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大戏院的相关历史事件

台湾的历史及相关故事~

　　海角七号
　　生命，只有一回！
　　梦想，不会只有一次！
　　错过的爱情，只要肯回头，还是有找回心灵相印的一天……。
　　这是一个关于音乐、梦想、与爱情的故事。
　　六十多年前，台湾光复，日本人撤离。一名日籍男老师只身搭上了离开台湾的船只，也离开了他在台湾的恋人：友子。无法当面说出对友子的感情，因此，他把怀念与爱恋化成字句，写在一张张的信纸上。
　　六十多年后，台湾的样貌早已完全改变，各个角落的人为生活而努力，几个活在不同角落的小人物各自怀抱音乐梦想：失意乐团主唱阿嘉、只会弹月琴的老邮差茂伯、在修车行当黑手的水蛙、唱诗班钢琴伴奏大大、小米酒制造商马拉桑、以及交通警察劳马父子，这几个不相干的人，竟然要为了度假中心演唱会而组成乐团，并在三天后表演，这点让日本来的活动公关友子大为不爽，对这份工作失望透顶，每天顶着臭脸的友子也让待过乐团的阿嘉更加不高兴，整个乐团还没开始练习就已经分崩离析……。
　　老邮差茂伯摔断了腿，于是将送信大任交阿嘉手上，不过阿嘉每天除了把信堆在自己房里外，什麽都没做，他在邮件堆中找到了一个来自日本，写着日据时代旧址「恒春郡海角七号番地」的邮包，他好奇打开邮包，发现里面的信件都是日文写的，根本看不懂，因此不以为意的他，又将邮包丢到床底下，假装什麽事都没发生。
　　演出的日期慢慢接近，这群小人物发现，这可能是他们这辈子唯一可以上台实现他们音乐梦想的时刻，每个人开始着手练习，问题是阿嘉跟友子之间的火药味似乎越来越重，也连带影响乐团的进度。终于，在一场镇上的婚宴，大家借着酒后吐真言，原来阿嘉跟友子两人都是孤独的异乡人，解开心结的两人发现了怒气下所隐藏的情愫，于是发展出了一夜情。
　　在阿嘉的房里，友子看到了日本来的邮包，发现那居然是来自六十年前七封未及寄出的情书，她要阿嘉务必要把邮包送到主人手上，然而，日本歌手要来了、邮包上的地址早就不存在、第二首表演乐曲根本还没着落、而贝斯手茂伯依然不会弹贝斯……。
　　而友子，在演唱会结束后，也要随着歌手返回日本，开始新的生活。
　　阿嘉终于决定打起精神，重整乐团，他们的音乐梦是否能够实现？沉睡了六十年的情书是否会安然送到信件的主人「友子」手中？而阿嘉跟友子的恋情，是否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人只能活一回，梦想却有无数个，唯有放手一搏，才能知道机会属不属于自己……

答案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句让中国百姓心里感动、切身感受的话，正是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开放30年来的写照。

改革开放30年，是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30年，是教育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国民素质显著提高的30年，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育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30年，是促进教育公平制度建设显著加强、更多惠及困难群体的30年。

1977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止的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得以恢复。当年，全国570万名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进考场，他们的命运由此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人沉积多年的求知热情如火山喷发，中国社会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改革开放的春潮，为中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注入活力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1.28亿，录取人数约5386万，其中，1999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至2008年的录取人数约4010万，10年间录取人数占改革开放30年来录取总数的75%。

从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起，经过10多年奋斗，中国终于在2000年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目标，“两基”人口覆盖率超过85%，2007年进一步扩大到99%，跻身于免费义务教育水平较高国家行列。2007年，普通高中在校生、幼儿园（含学前班）在园学生数量、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数量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30年来，中职教育和高职教育共为国家输送了1亿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专门人才。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发展驶入快车道。2007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总量突破800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已分别占据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30年来，各级各类教育的飞速发展，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各种急需的人才，提升了我国国民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教育公平的理念传遍神州大地

2003年开始，“远程教育”这项重大工程覆盖了中西部36万所农村中小学，丰富了1亿多农村中小学生的精神世界。

2004年，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正式启动。中央财政投入100亿元建设8300多所寄宿制学校，解决学生“进得来”的问题；实施“两免一补”政策，解决学生“留得住”的问题。

