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阅读《为什么要研究秦汉文学》

为什么要研究秦汉文学现代文阅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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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文学史上，每个朝代的文学都不可或缺，都有其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我这里要说的是，秦汉这一段文学除了它固有的重要性外，还颇为特别，这是我们应当倾力研究它的基本理由。

（一）

　　秦汉文学的特别，就在于这两个朝代本身是特别的。具言之，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体制”的开端。这种制度的实际历史状况，就是以皇帝个人为核心的同时配以庞大官僚体系的一种直接统治全国的集权制度。这样的权力结构状况，不少历史学家更倾向于称之为“皇权体制”。在秦汉之前，无论商代或周代，实行的都是分封制，即封建诸侯的体制。商代社会有浓厚的部落联盟色彩，所以主要实行的是异姓封建；周代保留部分异姓封建的同时，又实行同姓分封制。当时各地方的实际统治者是诸侯，那些诸侯国的统治者是世袭君主，他们拥有相对自主的行政、赋税和军事大权，商王和周王，名义上是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共主”，周王甚至也称“周天子”，但对于诸侯的实际管束力有限，以致有的强大诸侯竟敢于到周王城洛阳来“问鼎小大轻重”（《史记·楚世家》），这就是所谓的“天子弱，诸侯力政”（京房《易传》）。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废封建，立郡县，开始了皇权对全国直接统治的漫长历史时期。

　　汉初刘邦曾部分恢复封建制，封功臣韩信、彭越等为异姓诸侯王，所占地域将近全国之半，势力很大；但不到十年，汉朝廷与他们先后发生激烈冲突，最终他们几乎全归于灭亡。此后又有同姓诸侯王刘濞等，其封地也“分天下半”（《汉书·荆燕吴传第五》），他们在景帝时又掀起吴楚七国之乱，以失败告终。有鉴于此，皇权日益加强，而封建势力日渐式微。

　　在皇权体制中，皇帝享有绝对的权力和利益，他是“天子”，具有半人半神性，其合法性来自于“天”，所谓“天授帝号”（胡煦《周易函书约存》卷一），或者“奉天承运”，意味着他基本上可以不受人间社会要素的制衡、约束。皇帝直接控制朝廷以及整个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只是皇权意志的执行者，皇室利益的捍卫者。所以皇权体制实际上就是皇帝独裁体制。“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而体制本身又具有调动和实行统治力的强大功能，所以古来几乎一切统治者都对这个体制最感兴趣，无不极力实行和强化这个体制。从骨子里说，谁都想当秦始皇。近代袁世凯已经当上了“大总统”，但他还要“复辟帝制”，就是看上了后者的权力可以不受制约，而且可以世袭，传诸永久。正因如此，皇权体制在中国表现出一种“超稳定性”，绵延不绝两千馀年。后来的许多次改朝换代，尽管情况各异，究其实都只是皇权归属改易，是“山河易姓”，而非体制改变。这些都是从秦汉开始的，可知这两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别之处。它们的历史重要性，也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皇权体制的历史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在制止社会分裂和战乱局面方面，无疑是有效的，例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年战乱杀伐局面来说，那是一种社会改善。而政治统一之后推行的“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等措施，对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也有巨大好处。另外，皇权体制往往以统一大帝国的形式出现，凭藉强大政治军事实力，在对外关系上居于强势地位，不但能够消弭外侮，还经常充任宗主国，使“八戎来服”（《史记·商君列传》），国威远扬，汉、唐、清等朝皆是。但是皇权体制的“超稳定性”，决定了它必然要采取保守的社会政策，对于任何社会变革的潜在趋势持强烈的阻滞立场。而专制体制内部的腐败问题也必然日渐严重，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些都使得任何皇朝难以长盛不衰，终归覆灭。而体制固有的强权性格，决定了朝代只能通过武力改变，结果是“丛林法则”盛行，成王败寇。于是我们看到，数十年或数百年一轮回的朝代更替，都伴随着一场大战乱、大杀戮、大破坏，遭殃的首先是广大百姓。

（二）

　　皇权体制既具有强权性格，它就要对社会生活实行全方位的控制和渗透、影响。于是我们看到，在秦汉文化、文学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变化，形成了秦汉文学的一些特别状况。

　　秦汉文学的第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制式化朝政文章的完善和发达。朝政文章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其政治应用性很强，所以它自然受到皇权体制的特别重视。所谓“制式化”，就是通过对文章的格式化来体现等级规范和制度精神。中国朝政文章的制式化起源甚早，殷周时代即已滥觞，《尚书》中就有不少文章，已经具备初步的格式规范。但真正的文章制式化进程是从秦代开始的，原因就是皇权体制十分重视朝政文章制式化，视之为在文化领域体现皇权的首要配套事项。秦汉两朝，从皇帝到朝廷大臣，投入很大精力策划并践行此项事务。秦始皇本人在统一天下之当年（秦王政二十六年），就迫不及待地提出“名号”问题，要臣下议其事：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

　　接着李斯等大臣便顺着他的意思，提出“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始皇本人主要关心自己的“名号”问题，以示其尊贵；但是李斯等大臣却从名号问题直接联想到君臣关系问题，认为还必须对君主的“命”“令”之类也作出独尊式的处理，这就将朝政文章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文章制式化的进程正式启动。经过君臣间反复讨论，秦朝初步确定了朝政文章的新制式。而“汉承秦制”，从汉初到汉末，不断完善其事。

　　文章制式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围绕着皇权，以写作者和接受者的身份以及文章的功用为准则，来划分其文类和体裁，确定专用的文体名称，使之类型化。这可以称为“文类的制式化”。文类制式化首先将文章划分为两大类，即君主（皇帝）文章和臣下文章。对此汉末蔡邕曾作阐述：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独断》卷上）

　　文类划定之后，还有制式格式的进一步细化，即将每一种文类在写法规格上作具体的厘定。这可以称为“写法的制式化”。对此，蔡邕也曾分别有所辨说，如关于臣下上书君主的四种文类，其写法是：

　　“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

　　“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

　　“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

　　其言密事，得帛囊盛。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同上）蔡邕此处所说，皆相关不同文类的写法格式及功能规定，它们也都是上下尊卑等级制度的直接体现，界限分明，不容淆乱。君主固然不写“章”“表”，臣下则绝对不能写“诏”“册”。

　　要之，制式化文章成了皇权体制及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对于绝大部分文士而言，只要他们怀有功名追求，仕途热衷，就必须学习、掌握并熟练运用制式文章这个必要的工具。这是文士走向皇权体制内、打开仕途之门的真正“敲门砖”。自李斯向秦皇帝“上书”，制式文章的实践就已经开始了。入汉，撰写制式文章更成为君臣间沟通的基本方式。例如汉文帝时开始实行“贤良文学对策”制度，而“对策”文章就是充分制式化的。汉武帝对于对策制度曾亲作说明：

