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创造《女神》的文艺观

简述郭沫若积极浪漫主义的文艺观~

以《女神》为例讲讲对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的理解。 《女神》是一部具有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的诗集。贯穿其中的是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破坏，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等。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正构成了《女神》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诗篇的奔腾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宏伟的构思与浓烈的革命色彩，激昂的基调和急骤的旋律，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又同诗人的创作情感相呼应，表现了革命浪漫主义在写作手法上的长处。《女神》中的诗，大多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有的读起来给人的感觉仿佛是诗人诗兴突来，根本没有仔细推敲，反复加工，任凭诗句奔泻成章，这一定是由于诗人饱满的情感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所以给人一种信手写来的感受。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之所以能够将感情表现得如此透彻，这与他广泛地阅读了我国古典诗歌和某些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惠特曼对他的影响。郭沫若曾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与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而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李白也对郭沫若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郭沫若兑取原有深深的爱好，他在诗剧《湘累》中所表达的那种沛然若决江河的反抗丑恶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既符合了屈原的性格，又代表了五四时期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心情。李白也是郭沫若所喜爱的诗人，他曾将李白《日出入行》按新诗的款式分行写了出来，此诗中的风格、精神和气质，与郭沫若息息相通，说明了郭沫若通亮为古代是人间深刻的精神联系，也说明了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正是我国古代古典诗歌浪漫主义传统在革命年代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郭沫若生平

郭沫若Guo Moruo（1892――1978） 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一
在四川大渡河与岷江汇合处，有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乐山市。这里是蜀王开明的故治，秦为安南县，隶蜀郡，汉代改隶犍为郡。北周为平羌县、郡治所，宣帝时置为嘉州。清雍正末年增置乐山县，始名乐山。

嘉州山水秀丽，有举世闻名的“仙山”峨眉山，有唐代凿建的世界第一大佛。峨眉第二峰绥山，俗称二峨。又有三峨，名为美女峰。在这美女峰正北有一小镇，唐代名为南林镇，清道光年间旧址被冲毁，迁至今天称为沙湾的地方。100多年前，这里是清末的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

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午时，母亲忍受着难产的巨大的痛苦，产下颇带“反叛”意味的婴儿――一个迫不及待“脚先下地”，跨出“反逆者的第一步”的“骄子”。母亲受胎之际，梦见一小豹咬自己左手虎口，便以文豹为这“逆产”婴儿的乳名，入家塾后以开贞为其学名，号尚武。

这家人祖上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迁蜀。传至此时，已是第六代了。祖父爱散财，以致家业凋零。父郭朝沛善理财，把家业恢复起来，并在旧居后园设立“绥山山馆”，为子弟们延师授业。母杜邀贞，又名杜荪福，进士之女，15岁嫁到郭家，勤苦操持，受到全家敬重。

1897年春开贞入家塾“绥山山馆”，8岁时塾师教读唐诗和司空图《诗品》，后来他关于诗的见解大体还受着《诗品》的影响。9岁左右开始学作对句及五言、七言试帖诗，产生了一个连本人都感到“有点奇怪的现象”，即“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大量接触新书刊，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同时，养成日后好议论和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他毫不掩饰在“十一岁的时候”，性觉醒“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程度，以至沾染上手淫的毛病。然而“责备”有什么裨益呢？发蒙时天天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圣经贤传，对于“同年代的一般人的性早熟，怕要负很大的责任”。刚满13周岁，即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寄读。这个时候，他把《史记》读了一遍，“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1907年秋升入嘉定府中学，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是“所嗜好”的一种读物，对其“后来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此间，“喜欢读的书是《庄子》、《楚辞》、《文选》、《史记》、严几道译的《天演论》、《群学肆言》”，并“特别喜欢《庄子》”。1910年2月，投考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三年级插班学习。

20虚岁一过，转瞬即是民国元年（1912）。正月十五上元节，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草草完婚。五天过后，人自此便分开了，但这个一生生活在孤寂“洞房”中的女人，始终使他感到“应该要忏悔”。经考成都高等学校理科、报考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最终在长兄的帮助下赴日本留学。1914年1月中旬抵达东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经过半年的努力，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成为中国的官费留学生。到1915年7月，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第二部工科的成仿吾相识。1916年8月初，正当其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想自杀”的时侯，“无意之中”与左藤富子相遇，为其取名安娜，致“恋爱发生”，“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年底，专程赴东京接安娜来冈山同居。因此，招来父母的指责，甚至一度与他断绝书信往来。

