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 董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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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军官：
左权、陈赓、周逸群、萧克、徐向前、林彪、蒋先云、刘志丹、罗瑞卿、黄公略、周士第、王尔琢、王良、许光达、陈伯钧、宋时轮、杨至成、郭天民、陈奇涵、陈浩、陶铸、程子华、廖运周、冯达飞、蔡申熙、曾中生、许继慎、赵一曼（女）、赵尚志、宣侠父、阮山（原籍越南）、李运昌、段德昌、贺声洋、萧方、周维炯、杨其纲、彭干臣、阎揆要、郭化若、陈毅安、王诤、谭希林、彭明治、曹渊、唐天际、张宗逊、刘畴西、卢德铭、李之龙、张子清、余洒度、徐彦刚、曾士峨、朱云卿、陈东日、曹福昌、邓萍、唐澍、姜镜堂、常乾坤、伍中豪。
国民党军官：
杜聿明、胡宗南、张灵甫、郑洞国、宋希濂、毛人凤、关麟征、贺衷寒、乔家才、邓文仪、李仙洲、李默庵、陈明仁、康泽、郑介民、李延年、李弥、胡琏、唐生明、俞济时、黄维、戴笠、郝柏村、蒋仲苓、王升、黄珍吾、彭孟缉、桂永清、谢晋元、范汉杰、邱清泉、蔡文治、李桂丹、廖耀湘、郑作民、王竣、黄翔、曾泽生、徐会之、赵子立、阙汉骞、董钊、李铁军、罗奇、贺忠汉、胡靖安、王慧生、宣铁吾、黄梅兴、姚子青 、钟彬、陈颐鼎、李以劻、肖赞育、戴安澜、萧作霖、唐生智、林伟俦、吕旃蒙、覃异之、贾伯涛、郑庭笈、陈修和、文强、杨伯涛、侯镜如、王耀武、孙元良、刘戡、黄杰、陈大庆、刘安祺、高魁元、蔡炳炎、廖运泽、曾扩情、酆悌、张耀明、廖昂、吴起舞、彭士量、邱行湘、孙明瑾、李文、王怀义、王敬久、滕杰、唐纵、蒋孝先、郑蕴侠。
广州黄埔区长洲岛。陈赓，蒋先云。。。
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将帅录站长王坚整理
姓 名 字号 籍 贯 生卒年 最高军政任职 军衔 党 派
丁炳权 御伯 湖北云梦 1897-1940 第八军第一九七师长兼长沙警备司令 少将 国民党
丁德隆 冠洲 湖南攸县 1904-？ 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中将 国民党
万全策 广西苍梧 1902-1937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一旅参谋长 少将 国民党
马师恭 子敬 陕西绥德 1903-1973 第七绥靖区副司令兼第八十八军军长 中将 国民党
马志超 承武 陕西华阴 1903-1973 全国交警总局局长，第十九军军长 中将 国民党
马励武 克强 陕西华县 1904-？ 第二十六军军长 中将 国民党
马辉汉 湖南长沙 1900-？ 湖南省第五行政区保安副司令 少将 国民党
王祈 晋君 湖南衡阳 1901-1941 成都中央军校教育长 中将 国民党
王梦 敏修 湖南长沙 1902-1968 陆军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第一兵团高参 少将 国民党
王雄 镜波 海南文昌 1902-1951 琼崖守备司令部副司令 少将 国民党
王之宇 肖琴 河南洛阳 1906-1988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第三分区司令 少将 国民党
王万龄 松崖 云南腾冲 1903-1992 第八十五军副军长，军政部新兵训练处处长 中将 国民党
王文彦 人俊 贵州兴义 1902-？ 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 中将 国民党
王认曲 应树 湖南临澧 1903-1966 东北“剿总”高级参议 中将 国民党
王公亮 四川叙永 1901-1972 第十三军副军长，川陕鄂边第六纵队司令 中将 国民党
王世和 浙江奉化 1899-1960 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河西警备副总司令 中将 国民党
王尔琢 蕴璞 湖南石门 1903-1928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长 共产党
王仲廉 介仁 安徽肖县 1903-？ 第四兵团司令官，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中将 国民党
王廷柱 伯础 陕西雒南 1905-？ 第十四兵团副司令官兼新编第八军军长 中将 国民党
王连庆 璧如 江苏涟水 1900-？ 第十四军副军长 少将 国民党
王治歧 凤山 甘肃天水 1901-1985 第五兵团副司令官兼119军军长，甘肃省政府代理主席 中将 民革
王叔铭 勋 山东诸城 1905-？ 空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国民党中常委一级空军 上将 国民党
王劲修 健飞 湖南长沙 1900-1951 第九十七军军长，湖南省保安副司令 中将 民革
王祯祥 湖南醴陵 1901-1938 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师副师长 少将 国民党
王敬久 又平 江苏丰县 1902-1964 第二兵团司令官，陆军第一编练司令部司令 中将 国民党
