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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渠,农业教育家和水稻科学家。他毕生致力于高等农业教育和水稻科研事业,最早在长江流域倡导种植双季稻,并解决了连作晚稻的品种和栽培技术问题;开拓再生稻研究,并在生产上推广,为发展我国水稻生产做出了贡献。
杨开渠,自号顽石,1902年10月27日生于浙江省诸暨县齐鲤乡全堂村。家境贫寒,杨开渠5岁时父亲去世,靠二哥、三哥教书维持全家生活。他8岁多才入学,但刻苦勤奋,18岁高小毕业,文学、书法功底较好。后来靠半工半读在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毕业。1924年经校长许炳堃介绍到杭州有利电气公司工务股任检表员。此时正值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热血青年无不欢欣鼓舞,迎接革命高潮到来。1927年初北伐军攻克杭州后,杨开渠参加了东路军政治部宣传队。后又返回电气公司工作,并于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为工会副会长,积极为党工作。后因身处白色恐怖中才于1927年7月离杭州经上海去日本东京,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杨开渠在东京经短期补习日语后,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考入帝国大学农学部农实科。学习期间生活极其清苦,主要靠翻译稿费作为经济来源。由于他踏实勤勉,成绩优异,受到日本老师的器重,农实科毕业后被留在育种研究室作研究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出于民族义愤毅然辞谢了老师近藤万太郎的挽留,于同年冬回到祖国。
1932年春,杨开渠应聘到杭州浙江省自治专修学校任教员,讲授“农学大意”等课程,并开始在杭州试种双季稻。
1935年春,经金善宝先生介绍,应聘到四川重庆的乡村建设学院任教授,讲授稻作学、麦作学,提出改革四川稻田耕作制度,种植双季稻、旱稻的建议,继续进行双季稻、再生稻的研究。
1936年秋,杨开渠转到成都四川大学任教授,主讲稻作学,并主持稻作研究室工作,开始了他一生中研究工作最繁重、也是取得成就最多的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杨开渠任四川大学农艺系主任,不久又任四川大学农学院副院长。1956年独立建立四川农学院,他任院长。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中,杨开渠仍坚持教学,继续水稻科学研究。四川农学院建在雅安,地处平原和山区的接合部,他认为应该利用这样一个有利的自然条件,把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在开发中国山地农业方面作出应有贡献。他积极策划建立山地农业研究所,组织教师到二郎山、宝兴山等地考察。
杨开渠于1957年被聘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61年底被选为中国作物学会第一副理事长。还先后被选为成都市政协委员,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政协常务委员,全国政协特邀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四川省科协副主席等职。作为有贡献的科学家代表,1957年他曾应邀列席了毛泽东主席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渠流亡到日本,他根据当时的局势经过反复思虑,确定了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原毕业于甲种工业学校电机科,读工科顺理成章,但一想到中国以农立国,而大街上都摆着洋米洋面,他逐渐深化了认识,认为开发祖国内陆广袤的土地,发展农业是国家富强的根本,遂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农实科就读。回国后立即投入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当时,他认为改良作物品种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效,而改进栽培技术则时间短、见效快。