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德语课，由于教员以文学士居多，对他产生了“与目标相反的影响”，即“把决心抛弃的文艺倾向又挑拨煽动了起来，而且使旧文艺和新文艺深深地结合了”。因为德语课而喜欢歌德，进一步熟悉斯宾诺莎，由当时日本的“太戈尔”热而喜欢太戈尔，“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思想接近了”，同时“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泛神论思想不仅影响他的诗歌创作和对中国古代神话的认识，还表现在他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论述中。

1918年8月，免试升入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医科大学。1919年9月发表新时，首次署名沫若，自谓是取其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合拢”而成。从此，沫若之名便取代开贞了。20年代中期，在出版翻译小说和戏曲集时，开始使用“郭鼎堂”三字。其后，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领域，常以“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并称，成为显示其学术成就的一个代号。

在福冈4年半的学医生活，基本上被其诗歌创作、文学活动所取代，完完全全“凫进文艺的新潮”，走上“弃医从文”之路。与田汉、宗白华通信讨论诗歌创作、人生道路，与郁达夫、成仿吾方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往返于日本、上海之间，出版白话诗歌集《女神》，翻译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太戈尔、海涅、惠特曼、雪莱等人的诗文，发表诗剧、历史剧作……人虽然在福冈，但“旺盛的创作欲”使他对于繁重的医学课程“感到痛苦”。坚持到1923年3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士学位。当时有人高薪聘其为医生，但却被拒绝。他表示“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少数患者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必须创立新文学”。4月，携眷回国，到达上海。

一年以后，开始与泛神论决裂：“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缘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翻译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对于郭沫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起了很大的作用”。1924年8月，在写给成仿吾的信中自信地宣布：“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从《文艺论集》到《文艺论集续集》集中地反映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转变过程，折射着他的整个思想、生活、作风的变化。

经瞿秋白推荐、林伯渠具体安排，1926年3月郭沫若自上海赴广州，应聘为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科学院长）。到达广州的当天，便在林伯渠家见到毛泽东。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先后与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次见面，结下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从此，郭沫若便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6月，与阳翰笙、李一氓约定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经周恩来具体安排，由孙炳文向蒋介石和邓择生（演达）推荐，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上校军衔）。7月出征，郭沫若随两湖主战场一路。孙炳文为其饯行，赠以“戎马书生”的徽号。8月，由北伐军政治部秘书长（少将军衔）晋升为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在复杂尖锐的内部政治斗争漩涡中，郭沫若始终保持着他那清醒过人的洞察力。1927年3月，蒋介石秘密委任其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说“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郭沫若“虚与委蛇”，跟随其自南昌赴九江、安庆，终于完全“看出了他的真相”，决定脱离蒋介石，在朱德家中写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发表。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14日，郭沫若潜入上海，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与李一氓、周恩来取得联系。周恩来听取了郭沫若的汇报，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向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5月，郭沫若遭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几经辗转，于8月4日赶赴南昌，找到周恩来、贺龙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任其为主席团成员、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即，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8月17日抵达广昌，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与贺龙等一道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经与周恩来商定，再次东渡日本。此一去，海外十年，在受着“双重监视”和“为糊口文字百忙”的艰难情况下，郭沫若“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研究道路”，一连写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契粹编》等重要学术论著，成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奠定了他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崇高学术地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南京政府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郭沫若即“别妇抛雏”秘密回国。12月，日军攻占上海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迁都重庆，郭沫若与何香凝、邹韬奋等赴广州。1938年1月，辗转到武汉，始与于立群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0月下旬，撤离武汉，辗转长沙、桂林，于年底到达重庆。1940年9月，三厅被撤销。10月，重新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担任主任之职，并请回三厅原班人马。就这样，郭沫若以双重身份度过了八年抗战岁月。此间，一方面写下大量政论性的文章，另方面又在学术研究上写出《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历史人物》，在文艺创作上推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做出“至少使得自己较为满足的成绩”。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全力投入到“反对独裁”和迎接“人民新春”的活动当中。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郭沫若连选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相继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1954年以后，连选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9年以后，又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9年－－1959年的10年间，郭沫若连选连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主席为约里奥·居里），“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曾间断”。在国际交往中，为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郭沫若做出重要贡献，先后被苏联及东欧各国科学院授予院士或荣誉院士称号。

