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明朝，传入中国的欧洲科学知识都有哪些？

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有哪些？~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又一次大交汇，发端于明朝万历年间，即16世纪末叶。这一次的中外文化大交汇，既不同于两汉时期对落后于本土文化的西域草原文化的吸收，也不同于唐宋时期对与本土文化不相上下的南亚次大陆文化的借鉴。这一次中国人面对的，是水平超过了自己的欧洲文化。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反差对中国社会的震撼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无疑是空前的，也是巨大的。


当时，罗马教廷为了配合欧洲殖民势力的扩张，在葡萄牙当局的支持下，通过澳门，向中国派出了成批的传教士，以便叩开封闭的“远东的伟大帝国”的大门。为了“不使中国人感觉外国人有侵略远东的异志”，他们决定采取“学术传教”的方针，即通过介绍西洋科学、哲学、艺术，引起士大夫们的注意和敬重，以此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并“使中国学术界坦然接受，而认识基多（基督）圣化的价值”。（以上引文见裴化行《利玛窦司铎与当代中国社会》第一册。“司铎”：sīduó，天主教对神父的另一名称）耶稣会士来华，固然意在传教，但他们却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得多的欧洲文化，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李约瑟语）


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人才济济。来华初期，他们注意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经籍，努力了解并顺应中国社会，以求得天主教义和中国儒家思想的统一，藉以培植天主教植根中国的土壤。明清之际的万历、崇祯、顺治、康熙各朝，对来华的西方人才都很重视，不光容许他们从事正常的教务活动，还注意利用他们的才能，广泛吸收西方科学知识。清朝康熙帝就曾通过南怀仁致信西方耶稣会上士“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动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1677年，康熙又专命法国传教士白晋为“钦差”，赴法争取招聘更多的科学家携带更多的科学书籍来华。他还特召传教士进宫廷，为其讲授几何、测量、代数、天文、物理、乐理以及解剖学知识，无一日间断。


尽管传教士们介绍的西方科学有它的局限性，在天文。数学等方面最早介绍到中国的，也并非是西方科学的最新成就，但仍有许多新的技术知识，许多科学著作通过编译得以在中国流传开来。1620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从西欧各国募集来西文著作7000余部；1629年，科学家李之藻编印了天主教第一部丛书《天学初函》，其中就包括了许多科学著作。这样，就使中国有了可供吸取的新的知识来源。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人中国的西方文化，自然科学是其主要部分，当然也包括欧洲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等等。这些西洋学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演绎（yì）推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使中国人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远镜等仪器的介绍和应用也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科学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徐光启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其学习与钻研中，他感到有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他更鲜明地指出，外来文化“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李之藻也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xī，清楚、明白）者”，“藻不敏，愿从君子砥焉。”（砥：dǐ，磨、磨练）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的宽阔胸怀。


传入中国的物理学与机械工程学西方科学传人中国，机械、物理、测绘、历算，门类繁多。中国是农业国，因此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水利科学首先受到重视。利玛窦生前，把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公元1575～1620年）介绍给了徐光启。熊三拔1606年来华，在北京随利玛窦学习汉语，成了他的重要助手。熊三拔所著《泰西水法》（6卷），1621年在北京刊印。这是第一部介绍西洋农田水利技术的专著，集中了欧洲水利工程学的精华。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60卷），其中水利部分，全部采自《泰西水法》。《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农业科学集大成之作，是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编纂而成的。该书初版于1633年，1742年改为《授时通考》，以78卷行世。


德国传教士邓玉函（Jean Terrenz，公元1576～1630年）1621年来华，曾在嘉定、杭州一带传教，后被召至北京，同徐光启、李之藻等修订历法。他的机械工程学著作《远西奇器说录最》（3卷，简称《奇器说》），在王征协助下编译成中文，于1627年在北京刊印问世。该书所录奇器，依切、便、精三原则选择收录：切就是切于民生日用、国家工作；便就是便于成器、工费非巨；精就是精于同类器物、非重非繁者。此书康熙时被收人《古今书集成·考工典》卷二四九中。


曾任清朝钦天监监正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曾根据意大利机械学家布朗加（Branea）在其《汽轮机》一书中提出的设想，于1678年进行了蒸汽动力试验，用轻木制成四轮小车，中部设火炉，用煤点燃，井用齿轮把后轮与中轴相接，以推进行走。他还在后轴中装置调向杆，以改变车的行走方向，从而大大改进了布朗加的设计。南怀仁还著有《熙朝定案》三卷，编录各种工程技术，极有实用价值。


