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契诃夫《多余的人》的理解

谁有契诃夫小说《多余的人》的概括在线等很急。~

“多余的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契诃夫。他是俄国著名的作家。生于1860年，死于1904年。他出身于小商人家庭，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科求学。做过店员也当过医生。他生活在19世纪末期，正是沙皇统治俄国最黑暗的年代。社会动荡不安。他的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统治下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

凡卡》选自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一篇短篇小说。契诃夫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生活在俄国沙皇统治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小说写于1886年，它反映了沙皇统治下的那段最黑暗的时代。当时，无数破产的农民被迫流入城市谋生，他们深受剥削之苦，连儿童也不能幸免。契诃夫通过凡卡给爷爷的信，写出了学徒工的悲惨遭遇，对沙俄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控诉，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沙皇制度的黑暗和当时社会的罪恶。“凡卡”正是千千万万俄国儿童的缩影。
凡卡
九岁的男孩凡卡·茹科夫三个月前被送到靴匠阿里亚兴的铺子里来做学徒。在圣诞节的前夜，他没有上床睡觉。他等到老板夫妇和师傅们出外去做晨祷后，从老板的立柜里取出一小瓶墨水和一支安着锈笔尖的钢笔，然后在自己面前铺平一张揉皱的白纸，写起来。他在写下第一个字以前，好几次战战兢兢地回过头去看一下门口和窗子，斜起眼睛瞟一眼乌黑的圣像和那两旁摆满鞋楦头的架子，断断续续地叹气。那张纸铺在一条长凳上，他自己在长凳前面跪着。
"亲爱的爷爷，康司坦丁·玛卡雷奇！"他写道。"我在给你写信。祝您圣诞节好，求上帝保佑你万事如意。我没爹没娘，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
凡卡抬起眼睛看着乌黑的窗子，窗上映着他的蜡烛的影子。他生动地想起他的祖父康司坦丁·玛卡雷奇，地主席瓦烈夫家的守夜人的模样。那是个矮小精瘦而又异常矫健灵活的小老头，年纪约莫六十五岁，老是笑容满面，睒着醉眼。白天他在仆人的厨房里睡觉，或者跟厨娘们取笑，到夜里就穿上肥大的羊皮袄，在庄园四周走来走去，不住地敲梆子。他身后跟着两条狗，耷拉着脑袋，一条是老母狗卡希坦卡，一条是泥鳅，它得了这样的外号，是因为它的毛是黑的，而且身子细长，象是黄鼠狼。这条泥鳅倒是异常恭顺亲热的，不论见着自家人还是见着外人，一概用脉脉含情的目光瞧着，然而它是靠不住的。在它的恭顺温和的后面，隐藏着极其狡狯的险恶用心。任凭哪条狗也不如它那么善于抓住机会，悄悄溜到人的身旁，在腿肚子上咬一口，或者钻进冷藏室里去，或者偷农民的鸡吃。它的后腿已经不止一次被人打断，有两次人家索性把它吊起来，而且每个星期都把它打得半死，不过它老是养好伤，又活下来了。
眼下他祖父一定在大门口站着，眯细眼睛看乡村教堂的通红的窗子，顿着穿高统毡靴的脚，跟仆人们开玩笑。他的梆子挂在腰带上。他冻得不时拍手，缩起脖子，一忽儿在女仆身上捏一把，一忽儿在厨娘身上拧一下，发出苍老的笑声。
"咱们来吸点鼻烟，好不好？"他说着，把他的鼻烟盒送到那些女人跟前。
女人们闻了点鼻烟，不住打喷嚏。祖父乐得什么似的，发出一连串快活的笑声，嚷道："快擦掉，要不然，就冻在鼻子上了！"
他还给狗闻鼻烟。卡希坦卡打喷嚏，皱了皱鼻子，委委屈屈，走到一旁去了。泥锹为了表示恭顺而没打喷嚏，光是摇尾巴。天气好极了。空气纹丝不动，清澈而新鲜。夜色黑暗，可是整个村子以及村里的白房顶，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烟子，披着重霜而变成银白色的树木、雪堆，都能看清楚。
繁星布满了整个天空，快活地睒着眼。天河那么清楚地显出来，就好象有人在过节以前用雪把它擦洗过似的。……
凡卡叹口气，用钢笔蘸一下墨水，继续写道："昨天我挨了一顿打。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拉到院子里，拿师傅干活用的皮条狠狠地抽我，怪我摇他们摇篮里的小娃娃，一不小心睡着了。上个星期老板娘叫我收拾一条青鱼，我从尾巴上动手收拾，她就捞起那条青鱼，把鱼头直截到我脸上来。师傅们总是耍笑我，打发我到小酒店里去打酒，怂恿我偷老板的黄瓜，老板随手捞到什么就用什么打我。吃食是什么也没有。早晨吃面包，午饭喝稀粥，晚上又是面包，至于茶啦，白菜汤啦，只有老板和老板娘才大喝而特喝。他们叫我睡在过道里，他们的小娃娃一哭，我就根本不能睡觉，一股劲儿摇摇篮。亲爱的爷爷，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带着我离开这儿，回家去，回到村子里去吧，我再也熬不下去了。……我给你叩头了，我会永远为你祷告上帝，带我离开这儿吧，不然我就要死了。……"
凡卡嘴角撇下来，举起黑拳头揉一揉眼睛，抽抽搭搭地哭了。
"我会给你搓碎烟叶，"他接着写道，"为你祷告上帝，要是我做了错事，就自管抽我，象抽西多尔的山羊那样。要是你认为我没活儿干，那我就去求总管看在基督面上让我给他擦皮靴，或者替菲德卡去做牧童。亲爱的爷爷，我再也熬不下去，简直只有死路一条了。我本想跑回村子，可又没有皮靴，我怕冷。等我长大了，我就会为这件事养活你，不许人家欺侮你，等你死了，我就祷告，求上帝让你的灵魂安息，就跟为我的妈彼拉盖雅祷告一样。




