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作品与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的异同(结合作品)
他的小说情节生动,故事性强,语言质朴凤趣,善于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展现性格,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出了贡献。
主要体现在不同于所有的中国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的社会生活和农民的精神面貌,而且是真正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以农民为对象,为农民说话。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在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和行动中,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把赵树理方向的内涵重新界定:问题小说和民间文学正统论;强烈农民意识和艺术上的民族保守性;在中国农民较低审美层次上力图维护发扬农民的审美方式。 赵树理的作品不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割裂,而是对其未竟事业的一种补充和继续发展,特别是在文学的大众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此外,赵树理还秉承了现代知识分子独立的理性和现实主义精神,不趋时、不媚俗。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财富。
赵树理、孙犁两位作家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有着重要影构。农民作家赵树理的小说反映了农民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创造了一种知识者缺席的农民化的小说范式;而坚持人文品性的作家孙犁传承了中国古典诗性文学的精华,创造了荷花淀派的诗化小说。
就艺术风格而言,对民间文化的孜孜以求形成了赵树理作品以乡土俗文化为主的厚朴的审美特色,并藉此创造性地拓展了一片新文学无缘抵达的广大社会空间。当主流意识形态利用“赵树理方向”大面积涂改文学领域时,孙犁却以诗人和学者气质,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雅正的一面与西方文学现代手法相融合,形成以“雅”为主的阴柔的审美特色,获得了一种区别于农民文化的艺术品位。 就人性主题而言,这是二位作家作品得以超越政治层面保持艺术魅力的根本所在。赵树理作品表面给人以疏朗明快的印象,但通过描写乡村变革的矛盾冲突,显示了作家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洞见,其意旨多在“曝丑”。孙犁则认为作家永远是现实生活中真善美的探寻者,他的作品透过战争浓重的硝烟,弘扬人性之善、人情之美和人伦之和谐,其意在“掘美”。 就人格精神而言,在那段错位的历史中,赵树理与孙犁仍坚守知识分子精神,保持着知识分子品格。传统文化在二者身上打下鲜明的烙印。赵树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以天下为已任,积极地“干预生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这个“流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马烽(1922-),山西孝义县人。小学没有毕业时,参加了八路军。战争期间,从事晋绥边区报纸、出版社编辑工作。1945年,与西戎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后,1956年回到山西。马烽五六十年代的创作,除《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电影文学剧本,和在刊物上连载的传记文学《刘胡兰传》外,大都是短篇小说。主要作品有《结婚》、《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太阳刚刚出山》、《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等。西戎(1922-)抗日战争期间在晋绥边区工作时开始小说创作。50年代初,在四川任《川西日报》、《四川文艺》编委、主编。1954年回到山西。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姑娘的秘密》、《丰产记》,后一个集子的作品(《灯芯绒》、《赖大嫂》、《丰产记》等),写于1961年以后,风格转而向朴实趋近。其中,《赖大嫂》用揶揄的笔调,写一个“无利不早起”的自私、爱撒泼的农村妇女,在生活中的处处碰壁和受到的教育。在60年代,这个短篇既为倡导“现实主义深化”的批评家援引来阐述其论点,也为后来批判“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论”所重点抨击的“标本”。(注:参见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8、9期合刊),紫兮《“写中间人物”的一个标本》(《文艺报》1964年11、12期合刊)等。)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50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求雨》、《金字》(根据记忆重写)、《“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卖烟叶》,长篇《三里湾》,电影故事《表明态度》,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特写(或传记)《实干家潘永福》。另外,还写有鼓词《石不烂赶车》,小调《王家坡》,泽州秧歌《开渠》,上党梆子《十里店》和改编的上党梆子《三关排宴》。他的有些作品,被改编为各种文艺样式。如《登记》便以《罗汉钱》的名字,分别改编为秦腔、豫剧、粤剧、评剧、沪剧等剧种演出。赵树理的这些小说,大多仍取材于晋东南他的家乡。他与这个地区的人、事仍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在小说观念上,也坚持小说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同一的理解。不过,后来他似乎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作农村工作指南的那种看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写小说便是要动摇那些习以为常、但不合理的“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因而,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说农村开展的“运动”仍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来,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这是因为他离“当年”的“青春”渐远。如果从作家所处的环境而言,那么,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仍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来有限度地容纳作家的创造,容纳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想像;而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俗和观念所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合之处。到了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他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正是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后期创作的主题。与《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中,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总体面貌与以前并无重大变化。然而,如评论者所说,这些“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的作品,由于作者对某一形式的“越来越执著”,导致“故事进行缓慢”,有“铺摊琐碎”、“刻而不深的感觉”(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三 赵树理的“评价史”
