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说明《白鹿原》艺术特色

文学和艺术的区别？~

　　其实，文艺跟社会科学都是以一定经济作为基础的社会上层建筑，都是源于经济发展，也都作用于经济发展~~~~
　　比如，文艺复兴啊~~~就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要求把人们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解放人性，人们开始学习科学知识，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自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文艺复兴时期也涌现了很多的艺术家，诗人，作家，科学家这些~~~
　　文艺是比较具象的一种思维的表现形式，比如，人们用文章，书画来表现他们的新思想，很直观；而社会科学，则是抽象的思维表现形式，主要是对人类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进行研究，研究的东西是平时感觉摸不到的，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是又是实实在在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
　　鲁迅曾经以“杭育杭育”诠释文学的起源，当然鲁迅先生并没有把这“杭育杭育”作为真正的文学作品，但“杭育杭育”似乎并不能称为文学，否则文学的概念似乎就陷于宽泛，陷于普罗大众化了。毕竟“杭育杭育”并不能揭示文学的本质属性，而且也仅仅是一种人类不自觉的对语言的运用而已。
　　文学的产生似乎应该产生于人对于自身的认识，个人觉得与其说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不如说是在能够反观自身的神秘存在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文学在最初的时候，更应该有着浓厚的宗教意味。这也适合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审美观照的基本定义。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极为讨厌课堂上讲授的系统分析法，毕竟这种方法没有揭示文学自身的本质特征。仅仅其中关于审美观照的一点还值得思考。
　　如果仅仅认识到文学作为劳动的产物，文学的生命力就不存在了。因为对于物质的生产，艺术是没有起到任何直接作用的。只有当人类在反观自身存在时，产生了对这个世界的神秘感受，发出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的疑问，或者我是怎么来的等等，文学就产生了。最初的“杭育杭育”也仅仅是对语言文字的最无意识的运用而已。
　　从科学于文学（艺术）的对照中，我们似乎也能得到一个认识：科学和艺术分属于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基于生存需要的，一个则是基于享受需要的。两种需要以前者为基础，只有当前者获得满足之后，后者才会发挥作用。不同的人对两者的需要层次不一样，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在精神世界方面的差别。
　　但从我们现时中却发现，目前人们似乎已经不再热衷于艺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相对的，这个富裕也和周围的人比较得出的）。因此，尽管国人在智商方面非常出色，但已经缺乏足够的艺术想像力，这直接进一步恶化了物质带来的恶果。当物质足够富裕的时候，艺术气质的缺乏导致了精神世界的空虚。
　　因此，只有把文学艺术的起源定位于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会精神空虚的现实。


