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的经济

作者&投稿:线江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楚国怎么强大起来?~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多姿多彩的时代之一,涌现出了无数的明君贤主和英雄豪杰。也正是在这个令人炫目和眼花燎乱的时代,一直被周王朝和中原列国称为“南蛮子”的楚国,在公元前706年楚武王僭号称王,成功的脱摆了对周王朝的羁绊,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后,迅速地崛起壮大,以至后来的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并一度成为疆域最大,势力最强,人口最大,物产最丰富的国家。楚庄王能以气呑山河的壮举名列“春秋五霸”,不仅在于他自己具有雄治武功和冲天的 抱负,而且在于楚文王和楚成王为其霸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楚文王迁都于郢为其奠定了楚国的发展根基。
楚文王是“春秋荆楚第一王”楚武王的儿子,名熊赀,于公元前689年即位。当时,楚武王为平定汉阳诸姬之首随国的叛盟,不顾年老体衰,带病亲征,病逝于征途,熊赀被楚国令尹斗祁和莫敖屈重按楚武王临终之言拥为楚王。楚文王是一位具有远大抱负的国君,他以气呑山河的非凡之笔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页。
楚文王虽名垂青史,但立位之初却不务正业,整天只知道寻欢作乐,打猎巡游,不理朝政。有的史书上记载,说他“淫于田猎,得茹黄之狗,箘路之矢,以田于云梦,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期年不朝”,有人说“良犬、利弓和美女舟之姬”是他的“三宠”,但更多的人却说这些东西是羁绊楚文王的“三害”。


几位辅政老臣为此大伤脑筋,多次规观,但他却并不以为然,仍是我行我素。不得已,楚文王的老师保申(申国人,武王在位时为其所聘请)和大将鬻拳只有冒死进入内宫进谏:“先王临终前要求我等竭力辅佐大王,以使大王成一代明君。可大王即位以来,整天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臣等多次苦劝都不济于事,现在我们只有按先王临终所言,以鞭笞之刑来促使大王醒悟了。”刚说着,就挥起楚武王临终时所授予的长鞭就要打。面对武王所授的长鞭,文王虽贵为一国之王,也无能为力,只好认错,并保证以后一定罢黜三宠,好好理政,尽全力使楚国发展壮大,同时又说:“孤王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已经贵为楚国的国君,寡人知错就行了嘛,打就免了罢!”保申跪下道:“我受先王之命辅佐大王,今大王不受鞭笞是不听先王遗命。我宁得罪于大王,也不能有负先王重托啊!”文王无奈,只得伏下让保申鞭挞。保申的长鞭高高挥起,轻轻落下,但五十鞭真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面对长鞭楚文王蟠然醒悟,不仅杀了“茹黄之狗”,折断了“箘路之矢”,而且还放逐了宠妾舟之姬。从此,楚文王将所有的心思全部放在了治理国政,全力开疆拓土上了。现在看来,要是没有保申的鞭笞之刑,楚国的历史说不定要改写啊?


楚文王如雄鹰般不鸣则已,一鸣就冲天。他猛醒后做的第一事就惊天动地,不仅让当时的楚国人欢欣鼓舞,更让后世的楚国人叹为观止,就是现在研究楚史的专家们也都把他所做的这第一件事引为美谈。那就是公元前688年,也就是他继位的第二年,将楚国的都城由丹阳整体搬迁到了郢都,也就是今天湖北省江陵县的纪南城。
为何要举国搬迁呢?他自有他的道理:楚国经历代开拓已雄居被中原各国所称的“南土”,特别是武王称王后,不仅将罗、鄀、鄢、绞等国纳入楚国版图,而且威服了汉东的随、郧等大国,整个汉水流域的中部都被楚国牢牢地控制住了,整个疆域已经十分辽阔,这已引起了以周为首的中原各诸候国的警觉,为了防止楚国向北发展,中原各国都在绞轻脑汁想用各种办法对付楚国。在这种局势前,楚国既要一如既往地向北方开拓,还要确保自身地绝对安全,国都是整个国家的中杻和中坚,无认论是从守土上讲,还是从开拓的同时保安会上讲,现在的国都所在地都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按照与时俱进的观点来看,就必须打破现在国都丹阳偏踞一地的不利局面,定好本国的根基。所以,几经选址,他最后将都城迁到了纪南。
考察纪南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后,我们可以知道,这里有着十分优越的军事防御环境:纪南城的南面10公里左右就是长江天堑;北面约11公里处有一座东西长约4公里,南北宽约3公里的纪山作为屏障;西面约4公里处有八岭山,从八岭山再往西12公里有沮漳河,河水湍急,又是一道绝好的自然屏障;而纪南城往东不远的雨台山低丘和长湖等诸多湖泊也可用于军事防御。在稍远的北部是今宜城南部和钟祥、荆门一带的山区,十分利于屯兵驻守。而东南部则有云梦大泽,往东北约百里处即是汉水天险。再从交通方面来讲,纪南城之北,有通往襄阳、南阳的古大道。南边的长江是楚人赖以向东、向南发展的主要水道。而临近的汉水、云梦泽、沮漳河等河流,十分利于军事物质的运输和调动军队。
郢都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兼有水陆之便,东接云梦,西扼巫巴,北连中原通衢,南临长江天险,不仅自然条件优越,而且战略地位重要,楚文王选择纪南城一带作为都城,使得楚国具有四面环水、周围倚山、易守难攻的形胜之都。此后,郢都成为楚国历史上长达411年之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楚国的发展与强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清人顾栎高说:“楚横行南服,由丹阳迁郢,取荆州以立根基。武王取罗、若阝,以鄢郢之地,定襄阳以为门户,至灭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


