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时期文学体裁的特点?

作者&投稿:真败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文学历史都有什么~

歌谣、传说、神话、故事、寓言、童话、传记、诗篇、稗史、游记、剧本、小说、随笔、评论……繁多的体裁构成了文学,也构成了文学的历史。然而,并不是每种抒怀或记叙文字都能进入文学史。就每个具体时代而言,能以经受时光的筛簸,穿越后世历代的传述而存留下来的文学作品必是少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的历史实质上是精品文学的历史、经典文学的历史。
在一个技术手段已经能够无限量提供资讯与娱乐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在阅读?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在探究心灵和人性方面,在摹写生存状态方面,在张扬想像力方面,在文明的传承与塑造方面,有哪一种文化样式的能力可在文学之上?答案是没有。文学无疑是表现力最为宽广最为强大的人类情感工具,其生命力既古远又蓬勃,自从以歌谣传说之类的形式诞生于口述年代以来,它的历史从未中断过-哪所是洪水滔天还是暴政窒息一切之时。只要生活在继续,人类就会把故事一直讲下去,把情愫不断表达出来。面对文学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特质-核心作品的价值亘古不变。尽管作家的写作技巧在不断提高,大众的阅读趣味也日新月异,但即使在已经进入电子阅读的今天,《荷马史诗》或唐吉诃德的魅力依然丝毫无减。

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与联系如下:
一、区别
1、定义不同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历史,或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可提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与伦理、哲学和艺术同属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
2、表现形式不同
文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最早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最早形成书面文学的有中国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昂纪》等。
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
文学, 是一种将语言文字用于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学科。其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艺术的范畴。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研究,又称为“历史学”,或简称“史学”。隶属于历史学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年代学、编纂学、家谱学、古文字学、计量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等,参见历史学。
记录和研究历史的人称为历史学家,简称“史学家”,中国古代称为史官。记录历史的书籍称为史书,如《史记》《汉书》等,粗分为“官修”与“民载”两类。
广义上,“历史”可以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不一定同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在哲学上,这种含义下的历史称为历史本体,例如宇宙历史、地球历史、鸟类历史等等。
狭义的历史则必须以文字记录为基础,即文字出现之后的历史才算历史,在此之前的历史被称为史前史。与人类社会相关的历史,又可以称为人类史或社会史,而脱离人类社会的过去事件称为自然史。

二、联系
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源于历史,同时又虚构部分,同时加入作者的自己的感情因素和作者的价值观的影响,会对历史作出不同程度的改变,使得文学又更多的感情色彩。经过文学的加工,历史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同时历史又给了文学创作更多的源泉的灵感。
扩展资料
历史本身就有很好的文学性,因为历史中隐藏着许多文学性的奥秘。历史是一种天工,其中包含的因果和哲学奥秘,绝不会因为作家个人的情绪和价值观而发生变化。人们常说:“生活比小说更精彩。”生活就是正在发生的历史。
文学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做梦,就是作家通过虚构来营造一种梦境。另一个作用则恰好相反,不做梦,而是在细致地观察和了解事实之后,用文学更深刻、更形象地表现这些事实。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说的就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这恰好也是《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关系,《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之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并不存在价值观的彼此对立和历史事实的全然不同
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三国演义》使用了很多有意思的文学手法,来表现《三国志》里面所记载的历史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演义》其实就是一部历史书,它的历史学价值可以与《三国志》相得益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历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学

司马相如是生活在汉朝的,那个时候的主要文体是赋。赋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它讲究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其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赋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叫“短赋”;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叫“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称为“辞赋”;魏晋以后,日益向骈对方向发展,叫做“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入律体叫“律赋”;宋代以散文形式写赋,称为“文赋”。著名的赋有:杜牧的《阿房宫赋》、曹植的《洛神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等。


西汉文学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

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汉初政论文作者以贾谊、晁错为最著名。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楚辞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屈原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现存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枚乘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政权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司马迁《史记》的出现。

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

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 400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东方朔、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在他周围也有一批辞赋作家,如王褒、张子侨、刘向、华龙等,他们的作品除一些描写帝王田猎、宫苑的大赋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存。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扬雄晚年认识到汉赋无补于讽谏的根本弱点,辍不复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统一,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成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

