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邦华的明史记载

刘宗周的明史记载~

刘宗周，字起东，山阴人。父坡，为诸生。母章氏妊五月而坡亡。既生宗周，家酷贫，携之育外家。后以宗周大父老疾，归事之，析薪汲水，持药糜。然体孱甚，母尝忧念之不置，遂成疾。又以贫故，忍而不治。万历二十九年，宗周成进士，母卒于家。宗周奔丧，为垩室中门外，日哭泣其中。服阕，选行人，请养大父母。遭丧，居七年始赴补。母以节闻于朝。宗周始受业于许孚远。已，入东林书院，与高攀龙辈讲习。冯从吾首善书院之会，宗周亦与焉。越中自王守仁后，一传为王畿，再传为周汝登、陶望龄，三传为陶奭龄，皆杂于禅。奭龄讲学白马山，为因果说，去守仁益远。宗周忧之，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且死，语门人曰：“学之要，诚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则诚，诚则天。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宗周在官之日少，其事君，不以面从为敬。入朝，虽处暗室，不敢南向。或讯大狱，会大议，对明旨，必却坐拱立移时。或谢病，徒步家居，布袍粗饭，乐道安贫。闻召就道，尝不能具冠裳。学者称念台先生。子汋，字伯绳。时有昆党、宣党与东林为难。宗周上言：“东林，顾宪成讲学处。高攀龙、刘永澄、姜士昌、刘元珍，皆贤人。于玉立、丁元荐，较然不欺其志，有国士风。诸臣摘流品可也，争意见不可；攻东林可也，党昆、宣不可。”党人大哗，宗周乃请告归。天启元年，起仪制主事。疏言：“魏进忠导皇上驰射戏剧，奉圣夫人出入自由。一举逐谏臣三人，罚一人，皆出中旨，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进忠者魏忠贤也，大怒，停宗周俸半年。寻以国法未伸请戮崔文升以正弑君之罪，戮卢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杨镐、李如桢、李维翰、郑之范以正丧师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栋、康应乾、牛维曜、刘国缙、傅国以正弃城逃溃之罪；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录用清议名贤丁元荐、李朴等，诤臣杨涟、刘重庆等，以作仗节徇义之气。帝切责之。累迁光禄丞、尚宝、太仆少卿，移疾归。四年，起右通政，至则忠贤逐东林且尽，宗周复固辞。忠贤责以矫情厌世，削其籍。崇祯元年冬，召为顺天府尹。辞，不许。明年九月入都，上疏曰：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靡宁。然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于近功者，非兵事乎？诚以屯守为上策，简卒节饷，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岁月，未有不望风束甲者，而陛下方锐意中兴，刻期出塞。当此三空四尽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饥军而军愈骄，聚天下之军以博一战而战无日，此计之左也。今日所规规于小利者，非国计乎？陛下留心民瘼，恻然恫CR，而以司农告匮，一时所讲求者皆掊克聚敛之政。正供不足，继以杂派；科罚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灾伤，一切不问，敲扑日峻，道路吞声，小民至卖妻鬻子以应。有司以掊克为循良，而抚字之政绝；上官以催征为考课，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国家有府库之财，不可得已。功利之见动，而庙堂之上日见其烦苛。事事纠之不胜纠，人人摘之不胜摘，于是名实紊而法令滋。顷者，特严赃吏之诛，自宰执以下，坐重典者十余人，而贪风未尽息，所以导之者未善也。贾谊曰：“礼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后。”诚导之以礼，将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无狗彘之心，所谓禁之于未然也。今一切诖误及指称贿赂者，即业经昭雪，犹从吏议，深文巧诋，绝天下迁改之途，益习为顽钝无耻，矫饰外貌以欺陛下。士节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劳心焦思于上者，以未得贤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发为精明，以告讦为正直，以便给为才谞，又安所得贤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备，或以短而废长；责之太苛，或因过而成误。且陛下所擘画，动出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过不给，谗谄者因而间之，猜忌之端遂从此起。夫恃一人之聪明，而使臣下不得尽其忠，则耳目有时壅；凭一人之英断，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衷其是，则意见有时移。方且为内降，为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数十年来，以门户杀天下几许正人，犹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气，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辙将复见于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潜滋暗长而不自知者。