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新中国外交>的文本资料?杨澜主持的那个

杨澜的《新中国外交》视频或种子，，多谢~

十年前的回忆——杨澜和她的《新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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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简介
出生年月：1968年
籍贯：北京
职位：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毕业院校：北京外国语大学


杨澜履历
1986年至1990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1990年，杨澜成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女主持人。
1994年，杨澜获得中国首届主持人“金话筒奖”。
1996年夏，杨澜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数次获得普利策奖的制片人莫利斯·莫米德共同制作导演了《2000年那一班》两小时纪录片，在哥伦比亚电视网晚7点黄金档向全美播出，获评论界好评。
1997年4月，她应联合国副秘书长之邀，作为东亚惟一代表，出席了联合国世界媒体圆桌会议，当年11月又应邀出席联合国“1997世界电视论坛”。
1997年1月，杨澜散文集《凭海临风》出版，销量超过50万册。
1997年7月，杨澜被选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校董，成为这所美国长春藤名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董事。
1997年7月，杨澜加盟凤凰卫视中文台，并于1998年1月推出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
1999年10月离开凤凰卫视中文台，担任阳光文化影视公司董事局主席。
2003年，阳光卫视70％股权转让，现和东方卫视、凤凰卫视、湖南卫视合作，主持《杨澜视线》、《杨澜访谈录》、《天下女人》等节目。


杨澜所获荣誉
1999年被评选为“亚洲二十位社会与文化领袖”之一。
2000年和“能推动中国前进、重塑中国形象的十二位代表人物”之一。
2001年度海内外十位有影响力的“时代人物”之一。
2002年被评为“中国企业女性风云人物”之一。
2001年，杨澜女士出任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形象大使。
2001年 同年7月，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会议上代表北京作申奥的文化主题陈述。
自2003年3月起，杨澜女士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现任中华慈善总会慈善大使和义务献血形象大使，并在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环境文化理事会等多家公益机构中担任理事。
2005年起，她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杨澜的商业发展
杨澜现任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国内民营媒体企业，现持有11家亚洲地区媒体类企业公司之股份；包括31种各类杂志、3种不同类型报章、10条电视广播频道、3个门户网站及多类型互联网、多媒体产品、教育及学院投资、体育/赛车运动以及音乐娱乐事业等。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现分布于9个国家/地区内之15个城市发展其多元化业务。

日前才与书业大亨贝塔斯曼结盟的杨澜，又和联想集团携手，其附属的京文唱片已与联想集团达成跨行业合作协议，将在影音产品发行、品牌渗透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合作，力争国内音像连锁经营的龙头地位。双方合作的主要项目是借助联想集团遍布全国的软件专卖店，进行音像制品的连锁经营。

阳光文化：把音像店开在家门口

根据阳光与联想达成的协议，京文唱片的所有影音产品将以每月10家的速度，进驻北京的联想1＋1连锁店，首开国内“连锁音像店中店”的先河。阳光文化出版集团行政总裁许钟民表示：“我们要让大量平常没有时间逛音像店的消费者，可以在家门口买到各种优质的影音产品。”


杨澜与老公吴征
杨澜和吴征结合前，彼此都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杨澜说：“爱情其实是有一点盲目的，想结婚时就结婚，想生孩子就生孩子，没必要磨磨蹭蹭的。”但是，杨澜的婚姻显然并不止是“生孩子”那么简单，两人不仅是夫妻，还是事业伙伴。

2000年，杨澜和吴征创办了“阳光文化”，刚创办时，杨澜的身价曾一度暴涨到14亿港元。杨澜说：“我觉得爱情是一种气质上性格上的相互吸引，或者互补。为什么喜欢他，说得太清楚了可能就不是了。就是觉得挺舒服，挺谈得来的，他父母也是做教师的，我们都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我们的背景、价值观比较相像，在我遇到的年轻人中，他也是很杰出的。而且他的性格很独特，他的见识与观点往往出人意料，我是比较循规蹈矩的人，他有时候的那种灵感火花的碰撞，想不到的点子，让我特别钦佩。1995年结婚到现在，我们结婚都14年了，我们都是希望过稳定家庭生活的人。我很相信家庭生活，不是那种对家庭生活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我父母感情很好，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带大两个孩子白头偕老的生活下去。”