　　文学与艺术的区别
　　作者： 才子盼佳人 联系作者
　　孟子曾说过五百年必有圣人出现。孟子总结的是孟子以前的社会历史经验，孟子以前，伏羲、女娲、炎帝、黄帝、仓颉、尧、舜、禹、文王、周公、老子、孔子，那确实是一个圣贤辈出、星汉灿烂的历史时期。
　　正是有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才缔造了世界人类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华文明。
　　孟子说过那句话之后，很不幸，孟子以后的两千年间，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圣人。
　　这是汉代以后形成的文化框架与社会政治制度造成的。
　　读孔子留下的书，说孔子说过的话，思想上必尊孔孟，言行上不许越轨，两千年间，千万文人，一个腔调，就是孔腔孔调，儒腔儒调，否则就是不尊孔，就是冒犯圣人。
　　汉代以后逐渐形成的学而优则仕和唐代创造的科举制度，又对文人诱之以利。两千年间的文人全成了动物园中笼子中的动物，喂之以食，束之以笼，驯而化之，去其本性，使之忘记本性，忘掉了文人本来应该有的面目，忘掉了文人本来应该担当的责任与使命。
　　两千年可不是个短日子，若不是中间有佛教西来，有道家变身为宗教性的道教，中国人在精神旅途上早就饿死在了路上。
　　中国必须再度产生圣人，再开创一个圣人辈出的历史时期。这是复兴汉文化的基石。否则，当代人文界叫唤的复兴汉文化，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等等，就只是空叫唤，就只是做梦。
　　像我们经常讲的要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批判与扬弃一样，我们同样需要对“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化传统进行批判与扬弃。两千年间的文化正好是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的文化，该革除的一定要革除，该洗涤的一定要洗涤，该继承的一定要继承。要分清什么是真正的优秀文化遗产，什么是封建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提倡恢复汉文化，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但决不能打着这一旗号继承封建文化的糟粕。
　　复兴汉文化，需要在文化上实现与孔子历史时期的直接对接，在文化上实现与远古圣贤文化时期的直接对接。就是说需要跳过、摔开整个封建历史时期，跳过这不出圣人的漫长的两千年的历史岁月，与奠定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人类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华远古历史时期的文化实现对接。
　　不需讳言，那是奴隶社会时期，甚至更远古，是原始社会历史时期。原始社会历史时期与奴隶社会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早已经死亡，不会在对现实社会制度造成影响与渗透。不会像我们审视封建历史时期的文化时一样，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的阴影总还在试图侵入我们的现代社会机体。
　　西方文艺复兴有过一个复兴对象，即复兴传统中哪一个历史时期的文艺，他们选择了古老的希腊文明，古老，模糊，有再创造的可能。历史证明了他们在选择上的正确性。
　　重开中华文化盛世，这已是国家与民族的人心所向，是民族精神的渴望，谁也不可能阻挡。
　　向往中国也有一次文艺复兴，希望也以文艺复兴的形式，实现再创中华文化盛世的目标，也是“五四”以来文化上只破不立，破后必立的历史发展规律。
　　我们选择哪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作为复兴对象？
　　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是两千年来人们公认的三大文化高峰。准确地讲是三大文学高峰。文学与文化，有相同之处，更有区别。我们今天更要强调它的区别之处。文学属于文化，但只是文化这一整体中的一部分。文学的兴衰不能代表整体文化的兴衰。
　　有这样一种解释，远古时候，有一块石头，石头上有字迹或刻画之痕，后来字迹模糊了，被风蚀掉了，没有人知道石头的价值了。再后来，石头旁边长出了花草，花草吸引了人们的视线，吸引了人们的着眼点即审美点，造成了人类审美价值及观念的转移，使石头成了陪衬，甚至被遮盖。石头是文化，是文化的主体。文学是花草，是旁出部分、边缘部分、后出部分。文学的过分繁荣会遮盖文化主体，会遮盖文化的本来面目与价值。
　　思想，哲学，文化，三位一体。文化是对思想与哲学的文而化之。思想与哲学离不开文化，也不存在完全脱离思想与哲学的文化。漂离思想与哲学的那一部分文化，表现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艺术对于文化主体来说，是漂离部分，旁出部分，溢出部分，边缘部分。
　　我们需要对2000年以来，孔子以后，中华民族不发展哲学思想文化，只畸形地发展文化的漂离与旁出的那部分文学这一现象给以深刻反省。我们需要适当地铲除文学与文人。铲除文学，为突出文化主体。铲除掉非文化意义上的文学，缺少文化含量与品质的文学。这类文学正是产生于汉代，兴盛于唐宋，滥溢于明清，末流于当代。铲除文人，就是铲除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他们之中相当一大部分人根本上缺少文化素养，根本不懂得文化的真实含义。他们同他们写作的作品，是文化的旁出者，是文化的私生子，是非文化意义上的花草的产生地。要做文人，就做远古文人，恢复远古文人的本来面目，本来责任担当。否则皆在铲除之列，屈原、李白，杜甫在铲除之列，罗贯中，曹雪芹等等在铲除之列，当代所谓文人全在铲除之列。
　　即使认为我们的文艺复兴只是文学艺术的复兴，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也由于历史距离较近，过于清晰，其艺术成就过于完整，不再具有再创造的可能。况且我们需要的是汉文化整体上的复兴，文化的复兴，同时是思想和哲学上的复兴。从后者着眼，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汉代文化唐代文化宋代文化，都从根本处欠缺用来复兴的基础。
　　复兴汉文化，选择出一个复兴对应**，我选择周代或商代，更倾向商代。商代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和神秘的甲骨文化。青铜以象胜，甲骨以《易》胜。这里的“易”，是指《易经》。有象有《易》，重象重《易》，是今天复兴商代文化的特有条件。
　　不选择周代文化。商文化尚祖，周文化尚天。有相信人类自己还是相信天命的区别。商文化粗犷，周文化细腻，风格上的差异显示出商文化的创生性、原生性，商文化处在创生阶段；周文化处在完成阶段。商、周文化一脉而有异。
　　不选择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是一个思想文化哲学百家争鸣**，很适合原创思想、文化、哲学产生，但以孔子、老子为主的儒、道两家文化，已经有了影响其后2000年历史的巨大的结果。我们需要的不是重复与模仿，而是再度创造与创新。我们更需要研究老子是怎样成为老子的，孔子是怎样成为孔子的，他们学术思想源泉在哪里，是什么，惟有这样才能够再度产生圣人。我提出复兴商文化，正是看出孔子思想源头是商代。孔子身前曾经长期游历中原寻求商文化，没有寻到，退一步才研究周文化。当今商代文物大量出土，足够成为产生并形成思想哲学文化的材料和源头。况且我们提出复兴商文化，只是以商文化做一个代表，它代表的是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明与文化发祥过程，实质是中华民族上古文明的创造性。
　　中华民族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20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以预言家的姿态向国人预言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这是什么预言？与儿童的天真幻想一样。21世纪将是什么世纪？不错，是一个文化世纪。是一个权力文化世纪，是一个文化发展受权力操纵的世纪。是一个以强权为背景为依托的文化侵略世纪。由于以强权为背景，不可能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和互补，在强权背景下，只会是东方文化失语。由此可以断言，21世纪不仅不是东方文化世纪，反而是东方文化加速西化的世纪。已经过去的20世纪，20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只是这场西化的序曲。21世纪与22世纪才将是全盘西化的时候。要到23世纪，东方文化才有出头之日。300年，时间很短也很长，清朝300年就是一闪过去的。时至今日，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早已结束了，结束100年了，仍有多少人多少文人多少学者多少文学作品、影视剧作品在为其延续香火似的歌功颂德。汉文化被同化到这种地步？一个民族的文化脆弱到这种地步？经历过21和22世纪之后，西方文化进入到中国的时间也将是300年500年，到那时候汉文化会是什么情景？
　　再创圣贤辈出**，恢复汉文化根本，才能够恢复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东方永不倒下的文化巨人的特性。这是现代中国数代文化人必须肩负的责任。
　　开创圣贤辈出**，与上古文明实现对接，就需要在思想哲学文化等方面跨越孔子与老子这两个圣人，跨越这两坐文化高峰。首先要敢于与他们站齐，与他们并立，有这样的胆略与勇气，有等高的学识与成就。并且要能够高于他们，才能够跨越他们。西方一代一代文化圣贤，都这么做，才创造并保持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哲学文化上的不断进步。中国圣人已经断代了2000年，要再出圣人，就需要付出更多更艰巨的努力。

