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历史中的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气候与人类的历史有关系吗~

　　天气，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之一。几千年前，先民就开始企盼及时的雨雪和适当的晴天，直到如今仍未曾改变。以影响农业为最典型、最直接的例子，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气候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无论推动发展与进步，还是导致停滞和动荡，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身边。
　　东方有大禹治水，西方有诺亚方舟，大洪水可能是许多文明的神话里都存在的共同记忆。亚里士多德认为，大洪水并非单纯的神话，而是周期性的大气现象，就像四季一样，极寒天气和大范围长时间持续降水也会周期性地发生。即使我们抛开过于久远的神话时代，仅观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能够发现气候对人类社会多方面的影响。
　　气候变迁：影响古文明兴亡的重要因子
　　虽然这里诞生了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巴比伦，但如今，大概没有人会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一个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地区：这里气候干燥、土壤裸露，布满了沙丘，而且如同其他荒漠地区一样，降水稀少且温差较大。然而如果让时光回转到古巴比伦文明初建之时，两河流域的气候却并非如此。
　　地质学以及环境变迁研究者认为，两河流域曾存在着湿润而非干旱的气候。在冰河后期最暖的时段，地中海附近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但由于西南季风的扩张和季风雨的滋润，在北纬34°到35°的伊拉克北部却存在着湿润的气候。地质学家通过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氨基酸差位异构分析以及花粉分析等一系列手段，确认了两河流域湿润气候的存在。因此，美索不达米亚在历史上曾是“天堂”，彼时这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非常好。在那个气候湿润的关键时期，古巴比伦成为了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如果没有两河流域充沛的流量，古人如何获得足够的水源去灌溉农田？如果没有季风带来的降雨，在干旱荒芜的土地上是很难诞生灿烂文明的。
　　而古埃及的情况，人们可能更为熟悉。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古埃及为“尼罗河的赠礼”，尼罗河定期泛滥为古埃及人民提供了可耕作的肥沃农田。然而尼罗河为什么会定期泛滥呢？气候因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尼罗河的重要支流青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塔纳湖，上游处于热带山地多雨区，水源丰富。该河降水有强烈鲜明的季节性，河水流量的年内变化很大。春季水量有限，6月开始涨水至9月初达到高峰。11月至12月水位下降，以后进入枯水期。由于青尼罗河的这个特性，使得尼罗河下游每年都会定期泛滥，进而催生了埃及文明。
　　两河流域古文明和古埃及都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衰落乃至灭亡的。很多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气候在大范围内变得干旱。处于两河流域入海口阿曼湾的沉积表明在这一时期有一个持续约300年的干旱时期，对金字塔附近棺木的树木年轮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古代文明无力抵御长期干旱的危害，因此，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它们的衰亡。
　　而处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古印度，有着得天独厚的湿润气候。过去，人们通常认为西方入侵毁灭了古印度文明，但事实上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前，古印度文明早已开始衰落。气象学家在在印度发现了距今4000-3500年前强烈的干旱证据。因此气候突变成为古印度文明衰亡原因的一个可能原因。
　　气候事件：改变历史进程的自然“推手”
　　2007年，美国科学院院刊刊发了香港大学章典等研究人员关于气候变迁与战争相互关系的一份的研究报告。这项研究用数据论证了这样一个推论：战争发生频率和人口的变动，在百年尺度上与平均气温的变化周期相关。
　　这项研究认为，气候变冷将导致食物短缺，人类的生存环境压力增大。为了应对压力，最常见的形式是迁徙，或者说是流亡。由于成熟的农业社会在人口聚居地区会建立起政治疆界，这对于大规模的迁居起着限制作用，因而由气候变迁导致的食物短缺甚至饥荒引起大规模迁居发生时，其结果往往是发生战争。
　　在我国，气候变化导致的战争，最典型的莫过于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冲突。众所周知，在我国绵延不断的文明史中，位于北方的游牧部落始终与中原农耕社会构成一对矛盾。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宋代的契丹、女真乃至蒙古，明代的满洲……游牧民族始终威胁着农耕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在湿润温暖的气候下，无论是游牧地区，还是农耕地区，都处于相对宽裕的环境下。而一旦气候变冷，趋于干旱。由于游牧民族所处地区往往是高海拔、高纬度的寒冷地区，环境恶劣，资源匮乏。这些边缘地区总是首当其冲地承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的游牧范围向低纬度、低海拔的温暖地区转移。从而对农耕社会形成侵扰。
　　根据竺可桢所划分的我国历史上的四个温暖时期和四个寒冷时期，我们可以找到其中的对应关系。除第一个寒冷期外，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第二个寒冷期，即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代，相对动荡；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对应两宋时代，当时，两宋先后与辽、西夏、金、元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并立；公元1300年至1900年的第四个寒冷期，来自北方的清朝直接消灭了明朝并取而代之。与之相对，在气候温暖的时期，和平和繁荣更为常见：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均发生在温暖时期。
　　而那些时间尺度上更小的气候事件，则更加数不胜数，它们中很多都曾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历史进程。台风阻止了蒙古对日本的入侵，大西洋风暴摧毁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拿破仑、希特勒的战争因俄罗斯的寒冷气候而失败。不过，这并不是人们所应注意的重点。我们应当认识到，气候在人类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今后仍将继续下去。因而，全球气候变暖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又如何应对，是目前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来源：《中国气象报》 2015年3月22日3版 责任编辑：唐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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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与人类文明：简短的历史回顾

