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求颜子所好何学论和定性书的译文！

“程门立雪”原文，原文载处，原文译文，人物，人物背景，谁能帮个忙！！~

【典故】
程颢、程颐兄弟俩都是宋代极有学问的人。进士杨时，为了丰富自己的学问，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跑到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虚心求教。后来程颢死，他自己也有40多岁，但仍然立志求学，刻苦钻研，又跑到洛阳去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
于是，他便和他的朋友游酢一块儿到程家去拜见程颐，但是正遇上程老先生闭目养神，坐着假睡。这时候，外面开始下雪。这两人求师心切，便恭恭敬敬侍立一旁，不言不动，如此等了大半天，程颐才慢慢睁开眼睛，见杨时、游酢站在面前，吃了一惊，说道：“啊，啊！他们两位还在这儿没走？” 这时候，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厚了，而杨时和游酢并没有一丝疲倦和不耐烦的神情。


【注音】
chéng mén lì xuě

【释义】
旧指学生恭敬受教。比喻尊师。


【出处】
《宋史·杨时传》：“至是，杨时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音zuò)侍立不云。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
大意：程颢死以后，又到洛阳拜见程颐，这时杨时已四十岁了。一天拜见程颐，程颐正闭着眼睛坐着，杨时与同学游酢就侍立在门外没有离开，程颐已经察觉的时候，那门外的雪已经一尺多深了。


【二程简介】

这则成语里的“程”就是孝感著名理学家、“凤凰二程”中的弟弟程颐。

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均为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颢、颐二人孩童时代读书求学于姥姥家———孝感董湖西北隅（今孝南闵集乡一带）。《孝感县志》云：“程子读书台，在县东五里，宋庆历年间，二程读书于此。”程子读书台又名“凤凰台”，因相传在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有凤集于东岗，产九子于其上而得名。二程在孝感学习、生活有十八年之久，平时即读书于其台之楼上，故也名程台。“其楼曰夜月楼，虚窗晃明，美景澄清，无屋舍烟火之凑密、儿童鸡犬之声杂，其澄心悟道，深究理学，伊洛学派亦肇基于孝感”。程颐十八岁后，游伊洛、进太学，就学于周敦颐，著《颜子好学论》等书，逐步创立了北宋著名的理学流派，形成独树一帜的“程朱理学”，其学说受到许多名彦硕儒的推崇。
后来，孝感百姓为了纪念二程，在程子港建起了二程祠，明末祠毁。清顺治十八年（1661），孝感知县张擢士重建于东岳庙侧，形成著名的孝感古八景之一“程台夜月”。可惜该楼毁于1968年，今仅存遗址。
程是指宋代理学家程颐。立雪是指学徒站在雪中虔诚求道。“程门立雪”的原意是说：冒着大雪在程颐门前站着。用来形容尊敬老师，虔诚求教。
这则成语出自《宋史·杨时传》。杨时和游酢去拜会当时著名的理学家程颐。程颐正在闭目养神，杨时、游酢二人恭敬地站在一旁，等了很长时间。程颐醒来，门外已雪深一尺。后人就以“程门立雪”作为尊师重道的范例。“程门立雪”也可说成“立雪程门”。
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他与兄长程颢都是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被世人称为二程。他们出身于官宦世家。兄长程颢字伯淳，长期居住洛阳聚徒讲学；程颐前后从事讲学和著书达３０余年。二程思想各有侧重，程颢著有《定性书》、《识仁篇》等，程颐则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传世。因二人在重大问题上意见一致，后人对他们的思想言论不加细分，便将两人的语录和著作合编成《二程全书
现在，河南嵩县的程村，就是二程故里。村东还遗存有石碑一座，上书“圣旨”，下书“两程故里”。村中遗存有二程祠一座，祠中有道学堂大殿和两座讲堂，“程门立雪”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
程颢、程颐在前人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哲学思想。他们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万事万物都是由“道”派生出来的，君王要治理好国家，必须“行以顺道”，以德为主，与法制兼顾。这些思想自成一家，独成体系。因二程一生主要活动在洛阳，所以，后人就把他们创立的这套思想体系称为伊洛学派。后来，经过朱熹的提倡、研究和深化，最终使二程的理学思想发展为“程朱理学”。