“文革”期间，郭沫若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外事工作。1970――1977年的8年间，他先后接待外宾数百次，尤其是在为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方面，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作为国务活动家和世界和平使者，耗去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郭沫若毕竟是文坛巨匠，从政之余继续追寻一个个的学术高峰，实践其“努力攀登不问高”的誓言，留下了学术论著《奴隶制时代》、《管子集校》、《李白与杜甫》和大量文物考古论文以及文艺创作精品――《蔡文姬》、《武则天》，讨论《再生缘》及其作者的一系列论文等，并主编了《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等。

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大体可以作如此划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纵论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则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在50－70年代的20余年间，随时都有对于古文字、古器物的单篇考释或研究论文发表。

郭沫若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著作，经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8卷、考古编12卷、文学编20卷。尚待出版的还有译著12卷、佚文集等。其著作被翻译为日文和欧、美主要文字，受到广泛的热爱，并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郭沫若北京前海西街18号的故居、四川乐山沙湾的旧居，均辟为纪念馆供国内外人士参观。

二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坛巨星，他的学术文化成就呈球形发展态势，表现在诸多领域中。下面，分十个方面作简要介绍。

一、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
在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郭沫若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再走出去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如何认识和吸收“异民族文化之优秀成分”，郭沫若有过两次重大的选择。如果说第一次选择是凭着感情的喜好，创作了白话诗《女神》，开辟出新文学的发展路径。那么当郭沫若进到理性的追求时，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目光便集中在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上。他注意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已经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同时意识到要让这一外来的思想和方法置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当中，为中国人所接受，就要看其适应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了。自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间，郭沫若正是这样走过来的。郭沫若开辟的这一路径，在进入开放时代的今天，仍然为我们的学术文化发展所遵循着。

二、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途径
在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观中，包含着一个“科学的中国化”的思想，即关于“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以及“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和以“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

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提出“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30年代翻译英国著名学者威尔士（H. G. Wells）的巨著《生命之科学》（Science of Life），涉及到科学的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的问题，认为科学的“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艺）化为其手段的。”40年代为上海“大众科学丛书”作序，强调“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这是科学在最高层次上的综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方位的综合！“科学的中国化”，与反对愚昧迷信、实行科学大众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郭沫若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认为“主要的就是由于科学不发达，一切不合理的累赘太多。”同时强调“不仅要使科学知识大众化，而且要使科学精神大众化。”真正做到这一点，愚昧迷信自然就无存身之地了！“科学文艺化”是郭沫若科学思想中的特殊认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充满着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融通。后面将要说到，建立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体现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完美结合。历史剧创作，更是被当作“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成果。“科学的中国化”，又是与政治的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科学与民主的关系，郭沫若说得很清楚：“要做到这一层（按：指科学的中国化），总要有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

直至逝世之前发表《科学的春天》，郭沫若最后的心声依然是：“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们科学发展的道路。”仍然融汇着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三、个人本位 --“革命文学”-- 人民本位的文艺观
由个人本位的“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到“革命文学”的文艺主张，再进到以人民本位的文艺观，既标志着郭沫若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又反映其文艺思想的不断成熟。这当中，折射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孔孟以人民为本位，墨子以帝王为本位，老庄以个人为本位。这样的认识，长期贯穿在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把握住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他对历史人物的种种评论了。

四、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把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确立起“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在“清算中国的社会”，以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来考验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这一“外来的异物”的适应度的同时，郭沫若发现恩格斯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便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来撰写“续篇”，提供出来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写下具有开拓意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针对当时的“国故”之争，在认识上有着三个重要的突破：一是“国故”不再局限于经史子集等文献，扩展到地下出土实物----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二是“国故”包含“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三是提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但其对“国故”的了解“是有莫大的帮助”的。“跳出”经史子集的范围，以地下出土实物为出发点，“跳出”传统观念的范围，引进外来的辩证唯物论观念，以此去认识“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确立起来。这就是：“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而确立起来的“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有“好些错误的结论”，但具体结论的错误却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以20世纪20年代最新的思想观念----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术派别----古史辨派、古史新证派的最新成果，确立起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体系，领导了此后的学术文化潮流。在这之后，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继续进行探索，不断完善他的奴隶制时代研究体系，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颇具影响一派的代表。