诚能建中立极，默正此心，使心之所发，悉皆仁义之良，仁以育天下，义以正万民，自朝廷达于四海，莫非仁义之化，陛下已一旦跻于尧、舜矣。帝以为迂阔，然叹其忠。未几，都城被兵，帝不视朝，章奏多留中不报。传旨办布囊八百，中官竞献马骡，又令百官进马。宗周曰：“是必有以迁幸动上者。”乃诣午门叩头谏曰：“国势强弱，视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极门，延见百僚，明言宗庙山陵在此，固守外无他计。”俯伏待报，自晨迄暮，中官传旨乃退。米价腾跃，请罢九门税，修贾区以处贫民，为粥以养老疾，严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时枢辅诸臣多下狱者，宗周言：“国事至此，诸臣负任使，无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禹、汤罪己，兴也勃焉。曩皇上以情面疑群臣，群臣尽在疑中，日积月累，结为阴痞，识者忧之。今日当开示诚心，为济难之本，御便殿以延见士大夫，以票拟归阁臣，以庶政归部、院，以献可替否予言官。不效，从而更置之，无坐锢以成其罪。乃者朝廷缚文吏如孤雏，而视武健士不啻骄子，渐使恩威错置。文武皆不足信，乃专任一二内臣，阃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误国者。”又劾马世龙、张凤翼、吴阿衡等罪，忤帝意。三年以疾在告，进祈天永命之说，言：法天之大者，莫过于重民命，则刑罚宜当宜平。陛下以重典绳下，逆党有诛，封疆失事有诛。一切诖误，重者杖死，轻者谪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伤国体者，无如诏狱。副都御史易应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锻炼为忠直，苍鹰乳虎接踵于天下矣。愿体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诏狱，且宽应昌，则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过于厚民生，则赋敛宜缓宜轻。今者宿逋见征及来岁预征，节节追呼，闾阎困敝，贪吏益大为民厉。贵州巡按苏琰以行李被讦于监司。巡方黩货，何问下吏？吸膏吮脂之辈，接迹于天下矣。愿体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饷，并严饬官方，则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然大君者，天之宗子；辅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辅，率由特简。亦愿体一人好生之心，毋驱除异己，构朝士以大狱，结国家朋党之祸；毋宠利居成功，导人主以富强，酿天下土崩之势。周延儒、温体仁见疏不怿。以时方祷雨，而宗周称疾，指为偃蹇，激帝怒，拟旨诘之。且令陈足兵、足饷之策，宗周条画以对，延儒、体仁不能难。为京尹，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阉人言事辄不应，或相诟谇，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苍头殴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门外。尝出，见优人笼箧，焚之通衢。周恤单丁下户尤至。居一载，谢病归，都人为罢市。八年七月，内阁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孙慎行、林钎及宗周名上。诏所司敦趋，宗周固辞不许。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与钎入朝。帝问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状。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业，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流寇本朝廷赤子，抚之有道，则还为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为本，收拾人心在先宽有司。参罚重则吏治坏，吏治坏则民生困，盗贼由此日繁。”帝又问兵事。宗周言：“御外以治内为本。内治修，远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愿陛下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天下自平。”对毕趋出。帝顾体仁迂其言，命钎辅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逾月，上《痛愤时艰疏》，言：陛下锐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讲求，施为次第犹多未得要领者。首属意于边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复之说进，是为祸胎。己巳之役，谋国无良，朝廷始有积轻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参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术尚刑名，政体归丛脞，天下事日坏而不可救。厂卫司讥察，而告讦之风炽；诏狱及士绅，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过不给，而欺罔之习转甚；事事仰成独断，而谄谀之风日长。