中国古代经典故事

颜子所好何学论
孔圣人门下有三千弟子，独独称赞颜回好学。《诗》（《诗经》）、《书》（《尚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等，那三千弟子并不是没有修习掌握，但是孔子唯独称赞颜回好学。学的是什么呢？是通过学习来达到圣人之道。
圣人的境界可以通过学习来达到吗？是的。学习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人的形体生成以后，外界的事物与人接触，人的内心被触动，产生七情，叫做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产生后（若不加约束）就会愈发浓烈，需要心性来雕琢。所以警醒的人会约束他的感情，使之合乎中道，正心养性，就叫作“性其情”。愚钝的人却不懂得制约，放纵他的感情而达到极端的地步，以致禁锢了自己的心性，心性就泯灭了，就叫做“情其性”。学习的方法，就是正心养性。内心中正，真诚信实，就可称为圣人了。

程颢在这篇文章中的总纲就是：“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定性书》）程颢说无论动也罢，静也罢，但“性”是不变的，并没有内外之分。这个“无将迎”，是引庄子“圣人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他们都认为“圣人”的心像镜子，有什么东西，便出现什么样的影子，照的东西去了，不必送它，来了也不必迎它，物不来即不应，物来即应，应了也不必把它藏起来。程颢讲的“胜物而不伤”，不是庄子的养生，是说战胜外界的事物而不被他们所伤害。这说明“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用无照镜子比喻“心”的作用，也就是“心”不变，只是物在变而已。
程颢指出张载的错误就在于“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定性书》）就是说“性有内外”。程颢认为这样又有矛盾，也就是：“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同上文）“牵己而从之”，就是性随物于外，应该说“性在其外”，然而前提是“有内外”。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就在于，说张载的观点，机械地拒绝外物的诱惑，并不清楚性无内外，在这样的前提下，谈“定”是毫无意义的，这样来说，张载的错误就在于“不知性之无内外也”。（同上文）
怎样说明这个问题？程颢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同上文）实际上这句话的中心内容就是他说的“浑然与物同体”（《程氏遗书》卷二上），这里说“圣人”的精神境界与天地的精神境界一样，天地本来无心，是因人有心而天地有心；天地无情，因人有情而有情。“普万物”，“顺万事”，就是“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必防检，不须穷索”（同上文），“诚”就是没有虚假，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不妄”；“敬”就是心不分散，也就是道家所说的“主一”。“以诚、敬存之”不需要防守自己，不需要怕自己有错误行为，也不必“穷索”，怕这个道理有错，这便是实实在在的注意“浑然与物同体”这个道理。这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只能存在于天地之内，而不能存在于天地之外，天地没有自己的心，一切有心的事物的心，就是天地之心，对于天地来说没有主客观之分。这样为程颢所说的“性无内外”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天地推理到圣人的精神境界，自然也无内外之分，这样也可以说，一切有感情的事物的感情，就是圣人的感情。
于是程颢又说：“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这里说的是“圣人”与天地同体，无论什么事都能顺其自然而行之，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合乎天地之间的规律的，都能顺应天地变化，这也就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与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论语*为政》），儒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社会变成“大同世界”，而使人也成为有高道德水准的人。有人说儒家的“大同说”是对上古尧舜社会的向往，我认为这是儒家的一种社会理想，不单单是追述上古。这个“大同世界”中的人必然也是具有高道德水准的人，只有达到这个精神境界才能达到“大同世界”。
程颢引用《易传*咸卦卦辞》：“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来证明他的观点。《爻辞》讲：“咸，感也。”《程氏易传》讲：“四在中而居上，当心之位，故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贞正则吉而悔则亡，感不以正则有悔也。贞者，虚中无我之谓也。若往来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则思之所及者有所感动，所不及者不能感也，岂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程颐解的是咸卦中的九四。这里意思是说，想到的便要受其所感，而想不及的则没什么感受，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这个“心”是一般的“我”的所思所感。“虚中无我”，便是“天地无心”，“天地无情”，“我”是具有普遍意义之“我”。我这里引程颐的话是为了能更好的说明程颢的观点。
接下来程颢分析了为何人要受“外物所累”的原因。他说：“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定性书》）他认为，人所以受到“外物所累”，就在于“自私而用智”，私利人欲蒙蔽了人得本心，以至于“有为”、“明觉”达不到。“自私则不能以有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同上文），“人心”本来是“有为”而“明觉”的，完全能够自发地作出反应，但是由于外物所迁，污染了人欲。从而使人们在寻求自身利益时，自作聪明，“用智”来得到利益，结果把这种“明觉”掩盖了故不能适道。程颢批评张载“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就是说张载所根据的《礼记*乐记》中所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和自己亲身经历，所说“定性未能不动，独累于外物”的错误在于自知外物给“人心”带来的作用，而刻意地去抵制或拒绝它。