对赵树理小说和他的文学观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看法且相距甚远。即使是左翼文学界之中,评价也并不一律,且时有变化。在40年代,最早、而且系统地对赵树理的小说给予很高评价的,是周扬发表于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注: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延安)。)。在这篇文章里,赵树理被誉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李有才板话》是“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赵树理的小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作为这种评价的延伸,次年8月,在晋察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与会者“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将之“作为我们的旗帜”(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在此前后,“解放区”的出版社,编印了多种赵树理创作的评论集(注:如冀鲁豫书店1947年7月初版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9月编辑印行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9年5月初版、中南新华书店1950年4月重印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苏南1949年6月初版的《论赵树理创作》等。),收入周扬、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荒煤、力群、冯牧等的文章。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出版的两套大型丛书中,赵树理被做了颇为特殊的处理。他的创作理所当然地入选展示“解放区”文学实绩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新文学选集》(茅盾主编)中设有他的专辑。事实上,赵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出版于1943年。这种安排,反映了将之“经典化”的急迫。到了1956年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周扬的报告中,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
不过,进入50年代以后,文学界对于赵树理的评价也有些犹豫不定。在继续把他作为一种“榜样”来推崇的同时,他的小说的“缺点”也在不断发现。这种发现,是“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因而,批评家提出了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的问题,并暗示他对创造新的英雄形象还缺乏自觉的意识。(注: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2月25日《人民日报》)。)长篇《三里湾》发表后,在受到肯定的同时,“典型化”程度不够的问题被着重地提了出来:对于农村的“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展示,“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作者对于农民的革命性的力量“看得比较少”,“没有能够把这个方面充分地真实地表现出来”,而对于农村的斗争,农民内部和他们内心的矛盾,也不是表现得很严重,很尖锐,矛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注:参见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5年第7期),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6期合刊。)在50年代后期,这种评价上的犹豫和矛盾,再一次突出。1959年,《文艺报》就“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组织了对《“锻炼锻炼”》的讨论。虽然刊发了认为这个短篇是“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的否定性的文章,但编辑部却是支持赵树理的,它以王西彦对赵树理“按照生活实际去刻画有个性的活人”的肯定的文章(注:《〈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59年第10期。),作为结论性意见。《文艺报》的这种辩护性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为了抵御当时激进文学思潮。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因为赵树理对1957年以后中共的农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质疑,而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受到“内部”批判。而在这个期间,文学界在农村题材小说中,作为“方向性”加以凸出的,是李准、王汶石和柳青的更“典型”、更富“理想性”的作品。
到了1962年,在政治、经济的“浪漫主义”的退潮中,文学界也有了“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出。这时,赵树理的“价值”又被“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倡者所发掘和重新阐释。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茅盾、邵荃麟等认为,“前几年”对赵树理的创作估计不足,“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些观点,在随后康濯的文章中得到阐发:“赵树理在我们老一辈的作家群里,应该说是近二十年来最杰出也最扎实的一位短篇大师。但批评界对他这几年的成就却使人感到有点评价不足似的,……事实上他的作品在我们文学中应该说是现实主义最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础真如铁打的一般”,“赵树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所接触到的农村里面,实在是首屈一指,当代其它作家都难于匹敌”(注: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既然赵树理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深化”的作家,那么,“文革”前夕对这种理论的批判,赵树理又必定首当其冲。文学界对赵的评价发生了大转变:“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大连会议“不但没有正确指出”他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做应当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注:《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54年第8、9期合刊。)。此后“文革”中对赵的激烈攻击,从“文学观”的角度而言,并没有超越这一批评的范畴。
http://gz.eywedu.com/Philology/29%A1%B6%D6%D0%B9%FA%B5%B1%B4%FA%CE%C4%D1%A7%CA%B7%A1%B7%BA%E9%D7%D3%B3%CF%20%D6%F8/009.htm
在表现农村生活,开掘农村题材的作品中,赵树理小说与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他们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继承了“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新小说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大大开掘了现代文学的主题、题材领域,推动了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繁荣。农村的现实生活,农民的疾苦与命运,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着眼于农村,注目于农民,描绘具有地方色彩的生活图景,是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在他们的作品中,农业中国里人民生活的重要方面——农民问题,得到了多侧面、多层次的反映。从整体上看,赵树理小说与20年代乡土小说的确具有继承关系,但二者在表现农村生活方面却形成了两种审美极致。理论基础不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赵树理小说是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创造性发挥,《讲话》发表后,深谙农民生活的赵树理以自己独特的观察与体会,实践了毛泽东同志文艺思想。20年代乡土小说是对文学革命后小说创作中的概念化倾向的引导,周作人等提出“乡土文学”主张,于是便有了20年代乡土小说创作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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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玉县15155383723: 赵树理1949年~1951年的作品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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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玉县15155383723: 《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赵树理的创作在当代小说中的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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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张乐沙: 赵树理的小说多数以农村、农民为蓝本,在写实的基础上辅以艺术手法,还原了当时的农村农民生活面貌、精神状态. 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
墨玉县15155383723: 关于语文 - --文学常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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