　　……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汉书·武帝纪》)

　　武帝认为，那些“贤良”“文学”人士，都应当了解“古今王事之体”，他们接受皇帝“策”问，并以“对问”（“对策”）文章回应。班固在记载武帝此段言论之后，紧接着就写道：“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公孙弘、董仲舒等人是通过对策活动青紫加身的第一批儒者高官。这对于广大文士致力于制式文章的写作，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朝廷“对策”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之外，还有不少文士自动撰写“上书”之类，博取功名。前汉贾山屡“上书言事”，后汉傅毅“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文雅显于朝廷……”（《后汉书》本传）此外如“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文心雕龙·时序》），这些“上书”“奏文”“献诔”等等，都是按照相关制式撰写的。而一旦文士参政成功，成为各级官员，无论在朝廷或地方郡县，无论对上对下，他们在平常政事活动中所运用的主要工具，就是各类制式文章“章”“表”“奏”“议”及“令”等。制式文章遂成为文士所运用的最重要的文类，成为文章写作的主流。欲知制式文章在当时文士写作中的重要性，只需粗看一下萧统《文选》目录即可了然。这是一部以梁代之前文学为对象的精选本，其中包括各种文体的作品，而其中占有最大篇幅的，就是各类制式文章。由于制式文章与皇权体制的特殊亲密关联，故而自秦汉开始，制式文章长盛不衰，直到清末民初帝制终结，才戛然而止，与皇权体制同命运。要之，作为中国古代文章主流文体的制式文章，就形成于秦、汉。其地位重要，影响深远，对此不能不予充分重视。

（三）

　　汉代另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文学现象，就是赋（或称“辞赋”）这种文学体式的盛行。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辞赋著作，就有七十八家一千零四篇。刘勰在总结赋的发展源流时也说：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己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文心雕龙·诠赋》）

　　按照刘勰的叙述，汉初从陆贾算起，直到东汉末，凡两汉重要作家，几乎都有辞赋业绩，而且多有名篇问世。班固也说过成帝之前赋有“千有馀篇”（《两都赋序》），而同时期的诗歌作品数量，刘勰说“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文心雕龙·明诗》），考虑到赋的篇幅一般都明显大于诗歌，所以这个数量上的优势还应当放大数倍。至于东汉作者和作品的数量当更多。赋在汉代的“风头”明显压过了文人诗歌。在后人心目中，“汉赋”与“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等并列，成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系列中汉代文学的代表。又有“秦碑汉赋”之说（陈第《毛诗古音考》）。

　　赋在汉代盛况空前甚至绝后的事实，是众所公认的。我们在此须要思考的是：产生这个特别现象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这与赋的精神和体式特征有关。首先，赋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的精神特征，这两句话是说赋在精神上体现了汉代大帝国的宏伟的规模和盛大的气象，它的使命就是要赞美和颂扬皇权，证明其合法性和神圣性，即“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汉景帝有诏曰：“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汉书·景帝纪》）景帝明确提出礼乐制作的目的在于歌功颂德，这是皇家导向。而这种礼乐精神，在辞赋的“京殿、苑猎、述行、序志”等四大主题作品之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突出，这些作品一般篇幅巨大，所写场景宏伟，内容逞繁炫博，体现了一种“宏大叙述”的爱好。而无论它们所写题材是什么，其内涵有多么复杂，基本的旨归都是要颂扬和“光大”神圣的皇权，“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上林赋》），以“颂圣”体现礼乐精神。由此，辞赋受到统治者的正面支持，它的兴盛并且跻身于当时主流文学，乃是理所当然。

　　赋还具有铺张扬厉的体式特征。“赋者，铺也”，“铺采摛文”，“极声貎以穷文”，“品物毕图”，都是辞赋的惯常写法。这种特征的深层次含义，是对力量、财富的炫耀，铺张扬厉的目的在于突现主体的威势和优越，令客体（受众、读者）产生震惊、崇仰和敬畏心理。作为当时世界上两大帝国之一的汉帝国，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社会，都弥漫着充沛的自信心，辞赋就以铺张扬厉的方式，成为展示社会自信的最适宜载体。“铺采摛文”、“品物毕图”，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炫耀。汉代是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秦代开始的“书同文”强制性措施基础上，汉代基本统一了全国广大地区的语言文字，同时语言学、文字学也得到极大发展，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章》、扬雄《方言》等著作，尤其是许慎《说文解字》的完成，是语言文字学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急就章》第一章谓：“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而这些显示“罗列诸物”“分别部居”的高超功夫，实际上也就是辞赋写作中经常运用的手法，“骋辞作赋”（王逸语），彰显自信。

　　至于赋在功能上的“劝讽”倾向，也适应了皇权体制的需要。“劝百讽一”之言由扬雄首先提出。他对前汉的辞赋创作似有不满，说那些“靡丽之赋”（《汉书·司马相如传》）“劝”太多而“讽”太少。不过稍后班固谓：“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汉书·艺文志》）指出扬雄自己也在劝百讽一。那么，班固自己是否就很重视“风谕”之义了呢？也不是。因为班固在自己的代表作《两都赋》内，同样表现了“劝百讽一”的鲜明基调。同时，东汉时期的一些代表性辞赋家如张衡《二京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几乎也都“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皇甫谧《三都赋序》），在实行着“劝”多“讽”少的写作方针。所以我们不能仅听扬雄、班固等人偶尔发出的“不满”言论，从汉代主流辞赋家（包括扬雄、班固在内）的创作实际看，“劝百讽一”是他们奉行的共同写作基调。辞赋家的这种实际表现，其缘由亦可以从制度中得到解释。统治者的本性当然是喜爱正面赞扬的“劝”，至于有一点“讽”作为点缀，也符合“润色鸿业”之需，并有助于其“明君”形象的树立。所以“劝百讽一”的汉赋，既符合礼乐制度精神，亦很投合帝王的胃口。司马相如、枚皋还有班固等人受到的青睐和宠信，就是明证。要之，辞赋以自身的体式特征，取得了制度的认可和重视；加上它与楚辞的先天血脉传承关系，得到楚人出身汉代皇室人物的特别钟爱和欣赏，这就使得辞赋在汉代取得了特殊的有利发展环境，其前景自然一派光明。

(四)

