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怎样从治世之能臣,变成乱世之奸雄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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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世之能臣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许邵给曹操的评语。

而引荐许邵给曹操的人,则是桥玄。据《三国志·武帝纪》,桥玄曾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在这句话的后面,裴松之注引《世语》,桥玄对曹操说:“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许子将,指的人就是许邵(字子将)。然后,曹操找到了许邵,问他:“我何如人?”许邵不回答。曹操再次问,许邵才说出那句:“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许邵是东汉末年的名士,“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以品评人物见称。他那句话的意思是说,曹操如果处于治世,就会成为治理天下的能臣;反之,如果处在乱世,就会成为扰乱天下的奸雄。再据《世语》,曹操听到许邵的评语后,大声笑了起来,可见他是很认可那句话的。

事实上,曹操原本是想做能臣的,他早年之时也一直是这样努力的。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在他五十六岁之时,写了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在文中他表达了自己早年的志向和目标。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摘自《让县自明本志令》)

只不过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曹操才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志向,最终变成了“乱世之奸雄”。这一点,从曹操早年的为官经历,就可见一斑。

①担任洛阳北部尉,不畏豪强,杀一儆百

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4年),曹操被举为孝廉,担任郎官,时年二十岁。孝,是孝子,廉,是廉士。在汉代,如果一个人被举为孝廉,也就有了做官的资格。郎在这里,是侍卫的意思。一个人被选到了朝廷去做郎,也就是担任天子的侍卫。这样一来,就近水楼台先得月,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核就能去担任别的官职。不过到了后来,就没有那么讲究了。在这个时候,担任郎官,并不一定要在天子身边担任侍卫,而只是说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曹操的祖父曹腾,在汉桓帝时,被封为费亭侯,他的父亲曹嵩官至太尉。位列三公。所以,曹操靠着家里的关系,担任郎官后不久,就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

洛阳北部尉,相当于京城的副县级公安局长。这个职位是相当不好当了,因为这个职位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不过麻烦却很多,一旦处理问题不当,就会得罪京城的那些权势大臣和王公贵族。曹操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走马上任,立即将宫署衙门修缮一新,然后造五色大棒,在每个衙门前个挂十支,下令:“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几个月后,果然来了一个找死的,灵帝宠幸的蹇硕的叔叔,仗着自己侄子的权势,公然违反曹操的禁令,在夜间行走。曹操说一不二,直接棒杀之。这样一来杀一儆百,“京师敛迹,莫敢反者”。

曹操这一做法,彻底弄得朝廷那些人晕头转向,那些人不知道初来乍到一小伙子,居然敢杀死蹇硕的叔叔。可是无论如何,曹操的行为是正义的,也是合法的。因此,权贵们拿曹操也没办法,只得明升暗降,将他打发到顿丘当县令。用《曹瞒传》的话说,是“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为顿丘令”。

②担任顿丘令,敢于谏言,无怨无悔

曹操在担任顿丘令期间,应该说是表现不俗,据《三国志·曹植传》,曹操出征前,曾对曹植回忆过这段经历:“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

不过没多久,曹操就因受到妹夫的牵连而被罢官。之后,又再次被征拜议郎。所谓“议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调研员的意思。曹操心想,调研员就调研员吧,只要能为朝廷做事,执政为公,勤政为民,就能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然而结果怎么呢?曹操几次三番向朝廷上书,针砭时弊,指出奸臣当道,国将不国,却每次都石沉大海毫无消息。他打压豪强,依法执政,肃清吏治,却如蚍蜉撼大树。朝廷不听他的谏言,每次都以“能明古学”,让他去当有职无权的议郎。

从曹操这段为官生涯可以看出,曹操年轻的时候,是想治理好这个国家的,他也一直在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做一个受人尊重的忠臣。可是时局不允许,要想做“治世之能臣”,需要满足很多条件。首先,得要是治世,如果是兵荒马乱、战乱纷飞的年代,只能像诸葛亮那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其次,还得要有政局,如果是“你放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只能装疯卖傻,一旦入错了局,走错了道,恐怕连性命都堪忧。最后,还得要有明君。如果当今皇帝是个昏庸无能、不听劝谏之人,就算再有能力,也只能空怀一腔报国情,郁郁而终。

