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孔子一生的评价

孔子的生平,一生主要事迹,主要功过的评价文100字~

孔子，中国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种伦理文化，道德在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古代，儒家伦理独立承担着培植中国人道德意识的使命。人们按照儒家伦理的要求规范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实践着自己的成德之路，并凭着对儒家伦理的学习和实践而谋取功名利禄，成就一番事业。随着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入，儒家道德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衰微。今天，儒家道德已逐渐淡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对于这一现象，许多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人都抱以深深忧虑和惋惜。更有一些人将当代中国人道德精神的萎靡不振归结为一个世纪以来知识阶层对儒家道德思想的批判和否定，试图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再度诠释和弘扬来恢复儒家道德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与一般研究者的思维角度和研究目的不同，本篇论文通过对孔子思想的考察与分析，试图从儒家自身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价值倾向来找出导致儒家陷入今天困境的原因，从其本身来揭示出它的历史命运。这里首先指明的是，由于本篇论文的观点均出自对《论语》中孔子及其学生有关论述的分析和推演，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关于儒家道德思想的完整而全面的综述。论文中所涉及的问题甚至不能涵盖孔子的全部思想。作者只是将孔子思想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加以综合和分析，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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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君子”概念的双重属性

学术界公认，孔子的道德思想可以表述为“成圣之学”，即以一种理想的人格作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儒家道德思想的全部内容和思维方式都是围绕着成圣之路而展开的。正是由于儒家的道德实践旨在成就一种圣人的品格，因此儒家思想的落实必然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可以承担这一理想的社会群体。在儒家思想中，能够负载儒家的道德理想、躬行儒家道德规范的现实主体就是君子。在《论语》中，孔子虽然经常表达出对圣人的仰慕之情，但他更多地是把君子人格作为生活的楷模和实践的目标来教育自己的学生。他经常将君子与小人对举，以表明自己的价值倾向和道德追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圣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圣人固然是儒家道德实践的最高理想，但在现实生活中，人应按照君子的标准来实践儒家的道德，逐渐地向着成圣之路趋近。

在孔子生活时代，“君子”是对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的通称，所以君子这个概念自始就是一种身份概念。《诗经》有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于孔子奉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而且由于他将君子品格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传授给他的学生，因此，在现代一些学者看来，孔子打破了传统的等级界限，使君子这个称谓由身份概念转变为道德概念和文化概念。这样一种认识误以为身份概念与道德概念是相互矛盾的，故对一方的肯定就必然伴随着对另一方的否定。没有意识到身份本身就包含有对特定的行为模式的要求，本身就包含有一定的道德内涵。中国道德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道德要求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所有的规范均依身份而定。如“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句话，其中既包括了对身份等级的确认与肯定，也包含了相关的道德要求。身份构成道德的前提，道德是对身份的确认和维护，两者相辅相承。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它表现为一方面旧的等级秩序以及附着于这一秩序的行为规范已不再能有效地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越是出身低层的人越是渴望享有在传统等级制度下不能享有的特权，以显示自己所获得的权力和地位。“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等现象就充分表明

虽然传统的等级制度已不再具有权威性，但人们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所以孔子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要将人们的等级观念转变为我们今天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平等观念，而是要为当时的社会寻找到重新划分社会等级的依据和尺度，从而为等级制度的恢复和巩固奠定更加牢靠的基础。孔子对周朝礼乐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表明孔子只是抛弃旧的划分社会等级的血统标准，而将人们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成就作为证明等级制度合理性的理由。

如果我们详细分析孔子在使用“君子”这个概念时的具体含义，我们可以看出，君子作为一种身份概念在孔子那里是始终一贯的，孔子固然赋予君子这一称呼以更多的道德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君子概念所固有的等级内容的否定，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重新确立了君子在社会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君子在孔子那里首先是身份概念，其次才是道德概念。孔子心目中的道德只能是“君子之德”，即代表贵族阶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礼仪传统和行为规范，而不可能是体现一般人价值倾向和利益要求的普遍性道德。孔子之所以经常从道德角度来评价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差别，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使君子与小人成为不同道德境界的人格象征，更是为了突出君子身份的优越地位，以确证等级秩序和统治关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毕竟，孔子所理想的社会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的有道之世。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等级的确定不移与整个社会的稳定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对孔子来说，等级意味着文明，君子的生活方式代表着真正属人的生活。所以，孔子作为心仪于周朝礼乐制度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对君子等级中道德内涵的重视和弘扬丝毫也不意味着他对传统等级秩序和社会身份意识的否定，恰恰相反，孔子通过他的教育、他

对各种谮越行为的谴责以及他对传统等级制度下行为规范的恪守，表明他始终把社会的等级结构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看成是无可置疑的。只有君子才是道德实践的主体，才有可能践履孔子的道德理想；而小人不是道德实践的主体，其作用只在于为君子的道德实践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和实践对象。例如：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第十四》）