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众，诏旨杂治五刑，岁躬断狱以数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笔治丝纶而王言亵，诛求及琐屑而政体伤。参罚在钱谷而官愈贪，吏愈横，赋愈逋；敲扑繁而民生瘁，严刑重敛交困而盗贼日起。总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监视遣而封疆之责任轻。督、抚无权而将日懦，武弁废法而兵日骄，将懦兵骄而朝廷之威令并穷于督、抚。朝廷勒限平贼，而行间日杀良报功，生灵益涂炭。一旦天牖圣衷，撤总监之任，重守令之选，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维新之化，方与二三臣工洗心涤虑，以联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难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单辞报罢，使大臣失和衷之谊；得一陈子壮而以过戆坐辜，使朝宁无吁咈之风。此关于国体人心非浅鲜者。陛下必体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风雷；必念祖宗鉴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轻改作。以简要出政令，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发政施仁，收天下泮涣之人心，而且还内廷扫除之役，正懦帅失律之诛，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赍内帑巡行郡国为招抚使，赦其无罪而流亡者。陈师险隘，坚壁清野，听其穷而自归。诛渠之外，犹可不杀一人，而毕此役，奚待于观兵哉。疏入，帝怒甚，谕阁臣拟严旨再四。每拟上，帝辄手其疏覆阅，起行数周。已而意解，降旨诘问，谓大臣论事宜体国度时，不当效小臣归过朝廷为名高，且奖其清直焉。时太仆缺马价，有诏愿捐者听，体仁及成国公朱纯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议罢明年朝觐。宗周以输赀、免觐为大辱国。帝虽不悦，心善其忠，益欲大用。体仁患之，募山阴人许瑚疏论之，谓宗周道学有余，才谞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宜真，遂已不用。其秋，三疏请告去。至天津，闻都城被兵，遂留养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之变，误国者袁崇焕一人。小人竞修门户之怨，异己者概坐以崇焕党，日造蜚语，次第去之。自此小人进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隳，边防日坏。今日之祸，实己巳以来酿成之也。且以张凤翼之溺职中枢也，而俾之专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于边也，而责之戴罪，何以服刘策之死？诸镇勤王之师，争先入卫者几人，不闻以逗留蒙诘责，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县之生灵，结一饱飏之局，则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无罪者，又何以谢韩爌、张凤翔、李邦华诸臣之或戍或去？岂昔为异己驱除，今不难以同己相容隐乎？臣于是而知小人之祸人国无已时也。昔唐德宗谓群臣曰：“人言卢?巳奸邪，朕殊不觉。”群臣对曰：“此乃?巳之所以为奸邪也。”臣每三覆斯言，为万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频年以来，陛下恶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讦进；陛下录清节，而臣下多以曲谨容；陛下崇励精，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陛下尚综核，而臣下琐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类，究其用心，无往不出于身家利禄。陛下不察而用之，则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有所不觉矣。天下即乏才，何至尽出中官下？而陛下每当缓急，必委以大任。三协有遣，通、津、临、德有遣；又重其体统，等之总督。中官总督，置总督何地？总督无权，置抚、按何地？是以封疆尝试也。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君子独岸然自异。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终无党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诚欲进君子退小人，决理乱消长之机，犹复用中官参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争之，陛下即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伤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赃戍，何以肃惩贪之令？申绍芳，十余年监司也，而以莫须有之钻刺戍，何以昭抑竞之典？郑鄤之狱，或以诬告坐，何以示敦伦之化？此数事者，皆为故辅文震孟引绳批根，即向驱除异己之故智，而廷臣无敢言。陛下亦无从知之也。呜呼，八年之间，谁秉国成，而至于是！臣不能为首揆温体仁解矣。语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体仁之谓也。