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的明智维新可以成功,中国的变法却失败

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而中国戊戌变法却遭到失败~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是中日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进行的改革。戊戌变法失败了，日本明治维新却成功了。这是因为：

首先，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比日本的资产阶级软弱得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先的软弱性，而封建势力的顽固与强大又远远超过日本；日本资产阶级本身的力量，经及他们联合西南诸藩的大名，武士结成的联盟，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强大得多。其次，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本身软弱，又有能从农民为主的广大群众中去寻找力量，甚至敌视人民，而只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日本的资产阶级和西南诸藩、中下级武士、商人、新兴地主结成的“倒幕联盟”，正是借助了反幕府统治的农民起义、市民暴动的力量，才取得了武装倒幕运动的胜利。再次，明治天皇不仅有倒幕力量的支持，而且还进行了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明治维瓣的前提是用武力推翻幕府统治，目的之一是为了摆脱外来压迫；中国的戊戌变法虽然也颁布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根本无有涉及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维新派也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但是他们幻想帝国主义支持变法，他们打着孔子的旗号，捧着皇帝的诏书，只是幻想在封建主义可容许的范围内进行改良。事实证明，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势力的顽固和强大、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改良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

主要因为：
一， 改革的国情不同
从1185年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前的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实际统治权都被各种不同的征夷大将军所掌握，日本的天皇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统治者。明治维新前，全日本大小诸侯有三百个左右,其中最大的诸侯是德川幕府。德川幕府以天皇所封的征夷大将军为官职,挟天皇以令诸侯。所以明治维新的第一步，就是要结束这种军阀割据的状态，建立全日本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前的清朝，除了其中有短暂的分裂状态，绝大多数时间一直都处于统一状态。可是戊戌变法的第一步，却是从分裂中央集权内部开始，将原本统一的国家统治集团，分裂为“后党”和“帝党”这两大政治集团，最后甚至发展到要用武装政变来彼此消灭对方。
从分裂走向统一符合正义期待和历史潮流，从统一走向分裂，则注定要失败。
二，改革前的准备不同
德川幕府末期，以下层武士阶层和地方诸侯为主的意在恢复日本天皇实际统治权的“尊王攘夷”活动风起云涌连续几十年，不但在思想上、军事上，而且在人才上、经济实力上等都为明治维新做了充分的准备。
戊戌变法从共车上书开始。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到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前后一共只有三年时间，除了在全国一些地方组织了强学会和出版了一些报纸为变法做宣传外，既无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准备，也没有思想上和人才上的准备。尤其是作为发动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也完全不具备成熟的变法思想和能力，只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激于义愤而突然产生了上书变法的冲动，对于究竟应该怎样变法等，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准备。
准备越充分的改革越容易获得成功，缺乏必要准备的改革难免失败。
三，改革的领导者不同
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而且是在长达几十年的幕府末期的血与火的革命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成分包括职业革命家、各诸侯的职业军人和官僚，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等。比如说坂本龙马是武士出生，眼见着许多武士为了推翻幕府被屠杀，多少次地方诸侯的反抗被镇压,他自己也一直被追杀，终于领悟到只通过盲目的暗杀行动来推翻幕府是行不通的。他通过海运知识的学习和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等的长期学习，逐渐成长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创办了从事国际贸易的“海援会”，这不但为推翻幕府培训了海军人才，还为推翻幕府积累了资金，帮助与幕府分庭抗礼的诸侯从国外秘密购买了大批先进的武器，更加重要的是通过让不同的诸侯入股“海援会”的方式将原本分裂各自为阵的地方各大诸侯联合起来。
