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的人物思想

戈公振的人物生平~

1890年11月出生在东台城里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 1904年就读于东台高等小学堂。 1912年在《东台日报》担任编辑工作。 1913年南下上海，在有正书局当学徒，后被提升为出版部主任。1914年，被调到《时报》编辑部工作，初任校对、助理编辑，后升任编辑直至总编。 1920年首创了《图画时报》。 1921年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任会长。 1925年起，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讲授新闻学。 1927年，出版《中国报学史》。1927年1月29日，以记者身份乘法国邮轮“答尔塔良”号自费赴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等考察新闻业。1927年8月，受国际专家联盟的（国联）邀请，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在会上做了题为《新闻电费率与新闻检查法》的发言。1928年底，出任《申报》总管理处设计部副主任。 1930年创办了《申报星期画刊》，并亲任主编。 1932年“一、二八”凇沪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与巴金、丁玲等129人联合签名发表了《中国著作者为日本进攻上海屠杀民众的宣言》。 1932年初，以记者身份参加国联调查团到上海和东北调查日本侵略真相。 三进沈阳城，亲临九一八发生地北大营，调查第一手材料，曾遭日伪警宪的逮捕。后经营救，得以获释。1933年3月，随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去莫斯科访问。在苏三年，对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乌克兰、高加索、乌拉尔一带进行了考察。 期间所写的文章后由邹韬奋集成一册出版，辑为《从东北到庶联》。1935年，邹韬奋电邀戈公振回国，准备重新筹办《生活日报》。 1935年10月15日抵达上海。不久，因身体不适住院，初诊为盲肠炎，于10月22日下午2时病情恶化，不幸去世，享年45岁。 戈公振的胞妹戈绍恰女士说他“死后手指甲皆发青，开刀医生被一批批爱国学生责问得无言以对”。戈公振的侄儿戈宝权也认为：“他的死因，在他逝世时一直到今天，始终是个谜。 ”后葬于江湾第一公墓，墓碑上“东台戈公振之墓”由狄楚青题写，黄炎培撰写碑文。

《读韬奋（悼戈公振先生）》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戈公振故居位于东台市城内兰香巷9号 ，是一座典型的清代民居，砖木结构，3进12间，“寿”字图案花墙，六面 壁板，格扇门窗，占地面积247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90平方米。由周巍峙题匾的“戈公振纪念馆”即设立在故居内。故居内，由吴志超雕塑的戈公振汉白玉半身像在馆厅正中，陈列有《戈公振生平业绩展览》，。展出了戈公振学习、写作、出国考察以及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的历史照片120余张，还有戈公振与孙中山、蔡元培、黄炎培、胡适、郑振铎等人的往来书信和他办报时留下的遗物，以及戈公振撰写《中国报学史》的手稿等。戈公振故居已列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盐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常年对外开放。 电视剧《戈公振》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戈公振的卓著贡献与爱国情操 ，第十四届“飞天奖”获短篇电视剧二等奖、优秀美术奖。

救国与启民
“救国与启民”是戈公振新闻编辑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倡导办报的根本宗旨。戈公振指出：“如果办报而无一定宗旨与特色，则人云亦云，是非不辨，不但难使阅者起信仰之心，亦且失却报纸之功效与意义。”他在对民国勃兴时期的报纸进行总结时就这样说道：“当时之执笔者，念国家之阽危，懔然有栋折榱崩之惧，其忧伤之情，自然流露于字里行间。故其感人也最深，而发生影响也亦最速。其可得而称者，一为报纸以捐款而创办，非以谋利为目的；一为报纸有鲜明之主张，能聚精会神以赴之。斯二者，乃报纸之正轨，而近日所不多觏者也。”在他看来，报纸能够发生重大影响的根本原因在于报纸编辑能够以振兴国家和推动社会发展为己任，而不以谋利为目的，这才是“报纸之正轨”。又说：“军事扰攘，岁无宁日，吾人欲挽此危局，非先造成强有力之舆论不可。报纸既为代表民意之机关，应摒除己见，公开讨论，俾导民众之动作，入于同一轨道。”
要实现“救国”的目标，“启民”是前提。具有现代意识的高素质的国民才能够使国家和社会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而报纸则能够塑造这样的国民。戈公振认为报纸编辑一定要充分重视受众的接受心理，以启迪和教化受众为目的。他在对民国成立以后的报纸进行总结时就这样评价道：“即就报界自身而言，亦知经济独立之重要，而积极改良营业方法；知注意社会心理，而积极改善编辑方法。”从编辑思想的角度看，戈公振通过此段述评鲜明地表达了一个观点，即报纸的编辑必须考虑读者的社会心理。只有积极准确地搜集、分析和判断读者的社会心理，才能够确定合适的报纸编辑方针。同时，也只有研究不同受众的不同心理，才能选择编辑不同的内容，从而为特定受众所接受，而这就是戈公振先生所强调的报纸特色。他借西人之语对当时报纸的同质化现象进行了批评，“试观各报新闻，十之七八类同，编制亦无大异，阅过一报，则他报即一无可阅”，并进而提出“每一报要有他的特色，免得各报新闻千篇一律，看了甲报不必再看乙报，我以为一地报纸也要分道扬镳，各寻出路”。