为着认识“古代的真实的情形”，郭沫若首先是对《易》、《诗》、《书》等传统经典进行考察。因“疑经”而深入地下发掘的实物，于甲骨卜辞、青铜器铭“创通条例，开拓阃奥”，在甲骨卜辞、青铜器铭研究两大领域分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五、推进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发展的基本趋势
自1899年河南安阳发现甲骨和甲骨上的文字，到20世纪20年代，识其文、断其字，加之罗振玉、王国维等“导路”、“考史”的业绩，甲骨文研究走出草创阶段。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对殷墟先后组织了15次科学发掘。在此期间，郭沫若推出了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三部巨著，使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

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着一条“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路径。《甲骨文字研究》，反映的是对于甲骨文“读破它、利用它”的初始阶段的水平。《卜辞通纂》通过传世的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使甲骨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郭沫若“所怀抱之系统”是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不仅将甲骨卜辞各项内容的内在联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为初涉这一领域者指明入门的路径。这一“系统”的建立，既使其得以纠罗振玉、王国维所误释，识罗振玉、王国维所未识，更使其洞悉了甲骨卜辞本身的诸多奥秘。突出的例证是：《卜辞通纂》考释“世系”类的卜辞之后，列出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殷代先公先王先妣世系表，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殷契粹编》也对殷代世系多有发明，为纠正《史记》记载之误提供了可靠证据。

郭沫若对于甲骨卜辞自身奥秘的探索，大致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当时如何占卜记事（包括占卜、刻写、用辞、行文等），二是后人如何科学利用（包括区分时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以及校对去重等）。对于当时如何占卜记事，郭沫若虽然没有亲身发掘甲骨的经历，仍然获得了与董作宾（彦堂）差不多是殊途同归的巨大成就。对于占卜的次数即“兆序”、占卜用骨和卜后刻写的问题，都提出了带规律性的概括和有预见性的合理探索。特别是甲骨文的刻写部位、行款顺序，即所谓甲骨文例，《卜辞通纂》阐发尤多，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读。在科学利用卜辞方面，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足是重大创获。断片缀合，是将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残破、分散的甲骨片经过缀合而基本恢复原貌，使片断记事得以完整。由于一事多卜，关于同一事的残损严重的卜辞可以相互补足，成为较比完整的史料，这就是所谓的“残辞互足”。由于缀合和互补，还发现著录重复的甲骨片。《卜辞通纂》中校出重片18片，《甲骨文合集》校出重片6000余片，为著录甲骨以来的一次总清理。

郭沫若从60年代起开始主持《甲骨文合集》的编纂，直至其去世后才陆续出版完成13大册，成为甲骨学的集大成巨著。郭沫若虽然未来得及为《甲骨文合集》写出“前言”就离世而去了，但他作为主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六、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等，体现着郭沫若考释器铭的新思路----把考古学纳入“美术的视野”，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入手，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求得器物的历史系统，以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北宋以来著录的殷周青铜器多达三四千件，但多数年代和来历不明。郭沫若翻译出版德国人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并以书中“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最初的实践，完成《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郭沫若改变以往“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传统，理出两周青铜器铭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编为西周金文，“仿《尚书》体例，以列王为次”。下编为列国金文，“仿《国风》体例，以国别为次”。所录器铭，西周铭辞162器，东周铭辞162器，合计两周金文辞324器。《图编》专辑形象，《录编》专辑铭文。《图编》所录图像，依器类形制和年代排比。该书完整地表达出郭沫若在这一领域形成的新的治学思路，以及首次建起的研究两周彝铭的学术体系。后来，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有一段自我总结：先寻到一些表明年代的标准器，把它们作为联络站，再就人名、事迹、文辞的格调、字体的结构、器物的花纹形式等以为参验，寻出一个至少比较近是的条贯。凡有国度表明的，在国别中再求出时代的先后。就这样，一共整理出了324个器皿，都是铭文比较长而史料价值比较高的，两周800年的“混沌”被凿穿。从这又发展出花纹学、形制学等的系统，作为社会史料来征引，就更有着落。以花纹、形式作为考定器物时代的重要手段，从彝器形象出发，郭沫若勾画出中国青铜器发展的基本轮廓，将中国青铜器时代（自殷周前期至战国末年）划分为四期----滥觞期、勃古期、开发期、新式期，为中外学术界所接受和沿用。如此的分期和论述，标志着郭沫若以考古学的科学方法研治金石之学，做出划时代的重大贡献。