程颢又引用《易传*艮卦卦辞》和孟子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易传》讲：“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程氏易传》解释说：“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动于欲也，欲牵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当艮其背，所见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见也。止于所不见，则无欲以乱其心而止乃安。不获其身，不见其身也，谓无我也。无我则止矣。”就是说人只顾其背而不顾其身，只顾部分不顾整体，以致被迫离家，远走他乡，行其庭而不见其人。这都是因为“人欲”所致，如果没有“人欲”则不是这样。这与庄子所说的“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知与故，循天之理”（《庄子*刻意》）是一个道理。
孟子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孟子*离娄下》）。焦循《孟子正义》中说：“恶人欲用智而妄穿凿，不顺物之性而改道以养之，按此智即人性之私也。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移谓变通也。愚者可以转而善，智者可以转而为不善，此习，所以相远。智者何以转而为不善，为其凿也。正苦于知而凿其知。”这为程颢批评“用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宋明理学家认为“义利之辩”是“人与禽兽之辩”，他们讲求“义”而不讲“利”。
程颢想出一种绝妙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两忘”，他说：“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定性书》）他讲这个“两忘”的理由是：“两忘，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同上文）这就是说，再接触事物的过程中，不要打自己的小算盘，也不要把自己的私心杂念掺和其中，而让内心的良知良能对事物作出自发的反映，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和提正作出判断，忘却内外，也便是“性无内外之分”。
这个“两忘”由来于《庄子*大宗师》，其原文如下：“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无事而生定”。这说明一点，程颢的这种“定性”的理论来自于庄子，即是无心无情，无心即无思无虑，无情即无好无恶，无心于万化之无常，无性于万物之盛衰，无心无情就是超然于世外，就是绝对不动心。
程颢的这种定性理论，对陆王心学的“致良知”说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书陆九渊集序》中王守仁说：“佛至宋周、程二子，始复追寻孔孟之宗，而无极而太极，定之仁义中正而主静之说，动亦定，静亦定，无内外，无将迎之论。庶几精一之旨矣。”可见其影响，这也是认为程颢开启陆王心学的一大明证。

《颜子所好何学论》
程颐

圣人之门，其徒三千，独称颜子为好学。夫《诗》、《书》、六艺，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

圣人可学而至与？曰：然。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于动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惧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牿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故《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诚之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故颜子所事，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尼称之，则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此其好之笃，学之之道也。视听言动皆礼矣，所异于圣人者，圣人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故曰：颜子之与圣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颜子之德，可谓充实而有光辉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学之心，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盖伤其不得至于圣人也。所谓化之者，入于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谓也，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也。

或曰：「圣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谓可学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学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则生而知也，孟子则学而知也。后人不达，以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为学之道遂失。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文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也。」

