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特别需要尊重国际法

为什么中国不出国际法的全部原文，只出教材~

你说的”国际法原文“具体指什么？依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实在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也就是说，国际法不同于国内法有具体的法律条文甚至是统一法典，国际法是由许许多多具体的双边条约、多边条约（这其实更像国家间的合同，而非法律本身）、国家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习惯、和各文明国家所认可的法律原则所组成，这就使国际法规则的确定和适用上比较复杂。比如说，条约被认为对缔约双方有效，那么如果一条约处分了本来权利就有争议的东西（或者属于第三方的东西），这一处分还有效吗？再比如说，对于岛屿主权的确定是存在习惯法和条约规则的，但是事实情况是什么？只有确定了这些事实后才能进一步适用这些法律。因而，所谓的”尊重国际法“更像一种尊重一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价值“，即这些岛屿在国际法上的主权是有争议的，”主权争议“本身就是事实，而非一国单方面的行动可解决。

没有违反，是别人喝酒乱说的。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国际潮流和国内进步，中国人对待国际法律体系和国际司法机制的立场发生了深刻变化。1978年，在邓小平“我们还要大力研究国际法”的要求鼓舞下，中国的国际法教学和研究逐步开展，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逐渐转变了对国际司法机制的怀疑和观望态度，中国人开始参与到国际司法过程中。1984年，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倪征奥在第39届联大和安理会上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之后，史久镛教授在1994年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并在2000年被选为国际法院院长。王铁崖、端木正等多位中国法学家和法官担任了国际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中国人还在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法庭、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构等重要国际司法组织中受聘担任法官或法律专家组成员。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保留，中国近些年来开始尝试适应和学会使用国际司法机制，在我国签署、批准或加入各种国际公约时，改变了过去那种对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国际争端的条款一概保留的做法，用更加积极和建设性态度对待之。例如，中国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以申诉方或第三方的角色应对和解决涉及WTO的各种贸易争端和摩擦；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应制订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和建立了国家环保总局牵头的履约工作协调组；全面参与了海牙国际私法公约的制定工作，并于1991年和1997年分别加入《海牙送达公约》和《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公约》。
中国在国际安全和裁军领域的步伐尤其引人注目，表现出成长和自信的新形象：中国最早向其他核大国提出《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草案，并积极谋求达成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安排；签署并批准了《拉美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和《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的有关议定书，并且支持在东盟、中亚和中东等地区建立无核区的努力；加入《南极条约》、《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约》，承担了有关《条约》义务；支持《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是首批签署该条约的国家之一，并从1996年7月起停止了核试验；中国支持国际社会禁止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努力，参与有关《条约》或议定书的谈判，履行有关规定；与俄罗斯等国向国际社会倡议防止外空武器化的具体建议，主张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加剧；赞同《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的防扩散宗旨，虽然没有加入该准则，但一直与包括准则成员国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支持打击轻、小武器非法贸易的多边努力，积极参与联合国的有关工作，2002年12月签署《枪支议定书》；加入了修订后的《地雷议定书》，认真履行议定书各项规定。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参与并签署的这些国际法公约和议定书，就是最好的一种证明。我们应当对尚未参与的国际条约和文本做更加仔细的评估，对外做出更加耐心细致的解释，按照自身改革、发展、稳定的需要，推进与国际法律体系的协调与合作。
我们需要更多运用国际法
对一些敏感而重大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制订，在满足基本的保密条件和决策效率的前提下，应当使社会和公众对外交过程有更大的知情权，让国际法学家有更大的话语权。以朝鲜核问题为例：它虽然包含很多复杂的战略机密，同样有可能拿到更大范围加以研讨，让外交和军方之外的学术机构、商务部门、大众传媒以及普通百姓有一定的发言权，尤其让法学家和国际政治分析工作者有更多的探讨空间，使决策过程更好代表公众的意愿。中国在朝核和半岛问题上的政策正经历历史性的调整，不仅需要政治和外交高层的坚定意志，更需要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理解支持，需要国际法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的协同。离开中国国际法学界同行的参与和论证，对外政策调整与变革的合法性基础将会薄弱很多，我们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在国际场合也很难进退自如。