释读周代彝铭，确立断代体系，是要探讨两周社会。由此出发，郭沫若发掘出若干重要史实，为研究两周社会开出新局面，这是郭沫若超出其他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的地方。

七、苏活古代文献生命，倡导古书今译
在以实物证史的同时，郭沫若念念不忘苏活古代文献的生命，倡导古书今译，尤其注重古代文献的年代，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一起。

《今译》、《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崖州志》校勘等，从不同领域、不同侧面展示出郭沫若在古籍整理方面的特色和成就。其中，以《管子集校》最有代表性。在版本搜集、对勘下大功夫中，发现不同的版本系统，同时尽可能无遗漏地网罗了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著述。全书写有2000余条“沫若案”，总字数不下20万字。以校为主，校注一体；校释与辨伪、断代结合；运用甲骨文、金文、隶、草等新旧文字，并注入现代经济学等学科思想，将《管子》一书的整理推向新的高度。

八、系统考察先秦社会与周秦诸子思想
考察周秦诸子思想，与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不满意“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周秦诸子的做法，便对秦以前的社会和思想作了系统研究，呈献出考察周秦之际学术高潮的“姊妹篇”----“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成为其贯通诸子学说的代表作。其中，关于辨识儒家两重性、探究道家渊源与流派、区分法家与法术家等的研究，颇具久远影响，成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一家之言。

九、研究古典文学，产生巨大社会效应
郭沫若关于古典文学的论著，总字数近百万言，主要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虽然这在他的全部学术研究论著中只占较小的一席之地，却有着其他绝大部分论著难以产生的社会效应。其中，以考释屈赋、辨胡笳诗、考陈端生、评李（白）说杜（甫），最能展示其学识渊博、思路敏锐、勇于创新的治学特点和研究成果的长久学术价值。兼具诗人气质和学者博识，一生贯穿热爱诗人的美、崇尚哲人的真的双重追求，形成郭沫若独特的思维特点和学术风格。诗人、学者兼而为之，性情、理智交相融汇，写出《李白与杜甫》。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审视，透过李、杜尤其是李白的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二是以诗证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三是突破了杜诗研究的旧框子，推动着杜诗研究的新进展。