需要注意的是戈公振强调研究读者的社会心理，但并不主张毫无原则地迎合读者的猎奇心态，因为他的编辑思想的核心是“救国”与“启民”。因此，他重视研究读者接受心理是要利用报纸提高他们的素质，而不是迎合、刺激他们的低级趣味。所以，他对于当时报纸为庸俗消息所充斥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指出“今日之报纸，唯搜求不近人情之新奇事物，以博无知读者之一笑，其幼稚诚不堪言矣”。
大编辑观念
在编辑思想上，戈公振提倡一种“大编辑观念”，认为报纸编辑不仅要考虑到新闻的编排，而且还要考虑到新闻、评论、广告的编排达成和谐一致，同时还应该在新闻、评论和广告的编辑中体现出整个报纸的编辑方针。将三者统一起来进行考虑的目的，在于引起读者对于报纸的浓厚兴趣。对此，戈公振借美国名记者韦廉之的话说：“„新闻、评论及广告各栏，务求能引起阅者最浓厚之兴味‟。愿我国报业其注意之”。戈公振先生正是立足于这样的编辑思想，对新闻、评论、图画、广告等的编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戈公振看来，报纸的根本要素在于新闻。他提出：“故报纸之原质，真可谓为新闻。”又说“报纸以报告新闻为原则”。因此，他对于新闻的编辑尤为重视。为掌握当时报界新闻编辑的现状，戈公振分别选择了京、津、沪、粤、汉5个地区的报纸，在进行新闻篇幅和内容的比较分析后得出结论，“我国报纸所载之新闻，苘以充篇幅而已。叙一事也，常首尾不具，前后矛盾，同一事也，而一日散见二三处，无系统，无组织，浮词满纸，不得要领。”在他看来，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访员不研究记事之法，以抄录为范围”，二是编辑不负责，“后者由于编辑不为读者着想，以省事实为要诀”。对此，他感叹道：“报纸材料少，固不足以餍读者之望；有材料而不善编辑，直如衣锦夜行，在报馆尤为极大之损失。” 交流媒介
视报纸为人类思想交通的媒介，是戈公振对报刊的本质属性及其社会功能所作的重要论断，也是他的传播思想的核心内容。在《中国报学史》的序言中有一段广为称引的论述：
“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见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
报纸作为思想交通的媒介，具体到中国新闻事业，在戈公振那里就体现为官报、外报与民报的三角关系。拆开来讲，中国新闻事业史的主要矛盾是由两种不同的交通问题所构成的，从国际关系来说是中西交通的问题，从国内关系来说是上下交通的问题。用传播学术语来讲，一个属于横向的传播，一个属于纵向传播。《中国报学史》将中国报刊的发展阶段分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和报业经营时期四个阶段，或许承袭了汪英宾等人的观点。但我们认为，戈公振不同于、也就是他超越于前人之处在于，他有着传播的眼光，能够从传播角度重新审视中国报刊史的分期问题，因而在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这突出地体现在他对官报、民报与外报的传播关系所作的分析论述上。
在理想状态下，不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还是一国之内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流，都应当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然而戈公振却注意到，由于特定的历史传统和实际的国际国内形势，各种主要传播关系都在中国扭曲变形：官报为专制势力掌控，不能起到信息公开的作用；外报依仗着租界和治外法权的庇护，实为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工具；民报在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旋起旋灭。一句话：中国的对外传播和对内传播均处于畸形的不均衡状态。
消除隔阂
在戈公振看来，信息传播是报纸的基本职能，对官报来说就是布上请于下，对民报而言就是达下情于上，对外报来讲就是通外情于内。官报虽由官方主办，但既然能够传播政事信息，也就可以起到 “上情下知”的作用，成为广大民众了解政局的重要渠道，从而打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促成执政阶级与普通民众的沟通和交流。但在中国社会中，官报的读者是少数官员而非广大民众，它不是提供公众所需的重大事件的信息而是遇事缄默，不是达成政府与民众的联系而是进一步加深隔阂。戈公振对此深感痛心疾首：
“我国之有官报，在世界上为最早，何以独不发达？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为儒家执政之秘诀；阶级上之隔阂，不期然而养成。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其最佳结果，亦不过视若掌故……进一步言之，官报之唯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知不识顺帝之则之心理，于是中国之文化，不能不因此而入于黑暗状态矣。”
