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洋务运动主要人物李鸿章

如何评价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如何评价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周育民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颇具争议的问题。李鸿章由于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签订《马关条约》，相当一段时期被视为汉奸、卖国贼。与李鸿章一生事业有着密切关系的洋务运动，也一度被视为与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有关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虽然出现了一些新观点、新看法，但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等等的根本分歧，依然十分尖锐。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归根到底是要看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地位和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应该根据一些道德的、政治的主观标准，而必须从其历史活动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效果上进行评价。
李鸿章的一生事业，从其1862年出任江苏巡抚开始，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可以说，与洋务运动相始终。他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开创了许多“第一”：第一个创办大型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第一个创办近代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创办近代煤矿企业——开平矿务局，第一个创办近代通信企业——天津电报总局，他还是中国铁路事业的奠基人。除了实业领域之外，在近代教育、军事、文化等事业也有许多开创性的建树。所以，对于李鸿章评价的肯定与否，与洋务运动的评价，密切相关，难以分割。
毫无疑问，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经验；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也要求中国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的设施。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所进行的洋务活动，在一定程度符合西方列强的需要，构成了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西方外交史家所谓的中外“合作”的基础。但这并不能说，洋务派官僚是为了迎合列强的这种需要而办工厂、造铁路、建电报的，相反，他们是抱着维护清王朝统治明确目的而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要实现这种政治目的，一方面要抵御列强侵略，另方面要镇压民众起义。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内民众起义基本平息，对于列强侵略的抵制方面也就日益突出了。从7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进行了三次大的战争，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平定阿古柏势力，粉碎了沙俄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左宗棠起了重要作用。中法战争，在中越边境上主要是李鸿章的淮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战争也是打胜的。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世人以此作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明证，有失偏颇。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洋务企业制造的新式枪炮、轮船等等，是起了十分重要作用的；没有北洋海军，清政府就根本没有本钱与日本打一场近代化的战争。以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注定要破产的，缺乏理论依据，也没有说服力。说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官僚搞的一场与列强相勾结的“卖国”运动，也不能说明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官僚为什么要与列强在战场上如此大动干戈。
我们认定洋务派搞洋务，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根据他们自身的大量言论和行为对于他们主观动机的判断。但是，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虽然会影响他们的历史活动效果，但客观历史活动本身的地位和作用，不会以他们的主观动机为转移，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评价也不能简单地依其主观动机作为归宿。
生产方式现代化的进程一旦起步，其客观进程就不可能再依洋务派官僚的主观愿望而运行，反而更加深刻地加深了清王朝统治的危机。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引进外国机器，一下子雇用了二千多工人，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工业无产阶级的主体。蒸汽机的使用，手工采煤不敷应用，又迫使他采用机器采煤，建立开平煤矿；机器采煤的巨大生产力，又使凭借人力畜力的传统运输业无法应付，推动了铁路的建设。19世纪80年代，因为天津大沽之间军用电报使用的便利，又使李鸿章推动了全国电报网的建设，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全国从内地到边疆的所有省会城市都有了电报。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李鸿章的洋务事业，仅就经济建设层面而言，奠定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能源、交通等一些基础性条件，推动了其他洋务企业和民间企业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10万产业大军，主要集中在洋务企业；甲午以后中国民间投资热潮的涌现，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也与此前洋务运动打下的工业基础有着密切关系。洋务学堂培养的学生、派遣留学生、出版翻译的科学书籍传播等等，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洋务运动所造成的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乃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深刻地动摇了建立在小生产方式上的封建专制政体的根基，这不能因为与洋务派搞洋务的主观政治动机而轻易否定，也不能因为甲午战败而一笔抹煞。
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历史限定的舞台上扮演其历史角色的。洋务派官僚们的主观动机与他们所发动的洋务运动客观发展背道而驰，是由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官僚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既包括洋务派官僚自身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等主观条件，也包括小生产方式、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官场社会氛围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等客观条件。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下，洋务派官僚只能借助传统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能容纳的方式，诸如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口号，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洋务运动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内在的矛盾，实际上是整个封建体制与先进生产力之间深刻矛盾的反映。而正是由于洋务派积极主动地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脱离了传统社会朝代更替的轨迹，走上了由洋务而维新变法、由变法而新政、由新政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的新轨道。
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我们当然要注意分析他们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局限性，但更要注重他们对于后世历史发展产生的正负面影响。否定洋务运动的观点多数是从洋务企业的官督商办等制度束缚了私人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角度加以论证的。诚然，对于洋务企业中的衙门作风、封建官场贪污腐败的渗透等等，早期维新思想家都曾有过尖锐的批评。事实上，郑观应、薛福成等人对洋务企业制度的尖锐批评，实际上是洋务企业实践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这种批评，并不是要取消洋务运动，而是要求在实践中打破封建体制的束缚，将洋务运动推进到更高的层面。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思潮发展成为维新运动，旧的官督商办体制基本上被冲破了。何以冲破？还在于洋务派引进的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标志着百日维新开始的光绪皇帝“明定国是”诏，依然以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为准则，只是把单纯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扩大到了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政策等所谓“西政”层面。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之间启后承前的关系。维新变法是对洋务运动的否定，这种否定，是辩证的否定，是“扬弃”。“扬”的是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合理内核，“弃”的是洋务派因历史条件局限而采用的官督商办的外壳。因为维新变法“否定”了洋务运动而在历史研究中全盘否定洋务运动，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对于作为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是由他的基本事业发展的客观逻辑所决定，既不依他的主观动机为转移，也不依后人的政治标准、价值观念所转移。李鸿章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签订过《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些严重丧权辱国的条约，对于这样一个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能简单地以进步或反动、卖国或爱国盖棺论定。他既是一个旧时代的维护者、殉葬者，也是一个被新时代迅速淘汰的开拓者。他致力修补的清王朝“破屋”已经倒塌，而用来“补天”的石块，却成为新世界发轫的起点站。“横看成岭侧成峰”，横看“破屋”倒塌的废墟，李鸿章不过一陪葬的“李文忠公”；侧看新时代的高峰，李鸿章却站在海拔的始点。