十、以戏剧小舞台“再现”历史“大舞台”
把“运动、变化”的中国历史“大舞台”的若干片断（细节）“复制”出来，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于戏剧小舞台，产生巨大社会效应，是其他学者无法追及郭沫若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进入成熟阶段,以《屈原》为突出代表，蕴含着其研究屈原的重要成果。《虎符》在把握“历史的精神”方面，使其历史研究与历史剧作关系的理论得到新的充实。60年代，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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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卓越超群的文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突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女神》的主要篇目：《凤凰涅磐》《炉中煤》《天狗》《女神之再生》《地球，我的母亲！》《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匪徒颂》《湘累》。
《女
神》充分吧地体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凤凰涅槃》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体现了诗人否定旧我、诅咒旧世界、追求新生的
精神。把社会的改造和个人精神的自新结合在一起，表达了诗人追求理想、追求精神自新的决心。在《女神之再生》里，女神再也不能忍受黑暗混乱的世界，再也不
安于在壁龛中静享人间的牺牲，她们毅然来到世间炼石补天，创造能给世界带来温热的新太阳。
《女神》热情歌颂了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的理想。如《天
狗》一诗，塑造了一个“开辟洪荒的大我”的抒情形象，这是一个充满着个性解放精神、旧世界的叛逆者形象，它那种气势磅礴的不可遏止的激情，表达了在破坏中
求创造的决心，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力量。《匪徒颂》一诗，是对“五四”运动前驱者的颂歌，不仅歌颂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歌颂了宗教革命、文艺革命、
教育革命、自然科学的学说革命，还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湘累》和《棠棣之花》两篇诗作，歌颂了我国古代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英雄。《湘累》中的屈原
是人民意识的杰出代表，《棠棣之花》中聂嫈、聂政姐弟二人则是“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的为人民自由、解放而牺牲的爱国志士。
《女神》表现了反
帝反封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如在《棠棣之花》里，歌颂了为祖国、为自由而英勇献身的可贵品质。特别是《炉中煤》一诗，唱出了“眷念祖国的情绪”，感人
至深。诗人以煤自喻，透过通红的炉中煤形象，显示他的那颗爱国赤心，喻出了爱国感情的热烈程度；通过煤的燃烧，把光和热带给人间的情景，喻出了诗人为祖国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决心；叙述煤形成的千百年历史，又喻出了诗人对祖国感情的深长。该诗巧妙的比喻，把爱国主义激情表达得既诚挚、热烈，又委婉、细腻，
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女神》又是一曲歌唱工农群众及劳动创造的颂歌。《地球，我的母亲》一诗，从讴歌地球——母亲，到讴歌劳动，讴歌工农大众，进而歌颂工农大众所创造的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赞美工农是“全人类的保姆”、“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并表示了诗人愿做大地的儿子，来报答工农的深恩的愿望。
【主题引读】
《女
神》应“五四”精神的激发和感召而生，是时代的产物。它体现出浓浓的时代精神，具体说来，一是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充满生机、热血澎湃、追求个性
解放、向往世界和谐的青年形象，这表明了人的“自我意识”真正觉醒；二是诗中涌动着诗人“要把一切的腐败的存在扫荡尽，烧葬尽”的激情，表现出摧毁旧世
界、创造新世界的大无畏精神与气概。
《女神》的艺术特色是与其思想特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郭沫若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位面对整个宇宙、整个人类社会和整个中国发言的诗人，这使他的诗歌大多具有构
思宏伟的特点。《凤凰涅槊》、《女神之再生》等表现的是世界的再造、人类的新生的主题，诗境开阔，构思宏伟。诗人的诗思在整个宇宙和整个世界自由驰骋，从
而又显示出想象力极为丰富、跳跃迅捷、奇丽壮观的特点。不论是《晨安》还是《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不论是《天狗》还是《匪徒颂》，诗人的视野都不局限在具
体的事物上，甚至也不局限在亲见耳闻的事物上，万里长城、金字塔、太平洋、太阳、宇宙、地球、扬子江、泰戈尔、列宁、泛神论，国内国外、天上地下、抽象具
象，一切人类能够想象和接受的东西都进入诗篇，构成内涵独特的意象，并被组织在激越的情感和急骤的节奏中，给人的心灵产生剧烈的震撼和深刻的美的享受。宏
伟的构思、丰富的想象、激越的情感、急骤的旋律形成《女神》诗歌的主要特色。另外，在诗歌的语言上，可以明显看出古典诗词在节奏上的影响，排比、叠句、反
复等修辞的运用，词语的两两对应、平仄音韵的协调整饬，使诗句既能挥洒自如，又琅琅上口，甚至个别字词的粗糙也没能减损诗歌激荡的节律和摇滚乐般的震撼
力。
《女神》运用神话题材、诗剧体裁、象征手法等来反映现实。其中《女神之再生》是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诗人说过：“共工象征南方、颛顼象征北
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不过，诗人早期的社会理想是模糊的。他曾说过：“在初自然是不分质的，只是朦胧地反对旧社会，想
建立一个新社会。那新社会是怎样的，该怎样来建立，都很朦胧。”因此，女神要去创造新鲜的太阳，但仍是一个渺茫的创造，只是理想的憧憬，光明的追求。但在
五四时期，它曾给了广大青年以力量的鼓舞。
　　《女神》的艺术网络是多样化的统一。激情如闪电惊雷，火山喷发;柔情如清风明月，涓涓流泉。而《女神》中的代表诗篇《天狗》其艺术风格当属前者。这首诗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正是青年郭沫若情感最炽烈的时刻。这首诗的风格是强悍、狂暴、紧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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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县13284191939： 举例简析《女神》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谢谢你们 - ？
镡媚素 ： 1.《女神》在形式上的创造《女神》实践了郭沫若自己关于“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创作主张,使诗的形式得到了完全的解放.《女神》不追求任何一种固定的现有的格式,任凭感情驰骋,自然流露,依据内在的感情节奏,自然地形成诗...