选自《频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第三章

（美）阿尔·戈尔


《频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
Earth In The Balance （美）阿尔·戈尔著
中共编译出版社出版


从被称作“没有夏天的一年”的1816年开始，广泛的农作物歉收使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出现了“粮食骚乱”，激发了席卷欧洲大陆三年的革命激情。法国政府倒台，保守的黎塞留公爵应邀组织新政府。在许多城市，犯罪事件像瘟疫一般蔓延，史无前例，各国政府都极力挣扎以维持社会秩序。瑞士人简直要被犯罪活动的浪潮淹没了。甚至自杀数字也急剧上升，不少妇女因杀婴罪被处死。

历史学家叙述说，“蜂群一般的乞丐”堵塞了道路，向过路人哀求。1817年，一位经过勃艮第的旅行者的叙述很有代表性：“乞丐本来已经很多，现在数量猛增；每到一站都有成群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聚集在马车周围。”另一位从不列颠群岛来到勃艮第的旅行者补充说，这里的乞丐数量虽大，“但绝对没有在爱尔兰包围旅行者的人数那么多”。在瑞士，目击者说，大批乞丐挤满了道路，像一支军队一样。他们的目光充满绝望。用当地编年史家R.佐力科弗的话说：“他们的面颊上泛着死者的苍白。”

有一些国家害怕发生革命，调遣军队去控制日益增加的要求得到食品的人群。从未有过的纵火浪潮袭击了几乎所有国家。 1819年夏天，巴伐利亚城镇维尔茨堡爆发了德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不祥的反犹太人骚乱。饥馑和革命激情又加重了紧张关系和愤怒情绪，使这种骚乱蔓延到全德国，并向北发展至阿姆斯特丹和哥本哈根。

欧洲刚从拿破仑战争中恢复过来，经历了许多变迁。并没有人知道，引起这次灾难和社会动乱的直接原因是地球大气层的组成成分有了变化，是1815年春天印度尼西亚松巴瓦岛上的坦博拉火山不寻常的一系列爆发的结果。科学家估计火山爆发时约有 10000人丧生，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有将近82000多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对世界其它地区的最严重的影响在一年以后才能感觉到，这时喷射入空中的火山尘埃弥漫到整个大气层，大大减少了投射到地球表面的太阳光线，致使气温下降。

在新英格兰，1816年6月普遍下雪，整个夏天都有霜冻。《老农历书》备受欢迎，由于印刷上的错误，历书预报1816年7月份有雪——却真说中了。从爱尔兰经英格兰直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从5月至10月几乎不中断地下雨。气候型态的扰动准确地预示了社会后果：粮食歉收，食品骚乱，从不列颠群岛到欧洲，社会几乎崩溃。历史学家J.D.波斯特称之为“西方世界最糟糕的一次生存危机”。

促使这次危机发生的气候变化持续了不到三年，可能因为火山喷射到大气层中的物质在较短的时间内落下来了。所以即使是涉及全球的最大的火山爆发，其持续影响一般不超过一至两年。如1991年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爆发，对全球有显著的冲击，但时间短暂，它使地球变凉了一些，暂时缓冲了人类社会产生的巨大热量，短暂地使臭氧层加速损耗。

历史上有记录的大型火山爆发的长期影响对人类的启发有三个重要方面。首先，它显示出人类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最近 10000年以来的通常稳定的气候状况。第二，它说明冲击世界某个地方的悲剧可能由距离遥远的世界另一角落的气候变化所引起。第三，它表明人为地对地球气候型态作突然而巨大的改变会引起的破坏性结果。

古代人对本土疆界以外的事知之甚少，不可能理解地球另一方的火山爆发和他们本土的气候剧变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近年来，来自格陵兰和南极洲冰芯的详细天气记录已经可以确定自古以来重大火山爆发的日期。科学家们又从树木年轮、地质学和考古学获得证据，并且对古代社会关于气候变迁的文件作细致分析，把这些情况和目前的记录结合起来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保存有36个世纪以前的气候记录。