2 凡卡
"莫斯科是个大城。房屋全是老爷们的。马倒是有很多，羊却没有，狗也不凶。这儿的孩子不举着星星走来走去①，唱诗班也不准人随便参加唱歌。有一回我在一家铺子的橱窗里看见些钓钩摆着卖，都安好了钓丝，能钓各式各样的鱼，很不错，有一个钓钩甚至经得起一普特重的大鲶鱼呢。我还看见几家铺子卖各式各样的枪，跟老爷的枪差不多，每支枪恐怕要卖一百卢布。……肉铺里有野乌鸡，有松鸡，有兔子，可是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打来的，铺子里的伙计却不肯说。
"亲爱的爷爷，等到老爷家里摆着圣诞树，上面挂着礼物，你就给我摘下一个用金纸包着的核桃，收在那口小绿箱子里。你问奥尔迦·伊格纳捷耶芙娜小姐要吧，就说是给凡卡的。"
凡卡声音发颤地叹一口气，又凝神瞧着窗子。他回想祖父总是到树林里去给老爷家砍圣诞树，带着孙子一路去。那种时候可真快活啊！祖父咔咔地咳嗽，严寒把树木冻得咔咔地响，凡卡就学他们的样子也咔咔地叫。往往在砍树以前，祖父先吸完一袋烟，闻很久的鼻烟，讪笑冻僵的凡卡。……那些做圣诞树用的小云杉披着白霜，站在那儿不动，等着看它们谁先死掉。冷不防，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只野兔，在雪堆上象箭似的窜过去。祖父忍不住叫道："抓住它，抓住它，……抓住它！嘿，短尾巴鬼！"
祖父把砍倒的云杉拖回老爷的家里，大家就动手装点它。
……忙得最起劲的是凡卡喜爱的奥尔迦·伊格纳捷耶芙娜小姐。当初凡卡的母亲彼拉盖雅还活着，在老爷家里做女仆的时候，奥尔迦·伊格纳捷耶芙娜就常给凡卡糖果吃，闲着没事做便教他念书，写字，从一数到一百，甚至教他跳卡德里尔舞。可是等到彼拉盖雅一死，孤儿凡卡就给送到仆人的厨房去跟祖父住在一起，后来又从厨房给送到莫斯科的靴匠阿里亚兴的铺子里来了。……
"你来吧，亲爱的爷爷。" 凡卡接着写道，"我求你看在基督和上帝面上带我离开这儿吧。你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这儿人人都打我，我饿得要命，气闷得没法说，老是哭。前几天老板用鞋楦头打我，把我打得昏倒在地，好不容易才活过来。我的生活苦透了，比狗都不如。……替我问候阿辽娜、独眼的叶果尔卡、马车夫，我的手风琴不要送给外人。孙伊凡·茹科夫草上。亲爱的爷爷，你来吧。"
凡卡把这张写好的纸叠成四折，把它放在昨天晚上花一个戈比买来的信封里。……他略为想一想，用钢笔蘸一下墨水，写下地址：