为了承继楚武王“欲观中国之政”的意愿,楚文王志立于开拓中原的通路。他当时进攻的主要目标是汉阳诸姬。在大洪山与桐柏山的西麓,楚文王志在申、吕两国,而伐申、吕必须过楚。邓国在今湖北襄樊市北,是江汉平原达南阳盆地的咽喉之地。由于楚武王取邓曼为夫人,所以邓国是楚文王的母舅之国。文王深深地知道,自己要北上中原就必须拥有邓国这一战略重地,所以他早就将占领邓国作为自己必须实现的蓝图。


邓国楚文王在定都于郢后,立即将主攻方向直指南阳,以便叩开北通中原的大门。公元前688年(楚文王二年),楚文王领兵远攻申国。申国是周宣王所封的姜姓国,是西周王朝控制荆楚的重镇。攻打申国必须向邓国借道。邓国与楚国近邻,邓人对楚借道攻申是有警觉的,为了绝邓后患,邓国的三位大夫骓甥、聃甥、养甥极力主机乘机杀掉楚文王,说:“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左传·庄公六年》)。但邓侯不听。楚文王经邓攻打申后,回归时果然又顺路攻打了邓国。十年后,也就是公元前678年,楚文王正式向邓国发起兼并战争,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邓国灭除了。楚国灭邓后,南阳盆地的申、吕、缯等国就完全暴露在楚国的面前,这些小国很快就被楚国灭除了。


楚文王降伏汉东诸国后,一直想向中原扩张,但苦于师出无名。恰在此时,地处汝水流域的蔡国(今河南新蔡西南)和地处淮水流域的息国发生了矛盾,这给楚文王出兵蔡、息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原来陈国(今河南淮阳)国君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嫁给蔡侯献舞,小女儿就是息妫,长得如花似玉,嫁给了息侯。蔡候和息候的关系本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担挑”,但是当息妫回陈国省亲,经过蔡国时,色迷心窍的蔡侯在宫中设宴款待时,见其美貌无双,欲图不轨。妫氏见他无礼,大怒而去。息侯听说后十分恼怒,就派使臣入贡于楚,密告楚文王说:“蔡自恃与齐联姻,不肯朝贡于楚。若楚军攻我,我求救于蔡,蔡侯年轻而又勇敢,必然亲自来救。我与楚合兵攻蔡,就可以俘虏蔡侯。既俘虏了蔡侯,就不怕蔡国不朝贡。”楚文王大喜,就在公元前684年(楚文王六年)秋天,就兴兵伐息国。息侯求救于蔡,蔡侯果然亲自领兵来救。安营未定,楚伏兵四起。蔡候低档不住,急忙向息乘奔去,因息候不开城门大败而走。楚兵从后追赶,追到莘,活捉了蔡侯。息侯大犒楚军,亲自送楚文王出境。


后来,蔡侯知道中了息侯的奸计,对他恨之入骨,就在楚文王面前多次以“目如秋水,脸似桃花,长短适中,举动生态之美”等语言赞誉息妫的美貌 ,楚文王听说后感慨道:“我若能得见息夫人,虽死无恨。”蔡侯说:“以君之威,要齐姬宁子至之也不难,何况这屋檐下一妇人?”文王朝思暮想得到妫氏,便借巡视各方之名,率军进入息国,先用伏兵之计俘获息候,后又在宫中俘获了息妫,见其脸似桃花,确有沉鱼落雁之貌,就在军中将其立为夫人,称“桃花夫人”。之后,楚文王将息国改为楚国的属地。伐蔡灭息、北图中原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扩充了楚国的疆土,而且在于楚文王所采取的方法具的戏剧性的效果。不仅后世楚人叹为观止,更令当时的中原列国瞋目结舍。


楚文王自得到申、息之后,以此为巩固的基地,向东可取到淮夷之地,向北可以直逼郑许洛邑,进可攻退可守。《史记·楚世家》说:“楚强,陵江汉小国,小国皆畏之。”杜预在《春秋》注说:“楚辟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国。”一向被华夏诸国视为蛮夷小国的楚,以强有力的面貌出现在了中原的舞台上,为诸夏所侧目,成为中原的强大威胁。