科学家把来自树木年轮和冰芯的记录，和中国历史学家留下的史料相结合，说明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火山爆发的毁灭性影响：克里特以北70英里的桑托里尼火山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爆发，其力量是1883年著名的印尼喀拉喀托火山爆发的100倍。桑托里尼火山爆发对气候的影响很可能导致不久后米诺斯文明的突然消失，这一文明曾经在青铜器时代在地中海东部占领先地位达千年之久。（有些历史学家相信米诺斯文化的消失是柏拉图在寓言中描写亚特兰蒂斯在一天之内消失的依据。）

5个世纪后，大约在公元前1150年至公元前1136年间，冰岛的赫克拉三号火山爆发，把数以百万吨计的尘埃和颗粒物抛进大气层。根据中国保存的原始竹简所述，与此同时“在毫这个地方曾下尘雨”。另一位中国作家说：“天空下了十天带灰分的雨。雨是灰色的。”第三个人说：“六月份下雪，雪有一尺多深……霜冻使五种谷类作物死亡……纤维类作物不能成熟……下暴雨。”考古学家也在西方世界发现同一时期的毁灭性后果的证据。苏格兰考古学家断言在同一时期，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90％的人口都消失了。而且土壤分析表明，极端的暴雨和低温迫使农业耕作暂时停止。

公元前209年左右，据信是冰岛火山的一次大爆发，在覆盖格陵兰的冰雪年层深处和爱尔兰栎树被霜打损毁的年轮上找到了证据。中国历史学家司马迁说，两年后“庄稼失收”，没有人知道原因。中国历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写道，又两年后，“大饥荒”饿死了半数人口，出现“人吃人”的现象。皇帝解除关于出卖儿童的禁令。正在这一时期，根据中国《历代纪事年表》所说，公元前208年 “有三个月看不见星辰”。

罗马诗人把公元前42年西西里埃特纳火山的著名爆发记录下来，但最近历史学家阅读新翻译的版本时才把这次爆发和影响中国的灾难性天气变化联系起来。班固描写道：“太阳被遮蔽，模糊不清”，并说庄稼失收，粮价上涨10倍。他提到当年夏天发布的命令说：“众多农民辛辛苦苦耕地、除草，却颗粒无收。他们忍受饥荒，没有办法能解救他们。”

使人惊异的是，火山爆发引起的较小的天气变化，也曾在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法国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E.R.拉杜里在他的开拓性的气候史《筵席的时代，饥荒的时代》中细致地描绘了1789年大革命以前的6年，法国庄稼死亡、收成极差的可怕景象，以1788－1789年酷寒的冬季和历史上最冷的5月之一为顶峰，紧接着发生了巴士底风暴。那一年，葡萄酒的酿造“完全失败”。

关于那几年天气的最佳报告来自B.富兰克林，他正好自 1776年12月起就在法国。1784年5月他写道：

1783年夏季的几个月，在北方地区应是太阳光照最强烈 的季节，欧洲和北美部分地区却始终为雾气所笼罩。这雾具 有持久性质，它是干燥的雾，太阳光不能像驱散从水中升起的 潮湿雾气一样驱散它。太阳光线通过雾气时显得十分微弱， 用凸透镜聚焦时，连一张纸都点燃不了。夏季使地球升温的 效应当然就大大减弱。因此地表近乎冰点，雪留在地面上不 融化，越积越多……。也许1783－1784年冬季的寒冷比多年 来要严酷得多。

富兰克林机敏地推断“这次世界性雾气的起因还不能肯定 ……也许是冰岛赫克拉火山整个夏季持续喷发的巨量烟尘，也许是冰岛附近升出海面的另一座火山（斯卡普塔尔－约库尔）喷出的烟尘随风散播。这些都还不清楚。”他不知道的是，除冰岛的火山爆发外，同年晚些时候，日本的浅间火山有一次有史以来最猛烈的爆发，而且十之八九是18世纪80年代中期不正常的酷寒年份的起因，致使法国大革命前农作物失收、社会动荡。而这一革命则对重塑近代社会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人类历史形成的过程中气候的作用当然是极其复杂的，气候历史学家常常争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气候起了决定性作用。气候总是和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因素交织在一起，而我们传统上主要是从这些因素来看待历史的。但是有些气候剧变，从详细证据来看极其重要，甚至是在政治剧变之前激起群众情绪和态度的主导因素，正像1816至1819年气候诱发的巨大灾难导致欧洲诱发政治动荡一样，1783至1789年，气候变化在法国诱发的灾难在恶化政治情绪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从而触发了法国大革命。但是，气候变化只是引发这些事件的原因之一，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正规的历史忽视了气候因素，但我们也不可把它忽然说成是唯一的因素。