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只是一个脆弱无能的皇帝和几个没有丝毫从政经验的热血文人，他们既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也没有一套可行的改革方案，甚至不了解基本的国家管理的常识。
没有成熟领导者的乌合之众，是不可能让主宰数亿人命运的大国改革获得成功的。
四，改革的策略不同
围绕怎样推翻幕府的问题，一直以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非法地进行武装讨伐和暗杀，一种是合法地进行武装讨伐。所谓合法地讨伐，就是要有天皇的许可，可是天皇一直都在德川幕府的监控之下，根本不可能公开发出讨伐令。当时的日本天皇，就像当年被曹操控制的汉献帝。所以推翻幕府的革命一直都是非法的，也一再以流血失败告终。正是在吸收了这些经验教训之后，坂本龙马提出了“大政奉还”的策略。也就是说不通过武装流血斗争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而是让德川幕府自己主动将统治权交还给天皇，然后组成新的全日本真正统一的新政府，德川幕府也像其他诸侯一样平等地参与新政府的管理。
这样一来，国家达到了统一的目的，德川幕府也避免了被消灭的命运，是一个多赢的结局。为了让德川幕府主动交出正确，各诸侯同时加强军备，以武逼和。坂本龙马提出的“大政奉还”的策略得到了各大诸侯的赞同，并且在他的联络下，展开了游说工作，最后终于在1867年迫使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主动向天皇提出辞呈，使“大政奉还”从理论变成现实。
戊戌变法基本上可以说没有策略，反而从一开始就与依然拥有强大能力的“后党”争权夺利，最后甚至想通过买通“后党”的军人来搞政变吃掉“后党”，实在是愚不可及！
正确的策略能保证改革的成功，没有正确可行的策略即使不将改革引向失败，也往往会让改革走上弯路或误入歧途。
五，改革的方案不同
明治维新不但有“大政奉还”的高明策略，而且有具体可行简明扼要的方案，这就是坂本龙马提出的“船中八策”，其内容如下：
1， 将天下的政权奉还给朝廷，一切政令应该由朝廷来发布。
2， 朝廷要设立上下议政局，设置议员，讨论决定朝政，决定朝政的根据必须是公义。
3， 召集全国有才能的公卿、诸侯、及平民百姓中的人才，聘用他们为顾问，并赐给相应的官爵，将原来朝中有爵无能的官员辞退。
4， 外交必须经过广泛的公议之后，才能缔结新的条约。
5， 参照原来的旧法，建立一套新法大典。
6， 必须大力扩展海军。
7， 必须建立属于天皇和日本的全新陆军。
8， 根据法律，平等地与海外各国进行金银货物贸易。
从《船中八策》到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的《 五条誓文 》，主要内容基本相同，而且几十年始终如一。戊戌变法完全没有一个主要明确的改革方案，在短短的103天内颁布了180余道新政上谕,不但毫无轻重缓急之分,也让地方官无所适从,疲于奔命。
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的贯彻实施和坚持是
六，改革的重点不同
明治维新的主要工作，是从无到有，重点是建立原来没有的东西，比如具有现代民主体制的议政制、建立现代国防、对外开放引进西方的科技、开办现代教育等。做起来阻力就比较小。戊戌变法则是从旧到新，重点首先是要将原来的否定，然后另外搞一套新的，这样阻力就很大。
任何社会改革都会遇到阻力，关键是怎样因势利导，抓重点进行改革突破，通过点的突破来带动面的改变。
七，改革的获利者不同
明治维新的获利者是全体日本国民。正如司马辽太郎在书中所写的那样，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没有“日本国”的概念，只有藩王和天皇的概念。明治维新之后，打破了国民原来的等级制度，才有了“日本国”和所有国民平等的“日本人”的概念。
以《 五条誓文 》中关于教育的内容来说，日本在当时就开始了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
与此相比，戊戌变法虽然提出了废除科举的制度，却没有在全国同时推行义务教育，在这样大的一个中国，只兴办了一座京师大学堂。说来惭愧，直到今天，在中国也还没有完全实现全民免费的义务教育！
戊戌变法的获利者是极少数，但却是以剥夺极大多数人的既得利益为前提，对于更广大的普通国民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获利可言。
不能使绝大多数国民获利的改革就无法得到绝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也是不能长久和成功的。
八，国民对改革的态度不同
明治维新除了遭到德川幕府的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外，受到了绝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拥护和赞同，尤其是在的德川幕府的顽固派的叛乱被评定后,几乎得到了全体国民一致的支持,国家在这样的改革下迅速强盛起来,国民也从这样的改革中很快富裕起来，真正实现了民富国强。
戊戌变法除了颁布了一大堆没有来得及实施的新政，和建立起了许多书生论政的报刊社团之外，国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实惠，所以改革基本上没有得到国民的认同。
不能得到绝大多数国民认可的改革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九，对外国势力的态度不同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也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辱，也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也介入了日本国内的军方争斗的势力。比如说当时的法国是支持德川幕府的，而长州藩则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坂本龙马等有识之士正是看到了外国势力对日本的介入，担心一旦各地方藩王都通过得到外国政府的支持来展开推翻幕府的战争，那样，日本国民不但自己要展开大规模的彼此屠杀，而且在屠杀完之后，日本各藩王将更加严重地被各西方列强所控制，日本也将陷入更加分裂的状态。所以为了避免外国势力的介入，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迫使德川幕府将“大政奉还”。这一历史事实与国内某些学者所谓的明治维新是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才获得了成功的观点正好相反。