　　秦汉文学的再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民间歌谣受到相当的重视，并且有不少优秀作品被保留下来。严格地说，此事与秦代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里指的主要是汉乐府歌辞。其实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历代都很丰富，但是由于它的“草根”性质，一般不受重视，很少被记录，所以自生自灭，难以流传。因此历史上民间文学的长久流传，往往要借助于官方渠道。上古、殷周时期，统治者为实施宗庙祭祀及朝廷礼仪，同时也兼以自身娱乐，都设有不同规模的乐队，后世出土的不少殷周时期的乐器，皆可证明其事。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传说周公“摄政七年，制礼作乐”，为扩充“乐”的功能，当时他采取了“采诗”以“配乐”的做法，“周公制礼作乐，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所以通情相风切也”（郑玄《仪礼注》卷四）。什么是“通情相风切”？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这是说周王朝颇为重视通过乐来了解政情民风，此之谓“观乐”。《左传》记载的“季札观乐”，就是著名的事例。总之，从周朝开始，就形成了采集民间歌谣纳入官方之乐的做法，成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中的不少民间作品，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采集收纳进来的。

　　这一古老的“采诗”传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秦代的焚书坑儒打击，至汉初早已废弃，只存在于一些儒生的记忆里。直到汉武帝时期，儒术独尊，才着手建立完善的礼乐制度体系，包括乐的内容和程序建设。随着朝廷乐府机构的设立和活动正规化，乐府文学（歌辞）的建设也渐见起色，具体措施是发动文士写作歌辞，还有就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民间歌辞，双管齐下，大规模进行。参与创作的有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士司马相如等人，他们所制作的歌辞，是《郊庙歌辞》中的“郊祀歌”之类。民间歌辞是通过收集而来的，收集工作由乐府机关承担。班固记载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礼乐志》）

　　看来乐府机构的任务有两大项：除在各种礼仪场合奏乐之外，还有采歌谣。这是古老的采诗传统在新朝代的再起。如何“采”法？颜师古注曰：“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所谓“遒人”，语出古文《尚书》之《夏书·甘誓》：“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看来早有夏代“遒人”之官振木铎徇于路，采取百姓讴谣的故事，这在汉代儒者说法中是被确认的，所以他们也仿效实行起来，以为礼乐制度之一环节。采讴谣的目的当然是“观风俗”，“知政教得失”，符合礼乐精神的要求。

　　通过文士撰作和采集民间歌谣这两种办法，汉代的乐府文学很快丰富起来，汉乐府歌辞成为文学史上一大新景观。尤其是民间歌谣，虽然当初它们并未进入“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乐府歌曲的核心部分，只是存在于“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歌谣辞”等非核心部分，但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乐府歌辞的总体文学史价值却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今天我们看到的汉代优秀民间作品，大多是以此种方式被保存下来的。如《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多数歌辞，还有《日出东南隅行》《伤歌行》（“昭昭素明月”）、《陇西行》（“天上何所有”）、《巾舞歌诗》（“公莫舞”）、《艳歌行》（“翩翩堂前燕”）、《蜨蝶行》《昭君怨》等等。从中国歌诗史角度看，除了上古先秦时期有《诗经》民歌外，唯有汉代一大批乐府民歌，能够占有诗坛的半壁江山，这一景观，是其他朝代很少看到的。

　　以上所述朝政制式文章、辞赋、乐府歌辞三大类文学，搭起了秦汉文坛的基本框架。三大类文学的功能同中有异：制式文章是维系皇权体运转的直接手段，其工具性最强；辞赋的基本功能在于“润色鸿业”，它体现的主要是皇权体制的“颂圣”文化精神需求和享受；乐府诗歌是礼乐仪典的构成部分，起着教化兼娱乐的双重职能，而其中的民间歌谣则提供给统治者“观风俗”之用。三大类文学都充满了特色，而背后若隐若现的主导要素，就是皇权体制的文化政策和诉求。以上所说诸项内容，都是围绕着皇权体制所形成的文化——文学特色。此外，秦汉文学中尚有另一些重要特点，如知识化特征等等，它们也是不可忽略的方面。要之，秦汉文学从基本性格到文体面貌，都独具特色；它与前朝后代迥然有别，同时又影响巨大。如此文学，当然具有重大的关注和研究价值，需要探讨其前因后果，究明其底蕴了。

很多年前，华东师大的施蛰存老先生招考研究生时出了一道题目：“什么是唐诗？”这是一个大有意味的问题。唐诗是一个美好的词语。汉语中有很多美好的词语。比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等。唐诗也是汉语中最美好的词语之一。我们提起唐诗，就有一种齿颊生香的感觉。唐诗只是风花雪月么？只是文学遗产么？只是语言艺术么？当然是的，可是我们又总觉得不够。我们仅从风花雪月去看唐诗，或许表明，我们的人生可能太功利了。我们仅从语言艺术和文学遗产去看唐诗，我们又可能把唐诗看得太专业了。唐诗还可不可以指向一些更远更大的东西？
我知道，唐代有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丝绸之路，以长安为中心，西至罗马，东至东京，各种宗教，和平共处；有世界主义的文化精神：国力极强盛，版图辽阔，经济发达，文化既大胆拿来，又讲送去主义，元气淋漓，色彩瑰丽；有继承创新的文化精神：秦汉帝国的文化格局、南北朝职官、府兵、刑律等等融为一炉。在教科书上，似乎只有这些才是唐诗的文化精神。不是说这些不重要，然而谈到唐诗的文化精神，就只能是“遥想汉唐多少宏放”，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成见。今天我们都不从这些大地方讲起，诗歌毕竟是关于心灵的事情，我们从唐诗的心灵世界讲起。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心灵性才更是唐诗幽深处的文化精神。
我常讲诗歌，也常常想起杭州的西湖边上，花港观鱼的旁边，曾经住着近代的老先生、仙风道骨的诗人马一浮先生。
诗是什么呢？马先生有四句话说得好：诗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后来叶嘉莹教授说，这是关于诗的最精彩的一句定义了。诗就是人心的苏醒，是离我们心灵本身最近的事情，是从平庸、浮华与困顿中，醒过来见到自己的真身。我们为什么说仅仅从风花雪月、语言艺术、文学遗产、汉唐气象等来读唐诗，总觉得不够呢，那就是隔了一层，没有醒过来跟自己的真身相见。
这似乎有点玄了。有没有真身，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论证的事情。但是我这里姑且将它作一个比喻：人生有很多幻身、化身，诗是这当中那个比较有力量、自己也比较爱之惜之的那个自我，而且是直觉的美好。我又想起古代有两个禅师有一天讨论问题。第一个禅师说了一大套关于天地宇宙是什么的道理。轮到第二个禅师时，他忽然看到池子里边有一株荷花开了，就说了一句：“时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我读唐诗，似懂非懂、似问似答之间，正是“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因为读诗是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接触，多读诗，就是多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相接触、相释放，就像看花。也因为读诗读到会心，又恍然好像古人是我们的梦中人，我们是古人的前世今身。
我只举一个小例子，我十五岁离开家去当工人的时候，心里只是想家呀，沛然莫之能御。有一天读一首小小的唐诗：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我忽然就觉得，那个大风大雪中，快要回到家中的夜归人，就是我自己的背影啊，心里一下子有说不出的温暖与感动。为什么唐诗会这样呢，我想这是因为唐诗表达了我们古今相通的人性，而且是用永远新鲜的感性的经验来表达。所以唐诗一方面是永恒的人性，另一方面又永远是感性的、新鲜的。而这个古今相通的人性，恰恰正是中国文化内心深处的梦。我想我们中国文化做梦做得最深最美的地方，就是古今相通的人性精神。永远的风花雪月，背后是永远的人性世界。
具体而言，唐诗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谈？我先把结论写在下面，然后再来一个一个证明。
尽气、尽才的精神 尽心、尽情的精神