在浙江省自治专修学校他一面兢兢业业地教学,一面在从未种过双季稻的杭州试种双季稻,获得了成功。1935年,杨开渠一进四川,见那一弯一坝的冬水田没有利用,认为实在可惜!于是开发利用成千上万亩冬水田,提高稻谷产量便成了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经过一番调查分折,他提出了改革稻田耕作制度,试验种植双季稻和旱稻的建议。从此,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水稻的研究上。研究内容极其广泛,包括水稻基本生长发育规律和环境条件对其影响,栽培理论与技术,品种选育,以及稻米市场和稻作经济等方面。以对水稻的发育形态、发育生态、发育生理三个方面的研究较为集中和深入;又以对双季稻、再生稻、稻的分蘖特性等方面的研究贡献最为突出。发表了《水稻分蘖研究》、《再生水稻研究》、《双季稻晚稻品种和栽培期研究》、《四川省栽培双季稻问题》、《长江流域连作晚稻的品种问题》等重要论文20余篇。杨开渠积极倡议改革四川冬水田耕作制;最早研究、倡导四川省栽培双季稻;最早在我国开拓再生稻的研究。他选育出水稻品种10余个,其中“川大粳稻”曾被列为全国优良品种之一,“跃进3号”、“跃进4号”都曾作为连作晚稻优良品种,在四川省大面积推广栽培。
杨开渠在农业科学研究方面很广,对小麦、薯类、花卉、野生油料等都曾花了许多精力去探索研究,并有所成就;尤其是对花卉的研究占据了他大部分业余时间。曾经培育出300多个菊花新品种,1950年前后的数年间,曾一年一度在川大校园参观杨开渠的菊展,令人赏心悦目;他的菊展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公开展出时,轰动了全市。通过杂交后代和自然变异株的选择,他也培育出色艳花大的唐菖蒲新品系。大戟科的续随子,是他在川西山区发现的一种野生油料植物,经研究发现其含油率高达52%,酸碱度、粘度等与蓖麻油相近,对其栽培技术和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限于当时条件,致使这一很有希望的油源植物没有得到开发。更为可惜的是,这些花卉和续随子的研究资料和种子,经过1957年以后一连串的风波,已荡然无存了。
杨开渠还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普及做了许多工作。除了在农村调查中宣传科学技术外,在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科普文章,如《再生稻栽培浅说》、《谈分蘖和插秧》、《怎样可使作物的开花期提早和延迟》、《叫甘薯听我们的话生长》等。 杨开渠是四川稻田改制和种植双季稻最早的研究者和倡导者,并为此做了大量富有成果的试验研究,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建议。他带着在杭州试种双季稻成功的经验来到了四川。首先收集各地的温度、雨量等有关气象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重庆及长江沿岸的某些自然条件竟比浙江的温州、杭州还要好,适宜种植双季稻。他节假日到农村访问调查,接着自己在校内作试验,认定重庆及四川的一些地区可以种植双季稻。他撰写了到四川后的第一篇论文《四川省当前的稻作增收计划书》,于1936年2月油印发表。当时主持四川省稻麦改良场的杨允奎教授阅读了他的文章,采纳了他的建议,便在川南泸县的试验分场侧重开展双季稻的试验研究。经示范栽培成功之后,逐步在农村推广,使四川稻田改制迈出了第一步,也为以后由一季稻改种双季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使双季稻取得更大的效益,促进稻田改制顺利发展,杨开渠对双季稻的品种、最适开花期及其温度指标、播种期、秧田期、种植密度、施肥等方面进行了长期的研究。1936—1938年,他在泸县分场用当时生产上使用的早熟种和晚熟种做连作栽培试验,常因晚稻抽穗迟,结实差,产量不稳定而困扰;要保证获得一定产量必须早播,而早播又带来秧龄长,移栽返青迟、长势不旺等问题;要培育老壮秧则要加大秧田面积,管理技术不易掌握。针对这些问题,他多次用大量品种进行分期播种,研究这些品种在不同光、温条件下生育期和经济性状的变化规律。