《宋元学案》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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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很长唉！你要是愿意追加10分的话，我就给你翻译。嘿嘿嘿嘿……

先翻译一部分：
孔圣人门下有三千弟子，独独称赞颜回好学。《诗》（《诗经》）、《书》（《尚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等，那三千弟子并不是没有修习掌握，但是孔子唯独称赞颜回好学。学的是什么呢？是通过学习来达到圣人之道。
圣人的境界可以通过学习来达到吗？是的。学习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天地储精……曰仁义礼智信。]（这段稍后翻译）

人的形体生成以后，外界的事物与人接触，人的内心被触动，产生七情，叫做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产生后（若不加约束）就会愈发浓烈，需要心性来雕琢。所以警醒的人会约束他的感情，使之合乎中道，正心养性，就叫作“性其情”。愚钝的人却不懂得制约，放纵他的感情而达到极端的地步，以致禁锢了自己的心性，心性就泯灭了，就叫做“情其性”。学习的方法，就是正心养性。内心中正，真诚信实，就可称为圣人了。 程颢 (hào) （1032～1085），宋代理学家、教育家。
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人。与程颐为同胞兄弟，世称“二程”。其家历代仕宦，曾祖父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程遹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程珦官至太中大夫。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父程珦影响，以非王安石新法著称。举进士后，历官京兆府都县主簿，江宁府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神宗初，任御史。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宋史》本传称：“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与弟程颐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在教育上，先后在嵩阳、扶沟等地设学庠，并潜心教育研究，论著颇巨，形成一套教育思想体系。程颢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养圣人，“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弃也”。孝者所当孝，弟者所当弟，自是而推之，是亦圣人而已矣”。即认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爱物，谨守封建伦常。学《论语》、《孟子》则为“知道”，“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大学》、《中庸》亦不可不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而《中庸》“天理也，不极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中庸”。总之，教育必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之基本内容。程颢还提出，读书以期“讲明义理”，注重读书方法，“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不可“滞心于章句之末”，为此者乃“学者之大患”。同其理学思想一样，程颢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为求学统渊源，于他讲学之处立祠或书院以为纪念。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于京师讲《易》处（今河南开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明成化二十年（1489），河南巡抚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书院，祀二程于讲堂。另嵩阳书院亦为纪念二程所立。《嵩阳书院志·序》称：“嵩阳书院，宋藏经处，两程夫子置散投闲与群弟子讲学地也”。
程颢、程颐兄弟,世称“二程”。二程十五、六岁时，受学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宋神宗赵顼时，建立起自己的理学体系。二程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并无二致。皆以“理”或“道”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认为“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 “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万事皆出于理”，“有理则有气”。现行社会秩序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则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强调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气禀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恶。