明代中叶，随着耶稣会士来华，钟表便作为不可缺少的西洋奇器，在官僚上层流行起来。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Ruggieri）送给广东制台（制台，官名，制军的别称，清代对总督的称呼）陈文峰一台大自鸣钟，且把它改装成合乎中国观念的十二时辰，把阿拉伯数字改为中国字。在利玛窦进贡北京的礼品中，自鸣钟也是十分引入注目的物件。1613年，金尼阁曾返欧洲，其间获得德国巴伐利亚公爵赠送的一架既能表现天体运转、又能指示时刻的仪器。1621年回到北京后，金尼阁把这架仪器进呈宫廷。


徐光启的五世孙徐朝俊，家学渊源，精于钟表，晚年曾完成《高厚蒙求》一书。该书1796年完成，1809年才正式出版，共分四集，天文、地理、仪表无所不包。其第三集详论钟表制造，并附四页。当时，修钟、造钟以广州为最早，不久苏州也能制造，有“广钟”、“苏钟”之称，但发条却是进口的。


历法改革与天文学的传入明代中国使用的大统历，实际上就是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等创制的《授时历》，到了明末，误差已经很大。崇祯年间，朝廷命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主持修订历法，并聘用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J8cobus Rho）等参与工作，终于1634年著成《崇祯历书》（后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历书》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欧洲天文学知识的著作，较之《大统历》自然要准确得多。但新历法却因明亡未能推行。1645年，清政府决定颁布用西法推算的《时宪历》。1678年，南怀仁、利类思（1mdovicus Buglio）根据汤若望编译的历书和M百恒年表，编成《康熙永年历法》32卷，又名《御定四余七政万年书》，从此通用西历。


利玛窦、庞迪我等传教士来华时，都带有天文仪器。后来在华教士才加以仿制。利玛窦带来的望远镜，初称千里镜，“玛窦死，其徒某道人挟以游南州，好事者皆得见之。”1622年，汤若望又从欧洲带进新式天文望远镜一架；后来，他还负责监制了中国第一架望远镜，于1634年正式安装使用。


《崇祯历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天文学原理和测量方法，但对天文学中的“西法”，传播的却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1582年提出的以地心说为主要内容的第谷体系。该体系与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伽利略（GalileoGalilei）、开普勒（JohannesKepler）的日心说处于对立的地位。直到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历象考成全书》（42卷）编成，前编仍未超出第谷体系。后来，德国耶稣会士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公元1680～1746年）、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懋德（Andreas Pereyra，公元1690—1743年）用新的日益完善的数学方法推测日食，并于1742年（乾隆七年）编成《历象考成后编》加10卷，引入了法国天文学家噶西尼（D．Cassini）的理论，才使中国数学增加了一些新内容，计算地球与日月距离也已采用牛顿（Isaac Newton）法。


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是第一个在中国介绍伽利略学说的人。在《五纬历指》卷三中，他明确提出“天汉”（即指现在通称的银河）乃星云的凝集；在该书卷八中，还举出了伽利略关于星体发光的本质的论说。尽管教会反对日心地动说，参与修历的罗雅谷、汤若望在《月离历指》、《交食历指》中，还是大段大段地转录了伽利略在1610年运用望远镜所作的第一批大文观测记录；汤若望更在1640年所作《历法西传》中，从天文学发展的角度肯定了伽利略在天文观测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可以说，汤若望是第一个在中国支持伽利略学说的耶稣会士，他对天文望远镜的引进和仿制做出过特殊贡献。


一个世纪之后，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来华，才对日心说作了明确的介绍。对哥白尼体系，他作了这样的论述：“哥白尼论诸曜，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人初闻此论，辄（zhó怕，就）惊为异说，盖止持目证之故。”自此之后，哥白尼、枷利略的行星体系才得以在中国正式传播。这期间，18世纪英国制造的演示哥白尼学说的两架太阳系仪——初时称天象仪（orrery）——也运到了北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它们的引进，对蒋友仁日心说的介绍起了不少的推动作用。