初步得出,在四川连作晚稻要获得较高而稳定的产量,必须选用早、中熟种,在9月15日前日平均气温在23℃以上时齐穗(粳稻可略低1—2℃)能获得较好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在总结以前稻田改制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又用表现较好的早、中、晚熟品种200多个,1955年在成都,1956年在雅安进行试验,结果表明早、中熟品种做连作晚稻种植,可以推迟播种期,培育适龄壮苗,并能在9月中旬抽穗开花,获得较好的产量。1957年他总结了前一年四川省推广双季稻种植中,一些农民因晚稻种子不足,而用当地的早、中熟种作双季晚稻栽培的成功经验,又用43个不同熟期的品种作双季晚稻的播种期及苗龄试验,1958年用37个品种重复试验,最后肯定了用早、中熟品种作双季晚稻栽培的增产作用及这类品种适宜的栽培期,并写成《双季晚稻品种的选育及栽培期研究》论文,1959年发表于《农业学报》上。1959年,他主持长江流域双季稻考察,总结了各省双季连作晚稻品种应用情况后,写成《长江流域双季连作晚稻的品种问题》一文,更明确地提出长江流域用早、中熟品种作连作晚稻品种的建议。接着又发表了《从水稻品种的生长期讨论阶段发育及引种选种问题》一文,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应用早、中熟种作连作晚稻的可能性和优越性。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杨开渠把这一意见以建议的形式提出,会议以提案形式通过,并责成长江流域各省农业研究部门进一步组织鉴定。以后的双季晚稻栽培实践证明,杨开渠的意见是正确的,长江流域,特别是四川省主要的双季晚稻栽培种是用中熟种。他主持育成的中熟粳稻品种“跃进3号”、“跃进4号”都是当时生产上的主栽品种。杨开渠用早、中熟品种作双季连作晚稻栽培品种的指导性意见使我国双季稻栽培向北推进到北纬30度,甚至更远的地区,使连作晚稻取得了较稳定的产量。
杨开渠还对四川省发展双季稻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他认为四川省幅员较广,气候条件差异较大,各地栽培水平也不一样,双季稻只能逐步推广。1956年双季稻突然由前一年的8万亩增加到500多万亩,由于物质条件和技术准备跟不上,结果不尽人意,步子跨得太大了。当他获悉四川省已制订出1957年种植双季稻1000万亩的计划时,科学家和人民代表的双重责任感使他不能平静。1956年10月在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会上,杨开渠作了《四川省栽培双季稻问题》的系统发言,主张应稳步发展,建议在“成绩显著、产量可靠而又有条件、有准备地区的冬水田可适当地扩大,其它条件未具备和产量不稳、经验不足的地区,应适当减少或不种,而只进行试点工作,以待未来的发展”。这种肺腑之言却被省里某负责同志斥为“保守”。杨开渠立即将他的发言稿寄送农业部,农业部支持他的意见,马上在《中国农报》上刊出。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的预见是正确的。 再生稻是利用头季稻收割后,稻茬上的腋芽萌发成苗,再收获一次的稻谷,四川农民称为“抱孙谷子”。我国农民利用再生稻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多系任其自生,故产量甚低,更未见有人刻意加以研究。杨开渠于1935年开始在四川研究双季稻的同时,想到再生稻在头季稻收割后60—70天便可再收获,省时、省工,在双季稻发展还未成熟的地区或一季早中稻冬水田区有增产的实际意义,于是便用籼稻品种材料对再生稻进行了系统研究。他明确地指出:第一,稻秆上休眠芽的多少、生死和分布、穗的分化等,和头季稻的品种、稻秆上的节位、时期等有密切关系,也和栽培技术有关;稻杆上活着的芽随着抽穗成熟进程而逐渐减少,第2、3节的活芽最多,萌发率最高,伸长也最快;休眠芽穗是在母茎穗分化后约20天时开始幼穗分化的,上位节(尤其第2、3节)的休眠芽生长快,穗分化早而较整齐。第二,再生蘖发生的位置、多少、产量高低,既和稻秆上的休眠芽的情况有关,更和头季稻收割时期、留桩高度关系密切。头季稻收割愈早,留桩愈高,再生蘖数和有效率也愈高,生长和产量也愈好,但以在头季稻黄熟至完熟时收割再培育再生稻,两季相加的产量最高。因此,首先要选择头季稻、再生稻产量都高产的品种;在栽培技术上要高留桩,保留2、3节位的芽,保持休眠芽的生活力并促进其萌发;而保持休眠芽生活力及其萌发的关键在于头季稻收割前的施肥管理。他先后撰写了再生稻研究论文10余篇。
