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悲秋的历史文化意蕴

论中国文学的"悲秋"主题~

　　悲秋探源
　　——中国古典诗歌的悲秋情结

　　摘 要：“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之一。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文人，与秋天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悲秋”情结的产生，发展到不断深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古典诗歌的情感内涵、以及中国古代文人心态有着很深刻的联系。
　　关键词：悲秋情结；中国传统文化；情感内涵；文人心态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道出中国诗人的悲秋情结自古有之。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题之一，自古以来，无数骚人墨客的作品中，都郁积着浓浓的悲秋情结。悲秋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现象。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文人，不自觉地继承着某种共同的哲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被一种持久而坚韧的文化气质所笼罩，尽管在这个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有过战国百家争鸣的活跃、魏晋任性适意的通脱、唐宋的繁盛蓬勃、明清的局促衰落，但时代风气的转换，似乎没有改变古代文人一些代代相沿叙的精神追求，没有改变伴随着这种精神追求而来的种种矛盾心态。相反，这些精神追求在继承中踵事增华，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古代文人与秋天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历来就有文人悲秋的说法，“一叶落而知秋”、“悲哉秋之为气也”。
　　“悲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睹落叶而悲伤,感秋风而凄怆”，“悲秋”文学主题从《诗经》、《楚辞》到“建安文学”，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清诗，历经了上千年的发展、嬗变和积淀，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最终形成了特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悲秋”文学意识。

　　一、“悲秋”意识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

　　中国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哺育出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魅力源于灿烂的传统文化。自然界的秋天是一个百卉俱腓、众芳摇落的季节；在文学上，萧瑟肃杀的秋天则象征着一种繁华的消逝和一个更加残酷的未来。秋天似乎是属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这个季节代表了他们的苦痛，也代表了他们真实的追求和真实的无奈，所以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文人，自觉不自觉地承继着这种“悲秋”的情怀，也自觉不自觉地被这种情怀感动着。
　　1．中国古典诗歌的悲秋情结与自然观的联系
　　中国古典诗歌的自然观就是一种生命态度，其极致，指向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伦理和自然性的哲学塑造着中国人的灵魂，自然性的哲学，给中国人提供无限的自由，自然观影响着诗歌的发展。感悟伤怀，触景生情，情景交融于一起， 正如王夫之所说得“景者，情之景也；情者，景之情也”。（参见《姜斋诗话》）中国文人的悲秋意识贯穿于自然事物的描写中，溶注于生活景象的摹状中。对于诗人，自然既是一种情感语言，也是一种生活态度[3]（p3）。中国古典诗歌往往借助蟋蟀、蝉、柳等自然景物与生活景象的描写，或表现逝者如斯的生命感怀，或传达死亡断灭的人生感伤与人生愁绪的无限感慨，而对"悲秋"题材的超越则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悲秋"主题，这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自然观有很大的联系。
　　中国作为内陆的农业国，“自然经济”形成了其自足的农业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的本质，即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肯定人的自然生命。在这种农业文化心态中，人心向自然界依赖、亲近，心与物之间由感应到融会，是诗的品格，也是中国诗歌深厚的文化底蕴[3]（p3）。中国先哲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息息相通的整体，“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庄子》）“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易》）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中国哲学的精神实质是自然之“道”，这个“道”指的是自然界万物的自然性，也就是自然的运行状态——自然而然。
　　从自然发展的角度看，秋天是一个百卉俱腓、众芳摇落的季节，秋景秋事秋情，都为一“气”所化，故宋玉曰：“悲哉，秋之为气也。”秋气乃阴盛衰杀之气。人感秋气而衰，原是自然之理。自然意义上的天人感应，主要是通过物质性的“气”的作用来达到的。正如《吕氏春秋》所云：“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则宫动，鼓角则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客观自然之秋与主观人心之悲，其实也是一种“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悲秋情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的时代与个人经历的统一，但它根本上还是人的自然性与对象世界的自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秋季既是万物成熟、喜庆丰收的季节，如王安石在《赠刘景文》中写道：“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景色，正是那橙子已黄、橘子还绿的秋天；秋季也是秋风萧瑟、千树落叶、万花凋谢的季节。自古诗人墨客把秋天描绘得多么萧瑟、凄凉，一说到秋天，总与凄凉、忧愁、郁闷等连在一起，“秋”好象与“悲”“愁”总有不解之源，正如南宋吴文英在《唐多令》中所言：“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它既用析字法把“愁”析为“心”与“秋”，又似说出了“愁”与“秋”的一种内在的关系。
　　中国古典诗歌的境界就是自然之境，是人的生存之境，也就是自然哲学追求的“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强调：人与自然间并无绝对的分歧，自然是内在于人的存在物，而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调谐。人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达到一种完满和理想的境界，是中国人文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标。坐忘自然，万物归怀，人消融于大自然之中，与自然灵魂合为一体。诗人把自己彻底忘却，万思归一，化为万物万象，便能触摸到自然的底蕴，把握宇宙生命的脉动，获得自然本体的认识。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家园，是人生于斯，死于斯，歌于斯，哭于斯的生命所在，离开了自然，人无以生存。人为了生存，农业便成了供给人们衣食的必须，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因遵循自然规律而形成的农耕文化。
　　2．悲秋”情结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农耕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进而影响到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构成。因为自然遵循的规律，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是一个有规律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由此而形成了四季等自然观念，即所谓《易传》所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则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则岁成焉。”[4]（p260）自古以来，时序的更替，季节的变化，草木的荣枯盛衰，气候的冷暖寒暑不仅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而且影响中国人的文化观念的形成。秋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同时也是自然界万物由盛转衰的季节；对于文人来说，他们的感受更多是后者。传统农耕生活的习俗和观念习养并赋予了秋以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死意味，使秋与逝“同行同构”，形成了古代诗人触秋伤悲，以秋抒情的心理定势和审美反应。秋天衰败零落的景物，凛冽萧杀的气象，寂寥凄清的山河令古代文人感到人事的忧劳，生命的流逝以及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的郁闷，由此而联想到人的生命就像自然中的一草一木也有由盛而衰的客观规律，从而体悟到人的生命的脆弱。面对人生的悲剧性的概叹往往是在秋的触发下产生的。从文化心理角度来看，还是由植根于中国人的农耕文化心态所决定的。
　　自然是永恒的象征，它以无限的丰富性和深邃性，使人类为此倾注绵绵不觉的情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从《诗经》的名句中就可以看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自然去表达人的内心情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根本。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构成因素不外情和景两面，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乃是中国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