人生要尽气尽才，永不舍弃


《尚书》有一句老话：人为万物之灵。这表明，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美好的事物。这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的发现。《诗经》里有句诗：“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意思是说早晨起来，晚上睡下，都要想想，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生命。我想，如果没有古代先民对于人的生命美好的发现，就不会有这样的对于生命美好的爱惜，像一个爱清洁的人家，每天都窗明几净，开开心心地过生活。我们简单说，“人为万物之灵”有这样几个意思。一、人是宇宙的善意的创造。二、生命是生来美好、高贵、不可贬抑的。三、人在世的意义，正是善待生命的美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不负此生、不虚此生。四、无论如何艰难困顿，人生永不舍弃。
为什么讲唐诗要讲到这里呢？我们说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这是我的一个直觉。我们从简单的常识讲，以诗仙李白为例子。李白，我常常想，中国文化中有李白这个词语，真是一个美妙的亮点。有点像美国文化里的自由女神，法兰西文化里的马赛曲。如果说别人尽十分气、十分才，即是尽气尽才的生命，而李白是尽二十分、三十分。根据我们的描述，李白一生，集书生、侠客、神仙、道士、公子、顽童、流浪汉、酒徒、诗人于一身，日本学者还说他是官方的间谍，超量付出了才与气。尽才尽气的表现，现代人的说法就是自由。自由有两种。一是积极自由，即充分实现自己生命的美好。二是消极自由，即不受外来力量的束缚。积极自由在李白身上，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有不能自已的生命力。李白的消极自由表现在鄙弃权贵、笑傲王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是中国知识人中，最能自尊自爱、最不受拘限的一个典型。李白，几乎成为真正的文人自爱的一个美好的理想。
杜甫是一个厚字，结实扎根在地上。他最后死在回中原的船上，伏在船上写诗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中国唐代诗学的两座主峰，一个是天的精神，一个是大地的精神，真实做人、积极用世，不管他们有没有建立了什么功业，他们的生命是活得有声有色、有光有热。他们对于他们的时代、社会，是尽心、尽气、尽才的，他们并没有从他们的时代得到什么，但是他们的时代却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伟大。
唐代第二线的大诗人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都是做人做事有担当，有作为的。韩愈一生最精彩的是谏佛骨，苏东坡说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在举世滔滔的佞佛大潮中，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柳宗元一生最突出的是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被贬谪的后半生不屈身降志，又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政绩。白居易最亮点的是领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让诗歌文学发生社会良心的作用，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学。李商隐与杜牧都是博学多识、才华盖世的士人，不仅仅是诗人。正是他们压抑的才华得不到实现，才成全了他们美丽的诗歌，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诗歌，正是他们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证明。所以我们可以说，唐代的第一流的诗人，个个都是要拿出自己生命的美好，要做一点事情，都是想要让自己的才智充分得到表现的。
有关唐诗学的一些关键词，譬如盛唐气象、兴寄风骨、诗赋取士、诗史精神、歌诗合为事而作、讽谏诗等，都指向刚健有为、向社会负责、以天下有道的关怀，做到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时代精神。这些关键词，正可以简明有力地代表唐诗的基本精神。我看唐代人对唐代人的诗歌评论，也是推崇尽气的精神。譬如盛唐诗人任华《寄李白》：“古来文章有能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可见我们不是无根据的。白居易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高度概括了这种时代精神，表明：好诗是天意之所在，天意之肯定。这是一整个要好诗的时代。诗人最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是要让天下都成为美好的诗。
大家会问：你说的是盛唐精神，那么晚唐呢？不是都有点气脉衰败了吗？如果是跟盛唐比，晚唐是不够尽气了。但是不要忘记，晚唐诗人使尽才的生命精神突出出来了。到了晚唐，好诗才成为一种可以使人终身赴之、类似于宗教信仰一样的美好追求。王建说“惟有好诗名字出，倍教少年损心神”；白居易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所以，从初盛唐尽气的生命到中晚唐尽才尽情的生命精神，其实仍然是善待生命、高扬人性美好，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文化精神的表现。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这个人性亮色的底子，就不会有唐诗的这种表现。所以，我认为唐诗背后有一个秘密，有一种很深的精神气质，就是尽气尽才的精神，就是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时代集体意识。如果有谁敢说自己的生命是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用中国文化的说法，我们就可以说他是得了唐诗的真精神。