无论如何，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影响是强有力的，如能考虑到目前人类改变全球气候的程度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深得多，而且快得多，仔细研究一下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处理问题可能会更得当一些。

除了引起饥荒和政治动乱外，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巨大影响还有大规模迁徙，从一个地理区域迁移到另一地理区域。人类来到北美洲和南美洲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迁徙之一，这次转移就是气候变化的直接结果。大约20000年前，最后的冰期期间，巨量海水结冰，海平面比现在低大约300英尺。我们现在称之为大陆架的那部分洋底，大面积暴露为干旱的土地，一些浅的海峡如白令海峡和卡彭塔利亚湾变成了陆桥。现在称作澳洲土著的人，以及现在在北美称作美洲土人、在南美称作印第安人或土著的亚洲游牧民，都是沿着陆桥的路线迁移的。10000年前，冰川后退，海平面又上升，美洲土著和澳洲土著就滞留在新大陆。与此同时，气温上升，全球气候转入新模式，大致一直维持到现在。

事实上，深刻影响到南、北美洲的冰期，培植了人类文明的最初的根。洞穴绘画代表了人类已知最早的文象资料，这出现于 17000年前，那是人类在最恶劣、最寒冷的一个千年期中寻找温暖的避难处的地方。

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在100万年前到4万年前连续出现的冰期以及温暖的间冰期提供了最初的社会组织发展的动力。考古学及人类学的记录都说明，每次冰川后退时期，欧亚之间大陆上原始种族的人口就更稠密，文化就更发展。

在公元前8000至公元前7000年间，气候条件普遍良好，冰川融化、后撤至目前位置，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了农业剩余。这些剩余农产品的交易为货币的出现、最早社区内砖石建筑技术的应用以及艺术和手工艺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例如，已知最古老的城市杰里科就建立于这一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欧洲则刚开始从冰川期复苏。

往后，较小但依然明显的气候波动塑造了更加复杂的社会形式。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的肥沃河谷中最早出现有高度组织的社会，是大约3000年前一次重要的气候变迁所致。一种新的气候型态——其特点是一年中大多数时候干旱，每年都有洪水泛滥——迫使人类社区集中于河谷。保存和分配灌溉用的泛滥河水、收藏每年的粮食收获、分发食品等任务都要求人类社会的基本机能要设置得当。《圣经》上说，约瑟夫告诫法老在7个丰年之后要准备应付7个凶年，这反映了人类开始认识到在气候型态改变时自己是很脆弱的。在约瑟夫解释了法老之梦的生态含义后，法老便委派约瑟夫视察对付凶年的准备工作，他的决定反映了人类要掌握预报气候并应付气候变迁的能力的坚定态度。

然而，气候对于人类发展所起的作用甚至还要更为基本。这一点已变得越来越明确。E.S.弗尔巴、F.E.格里纳、R.G.克兰、D.皮尔比姆等人类学家、进化论生物学家和气候专家们最近把气候变迁史和人类学事件结合起来，得出新的一致意见：人类进化本身就是由最近600万年内全球气候型态的剧变塑造出来的。 w.K.史蒂文斯说：“科学家们正在勾画一幅气候和生态在塑造人类进化方面的重要作用的草图。论文像潮水般涌现。”

500多万年前逐渐发生的重要的全球气候变冷时期和称作南方古猿的最早人科动物的出现相一致。按照许多科学家的意见，这是因为树栖猿类里至少有一个种属适应了森林环境的消失，学会在地面寻找食物，并用两腿走路，使双手（原已进化到能抓住树枝）能自由握住及搬运食物和物品，有些物品后来成为工具。

大约250万年前更严酷、更突然的第二次全球变冷解释了产生粗壮南方古猿一个新的先进分支的进化促进因素。这一分支最终被“人属”所取代。人属出现于约10万年前4个相对短暂（从地质学角度看）而严酷的冰期之后，并且就在最后一次冰期之前。这一不可思议的生态变化使大脑增加一种新机能以适应急剧变化的气候条件。将现代人的出现与全球气候变化相联系这一新发现解决了人类起源之谜的一个方面，至少从生态学的角度提供了进化史上断缺的一环。然后，4万年前，由工具与装饰物猛增而形成的所谓文化暴涨正好与欧洲出现一个异乎寻常地温暖的千年期相一致。

在较大的冰期和间冰期内还有一些明显的起伏。这些起伏与冰期相比或与现在可预料到的人为温暖时期相比是较小的，但对于人类社会已足以造成巨大影响。

例如，被称为亚大西洋恶化期的公元前500至公元前400年的气候变动，导致遍布欧洲的风和温度分布的变化以及低温，一般认为这些变化促使北方结束了青铜器时代，刺激日耳曼人从斯堪的纳维亚向东南欧入侵。不到一个世纪后，移民浪潮继续向东南推进，而这恐怕不止是个巧合。就在这一时期，马其顿人征服了希腊。紧接着下一代，约公元前300年，整个世界都开始变暖，而亚历山大大帝就在这一时期征服了“已知的世界”，将希腊文明传遍地中海及其周围地区。

