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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的起源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人类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美国的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H.Morgan）在其《古代社会》中也曾说过：“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文明。”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而且是当今世界上仅有的仍在通行使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字。如果单从已经相当发达、成熟的殷商甲骨文字算起，汉字迄今已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如果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去考察，从殷商时代文字史料的积累中去探讨，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去推究，可以断言汉字在殷商以前的夏代就应该初具规模了。如果连带汉字的原生形态也计算在内，那么汉字产生的年代只会更早。我们姑且不论唐兰在《古文字导论》中所说的“汉字有一万年的历史”的大胆推导，只从龙山出土的黑陶尊外部表示太阳初升景象的合体字来看，汉字最晚在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创造出来了。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汉字的发生，都远在夏以前；而起码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文字就非常发达了。汉字历史的悠久性是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性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汉字的起源之早，足以表明我们的民族早在5000年以前就已经从茹毛饮血、穴处野居的蛮荒状态进入世界文明之林。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载体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的传统与文化得以延续的主要手段，中华文明多亏了汉字才得以绵延不断地发展下来。在这漫长悠久的岁月里，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灵光四射，照亮了中华文明前行的道路。数千年来，从文字图画到图画文字，再到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汉字的形体虽多有变异，但又一脉相承，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的光辉历程。君不见，从传统思想学术上的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到古代文史典籍中的楚辞汉赋、二十四史、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哪一样不是用汉字写就？哪一样不是仰仗古今一脉的汉字系统才得以保全？数千年来，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层峦叠嶂、代有高峰，以其连续性、持久性闻名于世，但能够完整地流传到今天，靠的全是汉字的记录与传承。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汉字是中华文明之光，汉字是中华文化之母。没有汉字，就不会有光辉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

开封的先民活动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开封市祥符区万隆乡万隆岗遗址和尉氏县洧川镇断头岗遗址，发现了数处新石器早期裴李岗文化遗址，其发掘证明，早在五、六千年前，开封市域内就已经有人类活动。
五帝之一的颛顼早年因辅佐少昊有功，被封于高阳（今杞县高阳镇），故又号称“高阳氏”。
夏朝，自帝杼至帝廑在开封一带建都217年，史称老丘（今开封市东北国都里村），这是开封有明确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建都。

扩展资料：
北宋时期的开封城，是古代开封最为繁华与鼎盛的时期。当时的开封，是北宋的都城，被称为东京。北宋时期的开封城，繁华富庶、人口众多、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是当时世界第一繁华大城市。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便是对北宋东京繁华的最好写照。北宋时期的东京，取消了宵禁制度，此举让开封快速的繁荣了起来。并且，宋朝时期的开封，也是我国古代都城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的重要转折点。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开封

马背民族与中原政权

一说到中国历史，大家就会想起黄河，长江，中原，江南，确实，中国历朝历代或者说中国的文明便是围绕着这些江河地域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西北的草原大漠，不能忘记东北的白山黑水，毕竟，在那里的马背民族一直影响着中国大地。

和中原的农耕民族不同，塞外还有关外的经济是建立在马背上的，游牧或游猎是他们的基石。这就决定了两者的不同发展，农耕民族经济稳定，适合聚居，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文明，古代文明大都是农耕民族建立起来的，他们种下庄稼，有了稳定的收成，有了积蓄，甚至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种田，于是产生了技工，产生了商人，甚至产生了贵族，城市也建立起来了。而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同，他们以放牧为生，经济极不稳定，一场普通的自然灾害都能使一个部落陷入毁灭的边缘，他们人口稀少，事实上他们的经济也难以养活象农耕民族那样的人口。以现代的角度看，那些游牧民族最好的选择是放下牧羊的鞭子，拿起锄头，这也确实是早期人类发展的历程。但是，还是有许多人没有走向田园，而是留在了草原之上，继续做着牧民。

现代有沙尘暴，而古代草原上也不是风调雨顺，沙暴，雪灾，瘟疫，随便的一场灾害就能使得游牧部落陷入绝境，即便没有这些灾害，他们的生活比起城中的贵族，田间的农民还是困苦的，草原只能生产马，羊，牛，这些或许可以解决吃穿的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更多的需要，草原上没有茶叶，没有布料，没有金属。这些只有那些建立了文明的城里人才有，他们需要那些，但是城里人对草原上的东西并没有那么渴望，交换还是进行了，但是却很不公平，至少牧民们是这样觉得的，城里的人欺骗了自己。这就好象工业文明产生后，第三世界国家面对发达国家一般。而且问题还要严重，现在的第三世界国家可以不进口发达国家的东西，还不至于饿死，而牧民们却不能不要城里的东西。牧民越来越穷，他们觉得城市里的人实在太奸猾了，而当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刻，牧民终于冲向了城里，冲向了农耕文明的地方。和现代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不同，古代的经济和军事却是相反的，农耕文明经济发达，军事却远不如游牧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的骑兵们。

好了，还是回到我们中国的话题上来，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中原地区离草原并不远，没少受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连周王朝的都城也被犬戎攻破过，真是糟糕的不得了，中原的统治者一直头疼，游牧民族骑兵的战斗力是要高于农耕民族的，拿锄头的手比不上挥鞭子射箭的手，相对富裕的生活使得无论体质还是进取心上农民都比不上为了生存而战的游牧民族，即便是由农民和贵族精选出来的士兵也一样。事实上，早期的贵族便是专门作战的战士，但即使是这些战士，也无法与游牧民族相比，只有凭借技术上的优势，比如游牧民族没有的兵器如弩，精制铠甲，这样才能占得些许上风，但是这样的上风很不稳固，游牧民族全民皆兵，而且全是骑兵，行动相当快速，而要农耕民族建立起专门与之作战的部队，人数上要占优势，是要花费足够多的时间来训练，甚至还要花费重金饲养和购买马匹。这样需要强大的经济和组织作为保证。

幸好，农耕文明对于游牧部族还是有优势的，这并不是体现在战斗力上，而是体现在组织制度上，毕竟，农耕文明在人数和经济上远远占优，只需要一个组织制度来统合。

传说中中国文明是在治水，对了，就是大禹治水中合力协同，形成了组织，而后的家族继承制使得制度开始确立，在我们现在看来，那种制度自然是很过时的，但是在当时，那样的制度能保证一个国家同心协力，一致抗外，而不用每次前一个国君死亡，为了争君位先打一场内部混战。而这点就是游牧民族最缺乏的。