文学是艺术的多种表现形式中的一种
文学与艺术的关系
从专业定义上讲，所谓文学，就是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
而所谓艺术，则是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更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包括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工艺等。
从属关系上讲，文学是一门艺术，但艺术绝不仅仅是文学。如果说艺术是一条宽广长流的大河，那么文学就是其中的一条分支。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文学就是语言文化的艺术，扮演着艺术生活的主角，艺术的产生往往就需要坚实的文学做基础，就比如一部好的戏剧文化，一部好的电影作品，就需要有一本好的剧本，一部好的著作等等。
自然，要想拍出一部好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就需要一个优秀的剧作家、编剧、导演和演员。但艺术不仅仅是文学，它却包含广泛，我的个人理解就是：一切美好的东西与事物都是艺术。艺术本身就包含褒义，它可以说是人们精神和思想上的一种向往，是用行为和行动去美化一种事物的现象。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的艺术了。行为艺术；思想艺术；物体艺术...总之，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艺术，生活中存在着太多太多的艺术了，只不过我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去表演它罢了！
从表现方式上讲，文学通常借助于文字和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认为，文学有“写，说，唱！”三种表现方式，“写”包含写小说，写诗歌，写论文等！“说”包括相声，小品，演讲，辩论等！而“唱”则有京剧，粤剧及诗词歌赋类的颂涌等！文学在社会运用中其实就是一种生产力。
比如说推销产品，要对方喜欢你的商品，你必定会在对方了解的基础上加以说服，这就是语言的说服性，而要达到对方购买的目的，必要有语言的激发性和鼓动性！而艺术的表现形式不仅仅包含文字和语言，它还包括各种可以表达个性的形式。
比如在墙壁上信手涂鸦，在树根上雕刻绘画，在舞台上灵身一跃，这些都是不借助于语言和文字的表现形式，说不定你一个不经意间的回眸，一个甜美的微笑，一个无心的举手投足，都是艺术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我认为艺术的表现形式比文学的表现形式丰富而精彩得多了。
从来源角度来讲，文学和艺术都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文学和艺术的创作都是由人和物而引起的，都是人们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对主观缺憾的慰藉需求和情感器官的行为需求而创造出的一种文化现象。
学的产生似乎应该产生于人对于自身的认识，个人觉得与其说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不如说是在能够反观自身的神秘存在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文学在最初的时候，更应该有着浓厚的宗教意味。这也适合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审美观照的基本定义。
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极为讨厌课堂上讲授的系统分析法，毕竟这种方法没有揭示文学自身的本质特征。仅仅其中关于审美观照的一点还值得思考。
如果仅仅认识到文学作为劳动的产物，文学的生命力就不存在了。因为对于物质的生产，艺术是没有起到任何直接作用的。
只有当人类在反观自身存在时，产生了对这个世界的神秘感受，发出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的疑问，或者我是怎么来的等等，文学就产生了。最初的“杭育杭育”也仅仅是对语言文字的最无意识的运用而已。