1957年在武汉市召开的中、苏、朝、越四国水稻科学技术会议上,他做了《再生水稻研究》论文的报告,受到与会专家一致肯定。他不仅在我国开拓了水稻研究新领域,提出了增产的新途径,也是世界上最早系统研究再生稻的学者之一;他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也是世界上迄今较系统和完整的论著。1986年国际水稻所负责再生稻的专家见到杨开渠过去发表的论文,都表示钦佩。其研究成果至今仍有指导意义。近10年来,一些再生稻研究者和推广工作者将杨开渠的一些基本理论应用于杂交水稻以培育再生稻,都取得了成功,深化了再生稻培育技术,推动了再生稻的发展,增产了大量稻谷。如四川省自1986年在冬水田培育再生稻69.8万亩以来,逐年扩大面积,1989年培育再生稻675.6万亩,平均亩产105公斤,高产的达300公斤/亩,四年间增产稻谷14.2亿公斤。在部分地区,再生稻已成为稻田耕作制度中的一环。杨开渠先生泉下有知,亦当为他的研究成果感到欣慰。 杨开渠从日本归国后,正是日本国恣意侵略并妄图独霸中国的危难时期,不久就爆发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国家经济困难,教育经费甚少。他在经费支绌,设备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以“苦干的精神,抱着坚定的目标”,耕耘教坛,以其教书育人、春风化雨的认真负责态度和科学研究上获得的成果,赢得了师生的敬佩。1946年5月,四川大学为杨开渠和另外两位教授举行任教10周年纪念会时,农艺系主任杨允奎撰文以庄子“美成在久”赞誉他,并称“处兹乱世,求能坚守岗位,历10载而不渝,非安贫乐道之君子,又焉能如是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力图把辩证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贯穿于教学之中,1951年被评为四川大学教学模范。他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启发他们独立思考。1954年,他在认真总结过去讲授稻作学的经验和缺点后撰文提出:作物栽培学是一门农业科学,应该运用生物科学的法则来阐述作物生长发育的本质;同时它又是与生产有直接关系的科学,因而也要注意用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来讨论其现在及今后发展的方向,这样才能使作物栽培学成为不是罗列现象、脱离实际的空理论。他主张把生物科学法则、生产栽培技术和社会经济关系三者融合于作物栽培的教学过程中;他带头精炼教学内容,在作物栽培学水稻部分中以适时播种、好种壮秧、合理施肥、少秧密栽四大技术为主线讲授12学时,学生反映启发性强,好掌握,既有理论又联系实际,使人产生跃跃欲试的心态。1956年他又进一步提出,作物生长发育规律和气象等自然条件是客观存在的,属于第一性的,而栽培制度和技术措施是人们经过长期实践认识了客观规律后的行动,属于第二性的。而后者又受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所以第一性和第二性不能脱节或孤立。他反对过去那种作物栽培学先讲笼统的所谓生物学特性之后,再说一套栽培技术;也不同意学苏联那种国民经济意义、生物学特性、栽培技术三段式讲授法,尤其反对刻板地照本宣科,而主张先把作物的生长发育及其与外界环境的关系等客观规律讲清楚。这样,学生就能够理解现今作物分布的成因和哪些地区有可能栽培这种作物,也能很好地理解与掌握采取什么样的栽培技术措施可以获得高产。他是这样主张,也是这样实践的,并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他很注意教学内容的革新,在批判地继承我国丰富的农学遗产的同时,十分注意学习国内的最新经验。他每年都要收集全国各地农业研究单位、农业管理和推广部门的试验研究报告和生产总结,加以分析整理,以不断充实教学内容,力求其既能切合中国实际,又能反映世界先进水平和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由于他那独特构思的教学体系与教学方法,他的讲课总是最受学生欢迎。他所创立的水稻栽培学体系,受到高教部很高的评价,所写的教学经验的文章也在全国交流。为此,农业部于1960年委托四川农学院代办作物栽培学师资训练班,杨开渠除做示范讲课外,还专门做了《作物栽培学的基本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再次强调作物栽培学必须改造,要跳出旧的体系;作物栽培学一定要从实践中来,又回去指导生产实践。作物栽培不但要研究栽培措施,还应重视诸如作物的发育生理、营养生理和水分生理等基本特性的研究,这样才能不断丰富和提高作物栽培学的教学内容和水平,才能更好地对生产起指导作用。1961年冬,杨开渠躺在病床上时,还亲手草拟了《水稻栽培的分期措施论——依生育期讨论栽培措施与生理变化及外界环境条件的关系》的教案,把水稻栽培分为秧苗期、分蘖期、拔节(圆秆)分化期、抽穗、开花与结实期,成熟收获期、总结等6章24节,并写了较详细的内容。可惜未能聆听他的课堂讲解,他就去世了。但是他在教学上不断探索、永不满足的精神,仍在人们的脑子里闪闪发光。
