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佛教的发展

作者&投稿:仍甄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佛教对世界的历史影响~

  佛教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
  感觉像是站在高处在对佛教哲学的很多观点进行评判,客观得不够“客观”。
  可能虽不是一个坚定的佛教信仰者,但却十分严肃和小心地站在与之平等的对面,对这一信仰及其哲学保持着尊重。

  公元前6至5世纪,中国形成了儒家和道家等学说。儒家思想以人为本,侧重于从人的角度来观照人生,社会和自然的变化,重视人的价值,宣扬“仁”为人的最高道德价值。相反,道家则以“自然”为本位,宣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道法自然”的思想,主张到自然之中。儒家的“人”本位和道家的“自然”本位两种核心思想奠定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基础与志向。

  西汉之际,诞生于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了中国内地。佛教以“众生解脱”为本位,宣扬众生通过修持,从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之中解脱出来,进入“涅盘”境界。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在经过彼此冲突,相互融合,约在东晋时代,终于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此后,中华文化形成了儒、道、佛鼎力的三大家,三大家又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主题。

  东晋开始的中国历代译经家们,通过努力将原是印度或中亚的佛教文献译成汉文,并借助于汉文字、纸张和印刷术等汉文化的发展,被空前规模的保存下来。汉译佛典是中国僧人译经家们的再创造,成为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佛教初传入中国之际,它所面对的则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汉文化的历史背景,它只能依托于这一文化,并在这一文化体系之中寻求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道路。随着一批中国的佛教学者脱颖而出,他们在理解和消化佛教思想,融会中外文化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把外来的佛教文化融入传统思想文化中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佛教正是沿着这些先辈们开创的道路一步步前进,并在南北朝时代形成了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义学”之风。南朝与北朝统治者自身的信奉,也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壮大,寺院经济的出现表明佛教在社会生活上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地位。但随之而来的也有“灭法”事件的出现。由于世俗政权不满于佛教的寺院日益壮大,影响了政府的赋税徭役,矛盾激发而导致的,从这里也不难看出佛教社会历史地位的取得,既有其本身宗教领袖的个人贡献,也与世俗政权紧密结合。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和文化都发展到极盛的时期。特别是唐初“贞观之治”以后的100来年,经济的发展,国势的强盛,文化的繁荣,都可谓是空前的。国家的强盛与统一,使这个时期的统治者在宗教文化方面一般都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这对佛教的发展显然是有利的。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宗教也起到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统治者往往采取“三教并行”的政策,更多地利用三者之间相互限制制约的关系来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服务。隋朝的君王多重视佛教,佛教故成为三教之首。而唐初期,唐高祖和太宗都以儒道佛为诶序定义三教,有时甚至将李老道教放在儒家之前。而在武则天时代,佛教重新立为三教之首,之后,随着唐王朝的日益衰落,统治者更注重平衡三教,以期更好地用三教为现实的统治服务。隋唐时期的佛教就是在帝王的这种三教政策下时起时伏,不断发展的。佛教的鼎盛时期在隋唐许多宗派的形成和发展也正是应了这一时期佛教的历史地位的现实体现。

  中国佛教在经过唐末武宗灭法,五代十国战乱及后周宗灭佛等一系列的打击以后,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其历史地位也在不断下降没落。宋辽金元时期的中国佛教,虽然仍得到统治者的扶植利用但总体上看,隋唐鼎盛时期的佛教局面一去不复返。元代时的藏传佛教得以迅猛发展,成为统治者的思想支柱,汉传佛教诸宗却大致走上了没落之路,但值得肯定的是,佛教此时在民族融合与交往上,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

  明清时期,封建制度日益腐败落后,而中国佛教也在“三教合一”的潮流中融合。随着明清封建思想控制的加剧,儒家思想日益极端专制,使道教佛教的发展严重停滞,历史地位也随之一落在落。佛教世俗化发展成为佛教在困境发展的出路,而佛学研究方面消沉没有大的理论突破。

  近代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密切相连,它既是古代佛教文化的继续,又带有明显的新时期的特征。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和民族的多灾多难,传统佛教在近代明显的衰落下来。但中国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学者、思想家通过不懈努力掀起佛教复兴运动。太虚法师的“佛化救国救天下”,发起了近代佛教的复兴运动,国民政府和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都对都教进行了大力的支持援助,是佛教文化在近代得以复兴,“人间佛教”的思潮也得以成为佛教界的主流,佛教文化在国家民族的复兴发张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的佛教在唐代达到鼎盛,宋元明清几代,渐入式微。从佛教各派的流传来看,宋元两代愈来愈多的人皈依到禅宗门下,其余义学各宗逐渐衰落。此后,随着佛学自上而下逐渐走向民间,简单易行的净土宗又日益盛行,明清两代不但提倡禅净一致,而且禅宗也流归净土行了。在佛典翻译方面,除了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重建译场,译出五百余卷经论之后,未见有其他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宋元明清几代对于佛教典籍的整理和传播,主要表现在对佛籍大型丛书——汉文《大藏经》的编纂和刊印。