寄交乡下祖父收

然后他搔一下头皮，再想一想，添了几个字：

康司坦丁·玛卡雷奇

他写完信而没有人来打扰，心里感到满意，就戴上帽子，顾不上披皮袄，只穿着衬衫就跑到街上去了。……
昨天晚上他问过肉铺的伙计，伙计告诉他说，信件丢进邮筒以后，就由醉醺醺的车夫驾着邮车，把信从邮筒里收走，响起铃铛，分送到世界各地去。凡卡跑到就近的一个邮筒，把那封宝贵的信塞进了筒口。……
他抱着美好的希望而定下心来，过了一个钟头，就睡熟了。……在梦中他看见一个炉灶。祖父坐在炉台上，耷拉着一双光脚，给厨娘们念信。……泥鳅在炉灶旁边走来走去，摇尾巴。……

①指基督教的习俗：圣诞节前夜小孩们举着用簿纸糊的星星走来走去。

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提出。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多余人的形象包括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赫尔岑笔下的别尔托夫、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等。 最早是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身上体现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而这一形象真正的广为流传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更加深入人心的。之后又有赫尔岑《谁的罪过》中“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博洛莫夫》中“奥博洛莫夫”等。 浅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一词源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坛，是对当时一种文学典型的命名。他们属于贵族知识分子，但既不满足于自己的上流社会，又不能跳出这种生活的小圈子与人民结合，所以在他人看来就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多余人”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多数出身于没落的名门望族，素受文化教养，不为官职钱财所利诱；也能看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在反动专制和农奴制下深感窒息。他们虽有变革现实的抱负，但缺少实践。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社会上无所作为。所以，我国高校的大部分《外国文学史》教材中说，了解“多余人”形象，“有助于人民认识沙俄专制制度的罪恶，也能帮助读者洞察到贵族青年知识分子身上的严重缺陷。” “多余人”形象的几个主要典型是：(1)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多余人”，他厌恶首都彼得堡的世俗社交生活，来到了气息清新的乡村。他拒绝了外省地主的女儿达吉雅娜的爱情，又在决斗中枪杀了自己的挚友连理斯基。待他象拜伦一样从各地漫游归来，在彼得堡再次同达吉雅娜邂逅相逢，反过来向达吉雅娜求爱时，此时，已成为社交界贵妇人的对方却拒绝了他。奥涅金既愤世嫉俗，同时又远离人民，空虚无为。(2)别尔托夫（赫尔岑小说《谁之罪》的主人公）本来有着“卓越的才能”和“伟大的抱负”，“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敞开着心扉” ，但一旦进入社会，就处处碰壁，而被迫成为“多余”的人。(3)毕巧林（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是一名贵族军官，天资聪颖，才智出众，对由当时环境支配下的那种空虚无聊生活感到失望，但又没法摆脱，因此苦闷彷徨，甚至玩世不恭。“狂热好动 ”与“人格分裂”是他的两大个性。作为第二代“多余人”，毕巧林比奥涅金更有才能，因而其悲剧性也更深刻。(4)罗亭（屠格涅夫同名小说的主人公）聪明、热忱、好思想、善辞令，向往真理、憧憬未来；但囿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加之本人脱离人民、缺乏毅力，他无论是在社会事业上还是在爱情事业上都碰了壁，遭到惨败。绝望之余，他只好承认自己的“无用”与“多余”，“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最后默默地在1848年6月巴黎墓战中牺牲了，临死前手里还拿着一面红旗。罗亭的最大特点是“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缺乏实干精神。(5)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同名小说的主人公）是最后一个“ 多余人”典型，尤其龌龊不堪。他虽说生性善良、颇有教养，但由于祖传的庄园领地和 300多个农奴供其享用，故无忧无虑，无所事事，天长日久便失去了意志和兴趣，养成了悠闲散漫、好吃懒做的习惯。他害怕任何变动，无论友谊、爱情都没法使他振作，只知道成天躺在沙发上，直到最后默默地离开人世。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反映了当时俄国生活的停滞，以及社会上要求变革现状的愿望。 用作家们自己的话来说，“多余人”群像是“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中间人物。他们既有缺点，又有优点；而且他们的缺点除了与他们自己思想、阶级上的局限性有关外，更多的还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从叶甫盖尼·奥涅金到奥勃洛摩夫，整个俄国社会越来越腐败，这是其背景；而诸“多余人”形象越来越龌龊便是其表现了。所以，作家们通过这些人物主要是反映现实的黑暗，希望改变现实，扭转时局。 