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史实,概述中国封建制时代中医药学成就

根据史实，概述中国封建制时代中医药学成就。~

在中国古代科学的各分支中，未被近现代科学所融汇，且至今仍有强烈生命力的，唯有传统的中国医药学。其所以能够如此，原因之一是它拥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内容，即形成为一个完善的科学体系。中国古代科学的其它分支，虽然也各具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可说是各有体系，但与中医药学相比较，都不如它那么完整和完善。
一．独特的理论体系
中医中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对我国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世界医学的发展都作过巨大的贡献。早在公元前二百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的成书，就确立了中国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并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药的诊疗实践。中医药学体系是以中国古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阐明其间的关系，并将生理、病理、诊断、用药、治疗、预防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观念和独特的理论，作为医药学的基础。其内容包括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为基础的生理、病理学；以望、闻、问、切“四诊”进行诊断，以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进行归纳治疗的一整套临床诊断和辨证施治的治疗学；以寒、热、温、凉“四气”和酸、甘、苦、辛、咸“五味”来概括药物性能的药物学；以“君臣佐使”、“七情和合”进行药物配伍的方剂学；以经络、腧穴学说为主要内容的针灸治疗学；此外还有推拿、气功、导引等独特的治疗方法。经历代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份极其宝贵的遗产。
二．中医的基础
子桓经收集整理总结的《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重要医学文献，它总结了秦汉战国及春秋以前许多医家的经验和医学成就，体现了周秦时代的医学特点，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医发展的基础。
《内经》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内容包括藏象、经络、病机、诊法、辩证、治则及针灸和汤液治疗等等。
《难经》是一部堪与《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藉，成书于汉代之前，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补充了《内经》中的不足，与《内经》一样，成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基础。从世界医药学史的角度看，中医药学不但体系独特，而且有着一系列卓越的贡献。
三．医学理论
在医学理论方面，中医药学虽然以人体为对象，但是它把人体看作是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不是孤立地研究人体，而是把人体放在自然界整体运动和广阔的动态平衡之中来进行研究。因此，在其病理学说中，非常重视疾病与人体自身精神状态、生活状态以及外部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关系。在临床治疗中，它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即把握住疾病的原因和本质，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辨证施治。同时，它又把人体本身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简单、孤立地研究疾病的症候，而是把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全面的考察。在用药方面，它讲究药物配伍的原则，即根据每个病人虚、实、寒、热的特性，因人施药，并注意主治药物和辅助性药物的配伍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即使用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来加以考察，亦是非常深刻和具有积极意义的。
四．诊断方法
脉诊，是中医药学上一项独特的诊断方法。据《史记》记载，战国时的扁鹊已能通过脉诊确定病人的病情，然后对症下药，反映了当时已掌握了脉诊的方法。从此，脉诊成为中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脉诊的应用表明，中国古代的医生已掌握了脉象与身体各部分的关系的知识，亦即关于心脏、血液与血管的关系，血流速度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呼吸和脉搏频率的关系等解剖生理学的知识。现代医学表明，脉搏是循环机能的综合表现，脉象因循环系统的情况改变而不同。而且，由于循环系统与身体各内脏都有关联，组织代谢的任何变化，都会给血液循环以一定影响，机体的重要疾病变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循环系统的功能。因此，尽管中国古代脉诊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但却是有着科学依据的。中国的脉诊很早就传到国外，除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国外，大约在十世纪时已传至阿拉伯，十七世纪时传至欧洲，对世界医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五．治疗方法
针灸是中国独创性的一种治疗方法，其特点是在病人身体的一定部位用针刺入，或用火的温热烧灼局部位置，以达到治病的目的。这一疗法大约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古人就有了用砭石治病的经验，以后发展为针炙。周代以后逐渐形成为一项专门的治疗方法。针灸疗法的理论基础是经络学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周代古医籍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帛书，反映了当时经络学说已基本确立。《内经》和《难经》中详细记载了人身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和全身脉络、腧穴以及它们的分布循行与针疗、刺法、刺禁、炙法、炙禁等具体内容，并高度评价了经络的“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的重要作用，对中国医学和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经过长期的实践和丰富的经验累积，到西晋时，由皇甫谧进行了第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写出了我国现存最早有系统的针炙专书──《针炙甲乙经》，促进了我国针炙医学的发展。由于针灸疗法简便易行，经济实用，适应症广，治疗效果比较迅速和显着，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兴奋身体机能，提高抗病能力和镇静、镇痛等作用，没有或极少副作用，又可协同其它疗法进行综合治疗，因此深受人们的欢迎。针灸疗法早在汉唐时就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宋元后又相继传到阿拉伯和欧洲。近些年来，针刺麻醉的问世，更震撼了国际医学界，并已传至国外，影响了世界医学的发展。故外国学者多称誉中国为“针炙的祖国”。
六．外科学
在外科学方面，与西医只重视局部和体表的医治方法不同，中医坚持了整体的观念，既重视体表疾患的局部表现，更重视患者机体的内在变化；既重视手术、手法的治疗，更重视机体抗病能力的增强。这一思想，在骨科治疗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因此，在治疗过程中不仅注意了局部的处理，而且强调适当的活动和功能锻炼，同时配合活血化瘀和调理脏腑功能的药物，收到了良好的疗效。外科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包括：
最早研究和描述人体的解剖结构：关于人体解剖，在古医书《内经》中有过生动而丰富的叙述。如《灵枢·经水》说：“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剖而视之”。并对五脏六腑的形态、大小、重量，脉络的长短、走向，血液的清浊和闭管循环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且与现代解剖学的观察大致相符。北宋时的“欧希范五脏图”对心、肝、肾等内脏及大网膜的描述基本正确；“存真图”对胸腔内脏结构及消化、泌尿、生殖系统等，均有颇详细的记述，且多为后世所采用。我国在十一世纪时，解剖学仍是比较先进的。但在西方医学中，人体解剖学一般都发展得比较晚，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前多为对动物的解剖，很少有对人体解剖的研究，故我国的人体解剖学较国外至少要早十六个世纪。
对人体血液循环的最早认识：对人体封闭式血液循环及其与心、肺的密切关系，早在《内经》中已有较细致的描述。如谈到血与心的关系时说：“诸血者，皆属于心”。血在什么地方流呢？《内经》明确指出“脉者，血之府”。叙述血脉与肺的关系时，《内经》说：“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毛脉合精”。这就是说，肺与全身血脉相通，肺将精华物质带到人体各经脉，通过循环，最后又流归肺内。古人认为血流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呢？《内经》的回答是封闭管道式的，并说“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在这里是指动静脉两类血管互相贯通，循环全身，周而复始。《内经》还对动、静脉血液的性质进行了鉴别：“血气俱盛而阴气多者，其血滑，刺之则射；阳气蓄积，久留而不泻者，其血黑以浊，故不能射。”这是根据血液流速、颜色和能否喷射等性状来鉴别动、静脉血的最早文字记载。总之，有关人体血液循环的这些精辟论述，较西方医学对此的描述要早约两千年。
最先使用麻醉药物进行腹腔手术：麻醉药物的发明，是中医外科的又一重大成就。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名医华佗，在世界上第一次使用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全身麻醉下的剖腹手术。麻沸散的药物组成早已失传，据现代研究，它可能与宋代窦材《扁鹊心书》、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睡圣散、草乌散、蒙汗药相类似。这些方子的主要药物成份是曼陀罗花，具有麻醉作用。即使不算华佗的麻沸散，宋、元、明三代所用的麻醉药也是世界最早的发明。国外直至1805年，日本的华冈青州方使用以蔓陀罗花为主的麻醉剂，被誉为世界外科学麻醉史上的首创，实际上比中国要晚得多。手术后，缝合皮肤用的缝合线是鱼鳞草，采用鱼鳞草缝合皮肤得需要技巧，否则鱼鳞草会断，缝上鱼鳞草后，针眼让草胀死，草与皮肉不会产生粘连，伤口长好后，鱼鳞草可以抽出来。后来缝合线又改成羊肠线。
七．免疫学
中国还是免疫学的发祥地，免疫思想很早就已萌发。公元四世纪初，葛洪所著的《肘后方》中记有“疗猘犬咬人方”，即当人被狂犬咬伤后，把咬人的狂犬杀掉，取狂犬的脑子敷贴于伤口上，以防治狂犬病。十九世纪时法国著名医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年）防治狂犬病的疗法，也是基于利用狂犬的病毒以增强免疫力。隋代的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又指出，服用“沙虱”（恙虫幼虫，形似小红蜘蛛，可传播恙虫病）研成的细末，可治疗恙虫病。国外直至本世纪初，才在感染该病毒的鼠类中获得病原，制成疫苗。中国古代在免疫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关于天花的防治，发明了人痘接种法。种痘法发明于何时，现说法不一，有说是始于宋代的，有说是始于明代的，但至迟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已经使用，则是无疑的。大约在十七世纪末，中国的人痘接种法传到俄国，继之又传入欧洲，对保护儿童的健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公元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年）发明牛痘接种法后，方逐渐代替了人痘接种法。
早在上古时期，人类就饱受天花危害。公元前一千多年，无情的天花就席卷了古埃及，尼罗河畔的居民难逃厄运，就连法老拉美西斯五世也不能幸免，在他的木乃伊面部，就有着点点天花瘢痕。
公元1世纪，天花传到了中国。东晋的南阳战役之后，因为首先是在俘虏中发现此痘，所以古人把它叫做“虏痘”。到了唐宋时期，特别是15世纪以后，由于交通发达，车来人往，天花在我国的流行也日益广泛，不仅普通百姓深受其害，皇宫里也有传染。清顺治皇帝驾崩时年仅24岁，得的就是天花病。