《史记.楚世家》载:楚,祝融之后。祝融居新郑,其后裔陆终生六子,“六曰季连,芈 姓,楚其后也”,其后逐渐西迁。商末,季连后裔鬻熊投归周文王,并任“文王之师”,当时楚势力弱小地位低下,在周武王时的歧阳之会上只能“守燎”。鬻熊之曾孙“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当时为第四等爵的子爵,疆土五十里。丹阳地望历来有争议,大的有秭归、枝江、浙川三说,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多,目前多数学者主张淅川说,即早期都于丹水上游的商县。但此地近周都,受到周的压力,要想发展,只有沿丹水而下向当时距周都较远,经济还比较落后的荒蛮之地迁徒,后居于淅川境李官桥盆地龙战。至熊渠时,其利用与江汉间侯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和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抓住周王室衰微的有利时机,攻伐与之相邻的江水边上的小国。东北则一直攻到南阳盆地的西北部,后熊渠怕遭周打击,退出南阳。熊渠以后的几代国君利用西周末、东周初周王室衰弱的机会,对江、汉间诸小国进行军事扩张,灭其国,扩大了楚的版图。楚文王时灭申、吕、息、缯、应、邓、蓼等国,南阳盆地尽属楚有,并在南阳设申县,辖南阳盆地。


南阳盆地的气候温和,土地肥美,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交通位置十分重要,是个出赋税、兵员的好地方。西周之时,南阳盆地的封国是周的南部屏障,当鄂反周被灭后,周宣王时封其舅申侯于南阳,为申国。南阳归楚后,给楚增添了强大的活力,南阳作为楚的前边基地和门户,北可逐鹿中原,东可略淮域,退可据关自守。《左传》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载:“楚国宋之役,师还,子重请取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曰 :‘不可,此申、吕所以为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 若取之,是无申、 吕也,晋、郑必至于汉'。王乃止”。


春秋时代,楚国的三军,中军是王族,左军是县师,右军是附庸。论战斗力,中军最强,左军次强,右军较弱。左军的师徒多数取自申县,少数取自息县。申、息之师是楚在申县、息县的地方军队,在楚军中起重要作用,申公、息公亲率申师、息师随楚王楚令尹、司马征战,如《左传》中记: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4 年)秋,秦晋伐郢。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成公六年(公元前585年)晋栾书救郑,与楚师遇于绕角。楚师还, 晋师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战以申、息之师救蔡,御诸桑隧。


战国已降楚实力不断受到削弱,楚北部的韩、魏等国不断南侵,西边日渐强盛的秦国开始车逼于楚,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秦楚丹阳之战,楚大败,斩首8万。楚失去淅川以西地及汉中郡,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秦发兵攻楚,取析15城而去, 此时内乡县以西归秦,楚顷襄王降,秦攻楚取宛,南阳全归秦有。


楚昭王时,吴军一度占领郢都,蹂躏江汉平原。南国盆地则仍为楚军所据守,吴军不敢问津,不过半年多,楚军在秦军援助下,击退了吴军,恢复了失地,怀王、顷襄王时,失去了南阳盆地。从此,楚国一蹶不振,以至郢都陷落,南楚灭亡,如果说江汉平原是楚的腹心,那么,南阳盆地就是楚的咽喉,得南阳盆地则楚存,失南阳盆地则楚亡。南阳境内的现存比较有名的城邑有3处,分别是宛城、 龙城、析邑。


宛城的前身是申城,即周宣王封其舅申侯于南阳时所筑的申城,楚灭申后设申县,为申县治地,至春秋晚期开始逐渐改为宛城,秦汉为南阳郡治,汉宛城较大,是在楚宛城或申战的基础上扩筑的,楚宛城较小,约在汉宛城的北部。


龙城,位于淅川县李官桥盆地丹江东2800米,南距丹、汉汇流处30多公里,现被丹江水库淹没。据七十年代一次库水下落刚露出城墙时调查,龙城东墙长730,南墙长1030,西墙长915米,北墙长974米,墙宽约8米,残高1-3.3米,夯土筑,夯层厚7-10厘米, 平面圆夯,夯窝直径8-10厘米,夯土中含西周时期的陶鬲、陶罐、陶至及其它绳纹陶片。汉代的板瓦、花纹砖散见地表。此城可能曾是楚的都城--丹阳。