李鸿章正面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于李鸿章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为不平等条约。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对这位清末重臣也逐渐评价多元化。 正面的，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西方对李鸿章最为著名的评价：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总和各方面的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为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出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其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衷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梁启超《李鸿章传》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美国总统格兰特（U.S.Grant）称李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首相俾斯麦齐名。 李鸿章的外交政策，翁同和的内政政策，深为清末不少文士所不满，清末有一幅著名的对联，上联咏李，下联咏翁：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张伯驹曾著有《红毹纪梦诗注》一书，回忆自7岁以来，70年间所经历过的菊坛史料，吟哦成诗199首收录其内。诗中记载，《马关条约》签订后，招致民间物议沸腾。当年在京城唱苏昆曲的，有一个饰演丑角的名演员刘赶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戏时，就敢公开嘲骂李鸿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词：“拔去三眼花翎！” 恰遇李鸿章的侄子也在场看戏，听后大怒，立即上台打了刘赶三好几个耳光，经人劝阻方罢。刘赶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郁在心，不久竟因而弃世。时人就此事而作联嘲讽曰： 赶三一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由于“赶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对不上，经过辗转相传后，就变成了杨三。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同乡）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诗评李公

一生荣华出曾门，三朝辅政至中堂。

少时有志匡华夏，老来失策亲虎狼。

马关喋血卖国契，糊裱难堵漏风墙。

辛丑叠恨终呕命，至死屈身背骂名。

对于晚清军政重臣李鸿章李中堂，不同人对他有着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由于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他跟外国列强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称他为卖国贼。也有人由于在近代兴办洋务运动而说他是近代一名了不起的功臣。不过以上两种观点未免有断章取义之嫌，还是让我们回顾李中堂的一生，整理一下他的功与过。