疏奏，帝大怒，体仁又上章力诋，遂斥为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称旨。帝临朝而叹，谓大臣：“刘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辞不得，乃趋朝。道中进三札：一曰明圣学以端治本，二曰躬圣学以建治要，三曰重圣学以需治化，凡数千言。帝优旨报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辞，有诏敦趋。逾月，入见文华殿。帝问都察院职掌安在，对曰：“在正己以正百僚。必存诸中者，上可对君父，下可质天下士大夫，而后百僚则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纪纲振肃，职掌在是，而责成巡方其首务也。巡方得人，则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道揆、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六事以献，帝褒纳焉。俄劾御史喻上猷、严云京而荐袁恺、成勇，帝并从之。其后上猷受李自成显职，卒为世大诟。冬十月，京师被兵。请旌死事卢象升，而追戮误国奸臣杨嗣昌，逮跋扈悍将左良玉；防关以备反攻，防潞以备透渡，防通、津、临、德以备南下。帝不能尽行。闰月晦日，召见廷臣于中左门。时姜埰、熊开元以言事下诏狱，宗周约九卿共救。入朝，闻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谓众曰：“今日当空署争，必改发刑部始已。”及入对，御史杨若桥荐西洋人汤若望善火器，请召试。宗周曰：“边臣不讲战守、屯戍之法，专恃火器。近来陷城破邑，岂无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见河间反为火器所破乎？国家大计，以法纪为主。大帅跋扈，援师逗遛，奈何反姑息，为此纷纷无益之举耶？”因议督、抚去留，则请先去督师范志完。且曰：“十五年来，陛下处分未当，致有今日败局。不追祸始，更弦易辙，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补目前罅漏，非长治之道也。”帝变色曰：“前不可追，善后安在？”宗周曰：“在陛下开诚布公，公天下为好恶，合国人为用舍，进贤才，开言路，次第与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国家败坏已极，当如何？”宗周曰：“武备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选将必先择贤督、抚，择贤督、抚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针砭也。论者但论才望，不问操守；未有操守不谨，而遇事敢前，军士畏威者。若徒以议论捷给，举动恢张，称曰才望，取爵位则有余，责事功则不足，何益成败哉？”帝曰：“济变之日，先才后守。”宗周曰：“前人败坏，皆由贪纵使然；故以济变言，愈宜先守后才。”帝曰：“大将别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论，如范志完操守不谨，大将偏裨无不由贿进，所以三军解体。由此观之，操守为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敕宗周起。于是宗周出奏曰：“陛下方下诏求贤，姜埰、熊开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国朝无言官下诏狱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妄如臣宗周，戆直如臣黄道周，尚蒙使过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学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诚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体，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即有应得之罪，亦当付法司。今遽下诏狱，终于国体有伤。”帝怒甚，曰：“法司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伤国体？有如贪赃坏法，欺君罔上，皆可不问乎？”宗周曰：“锦衣，膏梁子弟，何知礼义？听寺人役使。即陛下问贪赃坏法，欺君罔上，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党，岂堪宪职！”有间曰：“开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金光辰争之。帝叱光辰，并命议处。翼日，光辰贬三秩调用，宗周革职，刑部议罪。阁臣持不发，捧原旨御前恳救，乃免，斥为民。宗周罢官家居，渊数往问学。尝有过，入曲室长跪流涕自挝。杭州失守，渊方葬母，趣竣工。既葬，还家设祭，即投缳而卒，年三十五也。逾二日，宗周饿死。 赞曰：刘宗周、黄道周所指陈，深中时弊。其论才守，别忠佞，足为万世龟鉴。而听者迂而远之，则救时济变之说惑之也。《传》曰：“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二臣有焉。杀身成仁，不违其素，所守岂不卓哉！

