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找一个人从战争年代到解放后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故事

作者&投稿:饶颜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关于建立新中国后反应过去艰苦生活的故事~

肩背枪,左肩扛锄头
部队素由保障供给改为定量供给,开始人平粮食45斤减到38斤,不久又降到35斤,还号召每个军人每月节约一斤支援国家建设。伙房也由大锅饭改为钵子饭。司务长为了壮大饭量要炊事员多放水小火蒸,饭量是增多了但营养被蒸掉了。部队都是年轻人,加上训练强度大,热能消耗多,又加上来部队躲灾的家属增多,分吃粮食,营养跟不上,部队也出现水肿病。
当时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公平叫嚣要反攻大陆,部队在备战备荒的双重压力下,右肩背枪,左肩扛锄头,幸好我们部
队的兵都是刚刚翻身的农民,很快就适应了不是南泥湾胜过南泥湾军事生活,半天军训,半天生产,争分夺秒,见缝插针,首先在营房前后栽瓜种菜,有些部队土地紧张,就把练兵场挖松种上地瓜,有些部队还打起小池子,用小便培育所谓高蛋白的“红球藻”,并号召随军家属养鸡养鸭养猪,真是八仙过海,各显所能。
在营处大搞生产的同时,把部队拉练和上山下河搞“小秋收”结合起来,又是渡荒的一招,所谓的“小秋收”顾名思义,是大秋收相对而言,大秋收就是田里地里山里长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秋收就是农副产品丢失的下脚料,野生植物,漏摘的茶子,野果,竹笋,蘑菇等等。
我们在部队常说,人是钢饭是铁,一顿不吃不能打仗,在马田墟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很有风趣的一件事,马田煤矿有一支省级水准的蓝球队,晚上在矿区灯光球场,我们与矿队打了一场球,我们输了三个球,输的原因是我们球艺不如对方,他们赢我们球不多,主要是肚子没吃饱,体力不行,根据这种情况,我要各连队队员放开肚皮吃饱,第二天又与矿队打了一场,我们赢了六个球,我心里明白我们球队成员都是入伍不久的翻身农民,在家连球都没摸过,到部队才学会打球,有的连球场规则都不太懂,为什么把一个省级水准的
球队打败呢?从对方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子,由抢球争球变成躲球,而我们的队员个个横冲直撞,龙腾虎跃成了大赢家,不就是肚子饱吗?这说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温饱问题不解决,什么事也办不成。
经过半年多努力,部队生产搞起来了,引来附近饥民进营区偷菜摘瓜,几乎每天晚上都能抓到,为了搞好军民关系,当时正在开展“不打不骂,热情对待,该理发的理发,然后吃饱饭送走活动。”感化饥民不来部队偷瓜摘菜,然而效果不佳,来营区偷瓜摘菜的饥民仍然不少,最后还是老办法,把抓到的送给当地派出所带走。
拨云见日,1960年10月,是大家异常兴奋的一天,耒阳县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四面八方的饥饿农民争先恐后拥上广场,我们部队
也参加了,上面来的公检法宣布逮捕县委书记和县长,讲话人说县委书记和县长把上面的经念歪了,造成水肿鬼,闭经鬼,肝炎鬼等等鬼魔横行,与会者高呼口号,要求严惩他们,全县公捕大会开完,各公社各大队照此类推,层层开大会,批判小歪干部,整干部。其实明白人都知道,何止耒阳一县,全国都是这样,土地不长庄稼,农民不会种田,公社化后农民没有自主权,怎么种都由
上面下指令,干部必须紧跟,不理解也要理解,就像不懂事的小孩跟大人走路,一路跌跌撞撞,摔了跟头,大人高兴就拉一把,不高兴就扇一耳光,缺乏独立思考,怎么摔倒自己也不知道,用这种思想指导农业生产,怎么能解决亿万农民吃饱肚子问题?

