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珠穆朗玛峰事故的过程

中国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过程~

中国首个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这张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明

5月24日清晨，阳光灿烂，珠穆朗玛尖锥形的顶峰耸立在蓝天之上，朵朵白云在山岭间缭绕不散。
北京时间上午9时30分，年轻的登山队员——运动健将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和一级运动员贡布(藏族)四人，背着高山背包，扶着冰镐，开始向珠穆朗玛顶峰最后的380米高度冲击。其他队员们撤回到8100米的营地，养精蓄锐，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为突击顶峰的队员提供各种支援。
现在，在这海拔8500米以上的冰雪世界里，这四位优秀的中国登山队员在一根红色的结组绳的牵引下，齐心协力，朝着云雾茫茫的珠穆朗玛峰巅勇敢地迈进。为了尽可能减轻背上的负担，他们一两一两地计算，抛弃了一切暂时不用的物品，只携带氧气筒、防寒睡袋、铅笔、日记本、电影摄影机和登山队委托他们带到顶峰的一面五星红旗、一尊高约20厘米的毛泽东半身石膏像。即使如此，他们前进的速度也是非常慢的。因为从5月17日上山以来，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星期的艰苦行军，体力消耗巨大。
突击顶峰的队员们走了大约两个钟头，才上升了约 70米。这时，“第二台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突击队员们沿着第三次行军侦察的路线，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在陡滑的岩壁上登攀，他们穿着特制的镶有钢爪的高山靴也难踩稳。在前面开路的屈银华，一连滑倒好几次。他头晕眼花，腰酸背痛，两腿千斤重，但他仍咬着牙坚持前进。
在接近“第二台阶”顶部最后三米的地方，岩壁变得垂直而光滑。这时，刘连满走在前面开路。他用双手插进岩缝，脚尖蹬着岩面，使出全身力量一寸一寸地上升。但是，由于体力不济，身体稍微一歪，便扑通一下跌落到原来的地方。刘连满一连爬了四次，跌落四次，累得他全身像散了架一样。
大家不得不停下来想办法。这时，刘连满突然想起自己在哈尔滨当消防队员期间，采用“人梯”的办法成功地翻过高墙的经历。他毅然蹲到岩壁前，让别人踩在他的肩膀上，然后慢慢地站起来，让别人的双手能抓住岩壁顶端的支撑点攀登上去。在这样的高度上，做任何一个细小的动作，身体都有严重的反应。刘连满的眼前冒着“金花”，两脚颤抖，呼吸也变得沉重。但是，刘连满一直坚持着。他先把屈银华托了上去，然后又托贡布。最后，王富洲和刘连满借着上边放下来的绳子的帮助，也爬了上去。
登上“第二台阶”的岩顶后，他们才发觉，由于体力减弱，他们攀登整个“第二台阶”，共花费了五个多小时，而用在攀登这最后三米岩壁的时间，却长达三个小时。
天色开始黑下来，寒风凄厉地呼啸着。
他们事先以为天黑以前就能登上顶峰，现在看来，这种估计显然错误。黑夜，即将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二道难关。在这人类从未到达过的珠穆朗玛峰北坡最后二三百米的路途中，他们将要遇到什么困难，要走多长时间，事先确实很难精确估计。
勇敢的突击队员们还在一步一步地前进。但是，由于前一阶段花费的时间过长，他们背上的氧气筒的气压表显示，氧气的容量已经不多。继续前进，可能受到缺氧的严重威胁。这时，刘连满因为过度疲劳，体力已经非常衰弱，每走一两步就会不自觉地摔倒，但他缓慢地站起来，仍然一偏一倒地坚持继续往前走着。