对于这句话，历来的注释都语焉未祥，连最权威的朱熹编纂的《论语集注》也只给出谢氏的简短注解。而且从注解与原文的关系看，谢氏的解释也是非常牵强的。如果按照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即君子小人的称谓在孔子那里只具有道德意义而不再是身份等级的象征，那么这句话确实无论怎么解释都显得强辞夺理。但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孔子自己一贯的贵族主义倾向，就可以一眼看出这里所谓的君子小人，其实都是身份概念而不是道德概念。孔子的这句话不过是反映了他对不同阶层在实践道德伦理方面的一个态度。在孔子心目中，小人不是道德实践的主体，行为不具有德性，故不能以“仁”相许；而君子虽然是道德实践的主体，但由于德行只能通过人的实践才能获得，所以也不能认为凡是君子必有美德。换言之，孔子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君子中有仁有不仁；而小人中则无仁可言。君子小人群体中的个别成员可以由于各种缘故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但君子与小人之间的等级差别是不能抹平的。此外，在《论语》中，以“君子”、“小人”分别指称统治者与被被统治者的例子还有很多，如：

“先进于礼乐者，野人也；后进于礼乐者，君子也。”（《论语?先进第十一》）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第十七》）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第十二》）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第十九》）

孔子除了突出君子阶层所内涵的道德属性外，还喜欢用带有明显道德色彩的称呼来指称统治者或上流阶层的人。譬如：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第六》）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第十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第十三》）

这里的“仁者”、“善人”均指君子阶层中具有儒家美德的人。从这些对君子阶层的美称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始终是把君子阶层看成是道德实践的主体，将统治者看成是落实儒家道德理想的推动力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明确指出“仁者”来自于“士”，即君子阶层。与上文孔子关于君子中有仁有不仁的观点相印证就可看出，对孔子来说，君子是道德实践的主体，故道德只能是君子之德，是通行于贵族阶层的价值倾向和礼仪规范。但这些东西并非与生俱有，只能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实践才能获得。所以在孔子心目中，君子阶层内部也是有等级上下之分的，划分君子阶层内部不同等级的标准就是道德修养。真正的仁者、善人只属于君子阶层中的少数人。既然君子尚且不能全部实践孔子的道德理想，那么处于君子之外的小人和野人更是与道德无缘。由此可知孔子虽然经常强调君子阶层的道德品质，但他的本意只在于强调不同阶层所代表的不同道德层次，强化人们对以君子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崇拜意识，而不是要改变当时社会所通行的身份等级观念。在思想史上，为了证明某种社会秩序具有内在的合法性，故意赋予某一阶层以更多的道德色彩，这种做法为许多社会思想家所采用。孔子对君子阶层道德内涵的强调与弘扬，即是通过将贵族的

生活方式道德化、神圣化以达到凝固社会等级目的的又一显例。

另外我们还需搞清楚的一个历史事实是，那种以财产来划分人的社会地位的观念，只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价值观，是近代文明才有的现象。在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许多前资本主义文明当中，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划分只与各自所处的社会等级有关，而与财产的多少无关。而且往往是财产随地位而来，而不是地位随财产而来。故贫无立锥之地亦可为君子，而富可敌国却未尝不可是小人。在孔子的思想中，君子小人的区别固然与贫富无关，但却与各自的身份和从事的行业密切相关。孔子的一个学生颜回，因为安贫乐道、恪守本份而得到孔子的赏识；而他的另外一个学生樊迟由于向孔子请教有关农业技术方面的知识而被孔子斥为“小人”，说明孔子虽然打破了以宗法血统来划分等级的传统观念，但他取代这一传统的并不是我们今天所信奉的平等价值观，而是建立在另外一个标准上的等级观念。固然，我们可以说，相对于传统而言，孔子以美德而不是血统作为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孔子具有我们所理解的平等意识，甚至认为他的思想比当时古希腊雅典的平等观念更为先进和人道。无论是雅典人享有的平等还是我们今天所享有的平等，都是建立在对共同政治身份的确认上面的。而儒家所承认的平等，只是一

种人性论的平等，这种平等不仅不能导致现实生活的平等，而恰恰是为现实的不平等作辩护的。

二．君子成仁之路与权力的占有

孔子道德的实践主体是君子，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仁者”、“善人”；而君子实践孔子道德的活动有赖于一个小人阶层的存在。小人虽然不是道德实践的主体，但小人为君子成就圣人的事业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实践对象。有学者认为，“孔子的着眼点并不是社会政治，他孜孜以求的是人的实现。”这一观点由于忽视了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孔子对社会、对人的基本理解，因此很难说它触及了孔子思想的本质。儒家伦理中的人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然人，而是处于一定伦理关系中的社会人。包括孔子在内的历代儒家思想家，他们的思维视角始终是站在社会的角度来认识和规定人的行为的。因此儒家把社会既存的等级关系看成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亘古不变的“道”和“理”。也正因为孔子及其学生将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结构作为他们思考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和理论归宿，所以他们不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对社会提要求，而是站在社会的立场上对个人提要求。道德的具体规定由古代的圣王为全体人民制定，而不是个人作为天性自由的理性存在物为自己制定。而为着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按照社会事先分配给他们的义务行事，一个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政治统治机器的存在就成为落实孔子道德理想的必要条件。道德的起源决定了道德自身的不自由以