1、董存瑞
1948年5月初,董存瑞所在部队参加冀热察战役。隆化县城是热河省会承德的拱卫,对方部队事先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碉堡,有些特殊构筑的暗堡被称为“模范工事”。
1948年5月25日,在解放隆化县的战斗中,因部队受阻于对方军队的桥型暗堡,董存瑞毅然抱起炸药包,左腿负伤,冲至桥下。
因身边无处安放炸药包,紧急时刻,董存瑞用自己的身体充当支架——手托炸药包,牺牲时,未满19岁。
2、刘胡兰
1946年10月,刘胡兰和留下来的同志一起向各村党组织传达党的指示,组织群众掩埋粮食。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反动村长石佩怀处死。
阎锡山匪军决定实施报复行动,大举进袭文水一带。为保存实力,中共八地委决定平川地区大部份干部转移上山。她以自己年纪小、熟悉环境为由,主动要求留下来。
党组织同意了她的请求。十二团三营连长王本固负伤,她将王本固隐蔽在一户军属家,用自己平时节省的钱给他买药治伤,并精心护理直至痊愈返队。
12月,敌人频繁出击云周西村,并捕走地下工作人员石三槐等,形势日险。家人劝其撤退但她仍坚持等上级通知。1947年1月11日夜,上级通知她转移。
次日拂晓,国民党却突然包围了云周西村,把先期被捕的石三槐押解回村,强令全村群众到观音庙集中。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也随同群众来到会场。
国民党当场又抓捕了石世辉、陈树荣、刘树山、张年成等,并胁迫她出场坦白。审讯中,国民党千方百计,软硬兼施,想诱使其供出同党,并相许给她土地。刘胡兰百般不从,从容就义。
3、江竹筠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姐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国民党军统特务用尽各种酷刑:老虎凳、辣椒水、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 。
甚至残酷地将竹签钉进她的十指,急欲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破获领导川东暴动的党组织和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
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摧残和死亡威胁,江姐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
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前夕,江姐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渣滓洞监狱,牺牲时年仅29岁。

4、谢荣策
1948年3月11日,在掩护干部和群众转移时,被国民党骑兵团抓走。他面对凶恶的敌人毫无畏惧,英勇斗争,不幸被敌人杀害,年仅16岁。
谢荣策的童年是在苦水里度过的。社会的黑暗,生活的艰难,使荣策幼小心灵上萌发了反抗压迫的信念和力量。
1947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开始战略性反攻。尤其是东北各线进军更是神速,打得国民党部队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村里地主老财纷纷逃往沈阳。
乡亲们如久旱盼甘露一样的心情,盼望着共产、解放军的到来。12月18日,解放军主力部队开进了茨榆坨村,谢荣策在小伙伴们的推选下当上了村儿童团长。
1948年春天,驻辽中一带的我人民解放军,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陆续开往前线。龟缩在沈阳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妄图打通沈辽要道,命令一个骑兵团。
乘机对辽中东部四方台、茨榆坨一带进行骚扰。在这严峻时刻,刚满16岁的谢荣策经过斗争的锻炼,更加成熟起来。他不顾疲劳,日夜坚守战斗岗位,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
5、周银海
1947年1月18日清晨,国民党整编第四师对侯河地区进行“扫荡”。周银海发现敌情后,立即通知正在准提庵小学开会的乡干部,要他们迅速转移。
为了掩护这些乡干部撤退,周银海挺身而出,将敌人引开,自己却英勇被捕。敌人将周银海押进团部,逼他供出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坚定地说:“我不知道!”。
敌营长命令士兵把周银海按倒跪在地上,一边压杠子,一边要周银海说出谁是共产党,直至把周银海压昏过去。敌人又舀来一盆冷水泼向周银海。
周银海透了口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们这些狗东西,就是打死我,我还是不知道!”敌人又搬出老虎凳,把周银海绑在凳上,脚后跟下塞进一块块大砖,上到四块,他又一次晕厥过去。
从上午直到深夜,敌人还在对这个钢铁般的少年不断用刑。在敌人的酷刑下,周银海一次次昏迷过去,但是始终没有屈服。
第二天,敌人将全村乡亲集合在晒场上,把周银海带到人群面前,要他当场指认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环视四周,大声喊:“乡亲们,解放军一定会打败反动派!”
敌人见无计可施,就放出狼犬,将周银海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咬下来……周银海始终没有屈服。敌人一无所获,就将周银海拖到晒场枪杀。刚满14周岁的周银海壮烈牺牲!