　　二、“悲秋”情结与诗歌情感内涵的关系

　　自然的丰富意象形态与人的心灵的丰富情感构成了互感与交融，主体心灵总能在外在物象中找到与其内心情感的对应。庄子齐物论思想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物不是纯然外在的客体，物象和人之间存在着心心相印的联系，人的心灵世界和外在物象的感性品质之间构成了一种互相映照、感应的关系。诗人为了表现哀怨，寂寞的丰富感情，往往要借助丰富的自然意象形态。
　　1．“悲秋”是诗人诉其哀怨感伤的一种特殊方式
　　诗人表现其哀怨不平之情的方式多种多样，或是比兴寄托抒泄其怀，或是览古、吊古在历史兴亡的感叹之中寓其身世之悲和失意之痛，或是悲秋伤春述其哀愁，或是伤别离愁羁旅而陈情告哀等[5](p101-112)。宽泛的说，咏古托寄、悲秋伤春等等都属咏怀。我国地处北温带,四季分明,秋天是气候由热变冷,植物由盛变衰的季节,古代诗人又生活在那个容易感到悲哀的古代社会,所以他们每每感物兴怀,逢秋天而悲寂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刘熙载说：“咏古咏物，隐然只是咏怀。”即悲秋是诗人诉其哀怨感伤的一种特殊方式，但悲秋之传统并不起自宋玉。《诗经》中已有由秋天引出的伤悲之声。《小雅•四月》有“秋日凄凄，百卉俱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这由秋天引出的就是时代的苦难，但时代的苦难与秋日的悲凉还没有融合在一起。在屈原的作品中，秋与人的悲伤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关联，即秋引发、加深和表现诗人的哀伤。如《九章•抽思》“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确实能称得上“写秋景入画”“千古言秋之祖”的，还应该推宋玉的《九辩》。《九辩》 首以“悲哉，秋之为气也”发端，次言秋风萧瑟，草木花叶陨落，枝叶枯槁。这既是对何以悲秋气的进一步发挥，又贯穿了自伤之情。“坎禀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宋玉点出悲秋之由，乃是“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悲秋实是自悲，将秋天悲凉的画面落实到自身的遭遇和不平。《九辩》以伤为主，曹丕的《燕歌行》则是以思为主。秋思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传统题材，悲秋是悲怨之作的表现模式之一。在北方，人们对自然物的变化有了较早的认识和思考，由大自然的生命规律联想到人生自我。“只有在有了一个把秋作为整体现象和季节意识之后，自然中的衰败景物才可能变为对人生短暂深切领悟的标志。”[2]（p94）悲落叶于劲秋，万木凋零的深秋景象，容易触发人的愁思，如同“伤春”“惜花”蕴涵了韶华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慨一样，“秋思”的情节多了“悲”“愁”的苦涩味和孤寂的凄凉感。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一生曾写过大量的伤感词，其中以哀婉萧瑟清秋晚景的作品居多。“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渐觉一叶惊秋，残蝉噪晚，素商时序。”“对萧萧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杜甫的《登高》寓忧时伤世之怀于其中，但还是以悲己为主。通观全诗，诗人悲秋是在悲其自身的穷途抱恨、衰颓愁苦，其意十分清楚。全诗的意象和由诸意象组成的画面，突出的也是哀怨萧瑟之情。人与景物情感之间的共生互发，互相交织，也是以人之情感为主。就悲秋而言，诗人之怨愤与愁绪积于心中，当秋天来临时，而与物互生共发，于是就有了悲秋之歌。
　　中国古代文人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这驱使他们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光耀门楣。可是，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文人入世往往如履薄冰，精神压抑，命运坎坷。于是，萧瑟肃杀的秋天被视作具有隐喻意义的意象。它象征着一种繁华的消逝和一个更加残酷的未来，这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普遍而深刻的失落心态有着某种自然的契合。由此，古代知识分子往往将这种失落心态用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从而达到情景交融。
　　2．“悲秋”情结是传统诗学理论的一种具体体现方式
　　秋歌，是由秋天诱发的情感而形成的诗歌。先秦的《礼记•乐记》最早从心物交感的角度来论述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质在人心之感于物者也。”强调的就是物对人的感发作用。钟嵘《诗品》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样一种心物交感过程中的感物兴会、情以物兴的诗之生成方式就是诗的意象思维的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更加深入一步地阐释了心物交感、“睹物兴情”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一方面是“情以物兴”，作者的情因物的感触而起兴，在观察或接触外境万物之时，物引发作者的感受、诱发他的想象，物是起主导作用的。另一方面是“物以情观”，从“物”的角度看，它不仅仅为了表达自身，而且是作为“情”的体现者而出现的。感物的意象生成作用，决不仅仅是“物”本身，而且它的指向与根本意义还在于物所蕴蓄或所激发的情思。“秋天的悲伤，就是对时光流逝而没有能够完成任何可感知的事业的悲伤。”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解释“物节本‘好’而人自‘惆怅’，风景因心境而改观耳。”由此看来，悲秋是一种情景相契、人与境同的境界，是自然、社会、心理的有机融合，是诗人的不幸遭遇和内心思想的外化。“悲秋”文学意识是抒情文学中“情”与“景”的关系：情是作家内心之情，景是作家眼中之景。然“一切景语皆情语。”[6]（p225）作家笔下的景物已不是自然界中的客观景物，而是染上作家感情色彩的景物。正如陆机所言：“遵四时以叹逝，占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7]（p170）所以，在“悲秋”文学作品中，并不是秋景本身就具有“悲”的色彩，而是来自于作家情感深处的悲秋意绪。
　　境由心造，对景物的好恶,一般是由观者的心境而定，要想真正达到范仲淹所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那是不容易的。“诗言志”的诗歌，是诗人抒发自己感情的平台，诗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所选取意象的角度就不同。以宋玉的《九辩》为开端的悲秋传统，作为一种重要的抒发情感母题，被后世文人延续下去。古代诗人爱秋，只是秋在他们的笔下有落花流水东风残，也有飞燕归来绕画梁，正所谓各有千秋，对景思情自悲欢，诗人悲秋，文人伤秋。古人多悲秋，和他们的爱情多坎坷，人生多失意有关，但同样面对秋天，刘禹锡在他的《秋词》里就表现出了另一种人生境界，“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诗人深深懂得古来悲秋的实质是志士失志，对现实失望，对前途悲观，因而在秋天只看到萧条，感到寂寥，死气沉沉。诗人同情他们的遭遇和处境，但不同意他们的悲观失望的情感。他针对这种寂寥之感，偏说秋天比那万物萌生、欣欣向荣的春天要好，强调秋天并不死气沉沉，而是很有生气。秋天在他的眼中，没有风雨、没有落叶、有的只是晴空、彩云如春天般美好，晴空之下，一鹤振翅冲天而飞，便引发他的一腔豪迈，无限诗情！“诗言志”，“诗情”即志气。人果真有志气，便有奋斗精神，便不会感到寂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突破，本诗才一反传统文人悲秋的情绪，唱出了昂扬的励志高歌。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胸怀成就了不同的秋，呈现了秋应有的多姿多彩，或黯淡，或浓郁；或凄清，或热烈；或哀伤、寂寞；或热情、欢快。秋以它特有的风韵丰富着人的心灵，美丽着人的情怀。秋始于露气变白之时。春夏为露，秋冬为霜。老子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在春夏，露是以清绿覆盖润泽万物，草木因其润泽而成茂盛丰腴；“梧桐尚覆阶前春，秋信先残水面花”，露色变白，它覆盖在万物之上也就变成焦虑，变成晶莹无力的忧伤。对秋有不同体会——万物成熟之时，而诗人则从焦虑与忧伤角度，看到是草木因这忧伤所染而变色，秋的美丽也就建立在了感伤上。历代文人中悲秋也罢，喜秋也罢！这都是由他们的心境来决定的！
　　人有悲，人可以咏其悲；历史的盛衰兴亡不断循环也有悲。悲是人的基本情感。其一，秋是自然界的基本季节之一；其二亡是历史循环的基本阶段之一，两者在功能上是相遇的、互感的。人之所以能伤情、诉情、融情于历史的兴亡和自然的春秋，不仅在于天人合一的文化基础，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而且更在于历史盛衰兴亡中文人所持有的心态。