在这相对温暖的同一时期，原来隔开了意大利和欧洲其它地方的阿尔卑斯山各山口变得畅通了，这相应地激发了罗马的帝国野心。与此同时，亚洲一些山口也畅通了，这促进了中国文明的扩散，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开通。大约750年以后，这一温暖时期的末期与罗马帝国的最后年代相吻合。在罗马衰亡原因的众多说法中，气候历史学家加上了一条：在公元450年至500年间，全球气候型态突然改变，导致中欧出现冰冷的持续干旱，这可能引发了后来称之为异族入侵的大规模移民浪潮。

16世纪，印度完全放弃了当时的都城法特普尔西克里，这正好发生在西南季风模式突然改变，剥夺了该城水源之后。该城的居民被迫迁往他乡，这只不过是在印度次大陆早已出现的情况的重复。事实上，主要因气候改变而造成帝国崩溃的先例之一出现于24个世纪之前，就在法特普尔西克里以西数百英里处。在公元前1900年以前的上千年时间中，伟大的印度河文明在现今的印度西北部及巴基斯坦一带十分繁荣。然后，突然间，在气候历史学家所说的极地冷空气南下进入加拿大之时，印度河一带的气候型态改变了，曾经是大城市及居民点的地方被埋在拉杰普塔纳沙漠的沙丘之下，居民被迫迁移它处。据气候历史学家分析，类似的还有 14世纪西非马里文明的崩溃。

还有那神秘的迈锡尼。迈锡尼源自荷马史诗中阿伽门农国王的故乡米诺斯。精致的迈锡尼文化统治了爱琴海两个多世纪以后，迈锡尼在公元前1200年稍后突然消失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推测有来自北方的民族入侵，也找到了迈锡尼人向南、向东逃亡的证据。但迈锡尼文化突然崩溃的原因始终是个谜。然而，近代的气候分析提供了一项有趣的证据：刚好在迈锡尼文明消失之前，当时影响欧洲、地中海、北非和中东的风向和温度模式出现剧变，突然改变了迈锡尼赖以生存的降雨规律。新的气候型态仍从西方经地中海送来水汽，但更向南移至低纬度地区，以致雨量集中到伯罗奔尼撒半岛边缘山脉的西侧。迈锡尼在山脉东侧，于是出现了持续的严酷干旱，河流及井水枯竭，庄稼死亡，最后居民被迫离去。

有些气候历史学家还认为这同一组地中海天气模式的变化是匈牙利平原灾难性的洪水泛滥的罪魁祸首，这一事件又导致青铜器时代各民族自巴尔干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进军。这些从现在的亚美尼亚出发的弗里吉亚人和其它民族的大批移民造成公元前 1200年左右小亚细亚的赫梯文明的崩溃，激发了向塞浦路斯、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各处进发的大迁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起了破坏作用，在《旧约全书》中处处都能找到对此事的记载。来自匈牙利平原的同一移民浪潮中的另一部分人转向西南，越过各山口进入意大利，成为后来的埃特鲁斯坎人，撒播的文化种子日后演变为罗马文明。

在西半球，对全球气候记录的新分析也许能说明古代玛雅文化的神秘兴衰。玛雅文化在公元250至300年前后在墨西哥南部现今的尤卡坦地区以及中美洲繁荣发展。由于目前尚不清楚的原因，玛雅文化于950年前后突然衰亡，这在考古学家及历史学家中引起了激烈争论。玛雅人建造了神奇的城市，内有精美的地下储藏所以及与同期世界各处规模一样的大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包括复杂的天文台，玛雅天文学家在此计算出太阳年和太阴月的精确天数。他们知道金星的精确运转轨道，并能预报日食、月食等现象。他们的数学家独立地获得了零这个数学概念。然而这样博大而复杂的文化居然突然终结了。不知什么原因，城市并没有遭受毁坏，却被遗弃。精美的陶器生产和雕刻生产、纪念碑和寺庙的建造都突然停止，各种记录、历法和写作都一下子中断，各典礼中心和乡村的人口急剧减少。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于50至100年之间。科学家们提出了各种理论：从自相残杀的暴力行动和社会瓦解到飓风、地震的袭击、土壤肥力耗尽、水源枯渴、稀树草原的生存竞争和人口过多，都提到了。

唯一没有研究的是全球气候型态的改变是否能说明玛雅的消亡。但西半球气候历史记录表明，950年左右气温曾升高，气候曾变动。就在玛雅崩溃的完全同一时间，在遥远的北方，L.埃里克松乘船穿过格陵兰（他父亲埃里克在此创建了新移民点）和北美之间的拉布拉多海，踏上了一片新土地，他是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个欧洲人，并把它命名为文兰。