对于美国对外政策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抵制，对于这个超级大国行为方式和思想言论多面性的判别，也存在类似的道理。美国自恃实力强大、影响广泛，因而在国际事务上常常做出蛮横无理的举动，到处树敌和经常惹麻烦。很多国家和国际社会一方面对美国非常头痛、十分讨厌，另一方面又拿它无可奈何。我以为，在同这个特权国家打交道时，单凭意识形态的判断是不够的，意气用事的方式更可能带来相反效果，而国际法的角度及法律学者的思考，能提供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举例来说，当面临美国及西方盟友的压力、要求对伊朗和朝鲜等国的核计划加以“扑灭”时，我们不妨仔细察看一下有关国际法，对于核武器及核材料的研制、使用、政策宣示、衡量标准、后果影响等做出全面评估衡量，看看美国及西方自身核政策及做法有哪些合法与不合法，看看伊朗朝鲜等国的态度及行为有哪些问题，看看邻国、周边地区及国际社会不同部分的反应存在什么法理异同。
很快就能发现：美国的多重核标准是麻烦的主要根源之一；美国对伊朗等国的压制有某些法律依据，但对以色列的庇护存在难以服人的法律漏洞；美国自身扮演了核扩散的某种“领头羊”角色；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多份报告里同时含有鼓励和平解决和严厉制裁的成分，它与安理会的多份决议的性质不谋而合。有了此类信息及法理判断，中国外交官在各种国际场合，就能据理力争，提出符合多数当事国乃至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利益的看法，如支持某些阿拉伯国家提出的“中东无核区”倡议，要求国际社会及安理会防止少数国家把基于自身私利提出的标准当作国际大家庭的共同尺度，拒绝武力方式作为选择等。
再如，当美国一再要求别国参与它牵头的国际反恐斗争，发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威胁时，对于超级大国发出的强大裹挟力，比较策略的应对方式同样来自国际法的某些判定，而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激怒。查询一下国际法学界的讨论，很快能够见到：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并非只有美国人或西方意义上的界说；国际社会以联合国为中心、以《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为具体切入点，展开了大量富有思想性、现实意义和政策效果的探讨。对于“恐怖主义的法律定义”、“恐怖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国家恐怖主义”等争议点，并不存在单一的答案；国际恐怖主义定义中的共同法律要件，并不比这方面的严重分歧更多；经验证明，列举“黑名单”、动辄制裁的办法，往往于事无补、经常适得其反。有了这样的知识，我们在外交斗争中就会理直气壮，以有力的证据直击霸权主义的要害，并以合适的主张推动国际社会遏止国际恐怖主义的努力。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在国际范围是一种共同的评判标准，它的增强势头是无疑的。从中国自身的实践中不难悟出一个道理：国际范围的规范与相关法律，可以推动国际政治的进步，哪怕是缓慢的、潜移默化式的。当然，规范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坐等和现成的，而是由行动者积极创造的，它需要获得承认、重视与政策跟进。从国际范围观察，存在着使各国更多接受国际规范的压力，而且日益明显；各国同时希望加强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话语权和尊严，政府需要通过国际形象的提升使公众有更大的尊严感和向心力。这一切对于当代中国是特别需要的。我们特别要注意使之应用于中国的视角。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领导体制绝非所谓的损害社会、压迫人民的“极权制度”，而是富有成效的、公众拥护的和得到实践证明的。无论奥运会，还是环保、人权、食品安全等方面，中国都必须坚守这种态度，使用这种符合国际法和规范的立场，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存在与正义性。
有必要提高遵从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水平与能力
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观察，特别是从中国对国际制度、国际组织以及重大国际间法律规范的态度着眼，不难发现一根明确的线索，即新中国早期对国际体系的态度是某种“拒绝”或“观察”；邓小平时代改成“加入”与“适应”，到现在变成“争取更大发言权、承担更多义务”。今天，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和各种公约的数量及程度，不仅达到本国历史上空前的水平，而且在世界大国里居于比较靠前的位置，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与外部世界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关系。由体系外的“造反派”到体系内的“参与人”再到体系中的“较强者”，身份的改变决定了中国对国际组织、规范和法律大相径庭的态度。如果我们想沿着邓小平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对重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认真遵守乃至主动塑造和维护，显而易见是必由之路。

这个问题吧，不仅仅是中国人，只要加入了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的国家都需要特别尊重国际法的。

当然，如果非要问为何中国人必须特别在意国际法，也有其客观的因素——中国目前和平崛起的需要。

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它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战略利益，这就难免会对其他国家的既得利益造成威胁，这个时候，他们就可能动用一些非常手段来遏制中国，这时候我们中国人就得万分小心，因为我们还在路上，等我们成功地走完了这条路，我们就可能不仅仅是国际法的尊重者，而且将会是它的立法者。中国人目前在国际上是比较孤立的，周边充满了眼睛，盯着你，随时抓住你的任何纰漏，就连“和平崛起”这个词语，我们的领导人都不再提了，因为尽管是和平的，却依然刺激了很多发达国家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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