西方数学在中国的介绍与研究1572年至1577年，利玛窦在罗马神学院读书时曾师从克拉维斯（c．Claviius）学习数学。到中国后，1603年至1607年问，应徐光启之请，他们共同译出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原本》后九卷的翻译，直到1856年才由李善兰和经营墨海书馆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合译完成）。《原本》的翻译，对于欧洲天文学以及几何学的了解与研究，是一个有益的开端。1611年，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说：“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Chuiai，推测、猜测），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利玛窦认为这是一本“举世无一人不当学”的专著。清代数学家大都研究过这本书，并有专著探讨，如方中通的《几何约》（1661年）、李子金的《几何易简录》（1679年）、梅文鼎的《几何通解》（1692年）、杜知耕的《几何论约》（1700年）等。


继《原本》之后，由利玛窦口译、李之藻笔录的《同文算指》于公元1613年编成，第二年刊印。这是输人中国的第一部欧洲笔算著作，原书名为《实用算术概论》。李之藻在该书序言中，讲述了他与利玛窦合译此书的缘由和目的，通过比较，他看到了西方数学中同于、异于和优于中国数学的地方。由于《同文算指》介绍的笔算方法简便可行，与现今算法相近，因此经清代数学家改进后在中国普遍推广。


利玛窦、徐光启、李之藻等编著、合译的数学著作还有《圜容较义》、《测量法义》、《乾坤体义》（二卷，上卷论天体，下卷论数理）等。中国数学家在研究西方数学的基础上写出的数学著作有《测量异同》、《勾股义》、《几何体论》、《泰西算要》和《几何用法》等。


1634年编成的《崇祯历书》中，有对西洋数学的专门介绍。内中有邓玉函著《大测》二卷、《割圆八线表》六卷、罗雅谷《测量全义》十卷。


清初成书的《天学会通》中，也有对西洋数学的介绍。该书由中国学者薛风祥（zub）依据传教土穆尼各（NieolasSmogolenski）所授知识编成，涉及天文、数学、医学、物理等多门学科。数学部分，有《比例对数表》、《比例四线新表》和《三角算法》，较《崇祯历书》中的有关内容更为完备。


康熙皇帝酷爱数学，在他的直接支持下，历时31年（从公元1690～1721年）终于编成《数理精蕴》，凡53卷。这部数学巨著于雍正元年（1723年）刊印，全面总结了此前西方数学在中国传播的成果，鼓励、刺激了中国知识界研究数学的兴趣。其后，中国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数学家，出现了较长时期的数学研究热，这与康熙的倡导、《数理精蕴》的编纂，大有关系。


地理学的传入与地测绘利玛窦初到肇庆不久，即应当地长官的要求用西法绘制了一幅世界地，题名《山海舆地全》（亦称灿海舆地》）。后来，他又在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多次编绘世界地，并被中国人多次刊刻印制，流传极广。他借地宣扬的一些天文、地理知识，比如地圆、地球的大小、地心说、五大洲的概念、五带（指热带、南北温带和南北寒带）的划分、山川和国名等，影响也很大。利氏地上的五大洲名和许多地名、国名，一直沿用至今。


利玛窦的世界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部分绘制得比较精详。从现存的利氏地中，可以推知他在绘制中曾参考过不少中国舆并吸取了这些舆的长处。利玛窦之后，在华耶稣会士如艾儒略、毕方济、南怀仁、蒋友仁等也绘制过世界地。梵蒂冈书馆藏有艾儒略的《万国全》、毕方济的《坤舆全》印本，米兰安布洛歇书馆也有艾儒略地的刻本。南怀仁的《坤舆全》于1674年刊印，分给两半球，巴黎国家书馆、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等处都有藏本。1761年蒋友仁进呈给康熙皇帝的《坤舆全》，曾于1767年正式付印，也是两半球，高6尺，宽14尺，颇有气势。


自艾儒略到中国（1610年）后，中国才有较为系统的地理著作出版。1623年刊印的《职方外纪》，由艾儒略增译、杨廷筠汇记，共5卷。该书介绍五大洲各国风土、民俗、气候、名胜。第一卷亚细亚，第二卷欧逻巴，第三卷利未亚，第四卷亚墨利加、墨瓦蜡泥加，第五卷四海总说，列举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状、海舶、海道等。卷首有万国舆，南北半球，各卷有分，是中文著作中第一部系统介绍五大洲地理的专书。