18世纪的欧洲，天花大流行。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戏院关门……整个欧洲有6 000多万人死于天花，麻子更是不计其数。人们惊恐、战栗，畏痘如虎。英国史学家马考莱称天花是“死神的忠实帮凶”。
几千年来人类受尽天花的折磨，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来战胜这“死神的忠实帮凶”吗？人们一直在思考着，盼望着，世界各地的医学家们也在努力研究着。而最早取得成功的，要算我们中国。
人们注意到：在天花流行过程中，凡患过天花而康复的人，就不会再得此病。天花在古时也被称为“百岁痘”，就是因为人得过天花后便可以太平终身，甚至寿至百岁。所以有人便尝试用“种痘”的方法来预防天花。方法是：取天花病人身上的脓沾在针尖上，然后再刺在没得过天花的人的皮肤里，这人就会得一次轻微的天花，待其康复后就不会再被传染。这就是祖国医学传统的“以毒攻毒”学说的实际应用。我国古代医家就是据此创造了预防天花病的“人痘接种法”。明代董正山《种痘新书》记载：“自唐开元（712～756）年间，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这是预防天花的最早记载。据清代朱纯口《痘疹定论》记载：相传宋真宗（989～1022）的丞相王旦，原本儿女满堂，可均死于天花。后来老丞相又得一子，取名王素，活泼可爱，天资聪颖，是丞相的命根子。丞相担心他再遭厄运，染上天花，便请来峨嵋山神医为其种痘。小王素种痘后7日发热，痘出甚好，13日结痂。并且再未患天花，活了六七十年。
17世纪末，人痘接种法已推广到全国，技术也逐渐完善。接种的方法也有很多，如痘浆法、痘衣法、旱苗法、水苗法等。明代隆庆年间，我国已经有了从人体上精选的毒性很小的“太平痘苗”。清代朱奕梁《种痘心法》也有了关于“熟苗”选种的记载：用生苗接种小儿后，挑选毒性小而出痘好的痂皮再接种另一小儿，如此挑选，接种7次，生苗就成熟苗了。熟苗的防病效果好，危险性也小。
这种人痘接种法也随着国际交往而传到了国外。17世纪末，先后传到了俄国和土耳其。当时的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蒙塔古因患天花而留下麻脸，十分痛苦。她在君士坦丁堡看到当地孩子的种痘效果很好，就在1717年给自己的儿子也种了人痘，后来，她随丈夫回到英国，便把这种中国的人痘接种法传到了英国。英国国王知道这件事后，还特地表彰了蒙塔古夫人。
不久，中国的人痘接种法又由英国传到了欧洲各国和印度，直到世界各地。1776年初，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美军首领乔治·华盛顿在军队面临天花威胁、兵源枯竭危及全军之际，毅然决定对驻地费城天花流行区的大陆军全部接种人痘苗，避免了大陆军实际上的瓦解，从而使美国的独立战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华盛顿大规模接种人痘预防天花，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也使人痘接种法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接种人痘，实际上是人为地造成一次轻型天花感染，难免有一定危险。有的人会因此染病而导致死亡，这不能不说是人痘接种法的缺陷。但在当时而言，它确实起到了防止天花大规模危害的作用。它比英国的琴纳（Jenner）医生发明的牛痘接种法大约要早八个世纪。而且，人痘苗的应用，也为琴纳发现牛痘苗提供了实践基础。
八．著作成就
1．世界上的第一部药学专着
在古人大量医学实践的基础上，我国于东汉时完成了第一部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这本书现虽已失传，但其丰富的内容仍被保留在以后历代编修的本草书录中，并被列为我国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这部药学经典，较欧洲可与之比美的药学书至少要早十六个世纪。
2．世界上的第一部临床医学专书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着。东汉张仲景在刻苦攻读《内经》、《难经》等医书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人民与疾病对抗的丰富经验，总结出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伤寒杂病论》，后世将其分成两部分。其中《伤寒论》十卷，是阐述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专书；另有《金匮要略》六卷，其内容以脏腑辩证论述内科杂病为主，包括疟疾、中风、心痛、黄疸、吐血、反胃等病症。
《伤寒杂病论》不仅一直指导着我国医学家的临证治疗，而且还流传到国外，影响深远，是世界上第一部经验总结性的临床医学巨著。国外最早具有相当水平的专着是阿拉伯医学家阿维森纳所著的《医典》，但它比《伤寒杂病论》的成书至少要晚数百年。
3．世界上最早的炼丹文献
东汉魏伯阳总结了前人的经验，着成《周易参同契》，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炼丹文献，也是近代化学的前驱。世界上的科学家们也公认炼丹术起源于我国。
4．第一部脉象诊断学
脉诊是我国医学中望、闻、问、切四诊之一，也是我国医学中一种独创的诊断方法。在《周礼》、《内经》中早有较多这方面的记载，历代着名医家，如扁鹊、仓公、仲景、华佗等，都精通脉学。西晋时，王叔和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了前人的有关经验和资料，完成了十卷《脉经》专着，对我国脉象诊断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其特点在于正确描述和区分各种脉象，肯定了寸口（相当于手前臂高骨处的桡动脉部位）诊法的定位诊断，并将脉、证、治三者结合进行分析，故对世界医学影响很大。早在公元五八二年，我国的脉诊学就传到朝鲜、日本等国，七百年后为阿拉伯医学所吸收，并于公元十世纪被中东医圣阿维森纳在他的名著《医典》中引述。
5．现存最早的外科专着
我国南齐医家龚庆宣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于公元四七五～五○二年间总结并著述了《刘涓子鬼遗方》。这本书共三卷，扼要总结治疗金疮、痈疽、疮疖和其它皮肤病等方面的经验，收列内、外治法处方约一百四十多个，并最早创造了用水银外治皮肤病的方法。我国运用水银软膏较国外至少要早六个多世纪。
6．我国现存最早的伤科专着
唐代蔺道人于公元八四一～八四六年间著述了《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全书只一卷，重点叙述了关于骨折的处理步骤和治疗方法，包括手技复位、牵引、扩创、固定等内容；提出了对一般骨折复位后用衬垫固定，并指出要注意关节活动；对开放性骨折，则主张快刀扩创，避免感染；对肩关节脱臼，已能采用「椅背复位法」，这也是世界整骨学的首创。半个世纪以后，元代危亦林使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也是世界上的创举，英国达维氏直至一九二七年才提出此法，较危氏法晚六百年。
7．世界药学史上的伟大著作
明朝李时珍总结我国千余年来中药学的经验，于一五九六年刊行了《本草纲目》。此书载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方一万一千余条、插图一千一百六十幅，在当时可说是集我国中药的大成，不仅汇集了以往各药学著作的精华，也对过去某些药书记述错误及不真实的数据和结论作了一些纠正和批判。据知，十六世纪的欧洲，尚无能名之为植物学的著作，直至一六五七年波兰用拉丁文译出本书后，才推动了欧洲植物学的发展。在《本草纲目》成书后近两百年，林纳才达到相同的水平。由于《本草纲目》的辉煌成就，该书被称誉为“东方医学巨典”，先后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是研究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的重要参考数据。李时珍亦被列为世界著名科学家之一。
8．世界上的第一部药典
唐高宗时，李绩等人对《本草经集注》详加订注，增药一百一十四种，分为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及有名未用等十一类，凡二十卷，名为《新修本草》（后世称为《唐本草》）。别又撰《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一起于公元六五九年由唐皇颁布于世。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撰颁布的药典。它比世界上有名的《纽伦堡药典》要早八百八十三年。《新修本草》书成后八十七年，在日本始出现传抄本。
9．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着
宋代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着，在法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除了以上所举的一些事例外，在中国医学还有诸如种痘、司法检验及营养疗法等领域的创见和成就，也列居世界之显位。故有人说：中国除了“四大发明”外，中医药应是对世界的第五大贡献。从医学发展史和现状看，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
九．著名医家
扁鹊
扁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的民间医家，擅长内、外、妇科、儿科治疗技术。其医术特点为调节五脏六腑和以毒攻毒。扁鹊曾为太子治尸厥，实际上太子患的是羊毛疔。扁鹊擅长治疗半身不遂、头痛、痈、羊毛疔和瘀,在接骨和针刺上也有独到之处，在火灸方面有自己的创造性，在学术上自成一派。扁鹊的医术当时在列国中名列第一，无人能比，但他也很孤傲，个性极强，我行我素，经常出言不逊，得罪了不少人，让人下不了台阶，砸了许多御医们的饭碗。御医们对其恨之入骨，都有害他之心。后被秦国太医李某派人骗到郊外用棍棒击昏，再用车碾死。
扁鹊给百姓看病不要钱，他说爱给不给；可是对有的人给钱他也不想看。给有身份的人看病，他也盛气凌人地说你爱看不看，非我谁也看不了。因而也得罪了有身份的人。扁鹊的医术在当时就比后世的李时珍高出许多。只不过李时珍思想活跃，会收集民间验方，会整理着书传播四方，而扁鹊则死心眼，不善写作，思想只局限在看病上，他的治疗技术都是他个人的经验。他说不给后世留下一点东西，让后人自己去学习，去探索。他一生什么著作也没有写。《难经》不是他写的，是后世文人墨客强按在扁鹊身上的，那时的文人厚古薄今，总说古时好，这已经在人们的意识上形成一种定论，所以张冠李戴、篡改历史事实的戏法层出不穷。
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一五O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活了七十岁左右。
　　他自小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他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自序）。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为了更好地开阔眼界，“博采众方”，和同行交流经验，张仲景到了繁华的都城洛阳一带行医。当时文学史上号称“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之一的王粲（字仲宣），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诗人。他和张仲景交往密切。在接触中，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隐藏着可怕的“疠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到了四十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现在服五石汤，还可挽救。”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自认文雅、高贵，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便不听他的话，更不吃药。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吃药没有？”王粲骗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摇摇头，严肃而又深情地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时一般。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始终不信张仲景的话，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死了。
　　张仲景热爱医药专业，很重视临床实践，时时“平脉辨证”，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当时，他还时刻不忘自己的临床实践，时刻不忘救治人民的疾苦。但他毕竟是个大官，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又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这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地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坐堂”，那医生就叫“坐堂医生”。
　　那时，张仲景虽然当官，但并不热衷于官位。不久，他“见朝政日非”，叹息地对人说：“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陷于少室山（《得汉医学丛书·丛桂偶记》），专门总结经验，搞医学著作。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二O五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这篇很全了
（一）殿堂

