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代表人物都有谁？

伤感文学倡导者有哪些，代表人物~

伤感文学 是作者抒发自己感情或对社会的悲伤、忧伤的、心凉的作品。而伤痕文学 典故和由来：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图为卢新华最早登于《文汇报》小说《伤痕》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卢新华 "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s'，即'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之。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编辑本段]艺术评价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 ，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飞向光明"、"鹊桥相会"。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
又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林中少年孙长宁带着老师的遗愿与笛声，在无法报名的情况下闯进了音乐学院的考场，并恰巧碰到老师的知己主考。后者听着少年的笛声，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继续。这个情节无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却不免因其过份巧合与顺利而显得不够真实。
再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描写：
"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
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编辑本段]代表作品
《班主任》/刘心武
《伤痕》/卢新华
《灵与肉》/张贤亮
《爬满青藤的木屋》/古华
《思念你，桦林！》袭巧明
《飘逝的花头巾》/陈建功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
《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
《我是谁》/宗璞
《啊!》/冯骥才
《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
《将军吟》莫应丰
《芙蓉镇》古华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
《走出迷惘》辛北

爱情里最悲伤的代表人物
自然是失去爱情的那一个人
他就是最悲伤的一个人物
一个失恋的人，自然会很伤心

1 苏联音乐史上的悲剧性人物Д·Д·肖斯塔科维奇
肖斯塔科维奇生于1906年，死于1975年，终年 六十九岁。他的青年时代是在动乱中渡过的。1914 年肖八岁的时候，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 (十一岁)又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 之后，随之到来的便是国内战争、十六国干涉、苏 维埃运动……震撼着古老的俄国大地。一切都在变， 一切都同古老的传统发生激烈的冲突，无数的工人 和农民为未来，为理想，为建立美好的社会制度而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肖斯塔科维奇就是在这样的年 代里开始了自己的青年时代。1922年内战结束，“新 经济政策”开始实行，人们开始投入经济恢复和社 会主义建设。就在这个时候，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 学生肖斯塔科维奇毕业了。1925年，他创作了第一部 交响乐，1926年5月12日，首次公演，获得成功，当 时肖斯塔科维奇年仅十九岁。第一交响乐的基调是 向上的，这和他后来冗长而抑郁的交响乐作品形成 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二十年代苏联国内的气氛是活 跃的，当时关于音乐问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对 待音乐遗产问题。“无产阶级音乐派”是由一批激 进的音乐家们组成的，他们对一切人类文化遗产都 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宣称要禁止演出贝多芬、柴 可夫斯基等人的非无产阶级音乐，而他们要的是明 确的“节奏和激情”。与此相对立的一派是现代主 义者，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是所有过去文化的合 法继承人，他们值得享有最好的音乐”，他们强调文 化的继承性。肖斯塔科维奇当时属于列宁格勒现代 主义者之列。1927年和1931年他相继发表了《第二 (十月)交响乐》和《第三(五一节)交响乐》。两 部交响乐均使用了合唱队。第三交响乐的结尾处， 代表人民群众的合唱队高呼“十月，公社、列宁”。第 三交响乐的尾声中，肖斯塔科维奇则让情绪不断高 胀，在唱出下面歌词时，乐曲达到了高潮；“在阳光 下刀·起旗帜，进行曲鸣响在我们耳际，每一个五一 节啊，都向社会主义迈进了一步。”1但是，1934年 12月1日以后开始的“大清洗”，使苏联人民付出 了巨大的血的代价。使肖斯塔科维奇遭到了悲惨的 命运。当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在文化政策上的反映 就是文化禁锢。1932年4月23日，合并了各音乐组 织，自此之后，音乐创作中的简单化倾向便有增 无减。