析邑故城,位于西峡县城东北的莲花寺岗上,该土岗南北向,西邻淅水。城平面呈长方形,东墙长700米,南墙长500米,西墙长750米,北墙长400米。夯层厚约8厘米,城内文化层厚1米多,有战国时期板瓦、筒瓦、瓮、罐等,经常在城周发现铜镞,有时铜镞成束,每束10枚,在北部发现战国时墓葬,出土有铜鼎等,此城为楚析邑,又名白羽城,时代为春秋,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楚长城。南阳,北靠伏牛山,东扶桐柏山,西依秦岭,南临汉江,是个三面环山南部开口的地,东北部的方城缺口为江汉通向中原的孔道,西部是江汉通向关中的咽喉,楚在东、北、西三面依山势地形筑城自守,东墙北始自方城山(又名黄石山,今名小顶山)东麓,越盆地东北缺口至桐柏山的泌阳县,在这些险要地段筑城设关,其长度约100公里,北面以山为城,山谷间设关, 在春秋时期当以设关为主,齐桓公以“八国联军”伐楚,楚屈原“以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阻止齐人南下,齐只能在方城外虚张声势。战国中期进行了完善。今方城山西麓山谷中的黄家村尚存大关口遗迹。在山谷狭道东边有并列的两座东西向的土垣,垣残高1.5--3米,顶残高1.5米,底宽10米,其中北垣长810米,南垣距北垣250-380米,东西长640米。狭道西亦有两道近东西向的城垣, 仅存下部基础,北垣有成排的石墙基,南垣称跑马道,西垣共长1419米。楚长城西墙北始自西峡县二郎坪乡的汉王城,南入邓州境。汉王城筑于沙帽岭山北麓,南北长约480米,东西宽约250米,西墙大半依一小山梁筑。残存城墙顶宽1.5-4米,底宽10-18米,东北角残高3.4米, 城墙上散落许多战国时的板瓦、筒瓦。汉王城以南依地形而筑,“无土之处,累石为固”。在袁店东南的八里岗处,丹水(古名菊水)流经此处后叫长城河,岗下有长城铺村,长城驿,此处为南阳通向关中的要道,楚长城西城经此处,楚长城西段当筑于战国中晚期,以防秦。