所以浊气和恶性，其实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二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内形成像君臣之间的关系。程颐还反对妇女改嫁，宣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流毒颇深。二程的著作有后人编成的《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经说》等，程颐另著有《周易传》。二程的学说后来由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继承发展，成为“程朱”学派。
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均为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颢、颐二人孩童时代读书求学于姥姥家———孝感董湖西北隅（今孝南闵集乡一带）。《孝感县志》云：“程子读书台，在县东五里，宋庆历年间，二程读书于此。”程子读书台又名“凤凰台”，因相传在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有凤集于东岗，产九子于其上而得名。二程在孝感学习、生活有十八年之久，平时即读书于其台之楼上，故也名程台。“其楼曰夜月楼，虚窗晃明，美景澄清，无屋舍烟火之凑密、儿童鸡犬之声杂，其澄心悟道，深究理学，伊洛学派亦肇基于孝感”。程颐十八岁后，游伊洛、进太学，就学于周敦颐，著《颜子好学论》等书，逐步创立了北宋著名的理学流派，形成独树一帜的“程朱理学”，其学说受到许多名彦硕儒的推崇。
后来，孝感百姓为了纪念二程，在程子港建起了二程祠，明末祠毁。清顺治十八年（1661），孝感知县张擢士重建于东岳庙侧，形成著名的孝感古八景之一“程台夜月”。可惜该楼毁于1968年，今仅存遗址。
程是指宋代理学家程颐。立雪是指学徒站在雪中虔诚求道。“程门立雪”的原意是说：冒着大雪在程颐门前站着。用来形容尊敬老师，虔诚求教。
这则成语出自《宋史·杨时传》。杨时和游酢去拜会当时著名的理学家程颐。程颐正在闭目养神，杨时、游酢二人恭敬地站在一旁，等了很长时间。程颐醒来，门外已雪深一尺。后人就以“程门立雪”作为尊师重道的范例。“程门立雪”也可说成“立雪程门”。
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他与兄长程颢都是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被世人称为二程。他们出身于官宦世家。兄长程颢字伯淳，长期居住洛阳聚徒讲学；程颐前后从事讲学和著书达30余年。二程思想各有侧重，程颢著有《定性书》、《识仁篇》等，程颐则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传世。因二人在重大问题上意见一致，后人对他们的思想言论不加细分，便将两人的语录和著作合编成《二程全书》。
现在，河南嵩县的程村，就是二程故里。村东还遗存有石碑一座，上书“圣旨”，下书“两程故里”。村中遗存有二程祠一座，祠中有道学堂大殿和两座讲堂，“程门立雪”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
程颢、程颐在前人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哲学思想。他们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万事万物都是由“道”派生出来的，君王要治理好国家，必须“行以顺道”，以德为主，与法制兼顾。这些思想自成一家，独成体系。因二程一生主要活动在洛阳，所以，后人就把他们创立的这套思想体系称为伊洛学派。后来，经过朱熹的提倡、研究和深化，最终使二程的理学思想发展为“程朱理学”。
【将乐民间故事】
程门立雪
“程门立雪”这个成语家喻户晓。它出自宋代著名理学家将乐县人杨时求学的故事。
杨时从小就聪明伶俐，四岁入村学，七岁就能写诗，八岁就能作赋，人称神童。他十五岁时攻读经史，熙宁九年登进士榜。他一生立志著书立说，曾在许多地方讲学，倍受欢迎。居家时，长期在含云寺和龟山书院，潜心攻读，写作教学。
有一年，杨时赴浏阳县令途中，不辞劳苦，绕道洛阳，拜师程颐，以求学问上进一步深造。有一天，杨时与他的学友游酢，因对某问题有不同看法，为了求得一个正确答案，他俩一起去老师家请教。
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浓云密布。他们行至半途，塑风凛凛，瑞雪霏霏，冷飕飕的寒风肆无忌惮地灌进他们的领口。他们把衣服裹得紧紧的，匆匆赶路。来到程颐家时，适逢先生坐在炉旁打坐养神。杨时二人不敢惊动打扰老师，就恭恭敬敬侍立在门外，等候先生醒来。
这时，远山如玉簇，树林入银妆，房屋也被上了洁白的素装。杨时的一只脚冻僵了，冷得发抖，但依然恭敬侍立。
过了良久，程颐一觉醒来，从窗口发现侍立在风雪中的杨时，只见他通身披雪，脚下的积雪已一尺多厚了，赶忙起身迎他俩进屋。
“程门立雪”就由此而来，成为千古佳句，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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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之门，其徒三千，独称颜子为好学。夫《诗》、《书》、六艺，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