扩展资料：
艺术可以是宏观概念也可以是个体现象，是通过捕捉与挖掘、感受与分析、整合与运用（形体的组合过程、生物的生命过程、故事的发展过程）等方式对客观或主观对象进行感知、意识、思维、操作、表达等活动的过程，或是通过感受（看、听、嗅、触碰）得到的形式展示出来的阶段性结果。
表达形式：语言、声音、文字、绘画、眼神、呼吸、肢体等。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不同体裁，是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以不同的形式即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作为学科门类理解的文学，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及新闻传播学。
文学是属于人文学科的学科分类之一，与哲学、宗教、法律、政治并驾于社会建筑上层。它起源于人类的思维活动。最先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最早形成书面文学的有中国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昂纪》等。
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美的体现。文学作品是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作品，离开了这样两个极具个性特点的独特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学作品。
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就是一个民族心灵世界的英雄，文学代表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智慧。文学，是一种将语言文字用于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学科，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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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学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把这部作品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就其审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即使与当代世界小说创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白鹿原》也应该说是独标一帜的。因此，早就该有一本关于它的评论专集出版了。

　　一

　　好的作品，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评论的，包括否定性的批评。早在1993年《白鹿原》问世之初，就好评如潮，不仅评论界以一种显然久违了的热情表示了肯定与称赞，而且广大读者争相购买、传阅、议论，新闻媒体也好不容易找到了做文章的题目，一时间形成了所谓“陕军东征”的热门话题。当然，也存在着争议，有些不同看法，这本来是很正常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本《白鹿原》评论集，我以为无论对读者领略这部作品的深层意蕴，对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探讨，抑或对作家本人，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举双手赞成。因此，当这本评论集经过先后几位论者多方搜求并最终由李建军编定时，何启治先生打电话给我，命我作序，我便欣然允诺，虽然自分能力有限。

　　我是在《白鹿原》刚刚刊行问世时就仔细读过这部作品的，作者的笔力和作品的凝重、苍茫，令我折服，让我震惊，一时思绪浪涌，兴感云屯。直觉告诉我，在秦地的柳青、杜鹏程这些当代小说大师之后，陈忠实攀上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他同时也大大超越了自己的同辈作家。然而我至今没有写过一篇《白鹿原》的评论，只在北京关于这部作品的研讨会上做过一次不长的发言，另外在一篇关于文学鉴赏的地域文化因素的论文和一篇叫做《“陕军东征”之我见》的文章里作为个例，有所涉及。所以如此，一是我想让自己初读后的纷繁思絮和激越情怀沉淀沉淀；二是在稍长一点的时段里印证自己最初的那些直觉，它们也同样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与磨洗。新近，为了写这篇序言，我又重读了《白鹿原》，感觉依旧新颖。那厚重而又极具表现力的语言，那细致而又洗练到让人难以忘怀的细节，那一个个命运独特而又个性突出的人物性格以及他们的命运，那整体的浑厚、苍凉而又深邃得颇带神秘感的地域文化特色，还有那血泪交流、悲剧交叠的沉重的历史氛围，等等，都仍然引我遐思，让我感喟。我坚信它有恒久的艺术魅力，虽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评论，我仍然觉得有话可说，我应该相信自己初读时的直觉。

　　二

　　收在这本评论集中的文章，有许多在初发表时我就在有关报刊上读过，还有相当一些，过去不曾读过。无论以前是否曾经寓目，这次写序，我都把入选的文字，从头到尾，逐篇读过，并且做了笔记。读完这些评论之后，我有这样一些突出感受：其一，《白鹿原》以其丰厚的内蕴，包括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历史的，民俗风习的、人情人性的等等，还有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包括结构、叙述、语言运用等等，为批评家们提供了评说的对象，供他们开掘、阐释、发挥。评说的角度是多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同时也是深入肌理的。这说明《白鹿原》是经得起批评的，它没有被有分量的批评压碎，而是在这些批评中更见光华。其二，这本评论集中所收的文章，并非《白鹿原》评论的全部，而是选收。尽管水平互见参差，但多数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足备一家之说，能够从中见出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具体作品的评论上所可能达到的境界。其三，可以明显看出，虽然评论对象是同一个《白鹿原》，但批评家的个性差异是相当大的，各人的才性、气质、行文风格自不必说，就是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批评标准也相当不同，因而就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的多元互补的评论格局。这种格局，恰好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多元大格局在一部具体作品评论中的缩微展示，可以以小见大。其四，，《白鹿原》是很难说尽的，尽管这个集子选收了四十余篇评论和阐释文章，但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没有涉及到，或虽有涉及却缺乏必要的深度和力度。这说明，对《白鹿原》的研究，还大有可以深入的余地和可以拓展的空间。其五，《白鹿原》的接受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的艺术审美价值，文化历史价值和思想认知价值的基本上被承认，它的终于能在上一世纪中国长篇艺术精品长廊里占有一个公认的位置，广大读者的欢迎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出版社的力荐，评论界的卓有见地的阐释与评价，则尤其功不可没。