中原文明尤其是秦始皇之后的中原文明，建立了一个相当有体系的组织制度，君王的权力不单是武力上的掌握，还有思想上制度上的支持，尤其是后者，是游牧民族所最缺乏的。游牧民族信奉的是：拳头就是一切，武力决定一切的做法。他们的力量更多的消耗在争夺内部的权力之中，而中原文明也乐见其成，因为游牧民族精力在内耗上，对中原的威胁就越来越小。匈奴的分裂，突厥的分裂，汉朝和唐朝都是下了不少工夫的，即便在其他各代，统治者也是采用这种做法来防止草原的威胁。（这也不单是中国，古罗马对蛮族也是采用这种方式。）

先从汉朝说起吧，每次中原内耗作战时，便是游牧民族整顿发展的最好时期，强大的秦朝灭亡，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几场大规模战争之下，终于被匈奴统合，强大的匈奴帝国建立了，这是一个有史以来第一个对于中原占据优势的草原帝国，这个帝国控制着整个中亚，汉朝对她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用和亲这样的方式来巴结。

万幸的是，这个匈奴帝国统治基础是薄弱的，整个匈奴帝国臣服于单于一人之下，但是此外并没有确立完整的组织结构，一旦单于死亡，单是谁来继承就要经过一番争斗，而且匈奴自身也没有确立完整的文化。假如匈奴当时灭了汉朝，也是无能力统治中原大地的，最有可能的是使中原象罗马帝国一样分裂，而自身也慢慢分裂，溶于各族之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匈奴在欧洲，冲垮了罗马帝国，但是却建立不了自己的帝国，阿提拉死后马上便分裂，相信在中国也是会如此。

匈奴帝国是建立在抢夺别人的劳动果实上的，他自身建立不了文明，这是一个悲哀，当然，这不代表他不能毁灭别人的文明，就象他们毁灭了古罗马的文明一样，幸好，他们面对的是汉朝。

现在说起中国强盛时期，那就要说到汉唐，尽管我认为从实际作战能力上看，宋明并不很差，但是也确实要承认，汉朝那时的战斗力是极强的。

前文说到贵族其实是由战士演变而来的，确实如此，春秋时期，作战主要在贵族之间进行，为了体现自己的勇武和统治地位，或者说贵族的荣誉。（有点象日本武士和欧洲的骑士）贵族是不畏生死，奋勇无比的，而战国时期战斗已经以平民为主，但是这种精神还是保留下来了，之后的秦更是以尚武雄霸六国，而汉朝紧随秦后，要论尚武精神，汉朝可不是安逸的宋明甚至唐可比拟的。（尚武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就象征着荣誉和纪律，象德国这样的国度也是极度尚武的，德国的奇迹不能不说是有这种精神的关系，不过尚武精神和平民文化有点格格不入，毕竟两者价值观是不同的。）

不单是精神层面，汉朝时期中原的武器装备科技水平也远远超过匈奴，匈奴的科技水平落后，许多物品需要从中原进口。汉朝和匈奴一开战就禁止铁器输入匈奴，这一招相当灵验，匈奴的装备只能靠抢夺和从走私商人那高价赎买，这大大削弱了匈奴的战斗力。（实际上这一招历代都用，一和外族交恶便禁止进出口，搞贸易禁运，屡试不爽，每次游牧民族和中原开战后的和约都要求开互市之类的贸易场所。这和现在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搞禁运是一样的道理。）

即便如此，匈奴也是一个超级强国，事实上，这是蒙古崛起前中原政权所面对的最强大的敌国，就连唐朝的突厥也无法与之相比，满洲更不值一提。而且游牧民族全民皆兵的优势使得与之作战的国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训练装备一个汉朝士兵的花费是无法与匈奴士兵比拟的。

本来，汉朝有一次快速解决战斗，瓦解匈奴政权的大好时机。那便是马邑伏击，假如这次伏击成功，就算不能全歼匈奴主力，只要能把单于这样的统治核心一网打尽，那就可以了，这样匈奴内部便会发生混乱，自己四分五裂，汉朝再分化利诱，打起来就方便多了，就象唐朝突袭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一举搞定西疆一样。可惜这次伏击失败，（第一次消灭单于那要等到陈汤的那次突袭了，所以陈汤对汉朝之功绝不亚于霍，卫这两位名将。）使得匈奴和汉朝发生了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就象现代的总体战，汉朝完全是依靠整体国力的优势压倒了匈奴。

不单如此，汉朝，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他们都采用以夷制夷，分化打击匈奴残部和西域各政权，终汉一朝，西疆再也不能为祸中原，这是以后各朝包括唐朝也没有作到的。

事实上，即便到了魏，中原也对西部游牧占据着完全的优势，晋朝早期也是如此，著名的五胡乱华与其说是游牧民族攻入中原，还不如说是因为八王之乱造成中原权力发生真空，而把游牧民族吸引过来的。这次，是中原的组织结构发生了问题。

但是，即便如此，游牧民族的组织结构也没有作好入主中原的准备，在进入中原的各游牧民族中，匈奴是最有组织，汉化最久的，也正是匈奴的主导击垮了西晋，但是即便匈奴自身也不得不用“汉”这样自欺欺人的政权称号。（不过匈奴领袖自己都用“刘”这样彻头彻尾的汉姓，真难想象他们还有多少匈奴传统。）

匈奴入主中原，但是他本身并没有作好统治中原的准备，他根本无法象当年匈奴帝国那样控制下面的战士，所以等西晋灭亡后，五胡内部就开始分裂，自相残杀了。

在历史上，东晋是个常被忽视的时代，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好好的感谢东晋，要不是东晋和之后的南朝支持这么多年，中原文明很可能就象古罗马文明一样被毁灭了。

实际上，东晋能支持这么多年，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东晋的战斗力令人吃惊，之后南宋号称历代最富的时期，但是对北方的金蒙都处于劣势，但是东晋却在一定程度保持着对北方的优势，祖逖，桓温，刘裕的北伐成果都是相当辉煌的。须知就在不久前的三国时期，东吴对北方还是以自保为主。