S0年后的1674年，南怀仁将《坤舆说》二卷付印，以说明同年刊刻的《坤舆全》。上卷总述自然地理，下卷分说五大洲，最后是四海总说。上卷所依据的主要是利玛窦之说，下卷则大多采自《职方外纪》，最后列七奇，介绍世界七大工程。


艾儒略还著有《西方答问》上、下二卷，1637年刻印出版，分条介绍西方风土。1668年，因康熙皇帝要了解西洋风土国俗，利类思、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ans）、南怀仁等传教士节录《西方答问》，编成《御览西方要纪》，流传频广。


遍于中国各地的西式建筑16至17世纪，在中国的土地上相继出现了许多西式建筑，这些建筑大都是由基督教会出资兴建的。比如建于澳门的望德堂、圣劳楞佐堂、圣安多尼堂、圣奥斯丁堂和圣多明我堂等。1572年，澳门成立圣保罗学校，附设天主之母教堂，以大理石筑成。1835年大火之后，仅存饰有铜制雕像的大理石牌坊（俗称大三巴），成了今天澳门的标志性建筑。


明万历年问，传教士在南京建大教堂，俗称无梁殿，被认为是中国内地最早的西式教堂。北京宣武门内教堂，亦称“南堂”，是北京城内最古老的一座天主教堂。该教堂原是汤若望在1650年春按中国式样建造的，后由徐日升（Thomas Pereyra）、闵明我改建成西式，但仍悬有“通玄佳境”的顺治御匾（biǎn）。教堂西面则是汤若望宅第。现今的南堂是1900年修复的，堂内有圣母和耶稣圣像及壁画。除了南堂，北京还有北堂、东堂、西堂，其中北堂是北京城内最大的大主教堂，坐落在西城区西什库。在1900年义和团反洋教 运动兴起时，西什库教堂一带曾是激烈的战场。


杭州的天主堂，坐落在武林门内天水桥南，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从欧洲返回杭州后兴建的新堂，“制作制度，一如大西；规模宏敞，美奂美轮”（《辩学》抄本），成为中国境内最为华丽的教堂。上海的天主堂以安仁里世春堂规模最大，1640年改为敬一堂，是一座中西合壁的教堂和教士寓所。


清代西式建筑中规模最为宏大的工程，是北京圆明园分园长春园中的欧式宫殿。从1747年（乾隆12年）起，长春园开始兴筑欧式宫殿，由意大利人郎世宁（Joseph Cas～tiglione）设计，法国人王致诚（又名巴德尼，J．Dents Attiret）。蒋友仁（Michael Benoist）协助建造。欧式宫苑建在园北狭长的地带内，包括6幢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巴洛克”式建筑、若干水法（喷水池，亦称喷泉）、欧式庭院以及园林小品，人们称之为“西洋楼”。蒋友仁精于喷水池的建筑，园内西洋水法都由他制造并管理。蒋氏去世后，喷水机械失修，喷水池便告废弃。圆明园规模宏大、构思精巧、风格独特，欧式宫苑与典型的中国园林融为一体，堪称世界造园史上划时代的杰作，因此被王致诚推崇为“万园之园”（Jardin des jardins）。


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海淀，次日傍晚便攻占了圆明园，进行大肆抢劫和破坏。10月18日清晨，联军开始纵火烧园，熊熊大火一直燃烧到第二天，最终使整个圆明园化成了一片废墟。

1，军火业各有看法
明末军事一个大事，就是引进仿造欧洲火器。
葡萄牙荷兰等国的先进火炮，先后被引入明军，大量改装生产，出现了“佛郎机”“红夷炮”等品种。那在欧洲人眼里，这些中国改装版火器的杀伤力如何？
贬过明朝天文又赞过明朝手工业的拉达，对明朝的军火水平，也是很不屑，他出使福建时，见过明朝卫所军队的火炮，认为这些大炮制作粗劣，款式也太老，好些大炮只能发射石头。

?明朝红夷大炮之佛郎机大型款
但真正和明军打过仗的一些西班牙军官，却不这样看。以舰长Artreda写给西班牙国王信里的说法，明军的精锐部队，大炮的性能都非常出色。西班牙历史学家门多萨，曾经登上过明朝战船，见过明军战船上的弗朗机，评价也中肯：“比我们的造得好，更有威力。”