  历史上曾经最有条件统一中国,结果未能抓住机遇反而遭到灭国之灾,最典型的莫过于楚国。
  楚雄踞长江、汉水流域,拥有发展农业的最好条件,所谓″湖广熟,天下足″。湖北随州出土的编钟,不仅可证楚国音乐不凡,还足以证明 炼铸造业发达。炼铸造联系着兵器,那是武装军队的必要条件。今武汉东湖的大型雕塑《庄王出征》,令游人神情为之一振。正是楚庄王时期国势大到饮马黄河,那是越出长江流域挺进到北方。春秋五霸有两霸是吴和越,后来越灭吴,楚又灭越,势力就扩展到百越之地,那是多么辽阔的疆域!灭越,就占有西施的故乡,那是纺织业最发达区。清楚一词因楚国服饰华美而来。若不信,再看衣冠楚楚,这是明确把衣冠的华美与楚联系在一起了。  武汉人仿造出一座楚天台,据称是仿楚灵王章华台建造,章华台后世称之天下第一台,是中国历代帝王园林化离宫的先导。楚宫的故事有楚王好细腰,宫妃多饿死之说,而楚楚动人一词,描述的正是苗条的楚国女子身穿楚服是多么美丽动人啊!
  武汉东湖还建有楚城,与其相连的景观有楚市。古人曾写文章说,到楚国都城郢,清晨穿新衣上街,归来就挤破了。这描述也许夸张,但我们还是可以想见那繁荣。  繁荣的经济一定会哺育出相应的文化。游三峡访秭归拜谒屈原祠,自然要想到《离骚》。我们读屈原的作品和他的一生,还可以看到,屈原爱国,楚怀王却不给他爱的机会,但怀王没能消灭屈原的爱心。屈原的爱不仅是爱国、爱人民,他也深情地写男女爱情,凝聚在楚辞中的爱,是非常丰富的情感。从诗经发展到楚辞,楚辞已是华夏文明中当时最先进的文学艺术。  如此,楚国就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楚国农业、纺织业、炼铸造业,陶器、竹器、漆器等手工业,乃至商业经济均发达,文学艺术也最为发达,何以会被在西北蛮荒之地发展起来的秦国所灭?  楚国不是生产力不行,也不是文化艺术不行,而是经济、文化都发展后,统治者的政治建设未能随之发展进步,未能满足生产者的要求而遭至灭亡。
  楚国更大的悲伤,恐怕还在于它不是没有出现过改革。早于商鞅在秦变法的前二十五年,吴起就受楚悼王重用主持变法,变法的措施就是商鞅后来在秦施行的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可惜变法仅一年,悼王死,吴起被贵族射杀,变法夭折。  悼王去世半个世纪后,怀王即位,此时有屈原。屈原有什么革新主张吗?他作为诗人的形象太饱满了,以至后人常忽略了他的政治主张。但司马迁作《屈原列传》还是指出,离骚》称道了齐桓公。齐桓公曾用管仲搞过春秋时最早的改革,齐因此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霸主。《离骚》还称道了汤、武革命。这都能让我们窥见屈原的改革政见。屈原不仅是诗人,他是楚国的左徒,这是掌国家内政外交大权的高级官员。一个高级官员有如此丰沛的学问和艺术造诣,且如此重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才华,岂不难得!可惜,楚终于被秦灭亡了。楚国的悲伤是其他被灭亡的国家无法相比的啊!你听,痛楚、酸楚、凄楚,描述的正是楚亡后楚人深长的痛苦和悲伤。
  悲剧的力量总是最打动人的,也是这巨大的感伤和对国家的热爱,造就了屈原和《离骚》。为了记住这巨大的不幸,这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人伦大爱,千秋以来中国人为一个人立个节日每年都纪他,这个人就是屈原。千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帝王被人民这样纪念。  然而,如果把亡楚的责任都推给国王,恐怕也是不公道的。虽然悼王支持变法遂有楚国变法,怀王未能理解屈原以至付出巨大代价,但关系一个国家能否适时变法的力量并不人为什么会悲伤?那一定是曾经美好的东西沦丧。这旧贵族的先人,原也是相当积极进取的啊!楚国的先人可追溯到熊绎,西周前期周成王封楚子熊绎居丹阳,丹阳在三课陵峡深处,为最早的楚国都。所谓上控巴蜀,下应荆襄,当水陆之要冲,这是说楚国位置险要,但这样的地方若不向外发展,楚就会被封闭在峡谷。楚国的先人胼手胝足、拓土开疆,战国时兼并了上游的夔国,向下游发展使楚国都城出现在荆州,整个三峡地区就通称楚。当楚国发展到江汉平原就地处华夏中心,这使楚国最有条件汲  取东西南北之长,但也容易四面受敌。楚先人汇集四邻之长,警惕危险,把国家发展到最雄强。但后人在繁荣中滋生出优越感,滋长了自高自大。这自高自大不把四邻放在眼里并不只是统治者的缺点。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也需要警惕我们自身存在的毛病。
  楚国的优势确实曾经很多,以至楚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果然,始皇建立的秦朝是被楚霸王项羽所灭。可是,项羽又被秦汉之地的刘邦所灭。为什么?你看,自高自大,不把刘邦放在眼里,这些缺点在生长于楚的项羽身上也体现得多么明显。秦凭什么击败楚?无疑要追溯到商鞅变法。可是,这变法并不是商鞅的发明。商鞅的智慧从哪里来?  春秋时齐国发生的改革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开始用铁。铁耕促进了井田外私田的开发。春秋井田制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公有制,是国有制。管仲搞相地而率征,即按土地征税。承认了私田,就在井田制以外别开了一条新路。  所以,在我看来,齐国的变革不只是中国意义,而是人类从奴隶制时代向封建制时代变迁的发端。进入战国,魏文侯用李悝厉行改革,李悝作《法经》列《盗法》为开篇,这表明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增多盗贼也增多。李悝用国法来保护民间私有财产,成为法家始祖。魏文侯还用吴起为将。文侯去世,吴起受同 芟荼怀分,离魏奔楚,于是有了吴起在楚的改革。
  吴起死后二十五年,商鞅才从魏入秦。对秦国来说,商鞅完全是外国人。此时秦国生产力与政治制度都落后,从统治者、士大夫到老百姓,头脑中都还没有产生出商鞅带到秦国来的革新思想。秦孝公的英明,在于他相信商鞅带来的变法举措就是曾经使魏和楚强大的法宝,于是下决心用这个外国人推行变法。商鞅由此轰轰烈烈地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与此相呼应的举措包括:以军功爵制取代世卿世禄制,按杀敌人数来途艉屯恋。这办法在商鞅去世后仍被继承下来,极大地调动了作战的积极性。秦国被六国称为虎狼之国,秦兵作战总在得胜时将敌人的头颅割下来系挂在腰间,并继续冲锋。那头颅实在是他们不能丢弃的,用今天的话说,那是他们的计件工资,他们要用那头颅去分领土地。
  这时,秦国最锐利的并不是它的军队,而是它的政治制度。在秦的制度下,六国的土地已不是它的战争对象,而是它可以利用的巨大资源。六国的奴隶也会加入到秦军中去作战,以便立功分土地。如此还有谁能挡得住呢?随着战争的胜利推进,秦将六国尚存的井田也化为私田。秦灭六国非以武力胜,实在是以政治经济制度胜。春秋战国近五百五十年,生生灭灭多少事,似乎就做一件事,把井田制彻底转变为封建土地私有制,中国大一统的时代就到来了。
  楚国的失败是从变法夭折开始的,秦的崛起则告诉我们,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革旧制解放生产力获得经济发展,并通过坚持不懈的深化改革后来居上。