　　收在本书中的首篇评论是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这篇文字，理路沉雄劲锐，穿透力极好，写得华滋勃郁，情文并茂，且论证分析，多有独到见地，能够发人所未发，见人所难见，可以说是第一篇给了《白鹿原》以系统全面的准确评价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以其准确的评价，对于一般读者的阅读，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许多见解至今未被超越，而且相当真实地记录了批评主体在欣赏作品时所体验到的巨大的震撼和魅力。好的评论文章，当然能够从中见出对批评对象的准确把握，但这也同时未始不可以从中见出批评家本人的学力，阅历，眼光和识断。《废墟上的精魂》正是如此。职业的评论家，固然有一双特别挑剔的眼睛，但如果遇到好的作品，总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并且会在这一兴奋中迅速建立起与作家作品的交流关系，激活自己相对应的知识积累和人生体验，形成共鸣和共振，于是万途竞萌，灵感纷至沓来，秉笔而书，便有了好的批评文字。我敢断言，雷达的《白鹿原》论正是在类似于这样的昂奋状态下形诸笔墨的。评论的水平，不是评论对象的水平，而是评论家的水平，也就是说敏锐地捕捉对象和准确地把握对象的能力，正足以见出评论家的实力。在我所读过的雷达的作家品论中，这篇《废墟上的精魂》是很有代表性的，属于他的上乘之作。正是《白鹿原》的成功和出现，为如雷达这样颇具实力的评论家们提供了对象，提供了驰骋才思的空间。这样，我们便在《白鹿原》的评论中，看到了当代中国几代批评家的一次小小的汇集，一次实力和水平的展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说，《白鹿原》能够反映九十年代我国文学创作所达到的水平，那么，围绕《白鹿原》而形成的这道评论的风景线，也能够反映我国当代文学批评所达到的水平。

　　三

　　朱寨称《白鹿原》为“扛鼎之作”。鼎乃国之重器，扛鼎，誉其举重的神力。朱寨是当代文学批评界公认为德高望重的前辈，他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参照，因而，他的这个评价就颇具权威性。其实，绝大多数有关《白鹿原》的精彩评论，只要说到点子上，触及要害处，都无不证明了他的上述论断。

　　世纪之末，中国的文化思想有一股反思的潮流，其反思的对象以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行程为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军事、道德、学术等几乎所有社会生活的领域，但反思的主体始终是以知识界，即我们这个民族专司思考的群体，为骨干，为中坚的。这股反思的潮流，初起于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就是说，它是被一场持续十年的人为的浩劫提上日程的。当其初起之时，是以接续伤痕文学并很快漫卷文坛的“反思文学”为先导的。到八十年代中期，这种反思开始突破纯政治的眼界，有了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探究与扣问，甚至出现了相当自觉的文化传统的溯源，这就在文学潮流上衍变出了名噪一时的“文化寻根”小说。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历史发展的某些特殊的条件，再加上新旧世纪之交面临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回顾与前瞻的心理趋向，知识界的反思，逐步向更广阔的学术领域扩展，而文学的反思，也仿佛是总结了、综合了七十年代反思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化寻根”小说的成果，向更深邃、更幽微的历史生活的层面突进了。《白鹿原》就是这一反思潮流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单以小说而论，在它之前面世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在它之后面世的王蒙的“季节系列”，刘心武的《四牌楼》，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李佩甫的《羊的门》等，都具有明显的反思性质。反思，必然要变换角度，变换评价的观念和标准，不可能完全站在事情发生的当时的立场上。就时间的跨度而言，《白鹿原》的主要故事都发生在上一世纪的前五十年，只有少数地方提到六十年代的“文革”。类似的题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等，都涉及过。但《白鹿原》写出了新意。它虽然仍有政治的视角，但却不再拘泥于原先的政治框架和僵化观念，而且超越了事件发生当时狭隘的党派意识。更重要的是作家有了更为开阔的大文化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之下，许多过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东西，充实到艺术的画卷中来了，许多过去根本不可能看到的那些深隐的，乃至多少显得神秘的层面、因素和意义，终于开掘出来了。在我看来，这就是《白鹿原》能够给人以震撼，让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原因了。“扛鼎”之议，首先与此有关。因此，许多有眼光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了《白鹿原》的这种变换角度的反思的特点。雷达为了说明这一点，还专门把《白鹿原》和《艳阳天》作了对照的分析和评论。指出浩然因为事事、处处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挂钩，而“不知遗漏了多少文化意蕴和精神空间”。王仲生《民族秘史的扣询和构筑》，洋洋万言，更是把反思作为自己展开全部论述的一个基本支点。王仲生既然把反思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来对待，他就不能不首先着眼于创作主体的分析。他认为，作家是站在一个现代的立足点上来进行反思的，处于这一反思的中心的，始终是人的命运。这样，他就从《白鹿原》叙事中捕捉到了更为根本、更为要害的民族生存问题。在他看来，民族生存问题的思考与探究，既是《白鹿原》反思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而王仲生也正是从“民族生存的历史反思”，“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民族生存的生命反思”这样三个不同的角度，支撑起他解读《白鹿原》的理性架构。评论家在这里既评价着作家的反思，同时也是伴随作家而进行着他自己的反思。评论家的这种由反思而引致的反思，虽说是在作家反思的延长线上，却相互发明，起着一种放大原作品的反思的作用。