　　三、悲秋情结与文人心态有很大的联系。

　　中国古典诗词中始终笼罩着浓郁的悲愁情调，这种悲愁情调的背后所蕴涵的是文人对生命的意识以及身世悲凉之感，为了摆脱忧愁，文人们常通过饮酒和流连山水以寻求解脱，但通常又陷入更大的悲愁。我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历史中，既有唐朝时的兴盛，也有明清时的衰落。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其中，悲秋题材是许多文人偏爱的。这其中又有各种原因，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产生这种感情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有的衰叹年华的流失（“回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参见《东城高且长》））；有的感到的是深重的负疚感（“乾坤含创虞，忧痍何时毕”、“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参见《宿江边阁》））；有的感到无可排遣的孤独。这些都可以解释为现实和理想无法调和。文人们往往理想较高，一心想为国家，为人民做事，可往往一付出番热情却得不到实现。不管在什么社会中，理想都不可能全都可以实现，那种美丽的如世外桃源一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在现实社会中总不会一帆风顺，即使暂且迎来繁华，也终究会被悲秋所代替。这与古典诗词中的悲愁情调所反映的文人心态有很大的联系。
　　1．生命意识能典型地反映中国文人的文化心态
　　无论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是在历史文化典籍中，生命意识都是最早的也是最强烈的意识。对生命的认知、把握方式和生命价值的实现途径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悲秋文学成为古代文学中最具个人意识特征的一个类别，其所蕴含的生命意识能较典型地反映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心态。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切努力必须在这一生中完成，而此生的时间却一去不复返。秋首先唤起的是人生一次性的自我意识。大自然的季节变更和生命的律动总能引起他们强烈的生命感动：春去秋来，花开叶落，燕鸟辞翔对于多愁善感的中国诗人来说是一种生命暗示。在长期的农耕生活过程中，古人总结经验，庄稼植物按季节更替，呈现出春生、夏荣、秋凋、冬残而完成一个生命周期。在屈原《离骚》中“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诗人在自然的观照下，发现自我生命从生长到衰亡的过程与四季的一次运行过程正好相同，而残败凋零的秋季正象征着人衰亡的过程。同样，人们也发现在结构相同的生命运行中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生命本质差异，即四季是可以周而复始的而生命却难复返。一个循环的终结揭示了人类自主的意义：假如说自然界是恒久自新的,人却并非如此 [1]（p22）。诗人很容易产生“生命流逝，时光不再的无告之哀。”[8]（p103-105） “秋”预示着人人畏惧而且不可避免的衰亡，预示着转眼即逝的时间过往，引起人们对生命莫名恐惧的原因正是因为人的生命推移过程与四季更替的形态在内部结构上的相似性。中国古代悲秋文学的情感主题是光阴虚掷、岁月蹉跎、老而无成的感慨。秋预示着物之成也蕴含着人之成，所以当人生的努力结果与秋之成相反时，人便不能不感觉到沉重的失落。秋之物象流动与人的生命行程相吻合，使得以秋为悲成为古代文人的一种心理定势。
　　古代文人大多以苦读求仕博取功名为理想，但由于封建政治自身内在机制的原因以及文人过于理想化的追求目标等因素的影响，因而许多人又难以实现理想，在现实面前不断遭受挫折和打击。因而，文人与秋，秋与文人似结下了不解之缘，表现在作品中，便有了“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天引暮愁”的“秋日杂感”，在文学评论中也就有了“秋士见阴而悲”之评语。
　　生命价值可以有多种理解，也可以有多种实现方式。如儒家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认为政治价值并不是唯一的生命价值，而个人自我完善也是实现生命价值的方式。但是求取功名却是中国古代文人自我实现的现实道路。《离骚》中“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遇秋而生的悲情实际上是利用有限的生命有所作为，在生命受阻不得其用时的结果。实现政治理想建立丰功伟业背景中的悲秋文学，凸现的是中国古代文人以家国观念为首的生存价值超越死亡的生命意识。
　　2古代文人的家国观念对“悲秋”情结的影响
　　我国古代文人大多以秋为主题，以悲为基调，这不是在做所谓的文字游戏，而是他们饱经人生坎坷的悲秋心态的曲折反映。中国古代文人因身处危逆境况(失意、离别、羁旅、流放、死亡等),在面对秋天的景致时,感物伤怀,悲从中来,悲秋诗由此产生。“悲秋”模式展现了古代诗人独特的感伤世界，它包含相思、漂泊、怀远、感旧、不遇、失意、伤逝等种种人生的哀与愁。