楚人由北而南,后又辟在荆山、睢山一带,故自商、周至春秋初,农业生产仍属刀耕火种,以种粟为主。楚武、文王以后,楚国向南、向东开拓,逐渐占据江汉流域,又向当地居民学会火耕水耨,掌握了植稻的生产技术。《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东汉应劭释:“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见裴骃《史记集解》。)古代先民烧荒,这是很普遍的,故无论种粟植稻,都要先烧草作为肥料。水稻又得“水耨”,除去杂草,沤于水中,既作肥料,又保证水稻生长。江汉平原,古代农业历来先进,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均有稻壳出土。
春秋时期楚国青铜器冶炼业已很发达,除了制造礼器、兵器和生活用具外,也制造出了不同用途的农业生产工具。见于考古发掘资料,主要生产工具有锛、镰、斧、削、锥等(参见《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秭归官庄坪遗址的试掘》等有关发掘报告。)铜镰的出现,说明农作物产量大为提高。当时各国奴隶主贵族由于役使奴隶大众劳动,故制造青铜生产工具较少,楚国亦不例外。
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楚国不仅能锻造“熟铁”,而且还能冶铸“生铁”,在冶铸铁器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出土的铁器,计有铁削、剑、凹口锄、鼎等(见于考古发掘资料,计湖南常德德山楚墓出土铁削一件、长沙龙洞坡楚墓出土铁削一件、长沙识字岭楚墓出土铁凹口锄一件、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剑、削、鼎形器各一件、淅川下寺楚墓出土铁剑一件、长沙丝茅冲楚墓出土铁凹口锄一件、长沙窑岭楚墓出土铁鼎一件。)铁器的使用虽然处于初期阶段,迄今为止出土的铁器数量还不多,但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对开垦土地、兴修水利,最终导致新生产关系的产生,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一般说来,随着铁农具的使用,牛耕这一新的耕作方式,也应该出现了。但楚地还未见有犁出土,故难断定春秋时期,楚国已使用牛耕(犁耕)。不过,楚庄王灭陈为县,申叔时以“蹊田夺牛”予以讽喻”(《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康王时有一大夫复姓师祁、名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从当时尚牛尚犁耕看,也不是偶然现象,故楚国与中原各国一样,开始使用牛耕,不是没有可能。
《史记·河渠书》说:“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沟江、淮之间。”楚武、文王以后,南进东拓,在江汉、江淮间,修沟开渠,为楚国水利事业和水路交通,均奠定了基础。
见于史料记载,楚国最早出现的大型水利工程,是楚庄王时期孙叔敖主持兴建的期水陂和芍陂。前者如《淮南子·人间训》说:“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其灌区在期思、雩娄周围,即今河南固始一带。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后者孙叔敖筑芍陂,王象等撰《皇览》谓战国楚顷襄王时期,楚大夫子思造芍陂。如《后汉书·王景传》、《水经注》载,在今安徽寿县南。
这项工程,楚亡后,历代不断维修利用,成为“淮南田赋之本”(《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史记·循吏列传》裴骃集解引《皇览》说:“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沮水,即古睢水,与漳水汇合注入长江。这项沮漳水下游的大型水利工程,对包括郢都在内江汉沃野的农业生产,显然是极为有利的。另据《七国考·楚食货》载,孙叔敖还“截汶坟之水,作塘以溉田”。
《庄子·天地》载,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子贡劝其用桔槔提水,那丈人答道:“非吾不知,羞而不为也。”反映了楚国确已普遍凿井灌田,并已使用桔槔这一先进的灌溉工具。
从上述史料可见,春秋时期楚国的水利事业是很发达的,既引水作池(陂塘),蓄、灌并用;又凿井灌田,就地取水。公元前522年(楚平王七年),伍子胥蒙冤出奔,楚平王悬赏捉拿,按“楚国之法,得伍子胥者赏粟五万石,爵执”(《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及至吴后,助吴王阖闾攻楚,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淮南子·泰族训》。其他如《新书·耳痹》、《博物志》等亦有类似记载。)这些记载,都说明楚国粮食充足,有储藏粮食的“廪”、“高府”,动辄赏粮五万石,这在春秋时代各国中是十分罕见的。
据《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519年(楚平王十年),楚、吴还为两国边境民间女(小童)“争桑”而动用军队,相互攻打,足见在江淮一带,楚国的种桑养蚕业,亦得到普遍发展。至于其他农副业,上述《庄子》所记的“圃畦”,就是指的种植蔬菜果木一类的园圃,可见楚国农副业和经济作物,也有很大的发展。 随着农业的发展,楚国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铸造业、冶铁业、丝织业和木漆器业等部门。
楚国青铜业的发展,是随着楚人的南下东进取得的。继熊渠对外扩展后,楚武文成穆庄诸代,南入江汉,北争中原,东拓江淮,师夏师夷越,兼收并蓄。
今湖北大冶的铜绿山,是楚国产铜的主要基地。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有关专家研究,该铜矿实行地下开采,采取了竖井、斜井、平巷和盲井相结合的方法。为保证安全,矿井中设置了矿井支架,下铺设木制水槽,以防塌崩堵塞和积水带来的危害。采掘工具主要有铜斧和竹、木、石质的生产工具。矿石取出后,即就地筑炉冶炼。炉为竖式,包括炉基、炉缸和炉身三部分。炉渣由于就地处理,故遗留有大量的铜渣。经化验,铜渣含铜量为7%,足见炼铜技术水平是很高的。楚国在这里炼出红铜后,运到郢都等地铸造成不同类型的青铜器。