唐诗是早晨，不是下午茶


现在我们来读读那些千年传诵的名句吧。我们看诗人动不动就说“秦时明月汉时关”，动不动就说“万里长征人未还”，诗人动不动就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动不动就说“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我们发现唐诗的世界大得很，力量充沛得很，精神豪迈得很。
初盛唐的人要是失恋了，痛苦了，说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就会哂然一笑，心情好起来了。要是暂时经过苦难，重新克服了困境，就会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就会对前途重新有希望。诗人要是曾经被打败，曾经受大挫折，后来又东山再起，拨云见雾，就会说：“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重来!”心里充满自豪的感情。诗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他就会有这样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唐人看不惯有些小人得势，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唐诗中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骂得很有力量，以历史时间作尺度，眼界十分开阔。
唐诗是可以提升人的人格，振作生命的活气的。读到不少唐诗，真的就是“忽如一夜东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心花怒放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喜欢唐诗的一个原因。所以，叶嘉莹教授接着马一浮先生的话说，诗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不死的心灵。
唐诗中常常提到大江大河、高山平原，因为唐诗主要是中国北方文化发展到极盛时期的诗，所以要写就写高山大河，所以宋词多半是小桥流水，唐诗多半是高山大河。中国文学写高山大河写得最好的作品，我敢说至今没有超过唐诗的。比如“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豪情雄壮，比如“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比如“白日依山尽”“大漠孤烟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比如“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比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都力量充沛得很，生命强健得很。长江、黄河、高山、大川、太阳、月亮，唐诗就是想来一个惊天动地，就是想贯通宇宙生命之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这个风烟，大气得不得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天姥连天向天横”，这个“上青天”、“向天横”都是直上直下将人的生命与宇宙生命相贯通。盛唐诗人、宰相张说大书诗人王湾的诗于政事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正是代表唐人的审美意识：天地之大美、自然之伟观———黎明、春天、新年，一齐来到人间，使人间成为美好的存在。“生”字、“入”字，热情奔放，是生命化的大自然。天行健，生命刚健、积极有为，迎向清新与博大。
有些看起来很平常、很安静的诗，也有一种有天有地、贯通宇宙的元气之美。比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个“水穷处”，通往那个“云起时”，都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气脉。“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这“青未了”三个字，不正是生生不息的春色天边无际地流淌么？有一个诗人有一天晚上突然睡不着觉了，找不到原因，只觉得身子很暖和，原来经过了一个冬天，地气开始回暖了，于是他写诗说“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你们看，诗人的生命节奏，感通着宇宙的生命节奏。老杜有一句诗：“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后代的诗人特别喜欢。那是安史之乱后黑暗的唐朝社会，一个无月的黑夜，诗人忧心如焚，彻夜不眠，忽然，窗外那黑黝黝的山嘴里，一下子吐出了一轮晶莹的明月，楼外的水池，月色之中，也波光粼粼，明亮起来了，诗人的心境，也由忧苦而惊喜，而充满了对天意的默默的感动。杜甫有一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里的文字，小孩子都懂得，平凡得不得了，但是读起来舒服极了，通透极了，有一种生命与宇宙透气的感觉。杜甫还有一首绝句，“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一种生意盎然之美，一种随处生春之美，读久了就觉得生命很亮丽，很新鲜活泼有力。
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有些感伤的诗，实际上骨子里生命的力量依然充沛得很。比如柳宗元的《寒江独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那么，是不是宇宙就死掉了呢？没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越是雪大风寒，越是千山万径，越显得那个钓鱼的渔翁，生命力十分强健。又如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听起来诗人好感伤呀，怜香惜玉的一个样子，但你没有读懂。你想一下诗人半夜里被风雨声惊醒，但清晨又是一个好天气，又是一个春光明媚，他也又是一个好心情，躺在被窝里，听叽叽喳喳鸟儿窗前啼叫，阳光透过窗格儿满满地洒进来，好不开心！那些风风雨雨，雨雨风风，总会过去，而人类社会，宇宙自然，正是这样，在风风雨雨中，花开花落中，永恒地往前生长，往前发展，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生命的生长。小小的一首唐诗，一共才不过二十个字，说的竟然是这样有益于人生，有益于生命的道理，敞开的竟然是这样一个无限的世界，你能说唐诗不是一个不死的心灵么？唐诗难道不正是这样表达了中国文化青春少年的梦么？唐诗是早晨，是少年，不是下午茶。下午茶的精神是反省的、回味的、沉思的、分析式的，要不停想问题的，而早晨是不提问题的，不分析的，不反省的，早晨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清新的样子，是神采飞扬。我们要让我们的民族在千年长途的风霜满面中，有少年精神，在朝九晚五的风尘仆仆中，有做梦的机会，那么，就让我们的下一代多读唐诗吧！
唐诗中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生命精神，不仅来自国力、开放等时代气象，而且来自开明、先进的政治文化：即科举、尚贤、纳谏。“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这跟科举考试有很大的关系，跟汉魏以来中国古代知识人的地位大幅度上升有很大的关系，跟全社会崇尚诗歌、崇尚人文、崇尚美有很大的关系，跟唐代的国力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象。只有这样的时代，才会有尽气的精神突出表现，只有社会上有一种尽理尽心的气象，文学上才会有尽才尽气的表现。
我们今天似乎特别缺少英雄主义了，特别缺少的是生命的真实力量了。这跟我们对人性的看法有关。现代以来，科学主义将人性不当回事，以为只不过是DNA的合成，可以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现在甚至还有了譬如百忧解这样的医学成果了。科学的傲慢，加上消费主义的物化浪潮，人性这个东西，要么是零散化，成为没有理性构架、没有主心骨、没有人格意识的拼贴；要么是空洞化，成为没有真实内容、真实需求的虚无主义；要么是幽暗化了，成为一团人欲物欲；要么游戏化，成为一种商业性大众化的表演。现代性主张人是经济动物，是潜意识盲动与升华，是宇宙中的过客。这些问题很大，我今天不可能讨论现代思想的利弊，但我们对于现代思想的反思与怀疑，也成为我们读唐诗的一个背景，使我们懂得珍惜，懂得引申发扬。