中国古代建筑群中的主体建筑，包括殿和堂两类建筑形式，其中殿为宫室、礼制和宗教建筑所专用。堂、殿之称均出现于周代。“堂”字出现较早，原意是相对内室而言，指建筑物前部对外敞开的部分。堂的左右有序、有夹，室的两旁有房、有厢。这样的一组建筑又统称为堂，泛指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居处建筑。“殿”字出现较晚，原意是后部高起的物貌；用于建筑物,表示其形体高大,地位显著。自汉代以后，堂一般是指衙署和第宅中的主要建筑，但宫殿、寺观中的次要建筑也可称堂，如南北朝宫殿中的“东西堂”、佛寺中的讲堂、斋堂等。殿和堂都可分为台阶、屋身、屋顶三个基本部分。其中台阶和屋顶形成了中国建筑最明显的外观特征。因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制约，殿和堂在形式、构造上都有区别。殿和堂在台阶做法上的区别出现较早：堂只有阶；殿不仅有阶，还有陛，即除了本身的台基之外，下面还有一个高大的台子作为底座，由长长的陛级联系上下。殿一般位于宫室、庙宇、皇家园林等建筑群的中心或主要轴线上，其平面多为矩形，也有方形、圆形、工字形等。殿的空间和构件的尺度往往较大，装修做法比较讲究。堂一般作为府邸、衙署、宅院、园林中的主体建筑，其平面形式多样，体量比较适中，结构做法和装饰材料等也比较简洁，且往往表现出更多的地方特征。

（二）楼阁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多层建筑物。楼与阁在早期是有区别的。楼是指重屋，阁是指下部架空、底层高悬的建筑。阁一般平面近方形，两层，有平坐，在建筑组群中可居主要位置，如佛寺中有以阁为主体的，独乐寺观音阁即为一例。楼则多狭而修曲，在建筑组群中常居于次要位置，如佛寺中的藏经楼,王府中的后楼、厢楼等,处于建筑组群的最后一列或左右厢位置。后世楼阁二字互通，无严格区分， 古代楼阁有多种建筑形式和用途。城楼在战国时期即已出现。汉代城楼已高达三层。阙楼、市楼、望楼等都是汉代应用较多的楼阁形式。汉代皇帝崇信神仙方术之说，认为建造高峻楼阁可以会仙人。佛教传入中国后，大量修建的佛塔建筑也是一种楼阁。北魏洛阳永宁寺木塔，高“四十余丈”，百里之外，即可遥见。建于辽代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高67.31米,仍是中国现存最高的古代木构建筑。可以登高望远的风景游览建筑往往也用楼阁为名，如黄鹤楼、滕王阁等。中国古代楼阁多为木结构，有多种构架形式。以方木相交叠垒成井栏形状所构成的高楼，称井□式；将单层建筑逐层重叠而构成整座建筑的，称重屋式。唐宋以来，在层间增设平台结构层,其内檐形成暗层和楼面,其外檐挑出成为挑台，这种形式宋代称为平坐。各层上下柱之间不相通，构造交接方式较复杂。明清以来的楼阁构架，将各层木柱相续成为通长的柱材，与梁枋交搭成为整体框架，称之为通柱式。此外，尚有其他变异的楼阁构架形式。

（三）亭

中国传统建筑中周围开敞的小型点式建筑，供人停留、观览，也用于典仪，俗称亭子，出现于南北朝的中后期。“亭”又指古代基层行政机构，兼设有旅舍形式 亭一般设置在可供停息、观眺的形胜之地,如山冈、水边、城头、桥上以及园林中。还有专门用途的亭，如碑亭、井亭、宰牲亭、钟亭等。亭的平面形式除方形、矩形、圆形、多边形外，还有十字、连环、梅花、扇形等多种形式。亭的屋顶有攒尖、歇山、锥形及其他形式复合体。大型的亭可筑重檐，或四面加抱厦。陵墓、宗庙中的碑亭、井亭可做得很庄重，如明长陵的碑亭。大型的亭可以做得雄伟壮观，如北京景山的万春亭。小型的亭可以做得轻巧雅致，如杭州三潭印月的三角亭。亭的不同形式，可以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构造作法，亭的结构以木构为最多,也有用砖石砌造的。亭多做攒尖顶和圆锥形顶。四角攒尖顶在汉代已出现，八角攒尖顶和圆锥形顶在唐代明器中已有发现。宋《营造法式》中所载“亭榭斗尖”，是类似伞架的结构。这种做法可以从清代南方的园林中见到。明清以后，方亭多用抹角梁，多角攒尖亭多用扒梁，逐层叠起。矩形亭的构造则基本与房屋建筑相同。