戊戌变法最后激起了“后党”的屠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光绪拉拢袁世凯，企图借助其兵力搞政变，二是光绪定于八月初五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计划聘其为新政顾问官。这两件事引起后党集团极大疑忌，他们最害怕帝党掌握武装，最担心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促使帝国主义扶植光绪帝从慈禧手中夺权。于是慈禧决定抢先在光绪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
由此不难看出，真正企图得到外国势力帮助的，不是明治维新而是戊戌变法。明治维新的成功，正是因为摆脱了西方列强的介入。可悲的是，中国从戊戌变法直到今天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各种政治集团依赖外国势力的介入来维持和争夺自身利益的悲剧依然没有落幕！
任何指望通过外国势力介入的改革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便获得了一时的胜利，也很难持久，并且会留下后患无穷的后遗症。
十，改革的时间长短不同
对于明治维新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似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文章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20年，有文章说，明治维新用5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了2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从外交角度上来说，如果一个国家彻底废除外国强加于其的不平等条约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强大的标志的话，那么日本从1854年被迫与美国签定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68年的明治维新，然后经过持续改革，到1911年才全部废除了西方列强强迫日本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从1868年到1911年是43年。
戊戌变法不但在变法前时间极短，在变法后更是只维持了103天。戊戌变法这一如此鲜明的“不可持续性”本身，就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由此可见, 戊戌变法的实际价值是被中国人过分夸大了，其真正的价值我只能说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戊戌变法的失败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在今天，当这两次社会变革都走入历史之后，我们来分析比较其利害得失，不是为了褒贬谁，而是希望能为我们今天的改革提供一个参考。个人觉得，中国改革真正可以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提并论的，不是戊戌变法，而应该是邓小平所领导的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日本的明治维新用了5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了200年时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那么中国的这次改革需要用多少年才能走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了2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呢？这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要点。
中国的人口和国土面积均比日本大十倍以上，因此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能以两倍于日本明治维新的速度完成明治维新所完成的任务，我想是可以值得自豪的。放眼今日中国，在经济、交通、国防、城市建设、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日本明治维新所完成的任务，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在国民福利等方面都还远远没有完成日本明治维新所完成的任务。尤其是在完善公民社会福利保障方面没有完成日本明治维新的任务，我觉得是非常遗憾和羞愧的，也是应该警惕的，不管在什么历史时代，一旦公民的社会福利得不到基本的保障，任何改革都将面临极大的危机。所以，个人觉得，今日中国改革的第一要务，是尽快搬走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上学难、就医难、就业难”这三座大山。评论|2
2011-08-05 00:39春秋adam|二级在日本天皇的地位和中国皇帝的地位不一样。天皇只有一只血脉，从来都是。而中国的皇帝是风水轮流转的。对于皇帝的神化导致的皇帝这面大旗在中国和日本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明治维新有一定的民众基础。同样是维新，“君子”们就知道做官下一些要这样不要那样的命令；而明治维新是建立在一定的军事力量的基础上的，相当于是资本主义团体搞军事政变。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不同结局的原因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5&id=586516)