出土的春秋时期的楚青铜器,数量多,出土地方遍及湖北、河南、湖南等地。在铸造工艺上,楚人已掌握了分铸焊接法、铸镶法和失蜡法。所谓分铸焊接,即把器身和附件分别铸成,然后用铜、锡作焊剂把两者焊接起来。所谓铸镶,即因纹饰复杂,需先修整,置于铜器铸型内,然后合模浇入铜液铸成。所谓失蜡,即先做成蜡模,雕缕纹样或器物形状后,再在蜡模的外表涂以泥浆(土、炭等混合物),硬化后形成铸型,然后加热熔去蜡模,便可铸器。春秋中后期楚国掌握的这些铸造工艺,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第一流的(张正明《楚文化史》。)春秋时期楚国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乐器、兵器、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等。和中原各国一样,礼器最多的是鼎。楚国的鼎,由于其形态特殊,考古界学者称之为楚式鼎,有于鼎([鼎于])、“升鼎([鼎升)、罐形鼎([氵俗]兴)等。其他礼器和生活用器有簋、盏、敦、壶、缶等。乐器主要是编钟,包括甬钟、钮钟、钟。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编钟共52件。楚人尚武,故楚青铜兵器数量多,制作亦精,有戈、矛、戟、剑、钺、匕首、镞等。楚国铜器纹饰大致和中原各国相同,但在表现手法上更加细致柔美,具有自己的特点。纹饰主要有蟠螭纹、蟠虺纹、龙凤纹、窃曲纹、兽面纹(饕餮纹)、云雷纹、鸟纹、圆涡纹等。
随着治铜技术的提高,春秋中晚期,楚国也掌握了冶铁技术。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都出土了铁器,所见数量不多。1976年,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的钢剑,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一件的钢制武器,其含碳量为0.56%(《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文物》,1978年第10期)。
春秋时期楚国的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如《国语·楚语》中有关于“玉帛之类”的记载,《史记·滑稽列传》则说楚庄王爱马,曾“衣以文绣”。《史记·楚世家》等记楚、吴边邑小童争桑而引起两国交兵,更直接说明楚、吴两国对种桑养蚕缫丝的重视。湖南衡东霞流市出土的蚕桑纹尊(青铜器)(周世荣《蚕桑纹尊与武士靴形钺》(《考古》,1979年第6期)),是植桑养蚕的生动例证。
楚国漆器出土数量多,制作精。根据滕壬生研究统计,春秋时期出土的漆器有6件,包括漆瑟、耳杯、卮、豆,以及用黑漆镶嵌的铜鼎等。其他出土的漆器,有的器形不详,有的保存不好,难以断定(腾壬生《楚漆器研究》(香港两木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1版)、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史》第四章《漆器》。)漆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楚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楚人生活水平的状况。
楚国建筑技术有重大的发展。入春秋后,楚国为了北上争霸,顺伏牛山,连结所经各水堤坝,南北连绵数百里,号称楚之长城“方城”。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齐桓公率中原八国军队南下攻楚,楚成王亦率军北上,屈完声称“楚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逼迫齐桓公与楚签订召陵之盟,可见在此之前已开始建筑方城。方城的建筑,注重以地制宜,一方面顺山形筑城,另一方面又沿诸水河岸筑堤为城,无疑是军事建筑一大创造,在古代战争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郢都(纪南城)顺丘陵地势而建,北有纪山,西有八岭山,东北与雨台山相邻,东临诸湖(庙湖、海子湖、长湖),气候宜人,既无水患可虑,又可引水入城,便于漕运与交通。市区内布局也很恰当,王城、贵族府第居东,西南部则为冶炼作坊区。城门有三门道,中门宽,边门窄,人车分流,交通秩序井然。为引水入城,还建筑了水门,宽度达3米以上,便于行舟,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水上城门建筑工程。城墙高宽相等,坚固稳定。城垣建筑采用夯筑方式,每夯层厚度仅10厘米左右,坚实牢靠。宫室建筑既多又精。
楚王室除建有王宫外,还有众多的离宫,如渚宫、章华宫(台)、荆台、匏居台等。楚灵王所修建的章华宫(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离宫。其遗址在今湖北潜江龙湾(关于章华宫(台)遗址所在,历来说法不一。除了今潜江龙湾外,还有说在今监利天竺山、沙市今章华寺、河南商城古汝阳城内、安徽亳县古城父境内等地。楚人有新迁居一地,仍袭其旧名的习俗,故作为楚君(王)的离宫,章华宫亦有多处,上述各说,当是有可能成立的),此经八十年代多次调查试掘,出土文物甚丰,是迄今所见楚宫室最完整的建筑群。其中放鹰台出土了筒瓦、板瓦残片及长方形等形状的红砖,可见楚灵王时期已掌握了烧制砖瓦技术,砖、瓦已用作建筑材料。还出土了一件青铜门环,青铜当亦已用作建筑材料。台基系夯土结构,台柱有方有圆,比一般房柱粗大。廊檐下面是用贝壳铺成的路面,结实美观(陈跃钧《湖北省潜江龙湾章华台遗址的调查与试掘》(湖北省考古学会编《楚章华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8年5月)。从此足以说明春秋中晚期,楚国宫室建筑,无论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都达到了先进水平,“是我国古代第一座层台累榭”,“作为游宫建筑群和园林建筑群的鼻祖,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有并非无足轻重的地位”(张正明《章华台遗址琐议》(湖北省考古学会编《章华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8年5月)。
楚国还有地下宫室建筑。据《左传·成公十二年》载,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悬焉。郤至将登,金奏作于下,惊而走出”。楚国在宫中作地下室,把钟鼓悬挂在那里奏乐,无论是宫室建筑,或是钟鼓演奏的音乐效果,都是一个创造。另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公元前552年(楚康王八年)夏,楚令尹子庚卒,楚康王要子冯任令尹。子冯担心国家政局不稳,就装病住在地下室,“下冰而床”,“重茧,衣裘”,寒气裘人。可见王室与贵族府第,因楚地夏天酷热,建筑了地下室以避暑。