吴征眼里的杨澜

吴征认为婚姻完美与否，更重要的是看内涵，名气其实并无所谓。“如果没有共同的事业，我们的婚姻也会相当完美”，吴征说道。 在吴征眼里，杨澜是不折不扣的好妻子，“杨澜有的菜做得很好，有的菜做得不好，但她总是忙着给我弄好吃的”。两人的脾气上也很和谐，一个脾气大的时候，另一个总是很耐心，到最后，杨澜总是能把两人都弄得笑起来。“杨澜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俩都庆幸在茫茫的人海中，能够遇上这么一个知己”。 在解析两人事业上的分工合作时，吴征说，他以资本操作和管理为主，杨澜则是创意更多一点。“我们俩的文化理念很相似，有共性，又各有所长，能够相互合作，共同创造一份事业”，吴征称之为是一种幸运。 吴征:夫人的名气不是压力 当记者问吴征：太太的名气比自己名气大，是不是很不舒服？ 吴征笑着说早就习惯了，当然一开始的时候稍微有些不习惯，现在早已无所谓。事实上，在海外的华人圈里，吴征早就是一个名气颇响的年轻华人实业家。吴征笑着说：“在香港，我们的名气应该差不多，可能还是我的名气更大一些吧。再就是无论杨澜的名气有多大，她都是我的太太。”


杨澜：我不是中国的华莱士

永嘉路387号（阳光卫视上海总部）一楼， 杨澜坦言，阳光卫视成立2年来，自己获得的人生阅历，远远超过了过去10年的总和。
“做阳光以来，经济管理、公司运作等各个方面给我很大的压力。”
杨澜展现给公众的，是一个多角度的形象。虽然外界有“杨澜是阳光文化形象大使而不是掌门人”的说法，杨澜说：她现在一半时间做主持，一半时间做管理。
做访谈节目至今，杨澜已经采访了200多个政界、经济界或文化界的名人。“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启发。有的是人生故事有意思，有的是思想深刻——采访对于我来说，就像是‘采气’：从每个人身上，我都可以采到‘气’。”

杨澜坚持认为，自己从《正大综艺》的“出走”，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转型。“90年代初中国还不是特别开放，《正大综艺》实际上是给国人介绍国外风土人情和知识的节目，严格说来是一个益智类的节目。”从益智类的节目到深度访谈，杨澜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始终以文化为导向：“从家世背景到个人爱好，我的兴趣一直在文化方面，所以真的不存在什么大的跨越。”

杨澜承认《杨澜视线》是一个不成功但很重要的转型：“《杨澜视线》严格说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介绍美国百老汇和电影的幕后制作，当时忽略了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虽然介绍了一些美国电影的幕后特技，但中国观众根本看不到这些电影，同明星和幕后制作的情感联系不是很紧，自然也就不关心。”但后期的《杨澜视线》，就明显地具有了更后来的《杨澜访谈录》的影子，节目的主题转到了社会、经济方面，风格也与《杨澜访谈录》如出一辙。

杨澜曾经两访基辛格。“今年初我又访问了基辛格，想起自己1996年的采访，真是太小儿科了，问的问题都是八杆子打不着的，无一例外地在结尾希望人家对中国观众说几句话，你在外交事业中感到最骄傲的是什么等等：都是对任何人都可以问的问题。”6年以后的杨澜，同样是访问基辛格，问的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东战争）后，你也在中东有外交穿梭……”（因为访问时正值鲍威尔的中东之行），这样的问题具体、有针对性。这和“采访前做足了功课”有很大关系。采访前，杨澜阅读的是基辛格的主要外交著作等材料；采访后，基辛格对杨澜的采访是“AMAZING”（令人惊奇）。

《杨澜访谈录》的制片人郝亚兰说：“这个节目，实际上是对杨澜和被采访对象智慧的双重倚重，是杨澜和被采访对象智慧的碰撞交融。”杨澜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真而有韧性的人”；这一点，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认同。郝亚兰说：“坦白地讲，杨澜是这个制作组里最勤奋的人。”事实上，杨澜不仅仅作为主持人出现在节目中，她对节目制作的参与是全方位的。“有时甚至是否需要一个反光板她都会提出建议；作为一个职业的主持人，她对节目的品质有很高的敏感度。”