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传记文学,鲁迅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
司马迁的《史记》在汉宣帝以后就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它记事止于汉武太初年间,就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西汉后期散文成就表现在政论文方面,桓宽的《盐铁论》和刘向的奏疏、校书的“叙录”,继承汉初政论文传统,内容充实,说理明畅,表现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

东汉文学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在政权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班固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中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政论文如王符《潜夫论》、崔□《政论》、仲长统《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王充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

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张衡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桓灵以后,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如赵壹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短赋。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

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五言诗的形成,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们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既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能借鉴《诗经》、《楚辞》的艺术手法,在朴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这对以后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和近体诗的产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汉文学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

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汉初政论文作者以贾谊、晁错为最著名。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楚辞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屈原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现存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枚乘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政权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司马迁《史记》的出现。

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

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 400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东方朔、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在他周围也有一批辞赋作家,如王褒、张子侨、刘向、华龙等,他们的作品除一些描写帝王田猎、宫苑的大赋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存。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扬雄晚年认识到汉赋无补于讽谏的根本弱点,辍不复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统一,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成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

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传记文学,鲁迅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
司马迁的《史记》在汉宣帝以后就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它记事止于汉武太初年间,就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西汉后期散文成就表现在政论文方面,桓宽的《盐铁论》和刘向的奏疏、校书的“叙录”,继承汉初政论文传统,内容充实,说理明畅,表现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

东汉文学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在政权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班固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中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政论文如王符《潜夫论》、崔□《政论》、仲长统《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王充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

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张衡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桓灵以后,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如赵壹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短赋。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

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五言诗的形成,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们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既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能借鉴《诗经》、《楚辞》的艺术手法,在朴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这对以后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和近体诗的产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汉文学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

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汉初政论文作者以贾谊、晁错为最著名。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楚辞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屈原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现存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枚乘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政权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司马迁《史记》的出现。

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

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 400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东方朔、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在他周围也有一批辞赋作家,如王褒、张子侨、刘向、华龙等,他们的作品除一些描写帝王田猎、宫苑的大赋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存。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扬雄晚年认识到汉赋无补于讽谏的根本弱点,辍不复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统一,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成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

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传记文学,鲁迅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
司马迁的《史记》在汉宣帝以后就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它记事止于汉武太初年间,就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西汉后期散文成就表现在政论文方面,桓宽的《盐铁论》和刘向的奏疏、校书的“叙录”,继承汉初政论文传统,内容充实,说理明畅,表现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

东汉文学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在政权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班固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中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政论文如王符《潜夫论》、崔□《政论》、仲长统《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王充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

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张衡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桓灵以后,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如赵壹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短赋。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

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五言诗的形成,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们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既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能借鉴《诗经》、《楚辞》的艺术手法,在朴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这对以后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和近体诗的产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子虚赋》的特点是张扬大国风采,帝王气象,气势恢弘,篇幅较长,与《上林赋》构成姊妹篇,都是汉代文学正式确立的标志性作品。 《子虚赋》是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早期客游梁孝王时所作。此赋通过楚国之子虚先生讲述随齐王出猎,齐王问及楚国,极力铺排楚国之广大丰饶,以至云梦不过是其后花园之小小一角。乌有先生不服,便以齐之大海名山、异方殊类,傲视子虚。 其主要意义是通过这种夸张声势的描写,表现了汉一代王朝的强大声势和雄伟气魄。此赋极铺张扬厉之能事,词藻丰富,描写工丽,散韵相间,标志着汉大赋的完全成熟。


汉初和西汉中后期的汉赋发展状况是怎样的
在汉代初期,各家作品继承楚辞的馀绪,到了枚乘、周马相如的创作,赋的范围扩大了,是糅合着楚辞的辞藻,荀赋的形体,以及纵横家的辞令而形成汉赋那种特有的形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很难用屈、宋或是荀卿那种派别去限制当代的作家。叙事赋、咏物赋、说理赋、拟骚赋,都同时排列在各作家的集子里。司马相如有子虚、...