　　赵敏俐认为“中国文学的悲秋作品，并不仅仅是一种生命意识的自然感应，而始终比较明显地和相思与怀归的母题有着不解之缘。悲秋是源于相思怀归这一母题的。而相思怀归之情素又是源于早期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表现相思之苦的诗句“行人无限秋风思，隔水青山故乡”（戴叔伦《题稚川山水》）；常见的以秋写别离之痛的“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白居易《南浦别》）；在“寒蝉凄切”中刘永抒发了“执手相看泪眼，竟天语凝噎”的痛别伤离之情，悲叹“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秋清节！”（刘永《雨霖铃》）；还有以秋写漂泊的孤寂：“独此他乡梦，空上明月秋。”（骆宾王《宿山庄》）。当草木枯黄、落叶纷飞，一切随风而逝，触动了落花流水的感伤，于是“悲秋”也就自然成为文人墨客抒情咏唱的一大基调。无论是李白的“长风万里送秋雁”，还是汉武帝刘彻在其“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飞”的诗中，借秋景流露和表现对光阴易逝的感伤与无奈。“清波收潦日，华林鸣籁初。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燕帏缃绮被，赵带流黄裾。相思阻音息，结梦感离居。”这是南朝诗人萧悫在《秋思》一诗中对秋色的感悟；唐代“大诗豪”刘锡禹有首名诗曰：“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由此千古文人悲秋情怀可见一斑。
　　古代文人群体多思存高远，志向宏大，他们视达政济世为正途。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以实现“安社稷”、“安黎民”为理想。但事实上，他们命运多阻，人生艰难。由“家”到“国”不仅存在自然距离，而制度距离往往是最难跨越的。再加上人生选择的单一化，从一开始就决定的古代文人选择“仕途”的悲剧性。怀才不遇，壮心未酬，再加上天涯沦落，世态炎凉，岁月蹉跎等种种人生苦涩汇集成一种感伤情结，使文士不遇成为古典诗词中一常见的悲情动机。如宋玉《九辩》中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种感伤情绪一进入诗歌就带上了文人特有的忧患和失落，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共同心态的一个层面。宋玉的《九辩》中表现了复杂的情绪，诗人从不同角度对萧瑟秋景的描绘，抒发了自己坎坷不幸的遭遇和一生事业无成的悲秋情怀。他诉说自己失职后身临恶境的原因，以及自己一片忠诚得不到理解，政治抱负得不到实现。他不愿与世俗合污，心中充满失意的悲哀和无穷的烦闷。最后，只得凭幻想超越现实，遨游太空，终以摆脱自己悲惨的境遇和胸中的痛苦。文中描述的友朋离别，世路艰难，盛年早逝的复杂感情似乎很难用单纯的“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来概括，在混乱无序的伤感背后，是对繁华飘逝的无可把握的悲哀。所谓繁华是对人生旅程上各种合乎理想的顺境的概括，可以是仕途的顺利、人生抱负的得以施展，也可以是指对人世间一切温情亲爱的体尝。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要流逝，正如繁花似锦的春天必然要被肃杀的秋天所取代。因而悲秋情绪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普遍而深刻的怀才不遇心态的汇集所在。这些文人中大多数是在政治中不得志或游居他乡的游子，这时的他们只能借以“悲秋”为题来感慨人生苦短，命运的多艰，月落乌啼总是使人伤感，秋风萧瑟，落叶缤纷，更是一种悲凉！心灵的寂寞更是一种难以述说的痛苦，文人怎么能不在这个悲凉的秋天里借题发挥呢？纵是铁马金戈，豪情万丈的辛弃疾也免不了感叹“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其实文人悲秋之愁，源于文人壮志未酬之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文人不仅为自己愁，而且为国家愁，为人民愁，“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这是一种高尚的愁，一种文人才有的愁，一种支撑了文人风骨的愁。
　　悲秋情结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发展而深化，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表现的一种情感，也是表现得最多最丰富的情感，文人似乎更偏爱悲秋这种情结。古代文人对“秋”的普遍偏爱往往与他们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在强烈的生命意识的驱使下，他们所具有的以家国观念当首的生存价值而导致的“悲剧性”，更加深了“悲秋”情结植根于中国古典诗歌之中。由此观之，“悲秋”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情结，也就不足为奇了。