及处于这一道德约束之下的人的不自由。这样，道德就具有了压迫的性质。同时，对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人事业的追求，也使得孔子及其学生将政治活动看成是实践儒家道德的主要形式。道德与政治的合而为一，不仅是孔子道德思想的逻辑结果，而且也是孔子及其学生所孜孜以求的最终目标，按照儒家的一贯说法就是“内圣外王”。所以，通过实践儒家道德而实现的“人”不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全面发展的个人，而是作为某一道德观念的载体和特定政治秩序的环节的道德人与政治人。

西方的传统政治观点将政治活动看成是社会共同体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向着某个共同价值目标趋近的过程，而中国自古就将政治看成是对被统治者进行管治和教化的过程。由此道德灌输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对道德的关切也相应地结合着对政治目的的认知来进行。在《论语》中，凡涉及道德价值与道德内容之处，无不着眼于道德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道德的目的不是自律，而是治人。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论语》中俯拾皆是。如：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篇第一》）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篇第一》）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篇第二》）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第二》）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篇第八》）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如果我们只是个别地来研究这些论述，那么它们似乎只不过是一些源自于生活经验的道德训诫。但把这些散见于各章并包含有大致相同意义的语录编排到一起，孔子道德思想中所蕴含的价值倾向和实践目的就非常突出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由此我们发现，对孔子而言，道德的价值只在于它能体现社会各等级阶层的地位和彼此间的界限。由于道德能使一个人知道他在社会中所占据的等级地位和相应的行为规范，因此道德就成为统治者据以驯化被统治者精神的最佳手段。正如孔子所指出的那样，仅仅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只能使被统治者表面上显得很顺从，而要真正使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就必须使他在内心深处认同既存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统治者的优越性，从而自觉地接受社会强加给他的地位和行为规范。“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里我们看到，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家由于偏重于直觉而在逻辑思辨能力方面逊色于古代希腊的同行，但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逻辑依然默默地发挥着它的支配作用。不管孔子如何看重道德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意义，由于他把道德看成是内在于统治权力本身的一种属性，因此他的道德思想必然以等级制和统治关系的正当性作为理论的前提和归宿，他所倡导的道德必

然要以一个庞大的被统治阶层的存在作为统治者解决自身生计的必要条件和从事道德实践的中介。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一种将道德作为统治他人工具的道德观是否还属于道德的范畴、美德能否成为一个人凌驾于另外一个人之上的充分条件是大可商榷的，而对孔子及其学生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问题。

对儒家道德的学习和实践不仅对统治者是有利的，而且对于实践者本人也是有利的，因为它是使个人获得高贵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生活保障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从孔子关于道德价值的论述中所得到的又一个教训。孔子固然不鄙视穷人，但他却鄙视那些试图通过所谓的“小人之业”来改变自己的贫穷状况的人。在孔子那里，一切单纯的谋利行为都不具有道德属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然而义利之辨在孔子那里并非真正的义利两分，而是义中有利、本中寓末。这表明在孔子的道德思想中，蕴含着超出道德之外的、强烈的利益诉求和功利主义倾向。追求道德的事业之所以高于单纯谋利的事业，并非因为心灵的安顿比物欲的满足更能体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是因为儒家道德本身就包含有物质利益成份在里面。所以真正的君子应该通过学习和实践儒家道德来获得利益，而不是企图通过某项“小人之术”来谋求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地位，那样会得不偿失。“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君子忧道不忧贫”。这句话表明孔子所谓的“道”实际上是一种研究如何治人而食于人的统治术，美德被视为是只存在于统治活动中的一种属性。故樊迟请学稼，就被孔子视为“小人心性”；而他的另一个学生南宫适以禹稷躬稼而有