肖斯塔科维奇坚决反对艺术中的简单化倾向， 要求在音乐创作中按音乐规律办事。1932年他写了 《马克白斯夫人》歌剧，这给他惹出了一场几乎是杀 身之祸。此剧于1932年完成之后，便在苏联国内外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仅在列宁格勒一地，这部歌剧 就连续演出了八十二场。然而，这部歌剧是肖的最 后一次演出，自此之后他便沉默了，而且几乎一直 沉默到离开人世。这种公然违反“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的作品，当然很快就受到了批判。1936年1月 28日，《真理报》发表了《纷乱代替了音乐》一文。 一个星期以后(2月6日)，又发表了针对他的舞 剧《清澈的溪流》的批评文章，这对他来说是晴天霹 雳，是致命的一击。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十天 内两次批评，这对一个人来说实在太多了!现在人 人都懂得了，我也必须懂得这一点。从此以后我一 直在想，恐怕又要发生什么意外之：事了……‘人 民的敌人’这顶帽子永远要戴在我的脑袋上了。在 那时这顶帽子意味着什么?恐怕不需要我多做解 释。”不久之后，报纸上出现了公开遣责肖是“人民 的敌人”这样的提法，所有人都躲着他，音乐家们 纷纷表态谴责肖的“形式主义”、“非苏维埃的、不 健康的、没有韵调的”(纷乱代替了音乐的)作品。肖 写道：“我的歌剧《马克白斯夫人》被禁演了，同时在 所有的剧院停演。组织了各种会议，‘纷乱’必需让大 家‘详细讨论’，所有的人都避开我。从《真理报》 文章中的一句话里可以看出，这一切可能‘产生非 常严重的后果’，现在，大家都等待着这个糟糕的 后果。”当时在报上被点了名的人，很少有人活了 下来，肖每天坐等来人把他抓走，然而，这种事情 却没有发生，肖一直也未搞清他得以幸免的原因。 在1936年1月28日和2月6日的两篇批评文章 发表之后，肖的旧作相继受批，其中有：歌剧《鼻 子》，舞剧《金色的年代》，而1936年5月20日定稿 并已交付排练的《第四交响乐》在首演之前由作者 本人收回。

当时苏联的政治气氛是严峻的。1937年，肖的 好友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叛国罪被处决。关于图哈 切夫斯基，肖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最高层当权 派中只有一个人确实喜欢我的音乐，那就是图哈切 夫斯基元帅，这位‘红色拿破仑’(当时大家都喜爱 这样称呼他)……当时看来真是前程似锦，他刚 被任命为苏联元帅，他的头衔听起来显赫得很，然 而半年以后他就被枪毙了。而我活了下来。我们两 人谁更幸运呢?当时我能找谁呢?我去见图哈切夫 斯基元帅，我……活象一个麻疯病人，谁也不来看 我，在街上谁也不理我，人人都害怕我，而图哈 切夫斯基接见了我……。我低声说话，是因为痛苦、 绝望，打不起精神来，他低声说话，是由于害怕隔 墙有耳。……是啊，在这样的时刻，他能对我讲些 什么呢?接着发生了“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他被枪 毙了，这对我来说真正是个可怕的打击，当我在报 上读到这个消息时，我眼前昏黑一片。”

由于不能用语言诉说他的痛苦，作曲家便将它 表现在自己的音乐里，肖说过：“我的大多数交响 乐都是墓碑”，可以说除肖的第一、二、三交响乐 之外，他的大部分交响乐都是墓碑。自第四交响乐 以来，肖一改以前热情奋进的风格，他的音乐一下 子变得冗长、抑郁、讥讽、沉思，甚至枯涩。1937 年，肖发表了第五交响乐。在苏联，第五交响乐获 得了好评，官方认为肖承认了错误，国内外评论界 历来也认为第五交响乐是肖的自我批评性的作品。 一般认为第五交响乐的第一章反映了作曲家的苦闷 和沉思，在最后一个乐章里，作曲家则同往昔告别。 然而，肖在回忆录中对这部作品却作了另外的解释， 他写道，第五交响乐的终曲是一幕没有出路的悲剧， 第一章则是他为死难的朋友所作的悼歌。他说；“当 时只有作家法捷耶夫听出来了，他是用一个俄罗斯 酒鬼的灵魂感觉出来的。”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战争期间， 他写过两部交响乐作品，即第七交响乐《列宁格勒》 和第八交响乐，其中第七交响乐最为著名。第七交 响乐写于1942年，苏联大百科全书介绍说：“第七交 响乐描述了人民同法西斯的英勇斗争，成了一座战 争的音乐纪念碑，为此肖荣获了斯大林奖金。”可是 这次人们又错误地解释了这部作品，肖在回忆录中 说：“第七交响乐的构思始于战前……，这部作品写 的不是列宁格勒被围困，而是被肃反扩大化所毁了 的列宁格勒，希特勒不过是最后完成罢了，人们把 一切不幸与苦难都归咎于战争，似乎只有在战争 中人们才被刑讯拷打，才遭杀害，因此第七和第 八交响乐直到今天仍被视为“战争交响乐”。他 说，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图哈切夫斯基的形象常 常浮现在他眼前，作品中骇人的膨胀性侵略主题与 纳粹无关，当他写这一主题时，考虑的是人类的其 他灾难。