无独有偶，在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史上，也出现过这样一批类似的“多余人”形象。这是很正常，很必然的。一则，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其社会背景与19世纪的俄国有相似之处，阶级矛盾尖锐，国家暗无天日，民族日趋衰亡，人们渴望变革，以打破这种悲观的现状；二则，中国的“多余人”们的特征，也是属于中、上层知识分子（包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大家族子弟等），有才识、有个性，对现状不满，欲图振兴却又看不到出路，因而内心矛盾、冲突；三则，在一些作家们作品中的“多余人” 角色身上，未尝不存在作者自己的影子。这与俄国文坛也是不谋而合的。不少作家们声称，他们的小说就是他们本人的准“自传”。作家与角色都是贵族知识分子，既有自己在才学、人品方面的诸多优点，同时又难免有思想上、阶级上、时代上的局限与不足。作家尽管在认识上要高于角色，但其本质是一样的，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渗透着自己的爱憎情感与对未来的追求、愿望。当他们对自己笔下的人物由欣赏走向批判时，他们就算是跳出了自己阶级、身份局限上的藩蓠，走向了新生。 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史上的几个主要“多余人”形象是：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等等。 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收入了他在1924至1925年创作的11个短篇小说。其中的一些篇什，多适应当时文化界阶级分化的形势，对几个接受了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探索，描述其痛苦与挣扎，也反映其在个人奋斗路途上的破产。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他们是革命阵营中首先觉悟的部分，但其个人抗争是软弱无力、一事无成的。其个人解放并不能离开社会解放单独完成。《彷徨》比起《呐喊》来尽管多了些忧郁的情绪，但笔法更冷峻，现实主义的力度更深刻，对于旧社会的分析与批判也更成熟、内在了。 当挪威现实主义剧作家易卜生的作品《娜拉》传至中国以后，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引起过长时期的强烈的社会反响。人们开始热烈讨论爱情、婚姻等重大问题。为此，鲁迅撰写了《娜拉出走之后》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自己的正确观点。此外，他还创作了他一生中唯一的爱情题材小说——《伤逝》，具体、生动地回答了大家：在当时的中国，获得了爱情自由以后，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吗？不！绝对不可能！单有成功的婚姻还远远不够，只有消灭旧礼教，打破旧制度，才能达到持久的幸福。《伤逝》的主人公涓生，在他与子君达到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目的，勇敢地冲出旧家庭、建立新家庭后，他们原以为从此美满顺利，结果一系列现实问题马上出来了：子君妄图扯紧涓生的衣角走路，让小家庭生活麻痹他的意志；当失业的打击到来时，子君就无以自处了。涓生起初还是有思想、有追求的，急于“救出自己”，视子君为累赘，想甩掉她。就这样，爱情濒临破灭的边缘，最终两人不得不分手。子君回到自己家里以后，性格懦弱的她，因受不了父亲的严威与旁人的冷眼，不久即郁郁而死。为此，涓生陷入了深深的悔恨和悲哀当中。他彷徨，探索。然而，新的出路又在哪里呢？他仍然迷惘。小说把批判寄托在事实的描述和感情的抒发里。鲁迅既以人物的遭逢来谴责社会的压力，同时又对知识分子的弱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彷徨》中，鲁迅还描绘了另外两个“多余人”形象。《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本来也是个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可是，在几经波折之后，便变成了一个“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士，把他的精力与时间消耗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既然不能自拔，也便失去了一切决断的能力与战斗的意志。《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曾经是个挂着“新党”头衔的赫赫人物，所以黑暗社会给予了他很大的打击，弄得他承受流言与失业的威胁，几乎要到挨饿、乞讨的卑下地步。结果他不得不向恶势力妥协，做了一个旧军阀（师长）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并且以一种愤懑无奈的心情与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对待社会，最后带着强烈的精神创伤，寂寞无助地死去。《在酒楼上》与《孤独者》反映了革新势力与传统势力间的尖锐对立，弥漫着革命退潮时期的沉重历史气氛。鲁迅以无比激愤的心情，描写角色悲惨的遭遇与强大的痛苦，同时无情批判了他们性格上的弱点。对于教育知识分子认识自己的处境，抛弃旧的生活道路，这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家·春·秋》是巴金的代表作，由3部连续性长篇小说组成，作者称之为“激流三部曲”。尤其第一部《家》最为光彩夺目。它创作于30年代初，描写了发生在20年代初四川成都一个高姓大家族中的故事。其中，觉新是作者刻画得形象最丰满的一个典型。