2， 印刷术各有千秋
明末时，欧洲人介绍中国极多的，正是“四大发明”中的一大绝活：印刷术。

虽说当时欧洲也有了造纸和印刷，但明朝这事上的独家优势，欧洲人也认账。
以利玛窦的说法，中国的印刷术比起欧洲人至少早五百年，技术更十分巧妙，出错易修改，速度更是快，一块木版一天能印一千五百多份，看看中国的印刷术，就知道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书，价格还比欧洲便宜得多。
但这么强大的技术，也叫欧洲人找了毛病：中国的纸不如欧洲耐用，还不能正反面都印。而且尤其令欧洲人受打击的是：一开始明朝人坚决不信欧洲人会印刷，气的欧洲人送一大堆印好的圣经过来——看看我们印的。
照明末学者王肯堂的赞叹说：欧洲圣经两面都有字，而且还能防水，真是“甚异之”。
3，农业最令人拜服
比起让欧洲人挑出毛病的印刷术，明朝的农业，却叫欧洲传教士似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啥都新鲜。整体农业水平，以利玛窦的总结：“远比欧洲富裕得多”。

?利玛窦和中国士大夫
一些农民生产场面，都叫欧洲人开眼，水稻一年三熟，稻田里还养鱼防疟疾，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里还详细记录：明朝农民用竹料包好鸭蛋，点稻草加热，严冬竟也能孵蛋。
好些常见农具，欧洲人更是称奇：福建地区能灌溉到山坡的大型水车，曾被西班牙人拉达称赞。而真在欧洲引起热潮的，却是东南农村扬谷常用的农具：扬谷扇车。

?旋转式扬谷扇车
这种老农具出现在西汉时期，发展到明代，技术已极成熟：改成闭合式，还有轮轴和摇手，两个人就能快速操纵，轻松给谷粒脱壳。
强大生产效率，引来欧洲人哄抢：荷兰和瑞典的船员，多次购买走私到欧洲，每次都卖高价，还引来纷纷仿制，十八世纪的欧洲农村，出来多种改装版，结束了扬谷只能靠簸箕的苦力史。
以一些欧洲学者的看法，这种东方传来的农具，可以被看做离心压缩机的鼻祖。
4，中医引发大热潮
欧洲人开始重视中医，是读了利玛窦的著作后。利玛窦告诉欧洲人，中医不但能治疗多种疾病，而且中国人看病比欧洲方便廉价，医院很多，“（在中国）只要一角钱，在欧洲却需要化六七倍之多的金块”。

?利玛窦画像
从此之后，好些中医典籍都被翻译到欧洲，而且不同国家，版本也不同。比如晋朝王叔和的《脉经》，波兰版叫《中医津要》，荷兰版叫《中医临床》，十七十八世纪在欧洲很火。诸如《本草纲目》等医学典籍，更都能在欧洲找到摘录翻译。
影响欧洲极大的，还有明代时成熟的种痘防治天花技术。欧洲叫“轻型接种天花”，明代先传到土耳其，又治好了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从此广为流传。这个了不起成就，以伏尔泰赞叹：“一个被视为世上最明智最文明的民族的这种榜样，便是一个伟大的先例。”
5，天文工作太混乱
要说明朝哪样科学，最叫欧洲人看不上眼？当属天文学。
葡萄牙人克鲁兹就曾嘲笑，说中国没有天文知识。称赞过明朝高科技农具的西班牙人拉达，吐槽明朝人几何知识烂，计算水平差，错到惨不忍睹。
中国传统天文设备，更被踩得狠。康熙年间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对元明两朝传下来的天文仪器，更变着花样批评：简直是“笨拙的缪斯”，也就是只能当摆设。
同样给清朝钦天监任职的传教士纪理安，干脆给清政府提议：元明两朝留下的天文设备，包括元朝科学家郭守敬开发的简仪，都当废铜烂铁处理了算了。
对这公认落后，说“好话”的还是利玛窦：其实明代的天文设备很强，但明朝知识分子都钻科举，少有人研究这个。所以在天文学上，“他们的工作多少有些混乱”。

?明代铸造的简仪，工艺至今无人知晓，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天文仪器。
6，中国制造很强大
但嘲笑明朝天文水平的欧洲人，尤其是克鲁兹，对于大明朝的手工业水平，都是心悦诚服的赞。他在广州住了两个月，看遍广州手工业，给出一个至高评价：“精湛技艺，巧夺天工”。
明代的广州，俗称“广州匠”，手工业公认强，锡器铁器陶器，号称“冠绝天下”。广州工匠更名声在外，还有人漂洋过海去南洋发展，克鲁兹能有这震撼，一点不奇怪。
大明手工业的两个绝活：丝绸和瓷器。更在欧洲受追捧，欧洲人也学会了仿造中国丝绸，可上流社会还是只认中国品牌。比如法国，贵族圈谁穿法国仿造版丝绸衣，一定会被笑话土。