王振 幼庵 湖南攸县 1902-？ 成都中央军校高级教官 少将 国民党
王副乾 男强 广东东莞 1904-1931 第五十二师补充旅旅长 少将 国民党
王逸常 纯熙 安徽六安 1896-1986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副主任 少将 国民党
王泰吉 太吉 陕西临潼 1906-1934 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 共产党
王锡钧 克廉 湖南宁乡 1906-1966 国民党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安徽省保安处处长 少将 国民党
王慧生 贵州贵定 1900-？ 贵州省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 少将 国民党
邓子超 基善 江西石城 1898-1951 江西省第九区和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少将 国民党
邓文仪 雪冰 湖南醴陵 1905-1997 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民党中常委 中将 国民党
邓经儒 纬群 广东电白 1902-1972 第九十一军副军长，军政部第二十一补训处处长 中将 国民党
邓春华 海南临高 1900-1970 第一0九军军长，海南防卫第三路司令 中将 国民党
邓毓玫 含光 陕西咸阳 1900-1967 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 中将 国民党
孔昭林 兆林 山西五台 1901-1930 山西省混成第五旅副旅长 少将 国民党
丘士发 是膺 广东阳山 1906-1973 中央训练团办公厅主任，国防部总务处长 中将 国民党
丘宗武 海南澄迈 1899-？ 中央军校第十期第一总队总队长 少将 国民党
尹荣光 曜南 湖南茶陵 1900-？ 第八兵团司令部政工处处长 少将 国民党
文志文 湖南益阳 1900-1926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 追赠少将 国民党
尤崧协 廷 海南文昌 1904-？ 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高参 少将 国民党
方日英 广东中山 1901-？ 第八十六军军长 中将 国民党
石祖德 蕴炜 浙江诸暨 1900-1972 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第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官 中将 国民党
甘竟生 雄烈 广西苍梧 1904-？ 桂东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 少将 国民党
甘达朝 广东信宜 1903-1931 第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 国民党
甘清池 广东信宜 1900-1951 第六十九军和第九十九军副军长，广东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中将 国民党
仝仁兹 春 河南孟县 1903-1943 独立第十六旅代旅长 少将 国民党
叶谟剑 华 湖南醴陵 1903-？ 补充旅代旅长 少将 国民党
叶干武 广东梅县 1900-1950 甘肃河西警备总司令部高参 少将 国民党
申茂生 睦耕 湖南衡阳 1896-1974 第一兵团司令部高参 少将 国民党
田毅安 陕西临潼 1899-？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监察委员 中将 国民党
左权 纪权 湖南醴陵 1905-1942 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 少将 共产党
史书元 庶元 湖南醴陵 1902-？ 第一兵团司令部高参 少将 国民党
史仲鱼 重鱼 陕西华县 1895-1959 陕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少将 国民党
史宏烈 剑峰 江西南昌 1903-1970 第一兵团副司令官，华北“剿总”军法执行部主任 中将 国民党
冯毅冀 候 湖南湘乡 1901-？ 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党政指导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少将 国民党
冯士英 四川渠县 1902-1940 第十八军新编师师长少将国民党
韦日上 广西柳江 1897-？ 柳州警备司令，军事委员会参议 少将 国民党
冯达飞 广东连县 1899-1942 红军第八军代理军长，新四军新编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共产党
冯圣法 森法 浙江临浦 1903-1957 第八十六军及第九十一军军长，第二交警总局局长 中将 国民党
冯春申 春绅 云南鹤庆 1903-1991 中央军校办公厅总务处长，第十五兵团司令部高参 少将 国民党
冯剑飞 剑飞 贵州盘县 1902-？ 河南省及贵州省保安处长 少将 国民党