汉桓帝剧照

而曹操刚出道的时候,正是东汉末年,虽然还算不上是乱世,但是时局非常黑暗。曹操是在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出生的,入朝为官是在汉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整个大汉王朝四百余年,以桓灵时期最为昏暗和混乱。可以这样说,“桓灵之时”早就成了奸臣当道、政治腐朽的代名词。比如灵帝时期,官职是明码标价的,只要有钱,想做什么官就做什么官。曹操的父亲曹嵩,官至太尉,位列三公,据说就是花一亿钱买的。

曹操所处的时代,就是豺狼当道奸臣横出。曹操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那真是雷厉风行、令行禁止,那些贪官污吏,一听到曹操要来,“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结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然而,结果怎么样呢?那些利益受损的人,频繁地将弹劾曹操的奏章送到御前,曹操很快又被调任。曹操已经彻底失望了,他看透了官场的黑暗,“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不久,朝廷又征拜曹操为东郡太守。这一次曹操称病不就,告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

董卓剧照

曹操再次出道时,时局已十分动荡。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十四岁的刘辩即位,是为少帝。以何进为首的士人集团和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集团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结果,何进为了诛杀宦官集团,听从了袁绍的建议,召来了董卓。董卓凶残暴虐,狼子野心,他带兵进了京城,就把持了朝政,淫乱后宫,无恶不作。后来,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这就是汉献帝。总而言之,董卓入京之后,大汉王朝就名存实亡了。此后,社会动荡不安,各个地方官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开始了漫长的诸侯兼并的历史进程。

显然,曹操已经做不了“治世之能臣”,他必须要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在乱世,有三种道路摆在曹操面前。第一,做个乱世之英雄;第二,做个乱世之枭雄;第三,做个乱世之奸雄。曹操的选择,是做“乱世之英雄”。

二、乱世之英雄

事实上,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十年间,曹操是个不折不扣的“乱世之英雄”。董卓把持朝政后,上表曹操为骁骑校尉,想要跟他一起谋划大事。曹操或许是预料到了董卓难成大事,于是“变易姓名,间行东归”。曹操一路狂奔不止,跑到了中牟县,被亭长怀疑。曹操一口断言自己不是曹操,最后还是被中某县的功曹给认了出来。但是中牟县县令认为,当今是乱世,正需要英雄豪杰,于是将曹操给放了。 曹操跑到了陈留,在这里他得到了卫兹的援助,开始招兵买马,一共招募了五千余人。这就是曹操成为“乱世之英雄”做的第一件事,即首倡义兵。

紧接着十八路联军成立,他们共同推选袁绍为盟主,曹操则担任奋武将军。这个称号,是袁绍临时封给他的。

《三国志·武帝纪》:“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

曹操虽然只是暂时代理奋武将军,严格来说都算不得联盟军一员,不过他想这一次终于能诛杀国贼,兴复汉室了。

然而,曹操再一次失望了。

首先,联盟军盟主袁绍是个昏庸无能之人,董卓之乱就是他惹的祸。汉灵帝驾崩后,士人集团和宦官集团进行了一番厮杀。最开始是何进诛杀了宦官头目之一的蹇硕,接管了上军(相当于帝国的近卫军)。袁绍就劝何进将宦官诛杀殆尽,斩草除根。何进的妹妹何太后却不愿意了,因为她当年毒死了刘协的母亲王美人,差点被汉灵帝废掉,幸亏宦官求情才躲过一劫。袁绍于是又给何进出主意,召外将前来威逼何太后。

不得不说,袁绍出了个馊主意,”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道理谁都懂,更何况还是董卓这样的凶神、恶神?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曹操听到这个消息后,对袁绍说,要想对付宦官,只需斩杀宦官头目即可,这是一个狱卒就能办得到的事,何必召外将前来呢?袁绍不听,结果事情败露,董卓还没进京,何进被杀,京都大乱。