天下的事实来证明行善是有利可图时，孔子却大加赞赏，认为这是崇尚德性的思想。说明孔子完全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道德的价值。行为的道德性要依它所追求的目的和达到的效果而定，而与行为自身无关。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是否承认道德具有独立不依的品格，承认道德有其不能用其他标准衡量的价值，是建立一种真正的道德哲学的必要前提。而一种纯粹道德哲学的存在，不仅是个人有可能过一种真正与自己的心灵相关的道德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一个社会由野蛮向着文明过渡的必要环节。在西方的历史上，我们看到，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已经开始了使道德获得彻底独立的努力。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的著名格言是“美德即知识”。人只有首先切实懂得是非善恶之别，才能真正使自己的行为具有必然的道德性。而在孔子及历代儒家思想家那里，关于道德的隐含命题却是“道德即权力”。道德不仅被用来驯化人民的精神，而且被用来论证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道德实践上的成就可以成为对人民行使统治权力的理由。一个以仁慈的方式行使统治权力的人有权利要求被统治者提供服务。而被统治者表现得越顺服，统治者的德性也就越高。“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大德者必受命。”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德与权之间的逻辑关系看，孔子在这里强调的不是统治者必须有德，而是有德者必然能成为统治者，也就必然能借此获得各种利益。有德必有权、无权必无德作为一对可以互证的命题，成为中国传统政治

文化深层次的逻辑思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这一观念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中国历代的最高统治者，不管他们的表现是如何的昏庸无德，在任时无一例外均被冠以“当朝圣人”的美誉。

由于道德本身是不独立的，是受人操纵的。所以在孔子那里，人对道德准则的依从与对实际利益的追求其实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孔子这种以德治谋利、以学求禄、以仁役人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孔子的许多学生出身低微，他们追随孔子的原因，乃在于孔子的教育可以帮助他们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他们问仁、问礼、问君子，实际上都是希求获得统治他人的资格；孔子的有关回答也是围绕着运用什么样的道德手段来取得理想的统治效果这一中心问题来谈的。道德之所以可欲，在于它对统治者和个人都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对统治者来说，道德可以使统治更具有合法性，可以培养一种有利于统治的社会心理和大众性格；而对个人来说，良好的道德修养可以提升一个的社会地位和获得统治权力，从而满足自己在其他方面的需要和欲望。孔子虽然要求人应遵从道德准则，并且他自己也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勇气。“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但由于从来没有明确肯定过道德的独立地位和绝对价值，他的有关这方面的道德训诫和榜样也就失去了意义。

三．“仁”对“礼”的依附与“礼”对“仁”的辖制

“仁”是孔子道德思想的中心范畴，是体现君子美德的主要品质。但什么是“仁”？在孔子那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答案。孔子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求教者，会对“仁”给出不同的解释和说明。在许多情况下，孔子只是指出了“仁”的表现形式，如：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第六》）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第六》）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第九》）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第十二》）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第十二》）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第十二》）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第十三》）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第十三》）

在这些规定中，孔子只是指出了一个具有“仁”的品格的人应该如何作为，但对“仁”自身所具有的内容不做正面的规定，这对今天的人们理解孔子的相关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为了大致准确地理解孔子对“仁”的具体规定，我试着从《论语》中拣取三段涉及“仁”这个概念的基本内容的段落，以便能对孔子的“仁”的思想进行分析和评述。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篇第一》）”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第十二》）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第十七》）

“孝弟”为仁的根本，“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构成“仁”的基本内容，而对“礼”的恪守则是实践“仁”的主要途径。从以上这些涉及“仁”本身的规定中，我们看到，孔子始终没有将“仁”或其他道德范畴看成是具有自身价值的、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和原则，而主要从政治的角度来论述道德的意义，所以就“仁”的本质而言，它所涉及的只是统治方式而已。孔子显然是将道德看成是内在于统治行为本身的一种属性，故道德的性质既非自律、亦非他律，而是“正人”。由于“仁”的目的在于润饰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其内容仅涉及统治的方式方法，所以“仁”在现实生活中必然要受制于“礼”。“礼”才是孔子思想的真正核心，它不仅是孔子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全部落脚点和最终归宿，而且也是仁的完成、仁的节制。它从外部规范着仁，制约着仁。使仁不得超出等级制度所允许的界限。当今学术界一谈起孔子的“仁”学，就会津津乐道孔子“仁者爱人”的格言。但“仁者”对人的爱不是无条件的博爱，仁者对他人的爱所体现出的是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仁慈品格。仁者之爱同样不能逾越出“礼”的范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表达的不是仁对礼的指引，而是礼对仁的规范和约束。正如孔子最杰出的

继承人孟子所指出的那样，礼的作用就在于“节文”仁义。对儒家来说，“礼外无仁”可以说一个隐含的命题，凡不合于礼的事情也必不合乎仁。正是由于将“礼”看成是“仁”的标准，所以孔子的学生才一再地追问齐国政治家管仲是否称得上“仁者”；“嫂溺，叔援之手”虽是孟子性善说之最佳例证和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真正实践，但孟子也只能用“权”而不是用“仁”来对这一行为进行解释。这种以“礼”释“仁”的观念发展到极端，就是“礼教吃人”，就是以道德的名义来掩饰各种不道德的行为。站在一个真正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我们不能不由此感到孔子的“仁”有着极大的缺陷和局限性，它既不能涵盖人类所有的善行，亦无法使人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孔子将“仁”看成是统治的基础，要求统治者本着忠恕之道、“爱人”之心来施行统治。但这一理想本身就是建立在人对人的统治基础上的。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无论是从道德实践的角度还是从谋求个人利益的角度，孔子所倡导的道德都必须以一个被统治阶层的存在为前提，所以孔子的道德思想本身就蕴含着对等级制的确认和维护。由于孔子无法想象一种超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社会秩序和生命形态，所以孔子的道德思想中没有包含纯粹的个人道德的内容。道德的实践过?