协助丁颖主编《中国水稻栽培学》
杨开渠很久以前就想完全用中国的资料来写一本《中国稻作学》,并动手草拟了部分初稿,但还缺少许多基础资料。他下决心做一些基本的试验研究,如种子的周年发芽试验,周年播种试验,秧苗越冬试验,分蘖特性研究等。但终究感到个人和一个单位的力量有限,难以达到目的。1958年当决定合全国之力,由丁颖教授来主编《中国水稻栽培学》的时候,他十分兴奋。他认为丁老德高望重,在水稻研究上涉及面广,造诣精深,担任主编最合适,他就积极参与,并具体执笔选写育秧和合理密植两章。每一次稿印出后,他就拿回学校要稻作研究室的同志认真阅读,一方面是学习提高,另一方面是为了引导大家关注这件事。1961年3月,他不顾癌肿引起的腰疼,抱病去北京最后一次审阅全书,20余天全靠吃止痛片、安眠药止痛,回到成都就入医院卧床不起。1961年底《中国水稻栽培学》出版了,他既兴奋又感慨地说:我多年想做的一件事,现在终于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了,虽然还有不足之处,但终究是用我们自己的材料写成的高质量的书。接着又补充一句:希望稻作室的同志继续努力,踏踏实实地深入研究,一定要把其中所缺少的资料和数据补起来,在更高的层次上予以完善,当个无名英雄集体。 杨开渠的治学态度和道德风范深为人们称道。他实事求是,严谨治学,从不马虎。他做试验研究都是使用大量材料做样本或调查大量数据,总是力求从大量材料所表现的多样性中去探索其共同点,找出规律性,使得出的结论更准确和符合客观实际。他常说:我们搞研究下结论要经得起推敲,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即使象用早、中稻做双季连作晚稻品种问题,是经过多年重复试验得出的结果,但也要在生产实践检验后再次重复试验加以验证才行之于文,公之于世。他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1956年因主张四川稳步发展双季稻而被斥为“保守”的时候,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大跃进年代农业到处放“高产卫星”的形势下,对农业科学家,特别是象他那样的知名水稻专家,压力是很大的,但他并没有放弃他根据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所形成的观点。学生要做2.5万公斤的双季晚稻卫星田,问他能不能办到。明知办不到,又不能正面否定,只有在一丝苦笑之后说:你们多采取点措施看看。然而思想是很不平静的,经过多少次斗争,终于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宁做移山愚公,不做牵驴老翁”的决心,以表达他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信念。
他强调亲自动手,埋头苦干,最讨厌只说不做的人。过去所做的大量试验研究工作都是他自己带领助手或技工调查测定的,后来担负行政工作后,不管有多忙,总是要争取参加调查和整理素材,力求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他给全校师生做各种报告都是自拟提纲写讲稿。水稻栽培尽管他已讲过若干遍,他仍然认真备课,反复推敲讲课的内容、次序和方法。白天工作忙无法备课,便在清晨三、四点钟起来备课。
他自奉简朴,以身作则教育干部和子女。身为教授兼院长,到7公里外的姚桥实习农场去指导那里的助手实施研究计划、参加田间调查,都是头顶烈日骑自行车去。他最后一次去北京为《中国水稻栽培学》定稿,在身患癌症,腰疼得十分厉害的情况下,依然照旧到运输公司车站去乘大客车到成都。以前尽管家庭经济不宽裕,仍省吃俭用捐资给家乡办学。他所得的稿费绝大部分都捐赠给了中、小学。对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助手,他也毫不吝啬地赠款帮助。
(作者:傅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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