袁绍作为盟主如此不堪,其他人就更不怎么样了。比如冀州牧韩馥,兵精粮足。袁绍担任渤海太守的时候,韩馥怕他夺取冀州,遣将监视他,弄得袁绍动弹不得。后来,东郡太守桥瑁为了对付董卓,向韩馥求救。韩馥收到求救信后,问手下,我现在是应该帮助袁绍,还是应该帮助董卓?刘子惠当即给袁绍泼了一盆冷水,现在举兵为国,说什么为袁、为董!这一句话说得韩馥面红耳赤。不过刘子惠也不是什么好人,他给的建议是观望,先看看别人的行动,然后再做打算。再比如豫州刺史孔伷,是个夸夸其谈之人。其他人的,也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考量。

只有曹操不是这样,他想的是赶快除贼兴汉。曹操对联盟军说:“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曹操指出,现在是诛灭董卓的最好时机,机不再失,失不再来。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董卓是“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然残暴肆虐,却占据天险,现在不同了,他“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所以现在就是灭亡董卓最好的时机,可一战定天下。结果,除了张邈派兵给曹操外,诸侯们都不回应。曹操决定单独行动,等走到了荥阳,突然遭到了徐荣的埋伏。曹操为流矢所中,连骑的马也受了伤。幸亏曹洪将自己的马让给他,曹操这才得以逃脱。

曹操一路逃到了酸枣,却发现诸侯十余万军队,整天都在置酒高会,丝毫没有攻打董卓的意思。曹操大声责骂他们,悲愤地说:“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骂完诸侯后,曹操打算自己干。

那么,曹操又做了哪些事呢?

从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到建安公元(公元196年),曹操主要做了三件事,即攻占地盘、招兵买马、实行屯兵。东汉末年,黄巾军打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旗号,开始反抗大汉王朝的统治,这是官逼民反的典型。不过在曹操看来,他们都是一些乱臣贼子,很有必要将他们歼灭。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百万黄巾军进攻兖州,兖州牧刺史刘岱不听鲍信劝阻,毅然决然要去迎战他们,结果被杀。后来,鲍信就和陈宫迎奉了曹操,曹操暂时代理了兖州牧。随后,曹操大败黄巾军,接受降卒三十万,男女一百万。曹操挑选其中最有战斗力的编为队伍,号称“青州兵”。

曹操代理兖州牧,就有了根据地,收编了青州兵,就有了作战队。这样一来,曹操逐渐在关中站稳了脚跟。不过与此同时,曹操也面对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怎么养活那群人?于是,曹操在建安元年,听从了谋臣的建议,开始实行屯田。这不仅解决了兵源的问题,还解决了持续已久的流民问题。这足以说明曹操深谋远虑,是一个乱世之英雄,治国理政的高手。

三、乱世之奸雄

那么,曹操是怎么从“乱世之英雄”,最终变成“乱世之奸雄”的呢?

一般人认为,权力的欲望,让曹操欲罢不能:从“奉天子”到“挟天子”。

曹操这一变化的转折点,在于他从“奉天子以令不臣”变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无论曹操本人,还是他的谋臣,是从来没有说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至于这话,是别人替他说的。诸葛亮说过“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则说过“挟天子而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袁绍则说过“曹操挟天子以令我”。对手的话,是靠不住的。曹操方面的说法,一直都是“奉天子以令不臣”。

“奉天子以令不臣”,是毛玠给曹操的建议。

玠语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三国志·毛玠传》)

毛玠在分析了天下大势后,认为要想成就一番大事,首先要得人心,而得人心就需要“奉天子”,这才会有正义的旗帜,才能师出有名,无往而不胜。后来,曹操经过几番波折,总算成功将汉献帝迁往许昌。贾诩在劝张绣投降曹操时,也说过类似的话(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

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则是沮授给袁绍的建议(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谁能御之)。

那么,“挟天子以令不臣”和“奉天子以令诸侯”有什么区别呢?