（四）廊

中国古代建筑中有顶的通道，包括回廊和游廊，基本功能为遮阳、防雨和供人小憩。廊是形成中国古代建筑外形特点的重要组成部分。殿堂檐下的廊，作为室内外的过渡空间，是构成建筑物造型上虚实变化和韵律感的重要手段。围合庭院的回廊，对庭院空间的格局、体量的美化起重要作用，并能造成庄重、活泼、开敞、深沉、闭塞、连通等不同效果。园林中的游廊则主要起着划分景区、造成多种多样的空间变化、增加景深、引导最佳观赏路线等作用。在廊的细部常配有几何纹样的栏杆、坐凳、鹅项椅（又称美人靠或吴王靠）、挂落、彩画；隔墙上常饰以什锦灯窗、漏窗、月洞门、瓶门等各种装饰性建筑构件。

（五）台榭

中国古代将地面上的夯土高墩称为台，台上的木构房屋称为榭，两者合称为台榭。最早的台榭只是在夯土台上建造的有柱无壁、规模不大的敞厅，供眺望、宴饮、行射之用。有时具有防潮和防御的功能。台榭的遗址颇多，著名的有春秋晋都新田遗址、战国燕下都遗址、邯郸赵国故城遗址、秦咸阳宫遗址等,都保留了巨大的阶梯状夯土台。榭还指四面敞开的较大的房屋。唐以后又将临水的或建在水中的建筑物称为水榭，但已是完全不同于台榭的另一类型建筑。

（六）庙

中国古代的祭祀建筑。形制要求严肃整齐，大致可分为三类：
1、祭祀祖先的庙。中国古代帝王诸侯等奉祀祖先的建筑称宗庙。帝王的宗庙称太庙，庙制历代不同。太庙是等级最高的建筑。贵族、显宦、世家大族奉祀祖先的建筑称家庙或宗祠。仿照太庙方位，设于宅第东侧，规模不一。有的宗祠附设义学、义仓、戏楼，功能超出祭祀范围。
2、奉祀圣贤的庙。最著名的是奉祀孔丘的孔庙，又称文庙。孔丘被奉为儒家之祖，汉以后历代帝王多崇奉儒学。山东曲阜孔庙规模最大。奉祀三国时代名将关羽的庙称关帝庙，又称武庙。有的地方建三义庙，合祀刘备、关羽、张飞。许多地方还奉祀名臣、先贤、义士、节烈，如四川成都和河南南阳奉祀三国著名政治家诸葛亮的“武侯祠”；浙江杭州和河南汤阴奉祀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岳王庙”和“岳飞庙”。
3、祭祀山川、神灵的庙。中国从古代起就崇拜天、地、山、川等自然物并设庙奉祀，如后土庙。最著名的是奉祀五岳——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嵩山的神庙，其中泰山的岱庙规模最大。还有大量源于各种宗教和民间习俗的祭祀建筑，如城隍庙、土地庙、龙王庙、财神庙等。

（七）坛

中国古代主要用于祭祀天、地、社稷等活动的台型建筑。北京城内外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祈谷坛、社稷坛等。坛既是祭祀建筑的主体，也是整组建筑群的总称。坛的形式多以阴阳五行等学说为依据。例如天坛、地坛的主体建筑分别采用圆形和方形，来源于天圆地方之说。天坛所用石料的件数和尺寸都采用奇数，是采用古人以天为阳性和以奇数代表阳性的说法。祈年殿有三重檐分别覆以三种颜色的琉璃瓦：上檐青色象征青天，中檐黄色象征土地，下檐绿色象征万物。至乾隆十六年改为三层均蓝色，以合专以祭天之意。

（八）塔

供奉或收藏佛舍利（佛骨）、佛像、佛经、僧人遗体等的高耸型点式建筑，又称“佛塔”、“宝塔”。塔起源于印度，也常称为“佛图”、“浮屠”、“浮图”等。塔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数量极大、形式最为多样的一种建筑类型。
塔一般由地宫、塔基、塔身、塔顶和塔刹组成。地宫藏舍利，位于塔基正中地面以下。塔基包括基台和基座。塔刹在塔顶之上，通常由须弥座、仰莲、覆钵、相轮和宝珠组成；也有在相轮之上加宝盖、圆光、仰月和宝珠的塔刹。
塔的种类众多，中国现存塔2000多座。按性质分，有供膜拜的藏佛物的佛塔和高僧墓塔；按所用材料可分为木塔、砖塔、石塔、金属塔、陶塔等；按结构和造型可分为楼阁式塔、密檐塔、单层塔、剌嘛塔和其他特殊形制的塔。楼阁式塔著名的有西安慈恩寺塔、兴教寺玄奘塔、苏州云岩寺塔等。密檐塔著名的有登封嵩岳寺塔、西安荐福寺塔、大理崇圣寺千寻塔等。单层塔著名的有历城神通寺四门塔、北京云居寺石塔群、登封会善寺净藏禅师塔等。剌嘛塔塔身涂白色，俗称“白塔”。著名的有北京妙应寺白塔、山西五台县塔院寺白塔等。金刚宝座塔著名的有北京正觉寺金刚宝座塔。

（九）影壁

建在院落的大门内或大门外，与大门相对作屏障用的墙壁，又称照壁、照墙。影壁能在大门内或大门外形成一个与街巷既连通又有限隔的过渡空间。明清时代影壁从形式上分有一字形、八字形等。北京大型住宅大门外两侧多用八字墙，与街对面的八字形影壁相对，在门前形成一个略宽于街道的空间；门内用一字形影壁，与左右的墙和屏门组成一方形小院，成为从街巷进入住宅的两个过渡。南方住宅影壁多建在门外。农村住宅影壁还有用夯土或土坯砌筑的，上加瓦顶。宫殿、寺庙的影壁多用琉璃镶砌。明清宫殿、寺庙、衙署和第宅均有影壁，著名的山西省大同九龙壁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子朱桂的代王府前的琉璃影壁。北京北海和紫禁城中的九龙壁也很有名。

（十）坊表

中国古代具有表彰、纪念、导向或标志作用的建筑物，包括牌坊、华表等。牌坊 又称牌楼，是一种只有单排立柱，起划分或控制空间作用的建筑。在单排立柱上加额枋等构件而不加屋顶的称为牌坊，上施屋顶的称为牌楼，这种屋顶俗称为“楼”，立柱上端高出屋顶的称为“冲天牌楼”。牌楼建立于离宫、苑囿、寺观、陵墓等大型建筑组群的入口处时，形制的级别较高。冲天牌楼则多建立在城镇街衢的冲要处，如大路起点、十字路口、桥的两端以及商店的门面。前者成为建筑组群的前奏，造成庄严、肃穆、深邃的气氛，对主体建筑起陪衬作用；后者则可以起丰富街景、标志位置的作用。江南有些城镇中有跨街一连建造多座牌坊的，多为“旌表功名”或“表彰节孝”。在山林风景区也多在山道上建牌坊，既是寺观的前奏，又是山路进程的标志。
华表为成对的立柱，起标志或纪念性作用。汉代称桓表。元代以前，华表主要为木制，上插十字形木板，顶上立白鹤，多设于路口、桥头和衙署前。明以后华表多为石制，下有须弥座；石柱上端用一雕云纹石板，称云板；柱顶上原立鹤改用蹲兽，俗称“朝天吼”。华表四周围以石栏。华表和栏杆上遍施精美浮雕。明清时的华表主要立在宫殿、陵墓前，个别有立在桥头的，如北京卢沟桥头。明永乐年间所建北京天安门前和十三陵碑亭四周的华表是现存的典型。