这其中自然有东晋在战斗力上和之前相比并没有退步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东晋在组织制度上的优势，虽然东晋政权也不安定，屡有叛乱，皇族势力不强，（每次北伐都有异心，祖逖除外。）但是以司马氏为首，各士族为基础的组织结构还是确立下来了，基本上还是一个稳定的政权，从一个程度上，还是一个占据正统的政权，（十六国凉这样地处边远的国家都尊奉东晋为正统，早期的鲜卑慕容也尊东晋为主，就算前秦时期苻坚的大臣们都认为天命在东晋。）而北方一片混乱，各族争斗不止，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使得势力并不强大的东晋每次北伐都能获得丰厚的战果，实际上几次北伐都有恢复全部失地的时机，只是因为各种关系而没有成功。（东晋的士兵还是以步兵为主，但是即便如此，比起宋朝的步兵也要强，所以说单纯把宋打不过辽金蒙归结为步兵对骑兵的弱势是不对的。）

到了苻坚统一北方，这样的实力可比东晋强得太多了吧。但是王猛临死前对苻坚说：“东晋虽然远在江南，但是它继承晋朝正统，而且现在朝廷内部相安无事。我死之后，陛下千万不要去进攻晋国。我们的敌手是鲜卑人和羌人，留着他们总是后患。一定要把他们除掉，才能保障秦国的安全。”

王猛是个相当杰出的政治家，看事物比较清楚，他很清楚看到虽然前秦统一北方，但是并不稳定，苻坚善待各族这是他个人的风度，但是这也造成内部复杂的势力关系，内部各族都有异心，组织机构并不平衡，只是因为前秦一帆风顺才被压制下来。而这点恰好是东晋的优势，东晋虽然实力不强，但是组织结构经过一段时期已经稳定下来了。（从这点上说，称东晋为正统也没有错）假如在没有整合的情况下和东晋对抗，就算战胜，也很可能引发内部各族的野心，纷纷自立。

淝水一战在战役上有一定的侥幸成分，但是之后前秦的崩溃却是自己造成的，拿淝水一战和赤壁一战比较就可知，单纯从军事角度上看赤壁战败曹操损失不亚于淝水的苻坚，但是曹操的北方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很快恢复了实力。而前秦因为一战就分崩离析，这可见前秦是一个相当脆弱的组织。（之后中国历代都有这样的败仗，但是败国都没有这样的后果，尤其是在主攻的情况下。）

北方真正把组织完善那要等到北魏建立，然后全面汉化，采用汉族统治制度，这样才慢慢统合了自己的组织结构，之后东西魏还有北齐北周的对抗那就是组织内部为了霸权而发生的战争了，并不影响他们组织结构的基础，不过那时的北方已经不能称之为游牧民族了，已经完全的汉化了。（不过即便这样，北朝的组织结构也不能称完全优于南朝，虽然宋代东晋后，实力日益下降，真正北方实力完全高于南方那要等到侯景乱梁，梁朝的基础士族在这一仗中完全毁灭，梁朝被陈代，梁朝皇族后人投奔北方，这时北方已经对南方占据了绝对优势，不过就算这样，隋文帝对陈还是小心谨慎，不过那时陈还以正统居之，以外藩看待北方的隋，那就有点不识时务了。）

经过几百年的战火，隋唐皇朝建立了，这是一个混血的皇朝，但是在组织结构和文化上看，这是一个完全继承了汉晋的中原王朝，而此时，中原文化还是要面对游牧民族的挑战，不过现在的游牧民族不再是匈奴，而叫做突厥。

在开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组织制度的问题，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迷惑，为什么少数民族如蒙古满洲几十万几百万人能奴役汉族这么多年，为什么人口众多的中原政权要以全力应付草原上几十万边疆牧民，为什么当年南京无数平民战俘自己被杀害，却不起来反抗。其实道理很简单，问题就在于组织的问题。

人类生活在群体中，在群体中，个人的能力是渺小的，传说中的“万人斩”只能在小说里出现，一般人能对付几个人就很不错了，不过，假如群体没有组织，只是一般的乌合之众，那力量不会叠加而是锐减的。军队是人类社会最有组织和效能的群体，在有组织的军队面前，一般的平民无组织的行动完全是做无用功，所以中原政权庞大的人口基数只能作为经济实力和后备军的象征，其战斗力和游牧民族的几十万战斗群体比起来高不到哪里去。

幸好的是，中原政权一直在一般的组织制度上占有优势，先说说一般的组织制度，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了工作进了公司，都要受老板管辖，假如公司规模很大，那就要分层次，比如经理管多少人，主管管多少经理，总经理管多少主管，一层层上去，这样才能保证公司的整体一致，中原政权在这点通过制度和文化将整个民族统合起来，这是优于游牧民族的地方。游牧民族大都是部落联盟，松散的组织不能和中原政权相比，而匈奴帝国和突厥帝国虽然能用强力统合起来，但是没有经济和文化制度的保证，很容易被分化。

为什么说很容易被分化呢，这和游牧民族的经济有关，游牧民族大都散居，必要时才聚集起来，这样分散的游牧方式始终让游牧民族分成无数个部落，而各个部落都有其独立性，除非用强力，否则很能使他们统合在一起。而中原政权农耕文化聚居方式适合管理。所以，游牧民族只要在草原上便不能改变他那种方式，而同样的是，中原政权也无法使自己的统治方式用到草原上，汉朝用屯田屯军的方式来保证自己的制度，那是算最有效的了，但是只要游牧民族还是游牧着的，他们就不可能汉化。而相对，他们来到了中原，农耕经济决定了他们只有汉化才或者说中原化能生存下来。当然，这汉化有多有少，蒙古少一些，满洲多一些。不过一般而言，中原的制度是比游牧民族制度先进，以前在草原是没有施行的环境，到了中原还不用就是统治者有问题了。（此外，匈奴突厥不稳定的继承制度也是其容易分裂的问题之一，而其根源便是他们分散的实力使得一人不能继承全部力量，不过之后的契丹女真解决的比较好。）

也正是如此，当契丹得到了幽云十六州，那就不单单是地理那么简单了，也等于和平完整的接受了中原的组织制度，尤其这个组织制度是得到幽云十六州的经济基础支持的，这和以前历代不同，以前历代要不就是进入不了中原，根本受不到中原经济影响，要不就是以战争的形式进入，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而游牧民族进来后进行漫长的重建，也就是漫长的汉化过程，而契丹却和平接受了这一切。这使得他可以将自己的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制度文化慢慢融合起来，他的南院制度就是为了保持幽云十六州的汉化本质，不单如此，契丹的继承制度也开始汉化。从这刻开始，命运的天平向游牧民族倾斜了。