欧洲人曾挖空心思，打听中国瓷器的制造过程。以一些传教士介绍说：要把土敲碎了，用水搅匀了烧就行。这方法传到欧洲，好些人学着造，却都造出来易碎残次品。直到法国人殷弘绪，在康熙年间偷运景德镇高岭土回国，又经过五十年研究，才终于烧出硬质瓷器。

?大英博物馆的中国瓷器
明朝人宋应星的手工业巨著《天工开物》，并没有收录在清代《四库全书》里，但巴黎皇家文库十八世纪就将其收藏，被赞为“技术百科全书”，以法国汉学家儒莲的赞叹：这本书中的好些技术，比如野生树皮造纸，制墨，制铜，活塞风箱，提花机，都要远强于当时欧洲。
明末引来欧洲人兴趣的，还有一种独轮小帆车。
这种小帆车上面装有风帆，借助风力操纵运输，在农村田间地头使用，十分方便快捷。中国农民轻松操纵的场景，也引来欧洲人惊讶。以至于当时欧洲介绍中国的地图画册，必然会画上这小帆车。
从此以后，这种中国小车，一度火热欧洲，好些欧洲人都开动脑筋，尝试改装发明。1600年，荷兰学者史蒂文改装成功了风帆马车，命名为“中国式风帆马车”，测速竟高达顺风四十英里。从此以后，乘风帆马车飙车，一度是欧洲青年贵族们喜闻乐见的游戏。
就连欧洲名著《失乐园》里，也留下了与这小帆车有关的句子：中国人利用风帆驾驶藤制的轻车。
7，造船业并不落后
明朝造船业，一直出名强大，但葡萄牙殖民者初来中国时，最不屑的就是明朝战船。以正德年间葡萄牙东方舰队司令皮雷斯的看法：一艘葡萄牙战舰至少能打掉二十艘中国船。
如此不屑，只因他来的“不巧”：这是明朝海防废弛的时候。比如广东，洪武年间七百多船，当时就剩一百多，还尽是小船。
但嘉靖中期后，明朝为消灭倭寇，全力重建海军后，欧洲人的看法，也就不一样。门多萨的书，详细记录了明朝战船的式样和性能，盛赞明朝船的结实耐用：“他们船只的使用期，一艘相当于我们两艘”。

万历中期以后，明朝越发缺钱，强大了没多久的海军，也是连年裁军，比如广东六大水寨，到天启年间裁撤了九成，著名的南澳水寨，到崇祯年间只剩下八艘船。明末荷兰殖民者横行东南，郑芝龙等海盗崛起，这才是根由。
但欧洲特别是西班牙人，学习明朝造船的热情一直高。特别是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连年都主持学造中国船。
8，建筑业极为震撼
金庸小说《鹿鼎记》里曾有情节：打完了雅克萨大战的沙俄摄政女王，谈判时还附加条件：请清王朝派工匠到俄国，教俄国人怎么修桥。
这个差距，还真不是金老先生吹牛。
门多萨就给欧洲人介绍过明朝的造桥技术：泉州用花岗岩建造的桥梁，不但外观精美，而且用的是巨型长石板，简直难以想象怎么靠人力弄上去。一直到清代，俄国彼得大帝还专门派使团到北京，求教造桥技术。
除了赞造桥，门多萨还赞过明朝的道路：城市的公路整洁平整，驿路更四通八达，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公路”。明朝特有的牌楼建筑，门多萨也十分喜欢，认为这是可以和古罗马凯旋门媲美的建筑精品。
门多萨的总结说：“在这个王国（明朝）的各地，都有了不起的建筑家，他们可以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建筑来。”

英王建筑师钱伯斯爵士的一句话，更欧洲人对中国建筑艺术的崇拜：“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和东方灿烂的成就相提并论，只能像对太阳一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

