就是太宗一心向“善”并汲汲于身后善名的缘由了。
其实太宗皇帝一生的最大惭德,除了以非法手段登上帝位之外,便数他对历史的公然践踏。《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便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
太宗要看档案记录,这是对史官独立制度的公然破坏,太宗皇帝为自己找出的破坏理由是“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也就是知错能改或就错改错。
太宗皇帝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谏议大夫朱子奢便委婉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错,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朱的意思是确保史官的独立性,使史官不至于沦为当权者的吹鼓手,才能确保史书的真实性。
然而,太宗并不理会。于是房玄龄只得与许敬宗等人推倒了原始记录,重新书写。于是唐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不复原来的样子,于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亦不复有真实的样子。后来的那些个独夫民贼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正自太宗皇帝始,太宗皇帝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为往后的伪历史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头。在这么一件大是大非的政治事件面前,令人遗憾的是,却不见了一向以能言敢谏出名的贤相魏徵的声音。
后来,魏徵的五世孙魏谟为文宗皇帝的起居舍人,正好负责《起居注》的记录工作。文宗皇帝向他索要《起居注》看,魏谟便奏道:“古置左右史,书得失,以存鉴戒。陛下所为善,无畏不书;不善,天下之人也有以记之。”皇帝却说:“不然,我既尝观之。”魏谟说:“向者取观,史臣为失职,陛下一见,则后来所书必有讳屈,善恶不实,不可以为史,且后代何信哉?”于是,这位并无多少贤名的君主就此便打消了再次观看《起居注》的念头。
在对待史官的独立性工作的尊重上,号称贤君的太宗皇帝还不如他那位碌碌无为的后代子孙;在确保史官的独立性工作上,号称贤相的魏徵同样不如他那位籍籍无名的后代子孙。
因为有唐太宗那样的大明君肇其始,后来的效法者更有藉词了,太宗皇帝碰得,别人自然也碰得,独裁者们的身后声名,从此无须仰赖他人了。自宋代开始,史官们无一例外,均将《起居注》进呈皇帝本人御览,后来这样的讨好还成为一种制度性的仪式。明代的皇帝则直接参与《起居注》的指导工作,清代亦如是,可以说,到明、清两代,所谓的《起居注》,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帝王自传。

唐太宗李世民与唐玄宗李隆基,是有唐一代最有作为的两位皇帝。他们有许多共同点。李世民有魏征、房玄龄等名臣辅佐,李隆基也用过宋璟、张九龄等名臣。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李隆基开创了开元之治,都是封建王朝繁荣昌盛之年代。李世民不是长子,但在建立唐王朝中功绩卓著;李隆基也不是长子,但在平定韦后与安乐公主之乱、扶立睿宗李旦的宫廷之变中,立下首功。他们都是以立功而不是以长子成为太子成为皇帝的。在他们登基之时,老皇帝都还健在,都让贤退位,都被尊为太上皇。
然而李世民与李隆基又有大不同处。最显著的一条是:一个兄弟相残,成为污点;一个兄弟和睦,传为佳话;一个兄弟们争着当皇帝,一个兄弟们让着做皇帝。
李渊是唐代开国皇帝,有三子,他立李建成为太子,立李世民为秦王,立李元吉为齐王。李元吉与李建成关系密切,以李世民功劳最大,心怀畏惧,多次密谋除掉李世民。而李世民也因未能立为太子,兄弟不和,心有疑虑,在他的部下鼓动下,逐步下决心要先发制人,夺取皇位。终于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亲手射杀了李建成,其部下尉迟敬德射杀了李元吉。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李渊不得不立李世民为太子,并下诏说:“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也就是说,虽未退位,实际已经让权,一切都由李世民处理和决定了。玄武门之变发生于公元六二六年,同年,李渊正式退位,自封太上皇,李世民即位为皇帝。
对于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骨肉相残之事,后世人多有批判。司马光说:“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血流成河的地方在皇城之内,拔刀残杀的对象是同胞兄弟,给后世留下永远耻笑的话柄,这在是太可惜了!司马光又说:“夫创业重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 。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拟以为口实乎!”开国帝王是要给后代帝王作出榜样的。你李世民既然为着皇位而骨肉相残,难怪后来者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不正常的宫廷之变呢!追根求源,司马光认为,都是玄武门之变惹的祸,都怪李世民带了坏头!
不过,李隆基的皇帝路,却与李世民大不同。先是睿宗李旦要立太子,因成王李成器为长,三子李隆基有大功,拿不定主意。李成器请求辞去可能的太子,他的理由是:“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苟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就是说,在国家危急之时,如果不立有功者为太子,那普天下的人都会失望的。还说他就是死也不敢位居平王李隆基之上!言辞恳切,态度坚定。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请辞。又经臣子的建议,李旦决定立李隆基为太子。李隆基也上书请辞,并请求立成王李成器为太子。公元七一零年,李旦立李隆基为太子。次年,李隆基又上书请求立李成器兄长为太子,李旦不许。又次年,公元七一一年,李旦决定传位,李隆基再三辞让,直至痛哭流涕,李旦不许。于是,李隆基即位,尊李旦为太上皇。
李隆基兄弟在皇帝宝座面前,不是争,而是让。他们并没有因为谁当皇帝谁不当皇帝而反目成仇,而是愈加亲密无间,始终都是好兄弟。李隆基有兄弟五人,宋王李成器、申王李成义,是李隆基的哥哥,岐王李范、薛王李业,是李隆基的弟弟,邠王李守礼是李隆基的堂兄。李隆基即位之初,曾制作长枕大被,与兄弟们同床睡觉。他的兄弟们几个王爷,每天早晨从侧门进来上朝,退朝后就在一块宴饮,斗鸡,击球,或者到近郊打猎,或者到别墅游玩,这时候,李隆基派出问候的使者,一个又一个地前来,前脚没走,后脚又到。而李隆基退朝后,也常常与诸位王爷一起游乐。在宫廷之中,彼此间行的还是家人之礼。还在宫殿里设立五间小屋,李隆基与兄弟们共同居住。李隆基与兄弟们一起谈经,赋诗,饮酒,博弈,游猎,李隆基有时还自己动手奏乐助兴,李成器善于吹笛子,李范善于弹

你好, 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为人所津律乐道,颂扬备至。学界对他的雄才伟略和他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都给予积极的肯定。李世民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反隋建唐的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唐太宗玄武门之变的胜利,在客观上对唐初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唐太宗不歧视少数民族,除对突厥的侵扰用兵外,主要是采用怀柔的政治手段处理民族问题,方法妥当,政策开明,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唐玄宗前期重用贤臣,励精图治,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出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但他在位的后期,沉湎酒色,荒淫无度,重用奸臣,政治腐败,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朝由此转衰。所以说,唐玄宗是一位功过都很突出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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