1949年11月6日是王震进入新疆的第一天

对于许多人而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名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名曰“兵团”,却不列入军队编制、不穿军装、不拿军饷、不要国家和人民负担,屯垦戍边,守土保疆,维护了新疆半个世纪以来的稳定。而这支特殊队伍的创始人,就是功勋卓著的上将王震。无论是在新疆工作还是离开新疆,也不管是在农垦部工作还是在别的部门工作,王震都一直关注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受到兵团人的爱戴和敬仰。

进军新疆 大有可为
  
进入新疆前,毛泽东在西柏坡对王震说:“新疆比你过去经营的南泥湾要大一万多倍……当年左宗棠曾留下诗句:‘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希望你到新疆后能超过左文襄公(左宗棠),把新疆建成美丽富饶的乐园。”毛主席的话深深印在王震心里。

新疆解放初期,经济极为困顿,百业凋零,物资奇缺。新疆军区每月派飞机去北京运一趟银元,购买粮食供养大军。新疆广大农村异常贫困,各族农民除去地租、口粮和种子外,所剩无几,无法供养10万大军的粮饷问题。从苏联进口,经费困难;而从内地调运的话,则路途遥远,运输困难。1949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动员新疆驻军开展大生产运动,从根本上解决粮饷问题。

1949年10月,在进军新疆前,王震在甘肃酒泉对第1兵团官兵说:“进军新疆,大有可为!我们要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事,办好事,既要保卫边防、巩固治安,又要改造起义部队,建立新政权,尤其重要的是要率领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大搞建设!”1949年11月6日是王震进入新疆的第一天。他坐在飞机上,望着舷窗外的大地,兴奋地赞叹:“我们祖国真伟大!”就在飞机上,王震与同机去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热烈地讨论了入疆后如何开荒、生产、兴修水利,争取早日粮食自给等问题。

屯垦戌边是我国古代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边疆社会,促进边疆发展的有效措施。王震认真分析了新疆的形势,借鉴历史屯垦戌边的经验教训,规划了新疆屯垦事业的蓝图。王震牢记毛泽东的嘱托,他在1950年1月提出:“在新疆驻军条件下,军队生产事业是长期的,是子子孙孙的建国事业。”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屯垦,都无法摆脱“一代而终”的结局。王震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新的屯垦戍边方式,把部队转变为从事作战和生产建设双重职能的新型的部队。
  
1950年1月21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号召驻疆部队全体军人全部参加劳动生产,要发动11万人到开垦种地的农业生产战线上去,要在当年开荒种地4万公顷。第2军向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军,拟定了种地13000多公顷的计划;第6军向准噶尔大戈壁开战,计划开荒8000多公顷;第5军决定在伊犁、塔城、乌苏一带种地3300多公顷;参加起义的陶峙岳将军率领的第22兵团则计划完成种地13000多公顷的任务。1950年一年,驻新疆军队70%的人员参加了农业生产,迈开了屯垦事业的艰难一步。当年,驻疆部队全体官兵就开荒85万亩,实现了部队粮食基本自给,油料全部自给。

1952年底至1953年上半年,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新疆军区以代司令员王震、代政委王恩茂的名义颁发命令,将驻新疆人民解放军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编为生产部队的是第1兵团第2、6军和第5军大部,第22兵团全部。原国民党西北行政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是一个袍泽情结很深的军人,部队起义后,他一直关注着那些随自己守卫边疆的部下的安置问题。但在新疆安家落户,困难很多。他准备给大家发点路费,把大家遣散回老家。进疆伊始,王震就对陶峙岳说:“起义部队过去守土有责,立了功。起义以后,可以一起和我们转向生产,妥善安置大批退伍官兵。”王震接着说:“陶司令率部起义,投向光明,功盖天山。我是个粗人,在北京中南海,我已经跟毛主席、周总理吹过牛了,我要叫新疆变成第二个南泥湾,这光靠我王胡子一个人可不成,你可要助我一臂之力啊!”

之后,第22兵团官兵在玛纳斯河流域艰苦创业,为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边疆,为屯垦戍边建立了巨大的功绩。屯垦戍边之初,生活极为艰苦。王震、陶峙岳同普通士兵一样,肩负纤绳,拉爬犁,运石头,筑公路,挖河渠。他们一手握枪,一手拿镐,在阿克苏、库尔勒、伊犁、塔城、阿尔泰、奎屯和石河子等地安营扎寨,垦荒造田。

1954年8月6日,根据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第22兵团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0月7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共计10.55万人。陶峙岳任司令员,新疆分局书记王恩茂兼任政委,张仲瀚为副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是新疆屯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王震此时虽然已经调离了新疆,但兵团的成立及其所从事的屯垦大业,却是与王震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新疆军垦第一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王震主张在把作战部队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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