人心与人心的照面

依中国文化的古老观念，人心与人心不是隔绝不通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也。无邪就是诚，就是人性与人性的照面。心与心之间，被巧语、算计、利害、物欲等隔开，都是不诚。孔子说“兴于诗”，就是以诗歌来开发人性人心的根本。孔子又说：不读周南召南，犹正墙面而立。一个人对着墙面而立，就是隔，就是将自己的心封闭起来。孔子主张的仁，就是人心与人心的相通。尽心尽情的精神，就是人心与人心的相通、人性与人性的照面。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石，也成为中国文化千年来的一个精神祈向。
我观看唐代的音乐俑、舞蹈俑，有一个感觉，他们都非常投入、非常用心。表情动态，简简单单，却有一种各自入神的空气，好像大家都忘记了自己，沉浸在当下的音乐心情之中。这不像西方的交响乐，那样的理性、复杂、客观、冷静。这表明，唐人对于艺术的创造、对于诗歌的生活，有一种宗教式的虔敬，这就是对自己生命创造的尽心。
白居易的诗歌说：“以心感人人心归。”是说只要人与人之间心心相通，就是天下富有人心的世界。李白的诗歌说：“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是说人心与人心相通，就像明月那样明白、纯朴，没有一点杂质。唐诗正是表达了这个梦。
以友情为例，中国文化非常重友情。友情是朋友之间尽心尽情的表现，不以理为原则，也不受其他外在的因素左右。
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是表达朋友之情的唐诗名篇，非常质朴。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饮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河，世事两茫茫。
我每次读这首诗，都觉得这里头的感情，就像好酒一样，味长而美。古人评这首诗：“语语从肺腑流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真是写得掏心掏肺的。第一句“人生不相见”五个字，朴素得不得了，像聊天拉家常，又厚实得不得了。在茫茫宇宙背景中，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聚散，太不容易了。“今夕”两句，如歌如叹，又随意又深情。“少壮”四句，全是老友重逢的普通人情。“惊呼”两字，写得神情活现，一片童真，一点都没有主客的隔阂。“昔别”四句，场面气氛非常真切，我们今天读来，就像我们的老同学的子女，在叫我们一声伯伯叔叔的时候，我们忽然就感觉到了生命的流逝，人生的短暂。“怡然”这两个字，何等的真诚，何等的古道！老辈与小辈之间，再也没有客气。接下来就是酒浆、春韭、黄粱饭，就是比十觞还要浓、穿过万水千山的情义。自从背了这首诗，我特别喜欢春天里江南的韭菜，很肥厚好吃。但是，我知道，唐代的春韭已经吃完，滋味已经不能与杜甫那时的相比了。
再看杜甫的另一首写乱世回家的小诗：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嘘唏。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诗人杜甫从千里之外的豺狼世界，终于逃脱出来，终于到家了，那黄昏的晚霞、村头的日脚，柴门的喜鹊，都充满了真切动人的人性世界回归的意味。妻子见到亲人，又是惊叹，又是伤心落泪。更重要的是，左邻四舍，也都爬满了墙头，一起感叹唏嘘，一起伤心落泪，共同分享此时此刻人伦的歆幸。按现代社会的观念来讲，这关你邻居什么事？他们看什么呀？但是依中国文化的观念，人心与人心是相通的，人性与人性是照面的。杜甫一家乱世偶然生聚的欢乐与幸福，不止是杜甫一家的事情，而是村子里大家的事情，是天下人痛痒相关的欢乐与幸福。
这首诗最后两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把夫妻的相聚之美妙，写得胜过神仙的遇合。我再没有看到诗歌里写夫妻相聚写得比这更好的了。这里不仅有诗人对女性的在情在义，不仅有对于在艰难人生挣扎中尝尽苦味的女性的体贴，而且写出了苦尽之后的夫妇间相濡以沫的温馨。


唐诗是天才情种必读书

唐诗一提起女性，就有一种多情多义，就有一种温馨体贴。唐诗绝不是大男子主义，也绝不是轻薄浪子。常常有一种多情多义的心灵，常存一种对女性的同情爱慕关心思念的心灵，就是富于人性优美的心灵。唐诗就是这样充满着人情味。

　　在中国文学史上，每个朝代的文学都不可或缺，都有其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我这里要说的是，秦汉这一段文学除了它固有的重要性外，还颇为特别，这是我们应当倾力研究它的基本理由。

（一）

　　秦汉文学的特别，就在于这两个朝代本身是特别的。具言之，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体制”的开端。这种制度的实际历史状况，就是以皇帝个人为核心的同时配以庞大官僚体系的一种直接统治全国的集权制度。这样的权力结构状况，不少历史学家更倾向于称之为“皇权体制”。在秦汉之前，无论商代或周代，实行的都是分封制，即封建诸侯的体制。商代社会有浓厚的部落联盟色彩，所以主要实行的是异姓封建；周代保留部分异姓封建的同时，又实行同姓分封制。当时各地方的实际统治者是诸侯，那些诸侯国的统治者是世袭君主，他们拥有相对自主的行政、赋税和军事大权，商王和周王，名义上是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共主”，周王甚至也称“周天子”，但对于诸侯的实际管束力有限，以致有的强大诸侯竟敢于到周王城洛阳来“问鼎小大轻重”（《史记·楚世家》），这就是所谓的“天子弱，诸侯力政”（京房《易传》）。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废封建，立郡县，开始了皇权对全国直接统治的漫长历史时期。

　　汉初刘邦曾部分恢复封建制，封功臣韩信、彭越等为异姓诸侯王，所占地域将近全国之半，势力很大；但不到十年，汉朝廷与他们先后发生激烈冲突，最终他们几乎全归于灭亡。此后又有同姓诸侯王刘濞等，其封地也“分天下半”（《汉书·荆燕吴传第五》），他们在景帝时又掀起吴楚七国之乱，以失败告终。有鉴于此，皇权日益加强，而封建势力日渐式微。

　　在皇权体制中，皇帝享有绝对的权力和利益，他是“天子”，具有半人半神性，其合法性来自于“天”，所谓“天授帝号”（胡煦《周易函书约存》卷一），或者“奉天承运”，意味着他基本上可以不受人间社会要素的制衡、约束。皇帝直接控制朝廷以及整个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只是皇权意志的执行者，皇室利益的捍卫者。所以皇权体制实际上就是皇帝独裁体制。“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而体制本身又具有调动和实行统治力的强大功能，所以古来几乎一切统治者都对这个体制最感兴趣，无不极力实行和强化这个体制。从骨子里说，谁都想当秦始皇。近代袁世凯已经当上了“大总统”，但他还要“复辟帝制”，就是看上了后者的权力可以不受制约，而且可以世袭，传诸永久。正因如此，皇权体制在中国表现出一种“超稳定性”，绵延不绝两千馀年。后来的许多次改朝换代，尽管情况各异，究其实都只是皇权归属改易，是“山河易姓”，而非体制改变。这些都是从秦汉开始的，可知这两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别之处。它们的历史重要性，也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皇权体制的历史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在制止社会分裂和战乱局面方面，无疑是有效的，例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年战乱杀伐局面来说，那是一种社会改善。而政治统一之后推行的“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等措施，对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也有巨大好处。另外，皇权体制往往以统一大帝国的形式出现，凭藉强大政治军事实力，在对外关系上居于强势地位，不但能够消弭外侮，还经常充任宗主国，使“八戎来服”（《史记·商君列传》），国威远扬，汉、唐、清等朝皆是。但是皇权体制的“超稳定性”，决定了它必然要采取保守的社会政策，对于任何社会变革的潜在趋势持强烈的阻滞立场。而专制体制内部的腐败问题也必然日渐严重，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些都使得任何皇朝难以长盛不衰，终归覆灭。而体制固有的强权性格，决定了朝代只能通过武力改变，结果是“丛林法则”盛行，成王败寇。于是我们看到，数十年或数百年一轮回的朝代更替，都伴随着一场大战乱、大杀戮、大破坏，遭殃的首先是广大百姓。

（二）

　　皇权体制既具有强权性格，它就要对社会生活实行全方位的控制和渗透、影响。于是我们看到，在秦汉文化、文学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变化，形成了秦汉文学的一些特别状况。

