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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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人物简介,主要贡献等~

司马迁(大约公元前145年~大约公元前90年),字子长,一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父亲司马谈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死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记》,留与后人,含垢忍辱忍受“腐刑(割掉鼻子或者生殖器官的酷刑,又称宫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信史”。

司马迁对人类的八大贡献

  没有司马迁撰著《史记》,就没有东方文明。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早在两千多年完成的《史记》,是一部搏大精深、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魄磅礴、识见超群的历史巨著,奠定了中国“正史”的基础。《史记》是有史以来,世界上第一部大百科全书。郭沫若先生认为他是孔子之后的另一位文化巨匠。这里仅以他对人类的8大贡献作些介绍,以飨读者。
  1.“成一家之言”的世界历史之父
  司马迁是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世界史学史中不可多得的历史学家。他主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第一个字就是“究”。他是把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将史学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科学实践活动。他为撰写《史记》曾广泛收集原始材料,并注重实地考察,详细勘辨真伪。所征收的古代典籍,仅标明书目的就达80余种,还参阅了大量的宫廷档案。如关于黄帝,历代有种种子虚乌有的传闻和神话。但司马迁则以详实广博的野外考察材料为依据,力破旧说,大胆提出了黄帝是人,作出“黄帝崩,葬桥山”的新论断。
  司马迁笔下的历史,是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生产、生活、宗教、自然为一体的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历史。他另一可贵之处,是发现世界各民族的交流是一个客观事实,奉献是共同的,影响是相互的,所以,他又写了许多与汉朝帝国有关的其它地区与民族的历史。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言:“即以世界规模研究中国历史”。史学是一门科学,而科学需要批判精神、实践精神和理性精神,而司马迁恰恰在三个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2.超前思维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市场机制”的论述。首先他在《货殖列传》、《平准书》、《河渠书》中认为: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和国外通商。用太史公时代的语言概括,叫做“无为而治”——用我们当代的经济学理论来类比,就是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司马迁强调国家不要过多的干预经济,让经济规律自行调节经济。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宏观管理思想,在当时绝无实现的土壤。何况汉初“无为而治”和“与民休息”的时代早已过去。
  两千年后的今天,欣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求富的义与利观念,在当前改革开放中仍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诸如发展生产,多种经营,广开求富之路;而后要进行教化,不做奸富之事等等,都是十分可取的。
  3.肯定中华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
  司马迁民族思想,充分体现在《史记》中。他为少数民族写下了《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6部少数民族传记。他的民族一统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境内各民族应该平等相待共存共荣,反对民族之间的歧视和非正义战争。
  司马迁肯定的王者一统天下,对中华各民族的发展有决定性意义。他在传记中对少数民族(蛮夷人)一视同仁,皆当作黄帝子孙;甚至把中国版图有多大(今天中国的版图基本上奠定于汉武帝时代),黄帝生、卒、葬在什么地方,他都有洋细考证。至今“黄帝陵”前的碑文,仍是转载他的《史记》原文。
  4.为至圣孔子等教育家树碑立传
  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了《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 卿列传》,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以及孟子、荀子等教育家的教育业绩,第一次为中国教育家立传,从而也确立了孔子万世师表的历史地位。
  汉武帝时代,虽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也不过奉以虚名,并不实行儒学以治世。而真正对孔子的道德、学问和业绩进行高度评价,对儒学教育进行认真总结的,则首推司马迁。
  5.总结古代天文历法的光辉成就
  《史记》中《天官书》、《历书》,是论载天文学的专篇。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为太史令时,就曾师从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司马迁为太史令,又求教于唐都,并与之共同制定“太初历”,改革历法,掌握了渊博的天文学知识。司马迁曾亲自参与封禅、改历,掌管司天官,有深厚的观测实践,所以能在专篇中总结和反映古代天文学和历法的发展及其光辉成就。