此外,楚国由于对外作战需要,已能制造车、船。据《左传·宣公十五年》和《左传·成公十六年》所载的“楼车”和“巢车”,说明楚庄、共王时期,楚国已普遍使用战车。《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春秋中后期,楚国已大量制造战船,训练水军,与吴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据《墨子》有关篇章记载,鲁班曾至楚,为楚国制造“舟船之器”和攻城的“云梯”,说明楚国车船制造业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春秋时期楚国商业和城市也开始繁荣起来。
楚地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是促使楚国商业发展的基本条件。《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木屯]、[十/早|人/十] 、[木舌]、柏,砺、砥、[奴/石]、丹,惟菌[竹/路]、[木苦],三国底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纟熏]玑组。九江纳赐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记载与此基本相同。)可见商、周以后,楚地丰富的物产就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春秋后,楚国与中原各国经济交往更加活跃。晋公子重耳(晋文公)流亡在楚国,曾对楚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甲,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皆君之余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管子·轻重戊》载:“桓公即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楚民即释其耕农而田鹿。”可见楚与晋、齐等当时所谓中原“上国”的经济交往是很密切的。郑、陈是楚北上与齐、晋争霸的中间地带,同时也是楚、夏经济交流的枢纽。《史记·货殖列传》说:“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故楚国与中原各国的货物交换,也得力于郑、陈等国商人的南贩北运。
楚国商业的发展,与实行重商政策是分不开的。据《史记·循吏列传》载,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结果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向令尹孙叔敖作了反映,孙叔敖立即下令恢复旧币,然后对楚庄王说:“前日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安’。臣请遂令复如故。”楚庄王同意,“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楚国北上争霸,既是军事扩张,也同时是师夏之长,着力与先进国家扩大经济文化交流,建成强国。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楚达成的宋西门之盟,其内容就是:“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左传·成公十二年》。)充分反映了楚国对经济交流的重视,努力保护商业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楚国对他国商人也是给予优厚待遇的,如《佐传·成公三年》载,原被楚所俘的晋人知罃,郑国商人曾策划助之逃跑,后晋、楚互相交换俘虏,知罃被释放回国了。郑国商人在楚国既能设法帮助晋国俘虏逃跑,说明楚国对他国商人实行保护政策,外国商人来楚国经商比较自由。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国难当头时,开“屠羊之肆”的屠羊说挺身而出,保护楚昭王出逃。后来楚昭王复国了,要奖赏他,他不受,又去开他的卖羊肉铺子了。可见楚国重商尊商,使商人能安心自己的职业。 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也出现了,“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史记·平准书》。)春秋时期楚国使用的主要是海贝,如浙川下寺楚墓中就出土了大量海贝。这些海贝当是从沿海各地进入楚国市场的。据《史记·越世家》载,楚国有“三钱”之币,即金属货币。铜币主要是铜贝,椭圆形,背面平,正面凸起,有文字,字形像蚂蚁,两口像鼻孔,故称蚁鼻钱。又因它取象于贝,似古文“贝”字,像一人面,故又称“龟脸钱”。上面提到的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引起市场混乱,不得不取消更币令,此钱币当是铜贝。
金银币是否在春秋时期出现,学术界意见不一,此可存疑楚金银币何时产生,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归结起来,是产生于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种说法。至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具体年限,又有不同说法。如持春秋时期说的,舒之梅就认为“楚国金币在春秋即铸行”(《楚国经济发展脉络》,《江汉论坛》1984年第4期)。朱活认为“把楚国开始铸行爰金系于春秋晚期,确实比较近情”(《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第1版)。黄德馨亦持此说,以为“爰金经过春秋中期的酝酿孕育后,于春秋晚期正式产生”(《楚爰金研究》,光明日报社1991年第1版)。持战国说的,则以公元前278年东迁陈郢为界,有东迁前、后出现爰金的不同意见。王国维在其《观堂集林·别集·印子金跋》中指出:“其文云郢爰、陈爰。郢、陈皆楚之故都,殆楚徙寿春后,仍然以金作币郢。”认为东迁后才有金币。彭信威则进一步认为在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以后才铸有金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张正明《楚文化史》说:“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然而,现有的先秦金银币的铸造年代可能都属于战国晚期,至少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说其中有属于战国中期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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