　　对于《论语》的作用，有两句震聋发聩的名言传世。一句为北宋宰相赵普所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另一句为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所说：“一部《论论》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对于前者，有人认为此为赵普之“戏言”，对于后者却认为“逊语”。“戏言”之说另文有述，此文专论“逊语”之说。

　　有言道，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法郎士?魁奈没有来过中国，怎会对《论语》了解如此透彻。魁奈没有来过中国，此为事实，但不能就此构成魁奈不了解中国的原因。不少学者已经撰文论述魁奈了解中国有两个途径，一是派学生前往中国考察，二是从介绍中国的大量译著中了解。

　　有的还说，“一部《论论》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此为谦逊之言。笔者认为，魁奈之言出其真情实感，并非谦逊之语。

　　所言“希腊七贤”是指泰勒斯、梭伦、奇伦、毕阿斯、克莱俄布卢、庇塔库斯、佩里安德。他们都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

　　泰勒斯（约前625年～公元前547年），生于小亚细亚西南海岸的米利都，早年是商人，曾游历巴比伦、埃及等地，是古希腊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他认为处处有生命和运动，并以水为万物的本源。在埃及时曾利用日影及比例关系算出金字塔的高度。

　　梭伦（前638年～前559年），生于雅典，是古代雅典的政治家，立法者，诗人。他在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对诗歌颇有成就，其诗重在赞颂雅典城邦及法律。

　　奇伦，生于斯巴达，是建议任命监察官来辅助国王的第一人，并于公元前556年担任此职。首次使监察官同国王一起监督政务，大大提高了这个位置的权力。他给斯巴达的训练带来了极大的严格性。

　　毕阿斯，是普里耶涅人，是一名著名律师，他总是将其言语能力用于好的目的。在他看来，人力的增长是自然的，但用语言来捍卫国家利益则是灵魂和理性的天赋。毕阿斯承认神的存在，主张把人的好行为归于上帝。

　　庇塔库斯，是米提利尼人，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阿尔卡尤斯兄弟的帮助下推翻了列斯堡的僭主美兰克鲁斯，成为那里的法律制定者，统治了十年。作为一个温和的民主政治者，庇塔库斯鼓励人们去获得不流血的胜利，但他也阻止被流放的贵族返回家园。

　　佩里安德，生于科林斯，后为僭主。在位期间，他所统治的城邦获得了极大的繁荣。他改革了科林斯的商业和工业，修筑了道路，开凿了运河。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热心于科学和艺术。

　　克莱俄布卢，生于林迪，后成为林迪的僭主，据说他曾追溯其祖先到赫拉克勒斯。他强壮而英俊，对埃及哲学很熟悉。他很关心教育，主张女子应该和男子一样受教育。

　　利玛窦在中国实地考察之后，向西方传达的结论是，孔子绝不逊于西方的哲学家，“许多西方的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故此，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奉为金科玉律。”《论语》是孔子生前与弟子答问的语言和孔子言行的记录，是儒家学派最为经典的著作。孔子被列为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历经2500余年而长盛不衰，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深远。《论语》内容涉及到教学、政治、文化、仁义、道德、礼乐、中庸等10卷20篇512条。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儒家思想，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大能治国，小能治家。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

　　魁奈正是在认知《论语》并比较希腊七贤之后有感而发的。魁奈本人认为希腊哲学不如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的论著能够超越《论语》，一部《论语》可以打倒希腊七贤。此为魁奈的真实感叹，虽然没有具体展示希腊七贤之局限，但从后人对他们所概括的格言中或多或少了解“七贤”之不足。泰勒斯的格言是“过分执著稳健只会带来灾难”，梭伦的格言是“避免极端”，奇伦的格言是“遵守诺言”，毕亚斯的格言是“人多手脚乱”，庇塔库斯的格言是“紧抓时机”，佩里安德格言是“行亊前要三思”，克莱俄布卢的格言是“凡亊取中庸之道”。应该说七贤的哲学思想是伟大的，但与《论语》相比，逊色多矣。《论语》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其哲理深奥，蕴含着人类丰富思想。相形之下必见绌，希腊七贤有其局限和偏颇。所以，魁奈认为希腊的哲学不如中国的观点就显得顺理成章，此为一。