我的风格是“绵里藏针”

曾经有评论说，杨澜是中国的华莱士。但事实上，杨澜并不喜欢华莱士的主持风格：“他（有时）问问题显得有些生硬。”

杨澜认为自己向来的重点不在风格，而在内涵：“风格是你在具备一定内涵后才体现出来的东西。”

《杨澜访谈录》目前走的路线，是“温和的深刻型”。提及当初节目制作组在风格取舍上的抉择，杨澜说：“到底是开着轰炸机把这块地都炸平，还是钻井取油？后来我们认为，深刻的问题也可以用一种温和的形式提出来。

对节目风格的取舍和杨澜的性格息息相关。“平时就不是一个凶巴巴的人嘛！”杨澜对自己的定位在她的每一次采访中都表现无遗。《杨澜访谈录》采访龙永图时，杨澜问及中国加入WT0最后阶段协议时朱总理的两个让步，龙回答：“具体的就不要说了”，杨当即表示“没关系”。

但杨澜并不认为自己不尖锐。“采访吴基传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中国的电信改革，是改革拉着你走，还是你拉着改革走？吴基传最先回避了这个问题，我后来又把他拉了回来，问他‘那刚才那个问题呢？’”

杨澜形容自己的主持风格：“绵里藏针”。“观众要看的是内容，而不是两个人吵架。”

《杨澜访谈录》没有噱头，没有八卦；一律的开头和结尾，一样的穿插和解说。杨澜认为，这类深度访谈的节目形式应该相对稳定，没有必要像娱乐节目一样三天一小变、五天一大变。

杨澜从来不认为采访有什么特别的诀窍，除了认真：“我不是每一次都有灵感，但我每一次都很认真。”采访前做一大堆的研究，目的只有一个：“我必须了解我在说什么。”而一次成功的采访，最重要的是要让被采访者知道，你明白了他在说什么，而不是把一个问题扔给他，得到答案后又接着问采访提纲上的另一个问题。“毕竟，我不是采访的主角，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

杨澜的另一面

杨澜，一直希望采访对象的每一次自由发挥，都能带给普通人最大的启示。
不久前，杨澜到云南中甸采访，或许出现了高山反应，她懵懵懂懂地对随行人员说：“到高原后，食欲就不行了。”但随后，她又自言自语：“哦，我已经吃了两个烤土豆、两个米饼了。“（当地人透露，一个米饼可以做一碗米线。）。
杨澜说：“我会一直做到观众不喜欢为止；他们不喜欢，我也不会硬跳到他们面前说：‘看我，看我’。”

新中国外交
主持人：杨澜
独家采访数位传人身边的人物及前任要职官员。
揭开中国高层外交内幕，再现历年中国外交风云，披露大量珍贵历史镜头，详解中国外交光辉历程。
一部反映中国外交的历史百科全书。

1949-1999 中国50年来鲜为人知的外交大件事：
★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核心就是中苏结盟。
★50年代末期中苏之间关系严重恶化，外交失去理智，中苏边界发生冲突。
★60年代中国冲破美苏两超级大国的封锁，对亚非拉各国进行援助。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蒋介石的代表被从席位上驱逐。
★1989年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晤，中苏关系的大门终于打开。
★80年代以来人权问题，成为中美较量的焦点之一。
★199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舰对南联盟发射导弹，揭开科索沃战争序幕。

新中国外交史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又称当代中国外交史。关于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历程、特点、动向、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极少有学者关注，科研性的学术文章只出现过一篇由章百家先生写的“中共对外政策和新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起步与发展”。整体综合的研究新中国外交史研究历程的阶段、特点、动向、问题的文章还没有。本文将做一尝试，并就教于国内外学界同仁。

