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九一八”至西安事变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过程

简述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

东北军之不抵抗，一方面是由于东北军与日军的军事实力悬殊，况且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东北军的主力刚刚结束中原大战，停留在关内，后来又有部队调入关内剿灭石友三叛变，关外处于军事空虚状态。东北军内部也有很强大的降日派，在抗日的问题上会选择倒戈。中国方面也不可能支援东北抗战，故东北军抵抗与不抵抗，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东北必丢无疑。在当时的中国政坛，非嫡系只能以拥兵自重的方式生存，否则关内亦无其立足之地。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亲自下令不抵抗，而蒋中正迟至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晚间九点至十点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学良事后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1957年11月23日，蒋介石在大溪召见张学良。张向蒋检讨说：“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认共产党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合作了救中国”。“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无识。”蒋谈到西安事变，声称“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在日记中称：“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年36岁。后张氏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我的事情就只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回首一生，张学良自问做了最错的事，就是在西安事变中，姑息了共产党。往后数十年，隔岸目睹中华民族尽历空前的苦难，张氏最是羞悔。

西安事变八项主张的具体内容为：停战，撤兵至潼关外；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西安事变过程
1、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东北大学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张学良乃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2、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
3、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抵西安，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4、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
5、1936年12月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低谷时期,也是其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碰撞和抵触的矛盾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九一八事变把国家利益和东北军团体的矛盾尖锐地摆在了张学良面前。张学良思想中的地方主义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保全东北军,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同时，张学良是国恨家仇集于一身的人，积极支持东北救亡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4天，东北爱国人士王化一就在北平协和医院向张学良明确提出要组织东北救亡团体、支持东北义勇军抗战的要求，张学良暗中给予很大帮助，甚至对东北军人参加抗日团体的要求也予以默认。此后，张学良虽然还不能完全违背南京政府的主和政策，但他暗中给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支持，支持流亡民众和学生的爱国行动，支援东北义勇军，在对待民众反日爱国行动方面，采取了同南京政府不同的态度和立场。
1931年12月7日，当蒋介石得知东北流亡学生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愿的消息后，立即电令北平张学良力加阻止学生南下。张学良则推说学生“不服劝解，不听劝导。倘以武力制止，则该站紧邻使馆，又恐别滋事端” 等加以敷衍。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接着进攻热河,蒋介石下令抵抗，张学良以为全国一致抗日的时机终于到来。然而蒋介石此时正全力进攻鄂豫皖三省红军,表面上全力支持张学良守热河,暗地里却准备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主持对日妥协。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大哗,愤怒谴责国民政府,要求张学良下野以谢国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张学良内心极为痛苦。他对王卓然说:“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在舆论的冲击和蒋介石的压力下,张学良愤然下野,出游欧洲。

旅欧归来后的张学良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其积极方面表现为强调大公无我的牺牲精神,希望人们树立国家利益的观念。这期间张学良实现了从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其国家统一思想达到了全新境界：
旅欧归来的初期,张学良发表谈话说:“觉得中国人与外国人脑汁与体质相同,但爱国之心则远不如之。外国人都以国家为前提,中国人多不肯牺牲,只自顾金钱地位”。他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的出路与国家的前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何以无出路?还不是由于你的国家太衰弱了吗?整个国家的苦闷与无出路,是高于你个人的问题几千万倍”。只有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有个人的出路。他检讨了九一八事变时保存东北军的狭隘心理。他说:旅欧归来“自信确已又获得相当进益。对于过去的一切亦确有所觉悟。我承认,我以前对东北和华北未能尽到我的责任;以前种种毕竟是过去了,只有从未来的事业中去努力,力求赎我前此的一切罪过。此后我誓必要打破我的困难环境,下大决心,埋头苦干,我宁肯牺牲了我自己和我的一切所有,要来尽忠于我的国家 ”。张学良特别强调东北军要有牺牲精神,表示“我已决心为国牺牲了,也要我的部下随同我来为国牺牲”。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张学良在强调牺牲精神之时,也信奉法西斯主义。这一时期的张学良从抗日雪耻的基本点出发,将反共和拥蒋统一作为抗日的前提,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对蒋介石奉若神明,因而无条件地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从而使其思想和行动进入了误区。
1934—1935年,张学良受蒋介石之命,先后任“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和“西北剿匪副司令”,率东北军进攻红军,期望由国民党统一中国,再实现“光复” 故土的愿望。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诸多复杂的因素促使他开始了人生的转折,开始了由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
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是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思想基础;对蒋介石及其政策的认识发生变化,促使其改弦更张,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东北军广大官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呼声,是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巨大推动力;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对东北军卓有成效的争取,是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张学良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机会多次苦谏、哭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结果均被申斥、拒绝。最后在蒋介石坐镇西安相逼剿共、大规模内战将要爆发之前,在社会各种矛盾陡然激化的危机关头,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 置个人生死和集团安危于不顾,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发动后,张学良立即向全国表明心迹,说明发动事变只希望,“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躬送蒋介石回南京,更进一步证实了张学良为了抗日大局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生命的誓言。张学良的爱国壮举和自我牺牲精神,有功于国家民族,有功于抗日事业。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不抵抗政策”，1990年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专访中已说得很清楚。当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下令攻击北大营时，东北军约有四十余万，张学良率十余万主力进入关内，沈阳只留守少数兵力。张学良说:“当时我在北平养病。我接到九一八事变的报告，是我邀请英国大使正在观赏梅兰芳演戏的时候。接到报告以后我遂回家，并指示部下不要抵抗。因为我是全不知道状况，需要暂时观察情势……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日本这么做，不仅是中国的不幸，在国际上日本将受到责难，对日本也不好。我以为日本不应该这么做。后来国民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不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当日我判断: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发动战争，我会与他们拼命的。”

九一八严守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而后东北沦陷，舆论称其为卖过者对张造成巨大压力，在西安事变中张欲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清白，强行兵谏

强行兵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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