白龙亭 山西五台 1899-？ 冀察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挺进司令 少将 国民党
白海风 雁秋 内蒙赤峰 1904-1956 骑兵第七师师长，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少将 国民党
刘云 随吾 湖南宜章 1904-1930 中共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参谋长 共产党
刘进 浙吾 湖南攸县 1904-1950 第二十七军军长，第一兵团副司令官 中将 国民党
刘杰 承汉 广西柳江 1896-？ 豫鄂皖边挺进一纵队副司令 少将 国民党
刘戡 麟书 湖南桃源 1907-1948 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追晋二级上将 国民党
刘子俊 墨林 湖南桃源 1903-？ 中央军校第八期第一总队代总队长 少将 国民党
刘仇西 畴西 湖南望城 1897-1935 红军第十军团军团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共产党
刘立道 广西桂林 1899-？ 黔桂边绥靖司令部秘书长 少将 国民党
刘先临 河南唐河 1903-？ 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总队长，中央各军事学校登记调查处副处长 少将 国民党
刘味书 啸生 湖南醴陵 1902-？ 国防部高参 少将 国民党
刘柏心 人俊 湖南宝庆 1901-？ 第十八军官总队副总队长 少将 国民党
刘佳炎 湖南醴陵 1900-？ 教导总队副，昆明警备总司令部高参 少将 国民党
刘国勋 荣九 云南普洱 1903-1933 预备师参谋长 少将 国民党
刘咏尧 泳尧 湖南醴陵 1909-2001 国防部次长，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评议委员 二级上将 国民党
刘希程 曦晨 河南唐河 1905-1990 第九十八军军长 中将 民革
刘保定 湖南新化 1901-1928 浙江省警备师参谋长 少将 国民党
刘明夏 湖北京山 1905-1951 第十四军九十四师师长 少将 国民党
刘焦元 蕉元 广东大埔 1902-1965 福建省保安第二旅旅长 少将 国民党
刘鸿勋 子勤 陕西城固 1898-1940 汉中警备司令，中央训练团总队长 少将 国民党
刘梓馨 傅巍 湖南湘潭 1902-1930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参谋 国民党
刘铸军 又军 广东兴宁 1902-？ 联勤总司令部参谋长 少将 国民党
刘镇国 松轩 湖南邵东 1902-1986 贵州第二绥靖区副主任 少将 国民党
刘嘉树 智山 湖南益阳 1903-1972 第十七兵团司令官 中将 国民党
许永相 浙江诸暨 1900-1934 第二十六师独立一旅旅长 少将 国民党
许继慎 绍周 安徽六安 1901-1931 鄂豫皖红军第一军军长兼前委委员 共产党
孙天放 安徽怀远 1903-1951 江苏省保安副司令 少将 国民党
孙元良 四川成都 1904- 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川鄂绥靖代主任 中将 国民党
孙常均 敬业 湖南长沙 1897-1952 湖南省第八、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中将 国民党
孙德清 安徽寿县 1904-1932 红军第六军军长，红二军团参谋长 共产党
关巩固 若 广东番禺 1904-1960 广州行营参议 少将 国民党
关麟征 雨东 陕西 1905-1980 中央军校校长，陆军总司令，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中将 国民党
伍翔 一飞 福建晋江 1901-？ 中央军校政训处处长 少将 国民党
伍诚仁 克斋 福建莆城 1896-1970 第六十五军副军长，福建省军管区副司令 中将 国民党
伍瑾璋 湖南长沙 1900-？ 第十集团军副参谋长，军政部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局长 少将 国民党
牟廷芳 贵州朗岱 1900-1953 第九十四军军长 中将 国民党
江镇寰 尊三 河北玉田 1904-1927 共青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长，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常务委员 共产党
任文海 四川灌县 1903-？ 军政部军医署军医副监 少将 国民党
任宏毅 杰三 山西离石 1899-1990 军事委员会西北战干团总队副 少将 国民党
成啸松 湖南湘乡 1903-1952 国防部预备师师长 少将 国民党
朱炳熙 浙江青田 1899-？ 军事委员会总办公厅警卫室主任 少将 国民党
朱鹏飞 甘肃兰州 1899-？ 陆军总司令部政务处长 少将 国民党
朱耀武 山西右玉 1905-1979 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第一二一军副军长 少将 国民党
楼主，董必武不是黄埔军校的啊!