2006年9月1日，修订后颁行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这一年，西部农村首先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2007年春天，这项改革推行到全国农村；同年秋季，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在免交学杂费的同时，还免收教科书费，1.5亿名学生因此受益。2006年至2010年，国家财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2亿元。

2008年春天，16个省区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进行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试点。到了秋季，全国所有城市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

2007年，国家实行新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政策：对所有中等职业学校在校一、二年级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连续2年的资助。三年级学生可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半工半读获得一定报酬。近1200万名在校学生因此获益。

同年，国家实施以奖、免、贷、助、补等全方位的新的学生资助政策。每年500亿元的各级财政资金覆盖全国1800多所高校的400万大学生和1.5万所中等职业学校的1600万学生……

30年来，一项项不断推进、力度空前的助学政策，既得益于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卓越成果，又体现了改革成果为人民共享的和谐社会理念。亿万学子在感受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同时，更增添了投身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的热情和决心。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加速着教育事业自身的调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需要创新的教育，适应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继1999年提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目标后，于2001年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和深刻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小学和初中学生已全部使用新课程。21个省份在开展普通高中课程改革。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突出学生多元发展的机会，倡导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随着这项改革的推进，曾经的“满堂灌”、题海战术和教师不容置疑的授课方式已逐渐淡出，对学生的评价也从过去单纯的成绩冒尖向兴趣广泛转变，学校也开始根据自身特色进行课程设置。

国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加大中等职业教育助学力度的重大举措，使一直受到歧视的职业教育开始拥有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平起平坐”的地位。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正在形成，“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的图景日渐清晰。

面对质量下滑、债务沉重等扩招带来的新问题，高等教育积极统筹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把重点放在提高办学质量上。

“十一五”以来的3年里，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总体保持相对稳定，年度招生计划增幅控制在5%以内。本科教学评估、新一轮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等多项举措的推进，使高等教育更加注重内涵，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使中国教育拥有国际化的水平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中国的留学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1978年到2007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21.2万人，出国留学规模由1978年的860人发展到2007年的14.45万人，30年扩大168倍。中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31.97万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30年来，中国已累计接收来华国际学生123万人次。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已与世界上1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33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相互承认学历学位协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1034个。

30年来，教育逐渐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汉语国际推广取得新的突破。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达到3000万人。全球已启动孔子学院（含孔子课堂）262所，分布在77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已有46个国家设立汉语水平考试考点……

教育的开放，历史性地放大了中国人视野，也向外界释放出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信号。透过教育这个窗口，中国人正在向世界展示好学、善学的精神风貌。

改革开放的远景，期待教育事业迈出新的步伐

近年来，为了解决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问题，国家财政每年用于义务教育的投入达数百亿元，并逐年增加。各地通过教师交流、对口支援等方式，加强对薄弱学校的建设，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中国在2007年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后又于今年秋季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

抓住“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核心问题，中国积极探索，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逐渐形成了县域内城镇教师定期到农村任教、大中城市教师到农村支教、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实习支教等多种形式的智力支教活动。同时，完善和落实教师工资、津贴补贴制度，在6所部属师范大学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使有志于从教的人可以安心从教，终身从教。

在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教育事业起步晚、底子薄，改革与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仍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曾在一定历史时期被人们认可的教育制度正在经历新的挑战和考验。

30年来，高考制度在考试内容、考试科目、考试次数以及录取手段等方面推进改革，不断顺应和满足人民在新时期对教育发展的新期待、新要求。不断巩固完善的高校招生“阳光工程”，确保高考持续发挥着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

近年来，根源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监管体制松散的教育乱收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择校乱收费明显减少，学校收费行为逐步规范。校务公开、依法办学等新理念的提出，使各级各类教育正在阳光下健康发展。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指导下，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正在迎难而上，循序破题，向着“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的目标坚定迈进。

1977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是教育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也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从恢复高考这一标志性事件至今，中国教育事业经历了从恢复到改革、发展和创新的一系列巨变。回顾30年的艰辛探索，教育事业前行的每一步，都使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发生改变；回望30年的非凡历程，教育事业改革的每一次努力，都在为国家和民族书写着更加辉煌的未来。