　　（指导教师：雷炳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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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简述《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诗歌创作上确立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它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真实地反映了各种矛盾和各阶层人们的思想感情，体现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次是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其三是优美的语言和形式。《诗经》以四言句式为主，同时杂用二至八言句子，句型参差错落，活泼自然；《诗经》多采用重章复沓手法，一唱三叹，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和音乐美；《诗经》的语言准确生动，丰富多彩，叠字、双声叠韵的运用极富创造性。这些手法的综合运用，使《诗经》形成了质朴自然的艺术风格。

　　2.分析《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的历史文化内涵。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狂人虽然具有迫害狂的精神特征，诸如“今天全没有月光，我知道不妙”，“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想害我”，“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等等，但作品的深层意蕴却是有意识地指向几千年的历史和当时社会上的“吃人”现象从古代的“易子而食”，到“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从“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到徐锡林（即徐锡霖）被炒食心肝。作品内容虽然带有狂人的非逻辑心理特征，但始终围绕着“吃人”，围绕着中国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不断发生的有史可查和无史记载的形形色色的吃人现象，其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3.简述郭沫若历史剧的主要特点。
　　首先，作者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独到的历史眼光，善于在错综纷坛的历史现象、甚至各种相互矛盾的史料和观点中鉴别真假、明辨是非，提炼出卓越的、与众不同的见解，作为他历史剧创作的思想基础，使他的剧本的主题思想，具有一种发人深省的力量。郭沫若历史剧的这一特色，在他解放前的一系列剧作中已经表现了出来。
　　郭沫若的历史剧，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写的历史剧，无论在见解上或创作上都独树一帜，具有作者的独到的功夫。也可以这样说，警辟、新颖的见解，突兀、奇特的构思，灵活自如的驾驭历史素材的能力以及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是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一个明显特色。
　　其次，浓郁的诗的意境和强烈的浪漫主义的气息，也是构成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特色的一个因素，而且被一般人认为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作者是一个著名的抒情诗人，他对于诗有特殊的敏感，也很善于在剧中酝酿和组织诗的场面，造成诗的效果。例如，在《蔡文姬》一剧中，作者把《胡笳十八拍》中许多扣人心弦的章句，象明珠一样，镶嵌在剧情发展的重要关口，大大加强了全剧的诗的气氛和艺术感染力。