  当后汉魏晋南北朝之时,玄学大行,帝王学士,高谈名理;又以社会纷乱,智识敏感之人多忧生之嗟叹;而“胡族”入主,诸色人种融会同化,则佛教因之而传入并大张。至隋唐二代,国家安定,文化大同,而高僧之艰苦努力,不减于六朝,且教理昌明,组织渐完,玄奘、智
  、吉藏、弘忍、慧能、神会诸师人物伟巨,故佛法之盛过于六朝,此则因其本身之真价值,非仅凭借统治者之支持也。隋唐以后,佛法废弛,思想不进,罕有大师,虽有宋初之奖励,元代之尊崇,然精神非旧,佛教仅存躯壳而已。

  ��五代后周世宗灭佛,僧纪荡然,典籍散失,佛法趋衰。至宋初而中兴。北宋诸帝,多承祖宗(太祖、太宗)成规,保护佛法;然道学渐盛,佛教受其影响。徽宗奉道抑佛,为佛法之又一厄。南渡以后,孝、宁诸帝事佛甚谨,至遣散道民,为佛子张目,然终不敌道学之盛,佛教在学术界之势力日薄。元代则有喇嘛教之代兴,其势力强大,几同国教,卒致弊害百出,促元朝之灭亡。当喇嘛教盛时,汉地其他诸宗派备受压迫。明代诸帝大都尊崇佛教,而加以保护,同时又监督僧侣,以谋其兴隆。惟世宗崇道排佛,由是佛教渐衰。入清以后,康熙、乾隆二帝盛奖儒学,佛教则除保护喇嘛教外,曾未尝有所尽力,释教益式微。临济、曹洞、华严、净土及律宗五大宗派,萎靡保守,全乏朝气。寺院之大者则衣食于原有之庄田,小者则多赁租余屋,或以募化为生。僧人既乏学力,且多坏规戒,故宗风渐颓。然清代士人研究佛学者渐多,清初王船山治法相学;乾隆时彭绍升、罗有高笃信佛法;后龚自珍学于彭绍升,晚受菩萨戒;魏源亦兼修佛典。此等风气,至晚清更甚,予近代之学术发展以大影响。

  ��此为宋元明清时期佛教发展之大概。荆楚地区本时期佛教发展之基本轨迹与此相类。而本时期内在荆楚地区有影响的佛教宗派、大师(居士)有如下两端:

  ��(1)杨岐派。临济义玄后,中经五世,传至石霜楚圆,楚圆有弟子方会(992~1049年),俗姓冷,袁州宜春人。得法后先后于袁州杨岐山(在今江西宜春)和潭州(今湖南长沙)云盖山“开堂说法”。因他首住杨岐,所以禅宗史上称他为“杨岐方会”;实际上他住在潭州云盖山的时间更长些。杨岐方会的思想,在《古尊宿语录》卷19《袁州杨岐山普通禅院会和尚语录》中有集中的反映:

  ��杨岐一要,千圣同妙;布施大众,果然失照。杨岐一言,随方就圆;若也拟议,十万八十。杨岐一语,呵佛叱祖;明眼人前,不得错举。杨岐一句,急著眼觑;长连床上,拈匙把箸。“十万八千”正是禅宗“一念三千”的另一种表达,而“呵佛骂祖”则是佛性无物的体现。

  ��方会的再传弟子法演,俗姓邓,绵州巴西(今四川绵阳)人,游方十五年,得法于方会弟子白云守端。因他较长时间在蕲州(今湖北蕲春)五祖山开堂说法,所以禅宗史上称他为“五祖法演”。史称法演能“中兴临济法道”,凡“住世四十余年”,“于舒、蕲二郡,四坐巨刹”。[1]但实际上,临济传至法演,已成就为“俗和尚”。《古尊宿语录》卷20《舒州白云山海会演和尚初住四面山语录》记其拈香祝愿云:

  ��升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先为今上皇帝。伏愿常居凤扆,永镇龙楼”。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为州县官僚。伏愿乃忠乃孝,惟清惟白,永作生民父母,长为外护纪刚。”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却为我现住白云守端和尚……”

  ��释迦拈花微笑的义旨,早已抛弃。在他的语录中,还有这样的诗作:

  ��丫环女子画娥眉,鸾镜台前语似痴。

  ��自说玉颜难比并,却来架上著罗衣。

  ��鸳鸯绣了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和尚风流,风流和尚,“美女怀中抱,佛祖心中留”,原是顿教演变的必然。