圣人可学而至与？曰：然。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于动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惧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牿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故《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诚之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故颜子所事，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尼称之，则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此其好之笃，学之之道也。视听言动皆礼矣，所异于圣人者，圣人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故曰：颜子之与圣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颜子之德，可谓充实而有光辉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学之心，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盖伤其不得至于圣人也。所谓化之者，入于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谓也，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也。

或曰：「圣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谓可学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学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则生而知也，孟子则学而知也。后人不达，以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为学之道遂失。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文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也。」

《宋元学案》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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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很长唉！你要是愿意追加10分的话，我就给你翻译。嘿嘿嘿嘿……

先翻译一部分：
孔圣人门下有三千弟子，独独称赞颜回好学。《诗》（《诗经》）、《书》（《尚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等，那三千弟子并不是没有修习掌握，但是孔子唯独称赞颜回好学。学的是什么呢？是通过学习来达到圣人之道。
圣人的境界可以通过学习来达到吗？是的。学习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天地储精……曰仁义礼智信。]（这段稍后翻译）

人的形体生成以后，外界的事物与人接触，人的内心被触动，产生七情，叫做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产生后（若不加约束）就会愈发浓烈，需要心性来雕琢。所以警醒的人会约束他的感情，使之合乎中道，正心养性，就叫作“性其情”。愚钝的人却不懂得制约，放纵他的感情而达到极端的地步，以致禁锢了自己的心性，心性就泯灭了，就叫做“情其性”。学习的方法，就是正心养性。内心中正，真诚信实，就可称为圣人了。

颜子所好何学论
孔圣人门下有三千弟子，独独称赞颜回好学。《诗》（《诗经》）、《书》（《尚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等，那三千弟子并不是没有修习掌握，但是孔子唯独称赞颜回好学。学的是什么呢？是通过学习来达到圣人之道。
圣人的境界可以通过学习来达到吗？是的。学习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人的形体生成以后，外界的事物与人接触，人的内心被触动，产生七情，叫做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产生后（若不加约束）就会愈发浓烈，需要心性来雕琢。所以警醒的人会约束他的感情，使之合乎中道，正心养性，就叫作“性其情”。愚钝的人却不懂得制约，放纵他的感情而达到极端的地步，以致禁锢了自己的心性，心性就泯灭了，就叫做“情其性”。学习的方法，就是正心养性。内心中正，真诚信实，就可称为圣人了。