　　最后，从作者建国后仅有的两个历史剧看，一般他说，他不以戏剧情节的曲折见长，而是十分注重戏剧场面的历史感、真实感和剧中人物性格的矛盾冲突。
　　此外，作者还善于根据不同题材的要求，安排人物关系，组织尖锐的戏剧冲突。例如，在《蔡文姬》中，他根据剧情的发展，在匈奴与汉、匈奴内部、汉使之间，甚至蔡文姬家庭内部，都设置了一连串的冲突，造成了一系列精采的戏剧场面，出现了众多的性格的闪光。
　　作者建国后的历史剧创作和他的诗歌创作一样，多半是急就章，虽然有着热情洋溢、一气呵成，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特色，但同样存在着锤炼不够的缺点。同时，对戏剧艺术高度真实性的追求上，比其建国前的一些优秀剧作也是稍逊一筹的。


　　4.简述《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艺术特色。
　　全文结构完整，情节波澜起伏，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尤其是把郑庄公老谋深算的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悲与秋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代诗人们每每将悲情愁绪与草木摇落，万物凋零的秋景联系在一起，以萧瑟的清秋意象传达所感的人生的愁烦，生命的忧患，人称“悲秋”作品。

“悲秋”始于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送将归……”（《九辩》）。作品中，诗人将登山临水的送别之情，羁旅孤苦的寂寞之心，贫士失意的忧愤之怨，以及时光匆匆，生命将尽的惶恐等种种人生悲情通过叶落草枯，山川寂寞，大雁南翔，蟋蟀悲泣的清秋意象。出神入化地传达出来，开创了“悲秋”先河。明人胡应麟称《九辩》为“皆千古言秋之祖，六代.唐人诗赋，糜不自此出者”①日本学者小尾郊一也指出“悲秋观念，实际上始于《九辩》。而且从《九辩》以后，悲秋的季节感开始被频频利用”。②自宋玉以后，悲秋“原型”被历代诗人广泛接受和普遍传唱。从汉武帝《秋风辞》感慨人生短暂，到杜甫“万里悲秋常作客”写年老多病，故园难回的悲凉；从曹丕“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抒思妇之怨，到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表达羁旅无涯，游子之痛，产生了数不胜数的悲秋作品。历代诗人们总是将自己感悟的人生千愁百绪表征为“草木摇落而变衰”的秋的意象，将悲与秋两种性质相异，形态相远的存在紧紧联系、熨贴在一起，形成了秋必含悲，悲必言于秋的诗学模式，成为古代文学史上独特的“悲秋”景观。

对于“悲秋”需要回答的是，作为一种物候现象，秋何以生悲？秋之悲何以感动人心，被千古传唱？解读悲秋，就是探究其中包含的文化的诗学的原因。从而去领略古代诗人乃至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感伤情怀。

一、 惊秋：逝者如斯的生命惊觉

“睹物识时迁，顾已知节变”（张载《秋》）中国古代诗人对生命的感悟，习惯从自然时节的更替中去解读时间，从山川草木的变化中去体味生命。大自然季节的变更和生命的律动总是引起他们强烈的生命感动；春去秋来，花开叶落，燕鸟辞翔对于多愁善感的中国诗人来说都是一种生命暗示，萧子显曰“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斯来应，每不能已也”。③然而，在大自然日出月落，春生秋残的季节更替中，一年将尽的清秋时节最能引发古代诗人的时间惊觉，唤起“人生几何”的感慨。