在身体虚弱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还要摸黑进行高山行军，这不仅极其困难，而且相当危险。现在，他们每移动一步，肉体要承受多么巨大的痛苦啊！英国“埃非勒士委员会”的组织者扬赫斯班在《埃非勒士峰探险记》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人类身体在任何地方所受的痛苦，未有甚于一个埃非勒士峰攀登者在登山的最后一天所忍受的。……即使有完美的体格，旺盛的精力，假如他的勇气不足忍受砭骨的大风雪，神经不敢履践崔巍悬岩的边沿，意志不能在死一样的昏睡病侵袭时奋勇前进，他仍将不能到达顶峰。”对于扬赫斯班的同事们来说，他的这番话确实颇有道理。然而，对于坚强的中国登山队员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能滞留和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呢？为了祖国和民族的荣誉，为了完成人民的委托，为了在喜马拉雅漫长的雨季到来之前最后一个好天气的周期内登上顶峰，四位勇士仍然勇往直前，继续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考虑到刘连满的身体，同时为了争取时间，大家一致决定刘连满留下来，其余三人以最快的速度奔向顶峰。
在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迎着夜幕继续向顶峰进发的同时，刘连满正躺在一块避风的大石头旁边休息。严重缺氧使他的两耳嗡嗡发响，眼前白一阵黑一阵地迸散着“金星”，他开始进入一种半昏迷的状态。他的心里非常明白，他正在被人们称为“死亡地带”的高度上，窒息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他拉过身旁的氧气筒，气压表上的红针表明还剩下最后几十个压力的氧气。但是，他的眼前出现了正在向顶峰冲击的战友们的背影。他知道他的战友们从顶峰胜利归来时，将比他更需要氧气的支援。他决定，宁愿自己忍受窒息的痛苦甚至死亡的威胁，也要把最后一点氧气留给战友。他毅然把氧气筒放回原来的地方，自己昏昏睡去……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昏睡中的刘连满感到四肢在严寒中愈来愈麻木，心脏在缺氧的状况下跳动得愈来愈急促，他清楚地意识到死神正在一步步向他扑来。刘连满多么想活下去啊！他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强烈地感到，他应当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活着就是幸福，就是胜利，就是一切。然而他更加深刻地感到，三位正在同顶峰搏斗的战友比起他来更应当活下去，因为他们正肩负着一项多么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啊！他们的安全，对于他来说是更大的幸福和更大的胜利……他担心自己在昏迷中停止了呼吸，战友们不知道他的氧气筒里还保存着氧气，他又挣扎着坐起来，用铅笔在日记本上给战友们留下了一封短信。
王富洲同志：
我没有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艰巨任务。任务交给你们三个人去完成吧！我这氧气筒里还有点氧，留给你们三个人胜利回来时用吧！也许管用。
你们的同志 刘连满
与此同时，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正在苍茫的夜色中步履艰难地向前移动着。脚下的雪坡变得愈来愈陡，也愈来愈滑。他们翻过两座石岩以后，又登上了一座雪坡。藏族队员贡布在前面开路，不到几分钟就累得连腰也直不起来。于是，屈银华上前开路，他经过很长时间才前进了两三步，但两腿一软，又滑回到原来的地方。最后，王富洲走到前面，他坚持为大家开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夜色浓重，珠穆朗玛峰山岭间朦胧一片，只有顶峰还露出隐约的轮廓。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三人匍匐在地上，依靠着星光和反照的雪光辨认路途，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努力。
夜更深沉，山上山下到处是一片漆黑，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珠穆朗玛顶峰的黑影在他们面前开始变得非常低矮了。