1931年9月18日，这是个多么令人难忘的日子。由于国民党当局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执意打内战的政策，觊觎我神州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乘机挑起“九·一八”事件，危及我中华民族的日寇侵华战争开始了。尽管这一年有马占山在黑龙江的抵抗，1932年又有蔡廷锴“一·二八”凇沪英勇抗战，而那时的政府却宁愿遁逃河南，订盟城下，妄图消灭日益壮大起来的共产党的革命运动，置亿万军民敌忾同仇于不顾。“不抵抗主义”喂壮了侵略者的野心，激越的人民愤怒了！于是，乃有“上海戏剧协社”为纪念“九·一八”二周年的 《怒吼吧!中国》在黄金大戏院的公开上演，
这是一次有9个剧团联合的大公演，组织者是著名戏剧活动家、上海地下党文委负责人之一田汉：导演是应云卫。《怒吼吧!中国》是苏联作家特烈泰耶夫的名作，它描写的是英国殖民者侵华的史事，反映中国人民愤激的情怀，呼号出对殖民主义者的反抗的吼声，却正是对日寇入侵的一个响亮的反击。它用艺术形象的手段牵引广大人民团结御侮的意志，同战场上真枪实弹的抗击，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统治者尽管多方阻挠，甚至迫害，而演出的盛况，强烈的反响，作了与他们意愿完全相反的回答，这个戏在“黄金”演出，确实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了深远的印象。因此，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8月，上海影剧界几百人在“逸园”(即文化广场)又联合公演了新型的《怒吼的中国》，仍由应云卫、沈浮导演、赵丹、张伐、舒绣文、魏鹤龄等众多著名演员都参加了演出。在解放了的土地上重演此剧恰似激荡在上海天空的一支响亮的号角。它吹呼着：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在黄金大戏院的一些办公用房里，有过多种大小型会议，在文化领域中写下不少篇章，而1937年7月间的一次座谈会，应是最具有历史意义的。
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兵谏”，在我党的团结抗日的政策下促成丁国共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在此期间奔走于延安与庐山之间，备尝艰辛。却在到沪时由当时在上海工作的潘汉年安排，借“黄金大戏院’，一间办公室一席之地，与当时担任党的秘密工作的党员和文化界民主爱国人士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周恩来向大家传达了当时形势和面临的任务，并和大家砥砺切磋，这应是上海文化史上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当时担任上海地下党的负贵人刘，晓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他曾经写了一篇回忆的记述，谈及这件事，刊载在市的《党史资料》上。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神圣的抗战如火如荼，敌人的魔爪伸进内地。1938年后上海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只有“弹丸”的租界仅存，成了孤岛。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斗争的艰苦是可以想见的。然而，民主、革命的运动怎能不与艰辛随伴?斗争总是会留下志士们不懈的业迹。话剧界的职业剧团如“上海剧艺社”、“中法剐艺学校”、“中国旅行剧团”等许多文艺界人士无不如此。而1939年7月24日起在黄金大戏院举行的大规模联合义演，却一支精妙的插曲。
这次演出对外公开的名义是“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实际上是原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转入地下活动，得到上海文委的协助，通过上层统战的关系，动员社会各界名流发起的目的是为救济难民，同时支援江南抗战的新四军。这不仅是一个奇迹，也蕴藏着可歌可泣的场景。据大众剧场的院场史记载：“公演的规模空前，参加演出的有十几个剧团，上演了七台大戏，一台独幕剧，演职人员达三百余人之多。”这样的行动本身就足以证实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的意志与齐心合力的可贵行动。