华夏民族自古以农耕为基本生存方式。在这个农业社会中，千百年来人的生命主要是依两条主线来展开和完成的：一是基于生存需要，按自然的气节进行庄稼春播、夏养、秋收、冬藏的农事活动；二是基于繁衍需要，按生命的节律，从出生，长大、婚嫁、衰老、死亡走完人生。两种活动紧紧相联，均按农时同时展开。因此，费正清指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成员的生活周期是同精耕细作的季节周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人的生死同贯穿在庄稼的栽种和收获中的旋律相协调……村、家和个人按季节和庄稼收获的旋律，按出生、结婚、死亡的旋律展开活动”。④在长期的农耕生活过程中古人经验到，庄稼植物按时季节更替，呈现出春生，夏荣、秋凋、冬残而完成一个生命周期。“时，期也，物之生死，各应节期而止也”。⑤而人的生生死死也象自然生命一样，按春秋代序，有生机勃发的青年，有精力强旺的中年，也有年老体衰的暮年和生命断灭的人生终点。秋是一年之暮，属时序中万物冷落，萧条的季节。《月令》表述秋“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天地始肃……霜始降、草木黄落”。⑥当秋天到来，生命万物经夏日的繁茂由盛转衰，绿草枯萎变黄，树叶飘飘落下；秋风乍起，天气转凉，秋气凛冽，寒霜始降，砭人肌骨；秋天到来，燕翔辞归，蝉声凄切，蟋蟀悲泣，原来喧闹的生命世界变得萧条；秋季烟霏云敛，昼短夜长，山枯水瘦，物色惨淡，生机的世界变得冷落。朱筠说“大凡时序之凄清，莫过于秋”。⑦面对这种显示时序变化，满目冷落，万物生命周期行将结束的季节，人们自然会触景悲怀，推物及己，由此联想到自我生命短暂，人生终点将近而生“逝者如斯”之感慨。

古人对秋的时间和生命感悟不但习得于长期的农耕生活经验，而且也渗透了基于农耕生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天人不二”的文化观念。汉文化认为，人与自然有着内在的生命一体化联系。天地万物，自然生灵，包括人在内都是由气聚化而生：“鸟得而蜚，鱼得而流，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⑧庄子也说：“人之生，气之聚也”⑨相反，自然生灵也因气散而死“聚则为生，散则为死”。⑩可见，气是生命之本，而气又有阴阳盛衰之分，“升谓之阳，降谓之阴”。（11）因此，生命盛衰与气的消涨相对应：气升，万物生，生命强旺；气降，万物衰，生命阳萎；气散，万物死，生命断灭；人乃是大地之子，属自然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生命也必然受动于自然气数的变化，与万物的生命节律同步。以此，作为对“秋”的把握，在汉文化传统中，一年气节中的秋季，自然之气由阳转阴，生命节律由强变弱，因而是万物凋残，生命的衰微的时节“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12）人的生命受动于自然之气，因而秋季也是人的生命节律由盛变衰，人的生命周期行将结束的时节。中国民间的“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之说就是将人的生命律动比喻为荣于春而衰于秋的草木变化。这样，自然之秋包含了生命之秋；叶落草枯言喻了人生暮年。

由此可见，在农耕生活中形成的古代文化观念中，“秋”并不是一种纯客观的物候现象和农时季节，而是包含了丰富的时间意识，被赋予了凝重生死意味的文化原型和生命符号，成为时间将尽。生命临终的表征。在这种文化心理下，秋作为与生命倾向相背的感伤世界，最能汇聚多愁善感的古代诗人的人生感悟，引发他们强烈的生命感动，使他们触秋生悲。落叶伤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秋士悲，而知物化”。（13）之说。阮瑀感慨：“临川多悲风，秋日苦清凉”。《杂诗》刘桢悲叹：“秋日多悲怀，感慨以长叹”。（《赠五官中郎将》）岑参悲慨：“千念集暮节，万簌悲萧辰”。（《暮秋山行》）。秋天的来临，景物由春夏的繁茂转换为凋败，意味着一个生命周期行将结束。物色由盛变衰最容易将生命前行的终点标示出来，从而将生命的短暂性凸显出来，使人产生“人生几何”的时间惊觉。这种惊秋的情感逻辑如日本学者分析那样“诗人看到了秋景，便感到了岁暮一何速，即感到了时间的推移。感到了时间的推移，也就是知晓人类生命的推移；对于人类而言，这是一种沉重的忧愁”。（14）

古代诗人对秋的惊觉和感动可分为二类：一类是感秋伤逝。在“草木摇落而变衰”中宋玉感到“岁忽忽而道尽兮，恐余寿之弗将”。（《九辩》）。因叶落草枯，石崇叹息“时光逝兮年易尽，感彼岁暮兮怅自愍”。（《思妇叹》），而陈琳在“嘉木凋绿叶，芳草纤红荣”中，惊觉“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游览》）。另一类是感秋叹老。《离骚》中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原将冷落的秋景与美人的迟暮联系在一起。面对秋叶黄花，钱起悲叹“春去人头白，秋来树叶黄。搔头向黄叶，与尔共悲伤”（《伤秋》）。苏祐感慨“落木惊风候，淹留感岁华。阴云连紫塞，清泪对黄花”。（《九日》）。李贺则伤感“秋姿白发生，木叶啼风雨”。（《伤心行》）总之“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15）成为了古代诗人一种普遍的心理定势和情感反应。