到达8830米左右的地方，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三人的氧气已经全部用完。但这时风也渐渐变小了，这对攀上顶峰十分有利。他们站在岩坡上沉默了片刻。王富洲首先开口说：“同志们，我们三个人现在担负着攻克主峰的任务。氧气没有了，继续前进虽然可能发生危险。但是我们能后退吗？”
屈银华和贡布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异口同声地回答：“继续前进！”
他们抛掉背上的空氧气筒，大胆而果断地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艰难而危险的攀登。
现在，他们每跨越一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很长的时间。高山严重缺氧，他们感到眼花、气喘、无力。他们的四肢更加沉重了，他们的行动更加迟缓了，甚至攀过一米高的岩石，也需要半个多小时。他们忍受着肉体上的巨大痛苦，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继续朝顶峰走去。
越过东面一段雪坡以后，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向右绕至北面的岩石坡继续向上攀登，终于登上了一个岩石和积雪交界的地方。举目四望，朦胧的夜色中，珠穆朗玛山区群峰的座座黑影，都匍匐在他们的脚下。现在，他们三人的头顶上，只有闪闪发光的星斗，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攀登的山岩了。他们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路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创举。

在1996年的春季，有超过20支登山队试图从珠峰南坡冲击世界之巅。其中在5月初，十多支团队齐聚珠峰南坡的尼泊尔大本营，准备趁着天气适宜的五月窗口进行登顶。它们包括：由新西兰登山家罗布·哈尔率领的探险咨询登山团（Adventure Consultants）、由美国探险家史考特·费雪率领的疯狂山地登山团（Mountain Madness）、由美国户外摄影家戴维·布里希尔率领的IMAX纪录片摄制登山团（MacGillivray Freeman IMAX Expedition）、由台湾人高铭和（外号马卡鲁）率领的台湾职业登山团（Taiwanese National）、由英国人伊恩·伍道尔带队的强纳斯堡周日时报登山团（Johannesburg Sunday Times）、由美国登山家托德·布尔森率领的阿尔派恩国际登山团（Alpine Ascents International）、由英国人马尔·杜夫率领的国际商业登山团（International Commercial）、由英国人亨利·托德率领的喜马拉雅商业登山团（Himalayan Guides Commercial）、由瑞典人葛兰·克洛普率领的瑞典自主登山团（Swedish Solo）、由挪威人皮特·内比为代表的挪威自主登山团（Norwegian Solo）、由新西兰人盖尔·考特尔率领的新西兰-马来西亚登山团（New Zealand - Malaysian Pumori）、由美国人丹·马苏尔率领的美国商业登山团（American Commercial）、由尼泊尔人组成的珠峰清洁行动登山团（Nepali Everest Cleaning）。同时，在中国西藏一侧的绒布寺珠峰北坡大本营，也有一些团队同样准备冲击顶峰。其中包括由印度人哈布哈简率领的印度边防登山团（Indo-Tibetan Border Police）以及由日本人Yoji Yada率领的日本福冈登山团（Japanese Fukuoka）等 。
根据预计，5月10日是适合登顶的日子，而各队的适应性训练也已经做完。在那一天凌晨，风速不大。有不少队伍都开始攀登。最先动身的是由罗布·哈尔（Rob Hall）率领的探险咨询登山团。他们在刚过凌晨的时候就从四号营地出发，从South Col向Balcony挺进。紧随其后的是史考特·费雪（Scott Fischer）的疯狂山地登山团以及高铭和的台湾职业登山团。他们的计划是，通过South Col - Balcony - South Summit - Hillary Step这条路径，最后完成登顶，然后在下午2点以前开始回撤，傍晚回到四号营地。其中，疯狂山地登山团的副领队、原苏联的职业登山家，俄罗斯人安纳托利·波克里夫（Anatoli Boukreev）曾经多次无氧攀登过8000米级高峰，因此他坚持自己不带氧气瓶，后来他的这一举动成了事后的争议点。