孙丕扬，字叔孝，富平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历按畿辅、淮、扬，矫然有风裁。隆庆中，擢大理丞。以尝劾高拱，拱门生给事中程文诬劾丕扬，落职候勘。拱罢，事白，起故官。万历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守诸府。以严为治，属吏皆惴惴。按行关隘，增置敌楼三百余所，筑边墙万余丈。录功，进右副都御史。中官冯保家在畿内，张居正属为建坊，丕扬拒不应。知二人必怒，五年春引疾归。其冬大计京官，言路希居正指劾之。诏起官时，调南京用。御史按陕西者，知保等憾不已，密讽西安知府罗织其赃。知府遣吏报御史，吏为虎噬。及再报，则居正已死，事乃解。起应天府尹。召拜大理卿，进户部右侍郎。十五年，河北大饥。丕扬乡邑及邻县蒲城、同官至采石为食。丕扬伤之，进石数升于帝，因言：“今海内困加派，其穷非止啖石之民也。宜宽赋节用，罢额外徵派有诸不急务，损上益下，以培苍生大命。”帝感其言，颇有所减罢。寻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以病归。召拜刑部尚书。丕扬以狱多滞囚，由公移牵制。议刑部、大理各置籍，凡狱上刑部，次日即详谳大理，大理审允，次日即还刑部，自是囚无淹系。寻奏：“五岁方恤刑，恐冤狱无所诉。请敕天下抚按，方春时和，令监司按行州县，大录系囚，按察使则录会城囚。死罪矜疑及流徒以下可原者，抚按以达于朝，期毋过夏月。轻者立遣，重者仍听部裁，岁以为常。”帝报从之。已，条上省刑省罚各三十二事。帝称善，优诏褒纳。自是刑狱大减。有内坚杀人，逃匿禁中。丕扬奏捕，卒论戍。改左都御史。陈台规三事，请专掌印、重巡方、久巡城，著为令。已，又言：“闾阎民瘼非郡邑莫济，郡邑吏治非抚按监司莫清。抚按监司风化，非部院莫饬。请立约束颁天下，奖廉抑贪，共励官箴。”帝咸优诏报许。二十二年，拜吏部尚书。丕扬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独患中贵请谒。乃创为掣签法，大选急选，悉听其人自掣，请寄无所容。一时选人盛称无私，然铨政自是一大变矣。二十三年，大计外吏。九江知府沈铁尝为衡州同知，发巡抚秦耀罪，江西提学佥事马犹龙尝为刑部主事，定御史祝大舟赃贿，遂为庇者所恶。考功郎蒋时馨黜之，丕扬不能察。及时馨为赵文炳所劾，丕扬力与辨雪。谓衅由丁此吕，此吕坐逮。丕扬又力诋沈思孝，于是思孝及员外郎岳元声连章讦丕扬。丕扬请去甚力。其冬，帝以军政故，贬两京言官三十余人。丕扬犹在告，偕九卿力谏，弗纳。已而帝恶大学士陈于陛论救，谪诸言官边方。丕扬等复抗疏谏，帝益怒，尽除其名。初，帝虽以夙望用丕扬，然不甚委信。有所推举，率用其次。数请起废，辄报罢。丕扬以志不行，已怀去志，及是杜门逾半岁。疏十三上，多不报。至四月，温谕勉留，乃复起视事。主事赵学仕者，大学士志皋族弟也，坐事议调，文选郎唐伯元辄注饶州通判。俄学仕复以前事被讦，给事中刘道亨因劾吏部附势，语侵丕扬。博士周献臣有所陈论，亦颇侵之。丕扬疑道亨受同官周孔教指，献臣又孔教宗人，益疑之，复三疏乞休。最后贻书大学士张位，恳其拟旨允放。位如其言。丕扬闻，则大恚，谓位逐己，上疏诋位及道亨、孔教、献臣、思孝甚力。帝得疏，不直丕扬。位亦疏辩求退，帝复诏慰留，而位同官陈于陛、沈一贯亦为位解。丕扬再被责让，许驰传去。久之，起南京吏部尚书，辞不就。及吏部尚书李戴免，帝艰其代，以侍郎杨时乔摄之。时乔数请简用尚书。帝终念丕扬廉直，三十六年九月，召起故官。屡辞，不允。明年四月始入都，年七十有八矣。三十八年大计外吏，黜陟咸当。又奏举廉吏布政使汪可受、王佐、张亻思等二十余人，诏不次擢用。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飐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飐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刘光复、房壮丽，给事中王绍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绍吉、周永春辈，则力排东林，与宾尹、天飐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至是，继芳巡按浙江，有伪为其书抵绍徽、国缙者，中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脉斩断，吾辈可以得志”。福清谓叶向高，耀州谓王国、王图，富平即丕扬也。国时巡抚保定，图以吏部侍郎掌翰林院，与丕扬皆秦人，故曰“秦脉”。盖小人设为挑激语，以害继芳辈，而其书乃达之丕扬所。丕扬不为意。会御史金明时居官不职，虑京察见斥，先上疏力攻图，并诋御史史记事、徐缙芳，谓为图心腹。及图、缙芳疏辩，明时再劾之，因及继芳伪书事。国缙疑书出缙芳及李邦华、李炳恭、徐良彦、周起元手，因目为“五鬼”；五人皆选授御史候命未下者也。当是时，诸人日事攻击，议论纷呶，帝一无所问，则益植党求胜，朝端哄然。及明年三月，大计京官。丕扬与侍郎萧云举、副都御史许弘纲领其事，考功郎中王宗贤、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汤光京、协理御史乔允升佐之。故御史康丕扬、徐大化，故给事中钟兆斗、陈治则、宋一韩、姚文蔚，主事郑振先、张嘉言及宾尹、天飐、国缙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绍徽、应甲于外。群情翕服，而诸不得志者深衔之。当计典之初举也，兆京谓明时将出疏要挟，以激丕扬。丕扬果怒，先期止明时过部考察，特疏劾之。旨下议罪，而明时辩疏复犯御讳。帝怒，褫其职。其党大哗。谓明时未尝要挟兆京，只以劾图一疏实之，为图报复。于是刑部主事秦聚奎力攻丕扬，为宾尹、大化、国缙、绍徽、应甲、嘉言辨。时部院察疏犹未下，丕扬奏趣之，因发聚奎前知绩溪、吴江时贪虐状。帝方向丕扬，亦褫聚奎职。由是党人益愤，谓丕扬果以伪书故斥绍徽、国缙，且二人与应甲尝攻三才、元翰，故代为修隙，议论汹汹。弘纲闻而畏之。累请发察疏，亦若以丕扬为过当者。党人藉其言，益思撼丕扬。礼部主事丁元荐甫入朝，虑察疏终寝，抗章责弘纲，因尽发昆、宣党构谋状。于是一桂、继芳、永春、光魁、宗文争击元荐，为明时等讼冤。赖向高调获，至五月察疏乃下。给事中彭惟成、南京给事中高节，御史王万祚、曾成易犹攻讦不已。丕扬以人言纷至，亦屡疏求去，优诏勉留。先是，杨时乔掌察，斥科道钱梦皋等十人，特旨留任。至是丕扬亦奏黜之，群情益快。丕场以白首趋朝，非荐贤无以报国。先后推毂林居耆硕，若沈鲤、吕坤、郭正域、丘度、蔡悉、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冯从吾、于玉立、高攀龙、刘元珍、庞时雍、姜士昌、范涞、欧阳东凤辈。帝雅意不用旧人，悉寝不报。丕扬又请起故御史钱一本等十三人，故给事中钟羽正等十五人，亦报罢。丕扬齿虽迈，帝重其老成清德，眷遇益隆。而丕扬乞去不已，疏复二十余上。既不得请，则于明年二月拜疏径归。向高闻之，急言于上。诏令乘传，且敕所司存问。既而丕扬疏谢，因陈时政四事，帝复优诏报之。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赠太保。天启初，追谥恭介。