　　关于反思，王仲生还说，陈忠实不是听从既定的结论，并从这结论出发，预设框架，而是立足于自己对生活的解读和反思。其实不止王仲生，其他批评家都是从反思的角度，读出了《白鹿原》的新意，找到自己的兴奋点的。李星的评论文章题为《世纪末的回眸》，回眸，也就是反思。文学的反思，当然离不开理性之光的透析与烛照，但它是审美的，而非论理的。它体现在作家所创造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画卷中，渗透于活动在这幅画卷里的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物的命运中，性格中，心理活动和外部行动中。因此，批评家也像一般读者一样，在《白鹿原》中首先看到的是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而反思的性质及意义，则是从对人物性格及其命运的解析中读出的。比如李星就从陈忠实的同时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世纪回眸”中读出了“白嘉轩就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的典型”；读出了“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在他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确实，白嘉轩是读者翻开《白鹿原》所碰到的第一个人物，也很可能是读完《白鹿原》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第一个人物。雷达的感受与李星接近，他说白嘉轩实际上是作者要写的人格神，他看出了这个人物身上传统文化的积淀，更看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剧性的矛盾。

　　揭示出白嘉轩性格和命运在百年历史行程中的深层矛盾，就会很自然地触及作家自身的文化立场，所以雷达说：“我始终认为，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这是一个表述得很深刻的见解，用这样的眼光分析与评价除白嘉轩以外的其他写得有特色、见光彩的人物，如田小娥、黑娃、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鹿三等，也都无不切合。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我以为，作家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这一矛盾不是凭空产生的，既有其历史的根据，更有其现实的根据。从历史的根据来看，陈忠实在《白鹿原》里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历史生活，而他的立足点却站在世纪之末。这就是说，实写的前五十年是包含了后五十年历史生活的参照和文化观念的演进的。如果前推五十年，在前半个世纪刚结束时，《白鹿原》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中华民族从宗法的封建专制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转折期，过渡期。在这段时间内，社会现实中充满了新与旧的冲突。一方面是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在外来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不可避免的解体，另一方面又是这种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的顽强存在。但它的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却也是注定了的，无法挽回的。不过，一种古老文明的走向没落和解体，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并不是说它已经没有了任何带有某种恒久性的可供后来者吸收与借鉴的因素。然而，在非常具体的冲突中，对立的双方都容易取一种极端的、绝对的态度。以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为例，它既有如“五四”运动的主将们所判定的“礼教吃人”的一面，也有如在“仁义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身上表现出来的被朱寨称为“忠诚刚烈坚毅直朴的灵光神韵”。以个人品格而论，他、朱先生、鹿三，都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应该被肯定的东西。文学的反思，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不是从抽象的政治或文化理念出发的，而历史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怎么能指望作家的观念变成单一的无矛盾的呢？《白鹿原》的力量，恰恰在于它非常真实地提供了像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矛盾的历史画卷，它的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就使得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批评家，可以对它进行多方面的解读。

　　四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这道亿万斯年就一直耸立于灞水水滨，展延于终南山下的古原，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寄托了作家某种象征性意蕴的载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

　　在作品中，作家叙述过关于白鹿的渺远的传说。传说是美丽的，迷人的，有几分神秘，甚至与作家的人格理想相表里，贯穿于作品之中。李建军在《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中，专门对白鹿意象的象征意义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个象征增加了作品的诗意。他还把陈忠实的白鹿意象与艾特玛托夫笔下的白鹿意象作了对照，并且联想到历代帝王的鹿苑和所谓“中原逐鹿”之类进行了发挥，是很能见出一种学术想象力的神采的。白鹿原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存在，有其临水的高岸，上部平舒逶迤的地貌，渐次抬升以至终南山麓，这个地理的存在比白鹿的传说，白鹿原的得名，都要远为长久得多。但白鹿的传说是一种文化，因而古原之以白鹿为名，也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的性质了。当然，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或象征，白鹿原包含的不只是白鹿意象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

　　现在看来，有关《白鹿原》的评论，绝大多数都采取了文化的视角，着重于开掘这部作品所包蕴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质素，在这方面也确有不少相当精到的见地。然而，《白鹿原》提供的并非一种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画卷，而是有非常具体的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画卷。相当一批评论家的评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有所论列。