楼上的,你的名单很不全啊！
陈赓大将和徐向前元帅也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
还有国民党的胡宗南、黄维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
董必武没上过黄埔军校
去网上找找
董必武生平
(1886-1975)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号壁武，从事革命活动后改为必武。1886年3月5日，他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回国参加反袁斗争，曾两度被捕。后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
1920年同陈潭秋等成立了武汉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武汉区委执行委员。国共合作后，参加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各级党部的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董必武去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任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治委员，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代理主任，中央党校教务长、校长，工农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战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第七至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同志在北京病逝。主要著作收入《董必武选集》。
绕道回家的绣才
董必武全家近30口人，全家生活主要靠他的父亲董基人和四叔教塾馆的收入，以及大伯、二伯给官府管地亩钱粮册书得来的钱来维持。董必武的母亲蔡氏是位典型的传统型中国劳动妇女。她克勤克俭、纺纱织布、操持家务。当时，家中虽然人口众多，年龄差别也很大，但他们兄弟之间却能互谅互让，彼此理解，和睦相处。董必武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虽贫穷却很和睦的家庭中。这样温良谦让的家庭氛围对董必武的人生道路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5岁时，父亲董基人在黄安县城内东街广善庵教书，董必武也常常跟去，但他并不是跟去听课，因为他年岁很小，只不过是在一旁玩耍。有一天，父亲考问《三字经》，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背全，这时，正在窗外玩耍的董必武即大胆地高声代答，居然一字不差。父亲喜出望外，随即让年幼的必武跟班就读。
9岁时，他随四叔住校就读，常常在四叔起床之前，就悄悄地起来洒水扫地，开始学习。10岁时，他随父亲到麻城县张杰湾读书。这以后，他转入黄安县城福生祠书馆学习。这期间，他除了熟读四书五经，翻阅父亲、四叔的藏书外，还向同学和亲朋借阅了不少演义和历史著作，渐渐充实了他的文史知识。这时，他的文章已经相当通达洗练，几次参加县里的“观风”（清代学政及地方官到任时，命题考试世子，称为“观风”）考试，都名列前茅。
董必武的学业日渐长进，父亲、四叔及家里人都希望他考取功名，改变家庭的贫困境况。 1903年，18岁的董必武，在全家人的鼓励下，赴黄州府报名应试，中了秀才。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中了秀才回来，乡邻总要在城外鸣放鞭炮迎接，表示祝贺，但他却故意绕道回了家。
醉心于维新变法的康梁思想
1905年春，董必武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在武昌学习期间，董必武经常光顾的场所是距司衙巷不远的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日知会。
在那里，董必武阅读各种报刊杂志，如饥似渴地寻求新知识，思考着明天，思考着未来。当时，日知会的司理是革命党人刘静庵，他原是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负责人，因清政府无理查封了该所，才不得已隐藏在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刘静庵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借用日知会的名义，广泛收集国内外各种报纸、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读，而且还组织星期日演讲会，宣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主张。一时间，武汉的革命党人、热心革命的志士仁人纷纷云集这里，针砭时弊、抨击朝政。
董必武在这里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看到了国内外的不少新书和报刊杂志，眼界豁然开朗。开始，他看到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籍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时，对他们所宣扬的改革朝政、变法图强的议论，感到十分新鲜，又被他们富有感染力的流畅文笔所吸引。很快就成为他们的著作和《新民丛报》的热心读者。
渐渐地，董必武结识了刘静庵。刘静庵对年轻的董必武影响很大。
在日知会，董必武首次读到《猛回头》、《警世钟》。《警世钟》起首的四句诗给董必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四句话是：“长梦千岁何日醒，睡乡谁道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的确，中华大好河山就要断送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手中。广大的中国民众何日才能猛醒？又将由谁来唤醒他们？中国的出路在哪？有许多这样的问题常常困扰着董必武。
另外，刘静庵还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二本书介绍给董必武，嘱他好好读。
《扬州十日记》记述了1645年清军屠杀扬州人民的暴行。《嘉定屠城记》记述了1645年清军下江南时在嘉定（今上海嘉定）进行三次大屠杀的暴行。读了这两部书，使董必武更加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更加痛恨清政府的残暴。怎样才能救民救国？董必武在思索。