　　秦汉文学的第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制式化朝政文章的完善和发达。朝政文章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其政治应用性很强，所以它自然受到皇权体制的特别重视。所谓“制式化”，就是通过对文章的格式化来体现等级规范和制度精神。中国朝政文章的制式化起源甚早，殷周时代即已滥觞，《尚书》中就有不少文章，已经具备初步的格式规范。但真正的文章制式化进程是从秦代开始的，原因就是皇权体制十分重视朝政文章制式化，视之为在文化领域体现皇权的首要配套事项。秦汉两朝，从皇帝到朝廷大臣，投入很大精力策划并践行此项事务。秦始皇本人在统一天下之当年（秦王政二十六年），就迫不及待地提出“名号”问题，要臣下议其事：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

　　接着李斯等大臣便顺着他的意思，提出“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始皇本人主要关心自己的“名号”问题，以示其尊贵；但是李斯等大臣却从名号问题直接联想到君臣关系问题，认为还必须对君主的“命”“令”之类也作出独尊式的处理，这就将朝政文章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文章制式化的进程正式启动。经过君臣间反复讨论，秦朝初步确定了朝政文章的新制式。而“汉承秦制”，从汉初到汉末，不断完善其事。

　　文章制式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围绕着皇权，以写作者和接受者的身份以及文章的功用为准则，来划分其文类和体裁，确定专用的文体名称，使之类型化。这可以称为“文类的制式化”。文类制式化首先将文章划分为两大类，即君主（皇帝）文章和臣下文章。对此汉末蔡邕曾作阐述：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独断》卷上）

　　文类划定之后，还有制式格式的进一步细化，即将每一种文类在写法规格上作具体的厘定。这可以称为“写法的制式化”。对此，蔡邕也曾分别有所辨说，如关于臣下上书君主的四种文类，其写法是：

　　“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

　　“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

　　“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

　　其言密事，得帛囊盛。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同上）蔡邕此处所说，皆相关不同文类的写法格式及功能规定，它们也都是上下尊卑等级制度的直接体现，界限分明，不容淆乱。君主固然不写“章”“表”，臣下则绝对不能写“诏”“册”。

　　要之，制式化文章成了皇权体制及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对于绝大部分文士而言，只要他们怀有功名追求，仕途热衷，就必须学习、掌握并熟练运用制式文章这个必要的工具。这是文士走向皇权体制内、打开仕途之门的真正“敲门砖”。自李斯向秦皇帝“上书”，制式文章的实践就已经开始了。入汉，撰写制式文章更成为君臣间沟通的基本方式。例如汉文帝时开始实行“贤良文学对策”制度，而“对策”文章就是充分制式化的。汉武帝对于对策制度曾亲作说明：

　　……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汉书·武帝纪》)

　　武帝认为，那些“贤良”“文学”人士，都应当了解“古今王事之体”，他们接受皇帝“策”问，并以“对问”（“对策”）文章回应。班固在记载武帝此段言论之后，紧接着就写道：“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公孙弘、董仲舒等人是通过对策活动青紫加身的第一批儒者高官。这对于广大文士致力于制式文章的写作，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朝廷“对策”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之外，还有不少文士自动撰写“上书”之类，博取功名。前汉贾山屡“上书言事”，后汉傅毅“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文雅显于朝廷……”（《后汉书》本传）此外如“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文心雕龙·时序》），这些“上书”“奏文”“献诔”等等，都是按照相关制式撰写的。而一旦文士参政成功，成为各级官员，无论在朝廷或地方郡县，无论对上对下，他们在平常政事活动中所运用的主要工具，就是各类制式文章“章”“表”“奏”“议”及“令”等。制式文章遂成为文士所运用的最重要的文类，成为文章写作的主流。欲知制式文章在当时文士写作中的重要性，只需粗看一下萧统《文选》目录即可了然。这是一部以梁代之前文学为对象的精选本，其中包括各种文体的作品，而其中占有最大篇幅的，就是各类制式文章。由于制式文章与皇权体制的特殊亲密关联，故而自秦汉开始，制式文章长盛不衰，直到清末民初帝制终结，才戛然而止，与皇权体制同命运。要之，作为中国古代文章主流文体的制式文章，就形成于秦、汉。其地位重要，影响深远，对此不能不予充分重视。

（三）

　　汉代另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文学现象，就是赋（或称“辞赋”）这种文学体式的盛行。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辞赋著作，就有七十八家一千零四篇。刘勰在总结赋的发展源流时也说：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己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文心雕龙·诠赋》）

　　按照刘勰的叙述，汉初从陆贾算起，直到东汉末，凡两汉重要作家，几乎都有辞赋业绩，而且多有名篇问世。班固也说过成帝之前赋有“千有馀篇”（《两都赋序》），而同时期的诗歌作品数量，刘勰说“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文心雕龙·明诗》），考虑到赋的篇幅一般都明显大于诗歌，所以这个数量上的优势还应当放大数倍。至于东汉作者和作品的数量当更多。赋在汉代的“风头”明显压过了文人诗歌。在后人心目中，“汉赋”与“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等并列，成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系列中汉代文学的代表。又有“秦碑汉赋”之说（陈第《毛诗古音考》）。

　　赋在汉代盛况空前甚至绝后的事实，是众所公认的。我们在此须要思考的是：产生这个特别现象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这与赋的精神和体式特征有关。首先，赋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的精神特征，这两句话是说赋在精神上体现了汉代大帝国的宏伟的规模和盛大的气象，它的使命就是要赞美和颂扬皇权，证明其合法性和神圣性，即“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汉景帝有诏曰：“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汉书·景帝纪》）景帝明确提出礼乐制作的目的在于歌功颂德，这是皇家导向。而这种礼乐精神，在辞赋的“京殿、苑猎、述行、序志”等四大主题作品之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突出，这些作品一般篇幅巨大，所写场景宏伟，内容逞繁炫博，体现了一种“宏大叙述”的爱好。而无论它们所写题材是什么，其内涵有多么复杂，基本的旨归都是要颂扬和“光大”神圣的皇权，“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上林赋》），以“颂圣”体现礼乐精神。由此，辞赋受到统治者的正面支持，它的兴盛并且跻身于当时主流文学，乃是理所当然。