1、虽然维新目的相同，但侧重面不同

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都以西方为榜样，以改革为手段，企图在保留封建地主阶级特权的前提下，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戊戌维新提倡君民共主，改革封建官僚机构，利用南学会变相推行地方自治制度；经济上要求“以工定国”；科学文化方面力主废除八股科举，积极发展资本主义教育、新闻、出版、文化事业，培养资本主义所需人才。至于路线，戊戌维新领导人早期寄望于达官贵人，尤其是圣上光绪的一声谕旨。政变后仍抱定“唯有一策，尊皇而已”。

明治维新的施政大纲同样是皇权专制与西方议会政治的结合。早在政变前，维新派有名的《船中八策》就明言：“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应出自朝廷”，“设上下议政局……万机应决于公议。”这是明治政府的五条誓文的基石。“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日本维新派在改革路线上死死抓住的也是个政变前并无实权的傀儡天皇。明治维新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意义，并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鲜明特点的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它是以暴力夺取政权作为维新的前提。

虽然日本和中国都是封建专制国家，但两国历史差别很大，维新前夕的政局也截然不同。日本大约在公元4—5世纪由大和朝廷完成了统一，经过7世纪中叶大化革新，确立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公元12世纪末，源赖朝树立了武士政权，它代表新兴封建领主阶级利益。这个政权的中央机构为幕府，把持全部朝政。天皇大权旁落，只是日本民族最高统治者的精神象征。1603年，德川家族在江户建立幕府，明令将日本分为士（武士）、农、工、商四个等级，而掌权的武士阶级，又细分为许多阶层，上下尊卑，等级森严。以幕府将军为首，下有诸侯（大名），其领地称藩国，政治经济军事上皆具有相对独立性，自成行政系统。所以德川幕府统治制度又称“幕藩体制”。

19世纪30—40年代，一些经济实力雄厚、政治影响较大的强藩，如长州、萨摩、土佐、肥前等，成功地进行了“藩政改革”。他们顺应商品经济发展趋势，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和军事技术，积极扩大对外贸易，促进了藩内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日本维新志士，是藩政改革核心力量，在夺取藩政实权、推行改革措施的过程中，他们同腐败的门阀保守势力反复较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起活动据点。他们打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集中力量打击幕府：符合日本民族渴望建立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社会心理要求，以结束当时国内由260多藩割据造成的分裂局面；顺应日益高涨起来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以结束列强对日本的侵略；适应千百年来形成的奉王政为正宗的传统道德舆论，具有极大的号召力。60年代初，维新派著名领导人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在长州藩组织“奇兵队”等各色“诸队”，建立倒幕武装力量。1867年底，维新派领袖大久保利通等人，以天皇名义下“讨幕令”，作为集结长州、萨摩等藩军队的合法借口。翌年1月3日，他们发动了“王政复古”政变。同日，京都郊外打响了国内战争第一枪，由此日本历经为期一年半波及全国的内乱。在这次著名的戊辰战争中，维新派战死3500多人，幕府方面战死4700多人。政权更替通过暴力斗争得以实现。

夺取政权后，维新派随即抛出《维新政体书》，“建立议会制度”，实行三权分立，官吏公选，并部分轮换。同时，维新派牢牢掌握了政府各个要害部门及组织人事大权。

中国维新派面对的政局和历史遗产，与日本截然不同。自秦朝以来，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皇帝独揽乾纲。到明清时君主专制制度尤为完善，雍正以后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维新派没有日本那样的强藩作后盾，更无可能拥有自己的据点独立地创建、训练军队。晚清时期虽出现过地方实力派，但关键时刻都无一例外地效忠慈禧。慈禧与光绪虽有矛盾，却始终未达到公开决裂的程度。清廷实权，一直牢牢掌握在慈禧手中。中国维新派尽管曾得过几个军机章京的头衔，但从未真正夺到过政权。而日本维新派则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二者结局不同的根本原因。