“一叶落而知秋。”当秋风起，草木变枯，万物萧瑟，悲京的感觉会油然而生。因为秋天的到来而生出悲伤的情绪，是我们面对秋天时共同的情感状态，也是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反复吟咏的生命情感。悲秋，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一大母题，源远流长。从“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辫》，至“萧萧秋风愁杀人”(汉乐府《古歌》)；从阮籍“开秋兆凉气.... 感物怀殷忧，悄悄令人悲”，(《咏怀》)至纳兰性德“夜丽做成秋，恰上心头”(《浪淘沙》；从史达祖“愁与秋风应有约，年年同赴清秋”，(《临江仙》)“至《红楼梦》中“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秋雨助凄凉”(《秋窗风雨夕》)，一部中国文学史，可以说是秋意满纸，凄凉感伤。悲秋所蕴含的生命感伤与文化意义非常丰富，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曾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当秋风吹起，树叶飘落，万物凋零，自然的萧飒荒冷投影在人们心上，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发出难以言说的悲凉意绪，并由自然联想到人生，由人生想到社会，千种情感，万般思绪，千愁百忧从心底泛起，于是悲秋成了抒写不尽的浓愁。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历史，悲秋主要有这样几个层次内容：

一、对生命即将逝去的叹息。欧阳修在《秋声赋》中说：“盖夫秋之为忧也:其色惨淡，烟罪云敛；其容清丽，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可见，秋天具有摧毁自然万物生机的威力，秋天所到之处，色彩变得惨淡，气侯变得凛冽，山川变得萧条。秋天是一年将尽之时，据《礼记，月令》表说秋天“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天地始肃....霜始降，草木黄落。”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生命万物由盛转衰，绿叶枯黄，秋风乍起，白露飘落，寒蝉鸣叫，大地变得肃杀，变得生机寥落。朱筠说：“大凡时序之凄清，莫过于秋。”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在农琴生活中，古人们认识到庄稼生长按季节更替，春生、夏荣、秋凋、冬残，形成一个生命周期。面对山河冷落，万物生命周期即将结束，人们自然会由自然界的生命节律联想到人的生死。人的一生有生机动发的青年,有精力旺盛的中年，也有年老体衰的暮年和生命结束的人生终点。当敏感的诗人面对秋天时，自然触景伤怀，由大自然联想到个体生命的短暂，从而愁由心生，悲伤不已。于是，秋天成为一种死亡的隐呛，对于秋天的感伤实际上是对于生命易逝的悲叹。汉武帝刘彻在他的《秋风辞》中说:“秋风起兮自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奈老何！”唐代诗人钱起《伤秋》诗说:“春云人头白，秋来树叶黄。搔头向黄叶，与尔共悲伤。”白居易《秋雨中赠元九》说:“不堪红叶肯苔地，又是凉风幕雨天。莫怪独吟秋思苦，比君较近二毛午。”刘基《秋日即事九首》其九说:“北风吹雁过萧萧，旅馆青灯共寂寥。蓬鬓一时成白雪，老来禁得几秋宵?”石崇在《思妇叹》中说：“时光逝兮年易尽，感彼岁暮分怅自愍。”自然界的秋大来了，落叶纷飞，人生的秋天来了，双鬓堆雪。秋天来了，意味着一年将要结束，人生的秋天来了，意吠着人生命即将枯萎，人生将要走到尽头。诗人们不自觉地将自我的生命节奏与自然的生命节奏融为一体。人生如白驹过隙，非常短暂，自然界秋天的变化惊起了人们对于生命的强烈意识，使诗人们感受到了生命日渐萎顿的恐惧与忧愁，于是自然之悲与生命之悲融合无间，构成令人怆然泪下的生命感伤。在诗人笔下，“秋“并不是一种纯客观的自然季节，而是包含了丰富的时间意识，被赋予了生死意味，使秋成为一种文化原型和生命符号，成为时间将尽、生命将尽的符号。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化长河中，“秋”这个季节与悲愁心理有着不解之缘。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初唐诗人王建如是说，但是，并非王建自己在秋天的夜晚发出如此感喟，“悲秋”情结在古诗词中俯拾即是。就拿我们比较熟悉的作品来说吧。

王勃有《山中》一诗：“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将思归之情与萧瑟秋景融为一体。

杜甫《登高》中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来描写秋景，表达沉郁悲凉的漂泊老病之痛。

中唐诗人张籍的《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这是以见秋风而思家，那种微妙的情绪全在一封家书上。

南唐后主李煜的《乌夜啼》：“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描写清秋孤寂萧瑟的景物，渲染离愁别恨。

北宋范仲淹《苏幕遮》用秋来抒写羁旅之苦：“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古代文学中的“悲秋”传统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秋季与低沉心态的关系就已经有了意识。

《诗经·秦风·蒹葭》中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通过对秋天景物的描绘，营造了一个朦胧的苍凉意境，塑造了“秋水伊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形象，也是以秋景起兴写哀愁的典范。

屈原《离骚》中“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通过季节的交替，写出了从年轻到衰老的一个过程，展露了悲伤的情感，感叹时光如梭；其《湘夫人》中写“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凄清的秋景与惆怅的秋境结合，成功地点染了抒情主人公的心境。

随之的宋玉更是以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九辨》）奠定了千古悲秋的审美传统。

此后“悲秋”成为中国文学长盛不衰的主题。

“悲秋”情结与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
古代思想家们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而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他们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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