由此开始了称为中世纪温暖期的全球气候变动。虽然它被视为欧洲范围的自然现象，但从第一批欧洲人这时到达北美洲来看，它显然是全球气候型态的变动。只有气候变化才能说明他们得以到达北美洲的原因。在约公元900年以前，从斯堪的纳维亚和冰岛到格陵兰新移民点的北大西洋海路一直是完全冰冻而无法通过的。到1300年前后温暖期结束时，气温开始下降，海面再次结冰，堵塞航路。去文兰的零散航行已经停止，不久船只不能再从格陵兰返回冰岛获取补给。一代人以后，最后一批移民被冻死。此后，埃里克松航海的历史光辉也就被南欧人哥伦布遮盖了。

那么950年前后，尤卡坦的气候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新的气候型态使格陵兰和北美的移民点得以建立（不管时间多么短暂），这种模式是否会使中美洲的玛雅社会突然无法生存？气候变化会引起动植物分布的变化，害虫会自赤道向北蔓延，降雨规律会改变，一向在略为凉爽宜人的气候中生长的玛雅人是否会被可怕的热带阳光夺去了生命？气候因素至少可能部分地解答玛雅人消失之谜。

温暖期过后，气温于14世纪初再度下降，在欧洲和亚洲引起了重大问题。首先，气候的转变突然反复使大量湿气从北大西洋横扫不列颠群岛及欧洲大陆的广大地区。将近10年，西欧人民因庄稼腐烂、河水泛滥而连续遭灾，以1315至1317年的大饥荒为顶点。G.德南吉斯自鲁昂和沙特尔报导说，“可怜的、面容憔悴的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地来到教堂，祈求从无情的雨水中获救”。他又说道，“我们在圣殉教者教堂看见大批男男女女，不仅来自附近，还有来自5里路以外的，都赤着脚，除妇女外，许多人甚至赤身露体，他们的牧师也在队伍之中。”那一年及次年，欧洲的谷物收成完全被毁。拉杜里报导说，1316年夏天“潮湿得连剪羊毛的好天气都没有”。连年灾荒使死亡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最糟糕的情况还是30年后的黑死病。

就在黑死病发生之前，连续4年的恶劣天气和庄稼失收造成普遍营养不良及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使有些人害怕大饥荒重现。这种惧怕促使人们从小亚细亚进口粮食，把染病的老鼠首先带到君士坦丁堡，再进入墨西拿和马赛各港口。这些老鼠及所携带的鼠疫只用两年时间便席卷西欧，夺去了1／3人口的生命。

鼠疫本身实际上起源于中国，1333年首次发现死亡者。造成欧洲持续下雨的同一次全球性天气变化也使中国出现异常的暴雨，导致黄河不断泛滥，自1327年起，情况越来越坏；至1332年，发生了中世纪最大的一次洪水，据报导当时死亡人数为700万。气候学家H.兰姆写道：“毫无疑问，洪水不仅迫使人类迁徒，野生动物也要另觅栖息地，其中包括携带鼠疫的鼠类。”他的结论是： “最后席卷全世界的黑死病，就是1333年发生于中国的淋巴腺鼠疫。”而1333年是造成中国尸横遍野的黄河大洪水的第二年。

小冰期（1550－1850）是最重要而有完好记录的气候波动之一，欧洲各处的明显的社会变化与小冰期有关系。人们更多地呆在户内，围绕着突然流行的壁炉取暖，演变为一种新的社交。人们更多地围绕科学这样的话题交流思想。艺术领域逐渐兴起浪漫主义，政治领域也出现一些独立见解。对一些北欧人来说，新的天气状况太严酷，不宜于户外活动。

1690年，在苏格兰阿伯丁市，一个爱斯基摩人划着独木舟出现在唐河上，人们都惊呆了。欧洲人向格陵兰移民的活动早已完全停止，但爱斯基摩人所习惯的生存环境却向南延伸，直达奥克尼群岛和苏格兰北部。

苏格兰人由于鳕鱼捕捞业无法进行及农业歉收，在连年遭灾后陆续离开家园，到1691年，占人口1／10的苏格兰人定居于爱尔兰的阿尔斯特（现称北爱尔兰，离苏格兰最近），取代并驱逐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由此逐渐形成的大量问题及难以解决的暴力行为，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苏格兰人移民之后的数年，爱尔兰人口继续增长。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爱尔兰在社会和政治方面都一团糟。英国的统治者作出了一些愚蠢的决定，国王詹姆斯六世关于促进苏格兰人移民的决定只是个开端。陈旧的土地所有制只能产生低水平的文化，这反过来又助长早婚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在1779至1841年间，人口增加172％。据迪斯雷利估计，爱尔兰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决定把马铃薯作为维持生存的唯一粮食作物是一个致命的决定，后来竟发生了“马铃薯大饥荒”这一可怕的悲剧。