在一次演说会上，刘静庵激昂慷慨地说道：“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国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二重亡国奴了！……如那拉氏常言：宁将中国亡于外国人，不可失于家奴。此满清亦自认中国就要亡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被满清压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现在迫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奴隶牛马……。”听了这番话，董必武激动地整夜不能入睡，辗转反侧，反复思索。他和刘静庵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了。
在日知会时，起初他被改良主义的重要刊物《新民丛报》所深深吸引，开始接触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他认为“梁启超笔下常有感情，煽动性大”，对自己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这以后不久，董必武得知：中国革命同盟会于1905年7、8月间在日本东京成立。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并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的革命宗旨。
同年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以《民报》和 《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革命派同改良派进行了激烈的大论战。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首次公开提出：“民权、民族、民生”三大主义，号召实行民族民主革命。
董必武细心钻研了《民报》和章炳麟（章太炎1869—1936）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书籍。他以严肃的态度，认真研究了两派的纲领和主张，反复思索对比，思想上逐渐明确起来：“康、梁的主张，虽有其进步之处，而孙中山主张采取的革命手段，不但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还政于民，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当然是合乎民意、符合世界潮流的先进纲领。”
问题想通了，董必武的心情十分激动，认为国家有了希望，并预感到中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于是毅然抛弃了康、梁的君主立宪改良主义思想，转而接近了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1906年，萍（乡）浏（阳）醴（陵）起义爆发，同盟会派人到湖北省策应。由于叛徒出卖，1907年1月，日知会组织遭到破坏，刘静庵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刘静庵慷慨陈词“劲挺不稍回曲”，“慷慨言中国危殆”，力陈救亡的革命的必要，后死于狱中。刘静庵这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对董必武影响很大。董必武把刘静庵看作是自己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师”。
投身“二次革命”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爆发。在短短两个月内，全国已有13个省和上海市以及部分省份的州、县宣布起义。清王朝的统治迅速瓦解。在中华大地上持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行将就木。
武昌起义后，建立了革命的军政府。董必武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武昌，并参加到军政府军务部担任秘书工作。
这期间，清政府调集重兵向汉口反攻。起义军和清军在刘家庙和三道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为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董必武从武昌迅速赶到汉口参加了兵站工作，组织支援前线起义部队的后勤供应。
后来，董必武回忆说：“当我们在汉口三道桥看到革命军与清军作战的英勇气概，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少对革命军的积极帮助，那种自动馈送粮食，送子弹，抬伤兵，踊跃欢欣的情形，真是难以用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守粮库和管钱局的学生军真是秋毫无犯，妇女投身前线者不多，而能努力看护伤兵。参加革命队伍者都抱着推翻清朝政府，争取革命胜利的一颗纯洁的心”。这是“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
董必武精神振奋，情绪高昂，他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能多做一些就多做一些。后因清军援军不断增加，双方力量悬殊，汉口、汉阳先后失守，武昌成为一座孤城。虽然形势万分危急，董必武仍毅然加入到保卫武昌的战斗中。后来因为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响应，保卫武昌的战斗终于取得了首战的胜利。
1913年，为了策应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董必武与湖北革命党人曾积极进行准备。
“二次革命”失败后，黎元洪对湖北革命党人大肆屠杀。董必武和詹大悲、潘怡如、张国恩等革命党人在湖北无法立足，不得不逃亡上海。
中华革命党的开创者之一
1914年1月，在朋友的帮助下，董必武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
董必武在日本学习期间，正巧孙中山也在日本，他正忙于重组中华革命党。当时处于革命的低潮期，许多革命党人因“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失去信心，而处于一种苦闷、彷徨的状态。因此，当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加入者仅仅数百人。
