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远的宣传抗日

雷鸣远的介绍~

雷鸣远（1877—1940），天主教传教士，比利时人。出生于比利时根特一个天主教家庭。雷鸣远1901年来到中国。1915年在天津创办《益世报》。1916年反对天津法国领事在天津扩展租界。1927年至1929年创立两个国籍修会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妹妹会，全心全力为中国人民服务。抗日战争期间，雷鸣远不仅在报纸上宣传全民抗日救国，而且还组织人员上前线抢救伤员，以高昂的爱国热情积极呼吁抗战，不仅透过《益世报》大力宣传全民抗日救国，收复失土，还积极身体力行投入到抗战之中。在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中，雷鸣远亲自率领修士和教友，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抢救伤员。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雷鸣远为耀汉会立了遗嘱：时已迫矣！数月后，欲若此夜之清静写字，或不可得，安国失守后，仆虽未必死，然亦未必活。可知雷神父早有为国牺牲的决心。此后，雷鸣远率领由六百余人组成的救护队和战地服务团，在太行山、中条山一带担负起救护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等工作。雷鸣远说：对于这，我们的老战士是绝对的乐观，我们一定会夺取最后的胜利，这是丝毫没有问题的。我永远这样相信，假定中国正规军完全被日本消灭，仅仅靠着中国广大的土地，广大的人民和不死的人心，是仍然会击败日本的。自然这只是假定，日本绝对没有能力消灭中国的正规军，看现在的敌人不但没有进攻的力量，而且我们的正规军一批一批地开入敌人的后方去了。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在重庆病逝。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公开褒扬。

近代中国的医院，学校，哪个不是教会的。

天津《益世报》创刊于1915年10月10日。创办人是来华传教的比利时籍天主教教士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刘守荣、杜竹萱。
1900年他被比利时教会派到中国来传教，1910年转来天津。当年西方来中国传教的人，除照例每星期日在教堂中聚集教徒宣传宗教外，总要利用教会的经费进行一些所谓的“慈善”和“教育”工作，雷鸣远也如此，他到天津后就创办了一所诚正小学和一所师范学校，还办了一个宣讲所，向教外人宣传天主教。为了贴合当时的情况，雷在宣传宗教时，也会讲些“救国”的道理。后来，雷鸣远的教徒汇集他的讲演词，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名为《救国》。不久，他创办了一个周刊名为《广益录》，后改为《益世主日报》，这个刊物便是天津《益世报》的前身。
天津《益世报》的开办费据说只有三四万元，是雷鸣远从国外天主教徒中募集到的传教经费的一部分。1931年报馆扩充资本，招集了股份，改组成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企业。但股东只限于中国天主教徒，股票转让须经公司同意。雷鸣远任董事长，实际上仍掌握着报馆的最高权力。
天津《益世报》最初的馆址是在天津南市荣业大街，两年后迁到东门外小洋货街。1924年直奉战争的时候，迁移至意大利租界。
当时中国的天主教会名义上受梵蒂冈的领导，实际上受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控制，雷鸣远的上级是法国人，据说雷对法国传教士的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极不赞同，曾不断在公开与不公开的场合揭发批评。天津的法国传教士则对雷在天津办学校、开报馆、设立宣讲所等活动侧目而视。1916年法帝国主义阴谋将天津的老西开划归法租界，这种侵略行为激起了天津市民的公愤，雷曾授意天津《益世报》反对法国侵略者强占老西开，结果是雷鸣远被法国传教士赶回比利时去了。
1927年雷再度来中国。他决定到农村去，他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很苦，要复兴中国定要先建设新农村。要做好农村建设工作，必须具备有“福音主义”的人。雷鸣远想做亚洲的圣芳济，来复兴中国和亚洲。他来到中国主教管理的河北省安国县教区开展了传教工作。到安国县后，首先组织了一个“耀汉兄弟会”，会址名为“真福院”。雷鸣远认为这个会的主要精神是三个字“全、真、常”。“全”是“全牺牲”；“真”是“真爱人”；“常”是“常喜乐”。他就以这三个字为纲领，训练他的耀汉兄弟会会员。除安国县外，后来又在山西的汾阳、北平的清河、关外的玫瑰营子相继成立了分会。到抗战前夕，这个兄弟会的会员总数已有200余人。
1927年雷鸣远再度来中国后，就请求入中国籍，口口声声要为中国献身。雷在1928年加入中国籍后，便经常自称是中国人。罗隆基同雷鸣远认识是1932年罗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以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雷鸣远自知他既已入中国籍，对中国人民一致武力抗日的主张是不能反对的，因此他是主张中国抗战的，并表示赞成天津《益世报》武力抗日的主张。雷鸣远第一次在报馆见到罗隆基的时候就说：“罗先生，你肯到我们报馆中来写社论，我高兴极了。我特别喜欢你那篇《可以战矣》的社论，我要我的兄弟们都读你的社论。我们中国人非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不可。”罗对雷说，他的社论可能会给《益世报》带来麻烦。雷鸣远马上说：“你放心，你放心。请你大胆写文章。你这样代表中国人民说话，就是我们报馆因为你的文章关门了，我们亦不怪你。只要我还是天津《益世报》的董事长，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们报馆的。”罗隆基就问他那些联共抗日的言论是否违背了《益世报》的天主教立场时，雷说：“不，不，你没有违背我的立场，你不要怕，我们教中还有人说我是共产党呢!除了我相信上帝，我是有神论者外，我的确是个共产主义者。我们的耶稣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
长城抗战的时候，雷鸣远已年逾60，他居然将“真福院”的一批兄弟组成救护队，自己亲任队长，带队到华北、西北各战区去进行救护工作，当他出发到遵化时，有人为他拍电影，请他讲几句话。他说到：“你们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脸是外国的，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抗战要抗到底!”后来他为英勇抗日的二十九军创办了“残废军人教养院”，1933年举行开幕礼时，雷鸣远致词说：“我对大家是表同情的，不但我应当服侍你们，凡是中国人都应当服侍你们，因为你们卫国有功。”他还说：“诸位现在虽然残废不能工作了，我劝你们不要失望，要努力其他工作。将来成家立业，生养子女，接继后代。我今年虽已60，若诸位最近成家，生养儿子，再过20年，不依然是爱国的青年吗?若遇我国收复失地，那时我虽已是八旬老翁，我老头子誓死还要同你们的儿子一同参加工作。”据说，就在这个时期，雷鸣远同戴笠有了密切的联系，他在战区中曾替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搜集情报。
在抗战期间，雷鸣远极力主张《益世报》在后方设法恢复出版。为了解决复刊的经济问题，他设法同南京主教于斌合作。1938年12月8日天津《益世报》在云南昆明重新复刊，雷鸣远仍然是名义上的董事长。《益世报》复刊后，雷曾亲自到昆明视察报馆，并鼓励工作人员，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的宣传政策。《益世报》复刊不到两年，便因经济困难而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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