两者的区别,关键在于“挟”和“奉”。挟,就是挟持、掌控;奉,是迎奉、迎接。前者是将天子掌控在自己手中,充满敌意,后者则是将天子留在自己身边,带有善意,两者岂可同日而语?

这样一来,也有了个问题:曹操迎奉天子在许昌,究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还是为了实现他个人的野心呢?

我的回答是:曹操一开始确实是想匡复汉室,维护国家的统一,不过后来权力欲望充斥心中,让他无法自拔,就想实现他个人的野心了。

曹操一开始“奉天子”时,肯定没有想篡汉自立。否则,荀彧就不会追随他的。原因很简单,荀彧是汉室忠臣,他的毕生理想就是要匡复汉室,还于旧都。可以想象,如果曹操一开始就想篡汉自立,荀彧怎么可能跟他“同流合污”呢?

应该说,曹操是坚决要维护国家统一的,并为此而奋斗终身。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袁绍曾经和韩馥谋划要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袁绍为此还征求过曹操的建议,没想到曹操却说,董卓的罪行,暴于四海。现在幼主弱小,不想着匡扶社稷,却要立一新皇帝,天下怎么可能安定呢?最后,曹操悲愤地说:“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当然了,要说曹操一点野心都没有,也不大可能。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张璠《汉纪》,一个叫王立的人,曾多次在别人面前说,汉朝国运已去,取代汉的必定是魏。能安定天下的人,只能是曹氏。曹操听到后,让人给王立带话,说知道他忠于朝廷,不过那样的话,以后就不要说了。王立的话很迎合曹操的心理,曹操听后甚是舒畅。

但是不管怎么说,曹操最终都将“奉天子”变成了“挟天子”,他将天子迁都许昌后,越来越猖狂,越来越放肆了,把天子当了棋子,任意摆布。汉献帝无法忍受,下密诏让董承诛杀曹贼,结果“事泄,承等皆伏诛”。

有个事例更能说明这点,即“荀彧之死”。用史书上的话说,荀彧是“以忧薨”。那么,荀彧为什么会忧愤致死呢?原因就在于,曹操后期已经从“忠臣”彻底变成了“奸贼”,而这一点是荀彧不能忍受的。两人彻底闹翻的时间,则是在建安十七年(212年),当时董卓劝曹操进封魏国公,加九锡,并秘密地征求荀彧的建议。荀彧回答:“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从荀彧的话不仅可以看出,曹操一开始是“忠臣”,一心想着匡复汉室,而荀彧追随曹操,也正是看重了他这一点;不过后来曹操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欲望逐渐大了起来,就变成了“奸臣”了。

而曹操则要继续实现他的野心,所以他一听到荀彧的话后,愤愤不平(太祖由是心不能平)。但是他则很清楚,要想实现个人的野心,对外必须装作“奉天子”的样子,这是策略,是战略,对内则可以对天子发号施令。什么时候“奉天子”,什么时候“挟天子”,曹操做起来是游刃有余,毫不费力。为了让大家对曹操的野心,有个直观明了的了解,下面我特地列出了曹操“奉天子”后的履历表。

建安元年(196年)九月,被封为大将军(不久让给了袁绍,被封为司空),武平侯,行车骑将军事。

建安十三年(208年),罢三公,置丞相,自任之。

建安十七年(212年),“参拜不名、剑履上殿,如汉丞相萧何故事”。

建安十八年(213年),被封为魏公,加九锡、建魏国,定国都于邺城,置丞相、太尉、大将军等百官。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被封为魏王,“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这时候,曹操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皇帝了。

从曹操这一履历变化,明显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的野心逐渐大了出来。

结语

在东汉末年,随着时局的变化,曹操的思想发生很大的转变。他一开始是想做个“治世之能臣”,不过做不成。尽管如此,伤心绝望的曹操,在董卓之乱诸侯联军时,还是想报效朝廷,做个“乱世之英雄”。不过又不能够,最后才逐渐变成了“乱世之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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