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余华九十年代之前的代表作为例,谈谈先锋小说反叛传统的主要特征(高分求助)
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人物,余华前期的小说总是与常理相对抗,对传统文化、文学观念进行挑战,对人性中恶的一面予以揭露。主要特点有两点:一,刻意追求“无我”的叙述效果,创造出一个冷漠的叙述者。二,发掘人性中“暴力”的本性,并用富有诗情画意的叙述进行描写。(李平:总结得好!)
先锋小说除了对传统进行对抗,还同时在不断创新。余华与传统小说叙事手法不同,他从不为自己笔下生命表示任何社会性的态度,而是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将人间的苦难客观冷静地叙述,即一种“无我”的叙述方式。在《现实一种》中,他借助叙述者提供了观察世界的另一个视角,这种视角使我们能直截了当看到另一幅世界图景和人性中丑恶、兽性的一面。余华用貌似不动声色的态度,把一个残忍的多重杀人事件讲述出来,既不作任何评论,也不对山岗、山峰进行人物心理分析,更不作任何价值评判(李平:与前面的“不作任何评论”重复,可删除前者,保留后者)。只不过象一个法医,把一张张精细的尸体图放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看这个世界的愚昧和凶残,让你不寒而栗。但是,这种“无我”的叙述,又暗藏着余华的热情和压抑的苦痛,所以说,余华在《现实一种》中采用冷静、旁观的立场描写血腥、残酷的兄弟残杀,是非常冷酷与残忍的,但冷酷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像冰碴子一般的热血。
先锋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与世俗脱离的牺牲精神导致的悲剧性,而这个脱离一方面是由于先锋小说的先导(李平:此处有些不清楚),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先锋小说所直面的来自人、社会、历史等层面的深刻的思想根源。在《现实一种》中,余华用一种阴冷的语调令人厌恶地写了由一个孩子引发的连环杀人事件,在这些荒诞的事件背后,余华揭示了人性中暴力的天性和暴力的社会性,认为人的苦难都是因此带来的。
当小孩击打表弟,表弟大声哭闹时,小孩有一种快乐,这快乐来自于他对比自己弱小的力量施加了暴力。而小孩之所以知道并实施暴力,又是来自于他看到自己的父亲曾经凶残地殴打母亲。这种暴力的权威和权威的暴力就这样一代代的继承下去,成为我们整个社会和整个历史的血脉中最黑暗和丑恶的部分。而余华便是冷冷地将这些呈现在我们面前,并在结尾用山岗的生殖系统成功地使一位男青年有了孩子,而其它器官的移植无一成功(李平:这位同学对作品读得是很细致的,而且理解得很好)。这个荒诞可笑的结局其实在告诉我们,暴力不会因为个体的死亡而消亡,而仍会以其它方式传承下去。
在另一方面,余华还对评判暴力的权力体系进行了根本上的怀疑和挑战,在《现实一种》末尾,对尸体解剖的详细描写,充满了另一种血腥和暴力。但因为他们是医生,正如余华另一篇小说《河边的错误》里枪杀疯子的警察一样,他们实施的行为,其实也是暴力。但由于文化、政治、道德等评判标准不同,暴力便穿上了合法的外衣,不再是暴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为了权力要施加暴力的根本所在。余华用这些叙述告诉我们,一旦权力与暴力相互结合,必然会催生出更大的暴力。像《一九八六》中那个自残的疯子,其实就是在这种历史深处(受)暴力本性所迫害的苦难普通人物的一个缩影。而这种深度的认识和揭示,是余华作为一个先锋作家可以活在文学史中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先锋不仅是对于传统文化形式和技巧上的探索与尝试,也是着眼于未曾深入的深度上的探索与尝试。(李平:这里的不少材料其实是引用的,但是能正确地引用也是一种功力)。
这就是余华——先锋一种。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先锋小说的文本实验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特征:“日常经验”和“冷漠叙事”。小说的叙述语言越来越冷漠,叙述者主体介入的程度越来越弱,而所叙之事则越来越趋于寻常,趋于“民间”。这一类小说实验的代表作是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
统性之时,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在此,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笔者无意(实际上也无力)撼动有关“先锋派”反抗传统的文学史定论,而只是想对先锋所反抗的传统作一番细致的考察,从传统所认定的“传统”中辨析出正统与异端,中心与边缘,从而为论述先锋及先锋姿态在写作立场上的传统性提供理论支持。在此,笔者只是想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观照方式,而不是颠覆已有的文学史框架。
(一)反抗正统:一种基于传统的写作立场