2、依靠力量不同

明治维新的骨干力量是日本中下层武士。幕府末期，由于幕府和各藩财政状况恶化，中下层武士的经济地位日益低下，有时甚至俸禄不保，生活无着，不少武士沦为浪人；严格的等级制度，又使他们深受政治压制，难有出头之日，福泽谕吉自幼“对门阀制度表示愤恨”；加上西方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种种因素，都促使他们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向往社会变革。同时，他们同幕府和藩主经济依赖关系日渐破坏，政治从属关系相应松驰，可以有很多机会学习西方文化知识。维新前夕，“最热心的荷兰学者往往是浪人和下级武士”，“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获得了西方科学和思想的相当知识”，“习知海外的发展大势”。

明治维新领导人多为长州、萨摩藩的中上层武士。他们同藩主有世代相传的比较紧密的历史联系，对藩内政治也有较多发言权，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动向。他们大多参与了藩政改革，于五、六十年代掌握了藩内实权。受过比较长期的政治锻炼，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戊戌维新领导人，普遍缺乏政治实践锻炼。他们成长于书斋，维新前都未从事过社会管理工作。谭嗣同阅历较广，但也不是政治家。中国维新派，没有同任何一个地方实力派建立起如日本维新派同强藩主之间的那样密切的一体关系。政变后，维新派纷纷浪迹日本，萍踪四海，连一度作为维新派大本营的湖南省，也无立足之地。

日本维新派联系的社会力量，也同中国维新派大不一样。日本维新派不仅公然同足以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强藩结盟，而且以町人阶层（商人、手工场主、农村富农）为其靠山。町人大力支持维新派，安政大狱逮捕的维新志士梅田云滨，得到了全国豪商富贾的资金捐助。他本人也借助他们的财力，经营长州藩物产买卖。对倒幕运动有重要推动作用的樱田门事件，金融支持出自水户地区的蒻粉制造主樱岗腰包。不少町人直接出面参加维新事业，如绉纱机主利喜藏、棉布批发商菊地教中等，有的人还献出了生命。而《船中八策》的起草者坂本龙马，自己就是个酿酒家。“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更有力的证据，则系乌羽伏见之战的军饷（这一仗为维新派军事胜利的关键）及明治政府的财政，主要支柱靠三井、岛田、小野等大商业资本的借贷。明治政府军所到之处，大商人都缴纳了所谓“御用金”。虽然并非自愿，也说明在维新派与幕府之间，他们宁可选择前者为自己的利益代表。农村富农也多支持维新派，由他们为主干组成的长州“农兵队”，在戊辰战争中发挥了作用。仅小郡宰判一地，就拥有10支农兵队，兵力2340人。新发田藩新兴地主富农也组织了“草莽队”，同维新军队一起作战。

中国维新派主要从官僚和知识分子中寻求支持。其指靠重点为清廷中的帝党，和张之洞为首的部分洋务大员。这些人改革封建政权的愿望不强烈，对封建制度则加以保护。他们脚踏两只船，见风使舵。至于富商大贾，保国会虽有列名，但至今未见足够材料说明他们给维新运动以较大的人力物力支持。资本家中，张謇同维新运动关系较深，但不是其核心人物，政治态度比康梁更软弱。可见，中国维新派既无日本强藩那样的强大政治后盾，又无日本维新派赖以持久活动的雄厚经济实力，因而在政治上难有作为，转而把思想启蒙作为运动重心。