四十一年，福王之籓已有期，忽传旨庄田务足四万顷。廷臣相顾愕眙，计田数必不足，则期将复更，然无敢抗言争之者。邦华首疏谏，廷臣乃相继争，期得毋易。巡视银库，上祛弊十事，中贵不便，格不行。巡按浙江，织造中官刘成死，命归其事于有司，别遣中官吕贵录成遗赀。贵?族奸民纪光诡称机户，诣阙保留贵代成督造。邦华极论二人交关作奸罪。光疏不由通政，不下内阁，以中旨行之。邦华三疏争，皆不报。是时神宗好货，中官有所进奉，名为孝顺。疏中刺及之，并劾左右大奄之党贵者，于是期满久不得代。
四十四年引疾归。时群小力排东林，指邹元标为党魁。邦华与元标同里，相师友，又性好别黑白。或劝其委蛇，邦华曰：“宁为偏枯之学问，不作反覆之小人。”闻者益嫉之。明年以年例出为山东参议。其父廷谏时为南京刑部郎中，亦罢归。邦华乃辞疾不赴。天启元年起故官，饬易州兵备。明年迁光禄少卿，即还家省父。四月，擢右佥都御史，代毕自严巡抚天津。军府新立，庶务草创，邦华至，极力振饬，津门军遂为诸镇冠。进兵部右侍郎，复还家省父。四年夏抵京，奄党大哗，谓枢辅孙承宗以万寿节入觐，将清君侧之恶，邦华实召之。乃立勒承宗还镇，邦华引疾去。明年秋，奄党劾削其官。
崇祯元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寻改兵部，协理戎政。还朝，召见，旋知武会试，事竣入营。故事，冬至郊，列队扈跸，用军八万五千人。至是，增至十万有奇。时方郊，总督勋臣缺，邦华兼摄其事。所设云辇、龙旌、宝纛、金鼓、旗帜、甲胄、剑戟，焕然一新，帝悦。明年春，幸学，亦如之。命加兵部尚书。时戎政大坏，邦华先陈更操法、慎拣选、改战车、精火药、专器械、责典守、节金钱、酌兑马、练大炮九事。
京营故有占役、虚冒之弊。占役者，其人为诸将所役，一小营至四五百人，且有卖闲、包操诸弊。虚冒者，无其人，诸将及勋戚、奄寺、豪强以苍头冒选锋壮丁，月支厚饷。邦华核还占役万，清虚冒千。三大营军十余万，半老弱。故事，军缺听告补，率由贿得。邦华必亲校，非年壮力强者不录，自是军鲜冒滥。三营选锋万，壮丁七千，饷倍他军，而疲弱不异。邦华下令，每把总兵五百，月自简五人，年必二十五以下，力必二百五十斤以上，技必兼弓矢火炮，月一解送，补选锋壮丁之缺，自是人人思奋。三大营领六副将，又分三十六营，官以三百六十七人计，所用掾史皆积猾。邦华按罪十余人，又行一岁二考察之令，自是诸奸为戢。
营马额二万六千，至是止万五千。他官公事得借骑，总督、协理及巡视科道，例有坐班马，不肖且折橐入钱，营马大耗。邦华首减己班马三之一，他官借马，非公事不得骑，自是滥借为希。
京营岁领太仆银万六千两，屯田籽粒银千六十两，犒军制器胥徒工食取给焉。各官取之无度，岁用不敷。邦华建议，先协理岁取千四百，总督巡视递节减，自是营帑遂裕。
营将三百六十，听用者称是。一官缺，请托纷至。邦华悉杜绝，行计日省成法。每小营各置簿，月上事状于协理，以定殿最。旧制，三大营外复设三备兵营，营三千人，饷视正军，而不习技击，益为豪家隐冒。邦华核去四千余人，又汰老弱千，疏请归并三大营不另设，由是戎政大厘。
仓场总督南居益言：“京营岁支米百六十六万四千余石，视万历四十六年增五万七千余石，宜减省。”邦华因上议军以十二万为额，饷以百四十四万石为额，岁省二十二万有奇。帝亦报可，著为令。帝知邦华忠，奏无不从，邦华亦感帝知，不顾后患。诸失利者衔次骨，而怨谤纷然矣。
其年十月，畿辅被兵，简精卒三千守通州，二千援蓟州，自督诸军营城外，军容甚壮。俄有命邦华军撤还守陴，于是侦者不敢远出，声息遂断，则请防寇贼，缉间谍，散奸宄，禁讹言。邦华自闻警，衣不解带，捐赀造炮车及诸火器，又以外城单薄，自请出守。而诸不逞之徒，乃构蜚语入大内。襄城伯李守锜督京营，亦衔邦华扼己，乘间诋諆。邦华自危，上疏陈情，归命于帝。会满桂兵拒大清兵德胜门外，城上发大炮助桂，误伤桂兵多。都察院都事张道泽遂劾邦华，言官交章论列，遂罢邦华闲住。自是代者以为戒，率因循姑息，戎政不可问矣。邦华前后罢免家居二十年。父廷谏无恙。
十二年四月，起南京兵部尚书，定营制，汰不急之将，并分设之营。谓守江南不若守江北，防下流不若防上流。乃由浦口历滁、全椒、和，相形势，绘图以献。于浦口置沿江敌台，于滁设戍卒，于池河建城垣，于滁、椒咽喉则筑堡于藕塘。和遭屠戮，请以隶之太平。又请开府采石之山，置哨太平之港，大垦当涂闲田数万顷资军储。徐州，南北要害，水陆交会，请宿重兵，设总督，片檄征调，奠陵京万全之势。皆下所司，未及行，以父忧去。
十五年冬，起故官，掌南京都察院事，俄代刘宗周为左都御史。都城被兵，即日请督东南援兵入卫，力疾上道。明年三月抵九江。左良玉溃兵数十万，声言饷乏，欲寄帑于南京，艨艟蔽江东下。留都士民一夕数徙，文武大吏相顾愕眙。邦华叹曰：“中原安静土，东南一角耳。身为大臣，忍坐视决裂，袖手局外而去乎！”乃停舟草檄告良玉，责以大义。良玉气沮，答书语颇恭。邦华用便宜发九江库银十五万饷之，而身入其军，开诚慰劳。良玉及其下皆感激，誓杀贼报国，一军遂安。帝闻之，大喜，陛见嘉劳。邦华跪奏移时，数诏起立，温语如家人，中官屏息远伏。其后召对百官，帝辄目注邦华云。旧例，御史出巡，回道考核。邦华谓回道而后黜，害政已多。论罢巡按、巡盐御史各一人。奉命考试御史，黜冒滥者一人，追黜御史无显过而先任推官著贪声者一人。台中始畏法。