先锋,是以其反叛性和异质性闻名于世的,而它的这种反叛与异质正是体现在反抗传统之上的。然而,如上文所言,先锋在反抗传统的同时,其文本内部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痕,即随处可见的传统阴影一次次颠覆着有关先锋反抗传统的神话。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前文所言及的传统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陈思和先生曾指出,传统有大小之分。“大传统为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它的背景是国家权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能力,所以常常凭借权力以呈现自己(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包括钦定史书经籍,八股科举制度,纲常伦理教育等),并通过学校教育和正规出版机构来传播。而小传统是指民间(特别是农村)流行的通俗文化传统,它的活动背景往往是国家权力不能完全控制或者控制力相对薄弱的边缘地带。就文化形态而言,它有意回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用民间的眼光来看待现实,更多的注意表达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宗族社会形态下的生活面貌。”在此,陈思和先生所提出的大小传统实际上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正统与边缘文化传统。相对于正统的主流地位而言,边缘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被压抑的地位,然而在一个社会出现价值失范、文化转型时,被压抑的边缘文化就会伺机而起,反抗正统。因此,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反抗正统也是一个光荣的传统。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复杂体。在儒与法,儒与道,儒与墨,理学与心学,士大夫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都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然而,也正是这些矛盾与斗争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更新。而那些不屈的灵魂们则用自己的血泪在中国文化那斑驳而苍老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印迹———叛逆的传统。愤世嫉俗的庄子,“以‘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愤激之词批判社会,攻击权贵,在文化人批判政治方面写下了光辉的一
笔”,而弃官归隐的陶渊明,佯狂避官的阮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都表现出了士大夫远离儒家思想的叛逆倾向。至于王充在《论衡》中“问孔”、“刺孟”,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封建君王的批判,对“无君”思想的鼓吹和期待,则是古代思想家倡导批判精神、质疑权威、反抗正统的可贵证明。“而那些在乱世之中及时行乐的人们,那些在‘狂禅之风’的影响下放浪形骸的名士们”,“更是以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叛逆了伦常礼教。”由此可见,反抗正统本来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新时期的文化转型中,这一传统更多地为先锋派作家所继承。
我们再来看看先锋浪潮中的余华,他的写作立场与其说是反抗传统,还不如说是反抗正统,惟其反抗才使其获得先锋的美名,也正因为他的反抗又使其落入反抗正统的中
国文化传统之中。如在他的中篇小说《世事如烟》中,中国文化体系中处于至高地位的道德伦理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百善之首的“孝”被逆转:九十多岁的“算命先生”靠克儿子的寿以苟延自己的生命,奸淫幼女以采阴补阳;六十多岁的哭丧婆与十六岁的孙子同床并怀有身孕;另一个无耻的父亲卖掉六个女儿以获利,最小的女儿自杀后灵魂也被他讨价还价地出售。“在这小说世界中充满的是父辈剥夺子女辈的生存权利,用过去扼杀现在。”另外在《一九八
六年》、《往事与刑罚》中,历史的印痕全是酷行与死刑。中国文化中意义权威最高的文本———历史,在余华的笔下被剥去了崇高的光环,从而显露出盲目残杀的原形。于是,正统被揭露与嘲讽,权威被拆解与颠覆。然而先锋余华正是以其反抗正统的决绝姿态在写作立场上与传统发生联系的。
(二)恪守边缘:一种服务于反抗的斗争策略