董必武很清楚：散漫不统一是国民党的致命弱点。所以他十分赞同孙中山重建革命党的主张，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董必武在他的《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孙中山对革命的信心给董必武很大鼓舞。他在学校攻读法律的同时，更加积极热情地投入到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组织的各项革命活动中。
孙中山领导组成中华革命党以后，进一步开展反袁世凯独裁、卖国、复辟的武装斗争。
1915年6月，董必武和张国恩奉孙中山之命归国，同上海的革命党人潘怡如等取得了联系。
董必武怀着变革中国社会和为人民多做贡献的一片赤诚，抱定“做得一分是一分”的决心，很快回到湖北，谋划反袁的秘密军事行动。董必武到武汉后，和旧友李愈友密商如何起事。因起事计划泄露，两次被捕。袁世凯覆灭后出狱。
1917年2月21日，董必武离开武汉到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这一时期，日本思想界异常活跃，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也越来越多，他开始接触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渐渐认识到他们对旧社会的揭发虽有相似之处，但革命方法却迥然不同，应该进一步仔细研究。带着这种想法，董必武又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发动护法战争，这时，董必武和姚汝婴应驻防川县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之邀任司令部秘书，共谋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
1919年1月27日夜，靖国军唐克明勾结川军旅长方化南，乘蔡济民不备，袭击蔡部将蔡谋杀。当时正在四川万县为部队筹集粮款的董必武闻讯很快赶回，可人们尚不明白事件的真象。他在与同事们处理蔡济民的后事时，发现了唐、方勾结谋杀蔡济民的多封电报，才揭出了案件的本来面目。同事们对于这种发生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谋杀感到无比愤慨，公推董必武到上海向孙中山及有关方面申诉。
董必武到上海后，在詹大悲等人的协助下，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向孙中山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但孙中山在一年前就被排挤出护法军政府，虽对蔡济民被害深表同情，因无实力也无计可施。
董必武于是联合苏成章等靖国军成员，在报上发表公电，陈述蔡济民被害经过，揭露西南军阀的罪恶勾当，呼吁伸张正义，惩办祸首，为蔡昭雪。然而蔡济民一案还是不了了之，以无结果而告终。
痛苦的思索
“五四”运动前夜，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正以新的姿态在全国蓬勃发展。
董必武以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研读了李汉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1928年，他在回忆这段情况时写道：“世界大战中，中国有一种启蒙运动，提倡这种运动的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首先是文体的改革，进而讨论社会问题。我们看了这些刊物和李汉俊介绍的几种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觉得中日两国的杂志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至于怎样改变，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茫然。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社会主义，且只有文字的宣传，没有实际上的组织。我们几个人都很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董必武的思想发展以新的推动。他与李汉俊、张国恩、詹大悲等人，几乎天天聚会，交换书籍，讨论天下大事。
董必武在读书的同时，以严肃的态度回顾自己历经坎坷的道路，思考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经验教训。
他认识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成果被北洋军阀篡夺了。此后，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屡遭失败，深感中国需要继续革命，但旧的革命路子又行不通，于是迫切希望寻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
他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把各种新思潮加以对比研讨，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一些国家虽已实行，但在中国已被证明难以实现；无政府主义虽很流行，但空想的色彩太浓，不切实际；只有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办法，比较切实可行，可以作为榜样。
董必武逐渐领悟到中国革命必须效仿俄国革命的方法，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董必武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尽管还是初步的，但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和世界问题，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创建中国共产党
早期组织，约他们在武汉筹建同类性质的组织。董必武非常高兴，迅速复信表示同意。最先结合在一起的只有董必武、张国恩（数月后又退出小组）、陈潭秋三个人，随后又有刘伯垂（已由上海回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包惠僧、赵子健参加。同年8月成立了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武汉多公祠建立了活动地点。
不久，李汉俊又介绍俄籍共产党员马迈耶夫夫妇从上海到武汉，帮助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工作。董必武与他们接谈，并商量筹办一所外国语学校作为宣传中心。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所以他们又返回上海。