　　其二，孔学对欧洲的影响巨大。17至18世纪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之初，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对法国启蒙学者的有着巨大的影响。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中，对于欧洲哲学思想史的形成有过这样一段精彩而翔实的描述：“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行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事实确是如此。在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往来于中西之间，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一大批哲学家以及一批政治家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在此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传教士们用欧洲的多种语言翻译中国的文化典籍，大量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当时有大批传教士先后受罗马教皇的派遣来到中国，在传教的同时，客观上又把古老的中国文明传播至欧洲。在来华的传教士中比较著名的有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法国人金尼阁和白晋等。就说利玛窦，他曾任在华耶稣会士的领袖，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到北京，进呈自鸣钟等珍稀宝物，结交士大夫以识中华文明。他写了一部日记体手稿，后经金尼阁将手稿编撰成书，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书中以大量的资料，向西方“解释了一个新的世界和一个新的民族以及丰富的礼义之邦”，成为西方世界了解“神秘东方”的重要文献。利玛窦还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曾专门诏谕皇家印刷厂大量印制传教士从中国带回的《四书》译稿。

　　由是在欧洲出现了“中国文化热”、“孔子热”。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对中国的历史和哲学赞扬有加，认为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他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说非常赞赏，特地在自己的礼拜堂里挂上孔子的画像，朝夕膜拜。为何如此崇拜呢？伏尔泰在《诸民族风俗论》作了精辟的回答：“欧洲的贵族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知道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伏尔泰指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我们不能像中国人那样生活，真是太不幸！”伏尔泰还说：“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上就不会有什么战争了。”于是，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当然，伏尔泰对孔学的赞美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这种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赞美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倒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其三，魁奈对孔学的崇拜。魁奈本人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学甚为了解。正如前文所说，他是通过十六、七世纪欧洲传教士有关中国的文献以及派弟子的考察报告了解中国、熟悉孔学的。同时，与他所处环境的潜移默化有关。魁奈长期生活在热衷中国文化的巴黎，耳濡目染。魁奈与伏尔泰都是生于1694年。当他55岁之时，以法王御医的身份进入宫廷。当时巴黎上流社会热衷于中国文化，伏尔泰“全盘华化”的呼声如雷贯耳，魁奈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制度，写了很多文章，并逐渐形成了他的重农主义经济学理论。

　　在其著作中很少引用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言论，然而却对孔子的学说推崇备至，大量引用。他曾经撰写《孔子简史》，对孔子其人其学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论语》的道德格言远远胜过古代希腊圣贤的哲学，实有“相形见绌”之感。他对于中国的研究，后来汇集成《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影响深远。在书中，魁奈极为精彩和简练地叙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即遵循自然法、自然秩序的精神。他写道：“根据中国注疏家的解释，天是统辖苍穹的灵魂，他们又把苍穹看作是大自然的物主最为完美无瑕的杰作。苍穹的外貌总是令人肃然起敬，使人们看到自然秩序的美妙和卓绝；在那里，造物主的不变法则得到最为清晰的显示。”他又说，“如果说在中国，思辨科学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对自然法的研究却已达到尽善尽美的最高程度，并且，如果说在其他国家，思辨科学得到很好的研究，而自然法却完全被忽略了。”魁奈对孔学以及中国古典哲学精神的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尽管儒家文化与老庄之学有一定的分歧，但两者都对“自然法则”充满着敬意。道家之“道法自然”，儒家之“天行健”，还有那中国古代帝王的祭天传统，则是这种精神的仪式化表现。这些“自然法则”都为魁奈所接受并加阐述。

　　从思想源流讲，孔学以及中国古典哲学对魁奈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说孔学以及中国古典哲学不是启发了魁奈，但也可算是加强和丰富了他对自然秩序的思考，使得他的思想更为充分和系统。对此，有不少学者明确指出，魁奈虽没到过中国，但派有学生到过中国，并带回去了中国的儒家著述，对魁奈的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也论及此事，称魁奈深受了孔学的影响，并达崇拜程度，冠魁奈以“西方孔子”称号。《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以及魁奈在其他著述中对中国崇尚“自然法则”甚为钦佩。魁奈指出，重农思想、礼治思想和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他说，只有农业才是一切国家财富的源泉，只有农民是唯一的生产阶级，这是孔子和中国历代帝王早都知道的。魁奈主张的“以农为本”思想，正是来源于儒家的重农思想。他还在《中华帝国专制制度》一书说:这本书只是对“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正由于此，魁奈对孔学以真诚且竭尽全力的态度加以宣传。正由于魁奈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热心宣扬，他被人们称作是“欧洲的孔子”。魁奈所主张的“以农为本”也正是儒家的治国方针。魁奈热切地希望法国能像中国一样，在他的影响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劝说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实行“耕田大典”，这一仪式于1768年6月15日在凡尔赛王宫变成现实。