然而，行进计划很快就有了变故。担任开路者的夏尔巴人未能在计划时间内完成对跨越冰缝的桥梯的组装和维护。正因为如此，三支登山队在Balcony附近被迫停留了一个多小时。Balcony的海拔已经超过8000米，极度缺氧。这额外一个小时的停留消耗了大量的氧气，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了隐患。到了陡峭的Hillary Step的时候，他们发现，陡坡上原本应该早已被夏尔巴人布置好的绳梯，竟然无法使用。于是在海拔8700米的地方，他们被迫又多等了一个小时。
在等待的过程中，探险咨询登山团里，经验丰富的美国队员、曾经登上过其它六大洲的最高峰的劳乌（Lou Kasischke）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于是申请返回四号营地。他的两位队友，曾经攀登过乔戈里峰和珠峰北坡的加拿大人斯图亚特（Stuart Hutchison），以及岁数最大的澳洲人约翰（John Taske）和他一起返回了四号营地。
绳梯修好后，三支队伍继续攀登。下午1:07分，无氧攀登的俄罗斯人安纳托利·波克里夫第一个到达峰顶。在他之后，罗布·哈尔、难波康子（日本第二位完成七峰挑战的女登山家）、贝克（Beck Weathers）、安德鲁·哈里斯（Andrew Harris）、强·克拉考尔（Jon Krakauer，户外杂志的记者）、马丁（Martin Adams，攀登过乞力马扎罗山、麦金利山和阿空加瓜山）和克勒弗（Kelv Schoening，原为美国的滑雪运动员）都登上了顶峰。
然而，由于之前耽误的时间，剩下的队员登顶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下午2:00。到了2:30，疯狂山地登山团的剩余队员都到达了峰顶。这时候，大本营接到报告，南方的强雷暴突然转向，逼近了珠峰。副领队安纳托利和罗布·哈尔商量后，决定立刻下山。然而，下山的过程也不顺利，耽误了很多时间。下午3:00以后，天色突然转暗。等候在沿途的夏尔巴人们也开始下撤。撤退中的夏尔巴人向导安格，在Hillary Step附近遇到了仍然在向上攀登的美国人道格·汉森（Doug Hanson）。安格劝说道格放弃攀登，但道格坚持要登顶，因为他前一年在快要登顶的时候被迫放弃，未能登顶。因家庭原因，这一次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他不愿意再次半途而废。疯狂山地的领队史考特·费雪最终也到达了山顶，那时已经是3:45了。经验丰富的他意外地发生了严重高原反应。
没带氧气的安纳托利在下午5:00返回到了四号营，随后抵达的是马丁和强·克拉考尔。其它众人都在缓慢地下降。这时的天气已经相当恶劣，狂风暴雪已经袭来，风速高达每小时70英里（约合每小时102千米）。史考特·费雪在夏尔巴人的帮助下挣扎着下降，途中遇到了受伤的台湾人领队高铭和。两个人在夏尔巴人的搀扶下撤退。可是不久后，暴风雪变得更加恶劣，夏尔巴人无法带动受伤的史考特·费雪以及高铭和，只能让他们在原地停留，自己先撤了回来。
风雪覆盖了道路，包括难波康子、克勒弗、尼尔（NealBeidleman）、桑迪（Sandy Pittman，七峰挑战完成六座）、夏洛特（Charlotte Fox，著名登山家，曾攀登过卓奥友峰和加舒尔布鲁木II峰）、贝克、蒂姆（Tim Madson）、勒拿（Lene Gammelgaard，第一位攀登珠峰南坡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女性）、麦克·格鲁姆（Mike Groom，探险咨询的副领队，曾登上过洛子峰、干城章嘉峰和乔戈里峰）等都在距离四号营不远的South Col附近迷失了方向。
与此同时，道格·汉森被困在了Hillary Step的顶端，已经神志不清。和他在一起的是试图留下帮助他的探险咨询登山团的领队罗布·哈尔。罗布·哈尔通过无线电向已经下降到South Summit的副领队安德鲁·哈里斯求助。安德鲁·哈里斯在South Summit取到了储藏在路径上的水和氧气之后，反身上山，向罗布·哈尔靠拢。安德鲁·哈里斯成功地和罗布·哈尔及道格·汉森会合，但此时天气十分恶劣，他们都被困在了珠峰的8000米以上区域。随着天黑，气温下降，罗布·哈尔等三人逐渐失温。道格·汉森不久后死亡。