在小冰期即将结束时，平均温度略有上升，出现有利于马铃薯枯萎病滋长的多雨而温暖的气候条件。现代实验室研究说明，袭击爱尔兰的那种枯萎病是疫霉属感染，它所需的条件是：相对湿度 90％以上，温度10℃以上并持续至少12小时，还要向马铃薯叶子上浇水至少4小时。在小冰期期间爱尔兰开始依靠马铃薯为生，但那时出现这种综合条件的可能性很小。19世纪40年代中期出现新的暖和大气时，这种可能性就增加了。

这种枯萎病来源于秘鲁马铃薯的一个新品种；1843年在美国东北部首先发现，次年又在佛兰德发现。至1845年夏天，其种子传播至爱尔兰。那年冬天是爱尔兰人记得的最暖和的冬天，春天也很温暖，6月气温比百年来同期平均气温高出3至4度，夏季总的说是19世纪第二热的夏天。使情况更糟的是，7月、8月、9月共下了64天雨，仅8月就下雨24大。

枯萎病毁灭了决定爱尔兰命运的唯一粮食作物。以后几年，爱尔兰有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或与营养不良有关的疾病。幸存者的可怕叙述使我们体会到饥馑对人类意味着什么。1846年12 月，科克郡两个孩子的父亲死于饥饿（母亲早已饿死了）。调查报告记录说，“这两个孩子摇摇晃晃走进舒尔村时人们才知道此事。他们饿得直哭，说他们的父亲已经四天没有向他们说话了，并说他像石板一样冰凉。人们还查看了另外两具尸体，一个母亲和一个孩子，都死于饥饿，遗体都被老鼠咬过。”

当时报纸刊登的一份目击者叙述说：“在一个卷心菜园里我看见巴里及她两个孩子的尸体用薄薄的土掩埋着，她的手和脚完全暴露在外，肉被狗吃光了，离头颅两码远有一些头部的皮肤和头发；开始我一看还以为是马尾的一部分……。我用不着详细评论了，但我不禁要问：我们是生活在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吗？”在广阔地区种植单一作物而不是多种植物的做法称为单作制。这种做法的问题是一旦出现植物疾病或一种抗逆病虫害时就会致全部作物于死地，难以抵挡。如果只选用单一作物的单一品种，这种脆弱性就更突出了。爱尔兰人曾依赖马铃薯的单一品种作为他们唯一的粮食来源，这个品种在过去300年的气候条件下产量最高。马铃薯饥荒事件提醒我们，像单作制这样人为地改变我们与自然的关系而不考虑气候的变幻莫测，就会削弱社会养活其人口的能力。这件事还说明了急剧变暖会引发灾难。

从历史上看，造成马铃薯饥荒这样的气候悲剧曾导致向富国，特别是向美国的大量移民。此次饥荒前30年，1816－1817年的生存危机也激发了移民潮，不仅从欧洲移民至美国，在美国国内人口也在流动，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在欧洲以外同样感受得到。例如，从缅因州向西迁徙的历史记载说：“在异常寒冷和不祥的”1816 和1817年春天过后，对饥荒的恐惧成为“向外迁移的魔术一般的新动力。数以百计的有家园的人，不加考虑地把家卖了，匆忙离去，奔向遥远的地方”。从缅因出走的移民潮与1816－1817年坦博拉火山爆发引起的异常气候型态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资料得到印证：1818年，异常气候刚一结束，火山灰自大气层落回地面，缅因的人口就恢复了稳定增长的势头。同样的情况在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康涅狄格和南、北卡罗来纳等州都有记载。一位目击者写道：“1817年夏天……发生像溃退一样的情况。”

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被迫移民潮也许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干旱尘暴”时期，大批大批的人从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新墨西哥的一部分、科罗拉多、内布拉斯加和其它平原州弃家出逃。和马铃薯大饥荒一样，产生干旱尘暴的原因是错误地使用土地，结果使土地及其人民对不测风云更加难以承受。20世纪 20年代，在