（1） 功绩

【1】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简评：虽然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助纣为虐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的内战并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试问哪个国家的崛起是处于内忧外患时期的？无数的史实证明只有先保证国内局势的相对平稳才有机会实行改革使国家休养生息并逐渐走向富强。而李鸿章正是这么一个结束战争的人之一。是他使清朝那本已摇摇欲坠的政权又延续了近百年。

【2】 兴办洋务，建立北洋水师

18世纪60年代，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内忧外患的境地。大清帝国早已没有昔日的辉煌，只留下一个外强中干的躯壳。中国人名被赋予了一个耻辱的名字——东亚病夫

可是即使这样，清政府内部还有一批顽固分子仍不知变通，死守“祖宗之法”。就在这一时刻，一个人站来出来，并与顽固派进行了斗争，用自己的方式来使国家富强。这个人就是李鸿章。

且不论他兴办洋务的最初目的是什么，单就他创立了中国近代早期军工企业和中国近代的民用企业这点来看，他的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是他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3】 维护国家利益

以前有很多人说李鸿章因为代表中国和外国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而给他扣了个“卖国贼”的大帽子，殊不知李中堂当年在谈判桌上曾极力争取为国家减少赔款数额，甚至老泪纵横，哭求当时外国首脑。有资料为证：

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公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目的了，又说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老人家何等可怜！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可奈何的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弱国无外交”正反映了当时中国尴尬的外交局势，并非李鸿章卖国求荣，实在是逼不得已、无可奈何之举。

【4】 对维新派及革命者的宽容态度

李鸿章算是当时清政府中比较开明的官员之一，他也为当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感到忧心。这时的他已经意识到如不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中国必亡。于是他“兴洋务、筹海防”，积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等。正是由于他同样抱着“救国”的决心，致使他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暗中保护维新人士，甚至在孙中山游说他造反后也没有杀他。可见李鸿章内心深处还是支持革命的。只是由于深受中国古代封建礼教的影响，不敢明目张胆的和清政府对抗。从某种角度来看，要不是他对革命者的宽容态度，也许中国还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走向共和。

（2） 过失

【1】 在太平军的战斗中曾经杀降

此举有过河拆桥之嫌，显得李鸿章有些不仁不义。

【2】 指挥失误致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关于李鸿章这位晚清著名的外交家和改革家不平凡的一生，我们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探讨和研究。相信通过研究，我们一定能对他有更深刻、更正确、更全面的评价。

最后我想引用梁启超评价李鸿章的一句话来结束本组的开题报告。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梁启超《李鸿章传》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替罪的羔羊 有心变迁 无力回天 是洋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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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寿县19821226298： 怎么评价李鸿章的一生? - ？
度殃维乐： 李鸿章是晚期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士大夫.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李鸿章较倭仁等顽固派较为开明,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

永寿县19821226298： 李鸿章的历史评价 - ？
度殃维乐： 李鸿章主导洋务运动,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是清代最伟大的人物,也是最为独特的人物.要文能文,要武德武,外交方面才华横溢,得心应手.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永寿县19821226298： 大家怎么看待李鸿章 - ？
度殃维乐：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李鸿章(1823.2.15-1901.11.7),字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间又...

永寿县19821226298： 评价历史人物 - ？
度殃维乐：李鸿章是一个奇才.无论在经济、政治方面皆是如此. 在经济上,他创办的一些军事工业及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都管理有方,能和外国企业竞争,也维护民族的利益.此外...

永寿县19821226298： 梁启超论李鸿章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谓李鸿章不知洋务乎... - ？
度殃维乐：[答案] (1)水平1:能将李鸿章的生平与中国近代史建立联系(2分)·李鸿章几乎参与了那段历史的所有重大事件,是那段历史的焦点人物·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将,近代历史上许多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也是由他代表清政府签...

永寿县19821226298： 李鸿章到底是何等样人??? - ？
度殃维乐： 爱国愚忠的封建官僚,想挽救清朝却没有找对途径,最终北洋舰队的覆灭,代表着他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