程颢在这篇文章中的总纲就是：“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定性书》）程颢说无论动也罢，静也罢，但“性”是不变的，并没有内外之分。这个“无将迎”，是引庄子“圣人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他们都认为“圣人”的心像镜子，有什么东西，便出现什么样的影子，照的东西去了，不必送它，来了也不必迎它，物不来即不应，物来即应，应了也不必把它藏起来。程颢讲的“胜物而不伤”，不是庄子的养生，是说战胜外界的事物而不被他们所伤害。这说明“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用无照镜子比喻“心”的作用，也就是“心”不变，只是物在变而已。
程颢指出张载的错误就在于“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定性书》）就是说“性有内外”。程颢认为这样又有矛盾，也就是：“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同上文）“牵己而从之”，就是性随物于外，应该说“性在其外”，然而前提是“有内外”。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就在于，说张载的观点，机械地拒绝外物的诱惑，并不清楚性无内外，在这样的前提下，谈“定”是毫无意义的，这样来说，张载的错误就在于“不知性之无内外也”。（同上文）
怎样说明这个问题？程颢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同上文）实际上这句话的中心内容就是他说的“浑然与物同体”（《程氏遗书》卷二上），这里说“圣人”的精神境界与天地的精神境界一样，天地本来无心，是因人有心而天地有心；天地无情，因人有情而有情。“普万物”，“顺万事”，就是“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必防检，不须穷索”（同上文），“诚”就是没有虚假，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不妄”；“敬”就是心不分散，也就是道家所说的“主一”。“以诚、敬存之”不需要防守自己，不需要怕自己有错误行为，也不必“穷索”，怕这个道理有错，这便是实实在在的注意“浑然与物同体”这个道理。这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只能存在于天地之内，而不能存在于天地之外，天地没有自己的心，一切有心的事物的心，就是天地之心，对于天地来说没有主客观之分。这样为程颢所说的“性无内外”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天地推理到圣人的精神境界，自然也无内外之分，这样也可以说，一切有感情的事物的感情，就是圣人的感情。
于是程颢又说：“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这里说的是“圣人”与天地同体，无论什么事都能顺其自然而行之，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合乎天地之间的规律的，都能顺应天地变化，这也就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与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论语*为政》），儒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社会变成“大同世界”，而使人也成为有高道德水准的人。有人说儒家的“大同说”是对上古尧舜社会的向往，我认为这是儒家的一种社会理想，不单单是追述上古。这个“大同世界”中的人必然也是具有高道德水准的人，只有达到这个精神境界才能达到“大同世界”。
程颢引用《易传*咸卦卦辞》：“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来证明他的观点。《爻辞》讲：“咸，感也。”《程氏易传》讲：“四在中而居上，当心之位，故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贞正则吉而悔则亡，感不以正则有悔也。贞者，虚中无我之谓也。若往来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则思之所及者有所感动，所不及者不能感也，岂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程颐解的是咸卦中的九四。这里意思是说，想到的便要受其所感，而想不及的则没什么感受，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这个“心”是一般的“我”的所思所感。“虚中无我”，便是“天地无心”，“天地无情”，“我”是具有普遍意义之“我”。我这里引程颐的话是为了能更好的说明程颢的观点。
接下来程颢分析了为何人要受“外物所累”的原因。他说：“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定性书》）他认为，人所以受到“外物所累”，就在于“自私而用智”，私利人欲蒙蔽了人得本心，以至于“有为”、“明觉”达不到。“自私则不能以有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同上文），“人心”本来是“有为”而“明觉”的，完全能够自发地作出反应，但是由于外物所迁，污染了人欲。从而使人们在寻求自身利益时，自作聪明，“用智”来得到利益，结果把这种“明觉”掩盖了故不能适道。程颢批评张载“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就是说张载所根据的《礼记*乐记》中所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和自己亲身经历，所说“定性未能不动，独累于外物”的错误在于自知外物给“人心”带来的作用，而刻意地去抵制或拒绝它。
程颢又引用《易传*艮卦卦辞》和孟子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易传》讲：“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程氏易传》解释说：“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动于欲也，欲牵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当艮其背，所见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见也。止于所不见，则无欲以乱其心而止乃安。不获其身，不见其身也，谓无我也。无我则止矣。”就是说人只顾其背而不顾其身，只顾部分不顾整体，以致被迫离家，远走他乡，行其庭而不见其人。这都是因为“人欲”所致，如果没有“人欲”则不是这样。这与庄子所说的“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知与故，循天之理”（《庄子*刻意》）是一个道理。
孟子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孟子*离娄下》）。焦循《孟子正义》中说：“恶人欲用智而妄穿凿，不顺物之性而改道以养之，按此智即人性之私也。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移谓变通也。愚者可以转而善，智者可以转而为不善，此习，所以相远。智者何以转而为不善，为其凿也。正苦于知而凿其知。”这为程颢批评“用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宋明理学家认为“义利之辩”是“人与禽兽之辩”，他们讲求“义”而不讲“利”。
程颢想出一种绝妙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两忘”，他说：“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定性书》）他讲这个“两忘”的理由是：“两忘，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同上文）这就是说，再接触事物的过程中，不要打自己的小算盘，也不要把自己的私心杂念掺和其中，而让内心的良知良能对事物作出自发的反映，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和提正作出判断，忘却内外，也便是“性无内外之分”。
这个“两忘”由来于《庄子*大宗师》，其原文如下：“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无事而生定”。这说明一点，程颢的这种“定性”的理论来自于庄子，即是无心无情，无心即无思无虑，无情即无好无恶，无心于万化之无常，无性于万物之盛衰，无心无情就是超然于世外，就是绝对不动心。
程颢的这种定性理论，对陆王心学的“致良知”说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书陆九渊集序》中王守仁说：“佛至宋周、程二子，始复追寻孔孟之宗，而无极而太极，定之仁义中正而主静之说，动亦定，静亦定，无内外，无将迎之论。庶几精一之旨矣。”可见其影响，这也是认为程颢开启陆王心学的一大明证。

百科下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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