临近午夜，暴风雪减弱，在South Col迷路的队员们终于定位到了四号营。勒拿、尼尔、麦克和克勒弗自行返回营地。休养保持体力的安纳托利这时出动救人，成功带回了蒂姆、桑迪和夏洛特。但是由于体能有限，安纳托利未能救回伤势较重的难波康子和贝克。
5月11日凌晨4点左右，罗布·哈尔呼叫大本营，说道格·汉森已经死亡。不久后安德鲁·哈里斯也跌落山崖。他独自向山下移动。然而由于严重冻伤，他未能抵达South Col。到了早上9点左右，他通过无线电以及卫星电话，和同是登山家的妻子简（Jan Arnold）通了最后一次话，随后便失去了联系。十多天后，前来搜寻的IMAX登山团发现了他的遗体，但IMAX登山团根据简的意愿，把罗布·哈尔的遗体留在了珠峰上。
在前一天登顶过程中半途折返的加拿大人斯图亚特从四号营出发，开始搜寻尚未回归的难波康子和贝克。他找到了两个人。此时这两个人都还有呼吸，但伤势过重，意识不清。斯图亚特独力难支，无法将他们救回，只能先返回了营地。然而在那天下午，风暴平息，气温回暖，恢复意识的贝克独自走回了四号营。而难波康子则不幸遇难。回到四号营的贝克伤势十分严重，队友们认为他已经没有救了，只能给他镇痛剂和兴奋剂。但服用兴奋剂后的贝克竟然又随着队友们一起，从四号营地撤退到了直升飞机可以抵达的二号营地。
与此同时，安纳托利和几个夏尔巴人上山寻找史考特·费雪和高铭和。他们找到了两人，但此时史考特·费雪因伤势过重，已经无法抢救。夏尔巴人只能救回伤势较轻的高铭和，将他带回到了二号营地。随后直升飞机到来，将贝克以及高铭和带到了医院。伤势严重的贝克失去了双手和鼻子，但两人最终都存活了下来。随后，包括IMAX登山团在内的其它好几个团体都开始上山参与搜救，但并未发现其它幸存者。
在南坡遇险的同时，从中国一侧攀登北坡的队伍也遭遇了暴风雪。在海拔8600米的珠峰东北山脊上，印度边防警察登山团有三人遇难。他们中的其中一位的遗体，因为有一双绿色的登山鞋，且位于一个不易积雪的地方，在远处看起来非常显眼，被后来的登山者多次看到。这样一来，这一天一共有八人在珠峰上死亡（三位印度警察、史考特·费雪、罗布·哈尔、安德鲁·哈里斯、道格·汉森、难波康子），是当时有史以来珠峰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单一登山事故。
因为作为领队而未携带氧气，且在队员下山前独自下山，安纳托利·波克里夫一度受到了媒体的指责。虽然他成功救回了三个人，但还是没能逃脱谴责。这些谴责包括来自强·克拉考尔后来写的书《Into Thin Air》。伤心的他在事故后不久，为了忘掉痛苦以及对死去的队友们的敬意，而独自一人前去攀登洛子峰（世界第四高峰），结果无心插柳般地打破了人类攀登洛子峰的最快纪录。后来为了回应社会对他的质疑，他找人代笔出版了《The Climb》一书，从另一个角度记录了这场事故。一年后，他获得了美国高山学会(American Alpine Club)颁发最高荣誉奖章David A Sowles Memorial Award，以表彰他在山难中救回三人的功绩。得奖后的第三周，他在攀登安纳普尔纳峰的时候遭遇雪崩而遇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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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祝甲砜： (1)1996;15;(2)2001;182;(3)上升;下降;提高;(4);(5)“略”

哈尔滨市15331227206： 阅读课文,概述几名登山队员突击主峰的经过,板书形式 - ？
蓟祝甲砜： 阅读课文,试概述几名登山队员突击主峰的经过. 5月24日上午9时,登山队员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和贡布向珠峰最后380米高度冲击.他们艰难地向前行进着.两个多小时后,著名的“第二台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冒着严寒,花了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