其中，爱国舞女自己登台演出了描写舞女悲惨生活的于伶新作《花溅泪》，更是具有代表性的。
这出戏曾由上海剧艺社在“卡尔登”(今长江剧场)公演过，反响强烈。剧本反映了旧上海舞女们的痛苦遭遇，深刻揭示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夜严酷的社会矛盾。他以深沉的笔触，诚挚的同情诉述舞女可悲的命运，不仅向社会提出严正的控诉，而且真切地写出了就是这些舞女们，经过了炮火的洗礼，逐步走向了觉醒。
上演《花溅泪》的是舞女自己组织起来的“互助剧团”。当时，由许广平领导的“上海妇女互助会”曾专门召集过舞女座谈会，随后，一部分爱国的舞女组织起“舞女联谊会”和这个剧团。她们虽都不是演员，从未演过戏，但在排演的时候却极为认真严肃。舞女演自己，现身说法，把她们的苦楚和期待，用亲身体会和感受凝成了舞台艺术形象，尽情地向观众倾诉。这样的演出本来就已为“舞界”和广大群众所瞩目。而剧中表现出的凄厉的哭声与兴奋的呼吼交织，满天风云和纵横烽火连绵，呼唤着：“决不能醉生梦死”，强烈地引起演员和广大观众的心底的共鸣。演出闭幕时．通过与当时舞台负责人协商，把簇拥在台前的表示向演出人员祝贺的鲜丽的花篮，请洪漠主持，举行了“救济难民”的义卖。义卖的形式也很动人，由受赠花篮的舞女姐妹亲自出台表示感谢。这一次义演和义卖活动获得了双丰收．从而，筹募到一笔十分可观的款子，达到了救济难民和捐献给新四军的目的。 周信芳(艺名麒麟童)是上海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他以新颖的唱做并重、渲染浓重、着意于刻划人物的塑造和深化剧情层次发展的表演艺术而著名。他在1936年就曾在“黄金”演出，1942年1月和1944年秋天又曾几度在这里登台，后来他还在此当了“后台老板”，一直到1947年底，成为“麒麟”振奋于“黄金”艺坛的光辉时期。
周信芳在抗战前后就同戏剧界先驱田汉、欧阳予倩、洪深等亲密交往，受到他们的砥砺。从而，在他的剧目中溶进了民主、爱国的思想，使“麒派”艺术更呈现出光彩。他的《追韩信》、《徐策跑城》、《青风亭》、《打严嵩》等一系列优秀剧目名重江南，称得上是他的拿手杰作。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不拘陈规，锐意创新，把自己朴素的爱国赤忱和刚直秉性，以“麒派艺术”形象地呈现在舞台上。他和欧阳予倩合作过新编《武松与潘金莲》的演出。在沦陷时期，他的《明末遗恨》、《徽钦二帝》等剧目，针砭时弊，唤起了同胞的爱国之情，是脍炙人口、誉满江南的好戏，在日伪统治的黑暗年代里，他一次次受到捕房刁难，汉奸挑剔，但他从不屈服，几经周折，还是在“黄金”公演了这些节目，在观众中留下了美好的艺术形象。 到了1945年．已是抗战胜利的前夕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为迎接新四军到上海作准备，广泛开展了群众运动。在黄金大戏院的女职工中也成立了“职业妇女联谊会(后改名“妇女生活互助社”)，剧院的丁毓珠、徐瑛等4个女职工参加了该社，同时还吸收了卡尔登、天蟾舞台、大舞台的人来做会员。当时，为了掩护互助社的工作，得到丁周信芳的支持，聘请了周夫人裘宏徽为名誉理事，周还同意把襄理办公室腾出来给互助社办公。从此，“黄金”后台成了她们经常活动的场所。还有包仁宝等人搞的学生运动也常借此开展活动。
据参加“互助社”的同志回忆，是裘宏徽的支持才取得社会局登记而成为合法团体的。1946年她们参加地下党组织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大游行时，3月7日在“黄金”开会准备，3月8日出发游行也是从“黄金”开始的。这天，基督教青年会还借“黄金”开了纪念会。4月，上海妇女联谊会在“黄金”举行过妈妈儿童联欢会。同年，周信芳为招待文化新闻界人士演出丁《徽钦二帝》，由姜椿芳主办，田汉、于伶、胡风、金仲华等都参加了。周信芳还为“互助会”筹措经费举行了义演。
当时，周信芳和田汉、于伶、欧阳予倩、洪深等每周召开一次“艺术座谈会”。有一次在特务监视下，欧阳山尊作的解放区戏剧工作的专题报告一直到讲完才散。又有一次，冯乃超回沪，由于伶陪同，和郭沫若一道去“黄金”看望了周信芳，并同许广平一起去祭扫鲁迅墓。46年5月，周信芳在文化界反内战争自由的宣言上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9月，他到思南路中共驻沪办事处聆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在党的教育帮助下，周信芳的思想在进步、开扩；行动日益深沉、坚定。他成了上海戏曲界十分信任和尊敬的人。