　　那么，浓郁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白鹿原》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首先，来自作家处理的这个特殊的题材，来自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物象。以环境而论，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也包括风声习气、歌谣礼俗等，这些，评论家们显然都注意到了。但是，对于如小说这样的长篇叙事性作品来说，更重要的是与人物的性格有关，而这一点，如果不说是空白，至少评论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阐释。不少评论只是一般地说到地域文化品格，而落实到具体人物性格的分析上就常常语焉不详了。其实，在《白鹿原》的人物画廊里，如主要人物白嘉轩，智者朱先生，长工鹿三和他的儿子土匪黑娃，医人冷先生，甚至刚烈而又苦命的田小娥，都无不可以作地域文化角度的深入解析。在这些人物中，朱先生似乎是最容易从地域文化角度阐释的人物了。一是他有文化人的身份，是白嘉轩以至黑娃等人物的精神导师，在人们心目中扮演着真正的教父角色；二是作家明确提出了他作为关学传人的学者素养和知识背景。王仲生在分析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和文化价值时，除了对其作为从封建时代末世转入半封建时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作了必要的论说外，还对这位半是智者，半是圣人的老夫子的关学背景提了几笔。王仲生追溯到宋代关学鼻祖张载，强调了关学重实践，重经世致用的传统，这是很对的，增加了解读这一人物的文化维度和学术维度。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关学重实学，而未沉溺于后来理学家空谈心性的泥淖，本身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以张载而论，他固然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但也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倾向。从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上看，其道统乃儒者的积极人世观念。然而，关学作为一个产生于周秦故地的儒学学派来说，传统儒者的道统，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思想资源。白鹿原地处周秦故地的腹部，这一带地方是华夏辉煌的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和摇篮，同时，也是这一文明在其发展的鼎盛期的中心。这一带地处北国，水深土厚，属大陆型气候，雨量并不丰沛，生产条件相对艰苦，因而自古以来民风淳厚、尚实，这一点在文学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只要对比一下《诗经》中的秦风、豳风与产生南国的《楚辞》，就看得相当清楚了。正因为这种尚实的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所以不仅张载如此，而且在始于张载的关学学统中，这一特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以明清之际被康熙帝玄烨誉为“关中大儒”的二曲先生李yóng＠①为例，他也是以重实学、重经世致用而流誉当世的。早年颇为重视各项实际学问，著述甚丰。晚年闭门谢客，反身自修，主“悔过自新”之说，仅与流寓关中的大学者顾炎武过从密切，而顾的学问，也以尚实为特色。周秦故地孕育出来的尚实的传统，不仅在关学中获得了它的辉煌的学术体现，而且通过关学的传统，强化着这一地域本来就有的民间的尚实文化传统。自金入元的大学者、诗人元好问说：“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其着眼点就不只是关学，而更看重的是“秦汉之旧”，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说这种尚实的特点，由于作者对他的理想化的，有时甚至是半仙半道的艺术处理，而不无飘逸之处的话，那么，白嘉轩则表现得尤其分明。

　　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但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它不仅能从生长于此地的普通人身上见出，而且在这里的文化人的身上，作家艺术家的身上也有相当典型的表现。单就创作方法来说，始自柳青，到路遥、陈忠实两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的深厚的现实主义血脉，其形成和传续的因素可能很多，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尚实的地域文化要素承传的事实。不仅如此，从更广的学术文化的历史承传来看，昆山顾炎武，西游秦中，晚年定居关中华阴，他的学问当然不能简单地以关学概括，但他借鉴关学以形成其经世致用的特点，也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其次，作品的地域文化风貌更来自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自身。小说，作为作家审美创造的产物，虚构的产物，必然会打上他自己的精神印记。陈忠实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生于白鹿原，长于白鹿原，几十年工作在这里，学习在这里，连《白鹿原》的写作，也躲开了喧嚣的西安城，是在他白鹿原坡下的农村家里干的。退一步讲，即使这作品在西安市区建国路71号的作协大院里写，也还是在包容了白鹿原在内的三秦地域文化的中心地带。直到作品写出时的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段里，他所受到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濡染，都是在三秦文化的具体形态下进行的，即使接受他民族、他地域文化的影响，也都或在三秦文化的参照下，或以三秦文化为框架、为视角。因此，三秦地域文化对他的习染，至少不在例如白嘉轩、乃至朱先生之下。为了写这部小说，陈忠实甚至非常认真地研究过分割辖管白鹿原的三县县志。而县志，在中国传统的史志类图书中是最典型的地域文化著作。

　　研究和评论《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点，如果不对创作主体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问题都很难最终说清楚，现在看来，这一点恰恰在《白鹿原》的评论中几近于空白。刘勰《文心雕龙》上有“觇文辄见其心”，“披文以入情”的话。这里的“心”和“情”，指的都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方面。在这本评论集中，除了陈忠实谈到他自己创作《白鹿原》的体会时所作的一部分说明，除了李下叔《捡几片岁月的叶子》提供的少量情况，很少有人通过作品的分析与论证，细致地剖析过作家的心灵历程。批评家们看到的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历史，即使沿着作者摘引于卷首的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方向寻绎、发挥，也多着眼于作品提供的外在的艺术画卷，而很少论及这帧所谓“民族的秘史”，其实也同时就是一部被外化了的作家自己心灵的秘史。照我看来，这也许是《白鹿原》研究大可以开拓的一个领域。