3、维新派领导人的能力、经验不同

日本维新派领导人久经政治风浪考验，富于大无畏精神。其先驱佐久间象山说：“今日为国家画长计舍我其谁也？纵令为此殒命，他日必有从我说者”。他曾长期被监禁狱中，但丝毫不退缩。他的学生吉田松阴继承他的志向，写诗自警：“士当得正而毙，何以明哲保身？不能见机而行，犹当杀身成仁；道并行而不悖，百世以俟后人。”他以生命实践了誓言。而吉田松阴的学生，被誉为吉氏双璧的高杉晋作、久坂玄瑞又继续战斗，确实做到了为维新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高杉、久坂殉国后，军事奇才大村益次郎，作为他们创建的“奇兵队”司令官，又率领后起之秀伊藤博文等人，在戊辰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足见日本维新派前仆后继的坚强意志和沉着镇定的应变能力。

中国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缺乏清醒认识和足够准备。事变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一筹莫展。他们的个人经历，也相对较少坎坷，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与日本维新派相比差距甚远。除谭嗣同、唐才常少数人外，其余的人都没有足够的魄力同封建势力一决雌雄。戊戌政变后，为人师表的康有为哭天抹泪急着跳海，献身“甘为万世”的梁启超仓惶出逃，严复、黄遵宪一时噤若寒蝉，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日本维新派精明强干，长于韬略，是批出色的政治家、权术家、军事家。目标坚定，百折不挠，死死咬住夺取政权这个环节不放。在步骤上，稳扎稳打，谨慎行事。新政府成立，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后改定的五条誓文，并无倾盆大雨，却实实在在地初步改造了政体。然后逐步实行废藩置县，取消身份证，废除士族华族特权，改正地税，发展实业和近代教育，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开化。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从1869年正式谈判开始，到1894年签订日英通商条约，基本恢复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争得国际贸易最惠国待遇，花费25年时间。到1910年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次年签订新约，完全取得关税自主权，前后花了42年时间。这表现出明治维新具有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性质，也表现出明治人物的坚韧毅力。在策略上步步为营，选择了一种阻力最小的路线和做法。

明治人物还善于利用形势，争取和利用各方面力量，打击最主要敌人。维新前，其矛头直指幕府，敢于为此调动平民、乃至农民武装。长州藩“奇兵队”、“农兵队”，是倒幕武装的主力队伍。维新成功后，明治人物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用公债偿付形式迫使他们转变为用公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本来，日本封建势力十分强大，其贵族僧侣人数占全国人口10%，超过法国大革命前的封建阶级在法国人口总数中的5—6%的比例，破坏性很大。明治政府的赎买政策，显著减小了封建阶级反抗的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当然，这又是很大的妥协，是明治政府借口巩固同封建贵族的联盟，扼杀方兴未艾的农民起义和自由民权运动的手段。

戊戌人物则缺少谋略。谭嗣同虽豪爽任侠，却无法掩饰书生本色。戊戌变法103天，奏议无数本，上谕无数条，不分轻重缓急、主次先后，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更糟的是，这些条令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维新派又不懂得争取同盟军。在维新运动初期，洋务派包括李鸿章在内，无不争相趋附，但维新派却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力加排斥。在处理翁同龢问题上，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光绪帝刚宣布变法，后党就斥逐帝党中最能左右政局的翁同龢出京，维新派不但不努力挫败后党阴谋，反而利用光绪帝思想日渐激进，同翁产生了一定程度矛盾来促成此事。从曾朴《孽海花》透露的材料看，急于以帝傅自居的康有为，多少负有责任。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剧烈政争中，翁李和王朝内部的洋务派分子、其它非后党官僚分子，是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而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至于维新派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他们害怕农民斗争，把维新运动作为阻止农民革命的手段。这从他们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中，清楚看见。

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符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葆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政治偶像。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

4、维新派政敌之狡猾、强悍程度不同

幕府将军对日本全国控制的程度很弱，而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力量十分强大，对清朝全国仍然拥有很强的控制力。幕府的统治经验与专制程度，与清朝相比大为逊色，幕府将军的统治才能，与慈禧相比，只能甘拜下风。