他思想矛盾、性格复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多余人”之一。作为同样的一位青年，他也曾为新思潮所触动，偶有奋发进取、希求新貌的一面；他善良，正直，尽管他自己不想作封建家族的叛逆者，却保护了他那些敢于反抗与斗争的弟妹们。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背着因袭的重担，长期接受的封建正统教育，以及长房长孙（“大少爷” ）的地位，使他对旧家庭、旧制度一直抱着幻想，留恋难舍。觉新性格懦弱，缺乏“新生”的勇气和力量，面对封建恶势力的重重压迫，他一方面悲痛伤感，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只得逆来顺受，得过且过。他既成了旧制度的牺牲品，同时又不断充当着旧制度的维护者。对此，作者批判和否定了觉新屈从于封建势力的“作揖哲学”、“无政府主义”，同时，对他内心中的矛盾与痛楚又寄予了应有的同情。巴金在该小说中还塑造了另一个形象——“新人”觉慧，他是觉新的弟弟，敢作敢为，积极革命，并将他与觉新形成鲜明对比，告诉读者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对旧制度、旧势力迁就妥协，就必定会成为旧制度、旧势力的牺牲品与殉道者；只有摆脱其羁绊，奋起抗争，青年人才能争得“ 美丽的青春”。 肖涧秋是又一个典型的中国现代“多余人”。他是小说《二月》的男主人公。《二月》是《左联五烈士》之一、鲁迅极为赏识的青年作家柔石的代表作，出版于1929年11 月，反映了大革命时期浙江省偏远乡镇的生活。作品通过描写肖涧秋的生活经历和遭遇，再现了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动荡不安时代里的苦闷、彷徨与探索。自师范学校毕业以后，肖涧秋长期在外漂泊奔波达6年之久，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等到他实在觉得厌倦了，便来到一个名叫芙蓉镇的小地方，希图过一种安静的生活。然而，芙蓉镇并非“世外桃源”，缺乏宁静与平和，肖涧秋很快就被卷入了其矛盾斗争的漩涡当中，他对自己在大革命中牺牲的老同学的妻子儿女分外同情，预想用个人的努力来救助文嫂一家，以改变孤苦善良者的不幸处境。结果，这遭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歹人与愚昧冷漠的俗人的诽谤、攻击和鄙视、不解。同时，他与陶岚的自由恋爱，也引起了有些人的嫉妒和仇恨。最终，孤儿的夭亡、文嫂的自尽，给了肖涧秋深重的打击；他无力改变现实，又不愿意随波逐流，于是不得不逃离芙蓉镇，一走了之。肖涧秋是一个“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的人，是一个游离、彷徨于大革命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典型。他终于没有成为一枚齿轮，只好还原为一粒石子。柔石通过主人公的失败和几种知识分子倾向的描绘，揭露了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同时在客观上也对脱离现实的人道主义与个人奋斗进行了否定，让人们由此“照见自己的姿态”，去思考与探求人生道路。《二月》受到过鲁迅先生的好评，对其相当不错的思想价值与艺术水平给予了充分肯定。当然，它也存在一些缺点：对肖涧秋的同情过多，而对他身上的消极成分剖析不够深，情感有些低沉，也没能给知识分子们指出一条新的出路来。 在作者的另一部作品《旧时代之死》中，柔石还塑造了另一位“多余人”形象—— 朱胜yǔ＠①。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初稿写成于1926年春夏，1929年8月经鲁迅推荐而得出版。它描写“一位落在时代的熔炉中的青年，8天内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经过”。作者“收拾青年们所失落着的生命的遗恨，结构成这部小说”。其主人公朱胜y ǔ＠①原来就是一个热情洋溢、富有抱负的青年，由于乃父去世，他的家道衰落，导致他失学、失业，甚至病倒，精神上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他也由此看穿了社会“残暴与专横的辗转、黑暗与堕落的代替、敷衍与苟且的轮流”的真面目，故而憎恶它，想对它发起抗争。但是，朱胜yǔ＠①又缺乏抗争的勇气和力量，看不到光明的彼岸，于是深感压抑、痛苦与彷徨。“一种旧的力压迫他，欺侮他；一种新的力又引诱他，招呼他。他对于旧的力不能反抗，对于新的力又不能接近，他只是在愤恨和幻想中，将蜕化了他的人生；在贫困和颓废中流尽了他一生的泪”。后来朱胜yǔ＠①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住在尼姑庵里，并把其中的尼姑奉作精神的母亲，皈依她所提倡的“一切皆空”的人生哲学。他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所以当得知朱婚妻自尽以后，他内疚、绝望、厌世，最后只好也服毒自杀了。这部小说展示了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动荡黑暗的大革命年代，既无勇气与决心投入群众的革命洪流，又不愿与旧社会同流合污，因而犹豫、徘徊、悲观、绝望，最终归于毁灭。在其《自序》中，作者宣告：“我是意识地野心地掇拾青年的苦闷与呼合，凑合青年的贫穷与忿恨；我想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 作者把朱胜yǔ＠①看作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并“寄希望这旧时代，同他俩一同死亡”。对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作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可是，对他的脆弱、悲观和厌世，作者也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柔石在作品中揭露和控诉旧时代的罪恶的同时；还通过主人公自杀前的呐喊等形式，透露出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和对革命前程的探求。