一、有关新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术界定

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的时间起点是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之日起一直到今天。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世界各主权国家中央政府以及由世界各主权国家中央政府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
在此会碰到新中国对外关系和新中国外交史两个学术名称的准确界定问题。过去这两个名称经常交叉混用，确实存在一个认识和实践中的变化问题。准确地确定和把握研究角度是正确开展学术研究的前提，对外交研究来说同样如此。外交研究角度首先可定位在国际体系研究之中，属于国际关系包容的范围之内，并以其中的外交关系为主派生发展出“外交学”学科。站在超越国家以国际体系为整体的高度来看待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的关系就称之为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可分为全球性国际关系、大国间国际关系、地区性国际关系、国家间关系。如以两个以上国家关系的数目为界来划分，国际关系又称之为多边和双边国际关系。

若是从一个国家内部立场向外观察和研究，是一个国家和其它国家的关系，就称之为对外关系。以中国为例可分为总体性的中国对外关系（如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关系、中国和某些地区的国家的关系等）和具体的中国和某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等）两类。
但应注意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都是总称，细分起来可在总称之下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具体领域的关系。

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都是在历史长河中，由具体年代的具体关系汇流而成，这样才有了我们今天研究的以往发生过的国际关系史和对外关系史，并据此研究正在发生的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推论判断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变化。

我们所谈的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研究中有一个历史时间上的说明。从国际关系角度看这是近代资本主义从欧洲扩展到全世界后才名副其实的。所以讲国际关系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时间也就是300多年。

对外关系则因各个国家的历史不同而不同，有的新独立的国家对外关系几乎刚开始有，有的历史古老的国家则非常丰富，如欧洲的一些国家、中国、伊朗等国家都有上千年的对外关系史。

从学科界定来看，一国对外关系可列入国际关系的范围。但作为一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内容的外交关系又属于政治学学科范围内的外交学的领域之中。因为政治学就是研究国家公共权力的形成及运作规律的科学，外交学也是研究国家公共权力对外行使及运作规律的系统知识的科学。从这一界定推定，各国的外交和外交关系我们把它归入外交学而把各国对外关系放到国际关系，好在这两个学科在中国都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属于相邻相近的学科。但这是今天的认识，过去不是这样。在旧中国时期也有外交史的研究和教学，一般是归入历史学，也有放在政治学和国际法学中。那时也没有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的划分。新中国成立后，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高效的、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政权体制。从政治学的社会功能来说应该有用武之处。然而当时进行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盲目地根据苏联的高等教育体制的蓝本，于1952年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学科，政治学在新中国作为大学中的独立系科有近30年不存在。关于中国外交史的学科划分在很长时间里也不明确、一般都是放在历史学中。

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学术界一般只以中国对外关系来涵盖中国外交史，而不突出中国外交史。这里有这样几个原因：对外关系是指一国的所有的对外的关系、外延广泛、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关系的代表——外交关系，讲对外关系离不开外交关系，所以对外关系史也是外交史，二者混同使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关系较少，为打破西方的封锁，强调从民间关系入手，特别强调新中国的对外关系都要服从于国家的总体外交战略，全国所有的对外关系都处于大外交大外事的框架之中，对外关系和外交基本一致；中国学者受过去传统和历史的影响一直都主要从政治角度研究问题，所以一般讲对外关系史都是指的对外政治外交史。而其它领城的对外关系还需要专门注明，直到现在有时还在二者还在混用。至于在新中国为什么逐渐的把研究范围集中、清晰、明确，会在后边的论述中加以说明。

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可分成通史、专题、双边史等几类，在本文中主要以新中国外交通史研究为例展开。

二、关于新中国外交史研究历程的分析

综观新中国55年外交史的研究历程，我认为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加以分析。这三个阶段时间上并不相等，特点也不同并且可以看出明显的加快扩大的趋势。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历程基本上反映了新中国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折射出时代的制约和时代的进步。