如前文所云,先锋是以反抗正统为己任的,也正是这种被纳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反抗性为本文论证余华先锋小说的传统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当然,我们还需对余华反抗正统时所运用的武器作一番考察。亦如前文所云,由于西方话语的强势介入,年轻的先锋作家在选择反抗武器时更倾向于“言必称西方”。于是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是“冷漠叙述”、仿梦笔调、语言的能指化、人物的符号化等西式文本策略。然而,这些西方话语对于本土的先锋来说终究只具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而不具备本体论的参照价值。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言:“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只能是在中国作家的现实生活感受中升华起来的”,“而不会仅仅从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下直接产生出来。”因此,真正对作家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并对其文本意义建构形成参照意义的还是本土文化传统。就连作为先锋小说家的余华自己也坦言:“我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我的祖辈们长眠于此,这才是左右我写作的根本力量。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传统给了我生命和成长,而西方文学教会了我工作的方法。”[5]多年以来,作为工作方法的西方话语因其先锋实验的不断创新及话语模式的多次重复而逐渐销蚀了其新锐性而流于平庸。而与此相反,早已深深融入余华之创作血液并成为他生命一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却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于是,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象此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样如此本土化、民间化的经典文本竟会出自余华这位视传统为大敌的先锋作家之手。固然,我们能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被评论界普遍认定的余华从先锋转向传统的标志性文本中看到传统的墨痕,但是我们从先锋小说中看到的也不是纯然的先锋性。如前文所云,先锋本身所具有的传统性使余华的这次转向丝毫不显得突兀与意外,相反似乎早已酝酿已久。换句话说,先锋的裂解是从先锋内部开始的。源于一种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余华在其先锋小说中惯用一些西式话语策略的伎俩,以造成文本形式上的绚丽。但是透过这一层层的话语迷雾,我们仍旧可以嗅到一些传统的气息,来支持我们关于余华并非“言必称西方”的文学想象。如前文所言,余华也会选择传统话语来对抗传统。当然,他是以选择传统中的边缘话语来对抗传统中的正统话语,以显示自己的先锋姿态,从而为自己的反抗与皈依有效协调的。如他在那篇极富盛名的小说《现实一种》中,便用中国传统的“性恶论”有效地颠覆与嘲讽了居于正统的“性善论”;而在《河边的错误》等一系列小说中,他用吴越的理性对抗中原儒家的感性;另外他的《世事如烟》、《四月三日事件》等也有明显的以神秘主义对抗“子不语乱力怪神”的企图。在此,传统边缘文化因此成为余华反抗的据点而得到张扬。因此,如果说余华的先锋小说是以反抗正统为其写作立场的话,那么西方话语与传统边缘话语便是服务于这一写作立场的两大话语资源。然而,由于前者在文本操作上的有限性和虚表性使其效果多流于形式且难免消失殆尽,而后者的本土性和此在性注定使其成为源源不断的强势资源。于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转向之后的余华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表现出的“个人立场”和“民间立场”也是传统边缘话语再次运用的明证。余华是以恪守边缘的姿态来反抗正统的,而他所选择的边缘无疑也是传统的一部分,这为本文论证余华先锋小说的传统性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他在选择边缘的同时也意味着他对传统的一种反抗,而这种反抗又构成了余华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先锋姿态。于是,在正统与边缘之间,在反抗与皈依之间,余华似乎执意要用自己的小说为先锋的价值观作一次诠释。
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人物,余华前期的小说总是与常理相对抗,对传统文化、文学观念进行挑战,对人性中恶的一面予以揭露。主要特点有两点:一,刻意追求“无我”的叙述效果,创造出一个冷漠的叙述者。二,发掘人性中“暴力”的本性,并用富有诗情画意的叙述进行描写。(李平:总结得好!)