　　五

　　尽管《白鹿原》的评论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的和空白的方面，但读完这些评论，我们仍然不能不惊叹于这部作品竟然能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如此大的艺术空间，供给操各种枪法的批评家们去评说，去发挥，去驰骋他们的才思。同时许多批评家也能够把他们的批评方法发挥到相当高的水平。

　　不少批评家谈到了《白鹿原》的史诗特点。史诗作为一种类型的长篇小说的质素和特点，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史，一个是诗。评论家们论评《白鹿原》的史诗品格，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史，而在诗的方面则开掘和发挥得很不够。例如白烨的《史志意蕴·史诗风格》，在抓住史诗一点上做文章，是很可取的，但一是讲“史”多，而基本未涉及“志”，讲史，亦更多涉及百年的政治纠葛，至于“史诗”之“诗”，则作为风格，一笔带过，其实在这里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畅广元在与屈雅君、李凌泽的对话《负重的民族秘史》里很赞赏作家“秉笔直书的史家心态”，说“陈忠实放胆写了白灵蒙冤，黑娃屈死，白孝文得逞，把宗法制下小生产者为主要构成因子的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局限，作为历史的真实活脱脱地呈现给作为读者的后来人，令其品味昨日，审度今朝，透析明天”。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深刻而又犀利的判断。然而陈忠实《白鹿原》的重史，自觉地追求诗史效应，就关中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传统来说，其实是渊源有目的。周秦故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不仅有距今七、八千年的姜寨文化遗址，半坡文化遗址，而且有更早的“蓝田猿人”头骨石和稍晚的“大荔人”头骨化石出土。在汉民族的早期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类似于荷马史诗那样的文学形态，但并非没有自己的史诗，《诗经》中的《公刘》、《绵》等叙述周祖先的传说和历史的篇什，至少是带有史诗性质的。而这些诗的产生地，正好在关中一带。重视史，是华夏民族的重要传统，顾准把这种文化称为“史官文化”，虽更多地着眼于它的负面，但却抓住了重史这个不争的事实。先秦典籍中的《尚书》，在唐刘知几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被列为“记言”之史。它的被韩愈在《进学解》里形容为“佶屈聱牙”的“周诰殷盘”，显然早于孔子因鲁史而作的编年《春秋》。周《诰》之类，就产生在以关中为中心的周地。史的传统，到两汉达到了它的辉煌期。它的两个代表人物，西汉的司马迁和东汉的班固，都是关中人。一在左冯羽，一在右扶风。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太史公书》），还有他的伟岸人格，而给后世文学和史学以巨大的影响，开百代之轨则。班固的《汉书》以其严谨而称著。司马迁和班固，都出生在史官的家族。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就是治史的；班固之父班彪也是史家，而他的才气横溢的妹妹班昭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成就的女史家，因为有了这个妹妹，《汉书》才最终划上了完满的句号。司马迁曾在《屈原贾生列传》里给屈原以可“与日光争光”的崇高评价，而他的《史记》也被后人目为“无韵之《离骚》”。就是说，以审美的眼光读史，人们在司马迁身上到了诗与史的结合，从史中读出了诗。这在关中的地域文化史上，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准此，则我以为，在当代秦地的小说家中，始于柳青、杜鹏程，迄于陈忠实的史诗效应的追求，其文化溯源，至少是一直可以上溯到周秦、两汉的，一如白鹿原的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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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健速力： 就是一个字,实.完全就是过去那时代的实事.结构上从白鹿两姓的变迁说起.视角上我觉得很客观.没有从哪个政冶上来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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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健速力： 《白鹿原》是一部现实主义巨著.但它的现实主义又不同于以前的革命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强调政治观念,要求比生活更为集中、更为突出地反映所谓“生活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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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健速力： 《白鹿原》之所以成为20世纪末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在作品中凸显的那种较其他作家更为强烈的“乡土情结”,这源于作者对关中故乡这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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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健速力： 好像获得了矛盾文学奖 讲的是一个农村男人几娶几丧的故事 印象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抚顺市18328596430： 陈忠实《白鹿原》的主题意蕴 - ？
柳健速力： 白鹿原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细腻地反映出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全书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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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健速力： 《白鹿原》的主题是复杂的,它既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缅怀,也揭示了现代文明对农村社会的冲击和影响.首先,小说强调了传统道德和伦理的重要性.在故事中,白鹿原是一块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土地,村民们坚守着传统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