即便在战时，当作品又受到好评的时候，他也 没有完全受到官方的信任。1943年第八交响乐演出 时，竟有人把它说成是反革命和反苏的作品，还提 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肖在战争开始时写的是 一部乐观主义作品，而现在我们反攻了，正在战胜 法西斯，肖却写了一部悲剧，这说明他是站在法西 斯一边的。”

1945年战争结束了，肖写了第九交响乐，全曲 仅24分钟，乐曲中虽然也有沉重的段落，但全曲的 基调却明朗乐观，和前几部悲剧性的作品有所不同， 但不久，肖又第二次遭到了批判。

1948年是苏联文化上最禁锢的一年。这一年的 2月10月公布了“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 谊》的决议”。决议申斥肖斯塔科维奇、穆拉杰里、 普罗科菲耶夫等人犯了严重的世界主义错误。爱仑 堡写道：“苏联人民胜利之后，我曾以为三十年代 的事不会重演了，可是种种事情使我又想起了早已 过去的那些日子里的情况，作家、导演和作曲家被 申斥；‘煽动者’被揪了出来；在遭受非难的名单 上，新的名字每天都在增加；责难对准了帕斯捷尔 纳克和肖斯塔科维奇，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政治 上的清洗再一次开始了。1948—1952年期间相继 公布了“列宁格勒案件”和“克里姆林宫医生谋杀 案”，政治局委员、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和列宁 格勒第一书记库兹涅佐夫被枪决。在这种气氛中， 肖斯塔科维奇被派往纽约参加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 会议，在上述那些事件发生后，坐在纽约沃罗多夫 饭店星光屋顶的肖，给人一种虚弱感，人们可以看 到他用一双抖动的手拿着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着。 他的面部表情经常习惯性地抽搐着，嘴唇也拉成一 种令人狐疑的微笑，一位译员为他代读了发言稿， ……在发言稿宣读的整个过程中，从这位作曲家嘴 角和面颊不停地抽搐中可以看出，他坐立不安的情 绪已达到了一种难以控制的程度。2在苏联肖作了 检讨，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挽救，表示坚决摒弃“反 苏”的世界主义立场。这一次肖完全屈服了，他写 道：“我感到自己完全象个死人，我在想从美国一 到家，就什么都完了”。在那几年中肖几乎在检讨 中度日，西方学者说他“代表了一种令人心碎的奴颜 婢膝的形象”，肖在五年的时间里几乎没写出一部有 深度的音乐作品，直至1953年。

1953年夏，肖打破了他在交响乐创作方面八年 之久的沉默，创作了《第十交响乐》。《第十交响乐》 演出之后，马上引出了来自各方面的意见，褒贬不 一。《第十交响乐》以缓慢的、充满悲剧性的第一 乐章开始，似乎有意模仿贝多芬第三英雄交响乐的 英武悲壮的场面，又似乎在叙述自己坎坷的道路， 其悲剧性几乎贯穿全曲。《第十交响乐》在经受各 种意见的争吵之后，最终也确实得到了各界的承认。 在创作《第十交响乐》之后，肖开始转向大型 历史性题材。1957年他创作了《第十一交响乐—— 1905年》，这首交响乐描写了俄国1905年革命、起义 和人民的觉醒。1961年他又创作了题为献给列宁的 《第—卜二交响乐——1917年》，肖在上述两部交响 乐中使用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对人民的力量进行了 热情的歌颂。1957年肖当选为苏联作曲家协会书记， 1960年加入苏共，表明他的景况有所好转。《第十 一》和《第十二》两部交响乐的问世，说明肖对列宁， 对十月革命，对俄国人民长期的斗争，是怀有崇敬 的心情的。

1962年肖发表了《第十三交响乐》，1969年又发 表了以1825年十二月党人诗词为歌词的《第十四交 响乐》。在第十三交响乐中，肖批评了苏联历史上 许多不合理的现象，诸如反犹主义，恐怖，消费品 长期奇缺，农民生活困苦，以及为追求功名利禄而向 上爬的庸人。这部交响乐作品由于触及了苏联社会 的现实问题，而于1963年初遭到了赫鲁晓夫的禁演， 其理由是：“西方正在诬蔑苏联有反犹主义，因此这 部作品可能被利用”。1963年4月《苏维埃白俄罗 斯报》指责他背离了他素有的时代感和对我们当前 耍解决的问题的高度责任感，说他“失去了公民的 分寸感”。数年后，《第十三交响乐》经修改再度演 出，新版本虽删改了一些较敏感性的部分，但苏联 官方仍持冷淡态度。