这时我们也许想，为什么幽云十六州的人民不起来反抗，可以用游击战争呢，其实这和之后金，蒙古，清入侵时是一个道理，便是没有组织。蒙古，清胜利的标志是什么？不是他们消灭了所有反抗的人，而是消灭了宋明政权这样有组织的反抗。要统治接手一个国家，并不是要把他们所有的人民杀死，这样的做法就算再强的兵士也没用，而是摧毁他们原来的组织核心力量，而建立自己的核心力量，比如说，一个公司，假如董事以上的领导层全部辞职，那公司会一下陷入混乱，而此时银行或其他人接手只需要处理好中间阶层的关系就行了，而不必要和所有的员工都一个个谈心。也是这样，蒙清只需要解决宋明的核心阶级再用原来的制度接手，保证中间阶层的管理就行了。所以，表面上是蒙清几十万人取代宋明几千万，其实就是核心阶层换了而已，（而且少数民族是全族共治，这几十万的统治阶层可比汉族的皇族多多了，）

这也是游击战打不起来的原因，试想，假如抗战时国民政府和延安都被消灭了，那谁来领导那些游击队？只能各自为战等着被消灭。而且游击战需要现代通讯技术的支持，古代只需要一个谣言，就能让大家军心涣散了。

不过，游牧民族的加强，并不一定要求中原政权的崩溃作为代价，假如中原的政权能够保持原来汉唐的强势，可惜，宋朝矫枉过正了。

唐朝的藩镇割据实在影响太大，宋朝的建立者决心要用一个完善的制度来解决这样的分裂情况，一定要把权力集中到中央手中。

中华大地能人何其多也，很快宋朝便找到了这个药方，便是：重文轻武，压制军人，以文官治天下。

说实在话，这个药方确实也不错，假如没有强大的外族，那这个方式确实可以保证国内政局以良好的文人政治继续下去。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强大的外族从宋建立初始就存在并一直折磨着宋朝。

宋朝的单兵战斗力比起汉唐并不弱多少，现在常说骑兵拖了宋军的后腿，但是问题便是，宋朝并不是因为财政困难到组建不起骑兵的程度，尤其在西夏建立之前，宋军并没有缺少马匹的来源，何况宋军以步兵为主并不意味着没有骑兵。而且宋军的军事技术上占据着相当的优势，那宋军为何面对辽，金，宋却屡战屡败呢？

问题在于在于宋朝的体制，因为唐朝藩镇割据的问题，所以宋朝便限制军人的权力，这确实没错，但是限制一旦成为了压制便有问题了。你可以控制军饷，限制军人干政，限制军队随意扩张，但是你绝对不能打击军人，让军人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本来军人这活就不是随便就能做的，累死累活，还有生命危险。汉唐两代军人地位颇高，战争赏赐丰厚，而宋朝军人地位一落千丈，宋朝军队庞大，技术精良，但是却没有战斗力。“好男不当兵，”社会精英都聚集到文人那边，而且宋朝招募军队还有一大用处，便是收罗流散失业人员，怕他们惹事，等于花钱把他们养起来，而且还喜欢在小兵脸上刻印，这分明是把士兵看作小偷一般。而在组织核心的军官方面，杀敌再多也比不过金榜题名，战功好还要受猜疑，反是庸庸碌碌来的轻松，组织核心如此，还能指望军队有多强的战斗力？对付国内的盗贼或许还可以，遇到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就不堪一击了。

这时，辽国被金所灭，辽国的灭亡和北宋与金结盟倒确实关系不大，就算两者不结盟，辽国也要被金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不过，一个比辽国还要强大的帝国出现在宋面前了。

金崛起于东北，这个帝国的崛起实在令人眩目，其战斗力之强大令人吃惊，辽国当时并没有太大的衰弱，完全是金的力量太强的关系，这其中女真人强大的学习力令人吃惊，和西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同，它是如此之快的吸收和消化着比自己先进的文化，要知道他们起兵前不久还是处于原始部族时代，前文说到辽国已经汉化程度极高，但是和金比，那又是差的远了，仿佛来自东北高山黑水的他们比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随便开个玩笑，据说女真族是游猎为生，那这样可比有时还牧羊的游牧民族更加厉害了，哈哈。

女真族拥有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又善于吸收别人的文化，尤其是他们的组织能力令人吃惊，金国和后来的清国的组织制度看起来并不完善，就拿八旗制度来说，各旗主的实力是相对独立的，这很容易造成前代统治者死后内部分裂，金国初期的合议制度也是如此，但是他们居然都度过了这样的难关，而且迅速汉化了自己的组织结构。当然，正如前文所说，来到中原后他们的经济基础改变决定了他们汉化的命运，而且汉族制度确实有利统治。

金国的南侵或许是蓄谋已久，或是临时起意？这很难说，金国在灭了辽国之后，按理应该先消化自己的成果一段时期，而且完颜阿骨打在世时期金国对宋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态度，直到阿骨打死后，金宋交恶。

宋朝对外族入侵方面，体现了他的组织制度应对危机的不完善，各臣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甚至是为了争吵而争吵，陷入完全的党争而非对现实的考虑中去，为了拥护自己的主张，不惜拖别人的后腿，这就象以前的游牧民族一样，内部首先分裂了。我们看看汉朝时期，汉武帝考虑和匈奴作战时，许多大臣也是纷纷反对，但是一旦正式开战，没有埋怨的，全体投入对匈奴的作战。比如韩安国，当年反对与匈奴开战甚烈，但是一旦开战，仍旧冲在前线作战奋勇杀敌。

或许还是重文轻武惹的祸，朝廷政策由文人制定，但是一旦作战，杀敌的有功的都是将领和支持开战的大臣，而且战争的胜利还标志着自己的失势，而且宋朝文人不会带兵，不象汉唐文武相差不大，许多人都是能文能武，就算自己政见不被用，依然可以战场杀敌立功，而宋朝文人一旦自己的政见不被用就可能沦落一辈子，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宁愿拖别人的后腿。北宋末期，政局尤其混乱，指挥也混乱不堪，使得被金兵轻易攻破开封。