这时，以恽代英为首的利群书社，经销全国各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对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早期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武汉著名的进步团体，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在它周围。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曾多次与利群书社联系。1921年初，武汉党的早期组织组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收了利群书社负责《武汉星期评论》编辑工作的黄负生、刘子通参加活动，随后他们也加入了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为利群书社最早入党的两位同志。
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为了在青年中开展工作，开始在武汉中学把董必武、陈潭秋直接影响下的张培鑫等十多名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由于他们的活动和影响，中华大学、武昌高师、湖北一师、女师、高师附小等学校，也先后成立了团组织，并对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展开了斗争。
1921年6月下旬，董必武和陈潭秋被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推举为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董必武报告了武汉党的早期组织的情况，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
8月，董必武和陈潭秋回到武汉传达讨论了党的“一大”决议以后，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1922年初，工作委员会改组成武汉区执行委员会，董必武任区委执行委员。由于区委在学校师生和工农群众中宣传组织工作深入，党的组织迅速壮大。
后来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李先念，在回顾历史时深情地说：董老是湖北革命的老祖宗，是湖北和大别山革命的一面旗帜，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参加国民党“一大”、“二大”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
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出党员帮助各省、市改组和筹建国民党组织的指示，以国民党联络员的身份，积极进行筹建湖北省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汉口首先成立了国民党临时党部，并先后建立起了武昌、黄梅、黄冈、黄陂、汉川、黄安、麻城等17个县的国民党组织。这些市县党部的委员，基本上也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
在此期间，董必武通过共产党员石炳乾在安徽的泾县、宿松发展了国民党组织，在江西德安、河南商城国民党组织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地方先后建立起了由湖北省党部领导的国民党党部或区分部。董必武积极运用统一战线这个组织形式，重点吸收工农大众参加革命活动。
1925年7月，在董必武主持下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作为湖北省国民党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向大会作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报告》，并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派驻湖北省负责指导党务。
会议结束后，董必武迅速返回武汉，立即召开全省活动分子大会，传达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着重指出国民党“二大”左派占压倒优势，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但国民党右派分子仍很嚣张，随时都可能制造事端，必须看到他们的危险性。他要求大家竭力协助国民党健全地方组织，扩大左派队伍，特别要在各县开展农民运动，发展雄厚的革命力量，把国民革命推向前进。
在全国反帝运动日益高涨，广东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国共合作继续发展的条件下，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为此，会议决定党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开展群众工作，还决定重建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
董必武积极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立即着手进行准备，以策应即将到来的北伐。3月，在董必武的指导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为促进北伐开始了准备工作。董必武遵照党的决定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的双重身份，于3月下旬秘密前往湖南长沙，协助作北伐前的准备工作，争取赵恒惕部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转向革命。由于多方努力，董必武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使唐部于5月下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任该军军长。
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
根据中共湖北党组织的指示，董必武负责对外联络、军事和民运工作，配合北伐军攻打武汉。7月下旬，董必武率领湖北各部代表团，前往长沙迎接北伐军先头部队。随后，董必武和潘怡如等根据国民党中央决定，又组织了一个特种委员会，以配合北伐的军事行动。
7、8月间，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董必武任区委委员。8月下旬，董必武派人在汀泗桥组织了破坏敌人军事设施的活动。同时，他发动群众，支援叶挺独立团攻打汀泗桥和贺胜桥的战斗。
北伐军取得这两个战役的胜利后，乘胜前进，于9、10月间先后攻克了汉阳、汉口和武昌。