5、英美等列强的支持程度不同

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政治上偏袒强藩，经济上源源提供工业品和武器，并帮助培养人才，直到指导长州藩训练军队、改善军备。英国曾同长州、萨摩发生过公开冲突，但自那以后，长州、萨摩藩主及维新派，认识到闭关锁国政策的不现实，转而采取同英美交往、主动向西方学习、并在倒幕斗争中寻求其支持的策略；英国也从中领教了日本人民的抗争精神，和日本国内形势革命化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以及维新派的潜在优势，因此改变了过去单方面支持幕府的态度。双方都在维护自身利益基础上，重新估计了局势，同过去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就连一贯倒向幕府的法国，在戊辰战争中也“严守中立”，未予幕府军队政治承认，更未实行对日武装干涉。

列强对戊戌维新，朝野不乏恭维，也有赞助之举。一些外籍人士及团体，尤其是广学会，对戊戌维新的兴起有不小推动作用。英美日驻华使馆，在政变时援救保护过部分维新领袖。政变后，日本政府和政界要人，继续为维新派提供了活动场所和部分经费。但庚子后，列强不约而同转向开始驯化的慈禧，不再积极过问光绪亲政一事。在自立军事件中，英国政府出卖了唐才常等志士。日本政府则脚踏三只船，周旋于维新派、革命派和顽固派之间。即使前期列强支持维新派时，也往往流于政治倾向和口头表示，从未提供实质性援助。列强中控制中国最深的英国，一直密切注视戊戌维新的进程和动态。他们早就看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倡导者”，变革很难“深刻地感动中国的官僚们”，因而前景黯淡，“不可能”实现预定目的和计划；而政变后，“帝党的维新人物中似乎没有一个具有魄力的人来继续支持变法运动，而光绪自己则是驯服地屈服于暴风雨之中”。所以，英国政府虽认为慈禧当政“局势严重”，但基本默认了。在华权威西报《字林西报》大感愤慨，谴责“列强在北京的代表”，“对于中国之返回到野蛮状态，有坚决赞助的意见”。

6、列强对中日维新支持程度不同之原因

中国是列强在远东争夺的主要目标，于英国的关系尤大。“长期以来，中国……一方面有国内革命的可能，一方面有外强瓜分的危险”，“如果要瓜分中国……可能在列强之间引起激烈的竞争。从反面来说，假若瓜分的问题一时不易得到解决的方法，那末，叛乱的余烬将因此而迅速被煽成炽烈可怕的火焰。”基于这种分析，《字林西报》指出：划分“势力范围”“是一种开支更小而带来利益更大的方式”，“列强是宁愿维持现状而不分割中国”。这代表了英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倾向。列强尤其是英国也希望中国有一定程度的变革，表示“愿中国富强无危险”。所谓“富强无危险”，其实是只需要一个高效能的、可以控制局面的奴才政府，而决不容许中国真正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列强对维新派的支持非常有限；只要变革超过他们规定的限度，他们就宁可抛弃维新派，还是要那腐败然而已经驯服了的那拉氏政权。历史演变的过程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相比于中国，日本作为一个“狭窄的国土、贫乏的资源”的小国，地位不那么重要，列强争夺也不那么激烈。英美基于对日本国内局势的分析，以及同法国的矛盾，支持了强藩和维新派。而当日本维新成功并逐渐强大以后，英美则虑及自己不利的地理条件，宁可转而采取扶植日本、牵制沙俄的对策，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看家犬。因此，它们非但没有压制、孤立、绞杀新起的日本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权，反而纵容、助长日本对中国、朝鲜的侵略。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期，英美的这种政策已经表现得非常露骨。

中日双方在戊戌和明治时期所处的国际环境明显不同。明治维新前，中国的太平天国给列强以沉重的打击和教训。美国驻日公使哈里斯害怕日本人民效仿太平军；英国公使奥尔柯克在给本国的一份报告中也供认不讳：“我们从太平天国人民革命中吃过苦头”，“必须铭刻在心”；“对日本的纲领必须慎重行事，对日本销售鸦片或是以武力占领日本来削弱日本，对于英国是绝对没有利益的。因此就必须不是以人民革命自下而上地一举推翻封建制度，而是以自上而下的逐渐渗透的改革，来谋求日本的近代化。”这是英美终于确定支持日本维新派及其政治改革的重要动因。