古诗的体裁有哪几种
杂剧是宋金时期在诸宫调等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文学样式,是一...>> 问题三:中国文学有哪几种体裁... 中国古代文学史体裁分类归纳大纲(转) 1、诗歌 关于诗经:结构,分类及标准,流传时间及作者,诗的起源,孔子删诗说,六义说,变风变雅,四始说,汉诗四家 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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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继续着楚辞的余绪,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因此有的文学史家称:汉初,……只可算是辞的时代,而不是赋的时代。是基本合乎实际的。汉初之赋,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八家,即陆贾、朱建、赵幽王刘友...

李白的生平事迹
他还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称司 马相如为“乡人”,说“蜀中友人吴指南”“死于洞庭之上”是“故乡路遥,魂魄无主”, 也是李白认定自己是出生于四川的蜀人的有力例证。 其后李白两入长安,先后分别游历了梁、宋齐、鲁、吴、越等地,他经常忆及故乡,但 都认定蜀是自己的诞生地。他旅居庐、霍之时曾写有《题...

王维简介20字
王维(692年-761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祖籍山西祁县,其父迁居于蒲州(今山西永济市),遂为河东人。盛唐山水田园派诗人、画家,号称“诗佛”。今存诗400余首,重要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与孟浩然合称“王孟”。王维受母亲影响,精通佛学,其字“摩诘”,是取自佛教的《维摩诘经...

中国的文学体裁形式
散曲的兴起及其体制:结构,体制,形式,体裁,概念名词分析 元代散曲作家:关马,酸甜乐府,张可久,张养浩 明清散曲:成就不高,可以略 5、散文 中国古代神话的主要典籍,简单分类,主要内容,艺术特色 历史散文:左传,国语,战国策,思想内容,风格,艺术特色 诸子散文:论语,墨子,老子,孟子,庄子,...

周口市13792805284: 司马相如大赋的特点 -
宾有和络: 司马相如是汉朝有名的辞赋家,他的赋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特点.①结构宏伟,富丽堂皇.司马相如的赋讲求场面开阔,层次分明;由外及里,由上及下,由近及远,有空间的转移和时间的流动;有多种生活、场面和气氛构成了广阔复杂而又极...

周口市13792805284: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点有何看法 -
宾有和络: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期,诗、赋、小说等体裁,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并奠定了它们在此后的发展方向.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文学出现的这些“新变”,与佛教在中土的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南北朝文学是文学研究整体中的一门重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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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有和络: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

周口市13792805284: 司马相如的散体赋有哪些特点?
宾有和络: 它的主要特点是“不歌而诵”,适宜于口诵朗读.它的抒情成分少,着重铺叙和描写,接近于散文;行文时又往往韵散间出,具有半诗半文的性质;在篇章结构上,则多采用的形式.

周口市13792805284: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有哪些特点?
宾有和络: 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种重要的文体,主要用铺陈夸张的手法,体物写志,辞 藻华丽但不能歌唱.它介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 文的诗化...

周口市13792805284: 司马相如的什么文章写得铺张扬厉,充分表现出了汉赋的文学司马相如的《__________》、《__________》写得铺张扬厉,充分表现出了汉赋的文学特点. -
宾有和络:[答案] 《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等 你说的应该是《子虚赋》 那就该填《子虚赋》、《上林赋》

周口市13792805284: 西汉时期的文化? -
宾有和络: 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另说,司马相如,枚乘,贾谊,淮南小山. 汉赋四大家,标志着大赋的内容、风格的成熟.其典型的代表作品: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

周口市13792805284: 司马相如 名词解释 -
宾有和络: 司马相如是中国汉代的一位文学家和政治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他以擅长作赋和散文而闻名,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子虚赋》和《上林赋》.他的作品具有词藻瑰丽、气韵排宕的特点,被认为是汉赋的代表作品,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他曾担任过中央政府中掌管军政和军赋的长官,也担任过孝文园令等职务.

周口市13792805284: 汉代产生的 一种文学体裁 -
宾有和络: 汉赋 http://baike.baidu.com/view/18880.html?wtp=tt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

周口市13792805284: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
宾有和络: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 《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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