　　赋还具有铺张扬厉的体式特征。“赋者，铺也”，“铺采摛文”，“极声貎以穷文”，“品物毕图”，都是辞赋的惯常写法。这种特征的深层次含义，是对力量、财富的炫耀，铺张扬厉的目的在于突现主体的威势和优越，令客体（受众、读者）产生震惊、崇仰和敬畏心理。作为当时世界上两大帝国之一的汉帝国，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社会，都弥漫着充沛的自信心，辞赋就以铺张扬厉的方式，成为展示社会自信的最适宜载体。“铺采摛文”、“品物毕图”，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炫耀。汉代是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秦代开始的“书同文”强制性措施基础上，汉代基本统一了全国广大地区的语言文字，同时语言学、文字学也得到极大发展，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章》、扬雄《方言》等著作，尤其是许慎《说文解字》的完成，是语言文字学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急就章》第一章谓：“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而这些显示“罗列诸物”“分别部居”的高超功夫，实际上也就是辞赋写作中经常运用的手法，“骋辞作赋”（王逸语），彰显自信。

　　至于赋在功能上的“劝讽”倾向，也适应了皇权体制的需要。“劝百讽一”之言由扬雄首先提出。他对前汉的辞赋创作似有不满，说那些“靡丽之赋”（《汉书·司马相如传》）“劝”太多而“讽”太少。不过稍后班固谓：“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汉书·艺文志》）指出扬雄自己也在劝百讽一。那么，班固自己是否就很重视“风谕”之义了呢？也不是。因为班固在自己的代表作《两都赋》内，同样表现了“劝百讽一”的鲜明基调。同时，东汉时期的一些代表性辞赋家如张衡《二京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几乎也都“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皇甫谧《三都赋序》），在实行着“劝”多“讽”少的写作方针。所以我们不能仅听扬雄、班固等人偶尔发出的“不满”言论，从汉代主流辞赋家（包括扬雄、班固在内）的创作实际看，“劝百讽一”是他们奉行的共同写作基调。辞赋家的这种实际表现，其缘由亦可以从制度中得到解释。统治者的本性当然是喜爱正面赞扬的“劝”，至于有一点“讽”作为点缀，也符合“润色鸿业”之需，并有助于其“明君”形象的树立。所以“劝百讽一”的汉赋，既符合礼乐制度精神，亦很投合帝王的胃口。司马相如、枚皋还有班固等人受到的青睐和宠信，就是明证。要之，辞赋以自身的体式特征，取得了制度的认可和重视；加上它与楚辞的先天血脉传承关系，得到楚人出身汉代皇室人物的特别钟爱和欣赏，这就使得辞赋在汉代取得了特殊的有利发展环境，其前景自然一派光明。

(四)

　　秦汉文学的再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民间歌谣受到相当的重视，并且有不少优秀作品被保留下来。严格地说，此事与秦代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里指的主要是汉乐府歌辞。其实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历代都很丰富，但是由于它的“草根”性质，一般不受重视，很少被记录，所以自生自灭，难以流传。因此历史上民间文学的长久流传，往往要借助于官方渠道。上古、殷周时期，统治者为实施宗庙祭祀及朝廷礼仪，同时也兼以自身娱乐，都设有不同规模的乐队，后世出土的不少殷周时期的乐器，皆可证明其事。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传说周公“摄政七年，制礼作乐”，为扩充“乐”的功能，当时他采取了“采诗”以“配乐”的做法，“周公制礼作乐，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所以通情相风切也”（郑玄《仪礼注》卷四）。什么是“通情相风切”？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这是说周王朝颇为重视通过乐来了解政情民风，此之谓“观乐”。《左传》记载的“季札观乐”，就是著名的事例。总之，从周朝开始，就形成了采集民间歌谣纳入官方之乐的做法，成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中的不少民间作品，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采集收纳进来的。

　　这一古老的“采诗”传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秦代的焚书坑儒打击，至汉初早已废弃，只存在于一些儒生的记忆里。直到汉武帝时期，儒术独尊，才着手建立完善的礼乐制度体系，包括乐的内容和程序建设。随着朝廷乐府机构的设立和活动正规化，乐府文学（歌辞）的建设也渐见起色，具体措施是发动文士写作歌辞，还有就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民间歌辞，双管齐下，大规模进行。参与创作的有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士司马相如等人，他们所制作的歌辞，是《郊庙歌辞》中的“郊祀歌”之类。民间歌辞是通过收集而来的，收集工作由乐府机关承担。班固记载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礼乐志》）

　　看来乐府机构的任务有两大项：除在各种礼仪场合奏乐之外，还有采歌谣。这是古老的采诗传统在新朝代的再起。如何“采”法？颜师古注曰：“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所谓“遒人”，语出古文《尚书》之《夏书·甘誓》：“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看来早有夏代“遒人”之官振木铎徇于路，采取百姓讴谣的故事，这在汉代儒者说法中是被确认的，所以他们也仿效实行起来，以为礼乐制度之一环节。采讴谣的目的当然是“观风俗”，“知政教得失”，符合礼乐精神的要求。

　　通过文士撰作和采集民间歌谣这两种办法，汉代的乐府文学很快丰富起来，汉乐府歌辞成为文学史上一大新景观。尤其是民间歌谣，虽然当初它们并未进入“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乐府歌曲的核心部分，只是存在于“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歌谣辞”等非核心部分，但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乐府歌辞的总体文学史价值却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今天我们看到的汉代优秀民间作品，大多是以此种方式被保存下来的。如《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多数歌辞，还有《日出东南隅行》《伤歌行》（“昭昭素明月”）、《陇西行》（“天上何所有”）、《巾舞歌诗》（“公莫舞”）、《艳歌行》（“翩翩堂前燕”）、《蜨蝶行》《昭君怨》等等。从中国歌诗史角度看，除了上古先秦时期有《诗经》民歌外，唯有汉代一大批乐府民歌，能够占有诗坛的半壁江山，这一景观，是其他朝代很少看到的。

　　以上所述朝政制式文章、辞赋、乐府歌辞三大类文学，搭起了秦汉文坛的基本框架。三大类文学的功能同中有异：制式文章是维系皇权体运转的直接手段，其工具性最强；辞赋的基本功能在于“润色鸿业”，它体现的主要是皇权体制的“颂圣”文化精神需求和享受；乐府诗歌是礼乐仪典的构成部分，起着教化兼娱乐的双重职能，而其中的民间歌谣则提供给统治者“观风俗”之用。三大类文学都充满了特色，而背后若隐若现的主导要素，就是皇权体制的文化政策和诉求。以上所说诸项内容，都是围绕着皇权体制所形成的文化——文学特色。此外，秦汉文学中尚有另一些重要特点，如知识化特征等等，它们也是不可忽略的方面。要之，秦汉文学从基本性格到文体面貌，都独具特色；它与前朝后代迥然有别，同时又影响巨大。如此文学，当然具有重大的关注和研究价值，需要探讨其前因后果，究明其底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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