先锋小说除了对传统进行对抗,还同时在不断创新。余华与传统小说叙事手法不同,他从不为自己笔下生命表示任何社会性的态度,而是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将人间的苦难客观冷静地叙述,即一种“无我”的叙述方式。在《现实一种》中,他借助叙述者提供了观察世界的另一个视角,这种视角使我们能直截了当看到另一幅世界图景和人性中丑恶、兽性的一面。余华用貌似不动声色的态度,把一个残忍的多重杀人事件讲述出来,既不作任何评论,也不对山岗、山峰进行人物心理分析,更不作任何价值评判(李平:与前面的“不作任何评论”重复,可删除前者,保留后者)。只不过象一个法医,把一张张精细的尸体图放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看这个世界的愚昧和凶残,让你不寒而栗。但是,这种“无我”的叙述,又暗藏着余华的热情和压抑的苦痛,所以说,余华在《现实一种》中采用冷静、旁观的立场描写血腥、残酷的兄弟残杀,是非常冷酷与残忍的,但冷酷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像冰碴子一般的热血。
先锋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与世俗脱离的牺牲精神导致的悲剧性,而这个脱离一方面是由于先锋小说的先导(李平:此处有些不清楚),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先锋小说所直面的来自人、社会、历史等层面的深刻的思想根源。在《现实一种》中,余华用一种阴冷的语调令人厌恶地写了由一个孩子引发的连环杀人事件,在这些荒诞的事件背后,余华揭示了人性中暴力的天性和暴力的社会性,认为人的苦难都是因此带来的。
当小孩击打表弟,表弟大声哭闹时,小孩有一种快乐,这快乐来自于他对比自己弱小的力量施加了暴力。而小孩之所以知道并实施暴力,又是来自于他看到自己的父亲曾经凶残地殴打母亲。这种暴力的权威和权威的暴力就这样一代代的继承下去,成为我们整个社会和整个历史的血脉中最黑暗和丑恶的部分。而余华便是冷冷地将这些呈现在我们面前,并在结尾用山岗的生殖系统成功地使一位男青年有了孩子,而其它器官的移植无一成功(李平:这位同学对作品读得是很细致的,而且理解得很好)。这个荒诞可笑的结局其实在告诉我们,暴力不会因为个体的死亡而消亡,而仍会以其它方式传承下去。
在另一方面,余华还对评判暴力的权力体系进行了根本上的怀疑和挑战,在《现实一种》末尾,对尸体解剖的详细描写,充满了另一种血腥和暴力。但因为他们是医生,正如余华另一篇小说《河边的错误》里枪杀疯子的警察一样,他们实施的行为,其实也是暴力。但由于文化、政治、道德等评判标准不同,暴力便穿上了合法的外衣,不再是暴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为了权力要施加暴力的根本所在。余华用这些叙述告诉我们,一旦权力与暴力相互结合,必然会催生出更大的暴力。像《一九八六》中那个自残的疯子,其实就是在这种历史深处(受)暴力本性所迫害的苦难普通人物的一个缩影。而这种深度的认识和揭示,是余华作为一个先锋作家可以活在文学史中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先锋不仅是对于传统文化形式和技巧上的探索与尝试,也是着眼于未曾深入的深度上的探索与尝试。(李平:这里的不少材料其实是引用的,但是能正确地引用也是一种功力)。
这就是余华——先锋一种。
卡夫卡小说似乎有着同样的风格,那就是冷静与离奇,这篇小说也不例外。
从这一特征上来说,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想,卡夫卡的小说也有着同样的思想深度。我是这样认为的。这篇小说和《判决》、《变形记》有着相似的思想意识,那就是反叛,只不过卡夫卡的反叛都是软弱无力的,因为现实过于强大,他总是没办法和现实抗衡。《在流放地》一文中,反叛的对象是关于传统。
小说中军官是一个传统的拥护者。而在文中没有出现的前任司令官,是个没落的、残忍的传统缔造者,他虽然已不在人世,但他的思想却如幽灵般游荡在流放地。那是个什么样的传统呢?“不管犯人触犯的是什么戒律,我们就用‘耙子’把这条戒律写在他的身上。这个犯人,比方说吧。”--军官指了指那个人--“他的背上将要写上:尊敬上级!”这段话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传统的实质,那就是等级与顺从。其实在卡夫卡的其他小说中,也出现过相似的思想与内容,这似乎一直是卡夫卡想反抗的东西。