藤县13284191939： 郭沫若的《女神》中有哪些意象? - ？
镡媚素 ： 《女神》是“五四”狂飙突进精神的典型体现,它的思想内容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一、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在文学上,要求张扬自我,尊崇个性,以自我内心表现为本位.个性解放的呼声通过对“自我”的发现和自我价值的肯定表现出来...

藤县13284191939： 《女神》的艺术成就 - ？
镡媚素 ： 《女神》的艺术成就:《女神》实践了郭沫若自己关于“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创作主张,使诗的形式得到了完全的解放.《女神》不追求任何一种固定的现有的格式,任凭感情驰骋,自然流露,依据内在的感情节奏,自然地形成诗的韵律.它的五十余首诗,每首诗都是一种新的格式.郭沫若的《女神》是一本诗集 《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是中国的第一部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新诗集.收集了《女神之再生》、《凤凰涅盘》、《天狗》、《晨安》、《炉中煤》、《匪徒颂》等代表性诗篇.

藤县13284191939： 郭沫若创作女神时的思想状态 - ？
镡媚素 ： 郭沫若的《女神》是开一代诗风的新诗集.这就是它在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一、思想内容上.《女神》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它彻底反帝反封建和反抗一切旧势力的革命精神,对光明的向往等,是最强烈地体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二、在艺术上,《女神》是中国浪漫主义新诗的开山之作,开拓和形成了浪漫主义新诗流派.《女神》以鲜明的浪漫主义独树一帜.它强烈的感情,伟美的艺术形象等对当时和后来的浪漫主义诗人发生重要影响.三、在诗歌形式上,《女神》是自由体诗的一个高峰,为诗歌的革新和创造树立了榜样.它完全冲破了旧诗格律的束缚.诗节、诗行长短无定,韵律无固定格式.

藤县13284191939： 叙述女神的艺术价值 - ？
镡媚素 ： 【—之女神艺术价值】,假如说,首倡“诗体的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限;那么,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作品的,则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艺术价值 分析评价《女神》在中国现代新诗发展...

藤县13284191939： 凤凰涅槃是如何体现女神的思想和艺术 - ？
镡媚素 ： 女神》的浪漫主义特色 郭沫若的《女神》是一部浪漫主义诗集,主要特色有: 1、 浪漫主义精神.浪漫主义重主观,强调自我表现.《女神》是“自我表现”的诗作,诗中的凤凰等,都是诗人的“自我表现”.诗中的“自我”主观精神,是...

藤县13284191939： 郭沫若的《女神》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意义是什么? - ？
镡媚素 ： ,四川省乐山县人.他是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浪漫诗人和剧作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他的文学创作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为推动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为开拓新诗发...

藤县13284191939： 举例分析郭沫若《女神》浪漫主义色彩 - ？
镡媚素 ： 郭沫若的《女神》中的《凤凰涅盘》、《天狗》、《女神之再生》,借神话传说,造出非现实的幻象型意象,比同时代任何诗人都更强烈而鲜明地表达了“五四”时期开天辟地、破坏创造的那种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与宏大气象. 如:郭沫若的《...

藤县13284191939： 举例说明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
镡媚素 ： 浪漫主义诗歌具有:主张创作自由,描写自然,注重民间文学艺术上尊创新反模仿,重奇特而轻平凡,以大胆的想象和夸张,描写奇特的情节,塑造非凡的,独特的性格等特点.浪漫主义诗歌形式新颖,格律自由,辞藻富丽,比喻动人.在各国...

藤县13284191939： 标志着郭沫若成熟新诗集 - ？
镡媚素 ： 称得上成熟的现代汉语诗集的当数《女神》.从精神内核,到形式音韵,它都是“五四”时代的弄潮儿.郭沫若这些写于1920左右的诗作.