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陷山西。邦华密疏请帝固守京师，仿永乐朝故事，太子监国南都。居数日未得命，又请定、永二王分封太平、宁国二府，拱护两京。帝得疏意动，绕殿行，且读且叹，将行其言。会帝召对群臣，中允李明睿疏言南迁便，给事中光时亨以倡言泄密纠之。帝曰：“国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遂罢邦华策不议。未几，贼逼都城，亟诣内阁言事。魏藻德漫应曰：“姑待之。”邦华太息而出。已，率诸御史登城，群奄拒之不得上。十八日，外城陷，走宿文信国祠。明日，内城亦陷，乃三揖信国曰：“邦华死国难，请从先生于九京矣。”为诗曰：“堂堂丈夫兮圣贤为徒，忠孝大节兮誓死靡渝，临危授命兮吾无愧吾。”遂投缳而绝。赠太保、吏部尚书，谥忠文。本朝赐谥忠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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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邦华，字孟..，吉水人。早年跟同乡邹元标接受教育，跟自己的父亲李廷谏一同考中万历三十一年(1603)乡试举人。他们父子两个互相激励，身穿布衣，徒步到京师参加会试。第二年，邦华考中了进士。他初任泾县知县，政绩优异，受到吏部的考察、推荐，本来朝廷打算升用他为御史，正碰上当时党派争论刚刚发生，朝臣很多人攻击顾宪成，邦华跟他们意见相反，就被看成是东林党人。因此，过了两年他才接到这一任命。上任以后，邦华上书讲了十条关于效法祖宗用人办法的意见：一、内阁不应当专门用翰林院出来的词臣；二、词臣不应当专门担任翰林院的职务；三、词臣不应当到宫廷里边的书房中担任教习；四、六科都给事中不应当有能出入朝廷不能出入宫廷的限制；五、御史的升迁不应当一概取决于任职期满后的考核；六、在吏部请了假的官员不应当累计资历做到正郎；七、守关、守仓等差使不应当专门使用举贡、任子；八、调换、选拔、推举出来的地方官不应当一下子就当上京官；九、进士改充教职不应当都专门使用举贡、任子；十、边方州县的长官不应当都任命举人来充任。这篇奏疏交上后，神宗未予答复。　　四十一年(1613)，福王到自己封地去的时间已经决定，神宗忽然传下圣旨要求给福王的庄田务必达到四万顷。廷臣吃惊地互相看着，估计田数一定不足，那么福王到封地去的时间又要改变了，但是没有人敢抗言争论。邦华首先上书议论，廷臣于是相继起来争论，福王到藩地去的时间才决定下来不再改变。邦华又曾经去巡视银库，上书列了十条祛除弊端的办法，宦官认为对自己不利，就给挡了回来，没被采纳。后来邦华去巡按浙江，织造中官刘成死后，朝廷命令把他的事务交回给官府来办，又另外派遣了一名中官吕贵来收取刘成的遗产。吕贵教唆一名坏人纪光假称机户到京城来请求留下吕贵，让他接替刘成督办织造。邦华上书极力讲述他们两个人互相勾结弄虚作假的罪恶。纪光的上书不通过通政司，也没发下给内阁，最后用宫廷里直接传下圣旨的办法实现了他们的目的。邦华三次上书争论，神宗都没有答复。当时神宗贪财，中官有所进献，都被称为孝顺。邦华的奏疏批评到了这一点，并且弹劾神宗左右偏袒吕贵的大宦官。因此邦华任职期满后，长期没人去接他的旧任。　　四十四年，邦华称病回乡。当时一群小人都在竭力排挤东林，把邹元标指为党魁。邦华与元标是同乡，相互之间是师友关系，他的脾气又喜欢辨别是非。有人劝他做人要圆滑一些，邦华说：“我宁为偏枯的学问，不做反复的小人。”那些人听说后更加恨他了。第二年，根据年限规定把邦华调出，让他去做山东参议。他的父亲廷谏当时任南京刑部郎中，也被罢官回家了。邦华于是就推辞生病，没有去赴任。　　天启元年(1621)，邦华起复原任，前往整顿易州兵备。第二年，他升为光禄少卿后，回家看望父亲去了。四月，朝廷提升他为右佥都御史，让他去接替毕自严巡抚天津。当时天津的军府刚刚开设，各项事务都是草草上马，邦华到任后极力加以整顿，使津门军成了各镇的表率。邦华升任兵部右侍郎后，又返回家乡探望父亲。四年春天邦华抵达京师，阉党大吵大闹，说枢辅孙承宗在万寿节来朝见皇上时将要“清除皇上身边的坏人”，事实上是邦华引他来的。熹宗皇帝立刻勒令承宗返回驻地，邦华自己请病假回去了。第二年秋天，阉党弹劾并削除了邦华的官籍。　　崇祯元年(1628)四月，邦华起任为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不久改任兵部右侍郎，协理军政。邦华回到朝廷，受到庄烈帝召见，过后主持了武会试，事后进到军营中。按照惯例，皇上冬至祭天，部队列队护驾，用兵八万五千人，当时增加到了十多万人。当时庄烈帝正要祭天，总督随行部队的勋臣缺乏人选，就让邦华兼管这件事。邦华所布置的云辇、龙旌、宝纛、金鼓、旗帜、甲胄、剑戟都焕然一新，庄烈帝很高兴。第二年春天庄烈帝视学，邦华又布置得很好。庄烈帝命令给他加官为兵部尚书。当时兵政十分乱，邦华首先提出要改变操练方法、慎重选择将吏、改造战车、精制火药、集中武器、责成防官、节约金钱、酌情兑马、演习大炮等九件事。　　京营一向有占役、虚冒的弊端。占役就是士兵为诸将服劳役，一个小营中这样的士兵能达到四五百人，并且还有卖闲、包操等弊端。虚冒就是部队没有这么个人，诸将及勋戚、宦官、豪强以自己家的仆人冒充军队中的壮丁，每个月支取一份厚饷。邦华加以清查，收回了占役士兵一万人，清出虚冒一千人。三大营兵力十多万人，有一半是老弱之人。按照惯例，京营部队名额短缺时允许报加，这些老弱之人大都是通过贿赂进来的。邦华对各营士兵都亲自加以考试，不是年轻力强的一概不录用，从此京营中很少有随便充数的士兵了。三营中选一万名先锋，七千名壮丁，他们的军饷比别的士兵多一倍，但是也一样是些虚弱不堪的士兵。邦华下令，每个把总手下五百士兵，每个月自行从中挑选五个人，年龄必须在二十五岁以下，力气必须在二百五十斤以上，本领必须是兼能弓箭火炮，每个月选送一回，添补先锋、壮丁的缺额。从此部队中人人都想要努力了。三大营下边领了六名副将，往下又分为三十六营，军官按三百六十七人计算，他们所用的掾史都是些老奸巨猾的人。邦华审查后把十多个人予以治罪，又颁布了一年考察两次的命令。