天气，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之一。几千年前，先民就开始企盼及时的雨雪和适当的晴天，直到如今仍未曾改变。以影响农业为最典型、最直接的例子，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气候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无论推动发展与进步，还是导致停滞和动荡，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身边。
东方有大禹治水，西方有诺亚方舟，大洪水可能是许多文明的神话里都存在的共同记忆。亚里士多德认为，大洪水并非单纯的神话，而是周期性的大气现象，就像四季一样，极寒天气和大范围长时间持续降水也会周期性地发生。即使我们抛开过于久远的神话时代，仅观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能够发现气候对人类社会多方面的影响。
气候变迁：影响古文明兴亡的重要因子
虽然这里诞生了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巴比伦，但如今，大概没有人会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一个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地区：这里气候干燥、土壤裸露，布满了沙丘，而且如同其他荒漠地区一样，降水稀少且温差较大。然而如果让时光回转到古巴比伦文明初建之时，两河流域的气候却并非如此。
地质学以及环境变迁研究者认为，两河流域曾存在着湿润而非干旱的气候。在冰河后期最暖的时段，地中海附近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但由于西南季风的扩张和季风雨的滋润，在北纬34°到35°的伊拉克北部却存在着湿润的气候。地质学家通过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氨基酸差位异构分析以及花粉分析等一系列手段，确认了两河流域湿润气候的存在。因此，美索不达米亚在历史上曾是“天堂”，彼时这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非常好。在那个气候湿润的关键时期，古巴比伦成为了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如果没有两河流域充沛的流量，古人如何获得足够的水源去灌溉农田？如果没有季风带来的降雨，在干旱荒芜的土地上是很难诞生灿烂文明的。
而古埃及的情况，人们可能更为熟悉。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古埃及为“尼罗河的赠礼”，尼罗河定期泛滥为古埃及人民提供了可耕作的肥沃农田。然而尼罗河为什么会定期泛滥呢？气候因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尼罗河的重要支流青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塔纳湖，上游处于热带山地多雨区，水源丰富。该河降水有强烈鲜明的季节性，河水流量的年内变化很大。春季水量有限，6月开始涨水至9月初达到高峰。11月至12月水位下降，以后进入枯水期。由于青尼罗河的这个特性，使得尼罗河下游每年都会定期泛滥，进而催生了埃及文明。
两河流域古文明和古埃及都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衰落乃至灭亡的。很多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气候在大范围内变得干旱。处于两河流域入海口阿曼湾的沉积表明在这一时期有一个持续约300年的干旱时期，对金字塔附近棺木的树木年轮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古代文明无力抵御长期干旱的危害，因此，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它们的衰亡。
而处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古印度，有着得天独厚的湿润气候。过去，人们通常认为西方入侵毁灭了古印度文明，但事实上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前，古印度文明早已开始衰落。气象学家在在印度发现了距今4000-3500年前强烈的干旱证据。因此气候突变成为古印度文明衰亡原因的一个可能原因。
气候事件：改变历史进程的自然“推手”
2007年，美国科学院院刊刊发了香港大学章典等研究人员关于气候变迁与战争相互关系的一份的研究报告。这项研究用数据论证了这样一个推论：战争发生频率和人口的变动，在百年尺度上与平均气温的变化周期相关。
这项研究认为，气候变冷将导致食物短缺，人类的生存环境压力增大。为了应对压力，最常见的形式是迁徙，或者说是流亡。由于成熟的农业社会在人口聚居地区会建立起政治疆界，这对于大规模的迁居起着限制作用，因而由气候变迁导致的食物短缺甚至饥荒引起大规模迁居发生时，其结果往往是发生战争。
在我国，气候变化导致的战争，最典型的莫过于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冲突。众所周知，在我国绵延不断的文明史中，位于北方的游牧部落始终与中原农耕社会构成一对矛盾。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宋代的契丹、女真乃至蒙古，明代的满洲……游牧民族始终威胁着农耕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在湿润温暖的气候下，无论是游牧地区，还是农耕地区，都处于相对宽裕的环境下。而一旦气候变冷，趋于干旱。由于游牧民族所处地区往往是高海拔、高纬度的寒冷地区，环境恶劣，资源匮乏。这些边缘地区总是首当其冲地承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的游牧范围向低纬度、低海拔的温暖地区转移。从而对农耕社会形成侵扰。
根据竺可桢所划分的我国历史上的四个温暖时期和四个寒冷时期，我们可以找到其中的对应关系。除第一个寒冷期外，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第二个寒冷期，即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代，相对动荡；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对应两宋时代，当时，两宋先后与辽、西夏、金、元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并立；公元1300年至1900年的第四个寒冷期，来自北方的清朝直接消灭了明朝并取而代之。与之相对，在气候温暖的时期，和平和繁荣更为常见：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均发生在温暖时期。
而那些时间尺度上更小的气候事件，则更加数不胜数，它们中很多都曾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历史进程。台风阻止了蒙古对日本的入侵，大西洋风暴摧毁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拿破仑、希特勒的战争因俄罗斯的寒冷气候而失败。不过，这并不是人们所应注意的重点。我们应当认识到，气候在人类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今后仍将继续下去。因而，全球气候变暖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又如何应对，是目前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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