一、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是世界建筑奇迹之一。万里长城已被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闻名于世界。
长城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的修筑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当时的秦、赵、魏、齐、燕、楚等诸侯国，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和自卫，都兴建了长城。秦兼并六国后，为防范北方匈奴的突袭，于公元前213年发起了修筑长城的巨大工程，把秦、燕、赵、魏的原有长城连接起来，并加以扩建。整个工程共征用民工30万人，连续花了l0多年方告完成，建成了西起甘肃临洮(今岷县)，沿着黄河到内蒙临河，北达阴山，南到山西雁门关，东抵辽东的长城，全长达3000多公里。由于长城工程极其艰巨，民工境况非常悲惨，故留下了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故事。
汉代除重修秦长城外，又修筑了内蒙古河套南的朔方长城，以及凉州西段长城。凉州西段长城北起内蒙古居延海(今额济纳旗境内)，沿额济河，经甘肃金塔，西到安西、敦煌、玉门关进入新疆。整座长城“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构成了一个严整的防御体系。
汉以后的北魏、北齐、隋 、金等朝代都对长城进行过部分修建，到了明代则进行了全面的重修。明代所修的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鸭绿江边，全长约6700公里(一万三干多华里)。整个重修过程前后达100多年，可见工程的浩大和艰巨。其中，山西以东的长城采用内部夯土，外面用砖石砌筑的方式，山西以西的长城全用夯土筑成。整座长城上又建有很多关城，关城都建在地势险峻的要地，著名者有嘉峪关、居庸关、山海关等。其中嘉峪关是现存长城关城中最完整的一处。它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气势雄伟，布局周密，结构严谨，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相传，在修建这座雄关时，不但设计和建造技艺高超，而且连用料的计算也非常精确。在关城建成之后，仅剩了一块砖，这块砖被后人放在重关的小楼上，作为纪念。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代重修的，以前的长城则只剩下一些遗迹了。
绵延万余里的长城穿越在崇山峻岭、急流、溪谷等险峻的地段之上，工程之艰巨是难以想象的，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磅礴气概和聪明才智，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测量、规划设计、建筑技术、工程管理以及军事技术的高超水平。

二、故宫

故宫坐落于北京城的中心，占地1087亩，合72万多平方米，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建筑传统和独待风格。
故宫始建于1406年，是明代永乐皇帝由南京迁都北京时所建的宫城。从总体布局上说，它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即所谓的外朝和内庭。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心，文华殿、武英殿作为两翼，为行使朝政的主要场所。内庭由乾清官、交泰殿、坤宁宫和东西六宫构成，为皇室的生活居住区。按四根柱为一间的传统进行计算，共有近万间之多，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
宫殿群由紫禁城围护，城高10米，外又围以52米宽的护城河。整座城开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南门为午门、北门为玄(神)武门，东门为东华门、西门为西华门。城的四角各建有一座角楼。每座角楼各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结构复杂，式样奇特，为古建筑中罕见的杰作。关于角楼的建造，还流传有鲁班用秫秸编成蝈蝈笼作模型示范的传说。整个故宫的建筑布局严谨规则，主次有序，并用形体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使空间丰富多变。
午门是故宫的正门，在城墙墩台上建有一组建筑。正中是宽九间的庑殿顶重檐大殿，两侧有联檐通脊的殿阁伸展而出，四隅各有一个高大的角亭。这一组建筑称五凤楼，巍峨壮丽、气势浑厚。进午门，经过一个大庭院，再过金水桥，入太和门，即是外朝的三大殿，太和在前，中和居中，保和在后，依次建筑在一个呈工字形的高大基台上。基台高8．13米，分3层，用汉白玉砌筑而成。每层当中都有石雕御路，边上都装饰有栏板、望柱和龙头。据统计，计有透雕栏板1414块，刻有云龙翔风图案的望柱1460根，龙头1138个。这些石雕装饰，反映了中国传统建筑独特风格的装饰艺术。同时，在结构功能上又起着排水的作用。栏板下，以及望校上伸出的龙头口中，都刻有小洞口。每当下雨，水由龙头流出，恰似千龙喷水，蔚为大观。
太和殿又称金鸾殿，是皇帝发布政令和举行大典的场所。殿高35．05米，宽63．96米，深37．20米，是故宫最大的建筑，也是现存全国最大的木构建筑。它的结构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特点。即，先在栓础上立木柱，柱上架大梁，梁上立小矮柱(瓜柱)，再架上一层较短的梁；自大梁而上可以通过小柱重叠几层梁，逐层加高，每层的梁逐层缩短，形成重檐；在最上层立脊瓜柱，在两组构架之间横搭檩枋；在檩上铺木椽，椽上铺木板(望板)，板上苫灰背瓷瓦；由于梁架逐层加高，小梁逐层缩短，从而形成斜坡式的屋面；屋檐出挑则采用斗拱承接，既可承重，又可增添装饰效果，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又一大特色。太和殿即采用这种结构，用73根大木柱支承梁架形成重檐庑殿式屋顶，上檐斗拱出跳单翘三重昂九踩，下檐为单翘重昂七踩。整座建筑庄严雄伟，富丽堂皇，起着显示皇权至尊的效果。
与外朝要求宏伟壮丽、庭院开阔明显不同，作为帝后生活居住区的内庭呈现庭院深邃的特征，东西六宫各自成一体，排列井然。又有后苑御花园，幽美恬静，可供游乐。
整个故宫的布局，以午门至神武门作中轴，呈对称性排列。中轴线向南延伸至天安门，向北延伸至景山，恰与北京古城的中轴线相重合。登上景山，眺望故宫，飞檐重叠，琉璃连片，壮丽辉煌，气象万千，堪称中国传统建筑之瑰宝。

三、颐和园

园林融汇了建筑美、艺术美和自然美，它是科技和艺术相互渗透、交融的结果。中国的园林建筑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世界园艺史中独树一帜，成就斐然。几干年来，在中国的大地上创建有成干上万的精美园林。颐和园就是现在保存较为完整的大型皇家园林，在中国的传统园林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世界的园林建筑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颐和园坐落在北京西北部，方圆8公里(十六里)，占地4350亩，规模宏伟，景色秀丽。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的金代，金章宗曾在此建金水院，是当时的西山八院之一。其山称金山，引玉泉诸水至山下为池，叫金水池。元时，据说有一老人在山上挖得—个刻有花纹的大石瓮，便改金山之名为瓮山。元世祖曾命郭守敬两次引玉泉诸水至山下，并把金水池疏浚扩展为大水库，先后易名叫瓮山泊和大泊湖，俗称西湖或西海子，挖湖之土运上山加高瓮山，从而成为山高水阔的风景胜地。明代又改瓮山为金山，改瓮山泊为金海，在山上建圆静寺，在湖畔建好山园行官，总称好山园，俗称西湖景。1750年，清乾隆皇帝在圆静寺基础上，修建大报恩寺，为他的母帝祝寿，并改金山为万寿山，又对金海进行疏浚，改名昆明湖，整个园林叫清漪园，工程历时15年建成。自此万寿山的清漪园，玉泉山的静明园，香山的静宜园，以及畅春园、圆明园，合称“三山五园”，而清漪园独具特色，有“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之誉。令人气愤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三山五园同遭厄运，被洗劫后又被纵火焚毁，清漪园除个别建筑外均成灰烬。1886年，慈禧挪用海军经费，历时10年，进行修建，并改名颐和园。1900年，颐和园又遭八国联军的掠夺和焚毁，1902年，慈禧再次修复。现存的颐和园，既反映了中国古代园林技艺的高超造诣，也把列强的侵华罪行和清末统治者的腐败误国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颐和园继承了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传统特点和造园手法，并有所发展。全园的布局，大体可分为东宫门和东山、前山、后山、昆明湖等几个部分。整个园林有如下几个突出的持点：
1、以水取胜。水域面积占全园的3／4，设计者依据水面开阂的特点，进行设计布置，主要建筑和风景点部面临昆明湖，或是俯览湖面。为避免开阔的湖面显得单调，用长堤把湖面划分为几个区域，还在湖中布置了凤凰墩、治镜阁、藻鉴堂等岛屿，以象征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等海上三神山，从而使水域既开阔又富有情趣。
2、湖山结合。湖北岸的万寿山高58米，好像翠屏峙立。湖光山色，相映成趣。前山是全园的中心，正中为一组巨大的建筑群，自山顶的智慧海而下是佛香阁、檀辉殿、排云殿、排云门、云辉玉宇坊以达湖面。其中，琉璃砖瓦的无梁殿(智慧海)和高41米的佛香阁，气势雄伟，为最具特色的建筑。这组中轴线的两旁，布置了许多陪衬的建筑物。抱山环湖一带建有长廓和石栏，把湖与山明显地区分又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3、对比鲜明。前山建筑壮丽，金碧辉煌，后山建筑隐蔽，风景幽静；昆明湖浩荡壮阔，后湖(苏州河)怡静精巧，东宫门内建筑密集，西堤和堤西区景物琉落有致。强烈的反差，使游人产生不同的感受，从而更添情趣。
4、景随步转。依据不同的地理特点，用楼、台、亭、阁、斋、堂、轩、馆、曲槛回廊以及假山花木等组合成各不相同的景点。各景点之间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有机的联系，使人们漫步园内，景色随处变换，层出不穷。
5、借景手法。设计者不仅考虑了园内景物的相互配合借用，而且充分地利用周围的景色，使西山的峰峦，西堤的烟柳，玉泉山的塔影等，恍如园中的景物。这种园内、园外均有景色的巧妙手法，给人一种园林范围更加扩大的感受。
6、园中有园。在万寿山东麓一处地势较低，聚水成池的地方，依照无锡惠山园，建造了谐趣园。它以水池为中心，配以堂、轩、亭榭、楼阁、游廊、小桥，自具独立的格局，成了园中之园。而且它清雅幽静，与东宫门内密集的宫殿建筑群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人焕然一新之感。
7、集景模写。园中汇集了全国许多名胜景观，但又不是生硬仿造，而是别具神韵，如谐趣园仿自惠山园，西堤六桥仿自杭州西湖苏堤，涵虚堂、景明楼仿自黄鹤楼、岳阳楼，苏州街仿自苏州市街等，但又有很大的差异。
颐和园汇集了中国传统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它“虽由人造，宛如天成”，是园林建筑的一大代表作。