  ��法演弟子克勤(1063~1153年)曾长住湘西道林。所著《碧岩录》10卷是禅宗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以注释“公案”机锋为主。克勤弟子宗杲(1083~1163年)是一位爱国僧人,初住杭州径山,因反对秦桧的投降路线,受到迫害,发配衡州,在南岳居住了十年。克勤、宗杲对于临济宗在荆楚地区的影响都有很大作用。

  ��(2)净土宗。净土宗初创于北魏昙鸾,以修持而借他力以往生净土为主旨。初行于北方,渐播及南方。唐天宝间有承远者,初居庐山,后往至南岳,世称弥陀和尚。其弟子法照,大历中(766~779年)止衡山云峰寺,开五会念佛之说,谓五日为一会。代宗尊为国师,世称为五会法师。有唐一代,净土之教深入民间,且染及士大夫阶层。盖净土宗讲求往生净土,与各阶层人士营求“来生之计”的欲求相合,故多得信仰。白居易晚年患风痹,专志西方,画西方变相一轴,为之愿曰:

  ��极乐世界清净土,无诸恶道及众苦。

  ��愿如我身病苦者,同生无量寿佛所。

  ��正道出了人们信仰净土宗的原因。故而至宋代,净土宗逐渐成为佛教各派的“共宗”。到了明代,更是如此。这原因,除了各宗传人对自宗的“解脱之道”丧失信心,觉得只有归心净土才较有把握之外,更因为普通的劳动大众,更容易为“往生净土”的来世欢欣所吸引。因此,宋代以后,无论何宗何派的寺院,都打出了“清净国土”之类的招牌。在荆楚地区,也是如此。净土的影响深入人心,在明代著名的“公安三袁”身上有突出的表现。“三袁”,即袁宏道及其兄宗道、弟中道。“三袁”都好佛,尤好净土。所谓“袁氏一门,向心净土”,[2]便是这一情况的写照。袁宏道所著《西方合论》(10卷)是一部宣扬净土思想的重要著作,在当时佛教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注解:

  [1] 《古尊宿语录》卷27,《舒州龙门佛眼和尚语录》。

  [2] 〔明〕甘翼尔语,见《西方合论》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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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佛教发展新趋势
  内容提要:
  本书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来说明宗教”,力求将神学问题还原为世俗问题,以此来研究断代宗教史(明清的佛教问题),进而再认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求“窥一斑而知全豹”,以宗教为切入点来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 全书首先介绍了明清时期的佛教政策,继而阐述了明代佛教发展的两大新趋势,由明及清佛教发展的新趋势,晚清佛教发展的新趋势,最后得出结论,并进行了总结。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明清时期的佛教政策
  第一节 明代统治者推行佛教政策两重性的原因
  第二节 明清统治者对佛教的限制措施
  第三节 明清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措施
  第二章 明代佛教发展新趋势之一——居士佛教的兴盛
  第一节 明代佛教发展新趋势产生的原因
  第二节 佛教向世俗化发展
  第三节 佛儒融合——阳明心学的诞生
  第三章 明代佛教发展新趋势之二——三教合一论和诸宗融合思想
  第一节 四大高僧的三教合一论
  第二节 四大高僧的诸宗融合思想
  第四章 由明及清佛教发展的新趋势——边地佛教的兴盛
  第一节 蒙古地区的边地佛教
  第二节 西藏地区的边地佛教
  第三节 云南地区的边地佛教
  第五章 晚清佛教发展的新趋势——“人间佛教”的兴起
  第一节 晚清佛教的峰回路转
  第二节 僧侣佛学的变革
  第三节 仁人志士的佛教救世情怀
  第六章 结论及启示
  主要参考文献

  书摘:(这对你或许有用,请细看)
  第一章 明清时期的佛教政策
  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其实不然,明清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上承隋唐五代佛教,下启近现代佛教的“关节点”,直接影响到近现代佛教的发展。如果说魏晋南北朝佛教以经籍翻译、摩崖刻石为代表,隋唐佛教的繁荣以宗派林立为标志的话,那么,明清佛教的继续发展则表现为一种深层次上的发展,即是以其深入人心为其典型特征。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什么明清佛教会继续发展呢?这就得从明清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谈起。
  第一节 明代统治者推行佛教政策两重性的原因
  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历来为统治阶级所重视,明初统治者也不例外。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他与历史上的其他皇帝不同:他年轻时因家贫出家当过和尚;利用明教发动起义,推翻元朝;建立明王朝之后,采用“以儒为主,辅之以佛”的统治思想。

南无阿弥陀佛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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