1、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1949年10月～1978年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内百废待兴、千疮百孔、民生凋蔽，如何进行国内的经济建设保持社会稳定成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考虑的首要问题。众所周知，新中国外交的最主要决策者是毛泽东，主要决策者和实际指挥者是周恩来。当时围绕新中国的国际环境并不好，建国初期即面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遏制，不到一年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被迫卷入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所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特别重视在处理国家关系时外交所起的作用。他们认为对新中国这样的即是新兴国家又是一个弱国的国家来说，外交更是特别重要，和大国相比新中国外交更容不得半点闪失，需要外交为未来的国内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他们在冷战时代就预见到，国际间的事务不能光靠武力或武力威胁，还要靠国家间的和平共处要靠外交去协调。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他们构思外交战略的同时，认识到培养外交人才的重要性。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创办中国人民大学。9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设4个教研室：其中设有“中国外交史教研室”，但这个教研室主要是进行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近现代外交史的研究和教学。当时系里开设三大类课程：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国际法、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东欧国家）对外关系。在教学指导上建立了一个大外交方向的框架，当时的理解是把国际关系史、国际法、外交史熔于一炉一个教学体系。其中开设有国际关系、国际法、东方外交史、西方外交史、中国对外政策、领事业务等近30门课程，以人大外交系为培养基地，先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培养人才和初步进行一些学术研究工作。但新中国外交工作发展极其迅速，1949年10月外交部成立时，只有180多人，后虽经增加，还是感到人员不足。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中国代表团去了180多人，正是在新中国参加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后，周恩来总理鉴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回国后，认真讨论了如何更好地培养外交人才问题。1955年6月，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提出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为基础，办一所独立的外交学院，专门培养外交干部和研究国际问题的干部。这个提议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经过第一代领导人的决策，。由毛泽东主席批准，周恩来总理题写校名，决定成立新中国第一所专门性的培养外交人才的高等学府——外交学院。1955年9月10日，外交学院正式成立并开始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这样，中国及外交部就有了专门的外交人才培养基地。周恩来总理对外交学院的工作非常重视，陈毅副总理亲兼外交学院院长长达8年之久。

第一代中国外交领导人在从事着外交实践过程中也感觉到需要对这段不长的历史进行总结，把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方面的创新创造认真地予以归纳，把成功经验和教训记录下来利于以后外交工作的开展。1957年，外交部决定在外交学院成立中国对外关系教研室。外交学院副院长何戊双兼任教研室主任。当时张闻天副部长亲自组织外交学院的科研活动。1957年12月，他主持召开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会议。从这时起，外交学院集中了一批专家潜心钻研、集体合作。外交部领导给予重视，乔冠华等高级外交家参加了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65年以前陆续写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960）一、二册，《中国近代外交史》（1840～1919）上、下册，《中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二、三册，这几本著作都是内部讨论稿，白色封面铅印，也没有正式署上创作者的姓名，但毕竟是开创性工作。由于当时的限制，这几本书未能得到公开出版，影响也十分的有限。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研究就是从中国外交学院中国对外关系教研室的研究和这几本书的写作开始的。通过这些探索，毕竟有了开始，并积聚了一批人才，为以后的发展做了积极的准备。

在这个期间，外交部所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公开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按编年史体例，每一年或两年一本，从1949年10月一直编到1963年，共出了10集，最后一集的出版时间为1965年。每集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签订的条约协定、重要的照会、外交方面的重要讲话，书后附有新中国外交活动大事记，非常详尽。迄今为止，仍是研究新中国初期外交史的重要资料。

从以上史实的考证追溯可以看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从缘起就受政府主导，有着强烈的政治性；还可以看出，最初的研究设计是比较宽泛的，在重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时，还考虑写出有新中国时代特色的旧中国对外关系史。
以后中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外交史研究和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一样遭到严重的破坏，没有任何的进展。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1978年的两年时间里，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和其它社会科学相比，由于该研究的局限性较强也没有得到恢复。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30年时间里，中国没有公开出版一本新中国外交史著作。

2、从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结束（1978年12月～2000年底）。

这是新中国外交史研究兴起和普及阶段。以1978年底为标志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社会发展翻天覆地。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获得了新生，真正发展起来。从全国对新中国外交史这一领域的研究实力和实际情况看，我按研究力量和成果分成三个部分来叙述。