从金兵的行动中我们可以见到组织核心的重要性，金兵将大多数的宋朝皇族俘虏，以至高宗无后还要从太祖一脉寻找继承人，假如高宗没有逃出，那被公认的组织核心便没有，之后各立山头，被金国各个突破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而且高宗初年的组织能力确实不错，南宋得以保持，高宗功不可没。

从另一边说，金国也没有作好完全接管宋国的准备，他们后来扶植傀儡政权也是为了自己的汉化和全面接管做准备。（记得抗战时期的傀儡政权吗？两者极为相似。）

这时，宋军被限制的战斗力便体现出来了，金兵短时期不能控制所有的地区，给了宋军组织的时间。宋军其实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关键是统治核心的消失一时间群龙无首，南宋政权的建立，使得宋军有了统一的组织，可以对金军反击，而在此时，私兵的组织力量体现出来。

原来的宋军，将兵是分离的，而且兵源很差，良莠不齐，这样再好的装备给一群临时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也是糟蹋，而南宋初年的混乱后重整，各路将军有了组织和训练军队的权力，兵源因为反击的号召也得到极大的改进，军队组织得到了很大改进，象岳飞、韩世忠、刘琦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就是很强的。其实终南宋一代，有战斗力的大都是私家兵。（即自己招募组织的兵。）不过南宋的整体组织一直没有改进，大战役的组织混乱还是一直存在，无论是对金还是对蒙古。

女真族是个奇怪的民族，一方面极快的汉化，另一方面极力保持自己和汉人的区别，或许是认为这样就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吧，不过他对西边的统治则和中原政权没什么两样，就是分而治之。不过到了蒙古崛起后，这招就不灵了。

非忠奸

从12世纪初到13世纪，在中国宋人与北方金国（女真人）之间，爆发了一场长达近一百年，时断时续的战争。自北宋“靖康之耻”到南宋末期的“嘉定更化”，先后出现过好几个抗击金国的北伐人物，如李纲、岳飞、张浚、韩侂胄、辛弃疾等，他们有些是真英雄，有些是权力斗争的产物，不一而足。
郭楚望就生活在韩侂胄风云朝野，主战派得势的诡异时期。
在我的认识中，郭楚望这个人，一定也是一个所谓“狂狷之士”。
为什么这么讲？孟子云：“狂者，进取也；狷者，有所不为也”。
郭氏曾是韩党张岩的“清客”——所谓清客，即门客。郭与张的关系，是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很常见的官宦人家“养士之风”的产物，他的精神也是道家与儒家的混合。这正如嵇康虽是炼外丹的道家，但也官拜中散大夫，有着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样。否则他就不会为政见而断头。
要知道郭、张的心理背景，必须先来看看“韩侂胄案”：
南宋初期，岳飞坐“莫须有”案死。直到第四任皇帝宋宁宗赵括，实在是一个更加更昏庸无主见的人。韩侂胄是皇后的曾叔祖，但最初他的职务很低。为了升官，他开始用裙带关系打击一直阻止他的副宰相赵汝愚，其中也还包括支持赵的南宋理学家朱熹等人。韩侂胄称朱熹理学为“伪学”，他将朱熹和彭龟年等人排挤出朝。因为赵也是皇族，是太宗长子元佐的后人，所以韩侂胄还制造了赵汝愚在内禅后要自立的谣言，于是宋宁宗将赵汝愚罢相。
后赵在被贬途中，不堪忍受官员凌辱而自杀。
从此，韩侂胄权倾朝野。庆元年间，支持朱熹学说的人都成了“逆党”。或株连，或流放，或监禁……这就是所谓“庆元党禁”。其性质与北宋时苏轼王安石之间矛戈相向的“元佑党人案”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党同伐异。
由于“庆元党禁”不得人心，韩侂胄为赢得尊重，回收权力的向心力，于是决定北伐金国，建“不世之功业”。当时金国内部渐趋腐败，蒙古兴起，对宋朝威胁更大。金国与蒙古正在打仗。于是韩侂胄趁机以“复边”为由对金开战，并起用了久闲于朝野的辛弃疾，叶适等主战派，在边境挑起冲突，寻衅滋事。
这时，韩侂胄还做了一件事，就是给岳飞平反，并追谥号为“武穆”，加封鄂国公。当时离岳飞去世仅30多年，这是很难得的。韩侂胄此举是为了鼓舞主战派的斗志，而其目的并非拨乱反正，只是个人的权力欲与政治技巧而已。他是在利用岳飞的悲剧。 但是韩侂胄太高估了宋朝的军事实力。北伐之前，辛弃疾等人曾上书劝他缓冲一断时间，至少20年不用兵，修养生息，不可操之过急，但他刚愎自用，得胜心切，不听。
公元1206年，南宋军队分东西中三路北伐。初战小胜，占领泗州。但立刻遭到了金国军队的反击，开始了全线大溃败。韩侂胄见打不过金国，又主动提和。但金人却要韩侂胄的人头。韩自然不答应。于是自出家财继续作战。此时韩皇后死了，宁宗立了杨后。因为韩侂胄曾反对过宁宗立杨后，所以杨后对他心怀不满。趁韩“复边”不得人心时，杨后与后来的宰相史弥远结盟，偷出宁宗御笔，伪诏给史弥远和钱象祖，史和钱联络殿前中统制夏震，传假圣旨“诛韩”。
结果，夏震就在韩侂胄上朝的路上截住了他，将他狭持到城外一个叫“玉津园”的地方，把韩侂胄一刀给杀了。
韩侂胄没想到自己就这样简单地人头落地……。
宋朝将韩侂胄的首级送给金国，改侄叔之国为侄伯之国，也就是说宋人称金人为“伯父”，并增加10万匹两的岁币，赔偿金国军费300万两白银。后人总以为韩的“复边”行为是爱国而想肯定他，譬如查阜西先生在《郭楚望小传》中也这么认为。查先生的理由是，韩侂胄的定论基本是元朝丞相脱脱在修《宋史》的时候写的，脱脱是蒙古人，对于韩侂胄这样的民族主义“主战派”自然没什么好话。其实查先生也说得不够客观。因为韩的所谓北伐，和北宋徽宗时的奸臣蔡京伐辽国是一样的。蔡京是一流的书法家，但他在政治上的穷兵黩武，只造成了生灵涂炭的结局——目的都是为了帝国权力向心力，并非什么“爱国”。
韩侂胄一死，宁宗改元嘉定，即有名的“嘉定更化”。
“嘉定更化”又将韩党的人，包括一系列支持“复边”的主战派——这些人有些是真正出于民族主义尊严而参与战争，被韩利用的——进行贬职，流放……在这些人中，就包括了郭楚望的靠山，作为“韩党”之一的张岩。
据元丞相脱脱所撰之《宋史》记载：