  6.当之无愧的地理学家
  地理是古代的一门关乎国家大政重要学问。《史记》虽未设“地理书”,然而《河渠书》、《夏本记》,可以视作地理专篇。此外,还有许多篇章论载地理。例如《史记·夏本记》有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载地理。还记载了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等诸多州的地理、土地、赋役、物产等情况;写了山川河流的形势,并记叙了王侯所在城市外围、郊区、国家边远地区之间的关系等等。
  西北、东北、西南、东南等边疆地理,于各少数民族域外列传中也详细记载。这些记载研究,至今仍是中外学者研究我国边疆地理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料。
  7.提出军事地理学与兵法经商思想
  持续4年之久楚汉战争,以项羽身败名裂,刘邦一统天下而告终。司马迁认为张良、萧何、韩信3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首先将用人的得失视为成败的关键;其次认为军事地理山川形势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刘邦对关中等地区的地理相当熟悉,并能在战争中加以利用。而项羽在楚汉战争期间却对军事地理相 当忽视。当诸侯兵入关中之初,有人曾向项羽上言:“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胸无远略,非但不听这一建议,反而杀了进言者。于是分王诸侯于善地,自己则东都于彭城。“山河之固”乃“国之宝也”。项羽不重视地理之利,也就丧失了守国之基础。
  司马迁另一军事思想是用兵法经商。《史记》中的白圭、范蠡都是兵家。范蠡从一个“上将军”转而成为“致资累巨万”的富翁;白圭把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之法,用于贸易,更是发财有道。从军事战争与商业经营二者性质看,都属于博奕活动(或叫对策活动)范畴,是以“利”为本,“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以范蠡、白圭为代表的巨商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如何运用“知己知彼”、“出奇制胜”、“避实制虚”等战略战术,《货殖列传》描绘得清清楚楚。对于如何选地、任时、知物、择人,均有生动记叙。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院校,都把《史记》作为他们的必修课程,这充分说明司马迁的军事思想何等伟大!
  8.与屈原比肩的杰出文学家
  作为文学家的司马迁,开创了散文叙事的传记文学,成为历代文学大家和广大读者学习、借鉴的典范。《史记》遗泽后世,对后世传记文学、散文、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散文成就,不仅代表了汉代文学的高峰,而且在散文发展史上,也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在文学发展史上,文学家司马迁的地位,应和大诗人屈原比肩并列。屈原和司马迁两人,不仅身世道遇有共同之处,而且作品都努力反映现实生活,直面惨淡人生,鞭笞腐 朽和黑暗,同情被压迫人民,具有强烈的人民性。所以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是极为中肯的。
  唐宋八大家是我国古典散文的杰出代表,他们反对六朝骈文,提倡古文,把《左传》、《史记》作为旗帜。他们开展的古文运动,主要是学习司马迁把《史记》文章当作古文典范来借鉴。明清评点家,尤其是清代的桐城派古文家,更是把《史记》奉为古文正宗。在现代学校的语文和文学教育中,《史记》仍不失为热门教材。
  司马迁是人物形象创作典型化的奠基人。只要提起司马迁,人们脑际就会浮现出屈原、魏公子、廉颇、蔺相如、项羽、刘邦、李广、荆坷、聂政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形象。司马迁“以文运事”的写人艺术,直接影响“因文生事”的后世小说和戏剧的创作。中国小说故事性强,戏剧强调人物性格的冲突,这与《史记》影响是不无关系的。

  司马迁
  (前145—前90)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 发愤著 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史记》,对中国散文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是重要的史论文献。

在史学、文学之外,司马迁对天文学也有杰出的贡献。他主持了历法的改革,在《史记》中,对天文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不但在许多篇本纪、表、传中记载了丰富的天文学资料,而且还写了《历书》和《天官书》,开创了中国史书系统地记述天文学资料的优良传统。我国历代天文学资料之所以能大量流传至今,并成了可以说是全人类的珍贵文化财富,追本求源,司马迁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司马迁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天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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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官维绛: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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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官维绛:史记的文学价值: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 史记的史学价值: 《史记》的史学价值:本书全面记述了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民族、外交等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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