徐光启与李之藻二位大官的提倡推动了一部分士大夫的仿效。经瑞士人邓玉函(伽利略的同学)口述，王徵笔译了《远西奇器图说》；经汤若望口述，焦勖笔译了《火攻揭要》。清初，南怀仁(1623～1688，1659年来华)编译了《神武图说》。自此，传入中国的欧洲新知识已有：欧氏几何，算术笔算法，对数（由1646年来华的波兰人穆尼阁(1611～1656)在南京传给从他学习的薛风祚，薛编成《比例对数表》），三角学，地球的形状和世界地理，望远镜知识，重心、比重和杠杆原理，滑车和轮轴、斜面原理，火炮铸造、运用、安置及子弹和地雷制造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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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区13899136305： 简述明清传入我国的西洋技术的主要内容?!？
智姜万辅： 明清之际西方火器引进初探 中文摘要】 探讨明清之际西方火器及技术的引进,对促进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极有意义.本文认为,明清之际当政者很注意西方先进火器如佛郎机炮、红衣炮和鸟铳等的引进与份化并重视聘用西洋大器专家如汤若望、南怀仁等制造火器,还注重吸收西方先进火器技术创制新式火器,在此基础上,一批系统总结和介绍西方火器技术的军事科学理论专著在明清之际也相继问世,如《西法神机》、《火攻挈要》等,而明清之际引进西方先进火器及技术这一举措本身,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与明显的局限性.

马尾区13899136305： 明朝,清朝的传教士来华是怎么一个事情?他们为什么来到中国? ？
智姜万辅： 16世纪中期宗教改革的后果是,天主教在西欧、北美势力缩小.为了扩张势力,天主... 他们能够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科学文化介绍给中国. 在华影响比较大的有...

马尾区13899136305： 在明朝,西方有什么东西进入我国吗/ - ？
智姜万辅： 利玛窦向明朝皇帝进献《坤舆万国全图》,八音盒,自鸣钟.随后的传教士和利玛窦一道,把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绘画,音乐的著作介绍给中国.

马尾区13899136305： (重赏)明清时期西方文化(科技方面数学之类的)在中国的传播可以介 ？
智姜万辅： 利玛窦,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

马尾区13899136305： 最早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的书籍是? - ？
智姜万辅： A---农政全书~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最早将西方科学知识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并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刻印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翻译的西方数学书.直到今天,几何学中所...

马尾区13899136305： 明末,把西方科技介绍到中国来的有哪些人? - ？
智姜万辅： 徐光启和利玛窦

马尾区13899136305： 概括并结合史实说明宋元、明清时期,我国在科技发展方面的特点,并结合当时的相关社会背景,指出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 - ？
智姜万辅：[答案] 特点与举例:宋元:(1)科学技术有突出发展,特别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在宋代有划时代的发展.如: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在航海交通上普遍使用;火药被广泛用于军事;并有制造火药、火器的机构和管型火器“突火枪”;沈括的《...

马尾区13899136305： 明清科技巨著 - ？
智姜万辅： (1)医学:李明珍《本草纲目》(“东方医药巨典”) (2)农学:徐光启《农政全书》(介绍欧洲水利技术) (3)地理学:徐霞客《徐霞客游记》(石灰岩溶蚀地貌) (4)生产技术: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国17世纪的工世百科全书”)

马尾区13899136305： 为什么近代科技发明都是西方传入中国 - ？
智姜万辅： 首先近代指的是鸦片战争之后 从明朝开始科举考试就开始考八股文了 八股文将人们的思维禁锢在四书五经之中 并且明朝实行海禁政策 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阻碍中国的科技发展 而西方自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开始就兴起了对科学探索的热潮 两次工业革命后更是将西方的科技发展推向了顶峰

马尾区13899136305： 明清时期,中外关系上有哪些特点? - ？
智姜万辅： 明清时期中外关系的特点. 明代以前中外关系以使节往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为主.明清时期中外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表现在:(1)自16世纪起,欧洲殖民者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占据澳门;1624年,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明末清初,沙俄侵入黑龙江流域;此外,日本的商人、武士、海盗也骚扰中国东南沿海.(2)中国人民开始了么殖民、反侵略的斗争.戚继光肃清了东南沿海的倭寇;郑成功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康熙帝阻止了沙俄在黑龙江流域的扩张.(3)中国开始介绍和引进西方的科学知识,徐光启翻译了西方的科学著作,介绍了欧洲的水利方法.(4)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禁止中外贸易,妨碍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不利于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