1971年肖的《第十五交响乐》问世。1975年8 月9日他于莫斯科去世。

肖斯塔科维奇在苏联生活了六十八年，他是这 个国家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他从一个热情的青年变 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他的音乐也经历了类似 的变化。在他的一生中有过激奋、热情洋溢的时刻， 也有过苦闷、甚至处于绝望和危难的时刻，他得到 过无比的荣誉，也曾不止一次地作过违心的检查， 他的一生是一部苏联的变迁史，他的回忆录向人们 展示了一个常常处于复杂矛盾的双重心理状态下的 人物的内心。他的作品往往不被人理解，因此，他 曾说过他的大多数交响乐都是墓碑：“我们的人民 死得太多了，他们被埋葬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我 很愿意为每一个牺牲者写一部作品，但这是不可能 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的音乐奉献给他们所 有人的缘故。”

有人称肖斯塔科维奇为修正主义音乐的鼻祖， 这一点许多音乐家都是不能同意的。他几乎和十月 革命一起成长的，直至晚年一直给予十月革命、列 宁、人民的斗争以很高的评价(第十一、十二交 响乐)。

肖斯塔科维奇特别欣赏哈姆雷特中的一句话： “你愿意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尽管你可以使我 烦恼，但你永远利用不了我。”也许正因为这样，肖 斯塔科维奇才经受住了生活的考验，成了本世纪音 乐史上伟大的悲剧性人物。
2 美国总统林肯
1809.2.12,生日
1818年(9岁)，母亲去世。
1831年(22岁)，经商失败。
1832年(23岁)，竞选州议员落选。
同年 (23岁)，工作丢了。想就读法学院，但未获入学资格。
1833年(24岁)，向朋友借钱经商。
同年年底(24岁)，再次破产。接下来，他花了16年时间才把债还清。
1834年(25岁)，再次竞选州议员，这次赢了。
1835年(26岁)，订婚后即将结婚时，未婚妻死了。
1836年(27岁)，精神完全崩溃，卧病在床六个月。
1838年(29岁)，争取成为州议员的发言人——没有成功。
1840年(31岁)，争取成为选举人——落选了。
1843年(34岁)，参加国会大选——又落选了。
1846年(37岁)，再次参加国会大选——这回当选了。前往华盛顿特区，表现可圈可点。
1848年(39岁)，寻求国会议员连任，失败。
1849年(40岁)，想在自己州内担任土地局长的工作，遭到拒绝。
1854年(45岁)，竞选美国参议员，落选。
1856年(47岁)，在共和党内争取副总统的提名——得票不足100张。
1860年(51岁)，当选美国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生下来就一无所有的林肯，终其一生都在面对挫败。他曾经绝望至极，但从没有放弃人生这场跳高比赛。
1865年4月14日晚上，林肯在华盛顿的福特剧院(Ford's Theatre)里看戏时，被南方奴隶主收买的一个暴徒刺杀。林肯的不幸逝世引起了国内外的巨大轰动，美国人民深切哀悼他，有700多万人停立在道路两旁向出殡的行列致哀，有150万人瞻仰了林肯的遗容。林肯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为推动美国社会向前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美国人民的崇敬，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他的威望甚至超过了华盛顿！
3 德国音乐家 贝多芬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2.16—1827.03.26），男，德国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他一共创作了9首编号交响曲、35首钢琴奏鸣曲（其中后32首带有编号）、10部小提琴奏鸣曲、16首弦乐四重奏、1部歌剧、2部弥撒、1部清唱剧与3部康塔塔，另外还有大量室内乐、艺术歌曲与舞曲。这些作品对音乐发展有著深远影响，因此被尊称为乐圣。
贝多芬一生坎坷，没有建立家庭。二十六岁就失聪了，只能通过谈话册与人交谈。但孤寂的生活并没有使他沉默和隐退，在一切进步思想都遭禁止的封建复辟年代里，依然坚守“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信念，通过言论和作品，为共和理想而奋臂呐喊，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争民主的革命热情，写下不朽名作《第九交响曲》。他的作品受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个性鲜明，较前人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音乐表现上，他几乎涉及当时所有的音乐体裁；大大提高了钢琴的表现力，使之获得交响性的戏剧效果；又使交响曲成为直接反映社会变革的重要音乐形式。主要作品有交响曲九部（以第三《英雄》、第五《命运交响曲》、第六《田园交响曲》、第九《合唱》最为著名），歌剧《费黛里奥》等等。