十一月甲戌，诏：韩侂胄轻启兵端，罢平章军国事；陈自强阿附充位，罢右丞相。乙亥，礼部侍郎史弥远等以密旨命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诛韩侂胄于玉津园。以钱象祖兼知枢密院事，李壁兼同知枢密院事。以诛韩侂胄诏天下。
丁丑，以夏震为福州观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将士行赏有差。夺陈自强三官、永州居住。戊寅，责授苏师旦武泰军节度副使、韶州安置；己卯，斩之。诏：“奸臣窜殛，当首开言路，以来忠谠。中外臣僚，各具所见以闻。”辛巳，再夺邓友龙五官、南雄州安置，寻除名，徙循州……。
丁亥，诏立皇子荣王严为皇太子，更名懤。戊子，郭倪除名、梅州安置，郭僎除名，连州安置：仍籍其家。夺李壁三官、抚州居住。癸巳，夺张岩二官、徽州居住……。

抛开君主制度不谈，在《公羊春秋》的思想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条：一个是贯穿古今的夷夏之辩，一个是经权说，一个是大复仇。这三者其实是融会贯通的——就是“复仇思想”。
如《公羊•成公十五年》记载：
“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又如《公羊•庄公四年》：
纪侯大去其国。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尽者何？襄公将复仇乎纪，卜之曰：「师丧分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国何以可？国君一体也。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

再如《公羊•宣公十一年》：
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征舒。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外讨也。不与外讨者，因其讨乎外而不与也，虽内讨亦不与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讨也。诸侯之义不得专讨，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

每个试图理解儒家思想的人，都有必要认真阅读《公羊传》
曾有人言：“西方文化是杀父文化，而东方文化是杀子文化”。说中国人不象西方人那样懂得进步。其实非也！春秋纷乱，杀父弑君的思想是早就有的，而且在一段时间内非常风行。《公羊传》中所倡导的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是超时间，超朝代的。所谓“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这里所谓的“百世”，几乎是指千年以上的概念。华夏人自古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所以以“文明”区分二者。同时，公羊学说赞成在国君犯了错误的时候，下面的臣子就可以在不违背《春秋》大义与孔子语录的纲领前提下，实行兵谏、刺杀等极端暴力行为，以强迫政治回归伦理秩序。如近代最著名的两个一成一败的例子：一个是谭嗣同试图挽救维新，逼迫袁世凯围攻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实行的“兵谏”，后以失败告终；谭之所以不走向完全激进的革命，而是改良主义甚至以身殉道的原因，并不是他没有极端民族主义的火性，而是他是佛教徒。华严宗的整体论使他自身多有慈悲心在，不愿意众生流血。故他有“度我即度众生，无所谓先后”一说；另一个公羊精神的发挥者则是很彻底的——即孙文的辛亥革命。因甲午战争之后晚清朝廷已经在努力接近西方文明，维新变法，洋务运动的规模相当浩大，几乎使中国提前走向了工业革命的道路。若没有革命党，清朝政府再维持几十年，使中国逐渐改良成进步国家，可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孙文是基督教徒，早期组织惠州起义时的革命党人也多是基督教民。但他在政治上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却是最典型的《公羊春秋》之“华夷”民族主义。
话说回来，从西汉征伐匈奴的壮举到郭楚望的时代，大约一千多年过去了。在张岩、郭楚望这些宋朝士大夫或文人的精神中，“大复仇”的意识形态从来就没有过去。从南宋到晚清也是将近一千年过去了，汉族人经历元蒙、金国与满清惨痛的统治，但其“大复仇”之情结依然如故。
汉族从来没有侵略过别的民族，这是他的农业民族秉性。
但汉族却一直是个“复仇心理”很强烈的民族，这也是他农业民族的秉性。
战争失败后，作为主战派的郭楚望所写的《潇湘水云》，就是一首当时很典型的表达复仇情绪，却又因政治原因不得不藏形于山水之间，而不时地又闪现着杀伐灵感，血腥大气的琴曲。