　　综观三点，足见魁奈所说“一部《论论》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决非逊言。目前，世界许多学者对于《论语》的学习和研究盛行，此间了解魁奈对《论语》的赞赏之言，定能从中获得更多启示。
　　首先我声明我不是在毁辱孔子及其文化，我只是再说说自己的看法罢了。
　　在开篇我先问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孔子是什么东西？？我想只要有一点文
　　化素质的人就知道这个答案，哈哈，是吧！甚至骂我很沙比，哈哈，让我来唱唱反调，我不信奉那老骨头的一些东西，他主张奴隶制度，你们还信他吗？我想你们不是滞后的人吧！我想使那些统治者们拿着人家孔子做文章吧。
　　呵呵，世界上这样的人到不少啊，同志们，还记得前些日子，有不少人开展了祭祖活动，说是弘扬传统文化，我略略的算了一笔账，包括现场布置、服饰等等，加起来是一个不小数目啊！这些钱足足可以让近百个甚至几千个贫困孩子园了大学梦，看看你们做了些什么，得到了什么，只是国人的一顿臭骂，劳民伤财，败类！！
　　那几天听说一则新闻，有个家伙竟然要绘制孔老夫子的画像，先不说这是真是假，就说这事也叫人笑话，他孔子长得瘦跟肥，丑与俊关你屁事，你不老老实实地为民造福，想一鸣惊人啊！我看你是看新闻看多了，想出名想疯了吧！白日作大梦吧！真是民族的败类！
　　某些人鼓吹孔子文化可以熏陶人，叫人好好做人，看看这个新闻吧：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市餐饮业菜单英文译法》已经完成讨论稿，明年将出台标准，届时北京市餐饮饭店中的数千种菜、酒，都将有统一规范的“英文名”。目前公布的讨论稿是按照菜的原料、做法翻译的。比方说宫保鸡丁，翻译完了就是“花生、辣椒、葱炒鸡肉”；过桥米线成了“加鸡肉的鸡汤粉丝”。甚至“童子鸡”则被翻译成了“还没有性生活的鸡”。外国人喜欢较真：你怎么知道这鸡没有经过性生活？鸡有没有性生活对菜味道有什么影响？这种问题真的会让人喷饭。这就是被你们书的被熏陶的人吧！好有素质阿！人家老外来了解中国，是纯种的中国东西，明白？？
　　快看看吧，人家西方节日快把中国吞噬了，你们还不知道着急，弘扬传统，什么叫弘扬传统，传统的东西快消逝的没踪影了，靠！没良心的东西！
　　你们这些统治者，明白吗？老百姓们要的是幸福生活，你们给了吗？给不了，就别嚣张！
　　所谓的“孔子”们，别来找我的茬啊，告诉你们我不怕，我是站在老百姓这条船上的，还有我是唯物主义者，哈哈！
　　看了这文章，不怕你们不脸红！！！！
　　历代对孔子的评价
　　秦评孔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诸子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其中以儒、道、墨、名、法五个学派最为著名。儒家虽为显学之首，但不立于一尊的地位。故各家对孔子的毁誉不一。
　　孔子门人及其后学者均推尊孔子。门人中以子贡为代表，他对孔子赞美备至，奉如天人，把孔子比拟为高天、日月、木铎，凡人是永远不可企及的，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亚圣孟子认为孔子所行的“圣人之道”是遍及自然界和社会的至高准则。然而当时民间一般看法认为孔子是博学成名的大学者。
　　战国末期大儒荀子，虽然其礼的思想根源于孔子，然而他有浓厚的“法”思想的成分。他以继承儒家正统自任，称颂孔子，认为孔子的美德永远不可泯灭。但他贬斥子张、子夏、子游为“贱儒”，批评子思、孟子。他的著作多处称引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借孔子之名表达他重视礼法和“亲贤用知”的思想。
　　墨家对于儒家学说非议颇多，批评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张“述而且作”，批评孔子和儒家的繁琐礼仪。
　　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蔑视礼法，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
　　先秦法家学说思想上与儒家对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为孔子学说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致使国家“必贫而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孔子个人颇为尊重，但他认为孔子学说不合时宜。
　　上述先秦诸子对孔子的毁誉褒贬，各持己见，正是反映了当时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兴盛景象。这与汉以后独尊儒术的局面则截然不同。
　　秦汉评孔
　　秦汉时代是儒学发展中的关键时期。在先秦，孔子只算是诸子之一，儒家虽号为“显学”，也只是百家中的一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此居于统治地位，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儒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秦始皇虽焚书坑儒，但秦朝博士中有许多儒生，祖述孔子，传播儒学，秦尚法术，儒学并未居于统治地位；
　　2.西汉前期，崇尚黄老，博士诸儒具官待问，未见尊显；
　　3.汉武帝以后，定儒术于一尊，此后进入儒学统治时期。
　　汉代儒学的特点是：
　　1.融摄百家，综合吸取诸了各家之长来充实儒学，使儒学更加丰富；
　　2.由于定儒术于一尊，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
　　3.神化孔子和经书，使孔子由圣人变为神人，经学变为神学。
　　魏晋南北朝评孔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汉魏之际，曹操崛起于北方，其所遵循的思想和采取的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在思想理论上，体现道法结合的刑名之学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
　　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不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隋唐评孔
　　自南北朝以后，迄于隋唐，佛教盛炽，儒学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宋元评孔
　　宋元时期对孔子的评价总体上是对孔子推崇备至，进一步把孔子神化，用孔子的神圣光环和纲常伦理来维护其封建统治。
　　宋元时期，中国结束了晚唐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确立了以官僚地主阶级为支柱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宋元时期的哲学运动以更典型的形式表现了中国中世纪哲学思维的特点及其逻辑发展的曲折。从以前儒教、佛教、道教相互攻伐到相互吸取，由三教鼎立到三教合流，从而产生了宋元时期十分精致的官方哲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精巧的哲学学说为理论基础，吸取佛老思想营养而建立起来的理学唯心主义。
　　孔子学说是理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孔子本人的形象在宋元时期作为至圣先师也被塑造得更加完美与高大，无论是皇家朝廷，还是学林名流，对孔子都极力颂扬，对孔子的学说也极力阐发光大。
　　明代评孔
　　继宋元之后，明代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心学极盛。与之同时，还出现了与之对立的所学。呈现理学、心学和气学三大思潮鼎立的局面。三者对孔子及其学说亦各自有其阐发和评述。
　　清代评孔
　　在清朝时代，孔学由盛而衰。论孔者依时代之不同而歧见纷呈，其要者有：
　　1.治统、道统合一论；
　　2.朱学即孔学论； 以孔学批评理学；
　　3.以孔、孟之学批评君主专制；
　　4.“经学即理学”论；
　　5.“六经皆史”论；
　　6.“中体西用”说；
　　7.“孔子改制”说；
　　8.以夷变夏论； 孔子尊君论； 儒学汗漫说。
　　近代以来评孔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制约和影响着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围绕如何评价孔子及其儒学的争论，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反映了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
　　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但以物质武器批判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而且从思想上冲击了一切束缚人民的绳索。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并未完全摆脱儒家纲常思想的影响。
　　早期改良派目睹当时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心时政，热心西学，提出了“器变道不变”的“中体西用”思维模式。
　　甲午战争后，面临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变法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发动革命与改良之辩，深化了近代评孔运动。
　　辛亥革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
　　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激进分子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未能建立，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触动旧思想、旧道德。
　　五四以后，围绕评孔问题的争论仍一直继续，最后由毛泽东作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并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评孔的应持态度和方法。
　　台港评孔
　　1.现代新儒家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力图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2.儒家资本主义又称“第三种现代化模式”或“东亚工业文明”。现代新儒家设想的以儒家文化为背景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或模式。
　　3.儒学第三期发展，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现今发展阶段和可以展望的未来前景，及其在儒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所提出的一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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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宁县17795341676： 收集并整理有关孔子的资料,写出你对孔子的评价. - ？
尤俗为佳： 材料一: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他正直、乐观,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社会.他的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材料二:德国柏林得月园的入口处,矗立着两米多高的大理石孔子塑像,基座上刻着孔子的名言.德国人把孔子和康德共同尊为教育家的奠基人.西方出版的“100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中,孔子排名第五.美国人还尊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