戈公振所说的“阶级隔阂”，也就是传播隔阂。他发现，原本作为交流手段的封建官报非但不能消弭社会壁垒，反而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隔离墙，沦为传播障碍。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开始于西方传教士在华办报，并且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外报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中国报学史》将“外报时期”作为一个独立阶段来处理。在评价外报的作用时，戈公振首先强调了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意义。他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以世界中心自居，视其他国家、民族为不开化的蛮夷，绝少进行积极的对外交流，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报刊将各种学问输入进来，同时他们也将中国典籍向外介绍，对于帮助国人认识世界形势、打破守旧观念，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戈公振写到：“至是，中西文化融合之机大启，开千古未有之新局。追溯溯源，为双方灌输之先导者，谁欤？则外人所发行之书报是也。 ”但从对外交往的角度，戈公振也注意到外人在华办报，绝不是以中国人的利益为宗旨，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急先锋和代言人：“若就近日外报言之，几一致为其国家利益出力，鼓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关于外交问题，往往推波助澜，危害于我国甚大。 ”戈公振希望中国报刊与世界各大报纸携手合作，“以正确中国之事实，传播全国与世界”。以此推动国家统一和政府建设，让各国更好地了解中国，消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隔阂。
公众舆论
随着近代新闻事业的形成，官报的社会地位和作用逐渐为民报所取代。戈公振主张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公众舆论，舆论的来源是一般国民的公共意志，报纸的作用就在于反映国民的公共意志，促进公众舆论的形成。因此他将言论自由视为当时报纸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并对洪宪以后军人柄政、祸乱相寻，报馆屡遭查封、报纸屡遭查扣的现状表示极为不满。戈公振认为言论自由乃国家命运之荣枯所系，“拥护言论自由，实亦国民之天职也”。报纸既可以代表舆论，也可以“制造舆论”，后一主张亦曾盛极一时。在这方面，戈公振较为清醒务实，他强调报纸首先要“代表舆论”，做时代的记录者，做民众的留声机，忠实地传达国民的喜怒哀乐，从而发现社会的公共意志，使之成为国民与政府之间的精神沟通纽带。戈公振认为“代表舆论”是报纸发挥指导舆论的作用之前提和基础，否则，一味醉心于“制造舆论”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令报纸的舆论功能丧失殆尽，不能展现其生命力。 新闻教育必要性
对于开展新闻学的必要性，戈公振提出了自己的新闻教育思想。1925年在《新闻学撮要》中，戈公振认为记者的职业，并不是特别天生的。当然理论知识要实地去补充，但是大学教育能补充实地知识，也不可不注意，所以记者的大学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戈公振还从记者的社会责任这一角度论述了大学新闻教育的必要性。他说：“倘使我们把报纸只作为一个商业团体利益的代表,或是一个宗教团体利益的代表，那么记者只要有最小限度的知识和最高程度的先入之见就够了，大学教育是不必要的。若是我们认为报纸是于群众有贡献，那么在大学教育内养成有综括的知识而无偏见的记者，方可以尽这种责任。”
国民媒介素养教育
新闻教育应成为国民教育。戈公振提出国民媒介素养教育这一观点，不仅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都是超前的。在《中国报学史》中，戈公振提出，新闻学应该成为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因为报纸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文化现象，每个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都应该懂得报纸的性质、作用以及读报方法。“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故报纸之知识，乃国民所应具。”1929年，戈公振在“夫报纸为普及教育之利器”观点照耀下，发出了“新闻学是无条件的一切国民必修科”的倡议，号召将新闻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变专业教育为普及教育，化精英教育为大众教育，从而使广大国民对于报纸有理解和正当的态度。
新闻教育本土模式
戈公振也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戈公振归纳当时世界上的新闻教育模式为：美国式、德国式和英国式。在对西方新闻教育批判的基础上，戈公振提出了中国新闻教育的本土模式，即“理论加实践”。长期活跃在报界第一线的戈公振懂得，新闻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行业，学问与经验，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新闻专业的学生，已经经过高等教育的熏陶，但必须要经过实践的锤炼，才能最终成为可用的新闻人才。
新闻道德和记者素质
重视新闻道德和记者素质的培养。戈公振强调记者的责任，他认为：“记者之职责至重，而社会之希望于记者亦甚高。抑尤有进者，报业职业也；一论、一评、一纪事，须对读者负责任，非有素养者，曷足以语此。”他认为能够在报馆工作，在报纸上撰写文章的人，不仅要掌握采编技巧，更要拥有良好的个人素养和道德修养。“故由道德上理想上以造就报业人才，则报馆不如学校，学问与经验，两不宜偏废也。”他强调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品性，主张记者接受大学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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