北伐军占领武昌和广东国民政府迁鄂之后，武汉成为当时革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湖北也成了“全国民族解放，光明的革命势力向黑暗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的根据地。”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革命的猛烈发展，引起了一些反动集团或派别的恐惧和仇视。蒋介石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以后，蒋介石就在那儿设立了他的总司令部，同时把他的嫡系部队安置在福建、江西一带，提出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以便使这些地区处在他的势力控制下，达到他篡夺胜利果实的目的。
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看穿了蒋介石这一阴谋，并坚持反对这项阴谋。
1927年2月24日，武汉三镇国民党党部15000余名党员在武昌阅马场召开大会。董必武在致词中指出，今天开会为的是挽救党，反对个人独裁，恢复党权。他说：“他们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巩固党的权威，打倒一切封建势力。”锋芒所向，直指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
3月20日，武汉100万群众在阅马场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会上，董必武提出“厉行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铲除党内外一切反革命者的恶势力”，“查办暗中和帝国主义联络和军阀谋妥协者”等重要提案，击中了蒋介石新军阀独裁统治的要害，把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同军阀妥协的反革命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国民党中央、武汉警备司令部以及黄安县政府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
董必武根据党的指导，及时把在武汉地区公开活动较多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疏散，转移出去。
他与毛泽东、宋庆龄、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柳亚子、邓颖超等22人，联名在8月1日的《南昌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号召革命同志集中革命势力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
11月，黄安、麻城人民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央黄麻特委领导下，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和第一支革命军队。
赴苏学习
12月，李汉俊、詹大悲等在武汉被捕，并当即惨遭杀害，情况万分危急，为了保存力量，党中央派董必武去苏联学习。
到达苏联后，董必武即赴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原名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校专为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李哲时等30余人办了一个特别班。 由于学员年龄较大，大家都称特别班为“老头班”。1929年春，董必武因英文比较好，由共产国际保送，转入列宁学院（即苏共党校）英文班进修，在一起学习的还有张国焘、王若飞、李立三等。
董必武在莫斯科期间，始终努力学习，深入钻研，深得中国同志和外国同志的敬佩。
在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时，他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刻苦攻读英文和俄文。以至有人提意见说，董必武总是占着图书馆的一张桌子，到吃饭时才离开。
董必武在自己努力学习的同时，还担任列宁学院中国工人特别班的语文课和政治辅导工作。
他将自己在革命实践中的体会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对照，并亲自下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
在巴库油田和列宁格勒工厂，他深入到群众中，同工人一起劳动，共同生活，并将这种亲身体验整理成报告。报告得到很高的评价，并在全校展出。
1931年冬，他从列宁学院毕业，因其学习成绩优异，列宁学院计划将他留校工作。后因国内斗争的需要，遵照党中央的决定，董必武于次年3月离开苏联回国。
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法院院长
董必武到中央苏区时，正值红军粉碎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又集中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要求红军在敌合围未成之前，就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随后，调毛泽东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尽管毛泽东受到排斥、打击，董必武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入革命根据地以后，苏区中央即准备创办学校，决定取名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党校，校址设在叶坪，后迁到沙洲坝。董必武被调去办党校，任教务长。党校校长是洛甫（张闻天），副校长是杨尚昆。不久，杨尚昆调到三军团任政委，董必武接任副校长，后任校长。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党校于3月13日（马克思逝世纪念日的前一天）正式开学。
1934年1月，董必武出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和工农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月，被委任为临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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