小说《旧时代之死》尽管仍存在基调低沉等缺点，但对于当时“站在新时代台前奋斗，或隐在旧时代幕后挣扎的朋友们”，都是有一定的启发与教育作用的。它曾得到过鲁迅先生的好评，称它“总算是一部……优秀之作。” 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是第4个重要的“多余人”。《倪焕之》曾被茅盾称为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扛鼎之作”。它以小学教师倪焕之的生活经历作为线索，形象地再现了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倪焕之是个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个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待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上，他始终站在超政治超阶级的立场，将两者对立起来，而陷入了唯心主义二元论的泥淖。由于受辛亥革命的启蒙，倪焕之萌发了初步的民主革命思想。同时，他还受到了教育至上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他与蒋冰之合搞“革新教育”，就是企图以教育改造社会、代替革命。“五四运动”的狂潮把他从家庭、学校推入了社会，使他认识到了自己鄙视政治、脱离实际、“教育至上”的严重错误。他开始把教育同革命联系起来，要求自己“做个革命的教师”。但是，由于仍然没有脱离二元论的窠臼，他始终把教育与革命等量齐观，认为教育是革命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凭借”。“五卅运动”中，他的思想有了一次飞跃，肯定了工农的伟大作用，喻其为“万古煌耀的太阳”，而他自己，“飞行的终点正就是这个太阳”。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倪焕之身上具有了更多的政治色彩，成了左派革命党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然而，他脑海中潜伏的“教育至上”观并未得到彻底清算，不时阻碍着他的进步；当工人起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他却闭起门来起草乡村教育计划，将发展乡村师范当作一帖 “能收百效的药”。而当起义胜利之日到来时，他依旧固步自封，没想到要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摧毁旧教育，而仅仅对原有的教育体系作些措施、方式上的细枝末节改革，也便暴露了其改良主义的危害性与反动性，因此，到了小说末尾，与将介石磨刀霍霍扑向工农政权与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之际，倪焕之一下子堕入了苦闷的深渊，消沉、颓废，对前途丧失信心与希望，郁郁病死，结束了自己年轻的一生。倪焕之的人生故事，体现了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走向革命的历程中，其艰难、曲折、复杂。同时，读者也可以从中看出历史潮流对一个人的有力影响。倪焕之的身上包含有作者叶圣陶的一些影子。作品对他昔日所搞的“革新教育”破产的描写、“教育至上”思想的批判，实际上也就同作者本人过去的某些改良主义认识作了彻底的否定、摒弃、清算。所以，这部小说是不同寻常的。 第5大中国“多余人”形象是曹禺剧本《雷雨》中的周萍。《雷雨》是曹禺在1933年创作的第一部剧本，这也是作者的代表之作，它反映了在北方都市里大资本家周朴园家中矛盾、复杂的人际关系。剧中的周萍是一个悲剧式人物。他是周朴园的长子，按理说应该成为家里的宠儿、周朴园事业上的当然继承人。然而不幸的是，他只是周朴园与当年周家侍女鲁侍萍的私生儿，生活在没有母爱、只有父严的家庭中。尽管他在物质上养尊处优、吃穿不愁，但在精神上则是十分的苍白，空虚、苦闷、压抑。他的出身、教养和生活环境，造就了他自私、虚伪、玩世不恭却又犹豫怯懦的极其矛盾、复杂的性格。这种性格表现在各个方面：一方面他竭力要维护父亲的尊严与威信，维护父亲亲手建立起来的“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族利益；另一方面他又诅咒父亲、诅咒家庭，并且以其不轨行为直接破坏父亲的声望，损害周家的利益。为填补精神上的空虚，他一时感情冲动，占有了自己的后母繁漪，乃铸大错。可是，为了自救，为了寻找新的刺激，他又将繁漪遗弃，却把同父异母的妹妹四凤给诱骗了，陷入更加无法自拔的苦闷的深渊。他企图继承乃父的衣钵，但又缺乏乃父那种创业的意志、魄力与手腕。他虽然没有资产阶级兴家立业时的“雄心”，却有其荒淫无耻、贪图享乐的劣根性，还有封建没落时期的颓废和消沉。他虽然有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的愿望，却不幸生活在封建势力已日薄西山、行将就木，而资产阶级亦日益腐朽、软弱无力的衰亡时代。这个时代，绝不会给他提供任何改良现况的物质与精神力量，只是以他的灭亡而告终。正如作者所云，他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空形”，一个没有生命价值的纨绔子弟。周萍是其父亲周朴园罪恶的产物，同时也是周朴园罪恶的延续与代价。故作者曹禺在《雷雨·序》中写道，他创作这部剧本，就是为了“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典型，主要就是涓生、觉新、肖涧秋、倪焕之、周萍这5个。从涓生到周萍，我们同样可以看出，由于社会越来越黑暗，矛盾越来越激烈，“多余人”也变得越来越羞耻、可恶。这与俄罗斯的同类现象的发展轨迹，简直如出一辙！