新宁县17795341676： 用一段话评价历史人物孔子 - ？
尤俗为佳： 孔子是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新宁县17795341676： 如何评价孔子这位历史人物 ？
尤俗为佳： 孔子在乱世推荐使用仁爱的王道,等级的管束,伦理的家族而达到美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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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俗为佳：[答案] 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一生颠沛流离,把实现人生理想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以至以后绵绵几千年,儒家思想树大根深,枝繁叶茂,无疑得益于教育实践.有教无类的思想,循循善诱的艺术,因材施教的方法,至今仍闪烁着耀眼...

新宁县17795341676： 如何评价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和地位?有啥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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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宁县17795341676： 孔子的生平事迹简介 - ？
尤俗为佳：[答案] 孔子生平事迹 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先世为宋国贵族,因避内乱移居鲁国.父叔梁纥,母颜氏.鲁襄公二十二年(前 551 )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鲁国是周公儿子伯禽的封地,素有礼乐之邦之...

新宁县17795341676： 对孔子的看法?？
尤俗为佳： 孔子生平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其学说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还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成为东方人品格和心理的理论基础.以孔子为代表创立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时至今日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孔子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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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俗为佳：[答案] 孔子 生平: (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子姓,以孔为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我国古代伟大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古文献整理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曾修《诗》《书》,订《礼》《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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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俗为佳： 孔子出生于周朝的礼制和统一遭到破坏的时代,所以孔子的理想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孔子实现理想的方法是推行“仁爱”和“礼制”,为此他创立了儒家学派.儒家学派在产生之初就形成了成熟的书面文字记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