纵观明治维新前夕，英国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美国正处于南北战争期间，而法国则处于普法战争的前夕。这一切都给明治维新以极好的机遇。沙俄则因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败北，元气大伤，1861年侵占对马岛又失利，在60—70年代初，它在远东的侵略对象主要是中国，对日本较为放松。可见，明治维新前夕的国际环境对日本极为有利。

戊戌时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则不同。列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对中国的争夺白热化，瓜分中国和武力干涉的叫嚣甚嚣尘上，实际危险也严重存在。戊戌人物张口闭口就是革命必然引起列强干涉而亡国，这固然是其软弱性、局限性的暴露，同时也是他们处于不利国际环境的曲折反映。日本维新派没有受到这样大的压力。而且，甲午战争后中国半殖民地程度迅速加深，列强在华势力和对华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力，都与当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不能相提并论。列强同清政府的勾结，远超过法国同幕府之间的关系。而且列强在华结为不同的国际侵略集团，矛盾错综复杂，也是中国维新派碰到的大难题。

当然，戊戌维新在国际条件方面也存在有利因素。南北战争、俄国农奴制改革、19世纪后半期东方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上层政权改革，都给中国维新派以启示和鼓舞。明治维新的成功，直接给中国维新派提供了一个活样板。但这些因素，主要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

日本从来就不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没有像中国一样有“天朝上国”的想法。比如唐朝时日本人学我们的中国文化。而中国，向来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尤其在闭关锁国的清朝。你怎么叫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去学别人的东西呢？

李鸿章那狗屎没远见，误国全在此人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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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回族自治州13251256401： 为什么日本的维新能够取得成功,中国却不能?刚开始的时候,日本的皇 ？
晋吉金力： 国内环境:当时中国保守势力强大,支持维新派少,且维新派多属资本家,他们无能,过多的妥协.当时袁世凯与慈禧勾结,暗算了维新派,变法失败;刚开始日本幕府掌握实权,后来日本倒幕派用武力推翻了幕府,掌握实权,维新政府全力支持变法强国国外环境:维新变法时,外国加紧侵略中国,加大资本输出;日本明治维新时,列强还没开始对日本资本输出,他们经济发展也没到加大扩张的程度最后一点:中国人比较软弱,中庸,变法当时很多人的利益受伤害,很多人也怕连累自己,不敢主张变法,维新派也没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当时中国资产阶级还是很少的

临夏回族自治州13251256401： 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会成功而我们中国会失败? - ？
晋吉金力： 我国当时维新不彻底,加之顽固守旧派的阻挠,所以没有成功.

临夏回族自治州13251256401： 为什么中国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而日本明治维新获得了成功 - ？
晋吉金力： 因为中国在清的统治下闭关锁国无法接受与他们思想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种文化,而日本早就借鉴过中国文化变法时在吸收外来文化也就没了思想上的阻碍,所以中国失败了、而日本成功了

临夏回族自治州13251256401： 为什么辛亥革命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质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却成功了 - ？
晋吉金力： 中国的辛亥革命是由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本身除了革命性外,还具有软弱妥协性,注定了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日本的明治维新是由日本统治阶级倡导的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主持改革的都是一些实权派,再加上措施得当,所以取得了成功.

临夏回族自治州13251256401： 历史问题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而中 - ？
晋吉金力： 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日本的统治者和大部分国民是同一个民族,民族主义高涨,有凝聚力和动力而满清的统治者和大部分国民不是一个民族,满人防备汉人,汉人也不大愿意为满人卖命

临夏回族自治州13251256401： 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有什么启示 - ？
晋吉金力：[答案] 1革新,改革,不改革死路一条,美国黑船驶进日本,促使其改革,于是日本崛起了.2擅长学习西方先进,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对外开放了.3重人才,因为明治政府改革的成功,离不开像大久保利通这样人物的智慧,另外,日本一个使团出使西方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