此外，前文提到的魏连殳、吕纬甫、朱胜yǔ＠①3个，也是相当重要的“多余人” 形象。在下文中，笔者想再谈及几个较重要的人物。 茅盾的早期作品，创作于1927年前后的《蚀》三部曲，是由《幻灭》、《动摇》、《追求》3个中篇小说组成。其中的《追求》描写了大革命失败后一批从革命队伍中游离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大时代中一小卒”张曼青、“半步主义者”王仲昭，以及曹志、章秋柳等人）的生活、思想与精神状态。他们在白色恐怖之下，苦闷、彷徨。可是，他们仍不甘心消极，还要继续努力，希图对社会有所贡献；但由于没有正确思想的引导，其追求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不得不处处受阻。他们都是人生的迷途者，其命运必然是可悲之极，或消沉厌世，或盲目乱闯，或任性放荡，或自甘堕落，而演绎出一幕幕“幻灭”的悲剧来。 郁达夫小说《沉沦》（1921年出版）的主人公“他”也是一个“多余人”典型。“ 他”作为中国留日学生，性格忧郁孤癖，同时又多愁善感、内心自卑，甚至有变态情结。这个“弱国子民”沦落在异国他乡，在强烈的民族歧视气氛中，他那强烈的爱情要求又遭到压抑和扭曲，因而失望、忧伤、羞怯、悲哀，最终发展为性变态。“他”先是手淫——“被窝里犯的罪恶”，继而偷窥旅馆主人的女儿洗澡，去野外偷听男女幽会时的私语，直到本人跨进妓院，结果是投海自杀。“他”始终觉得周围的人都在怀着恶意把眼光射到他的背脊上，瞧不起他，故而感到十分孤寂。而这都是因为他是中国人。他在心里喊道：“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在最后投海自杀时，他又运眺祖国方向，撕心裂肺地喊道：“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分明是作者本人在喊，而非一个变态患者。作品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反映民族歧视心理给主人公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主人公自己性格上的矛盾、冲突，这不能不说是基于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质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他”身上包含着作者郁达夫突出的“自传”色彩。郁达夫在创作完《沉论》之后还回忆它说：“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政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向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见《忏余独白》）。 郑振铎早期的短篇小说《淡漠》（1923年）很有些近似于鲁迅的《伤逝》。一对“ 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文贞与芝清，因志同道合而实行自由恋爱，并各自摆脱了原有婚姻的束缚。但是，由于他俩彼此对“人生目的”的看法、态度各不相同，再加上文贞把恋爱看得超过了一切，太过理想化，必定酿成最后的悲剧。其同居的开始，亦正是其分手的起点。《男方芝清》经过生活的磕碰，变得现实、世故、随波逐流起来。对此，文贞深表不满，由挚爱他而淡漠、消极、悲观，以至于幻灭。这时她认为：他俩已生活在 “两个绝不相同的思想世界上”了，分手不可避免。 沙汀创作于“抗日战争”期间的长篇小说《困兽记》，大规模地反映了国统区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与遭遇，描写他们蜗居于四川某小城镇中，在时局扭转后的苦闷、抑郁、愤怒和追求。一位从前线归来的旧友唤起了他们抗战初期宣传抗日的热情；但当他们重新筹备演剧活动时，却因为不容于反动当局而归之失败。小说以此情节为主线，还穿插着因生活苦闷而发生的爱情纠葛。在这群小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存在着浓浓的“多余人”性格：虽然希望有所作为，但终因力量弱小，并且内心彷徨，结果一事无成，纵使有激情，如果缺乏实干精神，优柔寡断，脱离群众，而又眼高手低，岂非徒留笑料？ 总之，通过以上众多“多余人”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上，由于时代背景类似，由于作家们自己的出身、经历、思想也相近，创作出了一批与19世纪俄罗斯文坛的“多余人”典型大同小异的文学形象来。如果要再深入分析，他们之间在产生、表现、结局上尚有些许的差别，而各个人物也有具体的不同；但是，在更多方面，他们还是出入不大的。中国的现代作家们从俄罗斯文学中得到启发，汲取精华，为我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其杰出的贡献。这一批光彩夺目的“多余人”典型，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物长廊中都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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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漳县15179216683： ...为自己时代极为喜爱的契诃夫受到许多问题的折磨:我为什么写作?需要我吗?艺术家的事业是什么?我的文学职业的目的是什么?“多余的人”概念的... - ？
乔汪天麻：[答案]小题1: 含义: (1)契诃夫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主人公(形象)数量和类型是十分丰富的.(1分) (2)契诃夫表现了19世纪末俄国的时代生活特性(或19世纪末俄国的社会的广阔性).(1分) 作用:领起全文(或领起下文).(2分,答“承上启下”...