中国建筑自先秦至19世纪中叶以前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的体系，2000多年间风格变化不大，通称为中国古代建筑。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外国建筑，特别是西方建筑法式的大量输入，中国建筑与世界建筑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流，建筑风格发生了急剧变化，通称为中国近现代建筑。本文重点介绍中国古代建筑。
中国古代建筑在封建社会中发展成熟，它以汉族木结构建筑为主体，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优秀建筑，是世界上延续历史最长、分布地域最广、风格非常显明的一个独特的体系。中国古代建筑对于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古代建筑有直接影响，17世纪以后，也对欧洲产生过影响。
和欧洲古代建筑艺术比较，中国古代建筑的审美价值与政治伦理价值高度统一；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表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总体性、综合性很强。具体表现为：

（一）重视环境整体经营
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有了建筑环境整体经营的观念。《周礼》中关于野、都、鄙、乡、闾、里、邑、丘、甸等的规划制度，虽然未必全都成为事实，但至少说明当时已有了系统规划的大区域规划构思。《管子·乘马》主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说明城市选址必须考虑环境关系。中国的堪舆学说起源很早，除去迷信的外衣，绝大多数是讲求环境与建筑的关系。古代城市都注重将城市本体与周围环境统一经营。秦咸阳北包北坂，中贯渭水，南抵南山，最盛时东西达到二三百里，是一个超级尺度的城市环境。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北魏）、建康（今江苏南京）、北京（明清）等著名都城，其经营范围也都远远超过城墙以内；即使一般的府、州、县城，也将郊区包容在城市的整体环境中统一布局。重要的风景名胜，如五岳五镇、佛道名山、邑郊园林等，也都把环境经营放在首位；帝王陵区，更是着重风水地理，这些地方的建筑大多是靠环境来显示其艺术的魅力。

（二）单体形象融于群体序列
中国古代的单体建筑形式比较简单，大部分是定型化的式样，孤立的单体建筑不构成完整的艺术形象，建筑的艺术效果主要依靠群体序列来取得。一座殿宇，在序列中作为陪衬时，形体不会太大，形象也可能比较平淡，但若作为主体，则可能很高大。例如明清北京宫殿中单体建筑的式样并不多，但通过不同的空间序列转换，各个单体建筑才显示了自身在整体中的独立性格。

（三）构造技术与艺术形象统一
中国古代建筑的木结构体系适应性很强。这个体系以四柱二梁二枋构成一个称为间的基本框架，间可以左右相连，也可以前后相接，又可以上下相叠，还可以错落组合，或加以变通而成八角、六角、圆形、扇形或其他形状。屋顶构架有抬梁式和穿斗式两种，无论哪一种，都可以不改变构架体系而将屋面作出曲线，并在屋角作出翘角飞檐，还可以作出重檐、勾连、穿插、披搭等式样。单体建筑的艺术造型，主要依靠间的灵活搭配和式样众多的曲线屋顶表现出来。此外，木结构的构件便于雕刻彩绘，以增强建筑的艺术表现力。因此，中国古代建筑的造型美，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结构美。

（四）规格化与多样化统一
中国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为便于构件的制作、安装和估工算料，必然走向构件规格化，也促使设计模数化。早在春秋时的《考工记》中，就有了规格化、模数化的萌芽，至迟唐代已经比较成熟。到宋元明三年(1100) 编成的《营造法式》，模数化完全定型，清雍正十二年(1734)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又有了更进一步的简化。建筑的规格化，促使建筑风格趋于统一，也保证了各座建筑可以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平。规格化并不过于限制序列构成，所以单体建筑的规格化与群体序列的多样化可以并行不悖，作为一种空间艺术，显然这是进步的成熟现象。中国古代建筑单体似乎稍欠变化，但群体组合却又变化多端，原因就是规格化与多样化的高度统一。