（1） 外交部内的研究：
外交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国家外交事务的行政权力部门，一直非常重视对既往外交实践的研究总结。在这个阶段，外交部内人员对新中国外交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出版了一批由外交部首长主持编写的新中国外交史著作。如由外交部前副部长韩念龙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从1949年写到1986年，这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新中国外交通史。（当代中国丛书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持编写了由裴坚章、王泰平任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现在已出了三卷，时间上写到1978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外交部前副部长田曾佩主编出版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外交部还组织出版了由外交部部长唐家旋主编的《中国外交大辞典》和《中国外交50年》大型画册。

在这个期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恢复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的《世界知识年鉴》，以后按年出版至今。该社还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条约集，至今已出版了几十集。到八十年代中期由外交部组织编写了《中国外交概览》白皮书，从1987年起每年出一本，公开定期向国内外宣传中国外交政策和工作情况，这已经实现和国际惯例接轨。后《中国外交概览》改名为《中国外交》，其它都不变继续出版至今。这期间，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周恩来外交文献》（1990年版）和《毛泽东外交文献》（1994年版）这两部重要著作。从九十年代起世界知识出版社等出版社陆续推出了一些外交官回忆录，如《新中国外交风云》丛书、《当代中国外交使节生涯》丛书、《新中国大使回忆录》丛书。还出了第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1949～1956》、1997年版。

（2） 北京的中央级院校和研究机构：
外交学院1980年复校立即重新成立了中国对外关系教研室，教研室主任谢益显。该院首先在院内开设了中国近代外交史1840～1911；中国现代外交史1911～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79这三门课。并按以上三个历史阶段成立教研小组撰写各段的教材。当然，这三段教材的编写人员大多是文革前原编写组的成员或以原讨论稿为基础。1982年外交学院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招收国际政治专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方向硕士研究生，[1]学制三年，持续至今。经过十年的努力，1990年由外交学院编写的中国外交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分别为王绍坊著《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吴东之主编的《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谢益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稍后在1995年又出版了谢益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79～1994》。[2]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出版的第一套从中国近代史开始后到20世纪末期150多年的完整的中国外交史，因为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该套外交史被韩国翻译出版。

从20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高等教育界对新中国外交史的关注大大增强，各高校纷纷开设新中国外交史课程，在这种需求推动下，外交学院中国对外关系教研室在第一套教材的基础上，由谢益显任主编集体重新编写了《当代中国外交史——1949～1995》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出版。[3]该著作先后4次印刷，销量上万本。谢益显教援还出版过几本相关著作。1999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庆，外交学院和中央教育电视台合作，拍摄曲星、杨闯、张历历任总撰稿的大型电视记录片新中国外交风云录、片长600分钟、共30集。2000年外交学院中国对外关系教研室的曲星教授的《中国外交5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评论为是一本研究水平较高的专著；该室张历历教授的《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第一次把20世纪一百年的对外关系作为一个时间段来研究，在体例上有创新，并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影响。

除外交学院外，北京大学的石志夫教授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1949～1989》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宝俊教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200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内有部分高校选用该书作为授课教材。

（3） 京外其它地区：
在中国对新中国对外关系或外交史感兴趣的单位和个人很多，也有一些成果出现。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教师窦辉曾出过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简史》。山东青岛大学的孙勇胜老师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听说上海复旦大学也出版了这方面的著作。但因为和外交活动中心舞台的距离、外交史料、学术梯队和需求等原因，除北京外的全国其它地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通史的学术影响不大。

3、21世纪初期（2001～2004年）。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研究继续发展，并有了一些新特点。外交学院谢益显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史作为一本教材受到年轻学子的欢迎和学术界好评。但时间过的很快，需要补充新的外交史实。经增补《当代中国外交史1949～2001》在2002年7月底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已加印了两次。

这段时间通史虽出版不多，但有关通史的研究出现了以前未出现的新特点：和外交史有关的高质量回忆录出现，代表性有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的《外交十记》，22万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0月初版，到11月己印刷5万册以上，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因为这是高级外交领导人在退休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出版的，时效性很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档案首次解密，对社会开放允许查阅。2004年2月，外交部档案馆首次将外交档案解密，第一批解密的是从1949年10月至1955年的档案，面向社会开放，允许个人查阅。这一决定为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并标志着在外交档案的管理上也和国际接轨了。