这种传统在前任司令官时期是辉煌的,并且占领了生活的主流。文中通过军官之口,向旅行家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以及那种场面带给军官的自豪与荣耀。但这个传统,在旅行家里眼里已经不是辉煌,而是一种破败。“在这个四周都是光秃秃的巉崖的砂砾的小深山坳里,除了军官、旅行家、罪犯和一个士兵以外,就没有了别人了。”这种破败是历史的必然。但在小说中,没有人直接对这种不合理的传统进行抗争,只是让一切顺着时间的变化自然消失。这似乎也是卡夫卡的内心感受,他没有办法改变这真实的世界。
小说中旅行家作为一个正面的、直接的反叛者出现,但他所有的表现都是不坚决的、被动的、无力的。“然而现在,面对着小兵和犯人,他到迟疑了足足抽一口气的时间。最后,他终于按照必然的说法回答了:‘不行。’军官眨了好几次眼,却没有把眼光转开。‘你愿意听我解释吗?’旅行家问。”这如果说是一种反叛,到不如说是一种无奈。小说中的另一位反叛者是现任司令官,在军官的描述中,现任司令官只不过是个可笑而无能的人。而他的表现,也是这种已不受欢迎的传统仍旧存在的理由。
小说中最使人迷惑的地方,是军官的死亡,这个死亡来得突然,没有任何的理由。这使我想起《判决》中的最后结尾,因为父亲的一句话,儿子真的从桥上跳进河里,而《在流放地》里的军官,也是因为一句话做出了选择。“‘那么说时候到了。’最后,他说,突然用明亮的眼睛瞧着旅行家,眼睛里一半是挑衅,一半是呼吁。‘什么时候到了?’旅行家不安地问道,可是得不到回答。”在这里军官的做法是和《判决》中不一样的,《判决》中选择死亡是被动的,只是无法反抗,而接受了这个事实。可《在流放地》里的军官,却是自愿的,带着一种有意识的反抗,选择了死亡。我们从小说中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一点,军官已经调整好了那台机器的一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维护他的传统,那传统让他感到自豪与满足,是他生命中的全部,他只能用死来维护他的尊严。从这点来说,军官的死也是一种反叛,只不过思维的角度不同而已,但军官的反叛要比旅行家与现任司令官强悍得多,也明显得多。
小说的结尾是卡夫卡给我们的另一个结果,军官的死不等于传统已经土崩瓦解,而是存在着东山再起的可能。小说中有段文字值得注意。“碑上有些很小的铭文,旅行家得跪下来才能看清。上面写的是:‘老司令官长眠于此。他的信徒迫于时势,只得匿名建坟立碑。有预言云:若干年后,司令官必将复活,率领信徒由此出发,收复流放地。要保持信心,等待时机!’”这些话似乎为军官的死增添了证据,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反正小说中的旅行家是有些相信的,在小说的最后,他用一根打了大结的绳子,阻止了小兵与犯人的追随,他这样做的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持流放地的现状,让自己彻底的脱身事外,也就是说他有些相信传统还会回来。
对于小说《在流放地》还有一点要说的,那就是卡夫卡有着惊人的想象力,在那个时代,能想出那样的一台杀人机器,而且描写得如此的真实可信,让一篇想象出来的小说,成为一种存在的真实,这也许就是大师的功力。
(文中的引句源自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卡夫卡文集》)
余华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八十年中、后期的作品,一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创作。
第一个阶段创作的主要特征是冷酷和残忍的叙事风格,具体来说,即偏嗜于暴力与死亡的主题与冷酷而流畅的叙述风格。此时期余华的作品展示了极端化的生存景象:人与人之间相互冷漠、敌视,灾难似乎随时可以从天而降,揭示了人性中的残酷与暴力倾向,呈现历史与文明中的血腥本质。作品〈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难逃劫数〉、〈河边的错误〉等都流露了这种主
先锋,是以其反叛性和异质性闻名于世的,而它的这种反叛与异质正是体现在反抗传统之上的。然而,如上文所言,先锋在反抗传统的同时,其文本内部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痕,即随处可见的传统阴影一次次颠覆着有关先锋反抗传统的神话。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前文所言及的传统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鲜血梅花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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