西渐东

《潇湘水云》的伟大还有它的原初性。
因为在同时期西方音乐中，这样的曲子根本不敢设想。
就在宋朝期间，在远离中国的欧洲，也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战争：基督教十字军东征。在11世纪前后，罗马教皇下令：进攻东方。这是一次为了利益的宗教战争。教皇利用基督教教义，说有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一个地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那个现在被异教徒所占领。而基督教应该收回圣城。参加东征的人无论死在路上还是沙场，他的罪过都能得到主的赦免。于是，很多人就这样参加了远征。大多数十字军是农民，刚收割完麦子，就跟上了队伍。他们一路杀犹太人，掠夺财富，甚至仇恨地吃伊斯兰教徒的人肉……。
不久，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但伊斯兰教并不示弱。
于是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展开了连续反复的战争。
1187年，就在郭楚望出生前3年，穆斯林教徒又用弯刀夺回了被十字军占领的耶路撒冷。在这前一年，还开始了第三次十字军远征开始。接着是第四次、五次、六次……大量人口因战争死亡，于是甚至孩子也被教皇们组织成了“儿童十字军”，前往东方打仗。
十字军东征的现象，对欧洲思想与音乐产生了很大的改变。
宗教战争的屠杀与抢劫，巩固了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文化地位……。
因为宗教宣传的需要，在这个时候，世界音乐中的“重唱”出现了。五线谱也诞生了。一个基督教修士写的旋曲《夏天来到》，成为了欧洲音乐艺术发展的第一声。十字军的兴盛使得宗教音乐影响了西方的天下，代表人物有法国“巴黎圣母院作曲家”集体，如莱奥宁、佩罗坦等等……二重奏、三重奏与四重奏作品多了起来，平行的和声被称为奥尔卡农(Organum)，互相随意流动的旋律与节拍，丰富了教堂唱诗班的内容，于是“复调”音乐渐渐风行起来。同时，天主教弥撒中也时兴起唱起了一种“经文歌(Motet)”——即复杂精巧的三部合唱，并流传到欧洲民间。
但是西方还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个性独立的音乐家，独立的作曲家。
它们还不存在类似郭楚望这样的独立音乐人，不可能写出类似《潇湘水云》这样在思想上如此成熟，有着具体社会意义，甚至有着大自然深厚内涵的音乐作品，尤其是纯粹器乐曲。可以说，西方艺术与音乐都要一直等到14—17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才会出现表达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作品。之前，他们只有宗教与调式的进步，没有意识形态的进步。
在近代西方音乐中，最让我想起《潇湘水云》的，大约是波兰浪漫主义作曲家萧邦的钢琴第五练习曲：《革命》。不仅因为《革命》一曲左手在键盘上的不断反复弹性音阶的感觉，与《潇湘水云》一弦徽外的之龙吟“水云声”有异曲同工之妙，还因为萧邦写作此曲的人生时期与郭楚望很相似：是在政治流放中完成的。第五练习曲本来没有名字，“革命”是后来人加的。正如“潇湘”也没有说它其中描写了宋朝与金国的战争，“大复仇”的思想与公羊精神。这是我们后人对这个曲子的理解。
西学东渐以来，很多琴人都吸收了西方音乐中的表现主义。
人们越来越多关注到音乐对听觉的直接冲击力，使之与内涵吻合。
古琴作品与西方很多“无标题音乐”最大的不同，在于几乎全部都是“标题音乐”。没有一首琴曲是无标题的，甚至还有很多段落小标题。标题就是作曲家作此曲的目的。无论怎样修改演绎也无法违背。在近代众多的琴家中，几乎没有人能真正懂得“潇湘”的涵义。查阜西先生因善弹此曲，人称“查潇湘”，我却觉得他的演奏未必胜任此名。我还听过很多琴人演奏过此曲，但只有两次听时，有一些略微听到杀伐之气的感觉。一次是年轻琴家巫娜在离骚琴馆夜弹“潇湘”，那一日她似乎因什么事情在“生气”，所以弹琴时暴烈迅猛，似有所悟。另一次是前不久听吴文光先生在北京大学之讲座，他放映了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弹“潇湘”的录象。吴先生是受到过西方音乐文化熏陶的人，能够很好的把过去古人不足以表现的东西尽量挖掘出来。他早年的“潇湘”风格狂洒江天，指法如蛟龙翻滚，眩目华丽，使整个曲子成为一个加速度上升的趋势，并感人泪下，几乎既表达了山水风起云涌的壮美，也捕捉到了“大复仇”的精髓——激烈、快、闪电一样的推出、进复、劈、狂吟急猱……此弹法与他后来弹《神奇秘谱》中之十段“潇湘”迥异！如先生自己曾说过的：“弹广陵时，你不是别人，你就应该是聂政；弹潇湘时，你不是别人，你就应该是郭楚望”。这是一种很准确的琴学思想。
而且，我认为“潇湘”的激情与杀气比“广陵散”更有过之。
因为后者还只是表现的一个人复仇的悲壮，而“潇湘”则要表达在是大自然中浩然的风雨雷电、弱肉强食，是在浩瀚的古代政治生涯中被打压后的情绪，以及浩浩荡荡的国家战争场面与“大复仇”失败后之惨烈。

千年速

宋之前后，琴谱传谱分为阁谱与野谱等类型。
其中南宋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浙派琴谱——《紫霞洞谱》，失传了。
南宋建都临安（浙江杭州），很多琴师出在这一带，历来称之为“浙派”，其传谱称“浙谱”。郭楚望就是浙派的创始人，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个。他的很多曲子都通过他的学生刘志方，传给了杨瓒的门客，浙派的大琴家徐天民与毛敏仲等人。但郭的传曲来源与张岩是分不开的。张岩是和州人（安徽和县），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为进士，官至光禄大夫。他因为积极支持韩侘胄的意见，主张“复边”，反对程朱理学的迂腐而曾一度被重用。韩侂胄伐金失败被杀后，张岩也被罢官。韩侘胄是个官僚，但古代官僚都是很有音乐修养的。张、韩皆好琴道。韩侂胄家里还有很多琴谱，或者是宫廷里抄来的“阁谱”，韩死后，据说，张岩曾把韩侂胄家传古谱和市井偶然购得之野谱，合编为琴谱十五卷。张被罢官流放后，这些曲谱便交给了直接参予此事的门客——郭楚望。郭再传给了浙派众人……。后来琴人袁桷（公元1224一1225）在向徐天民学琴时，也证实徐氏所传的那些个“浙谱”，就是郭、张从韩侘胄败家里得来的古谱
《紫霞洞谱》就是其中之一，里面据说收藏着“潇湘”最早的谱本。
《紫霞洞谱》本为与郭同时的大琴家杨瓒所编。杨是钱塘人，字嗣翁，号守斋，又号紫霞。官拜司农卿。他是与皇家有裙带关系的贵族音乐家，女儿为宋度宗淑妃。与浙派徐天民等友善。晚年，杨瓒和他的门客们一起订正了调意与操弄之琴曲四百六十八首，编为《紫霞洞谱》，共十三卷。
但连年的战争与琴人的没落生活，使得此谱灭绝无迹。
明朝时《神奇秘谱》的出现，补充了很多琴人多年不见的曲子。朱权把此曲谱分为几个段落，其中有“霞外神品”，就是指《紫霞洞谱》而言。“潇湘”就收在“霞外神品”下卷里。自“神奇”时代开始，到抗日战争期间，据统计，《潇湘水云》大约存在着四十五个左右的传谱，其基本内容一样。“潇湘”在《神奇秘谱》中本为十段，明朝时虞山派徐青山在《大还阁琴谱》中加到了十二段；清朝琴家徐大生《五知斋琴谱》中加到十五，后来是十八段……。“潇湘”有一段时间被误认为是郭楚望弟子毛敏仲所写，查阜西先生后来做了很多分析，终于证实了“潇湘”不仅为毛敏仲所剽窃，而且毛敏仲的很多所谓“代表作”，如渔歌、樵歌、佩兰、禹会涂山、秋鸿、泛沧浪等，全都是郭楚望的作品。
毛敏仲曾是“江西派”，这个人后来被人蔑视的原因，是他晚年对元朝政府的投诚。他试图去成为元世祖的琴待诏，几乎是个文化投降派。与同时期的大文学家，琴家汪元量之忠贞于旧宋形成了鲜明反差。
就算是毛剽窃或修改了“潇湘”，不过客观地说，他对“潇湘”音乐的修改还是有一定贡献的。不该完全混淆一个人在特殊时期的艺术人格与社会人格。总之目前的传本与他还是有关系。如果说后来段落的增加是他所为，那么毛对“潇湘”的修改并没有违背标题的原意——其中不乏精彩的段落。
当然，毛的妥协主义与郭楚望伟大的愤怒不可同日而语，他是不可能自己写出这样的音乐的。
据《神奇秘谱》记载，郭楚望流亡江西后，是因为每次“远望”九疑山，都有似乎有云遮住山林。他感觉到一种人间被遮蔽的压抑，是以作此曲，“以寓倦怜之意”。众所周知，九疑山是上古舜陵之所在，是中国五大古帝陵之一，也是唯一的一座舜帝陵墓。古云“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而葬于九疑山”。其群山的山头俱朝向九疑，故称“万山朝九疑”。舜帝是“至孝”的象征，是中国人政治“伦理学”的根源，而舜日尧天——则更是古代儒家对上古政治的终极崇拜。后来近代琴人杨时百创建“九疑派”，似乎也是对华夏人文伦理的一种理解。
郭为什么要远望九疑？为什么总为其因云雾遮蔽而忧郁？
我认为，这只能解释为他对华夏中心论的怀念。对大复仇失败苦闷。
《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郭在当时的精神境界，其实并没有超越杜甫所写的那种感叹，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但当时的人都不理解他，又何况今天？对于今天的琴人来说，那种单一的“怀念”汉族中心论，更并不能拯救民族，不能复兴古琴。更多的，还需要走向新的琴学行动，走向与世界文化的融合。