从此那些坏人们都收敛起来了。　　京营中马匹原有数额是两万六千，到这时只剩下一万五千了。别的官员办公事都可以借骑，总督、协理及巡视科道官，按惯例都有坐班马，不像话的人还要折价把马买走，所以营马损失很大。邦华首先把自己的班马减少了三分之一，别的官员来借马，不是公事不许他借骑。从此随便借出的少了。　　京营每年领取太仆银一万六千两，屯田籽银一千零六十两，犒赏官兵、制作器械、各种杂工的伙食费都从中开支。各级将吏无限制地讨要，每年的用度都不够。邦华建议，首先由协理每年支取一千四百两，总督、巡视官员依次递减，自此京营里的库银就宽裕起来了。　　京营中将领三百六十人，随便由主管者负责增补，一个位置空下来，请托的人都纷纷来争。邦华全都回绝，实行按天考察成绩的办法，每个小营里各备一个功劳簿，每个月把各人所干的事情汇报给协理，以便确定优先。按原来的制度，三大营之外还另外设了三个预备兵营，每营三千人，军饷跟正营相似，但是不操练武艺，便成为有权势人家隐冒的宝地。邦华核减了四千多人，又裁减了一千老弱士兵，然后上书奏请将预备营归并进三大营，不再另设，从此兵政得到了很大改善。　　仓场总督南居益说“：京营一年支取米一百六十六万四千多石，比万历四十六年增加了五万七千多石，应当减省下来才是。”邦华于是上书主张士兵以十二万为定额，粮饷以一百四十四万石为定额，每年减少了二十二万多石。庄烈帝也批复说可以，便写下了作为定令。庄烈帝了解邦华为人忠诚，对他的奏请无不答应，邦华也感激庄烈帝对他的信任，所以大胆革新，不顾后患。那些失利的人对邦华怀恨入骨，对他的怨言、诽谤也逐渐多起来了。　　这年十月，京城郊区受到攻打，邦华选派了三千精兵去守卫通州，两千精兵去增援蓟州，自己亲率各路部队驻扎在京城外边，军容浩大。不久朝廷传令让邦华的部队撤回来看守女墙，于是哨探不敢远出，内外消息就中断了。邦华这时请朝廷防备土匪，缉捕间谍，解散不法团伙，严禁传播谣言。自从接到战警，邦华衣不解带，严兵待敌，捐款出来制造炮车及各种火器，又因为京师外城兵力单薄，自请出守。可是那些不得志的家伙捏造了流言蜚语，传入宫中。襄城伯李守钅奇总督京营，也恨邦华压过自己，这时乘机诋毁他。邦华自感不安稳，上书陈情表白，同时还权给庄烈帝。恰好这时满桂的部队在德胜门外抵抗大清部队，城上点燃大炮帮助满桂，误伤了满桂很多士兵。都察院都事张道泽于是就弹劾邦华，言官也上书谈论，朝廷就罢了邦华的官，让他回乡闲住。从此接任的人都拿邦华作为教训，大都因循守旧，姑息养奸，兵政也就没法子讲了。邦华前前后后被罢官，在家里闲住过二十年，他的父亲廷谏也还健在。　　十二年(1639)四月，邦华复起，出任南京兵部尚书，确定军营编制，裁减不必需的将官，合并原先分设的部队。邦华认为防守江南不如防守江北，防守长江下游不如防守上游，于是从浦口考察到滁州、全椒、和县，观察地理形势，绘成地图进呈给朝廷。他在浦口沿江修建了敌台，在滁州设置了驻防士兵，在池河修建了城墙，在滁州、全椒咽喉地藕塘修筑了堡垒。和县遭到贼兵屠戮，邦华请求把他划归太平州。又申请在采石山上开设军府，在太平的港道上设置哨所，大力开垦当涂一带的几万顷闲田，储备军粮。徐州是南北交通要害，水陆交通会合的地方，邦华奏请在那里驻扎重兵，设总督一名，由他发号施令征调部队，奠定两处皇陵、京城万无一失的局势。他的奏章都被交给有关部门讨论，还没来得及执行，邦华因为给父亲守丧离去了。　　十五年(1642)冬季，邦华起复故官，掌管南方都察院的事务，不久接替刘宗周当了左都御史。都城受到攻打，邦华立即请求让自己率领东南地区的援兵前往入卫，艰难地拖着病体出发了。第二年三月来到九江。当时左良玉的几十万败兵败将声言缺饷，要去南京运国库银过来，大小船只蔽江东下。南京的士绅、百姓一个晚上搬迁几次，文武大吏都你瞪着我，我瞪着你，不知如何是好了。邦华叹气说“：中原一带安静的国土只剩下东南地区这个角落了。我身为大臣，怎么忍心看到内部决裂，在局外袖手旁观，离开这个地方呢！”于是停下船起草一篇檄文给良玉，责以大义。良玉理亏，回信时话说得很恭敬。邦华就使用见机行事的特殊权限把九江的库银拨出十五万两给良玉当军饷，又亲自到他的部队中开诚布公地进行了慰劳。良玉和他的部下都很感动，发誓要杀贼报国，这支部队整个才安定下来。庄烈帝听说后非常高兴，召见邦华来进行了嘉奖、慰劳。邦华跪着讲话讲了好一会儿，庄烈帝几次要他站起来讲，口气温和，像对待自家人一样，宦官们远远躲在一边，吓得不敢出气。后来庄烈帝召见百官时，目光总注视着邦华。按照原来的规定，御史到外地巡视，回朝后再对他们进行考核。邦华认为回来后再进行考核、罢免，害事也害得太多了。他弹劾并罢免了巡按、巡盐御史各一人。奉命考试御史时，邦华又罢了一名不称职的御史，又把一名没有明显过错但以前当推官时贪婪的名声很大的御史追罪免了。都察院的官吏们这才有了畏法心理。　　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攻下了山西。邦华秘密上书请求庄烈帝固守京师，同时仿照永乐年间的旧例，让太子到南都监国。过几天没得到回复，邦华又请求把定王、永王分封到太平、宁国二府，让他们拱护两京。庄烈帝收到奏疏后动了心，绕着大殿行走，一边读一边感叹，打算按他讲的办。恰好这时庄烈帝召见群臣，中允李明睿上书说南迁为好，给事中光时亨检举他号召别人，泄漏了机密。庄烈帝说“：国君为国家而死是本分，朕已经打定这个主意了。”于是拒绝考虑邦华的办法。不多天，贼寇兵临都城，邦华立即到内阁去商量国事。魏德藻信口答复他说“：暂且等等看吧。”邦华叹着气出来了。后来，邦华带着御史们想登城参战，一群宦官挡住他们，不让上去。十八日，外城失守，邦华跑到文信国的祠堂里过夜。第二天，内城也失守了，邦华于是对着信国的木主作了三个揖说“：邦华死于国难，请跟随先生到墓下去吧！”写下一首绝命诗说“：堂堂大丈夫是圣贤的徒弟，忠孝大节呀我誓死不易，临危授命呀我不能对不起自己。”接着他上吊自杀了。　　明朝当时追赠邦华为太保、吏部尚书，谥忠文。我朝给他加谥号为“忠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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