一．独特的理论体系
中医中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对我国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世界医学的发展都作过巨大的贡献。早在公元前二百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的成书，就确立了中国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并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药的诊疗实践。中医药学体系是以中国古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阐明其间的关系，并将生理、病理、诊断、用药、治疗、预防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观念和独特的理论，作为医药学的基础。其内容包括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为基础的生理、病理学；以望、闻、问、切“四诊”进行诊断，以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进行归纳治疗的一整套临床诊断和辨证施治的治疗学；以寒、热、温、凉“四气”和酸、甘、苦、辛、咸“五味”来概括药物性能的药物学；以“君臣佐使”、“七情和合”进行药物配伍的方剂学；以经络、腧穴学说为主要内容的针灸治疗学；此外还有推拿、气功、导引等独特的治疗方法。经历代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份极其宝贵的遗产。
二．中医的基础
子桓经收集整理总结的《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重要医学文献，它总结了秦汉战国及春秋以前许多医家的经验和医学成就，体现了周秦时代的医学特点，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医发展的基础。
《内经》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内容包括藏象、经络、病机、诊法、辩证、治则及针灸和汤液治疗等等。
《难经》是一部堪与《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藉，成书于汉代之前，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补充了《内经》中的不足，与《内经》一样，成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基础。从世界医药学史的角度看，中医药学不但体系独特，而且有着一系列卓越的贡献。
三．医学理论
在医学理论方面，中医药学虽然以人体为对象，但是它把人体看作是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不是孤立地研究人体，而是把人体放在自然界整体运动和广阔的动态平衡之中来进行研究。因此，在其病理学说中，非常重视疾病与人体自身精神状态、生活状态以及外部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关系。在临床治疗中，它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即把握住疾病的原因和本质，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辨证施治。同时，它又把人体本身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简单、孤立地研究疾病的症候，而是把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全面的考察。在用药方面，它讲究药物配伍的原则，即根据每个病人虚、实、寒、热的特性，因人施药，并注意主治药物和辅助性药物的配伍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即使用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来加以考察，亦是非常深刻和具有积极意义的。
四．诊断方法
脉诊，是中医药学上一项独特的诊断方法。据《史记》记载，战国时的扁鹊已能通过脉诊确定病人的病情，然后对症下药，反映了当时已掌握了脉诊的方法。从此，脉诊成为中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脉诊的应用表明，中国古代的医生已掌握了脉象与身体各部分的关系的知识，亦即关于心脏、血液与血管的关系，血流速度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呼吸和脉搏频率的关系等解剖生理学的知识。现代医学表明，脉搏是循环机能的综合表现，脉象因循环系统的情况改变而不同。而且，由于循环系统与身体各内脏都有关联，组织代谢的任何变化，都会给血液循环以一定影响，机体的重要疾病变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循环系统的功能。因此，尽管中国古代脉诊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但却是有着科学依据的。中国的脉诊很早就传到国外，除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国外，大约在十世纪时已传至阿拉伯，十七世纪时传至欧洲，对世界医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五．治疗方法
针灸是中国独创性的一种治疗方法，其特点是在病人身体的一定部位用针刺入，或用火的温热烧灼局部位置，以达到治病的目的。这一疗法大约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古人就有了用砭石治病的经验，以后发展为针炙。周代以后逐渐形成为一项专门的治疗方法。针灸疗法的理论基础是经络学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周代古医籍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帛书，反映了当时经络学说已基本确立。《内经》和《难经》中详细记载了人身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和全身脉络、腧穴以及它们的分布循行与针疗、刺法、刺禁、炙法、炙禁等具体内容，并高度评价了经络的“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的重要作用，对中国医学和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经过长期的实践和丰富的经验累积，到西晋时，由皇甫谧进行了第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写出了我国现存最早有系统的针炙专书──《针炙甲乙经》，促进了我国针炙医学的发展。由于针灸疗法简便易行，经济实用，适应症广，治疗效果比较迅速和显着，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兴奋身体机能，提高抗病能力和镇静、镇痛等作用，没有或极少副作用，又可协同其它疗法进行综合治疗，因此深受人们的欢迎。针灸疗法早在汉唐时就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宋元后又相继传到阿拉伯和欧洲。近些年来，针刺麻醉的问世，更震撼了国际医学界，并已传至国外，影响了世界医学的发展。故外国学者多称誉中国为“针炙的祖国”。
六．外科学
在外科学方面，与西医只重视局部和体表的医治方法不同，中医坚持了整体的观念，既重视体表疾患的局部表现，更重视患者机体的内在变化；既重视手术、手法的治疗，更重视机体抗病能力的增强。这一思想，在骨科治疗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因此，在治疗过程中不仅注意了局部的处理，而且强调适当的活动和功能锻炼，同时配合活血化瘀和调理脏腑功能的药物，收到了良好的疗效。外科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包括：
最早研究和描述人体的解剖结构：关于人体解剖，在古医书《内经》中有过生动而丰富的叙述。如《灵枢·经水》说：“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剖而视之”。并对五脏六腑的形态、大小、重量，脉络的长短、走向，血液的清浊和闭管循环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且与现代解剖学的观察大致相符。北宋时的“欧希范五脏图”对心、肝、肾等内脏及大网膜的描述基本正确；“存真图”对胸腔内脏结构及消化、泌尿、生殖系统等，均有颇详细的记述，且多为后世所采用。我国在十一世纪时，解剖学仍是比较先进的。但在西方医学中，人体解剖学一般都发展得比较晚，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前多为对动物的解剖，很少有对人体解剖的研究，故我国的人体解剖学较国外至少要早十六个世纪。
对人体血液循环的最早认识：对人体封闭式血液循环及其与心、肺的密切关系，早在《内经》中已有较细致的描述。如谈到血与心的关系时说：“诸血者，皆属于心”。血在什么地方流呢？《内经》明确指出“脉者，血之府”。叙述血脉与肺的关系时，《内经》说：“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毛脉合精”。这就是说，肺与全身血脉相通，肺将精华物质带到人体各经脉，通过循环，最后又流归肺内。古人认为血流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呢？《内经》的回答是封闭管道式的，并说“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在这里是指动静脉两类血管互相贯通，循环全身，周而复始。《内经》还对动、静脉血液的性质进行了鉴别：“血气俱盛而阴气多者，其血滑，刺之则射；阳气蓄积，久留而不泻者，其血黑以浊，故不能射。”这是根据血液流速、颜色和能否喷射等性状来鉴别动、静脉血的最早文字记载。总之，有关人体血液循环的这些精辟论述，较西方医学对此的描述要早约两千年。
最先使用麻醉药物进行腹腔手术：麻醉药物的发明，是中医外科的又一重大成就。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名医华佗，在世界上第一次使用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全身麻醉下的剖腹手术。麻沸散的药物组成早已失传，据现代研究，它可能与宋代窦材《扁鹊心书》、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睡圣散、草乌散、蒙汗药相类似。这些方子的主要药物成份是曼陀罗花，具有麻醉作用。即使不算华佗的麻沸散，宋、元、明三代所用的麻醉药也是世界最早的发明。国外直至1805年，日本的华冈青州方使用以蔓陀罗花为主的麻醉剂，被誉为世界外科学麻醉史上的首创，实际上比中国要晚得多。手术后，缝合皮肤用的缝合线是鱼鳞草，采用鱼鳞草缝合皮肤得需要技巧，否则鱼鳞草会断，缝上鱼鳞草后，针眼让草胀死，草与皮肉不会产生粘连，伤口长好后，鱼鳞草可以抽出来。后来缝合线又改成羊肠线。
七．免疫学
中国还是免疫学的发祥地，免疫思想很早就已萌发。公元四世纪初，葛洪所著的《肘后方》中记有“疗猘犬咬人方”，即当人被狂犬咬伤后，把咬人的狂犬杀掉，取狂犬的脑子敷贴于伤口上，以防治狂犬病。十九世纪时法国著名医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年）防治狂犬病的疗法，也是基于利用狂犬的病毒以增强免疫力。隋代的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又指出，服用“沙虱”（恙虫幼虫，形似小红蜘蛛，可传播恙虫病）研成的细末，可治疗恙虫病。国外直至本世纪初，才在感染该病毒的鼠类中获得病原，制成疫苗。中国古代在免疫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关于天花的防治，发明了人痘接种法。种痘法发明于何时，现说法不一，有说是始于宋代的，有说是始于明代的，但至迟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已经使用，则是无疑的。大约在十七世纪末，中国的人痘接种法传到俄国，继之又传入欧洲，对保护儿童的健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公元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年）发明牛痘接种法后，方逐渐代替了人痘接种法。
早在上古时期，人类就饱受天花危害。公元前一千多年，无情的天花就席卷了古埃及，尼罗河畔的居民难逃厄运，就连法老拉美西斯五世也不能幸免，在他的木乃伊面部，就有着点点天花瘢痕。
公元1世纪，天花传到了中国。东晋的南阳战役之后，因为首先是在俘虏中发现此痘，所以古人把它叫做“虏痘”。到了唐宋时期，特别是15世纪以后，由于交通发达，车来人往，天花在我国的流行也日益广泛，不仅普通百姓深受其害，皇宫里也有传染。清顺治皇帝驾崩时年仅24岁，得的就是天花病。
18世纪的欧洲，天花大流行。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戏院关门……整个欧洲有6 000多万人死于天花，麻子更是不计其数。人们惊恐、战栗，畏痘如虎。英国史学家马考莱称天花是“死神的忠实帮凶”。
几千年来人类受尽天花的折磨，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来战胜这“死神的忠实帮凶”吗？人们一直在思考着，盼望着，世界各地的医学家们也在努力研究着。而最早取得成功的，要算我们中国。