南漳县15179216683： 求契科夫短篇小说集的好词,好词!急求! - ？
乔汪天麻： 不能用温情征服对方的人,用殴打也征服不了对方.——契诃夫《契诃夫手记》1.我发誓永远不做作'做真实的自我'有一颗真实的灵魂.品尝出的是一切世间真实的味道.没有经历过苦难,就不能理解弱者的痛苦 时近黄昏,太阳(一种淡黄色彩...

南漳县15179216683： 契柯夫的作品有那些? - ？
乔汪天麻：契诃夫出生于小市民家庭,父亲的杂货铺破产后,他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契诃夫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

南漳县15179216683： 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于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多余者”形象有何异同? - ？
乔汪天麻： 零余者,亦称“多余的人”或“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 郁达夫识分子的一种典型.最早的零余者形象是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而零余者这一称谓的流行,主要是在屠格涅夫的《零余者的日记》出版之后.

南漳县15179216683： 谈谈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
乔汪天麻： 代表人物有其作品《罗亭》中的罗亭和《贵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夫,“多余人”这个称呼因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而得名.

南漳县15179216683： 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的人物形象是谁,在与之相对照的女主人公()倾注了自己全部的 - ？
乔汪天麻： 多余人:叶甫盖尼·奥涅金 女主人公:达吉雅娜

南漳县15179216683： 多余人形象指的是那几位 - ？
乔汪天麻： 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 求采纳!

南漳县15179216683： 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特征 - ？
乔汪天麻： 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 郁达夫将之译翻译作《零余者的日记》 《零余者的日记》是屠的一部中篇,作品一问世,“零余者”这个名词就流行于俄国文坛.小说以一个自称“零余者”的患肺病的破落贵族青年,死前二十天的日记形式写成,这类形象在十九世纪俄国又被称为“多余的人”.他们不属于过去的时代,因为他们已经看到过去的时代的种种弊病,但他们也不属于未来,因为他们在过去的时代成长,无力改变自身.因此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多余的人”,一个在所有问题上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