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敌人视这些活动如眼中钉，有一次，剧院的襄理把警备司令部抓人的黑名单通过周信芳向进步的职工通报后，才避免了一场迫害。
黄金大戏院在进步与落后、民主与反动之间，大多数有良知、有血性的职工，选择的是“真理”。这一斗争一直延伸发展，直到解放。 1947年5月4日，上海文化艺术界在黄金大戏院举行了纪念集会，与会者一千余人，其中也混进来一部分不知是那路的“角色”。“五·四”作为推进民主与科学的运动。揭开了新文化革命的篇章，上海文化界提出把《五·四》定为自己的节日。首先在会上发表演讲的郭沫若，面对那些来路不明的“角色”，他大声疾呼：不要怕封建落后者的反对，不要畏惧别有用心的人用扣“红帽子”来恐吓!他号召大家要为继承“五·四”革命文化传统而献身！接着，萧三和茅盾先后向大家报告了苏联和国内文学的概况，提出了今后文学发展的任务，这些报告都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响应。有趣的是，那群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混进来的人，他们完全没预料到会议组织早有准备，在场群众聚散井井有序，不给这班人一点空子，使他们难以下手破坏。大会完满结束，开得十分成功。
“新中国剧社”于会后演出了独幕话剧《万元大钞》。多年来该社常排演自己创作的、反映当前情势和社会问题的小戏。《万元大钞》就是在通货膨胀、社会经济日下、人民痛苦不堪时国民党又一次搜刮民财的恶行大暴露。它虽只是一出形式简明的活报剧，但针砭时弊，含意深刻，在会上得到了强烈反响。以后该戏遭到当局禁演，转到了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运动中，有时在游行时在街头演出，有时出现在大、中学校的校园活动里，起着很好的宣传效果。
“新中国剧社”是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民间职业剧团，1941年创建于桂林，为宣传抗日，巡回在湘、桂、黔、滇等地演出达六年之久。1946年秋受上海地下文委的派遣，在导演欧阳予倩陪同下，曾跨过海峡到被日寇蹂躏达五十年之久的台湾去演出，后来因为1947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起义，才折回上海。这次是他们回沪后，也是抗战胜利后在沪的第一次霹演。参加这出小戏的4个演员中熊伟(北京青艺院务助理)、费克(作曲家，江苏省音协副主席)和许秉锋(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三人均已故世，现仍健在的高博(上海电影厂演员剧团)也已七十古稀了。当年曾生活和战斗在“新中国剧社”的同仁都把《万元大钞》的露演看作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越剧是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江南一大剧种，发源于浙江嵊县，传至沪上后有很大发展。1947年7月中旬，越剧界著名演员袁雪芬、筱丹桂、尹桂芳、傅全香、范瑞娟、徐玉兰、张桂风、吴小楼、徐天红、竺水招等数十人，为筹募基金创建越剧学校，在黄金大戏院联合公演了《山河恋》。这出戏是根据莎士比亚名剧中委婉曲折的情节改编而成的。由“越剧十姐妹”领衔主演，号召力可称“一时之盛”。当时，许广平领导的“职业妇女联合会”以及文化界进步人士大力予以支持，文艺界一些著名的编剧、导演和舞台技术能手都通力合作，使演出获得很大成功。这是越剧界团结协作的盛会，也是上海文化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迎接曙光献上的一束瑰丽花朵。
解放后四十年来，私营的黄金大戏院早巳发展成为人民服务的“大众剧场”，是上海市和华东地区一个重要的戏曲阵地，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等许多先辈都在此为发展祖国的民族文化艺术而辛勤耕耘，现在他们虽已长眠，但他们留下的珍贵艺术遗产和人民艺术家的崇高品质，将永存于干百万观众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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