人们注意到：在天花流行过程中，凡患过天花而康复的人，就不会再得此病。天花在古时也被称为“百岁痘”，就是因为人得过天花后便可以太平终身，甚至寿至百岁。所以有人便尝试用“种痘”的方法来预防天花。方法是：取天花病人身上的脓沾在针尖上，然后再刺在没得过天花的人的皮肤里，这人就会得一次轻微的天花，待其康复后就不会再被传染。这就是祖国医学传统的“以毒攻毒”学说的实际应用。我国古代医家就是据此创造了预防天花病的“人痘接种法”。明代董正山《种痘新书》记载：“自唐开元（712～756）年间，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这是预防天花的最早记载。据清代朱纯口《痘疹定论》记载：相传宋真宗（989～1022）的丞相王旦，原本儿女满堂，可均死于天花。后来老丞相又得一子，取名王素，活泼可爱，天资聪颖，是丞相的命根子。丞相担心他再遭厄运，染上天花，便请来峨嵋山神医为其种痘。小王素种痘后7日发热，痘出甚好，13日结痂。并且再未患天花，活了六七十年。
17世纪末，人痘接种法已推广到全国，技术也逐渐完善。接种的方法也有很多，如痘浆法、痘衣法、旱苗法、水苗法等。明代隆庆年间，我国已经有了从人体上精选的毒性很小的“太平痘苗”。清代朱奕梁《种痘心法》也有了关于“熟苗”选种的记载：用生苗接种小儿后，挑选毒性小而出痘好的痂皮再接种另一小儿，如此挑选，接种7次，生苗就成熟苗了。熟苗的防病效果好，危险性也小。
这种人痘接种法也随着国际交往而传到了国外。17世纪末，先后传到了俄国和土耳其。当时的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蒙塔古因患天花而留下麻脸，十分痛苦。她在君士坦丁堡看到当地孩子的种痘效果很好，就在1717年给自己的儿子也种了人痘，后来，她随丈夫回到英国，便把这种中国的人痘接种法传到了英国。英国国王知道这件事后，还特地表彰了蒙塔古夫人。
不久，中国的人痘接种法又由英国传到了欧洲各国和印度，直到世界各地。1776年初，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美军首领乔治·华盛顿在军队面临天花威胁、兵源枯竭危及全军之际，毅然决定对驻地费城天花流行区的大陆军全部接种人痘苗，避免了大陆军实际上的瓦解，从而使美国的独立战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华盛顿大规模接种人痘预防天花，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也使人痘接种法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接种人痘，实际上是人为地造成一次轻型天花感染，难免有一定危险。有的人会因此染病而导致死亡，这不能不说是人痘接种法的缺陷。但在当时而言，它确实起到了防止天花大规模危害的作用。它比英国的琴纳（Jenner）医生发明的牛痘接种法大约要早八个世纪。而且，人痘苗的应用，也为琴纳发现牛痘苗提供了实践基础。
八．著作成就
1．世界上的第一部药学专着
在古人大量医学实践的基础上，我国于东汉时完成了第一部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这本书现虽已失传，但其丰富的内容仍被保留在以后历代编修的本草书录中，并被列为我国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这部药学经典，较欧洲可与之比美的药学书至少要早十六个世纪。
2．世界上的第一部临床医学专书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着。东汉张仲景在刻苦攻读《内经》、《难经》等医书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人民与疾病对抗的丰富经验，总结出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伤寒杂病论》，后世将其分成两部分。其中《伤寒论》十卷，是阐述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专书；另有《金匮要略》六卷，其内容以脏腑辩证论述内科杂病为主，包括疟疾、中风、心痛、黄疸、吐血、反胃等病症。
《伤寒杂病论》不仅一直指导着我国医学家的临证治疗，而且还流传到国外，影响深远，是世界上第一部经验总结性的临床医学巨著。国外最早具有相当水平的专着是阿拉伯医学家阿维森纳所著的《医典》，但它比《伤寒杂病论》的成书至少要晚数百年。
3．世界上最早的炼丹文献
东汉魏伯阳总结了前人的经验，着成《周易参同契》，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炼丹文献，也是近代化学的前驱。世界上的科学家们也公认炼丹术起源于我国。
4．第一部脉象诊断学
脉诊是我国医学中望、闻、问、切四诊之一，也是我国医学中一种独创的诊断方法。在《周礼》、《内经》中早有较多这方面的记载，历代着名医家，如扁鹊、仓公、仲景、华佗等，都精通脉学。西晋时，王叔和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了前人的有关经验和资料，完成了十卷《脉经》专着，对我国脉象诊断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其特点在于正确描述和区分各种脉象，肯定了寸口（相当于手前臂高骨处的桡动脉部位）诊法的定位诊断，并将脉、证、治三者结合进行分析，故对世界医学影响很大。早在公元五八二年，我国的脉诊学就传到朝鲜、日本等国，七百年后为阿拉伯医学所吸收，并于公元十世纪被中东医圣阿维森纳在他的名著《医典》中引述。
5．现存最早的外科专着
我国南齐医家龚庆宣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于公元四七五～五○二年间总结并著述了《刘涓子鬼遗方》。这本书共三卷，扼要总结治疗金疮、痈疽、疮疖和其它皮肤病等方面的经验，收列内、外治法处方约一百四十多个，并最早创造了用水银外治皮肤病的方法。我国运用水银软膏较国外至少要早六个多世纪。
6．我国现存最早的伤科专着
唐代蔺道人于公元八四一～八四六年间著述了《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全书只一卷，重点叙述了关于骨折的处理步骤和治疗方法，包括手技复位、牵引、扩创、固定等内容；提出了对一般骨折复位后用衬垫固定，并指出要注意关节活动；对开放性骨折，则主张快刀扩创，避免感染；对肩关节脱臼，已能采用「椅背复位法」，这也是世界整骨学的首创。半个世纪以后，元代危亦林使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也是世界上的创举，英国达维氏直至一九二七年才提出此法，较危氏法晚六百年。
7．世界药学史上的伟大著作
明朝李时珍总结我国千余年来中药学的经验，于一五九六年刊行了《本草纲目》。此书载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方一万一千余条、插图一千一百六十幅，在当时可说是集我国中药的大成，不仅汇集了以往各药学著作的精华，也对过去某些药书记述错误及不真实的数据和结论作了一些纠正和批判。据知，十六世纪的欧洲，尚无能名之为植物学的著作，直至一六五七年波兰用拉丁文译出本书后，才推动了欧洲植物学的发展。在《本草纲目》成书后近两百年，林纳才达到相同的水平。由于《本草纲目》的辉煌成就，该书被称誉为“东方医学巨典”，先后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是研究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的重要参考数据。李时珍亦被列为世界著名科学家之一。
8．世界上的第一部药典
唐高宗时，李绩等人对《本草经集注》详加订注，增药一百一十四种，分为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及有名未用等十一类，凡二十卷，名为《新修本草》（后世称为《唐本草》）。别又撰《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一起于公元六五九年由唐皇颁布于世。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撰颁布的药典。它比世界上有名的《纽伦堡药典》要早八百八十三年。《新修本草》书成后八十七年，在日本始出现传抄本。
9．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着
宋代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着，在法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除了以上所举的一些事例外，在中国医学还有诸如种痘、司法检验及营养疗法等领域的创见和成就，也列居世界之显位。故有人说：中国除了“四大发明”外，中医药应是对世界的第五大贡献。从医学发展史和现状看，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
九．著名医家
扁鹊
扁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的民间医家，擅长内、外、妇科、儿科治疗技术。其医术特点为调节五脏六腑和以毒攻毒。扁鹊曾为太子治尸厥，实际上太子患的是羊毛疔。扁鹊擅长治疗半身不遂、头痛、痈、羊毛疔和瘀,在接骨和针刺上也有独到之处，在火灸方面有自己的创造性，在学术上自成一派。扁鹊的医术当时在列国中名列第一，无人能比，但他也很孤傲，个性极强，我行我素，经常出言不逊，得罪了不少人，让人下不了台阶，砸了许多御医们的饭碗。御医们对其恨之入骨，都有害他之心。后被秦国太医李某派人骗到郊外用棍棒击昏，再用车碾死。
扁鹊给百姓看病不要钱，他说爱给不给；可是对有的人给钱他也不想看。给有身份的人看病，他也盛气凌人地说你爱看不看，非我谁也看不了。因而也得罪了有身份的人。扁鹊的医术在当时就比后世的李时珍高出许多。只不过李时珍思想活跃，会收集民间验方，会整理着书传播四方，而扁鹊则死心眼，不善写作，思想只局限在看病上，他的治疗技术都是他个人的经验。他说不给后世留下一点东西，让后人自己去学习，去探索。他一生什么著作也没有写。《难经》不是他写的，是后世文人墨客强按在扁鹊身上的，那时的文人厚古薄今，总说古时好，这已经在人们的意识上形成一种定论，所以张冠李戴、篡改历史事实的戏法层出不穷。
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一五O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活了七十岁左右。
　　他自小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他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自序）。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为了更好地开阔眼界，“博采众方”，和同行交流经验，张仲景到了繁华的都城洛阳一带行医。当时文学史上号称“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之一的王粲（字仲宣），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诗人。他和张仲景交往密切。在接触中，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隐藏着可怕的“疠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到了四十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现在服五石汤，还可挽救。”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自认文雅、高贵，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便不听他的话，更不吃药。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吃药没有？”王粲骗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摇摇头，严肃而又深情地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时一般。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始终不信张仲景的话，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死了。
　　张仲景热爱医药专业，很重视临床实践，时时“平脉辨证”，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当时，他还时刻不忘自己的临床实践，时刻不忘救治人民的疾苦。但他毕竟是个大官，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又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这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地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坐堂”，那医生就叫“坐堂医生”。
　　那时，张仲景虽然当官，但并不热衷于官位。不久，他“见朝政日非”，叹息地对人说：“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陷于少室山（《得汉医学丛书·丛桂偶记》），专门总结经验，搞医学著作。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二O五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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