最后，再说点题外话：谈谈今天的人为何会“误读”郭楚望。
因为今天人的思维在近代帝国大失败的前提下，又多了一些认识。
时代过去了，民族纠葛的裂缝也逐渐被时间弥补了。金人或女真人，就如同后来的蒙古人与满族人一样，都渐渐全成了所谓“中国人”。那些空前的屠杀、悲惨的战争、焦土政策的恐怖和盈野之白骨，也似乎烟消云散，化为了历史书上的几行字，几张图，不再具有深刻的遭遇性。今天的琴人，国人，总是在叫嚣着要爱国，爱民族，却并不知道怎么去爱。在时间上离今天最近的“日本问题”于是成了他们发泄的窗口，其实这是一个多么肤浅的认识！这和百年前愚昧封闭，带来惨痛灾难的的义和拳主义几乎没区别……。
真正的原因在于，文明没落了。就象近代之古琴一样。
自身的衰败与腐朽，与别的文明之入侵或刺激并没有绝对关系。
匈奴、胡人、女真、蒙古、满族、八国联军与日本……都一直只有在汉族中国自身最脆弱，最保守，最落后和不开放的时候，才会试图用武力冲进来。前一部分还不过是游牧民族，他们来了，又走了，不管几百年，顶多杀人抢劫，却改变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但是西方文明，尤其是工业文明（包括日本，它在明治维新后几乎与欧洲一样，现在则与美国一样）却不这么简单了。他们是有社会科学意识的。他们的进入是两个文明的冲突与比较了。这时再谈“华夷”是不客观的，因为这两个文明是平等的。没有一个比另一个野蛮。
《潇湘水云》之所以伟大，还因为它其中包涵有两种精神。
一种是复仇与对外族的愤怒；还有一种则是它对大自然山水的崇拜，对天地风云包容万物的理解——我从不否认，这也是它最有魅力的特征之一。
既然天地风云万物都可以包容，为什么不能包容另外的文明呢？
今天，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与精英都只在关注宗教问题或科学问题，思考的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而非人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位置。“冷战思维”已经属于20世纪的神话，不再有永远的价值。作为中国人，究竟是应该升华自己文明的思维方式呢，还是继续原地踏步，固步自封地以为自己在地球的中心？！
其实，中国人几千年来就一直似乎是在“冷战思维”。
但“冷战思维”作为方法论，已经有无数失败的教训了，为何还要重复？
希腊文明的激进、资产阶级革命、人权革命与自由贸易的精神，这些东西本来和儒家音乐精神是不矛盾的。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譬如，如果明朝朱元璋不下令“海禁”，不隔绝通商，就可能不会引起百年后倭寇的攻击；如果英国商人当初见到康熙大帝时，康熙是用平等的姿态与之交易，而非以中心自居，那么百年后的鸦片战争可能就不会发生。沿海地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没有贸易，也就等于没有了中西文化交流，这样的国家，怎么会不引起世界的猜疑与忌讳？怎么还能懂得“丝绸之路”所创造的奇迹？汉朝、唐朝的伟大，就在于她对世界文明的包容。韩侂胄的失败并不是因为金国人多么坏，而是他自己的官僚主义以及中国宫廷哲学，朝野上下的内耗太多了；而《资治通鉴》的“伟大”，也正是它的弊病之所在，因为读过它的中国人往往都拿它来整自己人，而不是走向世界。为什么我们不能重新发扬大汉族精神混一天下之学的气度呢？
《公羊春秋》中教给我们的还有一个真理——叫“王者必改制”！
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就要敢于修改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不管那思想存在了几个朝代，几千年。一个文明不可能什么都是对的。太监制度、凌迟与裹小脚也是文明元素，难道不该淘汰吗？
近代的失败甚至就是对儒家的误解与狭隘保守制度导致的。
正如法国汉学家阿兰•佩雷亚特（Alain Peyrefitte）曾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总结近代中国失败，说：“中国拒绝对世界开放，而英国则不管别人愿意与否，都想让世界对所有交流开放。于是欧亚大陆兵戎相见了”。一个西方人都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可贵与可悲是同一根源的性质。为什么我们还要为了“面子”而继续欺骗子孙后代？就拿古琴来说，如果琴人们继续以师承流派来互相攻击，而不是吸收西方音乐学中的好的东西，不把古琴作为交流的音乐，而是回避社会的音乐，它的结局就只能是重复近代的忽略与没落。

北方游牧民族根汉族本土统治者的矛盾
去看狼图腾 里面写的比较详尽 主要看最后面有个副稿 那个是作者的研究

宋金时期还有匈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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