外交资料整理更细致全面。有代表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的出版。自第一本出版后间隔了4年。2001年10月出了第二本1957～1964，2002年10月出了第三本1965～1971，2003年12月出了第四本1972～1978。

同时关于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大型化：外交学院组织编写《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丛书分八个双边关系来写20世纪一百年的双边关系，已经经过了五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二是专门化：如写一个专题或从一个角度来论述中国外交，如：王逸舟的《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探索新的视角与解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陈向阳的《中国睦邻外交——思想、实践、前瞻》，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三是普及化：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的全国外交外事干部考试题库中，新中国外交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还新出现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加入新中国外交史的内容。

三、 关于新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动力、特点、趋向和问题

通过以上的勾勒描述，新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历程基本清楚。这门学问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可以说己成显学，近二十多年来发展迅速，近十年来又备受国内外媒体关注，在民众中知名度提高很快，社会需求较大。究其原因主要有：

首先是得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不断发展，得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和外交事业的不断兴旺，得益于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的正确。得益于国家各项政策的支持。

其次，这门学科有它自身的特点：这是一门政治性很强和现实联系很密切的学问。这门学问的发展要解决外交路线方针政策的科学性问题，要研究外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情况，要能总结出对外交工作有帮助的经验教训。因而这又是一门和现实联系密切的学问。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对外交史的深入研究。

第三、这门学问是中国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链条，一个不可缺少的学术环节。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和世界上其它民族主义交往的历史。有代表性的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已有二干多年的中外交往史。中国的学术研究传统也很重祝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如过去舆地史、中西交通史、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我们研究新中国外交史也是学术连贯性的需要。

第四、国民素质提高的需要、国家政权建设中干部素质提高的需要、中国改善国际形象加强对外宣传的需要、发展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关系的需要。这些需要都涉及到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和教学，这也是它受到重视欢迎的国内外社会基础。

当前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趋向，这主要是面临着深化、细化、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加强科学性、学术性等问题。

从第一部新中国外交史问世到现在己经有十几年时间了，普及的任务基本完成，应该有所进步和深入。从研究角度讲应该进一步深化和细化。过去有些重大问题和事件都己论述过，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应该用新的眼光视角再深入研究下去。而不是再停留在表面的评述。过去有很多未被人注意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留意的因素应该进行细化研究，如新中国外交中的人民因素、自然资源的因素{中国和世界上的产铜国关系都挺好}外交实践中有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影响的礼仪形式、物品选用、珍稀动物的采用等等人和物品及人和场地的结合。还有新中国外交有没有自己的特色特点，外交风格的形成和变化等；外交是非常鲜活的，外交史也应该写的生动好看吸引人。在写法上也可考虑变化，过去的书都是以历史纵线为主，竖写横排。再写外交史，可以采用其它的写法如横排竖写、专题论述等，总之无论内容形式都要推陈出新、不断进步。

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视角要更新拓展。外交的政治属性强是历史传统，几百年如此是事实。

但外交要随着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变化而发展、过去有些不被重视的因素开始影响外交，如经济、文化、舆论非政府组织，过去的刚性原则有些弹性了如国内社会的界限、国家主权的界定、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互相影响……。这些新的课题的解决需要中国学者的努力，也期待和日本等国际学者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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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水县15049643964： 新中国的外交史 - 最近要做一个演讲,？
滑习阿昔： 《新中国外交史》,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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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水县15049643964： 建国后外交取得哪些成就 作文600字 - ？
滑习阿昔： 新中国的外交,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外交理论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在外交实践上,从“一边倒”的倾向发展到走向“一大片”的格局.

建水县15049643964：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一改旧中国屈辱的外交形象,挺直了民族脊梁,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展开了和平外交事业,中国的国际影响与日俱增.... - ？
滑习阿昔：[答案] 【活动准备】据所学知,获取资料的途径有很多种,比较常用的有,网络查询、图书馆查阅资料、采访历史人物、咨询专家或学者、观看历史纪录片等.【活动过程】据所学知,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取得的外交成就主要有,19...

建水县15049643964：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外交上取得的成就有哪些? - ？
滑习阿昔：[答案] 1、与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打破了美国的外交孤立;2、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3、1954年,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提高了国际声誉;4、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提出求同存异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