4 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 拿破仑
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原名拿破仑·布宛纳，人称奇迹创造者。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近代资产阶级军事家、政治家、数学家。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1804)，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04-1814)(1815)，意大利国王，莱茵联邦保护人，瑞士联邦仲裁者。
他的著名事迹不再详细解说。说说他的悲剧死亡。
1815年10月，拿破仑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他挑选了贝特朗、蒙托隆、拉斯加斯三伯爵以及古尔戈将军随行。圣赫勒拿岛与非洲大陆隔海相望，拿破仑完全不可能逃出去，他也不打算逃出去，因为他已经在滑铁卢战役后彻底绝望了。拿破仑上岸后，暂时寄居在英国商人巴尔科姆家中，后来他又有一个龙坞德庄园，他就在这里居住，他开始潜心撰写回忆录，由他口述，拉斯加斯伯爵记录并整理。在这里他还发表了“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将震惊世界”的著名言论。
　　
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
1821年5月5日，拿破仑在岛上去世，5月8日在礼炮声中这位征服者被葬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托贝特山泉旁。直至今日，拿破仑的死因还是众说纷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医生的验尸报告显示他是死于严重胃溃烂，但新的研究认为拿破仑死于砷中毒，而且从当年贵族爱用的墙纸上，历史学家亦发现含有砷的矿物，估计是因为环境潮湿而让砷在环境中渗透出来，也有一说是蒙托隆伯爵因为受到英国人的贿赂以及急于继承拿破仑留给他的一部分遗产而给拿破仑的葡萄酒中长期投放砒霜，致使拿破仑慢性中毒。
　　他去世后九年，新的奥尔良王朝在人民的压力之下将拿破仑的塑像重新竖立在旺多姆圆柱上。1840年，法国七月王朝的国王路易·菲利浦派其儿子将拿破仑的遗体接回。该年12月15日，拿破仑的灵柩被运回巴黎，在经过凯旋门后安葬到塞纳河畔的老残军人退休院（即荣誉军人院）。
5 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数不胜数，再此仅例举2位最著名的：岳飞与袁崇焕
岳飞（1103－1142）字鹏举，汉族。北宋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菜园镇程岗村）人。中国历史上著名战略家、军事家、民族英雄、抗金名将。岳飞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则被誉为宋、辽、金、西夏时期最为杰出的军事统帅、连结河朔之谋的缔造者。同时又是两宋以来最年轻的建节封侯者。南宋中兴四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之首。
　岳飞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员名将，其精忠报国的精神深受中国各族人民的敬佩。其在出师北伐、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下写的千古绝唱《满江红》，至今仍是令人士气振奋的佳作。其率领的军队被称为“岳家军”，人们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名句，表示对“岳家军”的最高赞誉。
　　绍兴十一年（1142）十二月二十九日，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毒死于临安大理寺狱中。1162年，宋孝宗时诏复官，谥武穆，宁宗时追封为鄂王，改谥忠武（两宋文臣、武将得通谥者以"忠武"最美），有《岳武穆集》传世。
袁崇焕
袁崇焕字元素，号（或字）自如，广东承宣布政使司广州府东莞县石碣镇水南乡（今广东省东莞市）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明末著名政治人物、文官将领。入兵部，守卫山海关及辽东；指挥宁远之战、宁锦之战。但不救朝鲜，擅杀大将仍触兵家大忌。后被崇祯帝以诛杀毛文龙、己巳之变护卫不力以及擅自与后金议和等罪名正法。清乾隆大兴“文字狱”，清政府为贬损明朝君臣在百年后杜撰了皇太极以“反间计”构陷袁崇焕的故事，史学界至今争议颇大。袁崇焕曾为魏忠贤建祠，大学士韩爌云：“袁崇焕…，亦俱建祠，但与诸奸宜减等论。”
其它如杨业、文天祥、项羽等等或是因自身性格原因或是当时整个国家环境原因而死不列入悲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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